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農民戰爭 · 七
蓋斯邁爾退到威尼斯地區以後，農民戰爭的最後一幕就告結束了。各處農民重新陷入他們的教會領主、貴族領主或城市貴族領主的奴役之中；各處和農民締結的協定都被撕毀，勝利者對戰敗者極盡掠奪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當的負擔更加重了。德國人民進行的最偉大的革命嘗試，以忍辱失敗而告終了，而且暫時還使壓迫倍增。然而從長遠看來，使農民階級處境更加惡化的還不能說是起義被鎮壓下去這件事。凡是貴族，諸侯，僧侶們能夠年復一年地從農民身上榨取到的東西，在戰前就都已榨取到了；當時德國農民從自己的勞動產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額，僅限於維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續後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資料，這一點是和現代無產者相同的。所以一般說來農民身上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榨取的了。許多富裕中農自然是破產了，大量依附農淪為農奴，整片的公社地產被沒收，大批農民由於家宅被毀，田園荒蕪，飽經禍亂，流浪四方，或變為城市平民。但是戰爭和禍亂成為當時的家常便飯，農民階級痛苦已深，而捐稅還在增加，使他們的生活狀況繼續惡化。以後各次宗教戰爭以及連綿不斷毀滅生命財產的三十年戰爭使農民遭受災難之慘重遠遠超過農民戰爭；尤其是三十年戰爭把用於農業生產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勞動力消滅了，同時又有許多城市被破壞了，因此，農民、貧民和破產市民都長期陷入最艱苦的愛爾蘭的貧困境地。
遭受農民戰爭的打擊最大的是僧侶。他們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毀了，他們的金銀財寶被搶劫，不是賣給外國，就是被熔化了，他們的儲備物資都耗盡了。在各處都是他們的抵抗力最小，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卻是最集中地針對著他們。其他等級，即諸侯，貴族和市民階級，甚至眼見眾怒所指的高級僧侶處境困難而暗中稱快。農民戰爭使教產還俗以利農民成為通俗的想法，世俗諸侯以及一些城市則極力設法使教產還俗按照對他們最有利的方式來進行，而在新教各邦中，高級僧侶的產業很快就轉入諸侯或城市貴族手中。就是僧侶諸侯們的權勢也已受到侵害，世俗諸侯們很善於在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所以我們曾看到富爾德修道院長如何從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領主地位降為他的臣屬的情況。所以肯普騰城竟強迫諸侯修道院長將他在此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權廉價地賣給此城了。
貴族也大受打擊。他們的城堡大半被毀，很多最體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諸侯維持生存。他們在農民面前無能為力已是完全註定了；他們到處都被擊敗；被迫投降；只有諸侯的軍隊才挽救了他們。他們日益喪失其帝國直屬等級的意義而淪為諸侯的臣屬。
整個看來，城市也沒有從農民戰爭得到什麼好處。名門望族的統治幾乎到處都重新鞏固起來；市民階級反對派受挫，很久不能重振。舊有的城市貴族的成規慣例繼續維持下去，在各方面都阻礙著工商業的發展，一直拖到法國革命時期。諸侯們還認為市民或平民黨派在鬥爭中是在城市包庇之下才取得暫時的成就的，所以城市要對此事負責任。從前已經屬於諸侯領土的城市，於是不得不支付巨額賠款，城市特權被剝奪，在諸侯們奴役之下聽憑勒索（如弗蘭肯豪森，阿倫施塔特，施馬爾卡爾登，維爾茨堡等等），帝國直轄市被併入諸侯領土（例如繆爾豪森），或者至少要受毗鄰的諸侯的託管，許多法蘭克尼亞的帝國直轄市就是如此。
在這些情形之下，歸根結底從農民戰爭取得好處的只有諸侯。本文一開頭即已談到德國農工商業的發展很差，使德國人統一為一個民族國家沒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區的中央集權化，因而在分裂割據狀態之下代表這種局部的中央集權勢力的諸侯，形成了從當時社會政治關係的任何變動中都必能得到好處的唯一等級。當時德國的發展水平是這樣低，而同時各省區的情況又這樣不同，致使世俗諸侯邦之外，還有獨立自主的僧侶轄區，城市共和國以及獨立自主的伯爵和男爵能夠同時存在；雖然這種發展很緩慢很拖沓，但是是趨向於省區的中央集權化，這就是說，要使其餘的帝國等級從屬於諸侯統治之下。因此在農民戰爭結束的時候只有諸侯能夠有所得。事實也正是如此。諸侯們不僅由於僧侶，貴族，城市這些競爭者都削弱了而得到相對的利益，他們還由於靠犧牲所有其他等級拿到spolia opima〔主要戰利品〕而得到絕對的利益。教產是以最有利於他們的方式還俗了；一部分半破落或全破落的貴族不得不逐漸降伏於他們的統治之下；向城市和農民搜刮勒索的金錢流入他們的金庫，同時由於取消了那麼多的城市特權，他們要在財政措施上為所欲為就更加有餘地了。
德國的分裂割據狀態之加甚與加強是農民戰爭的主要結果，同時也是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
