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譯序

——評邁內克及其《德國的浩劫》 一 《德國的浩劫》一書的作者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是當代西方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之一，顧治（G. P. Gooch）稱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史學界最令人矚目的人物；布賴薩赫（Ernst Breisach）也稱他是當代德國歷史主義的首席代言人。 邁內克於1863年10月30日生於薩茨威德爾（Salzwedel），1954年2月6日死於柏林。幼年時，邁內克曾目睹普法戰爭之後德軍入布蘭登堡門的凱旋式；以後，他親身經歷了俾斯麥的統一、第二帝國的強盛及其經濟的和工人群眾運動的蓬勃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魏瑪共和、第三帝國的興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德國的殘破和分裂。他是少數見證了整整一個世紀德國歷史的歷史學家之一。 邁內克早年是德國歷史學派大師德羅伊森（J. B. Droysen, 1808—1884）的入室弟子，出入於這個學派多年。在他早期一系列的歷史學著作中，主要包括19世紀初德意志民族反拿破崙侵略的解放戰爭（Befreiungskrieg）的歷史及其領導者之一博因元帥（Feldmarschall von Boyen）的傳記兩卷。1901—1906年他任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這時他的研究興趣轉移到政治理論和思想史方面來；1906—1914年他轉任夫賴堡大學教授。這兩座萊茵河畔的著名學府，使他有機會長期密切地與天主教會和法國文化相接觸，並使他自己原來出身於普魯士學派的思想越來越多地感染了自由主義的色彩。1914年他轉任柏林大學終身教授。1859年德國歷史學家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創辦了有名的《歷史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這個雜誌上繼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歷史政治雜誌》（Historisch-politische Zeitschrift），成為從蘭克以來一系相承的德國歷史學派的大本營；西貝爾和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3）曾相繼擔任它的主編，把它作為宣揚德國民族精神的喉舌。1893年，主編職務由邁內克接班，從此他一直擔任這個雜誌的主編，長達四十年之久。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在政治上擁護魏瑪共和，觀點也逐漸轉變，對自己以往對國家理性（Staaträson）的信仰發生了動搖。早年他曾信仰第二帝國的統一理想和普魯士的傳統，把國家政權當作是道德理想的體現；但這時，西歐自由主義和法國文化逐漸在他的思想里占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他日益強調歷史文化的人文價值或人道價值，並譴責權力政治。這時他已經預感到法西斯勢力的興起及其危害性，他察覺到國家理性（這其實是權力政治的別名）中的「惡魔」性因素一旦失控，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他贊同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並主張與西方聯盟，而不是對西方採取敵對立場；但他仍然維護德國的民族本位文化，而不同意西方化。不久，法西斯當權，強化了思想專政，極力把絕對服從領袖這項原則貫徹到一切學術思想領域裡去，歷史學自然是首當其衝、在劫難逃。法西斯在思想上強行一致化（Gleichschaltung），當然會遇到根深蒂固的德國傳統史學的抵抗；而作為這一傳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邁內克，遂於1935年被解除了德國傳統史學重鎮《歷史雜誌》的主編職務。在法西斯專政時期，邁內克始終堅持自己的反法西斯觀點，身心都受到損害。當時，他有許多朋友、同事和學生紛紛流亡國外；但他本人不肯流亡，因為他相信自己留在國內可以為德國人民和德國民族文化的傳統更多作一些貢獻。他和貝克（Ludwin Beck）將軍是好友，對貝克參與1944年反希特勒的密謀是知情的，雖然他並未參加直接行動。 早期的邁內克是一個青年蘭克派（Jungrankeaner），這一派不同意以經濟基礎或物質基礎來解釋人類精神的歷史，所以在本質上是一種唯心史觀。他和蘭普雷喜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兩位歷史學家之間所進行的那場德國史學史上的有名論戰，足以表明他當時的思想立場。他畢生的著作中，有一小部分是屬於歷史考訂或紀事性質的，但大部分則是致力於探討思想本身的歷史的，這些著作背後透露出來的一種基本觀點就是：思想或觀念才構成為歷史的動力。歷史學中的「歷史主義」（Ｈistorismus）一詞，歷來有著不同的用法和不同的含義 〔1〕 。