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人 · 達維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勞斯 致克里斯蒂安·梅克林

導言 從回溯歷史的角度看，下面這封信比一個死訊包含更多內容，即使這是震驚全德之黑格爾的謝世。這封信是一個對黑格爾棺架的效忠誓言，這個誓言的後果那些發誓的人當時還沒有預料到。在這封信中顯得如此聯繫緊密的施特勞斯（Strauss）[1]與梅克林（Märklin）[2]，屬於布勞博伊倫修道院附屬學校的同一屆學生，在那裡他們互相結下了友誼，雖然是在所謂「天才畢業班」（Geniepromotion）中。人們至少這樣稱呼這一屆稍後在圖賓根教會學校就讀的學生。施特勞斯和梅克林於1925年作為神學院的學生升學進入了那裡。但是今天，在幫助這個群體獲得這個響亮名聲的其餘人物中，只有弗里德里希·提奧多·菲舍爾[3]還有聲譽。在收信人早逝後——他於1848年去世[4]，享年42歲——施特勞斯於獻給他的出色且從容的傳記中，把這所著名教會學校的景色描寫得風姿綽約。這所學校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歷了那麼多建築上的變化，以至於它沒有了修道院的樣子，甚至幾乎不再有一個古老的面貌。隨著建築物的正面轉而朝南——那裡陽光充足且通風透氣，有可以令人陶醉地眺望施瓦本山脈（Schwäbische Alp）上深藍色圍牆的更高樓層，那個山脈作為背景聳立著，高過作為前景戲劇化地向一邊避讓的斯坦拉赫谷（Steinlachtal）——整棟大樓，除了兩個報告廳和一個餐廳外，以這種方式——即與在布勞博伊倫類似的，總是在兩間學生的學習房之間坐落著一間指導教師的小房間——被分隔成適合每6至10人一間的學習—住宿室。」[5]儘管後來，施特勞斯為了尋求與當時來自柏林的、引起全德關心的思想進行直接討論而離開了這所教會學校，但是這兩位友人在1833年又作為指導教師重新在這所學校團聚了。兩年後，《耶穌傳》（Das Leben Jesu）出版了。不但對其作者施特勞斯，而且對梅克林而言，這本書變成了長期持續戰鬥之源泉，在這些戰鬥中形成了青年黑格爾派神學。對這兩人來說，黑格爾學研究的起點是《現象學》[6]。「黑格爾，這位從前與梅克林的父親同一時期進入圖賓根教會學校的人士，在他施瓦本的家鄉長期只是得到微不足道的重視。這時，在梅克林之子及其朋友圈中突然產生了一小群他的熱情追隨者。只是在神學之事上，他們體系中的結論延伸得比這位大師本人大膽得多。」在《耶穌傳》中，這些結論導致了《新約》之超自然主義詮釋與理性詮釋的融合，如此——用施特勞斯的話來說——「一種理念作為謂項的主體——教會將這些謂項賦予耶穌基督——取代個體被確立起來，但是是一種真實的、而非康德式虛幻的理念。假定在一個個體、一個聖人身上，那些被教會歸功於耶穌基督的個性與功能自相矛盾，那麼在物種的理念上它們互相一致」。這就是黑格爾學派的視角，雖然它們在1831年靜靜地處於萌芽狀態，也沒有那麼提升一場葬禮之傳統的振奮效果。當時，這位即將誕生的《耶穌傳》的作者不是唯一一個在那場葬禮上感受到不和諧之音的人，在這種聲音中，一種顛覆性的、未曾預料到的永生即將來臨。同為黑格爾派的J.E.埃德曼非常調解性地寫道：「一個人們剛剛還看到他氣色健康且生機勃勃的人被奪走了生命，對此的恐懼應該被視為在他墓前說的一些話的申辯理由。他太偉大了，以至於他支撐著的那些小傢伙不禁表現得失去自製與鎮靜。」[7] 柏林，1831年11月15日 最心愛的朋友，我應該寫信告訴誰黑格爾去世了，除了你——在我還能聽見和看見活著的他的時候，我最多地想起的人？雖然在我的信到你那裡之前，報紙就將報道此事，但是你也應該和必須從我這裡聽聞它。我曾希望能夠從柏林寫信告訴你更可喜之事！設想一下我是如何獲悉此事的吧。我一直未能碰見施萊爾馬赫[8]，直至今天早晨。那時他很自然地問，霍亂是否嚇退了我讓我不敢出現，我反駁道，這一消息已經變得越來越令人鎮靜，並且現在真的快要結束了。他說，是這樣的，但是它還奪走了一個偉大的受害者——黑格爾教授昨天晚上死於霍亂。想像一下這種影響！偉大的施萊爾馬赫，當我把他與這一損失相比較時，他在那一刻對我而言是無足輕重的。我們的談話結束了，我匆匆離去。我的第一個念頭是：現在我要動身離開了，沒有了黑格爾，我在柏林做什麼呢？但是很快我想了一想，而現在我留了下來。我已經旅行至此——我不再繼續旅行；在這裡，雖然黑格爾已經去世了，但是他沒有完全消逝。我非常高興，在這位偉大的大師生命終結前還聽過他說話、見到過他。我在他那裡聽了兩門講座課：關於哲學的歷史和法律哲學史。如果撇開所有表面性不談，他的報告給人一種純粹為自我而存在（Fürsichsein）的印象，這種存在意識不到為他人之存在，也就是說，這與其說是一次針對聽眾的講話，不如說是一次說出來的思索。因此，正如它們如此迅速地想要在思想中產生，說出來的只有壓低的聲音和未完成的句子。但是它同時是一次沉思，就像人們可能在一個並非完全不受干擾之地獲得的那樣，它在最舒適、最具體的形式和只是通過其所在的關聯和語境獲得更高意義的範例中活動。星期五他還上了這兩門講座課。星期六和星期天課本來就暫停。星期一張貼告示說，黑格爾由於急病不得不中斷他的講座課，但是他希望星期四能夠通知課程繼續。