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觀念論與當前哲學的困境 · 第一節　對講座的任務的規定

隨著主題的提出，任務也得到了澄清：這是有關德國觀念論（den deutschen Idealismus）的一份歷史報告，緊接下來，這是對如今在哲學界得到推進的事情的一種忠實描述。 當然，已經有人提出了反駁：以如此外在的方式，這項任務是無法得到理解的。問題自然涉及比較。一種比較性的考察：種種差異、一致（那自然不僅僅是在哲學的學術觀點方面，而且在精神史的處境[der geistesgeschichtlichen Situation]方面），以及內心的姿態和態度。 此外尤其要注意的是：這項考察絕非單純的記錄和查證，仿佛談論的是兩個不同的對象似的。一個比較對象是我們自身，即當今的我們。這項比較對於我們產生了影響。必須就另一個比較對象評估一下：它與我們的關係如何，我們將它帶動了多遠？ 這項任務或許很誘人，但是，難道它不是過於審美化了嗎，難道我們不是在我們的精神史處境中把自己看得過於重要了嗎？難道這項任務不是在一種研究我們的當前時代，或許還研究這個時代的虛弱無能與彷徨無措的心理學中徹底了結的嗎？這種彷徨無措會由於我們相對而言擬定出一整套關於它的心理學而消失嗎？還是會變得越來越可怕？終究而言，只要不維持原狀，就無傷大雅。難道這項比較性的考察還會產生別的什麼成果嗎？ 首先，這要成為一項現實而活生生的任務；它不在於就這些哲學家過去曾寫過些什麼，他們創辦了哪些雜誌，以及他們與誰結婚了這些問題展開無聊的報導，而在於他們的哲學本身，更確切地說，在於這種哲學對我們說了些什麼。 而這樣一來，似乎你們[2]就可以免於被糾纏到各種書名和資料中去了。相反，與各種科學（Wissenschaften）必須掌握的其他許多材料相反，這裡最終似乎是一個性情（Gemüt）問題。而這裡的講師甚至會想：談談新近出版和最新出版的那些書，然後拿它們與黑格爾（Hegel）和謝林（Schelling）比較一下（當今應該還與他們有某些共同之處），難道還有比這更容易完成的任務嗎？ 而這樣一來，這對於雙方而言都是——正如人們偶爾聽說的那樣——「相當漂亮的」一個講座了。 或許我們應該在已規定的這個主題上想出別的什麼使命？用否定的方式來說，最終完全有把握這樣講：絕不是什麼好古的報導。也不是某種進行拙劣模仿的精神史考察那樣的胡鬧。但如果不是這些，又是什麼呢？而之所以不是提到的這些，那只是因為它們不適合我們。 但這既不是對於意圖的一種充分的奠基，也根本沒有規定我們在肯定的方面應該做些什麼。是設想出某種新東西嗎？據說新東西比舊東西更具有災難性，也更糟糕，因為這類東西不能被有系統地設想出來。至於會在內心裡產生什麼樣的真誠，會產生什麼樣直接而不做作的後果，那一定會自然生長（gewachsen）出來的。而且只是這樣一種生長（Wachstum）：那裡有植物在成長，而植物的成長完全來自於胚芽，準確地說是來自於一些孕育著隱蔽的力量的籽苗。為了種植，我們擁有了這種力量嗎？還有，我們了解我們將它們埋進其中的那塊土地嗎？我們是否肩負著現實的使命？如今誰會貿貿然對這個問題回答「是」呢？但我們還，我這裡說的是「還」（要是有人問「還有多久」，那就完全取決於你們了），我們還有這樣的可能：向著胚芽和大地，向著現實的使命去追尋。追尋在此指的首先是將我們帶到一種清醒的追問熱情（eine nüchterne Leidenschaft des Fragens）中去，而絕不自欺！ 如果說在已經指明的講座主題中包含了一種真正的使命，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生長進（hineinwachsen）這種使命中去，又要如何規定這種使命呢？不要僅僅為了與眾不同而設想什麼突圍的法子，而是要把這使命近旁的東西好好思索一番。 而正如我們已經提到過的，近旁的東西便是比較性的考察；這一考察要使得當前（die Gegenwart）不僅僅保持為比較的客體，而是也成為主體，應該對這個主體有所述說。 那麼就要問一問，德國觀念論對我們有什麼可說的。但這就包含了一點，即我們得澄清，德國觀念論一般而言說了些什麼。而它所說的，仍然處在那些大部頭著作中，那些著作可不像古代哲學的著作一樣，以殘篇的形式保存下來！而這些著作向我們呈現的，並不是這種或那種學術觀點，並不像一篇柏拉圖對話或一篇亞里士多德論文那樣呈現這個或那個問題，而是立馬呈現哲學的整體（das Ganze der Philosophie），呈現體系（System）。 誠然，它們處在那些著作中。但只要它們不述說自身，它們又該如何向我們發聲呢？我們應該如何將它們形諸語言（zur Sprache bringen）呢？通過閱讀！我們到底還能不能閱讀？我們到底還有沒有讓某種事物向我們述說的內在力量和準備（Bereitschaft）？