邁內克認為在史學史上，是浪漫主義摒棄了古典意義的理性，從而開闢了歷史主義的道路的。他本人之作為當代德國歷史主義學派的主要代言人，也是在這種意義上。但是同時，由蘭克奠基、中間經過德羅伊森、西貝爾和特賴奇克等人發揚光大而在西方史學界占統治地位的這一德國歷史主義學派，也終於因法西斯的迫害而使它這位最後的代言人成為這一悠久的學派的魯靈光殿。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西方史學研究呈現了一次重點轉移，從傳統的以政治史為史學研究中心，轉移到以研究思想文化史為史學研究中心。在這方面，邁內克也是其中代表人之一。這一次重點轉移，和他本人前後的思想變化，同樣都反映出德國歷史學派本身內在的思想危機；相形之下，法西斯的迫害則只是一個外因。事實上，自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德國上層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決或者調和如下三種相互矛盾著的潮流：即（一）日益強烈的、幾乎是壓倒一切的民族主義的國家理性，（二）隨著迅速的工業化而來的、不斷在壯大著的工人群眾運動，（三）在十八九世紀之際達到其高峰的德國古典文化的傳統。對於邁內克，正像對於他同時代的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特羅什（Ernst Troeltsch, 1865—1923）等人一樣，他們一方面既眷戀著德國歷史文化的傳統，一方面又深切感到必須解決迫在眉睫的社會改革與進步的問題，並且同時使這二者還能適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利益。於是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只有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們就轉而贊成魏瑪共和，實質上是走著一條溫和的、保守的改良主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德國的浩劫》這本書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 魏瑪共和究竟應不應該、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應該對法西斯的崛起和專政負責？是魏瑪共和本身引致了法西斯專政，還是法西斯政權扼殺了魏瑪共和？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把這個問題進一步推及於歷史，那麼人們就可以問：是德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中有著某種「惡魔」式的因素，從中就產生了法西斯主義和法西斯政權嗎？還是，法西斯對德國歷史文化傳統完全是一種外來的偶然因素，二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也就是說，並不是德國歷史文化傳統引致了法西斯，而是法西斯摧殘了德國歷史文化傳統。再進一步，這或許就可以追問到困擾了歷來許多歷史哲學家和歷史科學家的一個問題：即，歷史上的重大事變究竟是必然的呢？還是純屬偶然？邁內克對德國的浩劫的答案，採取的是後一種觀點。他認為法西斯專政和德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兩者毫無瓜葛，法西斯專政對於德國完全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且在本書的結尾，他還深情地寄厚望於德國的古典文化，認為它是一劑醫療劫後創傷的靈丹妙藥。 從蘭克到邁內克的這段近代德國史學思想的主潮，通常被稱為歷史主義。這種歷史主義已不僅僅是一種歷史學研究的方法或觀點，而且同時還是一種人生哲學、歷史哲學和世界觀。歷史主義，在當時的德國，就意味著要擺脫或者背叛西方兩千年來的「自然律」觀念的支配或束縛。歷史主義者企圖以多樣化的、豐富多彩的、內容上各不相同的具體歷史經驗，來取代認為世界上有著永恆的、絕對的、統一的、唯一的真理那種觀念。在這一基本點上，邁內克和特羅什是同調；兩位歷史學家都認為，一切歷史研究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進行的，所以就要受到歷史現實的制約，而不可能有脫離具體歷史條件之外或之上的客觀真理或普遍規律。這實際上就取消了普遍的真理或真理的普遍性。於是，歷史上所存在的一切就都只能是特定的、特殊的、個別的、個性化了的存在。此外，並不存在什麼普遍性。在邁內克和蘭普雷喜特的那場有名論戰中，後者是站在實證主義的立場上攻擊德國史學思想中的唯心主義傳統的。邁內克雖然反對蘭普雷喜特的實證主義思想，但同時也表現出他已不完全同意新蘭克派的立場，他認為新蘭克派在歷史研究中標榜客觀如實的態度，實際上是在迴避道德倫理的和政治的義務。 蘭克的思想中本來就包含有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個方面。19世紀末的青年蘭克派或新蘭克派，主要的是繼承了蘭克的保守主義那一面，可以說他們更靠近於特賴奇克的民族主義傾向；而邁內克則更多地繼承了蘭克的自由主義那一面，在思想上可以說是更靠近於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的政治社會路線。