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軍大本營 ·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大本營，完全操縱在一個人手中。曾作為天才的戰局計劃和傑出的軍事指揮官的發源地，對很多人來說、大本營甚至在戰爭形勢惡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德國軍隊心懷堅定信念的可靠支柱。但它最終也沒有使大家——國防軍和人民——免遭戰敗的厄運。甚至到今天，在當代人面前提起「元首大本營」，都似乎要冒一點風險。 德國公眾的這種義憤，當時和現在主要是針對身為「國防軍最高司令」的希特勒個人的。然而，在大本營總參謀部身居高位的那位軍官，也應承擔部分責任，但僅僅是一部分。這不僅是因為，這個職位是別人強加給他的，而且還因為他的經歷與一種特殊的責任感維繫在一起。如果當時的條令對職責作了另一種規定，明確指出不包括高級總參謀部軍官的所謂「共同責任」；如果那些年裡，公正和邪惡對德國大本營的最高指揮只是偶爾發生影響；如果戰後同盟國法庭對總參謀部軍官的責任，進行了完全相反的判決，那麼，剩下的就只有自己良心上的自責了。因為被置於這種地位上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不承認，上司們的可怕的命運之力從他身邊掠過的時候，都不會不留下痕跡的。 儘管如此，為了滿足歷史研究者的需要和願望，作者還是欣然命筆。這也是為那些同路人，履行他個人的一點義務。正是由於那些站在第一線的高級軍官們殘遭非命，才能使作者在戰後對德國大本營及其國防軍統帥部的本質和作用，作隻言片語的描述。 但是，該書的這一特殊目的，不應有損於歷史的真實性。促使作者寫書的動機，恰恰是想進一步澄清各種事件，使讀者對其有一個更深入的了解。朽中，對軟弱和失職沒有進行指摘；同樣，也沒有將成績和功勞作為辯解的資本。在希特勒面前，每一個軍官都不可能有獨立作出抉擇和採取行動的自由。對這一點，該書比戰後任何一本著作都進行了更清楚的描述。這種狀況，在國防軍統帥部首腦凱特爾和約德爾，與其下屬的總參謀部軍官們——作者也在此列——之間，就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據作者多次觀察，每一位來大本營聽報告和作匯報的前線司令官，幾乎沒有一位不感到希特勒的束縛和壓力。在這方面對國防軍統帥部的高級軍官們進行「辯解」，已不屬於事實範疇。超出事實之外的東西，應留給歷史去評說。 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作寫作的源泉，這是理所當然的。這部回憶錄多處提到一大批原國防軍的軍官，其中幾位仍在今天德國軍隊里擔任要職。對本書持懷疑態度的人，不妨前去核實和考證。此外，部分迄今尚未發表的命令和文件；公務日記和個人日記；引自備忘錄和其他戰後著作的可告見證；希特勒形勢討論會的速記稿，對本朽都是一種充實和佐證。當作者1960 年夏動筆之前，就已經收集和整理了若干年的資料。依靠這樣的資料，作者就不必專門去澄清「傳聞」中的流言蜚語，也不必去校正大量「報道」中關於德國大本營的不實之詞。有些不屬於軍事範疇的無關大局的或與此有關的事，部不在本書考慮之內。 此外，還必須說明一下，根據德國軍語的習慣用法，本書使用的「大本營」一詞，是國防軍最高機構從事指揮和命令活動人員的總稱，在其他地方則指領率機構的駐地。 瓦利蒙特 於泰根湖畔的羅塔赫—埃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