第三帝國的末路 · 序

我個人對凱塞林元帥的看法可能與其他美國人不同，原因其實很簡單。 1945年5月，歐洲戰爭結束。對於作為歐洲戰區歷史研究部主任的我而言，這似乎是個契機。要想進一步完善研究成果，就需要逐步吸收大部分敵軍指揮官及其參謀人員參與我們的工作。理由毋庸贅言。大多數德軍記錄已被我方所繳獲，並且不會再歸還。德國作為被占領國，絕不被允許書寫自己的作戰歷史。如果能把敵人的戰場行動與我們的行動進行對比，就便於我們了解發生在自己部隊身上的事情及其發生的原因、時間和地點，因此在對敵軍行動進行再現時，就需要在我的主導下由雙方合作進行。 我的上司起初對這種做法持懷疑態度，要麼置之一笑，要麼直接反對。然而，我在戰爭部的對手們卻對這種需要有著深刻的理解。我很理解為什麼我們這邊不贊成，因為這個想法是非常激進的。以前從來沒有人做過這種事情，而且當時也沒有相關規定。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全新的局面，需要創造性地採用一些方法來同常見的行政偏見作鬥爭，然而現實卻並非總能成功。 於是，我帶著複雜的思緒去找了一些敵軍指揮官，想聽聽他們的意見，看是否有可能採取必要的合作措施。馮·倫德施泰特（von Rundstedt）表現得疲倦、冷漠，幾乎沒有任何興趣，但他相信，如果有個問題能夠引起他的同僚的職業興趣的話，大部分人隨時都能做出響應。 肯尼斯·W.赫克勒（Kenneth W.Hechler）少校是我的一名參謀，也是我在探索活動中的得力助手，他與曾是德國國防軍的作戰指揮官的瓦爾特·瓦爾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將軍進行了交流，瓦爾利蒙特認為這個想法非常可行。如果我們願意，他（瓦爾利蒙特）願意成為參加我們工作的第一人。當我在總參謀部會議上對這個情況進行報告時，引起的笑聲比總司令說的玩笑話所引起的笑聲還要誇張。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繼續努力。敵軍指揮官正在我們的幾個戰俘集中營里受到嚴酷對待，這讓所有美國人都感到震驚，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應該始終秉持法治精神，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體面、有秩序、有條理地進行。我正式提出抗議，指出這種方式是嚴重錯誤的，我們實際上是在摧毀那些對我們有用的人，他們並不亞於我們已經接收的那些德國科學家。在這一點上，我得到了上級的支持，他們只提醒我要注意局勢的演變。漸漸地，在走了很多彎路之後，我們終於回到了正軌上。在最開始，有10名敵軍高級指揮官被置於我們的暫時監管中。此後，這一群體穩步擴大。我們和這些軍官相處得很融洽，因為我們雖然把他們當作戰俘，但同樣認識到他們也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為了儘可能給他們提供一點物質享受，讓他們得以安心工作，我們自己掏錢包給他們買了菸草、糖果、剃鬚皂之類的東西。我們還設法通知他們的家人，告知他們還活著，這是他們以前無法想像的待遇。 除了這些簡單的措施，我們還有5名絕對忠誠、熱情、能幹的美國年輕軍官，包括霍華德·哈德森（Howard Hudson）少校、弗朗西斯·P.哈拉斯（Francis P.Halas）上尉、弗蘭克·C.馬欣（Frank C.Mahin）上尉、詹姆斯·斯科金斯（James Scoggins）上尉，以及上面提到的赫克勒少校。他們都全心致力於這個項目，認為它必定能夠取得最終的成功。而且5個人都富有同情心，這是非常寶貴的品質。 我們發現這些新「同事」的性格、精神和反應各不相同，與其他組織群體是一致的。有的人喜歡取悅他人，表現得甚至有些卑微。因此，他們的工作需要額外的留意。有的人做事有條不紊，彬彬有禮，就像他們在以自由的身份處理日常事務一樣。這是最好的一種，他們甚至可以指導他人的工作，比我們做得還好。還有一小部分人仍然鬱鬱寡歡，滿腹怨怒，沉默寡言，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有時我們認為，他們可能在家人和鄰居之間也是個麻煩。 這是一段生動的回憶。回顧那段經歷，我發現唐納德·漢基（Donald Hankey）對戰場的描述恰如其分：「我看到了人類赤裸裸的靈魂，剝去了所有外界干預……我看到了誰在被人奴役，誰又是自由之身；誰是狼心狗肺，誰又是正人君子；誰是其心可鄙，誰又是品格高尚。」隨著軍銜和名譽的提高，以及對法庭審判戰爭罪行的恐懼，在這場對男子漢氣概的考驗中，真正的將軍從那些剛剛授銜的菜鳥中脫穎而出，也許這就是領導力的本質。在潛意識中，我們都承認在任何情況下始終保持強大自控能力的人更加優秀。 阿爾貝特·凱塞林（Albert Kesselring）是一個多面手。沒有哪個偉大的德國指揮官能在一場戰爭中完成如此多的重大任務。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擁有眾多毀譽參半的公眾評價：最高指揮官！被判有罪的戰犯！希特勒的走狗！客觀的軍人！……根據這些觀點，凱塞林稱得上是一個卓越的領導人、軍事干預者、重刑犯、值得尊敬的對手、軍事天才、難以捉摸的滑頭、兢兢業業的老黃牛、靠不住的軟骨頭等等，不一而足。 既然這些事實都是毋庸置疑的，那麼我認為真相在哪裡並不重要，不過很顯然，如果我不尊重凱塞林，尤其是他的為人，我就不會提筆寫他。