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 · 十五 獨立評論（1932—1935）
我記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橫濱，就接到在君由船公司轉交的信，信中大意說，國內黨爭正烈，我的脾氣不好，最好暫時留在日本，多做點研究日本國情的工作，他說他自己近來很研究日本問題，深切的感覺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於日本。他勸我千萬不可放過這個可以多多觀察日本的機會。
我很贊成在君的意見。但我不通日本話，在日本時只能住很貴的旅館，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遊歷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覺費用太大，難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從神戶回國了。
在君的預言——「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於日本」——在四年半之後完全證實了！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夜日本軍人在瀋陽的暴行果然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也影響到整個東亞的命運和整個世界的命運。
在蔣孟鄰先生領導之下的「新北大」是九月十四日開學的。開學後的第四天就是「九一八」！那天晚上我們還不知道瀋陽的事變。第二天早晨，我們才知道昨夜十點鐘，日本軍隊炮攻瀋陽，占領全城，中國軍隊沒有抵抗。那天我的日記有這一條：
此事之來，久在意中。八月初我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著。
在君在四年之後（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寫的《再論民治與獨裁》一篇文章里，有這一段記載：
……二十年十一月，胡適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
我引這兩段文字，略表示在君和我在那個時期對於當前的局勢的看法。
總而言之，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我們平時夢想的「學術救國」、「科學建國」、「文藝復興」等等工作，眼看見都要被毀滅了。在君在幾年前曾很感慨的對我說：「從前許劭說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我們這些「亂世的飯桶」在這烘烘熱焰里能夠幹些什麼呢？
《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里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當時北平城裡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裡或在歐美同學會裡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在君和我都有過創辦《努力周報》的經驗，知道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熱心。當時我更不熱心，因為剛在「九一八」之前四十多天，北平市公但到了二十年的年底，因為幾個朋友的熱心，在君和我也就不反對了。有幾個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鉞先生，原來也常參加討論的聚餐，他們始終不贊成辦刊物，後來都沒有加入獨立評論社。在君提議，仿照《努力周報》的辦法，社員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積了三個月的捐款，然後出版。後來因為我割治一個潰了的盲腸，在醫院裡住了四十多天，所以我們積了近五個月的捐款，才出第一期《獨立評論》（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之後，捐款仍繼續。後來刊物銷路增加了，捐款減到千分之二五。《獨立》出了近兩年，社員捐款才完全停止。這都是在君的主張，為的是要使刊物在經濟上完全獨立。原來的社員只有十一人，捐款總數為四千二百零五元。這個數字小的可憐，但在那個我後來稱為「Pamphleteeringjournalism（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這點錢已很夠使我們那個刊物完全獨立了。當時排字工價不貴，紙價不貴，校對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呂先生負責，所以開銷很省。最大的節省是我們寫文字的人都是因為自己有話要說，並不想靠稿費吃飯養家，所以不但社員撰文不取稿費，外來的稿子也是因為作者願意借我們的刊物發表他們要說的話，也都不取稿費。《獨立評論》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發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終沒有出一文錢的稿費。所以我叫這個時代做「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