我們已經見到德國是處於怎樣的分崩離析狀態之下，不僅分成無數獨立而幾乎完全互不相干的省區，而且整個民族在每一個這樣的省區中都分裂為各種複雜的等級與等級集團。諸侯和僧侶之外，在農村中還有貴族和農民，在城市裡還有城市貴族，市民和平民，全是一些利害即或不相衝突也是彼此懸殊的等級。在所有這些複雜的利害關係之上，還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關係。我們已經見到，這些複雜的利害關係終於經過困難而不完滿地，而且隨各地情況不同而又很不一律地形成了三大派；儘管好不容易才形成這幾派，每一等級還是一反條件所許的民族發展之道而行，都是各行其是地去搞運動，因而不僅和所有的保守派等級發生衝突，而且也和所有其他反對派等級發生衝突，終於不得不一齊垮台。濟金根暴動中的貴族是這樣，農民戰爭中的農民是這樣，全部馴順的宗教改革運動中的市民也是這樣。甚至農民和平民在德國大多數地區中也是沒有共同行動，而是互相為難。我們也已經見到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階級鬥爭如此支離破碎，因而使革命運動遭致完全失敗，使市民階級運動半途而廢。
地方和各省的分裂割據狀態以及由此必然產生的地方狹隘性和省區狹隘性如何毀壞了整個運動；市民、農民、平民都如何不能採取集中的全民性的行動；例如農民們如何在每一省區都各行其是，向來不肯支援鄰區的起義農民，因而在各次戰役中都被官軍各個擊破，而官軍人數不過是全部起義群眾的1/10——所有這一切讀者都可以從上面的敘述中看得很清楚。某些農軍和敵人締結的各種停戰協定和協議恰巧成了背叛共同事業的行動，而歷次農軍的聯合都不是為了使他們自己的行動一致一些，而只是在同共同的敵人交鋒時吃了敗仗才來聯合，這些情形最鮮明地說明各省區農民互不關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麼程度。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1848—1850年的運動作一番比較。1848年反對派各階級之間也是利害衝突，各行其是。資產階級已充分發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專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又還不足以馬上使其他各階級的要求從屬於它這個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還過於軟弱，不能期望迅速跳過資產階級階段而立即奪取政權，但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滋味，它在專制制度之下又已經嘗夠了，而資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已經大為發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眾，即小資產階級，小工場主（手工業者），農民，都被他們的暫時還是天然的同盟者資產階級認為已太革命而遺棄，而有時又被無產階級認為不夠先進而遺棄；他們自己之間又不一條心，因而一事無成，而且對左右兩面同是反對派的人們都持反對態度。最後可以這樣說：1525年農民之間的地方狹隘性並不比1848年參加運動的所有階級之間的地方狹隘性還更嚴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緊跟著也有成百的順利進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國林立狀態保持不變等等，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上述情況。誰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兩次德國革命及其結局之後還會夢囈聯邦共和國，那末他沒有別的去處，只配送到瘋人院裡去。
然而這兩次革命，即16世紀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儘管完全類似，卻也大有本質的區別。1848年的革命如果沒有證明德國的進步的話，那末卻證明了歐洲的進步。
從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誰呢？諸侯。從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誰呢？大諸侯，奧地利與普魯士。站在1525年的小諸侯背後的，是用捐稅鎖鏈把這些小諸侯束縛起來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諸侯背後，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背後的，是很快就通過國債制服了這些大諸侯的現代大資產階級。而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後的是無產階級。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國地方事件。當德國人進行農民戰爭的時候，英國人，法國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進行過他們的農民戰爭了。如果德國已是分崩離析的話，那末歐洲就更加分崩離析。1848年的革命不是德國地方事件，它是偉大的歐洲事件的一個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個進程中，它的動因並不是局限於一個國家的窄狹範圍之內，甚至不是局限於一個大洲的窄狹範圍之內。可以說，曾為此次革命舞台的這些國家，對於此次革命的發生，恰恰起作用最少。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覺又無心無意的原料，要在現在全世界都參加的這一次運動的進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這一次運動在我們的現存社會制度之下看起來當然只能是一種外來的力量，但它結果正是我們自己的運動。因此從1848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象1525年的革命那樣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