但是還在星期一時，他的終點確定了。上星期四我拜訪了他。當我向他說出名字和出生地時，他立刻說「啊，一個符騰堡人！」並且表示了真摯的愉悅之情。他問我符騰堡形形色色的情況——他仍然帶著真誠的親密生活在其中——比如修道院、新老符騰堡人之間的關係等這一類問題。關於圖賓根，他說，他聽聞在那裡充滿著對其哲學的糟糕的、部分帶有惡意的看法；他微笑著說，先知在其祖國毫無價值，這種情況也適用於此。關於圖賓根的學術精神，他有自己的想法。在那裡，這個人和那個人對某件事持有的觀點被堆積起來；在那裡，一個人說這件事，另一個人說那件事，這種情況本身也讓人說，等等。這一看法如今對圖賓根而言可能不再完全恰當，健全的理智和正統的體系是圖賓根的神學和哲學更加積極的中心。黑格爾很有興趣地打聽你父親，對穆爾布隆（Maulbronn）的提及讓他想到這一點，他說，他與你父親一起讀完了中學和大學。他以為你父親還在諾因施塔特（Neuenstadt）。當我告訴他你父親現在是海爾布隆（Heilbronn）的高級教士時，這位老符騰堡人說道：「那麼，現在在海爾布隆也有高級教士了嗎？」[9]——每當人們在講台上看到和聽到黑格爾，他表現得如此蒼老，駝著背、咳嗽著等等，以至於當我進入房間接近他時，我覺得他年輕了十歲。當然，被一頂帽子——就像賓德（Binder）的畫作中展示的那頂——遮住的灰白頭髮、蒼白但不憔悴的面容、藍色的眼睛和尤其在微笑時露出來的最美麗的白色牙齒：這些給人留下了一個十分愉快的印象。當我在他那裡時，他舉止完全像一位善良的老先生，而且他最後說，我要不時去他那裡拜訪一下，他想介紹我與他妻子認識。如今，他將於明日下午三點下葬。大學裡的震驚非同尋常。亨寧[10]、馬爾海涅克[11]、甚至里特爾[12]都完全不能授課，米歇爾特[13]幾乎在講台上落淚。現在，我的學習計劃完全被撕碎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也許會著手照著讀完這兩門講座課的講義。此外，我正在施萊爾馬赫那裡聽百科全書，在馬爾海涅克那裡聽新哲學對神學的影響。現在，因為黑格爾的講座課取消了，我還可以在後者那裡聽教會教義史，他在黑格爾的同一時段開這門課。我將去亨寧那裡聽邏輯學，去米歇爾特那裡聽哲學科學的百科全書。因為施萊爾馬赫是即興講演，不易記下他的授課內容；總的來說迄今為止，他——也包括他的說教在內——還沒有特別吸引我；我必須首先更好地了解他本人。人們說馬爾海涅克的演講驕傲自大且裝腔作勢，這是一種錯誤的描述，它十分有價值並且帶著顯而易見的感情痕跡。在這裡最友好的一位就是希茨希[14]，他已經給我幫了無數忙。昨天他把我介紹給一個協會，那裡的特別之處是能碰見沙米索[15]。人們朗誦費希特[16]的《生活》。沙米索，一位稍老的、高個的、消瘦的男子，留著一頭灰白的早期德國式的頭髮，但是有一對烏黑的眉毛。在談話中他並不是那麼好，心不在焉、做鬼臉，但是他很親切友好且樂於助人。所以我擁有了一切，只是沒有你——我最好的朋友，也沒有找到一個對我而言能夠有什麼取代你的人。你會說：「為何你如此固執地跑開，沒有等我們？」我回答：「為了見黑格爾，為了給他送葬。」把這封信給比爾，以便他告訴我父母——他們大概很渴望知道——在黑格爾去世後我現在打算做什麼。 施特勞斯 昨天，17日，我們安葬了他。三點時，馬爾海涅克作為校長在大學禮堂里做了發言，演講簡樸而真摯，完全令我滿意。他將黑格爾不僅描繪成思想帝國中的國王，還描繪成生活中真正的耶穌信徒。他還說——在教會的典禮上他不會這麼說——黑格爾像耶穌基督那樣，通過肉體的死亡進入到了精神上的再生，他把這種精神留給了追隨者並且將它滲透。然後，頗為嘈雜的隊伍行進至居喪之家，再從那裡前往墓地。這塊墳墓被雪覆蓋著，左邊是夕陽，右邊是升起的月亮。如同黑格爾希望的那樣，他被安葬在費希特的旁邊。樞密院委員弗里德里希·福爾斯特（Fr.Förster），一位詩人和黑格爾的擁護者，發表了一篇滿是廢話的講話，例如關於雷雨——這場雷雨早已籠罩在我們頭頂，看來已經要逐漸消散，它還帶著有火花的光束與沉重的雷聲擊中了一個高貴的頭，而且這些以一種語調說出來，好像人們給了這傢伙5芬尼銀幣，要他迅速地把事情照著念完。在這結束後，人們走得離墳墓更近了一些，有一個被淚水壓抑著但是莊嚴的聲音說：「願主賜福於你。」這是馬爾海涅克。這一印象再次讓我十分滿意。從墓地走出來時，我看到一位年輕男子在哭泣，並且聽到他提及黑格爾。我與他做伴同行。他是一位法學家，黑格爾多年的學生。就此祝你平安！ * * * [1] 施特勞斯的姓氏應寫作「Strauβ」，原著在此處出現的這種不準確性，是由德語正字法的歷史演變造成的。達維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β，1808—1874），德國新教哲學家、作家和神學家，青年黑格爾派代表人物之一，以對基督教的批判而著名，主要著作有《耶穌傳》（Das Leben Jesu）和《舊信仰和新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等。 [2] 克里斯蒂安·梅克林（Christian Märklin，1807—1849），德國新教神學家和教育學家，政治上傾向於君主立憲制。