抗戰勝利之後，我回到國內，有許多朋友勸我恢復《獨立評論》。我說：「不可能了。那個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了。貨幣價值天天變動，文人個個窮到等米下鍋，寫文章是為賣文吃飯的，所以篇篇文章須出稿費。況且排字工資太貴了，一千字的排工比一千字的稿費還多！我們無法子可以再辦一個真正『獨立』的刊物了。」
《獨立評論》第一號的《引言》最可以表示我們這個小刊物的旨趣：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著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著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我們幾個人的知識見解是很有限的，我們的判斷主張是難免錯誤的。我們很誠懇的請求社會的批評，並且歡迎各方面的投稿。
原來的《獨立評論》社員有十一人。因為有兩三位是平素不寫文字的，所以《引言》里只說「我們八九個朋友」。後來社員散在各地，有些被政府徵調去服務了，有些到國外去了，北平的刊物要人維持，隨時增加了幾個社員。最多的時候也不過十二三人。人數的限制是為了聚餐談話的便利，並沒有別的理由。
《引言》里說的「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說的「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評論》的根本態度，我在第四十六號里，曾仔細說明這個根本態度只是一種敬慎「無所苟」的態度：
……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當時我們幾個常負編輯責任的人——在君和我、蔣廷黻、傅孟真——都把這個態度看作我們的宗教一樣。我們的主張並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辯爭。例如對日本的問題，孟真是反對我的，在君是贊成我的；又如武力統一的問題，廷黻是贊成的，我是反對的；又如民主與獨裁的爭論，在君主張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我是反對的。但這種激烈的爭論從不妨礙我們的友誼，也從不違反我們互相戒約的「負責任」的敬慎態度。
在君最後病倒的時候（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獨立評論》已出了一百八十期，已辦了三年零七個月了。在那三年零七個月之中，《獨立評論》發表了在君的文字共有六十四篇：論文，二十四篇；《漫遊散記》，二十一篇；《蘇俄旅行記》，十九篇。他常說他是《獨立評論》最出力的投稿人，但我們在他死後回想，如果沒有《獨立評論》，他的《漫遊散記》和《蘇俄旅行記》也許至今還沒有整理出來。他為了要「給適之補篇幅」，才把他的旅行日記整理一遍，「把其中比較有興趣的事情摘錄出來」，才成為《漫遊散記》。他的《蘇俄旅行記》也是我們硬逼他寫出來的。這兩部書都沒有寫完，但這四十篇很有趣味，很有學術資料，又很有傳記資料的記游文字的寫成，總可以算是《獨立評論》逼榨出來的一點有歷史意義的成績了。
上文曾指出1927年在君在大連閒住時就很注意研究日本的國情。我們看他在《獨立評論》初期發表的文章，可以知道他在那幾年之中確曾繼續不斷的注意日本的國情。他寫的關於日本國情的文字有這些：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第一號）、日本的新內閣（第二號）、日本的財政（第二號）（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的財政（第三十號）（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他看的很清楚：日本軍人的「法西斯蒂」運動不久一定要成功的，政黨與議會是無力阻止這個趨勢的，元老如西園寺已失去了「偶像」的作用了，日本的政治安定是絕對不可能的。在君說：「日本政治不安定，並不是中國之福。我們……不可自己騙自己，希望一時的苟安！」
在君兩次分析日本的財政，指出日本的經濟雖然不好，但「距崩潰的程度還遠」，「我們不可以單希望日本自敗」。
他有《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一文（《獨立》第三十七號，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是他補寫出來的他在燕京大學和協和醫學校的講演。在此文里，他很懇摯的向青年人說了幾句許多人不肯說的老實話。他說，我們沒有對日本宣戰的可能。