我們到底還知不知道，這種準備的首要因素是什麼（據說有了這種因素，準備就不再是空洞無物的了）？ 而什麼又叫作因素呢？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能應對這裡被述說的東西，或者說，必須忙於進行這種應對。我們必須已經能在哲學家有所述說的那個方向上進行傾聽，我們必須已經保留哲學家的述說所在的那個視角（Perspektive）。 如果說我們已經引出了某種本質之物的話，那麼我們也只能在閱讀中使著作進行述說。從哪裡取得這種本質之物？而即便我們有了這種本質之物，我們又要往哪個方向去解讀它呢？最後這個問題必須由講座本身來回答。但第一個問題是目前唯一重要的問題。我們應該已經引出了對德國觀念論哲學那裡所關涉的重要之事的理解。我們應該從我們這裡——似乎是預先這樣做的——往那個哲學的時代（Zeit der Philosophie）投去某種光亮，為的是在這種光亮中首先看清那裡發生了什麼。 不僅比較性的考察關涉到當前，而且連這考察本身，也只有當其從當前發生出去（aus der Gegenwart geschieht）時，才是可能的；只有如此，過去才會復甦。在此已經有一點值得注意了：起初看起來像是在兩個現成的乃至靜止的客體之間進行的某種比較，如今也已經發生了變化。比較的一個客體，即我們自身，應該成為主體，而對主體是要有所述說的。另一個客體，只要它不進行述說，就同樣不現實。（它應該對於我們同樣成為那進行述說的主體。） 因而，在這個意義上，也在這個意圖下，是可以首先將當前的問題情境（Problemlage）標畫出來的，其目的則是為了從這個問題情境中贏得一種用以居有（Aneignung）德國觀念論哲學的視角。 但為此要從何處著手呢？如果說我們應該去理解當今的問題情境，理解當代（Jetztzeit），難道為此所需要的，不是和理解從前所需要的一樣多嗎？難道下面這種看法不是一種巨大的錯覺嗎：人們身臨其境甚或以身任之的當今，毫無疑問要比過去更透明易解？難道這種看法的反面不才是真理嗎？ 因而如果當今的諸種難題更晦暗，我們要如何從這種晦暗中，汲取我們據說要用以照亮過去的那種光亮呢？那麼什麼是當前的問題情境？它是不是對剛剛被思考和被寫下的一切的結算（Verrechnung），關於當前種種哲學流派和學派的一幅全圖（Gesamtbild）呢？如何在這裡找到一個主導思想？或者我們[3]應該通過一次突襲，簡單地決定採取某個方向？誰會告訴我們，那是不是哲學？以及是不是這樣一種從德國觀念論哲學內部生長出來的哲學？ 我們一般而言是否應該不遵循學院哲學和大學哲學（Schulund Universitätsphilosophie），而是遵循大眾哲學（Popularphilosophie）？還是同時遵循兩者？又或者兩者都不遵循？ 那麼我們如何在當前站穩腳跟？是立足於那種軟弱地如常推進的舊事物中嗎？還是立足於那種無效地奔突而出的新事物中？ 當前的問題情境：不要尋求意見和觀點，而是要探尋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並不像擺在路上的一塊石頭，亦即並非簡單地現成存在著。問題只有當被提出的時候才存在。但或許並非所有被提出的問題都是現實的和真誠的。依據什麼來判斷呢？ 首先，在當前的問題情境下被討論的那些問題（Probleme），一般而言是不是核心的和本質的？被提出的那些疑問（Fragen），是否並非全都是真誠的問題？難道在當前的哲學中，人們不是花了太多的精力，用了各種方式，去回答那些通常無人提出，也不關切到任何人的疑問嗎？難道當前的問題情境的特色不就是它沒有任何問題嗎？ 這樣一來，盼望找到現成之物的那種嘗試，就會愈發徒勞無功了。但或許那種現成之物根本就不是現實的問題，人們只是聽說過那些問題，也就它們寫過點什麼。 難道那些核心而又在起作用的問題，不是根本就沒有如其本然地明確被提出，但又變得越來越現實的問題，亦即成為一個時代的趨勢和推動力了嗎？這些趨勢和推動力當然並非完全隱蔽的，而是規定著人們表明態度時採取的形式和得到的機遇。但如果那些問題本身都不為人所知，而且眾所周知的東西不過是一種反照（這種反照當然可能欺騙人）罷了，那麼這些趨勢和推動力又如何能被當作那些問題的表現呢？ 還有，什麼叫作尋求把握住「趨勢」？是不是與事情的發生（Geschehen）同行，覺察到事情的運動（Bewegung）穿透了自身，並就此著手解釋並暫時性地把握這種運動？實際上正是如此，而且必須要敢於這麼做。但這樣一來，起初的任務中就沒有太多東西剩下了。 事情最初看起來是這樣的：一邊是德國觀念論，另一邊是當前的一些有趣的哲學學說，然後在這雙方之間進行某種多少有些消遣性的來回談論。但如今，比較性的考察不僅僅是聯繫當前而發生的，而是從當前之中發生的。但「從當前之中」而來的考察，也只有當我們尋求把握住那些最純粹的趨勢，關涉到那向前-突進和進行顯示的因素時，才是可能的；但當前的這種考察無論如何都是發自當前的。