1821～1825年，兩人同在穆爾布隆-布勞博伊倫新教講習班（Evangelischen Seminare Maulbronn und Blaubeuren，相當於9～12年級的高級文理中學）就讀，1825～1830年，兩人同在圖賓根教會學校（Tübinger Stift）就讀。 [3] 弗里德里希·提奧多·菲舍爾（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1807—1887），德國文學家和哲學家，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代表作有《批判路徑》（Kritische Gänge）和《美之美學或科學》（Aesthetik oder Wissenschaft des Schönen）等，政治上傾向於左翼民主。 [4] 此處原文有誤，梅克林實際去世於1849年10月18日。 [5] 達維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勞斯：《克里斯蒂安·梅克林：來自當下的一幅生平性格圖》（David Friedrich Strauβ，Christian Märklin：Ein Lebens-und Charakterbild aus der Gegenwart），曼海姆1851年版，28～29頁。 [6] 指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精神現象學》（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班貝克/維爾茨堡1807年版。 [7] 約翰·愛德華·埃德曼（Johann Eduard Erdmann，1805—1892），德國哲學家和作家，老年黑格爾派的成員，曾在柏林跟隨黑格爾學習，代表作是《哲學史大綱》（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8] 弗里德里希·達尼爾·恩斯特·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國新教神學家和哲學家，浪漫派的成員，將柏拉圖的著作譯成了德語，被視為近代註疏學的創始人。 [9] 穆爾布隆、諾因施塔特和海爾布隆都是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北部的小城市。 [10] 萊奧波德·奧古斯特·威廉·佐羅塞奧斯·馮·亨寧（Leopold August Wilhelm Dorotheus von Henning，1791—1866），德國哲學家，1821年在黑格爾的指導下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黑格爾去世後主編了他關於邏輯學的著述。 [11] 菲利普·康拉德·馬爾海涅克（Philipp Konrad Marheineke，1780—1846），德國新教神學家，在黑格爾去世後逐漸成為其追隨者中的右派中堅分子，1817～1818，1831～1832年任柏林大學校長。 [12] 卡爾·里特爾（Carl Ritter，1779—1859），德國地理學家，柏林大學教授，近代科學地理學的創始人之一。 [13] 卡爾·路德維希·米歇爾特（Karl Ludwig Michelet，1801—1893），德國哲學家，1824年在黑格爾的指導下在柏林大學獲博士學位。亨寧、馬爾海涅克與米歇爾特都加入了在1832～1845年負責主編黑格爾全集的「故人之友協會」（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14] 尤里烏斯·愛德華·希茨希（Julius Eduard Hitzig，1780—1849），德國法學家、作家和出版商，長期在柏林的司法機構擔任要職。他還是霍夫曼（E.T.A.Hoffmann，1776—1822）的傳記作者。 [15] 阿德爾貝特·馮·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法裔德國博物學家和浪漫派詩人，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彼得·施萊米爾的奇談》（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16] 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國哲學家，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康德與黑格爾之間的聯結者。費希特還是德國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最初的激發者與宣揚者之一。代表作有《自然法權基礎》（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全部知識學之基礎》（Gru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和《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