中國號稱養兵二百萬。日本的常備兵不過二十萬。……但是我們的一師人往往步槍都不齊全。步槍的口徑也不一律。全國所有的機關槍大概不過幾千杆——歐戰的時候，作戰的部隊每一師有一千五百杆。七五公厘的野炮大概一萬人分不到兩尊——實際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炮、坦克、毒氣和飛機可算等於沒有。所以以武器而論，我們的二百萬兵抵不上日本的十萬。……海上和空間完全在日本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炮台都是四十年以前的建築，絲毫沒有防止日本海軍的能力。吳淞的炮台不到五分鐘就毀於日本炮火之下。
作戰不但要兵器，而且要錢。……「九一八」以前，中央所能自由運用的款項每月不到三千萬。上海的事件（二十一年一月——二月）一發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一落就落到二百萬。當時凡有靠中央接濟的機關，立時等於停頓。軍隊的餉項也就沒有著落。
他說：抵制日貨是應該做的，是可以做的。但他要大家明白：去年日本全國的對外貿易共約二十七億圓，中國本部的對日貿易（東三省除外，香港在內）總數為二億六千多萬圓，還不到日本對外貿易總數的百分之十。所以「抵制日貨可以使日本受相當的損失，然而決不能制日本的死命，決不能使日本交還我們的失地」。
他並不勸青年人去當義勇軍。他說：
目前的問題，不是缺少人，是缺少錢，缺少槍，缺少子彈，缺少服裝，尤其是缺少能指揮和組織的人才。
他很沉痛的對青年人說：「抗日救國不是幾天的事，並且不是幾年的事，是要有長期的決心和努力，才能夠有成效的。在目前的中國，四十歲以上的人很少有建設新中國的能力。我們的唯一的希望是在目前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今天的青年……應該要十二分的努力，徹底的了解近代國家的需要，養成近代國民的人格和態度，學會最低限度的專門技能，然後可以使他們的一點愛國心成為結晶品，發生出有效能的行為。抵抗日本，收復失地，一定要到中國能有戰勝日本力量的那一天，才會成為事實。要中國能有那一天，一定要徹底改造一個新式的中國。做這種改造新國家的預備工作，是今天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唯一的責任！」
在君講演的時候（二十二年一月），正是日本人占領山海關的時候，也正是傅孟真所謂「這幾天北平城內的怪現象真正要把中國人的惡根性全盤托出了」（《獨立》三十五號）的時候。二十二年元旦，少數的日本兵黑夜爬城，一日一夜的接觸，「天下第一關」就被日本占領了！那個時候，「北平的要人先送家眷回去，市民不相信鈔票，……學生們的恐慌，紛紛出走，要求免考，……請學校當局保證他們的安全，要求請假不扣分。……」
在君是熟悉地理故常用地理知識來討論軍事問題的。他認定「一旦熱河有了軍事行動，北平天津是萬萬守不了的。」他在前一年（二十一年八月初），就寫了一篇《假如我是張學良》（《獨立》十三號），他替張學良籌畫這守熱河的計劃：
……我們的真正的防禦，長期的戰爭，不在平津，而在熱河。……假如我是張學良，要預備積極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張家口，同時把重要的軍實，北寧路的車輛，逐次的運到居庸關以北。只留一部分的軍隊在山海關、秦皇島、灤州、天津等處；在這幾處經過相當的抵抗以後，也預備從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別退至口外。現在駐在熱河邊界的軍隊，應該從速進到朝陽，並且積極籌備朝陽、凌源、平泉、承德各地間的運輸。熱河東南兩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飛機也有許多危險。喜峰、古北和南口，三處都是天險，每處有一兩萬人防守，日本人非有一倍以上的兵力不能進攻。
只要守得住熱河，放棄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當局有必死的決心，充分的計劃，熱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為什麼司令部應該在張家口呢？因為平津放棄以後，在熱河、察哈爾的軍隊與中央失去了聯絡，一切接濟都要仰給於山西。大同到張家口不過幾點鐘的火車。大同到太原有現成的汽車路，一天可以到達。太原有比較新式的兵工廠，可以接濟前方。所以張家口做司令部最為適宜。
五個月之後，山海關發生了軍事衝突，在君又發表了一篇《假如我是蔣介石》（《獨立》第三十五號，二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版）。在這篇長文里，他很老實的先說明他所謂「明白的認識」：
我個人向來極端唱「低調」的：我向來主張中國遇有機會，應該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之內與日本妥協；並且應該利用一切國際的關係來和緩我們的危急，來牽制日本使他與我們有妥協的可能。（適註：參看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獨立》第五號胡適的《論對日外交方針》。我主張政府應依據二十年十月十九日及二十六日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項原則，進行與日本交涉東三省的善後問題。在君是贊成此文的，孟真是很反對此文的。）