這就意味著：只要我們以當前的方式（gegenwärtig）存在著，我們就完全看不到當前；我們必須在它自身中，在它的意義上，具備未來式（zukünftig）的存在。 因而，只有從未來出發，我們才能把握歷史。只有如此，歷史才會形諸言談[4]，而這考察也不再是任何比較，而是一種我們只需開動即可的對話（Zwiegespräch），——但這種對話必然是一種對峙（Auseinandersetzung），亦即鬥爭，這就自然與人們所謂的「科學爭論」（wissenschaftliche Polemik）有著天壤之別。 現在，主題已經豁然開朗，這就讓任務也凸顯出來，即便不是在個別細節方面，而是在本質方面凸顯出來，也是如此。而我們在此正好看出了同樣的事情：一切關鍵的東西都在乎我們自身，也都取決於我們的自由。我們全都可以避開它，投入到舊事物的按部就班中去，也可以在新事物的翻騰不寧中去折騰。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甚至可以任由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我們在某一天洞徹到（無論是否清楚），我們一度無可挽回地放棄了我們自身，並將自身交付給了日常瑣事。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而且我們之所以特別容易這麼做，乃是因為我們自身之中潛伏著某種東西，它說：「事情自己就會恢復正常，平靜下來。」 因為這種哲學活動對我們有什麼用呢？如果說有某種事物為真，那就是這樣一句話：在人的此在中，哲學沒有任何用處。存疑的只有：「這對我有什麼用？」這個問題是對我提出的，還是對——倘若事情到了這一步的話——一種好奇的動物提出的？ 存疑的是，一般而言我是否親身在詢問「這對我有什麼用」。很有可能的是，當我問這個問題時，一般而言我都還沒有達到我自身，也沒有達到我的生存（人的存在[Mensch-Sein！]）。因而當人內在的偉大不在於他利用和使用事物，以及如何利用和使用事物，而在於走出自身之外並全力投入這種可能性，當哲學活動無非是讓這種全力投入去發生時，那麼上述的問題，「這對我有什麼用」就既不是一個哲學問題，也不是一個樸素自私自利者[？][5]本人提出的問題。 只有當我們自願地培養自由，將我們帶到我們自身這裡，只有這時，從事哲學一般而言才是有意義的。否則一切就都是戲耍和老套慣例；哲學文獻中一切的知識和博學都是無關緊要的。關鍵僅僅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從事哲學活動。 但也只有當我們有這種自由的時候，我們才有足夠的裝備去完成已規定了的首要任務：釋放並闡明那些多少有些隱蔽，而又糾纏在一起的哲學基本趨勢（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tendenzen）。據此，我們就從一種預備（Vorbereitung）開始這個講座。 這裡涉及的也不是任何哲學史，而僅僅涉及哲學活動本身。以進行哲學活動的方式與德國觀念論對峙，這要求一種內在的裝備（Zurüstung）。我們嘗試通過下面的方式贏獲這種裝備，即揭示出當前的種種哲學趨勢，那些趨勢必定先行於那種對峙之前。 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揭示當前的哲學基本趨勢；第二部分，與德國觀念論的對峙。（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比起來短得不成比例，這尤其是因為在第一部分中只是暫時被標畫出來的東西的問題格局[Problematik]，恰恰必須在那種對峙中，才能凸顯出來。） * * * [1]本書原標題直譯應為「德國觀念論（費希特、謝林、黑格爾）與當前哲學的問題情境」，鑒於中譯標題以簡明、上口為宜，而且「問題情境」並非本書中反覆出現的核心關鍵詞，譯者將標題略作簡化處理，改為「德國觀念論與當前哲學的困境」了。（「Problemlage」[問題情境]這個概念在正文中指海德格爾同時代的哲學面臨的難題與處境，而「Problem」[問題、難題]與Lage[情境、處境]合起來可以簡稱為「困境」。）但在正文中，我們仍然將「Problemlage」嚴格譯作「問題情境」。——譯者注 [2]原文為「Sie」（您們），為尊重中文日常使用習慣，改譯為「你們」，下同。——譯者注 [3]原文為「wird」，疑為「wir」（我們）之誤。——譯者注 [4]「客體」——兩個主體。 [5]原文所有。下文中除譯者為了附上德文原詞，或為了翻譯附上拉丁文、希臘文原文而加的方括號之外，補入的方括號及其內容均為原文所有，因此不再另外添加注釋說明。——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