如果說邁內克早年曾是一個青年蘭克派，那麼中年的邁內克由於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就和正統的蘭克學派有了分歧，並且由於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而往往被人列入新康德學派。毫無疑問，在思想路線上，邁內克受到了新康德學派、特別是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和韋伯等人的影響。這些新康德學派的代表人物都著意于思想史的研究，而邁內克致力于思想史研究 〔2〕 又特別以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為19世紀以來的兩條主線，這一見解在本書中也有所闡發。這一重視思想史研究的傾向，對於德國乃至整個西方青年一代歷史學家都有著很大的影響。例如，20世紀在西方史學界蔚為大國的法國年鑑派，就曾深受這一德國學派的思想影響，伊格斯（Georg Eggers）乃至認為不考慮德國歷史學派的遺產，法國年鑑派就是不可想像的事。儘管年鑑派所謂的「理解」（comprendre）已經超越了他們之前的德國歷史學派多少不免拘束於考據觀念的那種「理解」（verstehen）的含義。 二 由蘭克奠定的德國歷史學派雖然以史料博洽、考據精詳而聞名，但並非不講究理論思維。不過這個學派理論思維的路數是針對黑格爾學派的路數而發的，並且與之背道而馳。黑格爾學派認為歷史就是精神通過一系列辯證（黑格爾意義上的辯證）的歷程而展開並實現它自己；反之，歷史主義學派從蘭克到德羅伊森、狄爾泰和邁內克都認為精神並不體現為一個辯證的過程，而是體現為個別化或個性化的形態。這就是說，歷史是由許多個別的實體所構成的，每個個別實體的本身都有其內在的、獨立的結構和意義，而絕非只是過眼煙雲般的流變過程的一個階段而已。每個個人是個體，每個國家、民族或社會也都是個體，所以他們或它們就都要服從個體化的原則。個體性或個性化的原則並非只是一種單純的現象，它是一種深刻地植根於現實性之中的觀念。 邁內克第一部重要的理論性著作《世界公民國度和民族國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於1908年問世，書中他對比了自由主義的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理想和黑格爾所宣揚的普魯士的國家精神，探討了兩者之間的歧異。貫穿著這部書的中心思想是德國歷史學派所強調的現實精神性（der realgeistige）：即，國家乃是思想之個性化或個體化的體現，而且總的來說，普遍的觀念也只能體現於具體的個性之中。顯然地，這一歷史主義的唯心史觀過分強調了思想的功能，亦即觀念之作為歷史主體的功能，從而無視於盲目的物質力量在歷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它也沒有能很好地解釋歷史上所出現的一幕又一幕的「理性的狡猾」（die List der Vernunft）。而另一方面，德國歷史學派也和西方的、尤其是英國的古典自由主義不同，他們認為個人的自由只能是置諸國家的框架之中才有意義。此外，根本就不存在像古典自由主義者所設想的那種絕對意義上的個人自由。此後的十年中，邁內克曾就這個主題寫過二十多篇論文，於1918年結集為《普魯士與德國》（Preussen und Deutschland）一書。 第一次大戰摧毀了邁內克之希望能調和強權與精神這二者的嚮往，他多年的理想破滅了。大戰後不久，他於1924年寫成《近代史中國家理性的觀念》（Die Idee der Staaträson in der Neuern Geschichte）一書，表現出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深沉的幻滅感。此書所探討的問題仍然是強權與道德兩者的關係這一老問題，但在思路上則有所創新。他認識到了過去被奉之為神聖的國家政權，不僅可以創造文化，也同樣可以毀滅文化。這時候，他對於強權中的「惡魔」因素已有了更深一層的看法。雖然他仍然在設想著所謂國家理性可以成為一座溝通政權（kratos）和道德（ethos）的橋樑，但在他內心的思想里卻又毋寧說對此是頗為悲觀的。這部書標誌著他思想上的另一次轉折，因為他已經明確察覺到kratos和ethos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那種衝突似乎是內在的、永恆的。所謂國家理性是不是有此權利可以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或者說，我們在政治權威的利益之外和之上，是不是還有獨立的道德準則？國家政權真的享有一種超乎個人理性之外和之上的理性和道德嗎？這就是他這部書所要回答的問題。當然，他還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國家理性」的神話，但他在大量考察了近代西方政治史和思想史之後，卻達到了這樣一個基本論點：國家權力的運用應該有一個限度，那就是應該以保護公民的權利和福利為其限度，而不可超出為這一目標所必需的限度之外。從而，他就力圖以道德理想來為政治權力劃定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 馬基雅維里的《君王論》於1513年問世，它把政權的基礎由神聖轉到世俗，它向國家的內部去尋求國家的重心，而把道德理想和價值判斷完全驅逐出政治思維的領域之外。