此外我認為，他在書中講述的故事是對自己生活的反思，相比起法庭和評論家們給出的片面裁判，通過本書對他進行評價可能更加全面。他用樸實的語言講述了他的所見所聞，沒有遮掩，也沒有謝罪，文風特點符合他的性格表現。根據他的描述，讀者有可能會把他貶為一個對希特勒主義俯首帖耳的爪牙，進而全盤否定掉他所有的美德。我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 「微笑的阿爾貝特」，這個稱號在戰爭期間就為我們所熟知，而並非來自1945年下半年中與我們一起工作的德國將軍。他在戰爭後期開始指揮西線戰事，我們最初的計劃是針對一場真正的戰爭危機。幾個月後，我們打探到他在紐倫堡（Nürnberg），又被我們兩個年輕的西線軍官——馬欣上尉和斯科金斯上尉——帶到位於阿倫多夫（Allendorf）的歷史研究營地。在此時，德國人對這項工作已經逐漸冷淡。他們退出合作是由於在紐倫堡滋生了大量的誹謗。凱塞林剛剛離開了那個充滿非議的中心，因此他持有的立場要麼會讓其他人永遠反對這個項目，要麼會引導他們理性行事。 他沒有倒向我們這邊，他對分寸的把握十分準確。他第一天到來的時候，微笑、莊重、平靜，我們心中的天平很快就傾斜了。他對追求良知的人和冷若冰霜的人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個意義甚至比他對義大利和西線戰役歷史所做的重大貢獻還要重要。一方面這是由於他以身作則的薰陶；另一方面是他把溫和的說教與堅實的邏輯進行了融會貫通。每當有頑固不化的人想要阻礙方案實施時，我們就把這一問題拋給「微笑的阿爾貝特」，而他總能把對方拉攏過來。 當英國人即將在義大利對他進行審判的消息公之於世後，這成了對他的影響力的一次重大考驗。阿倫多夫的大部分人舉行了罷工，他們停止寫作，因為他們認為他受到了嚴重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凱塞林在營里通過一些美國人搞不懂的技巧，說服他們回到了自己的簡易工作檯上。他身上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和尊嚴，尤其那些妄自菲薄自怨自艾的人更是深有體會。 在他被審判和定罪的時候，我已經回到了美國，重新開始編輯工作。我對判決的看法發表在1947年5月10日的《底特律新聞》（Detroit News）上，內容如下： 判決的結果似乎是，凱塞林在報復行為中越界了。但是界限在哪裡呢？這在法律中並無規定。他履行了自己的職責，而軍人的職責永遠是艱巨的，有時甚至是殘酷的。 不合格的軍人可能早就放棄，或者不戰而降。可以想像，不管是在軍事上還是之後在敵人的法庭上，越明智的人越能判斷採取什麼樣的報復行為才是最合理的。但我對此表示懷疑。 相反，我認為凱塞林是受累於當時已無可更改的局勢，任何一位稱職的指揮官，如果被置於此種境地，都不可能獨善其身。 許多人也有同樣的疑慮，懷疑這位敵軍指揮官是否得到了必要的公平對待，這是這個世界上的善之根本。幾位有影響力的領導人進行了激烈的抗議。但凱塞林始終置身事外，他以平靜的心態面對死亡和公眾的羞辱。我的一位同事曾給他寫過一封表示遺憾的信，他回復道：「這就像一場戰鬥。總有一天，指揮官會聽取所有人的最佳建議，對所有的因素都進行權衡和把握。但是別忘了，要深入審視自己的內心。」 他在這本書中所講述和總結的很多東西也體現著同樣鮮明的基調。將軍們喜歡使用冠冕堂皇的詞句，但這往往不會反映出作者的內在思想。而說到凱塞林這個人，只要知道他的生活即為他的信仰就足夠了。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內心的平靜，向外散發著真誠。 那麼，如何將這些個人美德與他對納粹德國的愚忠奉獻聯繫在一起呢？軍人忠誠的本質是什麼？這是極其複雜的問題。一個軍人是應該盲目地效忠他的上級，還是必須能接受職業範圍以外的思想和行動？一種觀點是，他們必須有自己的判斷，因為義無反顧的結果也可能是變成惡魔的幫凶。另一種觀點是，如果沒有絕對的忠誠，一個軍隊系統就會變得混亂而無秩序。 對於凱塞林這樣的人來說，不可能有任何中間立場，這也是他的天性。他不會像7月20日事件中的軍人那樣倒戈，不會像隆美爾（Rommel）那樣性情乖僻，不會像倫德施泰特那樣龜縮不出，也不會像古德里安（Guderian）那樣反覆無常。他的任務就是縱橫沙場，他的職責就是堅持到底。這種目標的單一性在他體內催生出了一種適合任何偉大事業的、令人欽佩的力量。同樣正確的是，秉持盡職盡責理念的軍人，往往對於美德也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念。 凱塞林便是如此。也許從狹隘的美國視角來看，他的優點也正是他的缺點。然而，他所做的一切，正如他現在所敘述的職業生涯一樣，都是他性格的體現。他在書末所寫的一句話或許更適合作為開場白：「我想對年輕人說，生命的意義在於努力做正確的事，而所謂的完美無缺，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 我相信他的這種信念就像北極星一樣指引著他。他的指揮才能不僅在他的對手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記，而且定會被後來者們充分研究。他早已在內心深處戰勝了自己，這一點使他始終能夠以高昂的心態，從容面對在戰後歲月中更殘酷的考驗，決無絲毫畏懼。 S.L.A.馬歇爾 歐洲戰區歷史研究部主任 1953年12月於密西根州底特律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