不幸我們把幾次難得的機會都失去了。……等到日本公然的承認「滿洲國」，積極消滅黑龍江的義勇軍，我們就知道日本一定要有進一步的舉動，所以我們主張積極的防禦熱河。遷延到去年年底，軍事當局方始有防禦的表示，防禦的布置還沒有實行，山海關已發生了衝突。……
軍事當局不在蘇炳文、馬占山沒有失敗以前向熱河進兵，是很大的失策。到了今天，若是依然以苟安為目的，這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
他的「低調」包括有決心，有辦法的「抵抗」。他說，抵抗日本的侵略是中國圖生存的唯一途徑，因為一、日本是得步進步的，我們越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吞併越容易實現。二、日本的實力不是沒有限制的，我們不能保全國土，至少應該盡力抵抗，使敵人出最高的代價，如此方能使敵人反省。三、我們要生存，還得靠國際的援助，但是要人幫忙，先要自己幫自己忙，先要自己肯犧牲。
所以他說：假如我是蔣介石，我的辦法是：
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
第二、我要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
第三、我要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
他說：
以上的三件，……做到十分，我們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
如果對於江西的共產黨有相當的辦法，長江以北的軍隊可以儘量的向北方輸送，把守衛南京及長江下游的責任交給剿共的軍隊。總司令應該來往於石家莊與鄭州之間。軍隊戰守的分布應該打破防區制度，通力合作。
在君此文發表之後，不到一個半月，熱河就淪陷了。三月三日，在君、詠霓和我三人會商，我們擬了一個電報，由詠霓用密碼打給蔣委員長：
熱河危急，決非漢卿（張學良）所能支持。不戰再失一省，對內對外，中央必難逃責。非公即日飛來指揮挽救，政府將無以自解於天下。
次日（三月四日）詠霓得蔣先生復電說五日北上。但那天晚上我們就知道熱河全省陷落的真消息了。在君當時記載如下：
熱河的戰事是二月二十二日開始接觸的。二十二早上八點鐘，日軍已由南嶺開進北票，二十五日就到了朝陽，二十四開魯失守，二十六日軍占領下窪子。以後三月一日失凌南，二日失凌源，三日失赤峰、平泉，四日失承德。據東京的路透電，四日上午日軍已占領冷口。自今以後，不但我們的國境只能到長城，而且長城上的要隘都在日本人的手裡。朝陽到承德一共有六百四十多里，日軍七天就占領了承德，昔人說，「日蹙國百里」，這真是這一次戰事的結論了！（丁文江《給張學良將軍一封公開的信》，《獨立》第四十一號）
在君寫的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我寫的《全國震驚以後》，都很責難張學良。三月七日夜，我把這兩篇原稿從印刷所收回，送給張學良，我附了一封信，信中說：
……去年夏間曾勸先生辭職，當時蒙復書表示決心去職。不幸後來此志未得實行，就有今日更大的恥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責求去，從容交卸，使閭閻不驚，部伍不亂，華北全部交中央負責，如此則尚有自贖之功，尚有可以自解於國人世人之道。
三月十日夜，張學良約在君、蔣孟鄰校長、梅月涵校長，和我去談話，他說已見到了蔣委員長，蔣先生要他辭職，他已辭職了，特邀我們去告別。
三月十三日，在君、詠霓和我同到保定看蔣介石先生，他承認實不料日本攻熱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計日本攻熱河須用六師團人，故國內與台灣均須動員，而我們政府每日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萬不料日本人知道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清楚的多多！
熱河陷落之後，戰事就由山海關和熱河兩方面步步進逼。宋哲元部隊在喜峰口之戰，徐庭瑤、關麟征、黃杰所率中央軍隊在南天門八日八夜之戰，都是很壯烈的抵抗——以後就無險可守了。
以後就是北平軍分會和華北政務委員會在何應欽將軍和黃郛先生主持之下的「局部的華北停戰」的談判——就是五月二十三日早晨四時接受，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簽字的「塘沽協定」。在那個「局部的華北停戰」之下，華北又苟安了四年。
六月里，在君和我都因事出國。我是六月十八日離開上海的。在君於六月二十三日和葛利普、德日進，幾位地質學者在上海起程赴美京的第十六次國際地質學會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