《近代史中國家理性的觀念》一書，則通過馬基雅維里以後四個世紀的歷史來探討政治現實和道德理想的關係，作為他長期從事思想史研究的總結。全書的基本思想可以歸結為：所謂國家的政治利益往往是和道德原則相矛盾、相衝突的。顧治高度評價了這部書，認為自從狄爾泰之後還沒有一個學者能以如此豐富而又綿密的見解來分析人類的意識和行為的。然而在這裡，在邁內克的身上也表現出了一場歷史學家和理想主義者之間的人格分裂。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堅持認為從一個人的個性深處所得出的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是不道德的；而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又不能不痛苦地看到政治權力的現實需要總是毫無道德可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他於1936年寫成了另一部著作《歷史主義的興起》（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這部書是從廣泛的西方思想史背景上考察從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到蘭克學派和浪漫主義的史學思想，並特別考察了對於啟蒙運動的「人」的觀念的背叛。他那基調仿佛是在說：一切時代和一切思想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平等的、等值的。《世界公民國度和民族國家》一書預示著魏瑪時代的到來，而《歷史主義的興起》一書則是伴隨著魏瑪時代的消逝。《歷史主義的興起》是作者一生史學事業最後的一部巨著，這一年他已73歲。此後的21年，他便以對德國歷史文化進行反思式的觀照而終其餘年。這部書雖然被認為代表悠久的德國歷史主義的一個思想高峰，但是他那個中心問題——即權力和道德的關係問題——卻始終沒有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他本人的基本傾向是要推崇個人和個性的尊嚴以及其中所孕育著的不斷進步和不斷發展的能力；這一傾向也始終是德國歷史主義思潮的一個主要內容。這種意義上的歷史主義，可以溯源於18世紀後期的康德和赫爾德（J. G. von Herder，1744—1803），中間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演變，最後在邁內克的這部書里得到了詳盡的闡發。這種歷史主義的特徵之一是，它不相信絕對價值或實證主義或客觀規律。歷史是人創造的；如果歷史是被規定好了的話，那就談不到人的創造了。 這種歷史主義自然不免帶有相對主義的乃至不可知論的色調。邁內克也感到了這個缺陷，所以他要努力維護個人良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藉此以彌補這種缺陷。所謂的國家理性——即法國人所稱之為raisond'etat的，邁內克也在使用這個法文術語——也就是馬基雅維里主義，這種主義僅僅著眼於考察政治權力本身的運動規律，而把其他一切倫理的、道德的考慮置之於度外。但是它卻恰好忽視了倫理道德正是人生之中、因而也是歷史之中所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權力原則和道德理想這兩者如何能統一的問題，就成為長年困惱著理想主義或唯心主義歷史學家的一個中心問題。長期以來德國的理想主義或唯心主義的史學傳統的解決辦法是把國家認同於道德觀念的體現，從而使兩者得到統一。邁內克在1908年的《世界公民國度和民族國家》一書中，也是把德國的統一當作是民族國家觀念的發展的結果。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已經摒棄了這一觀點。《歷史主義的興起》廣泛而深入地討論了歷史學的理論和方法論，重點在於強調歷史現象的單一性和個別性，而不承認歷史的發展有客觀的規律。作為德國歷史主義的晚期代言人，他雖然繼承的是一個悠久的傳統，然而他在書中隨處都流露出來的思想彷徨，卻表明了這個傳統的危機。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翌年，1946年，邁內克以83歲的高齡寫出他晚年的壓卷之作《德國的浩劫》。這部書從兩個世紀的德國歷史文化背景著眼，對於導致法西斯專政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答案，它是思想史家的邁內克在歷盡浩劫之後對德國歷史文化所進行的反思和再評價。書中雖然並沒有正面論述傳統的德國歷史學派，但在他對歷史的重新理解和批判之中，卻在很大程度上蘊含著這一點。這部書並非是宏篇巨帙；它不是一部紀事的歷史著作，而是一部出之以個人回憶、理解和感受形式的史論，或者說文化批評。如果說，每一個時代的歷史著作也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是歷史時代精神的記錄；那麼，每一個時代的史論或文化批評就同樣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是歷史時代精神的反省和自我批判。本書以個人的、非正式的、但不失為深刻的沉思的筆觸，概括評論了自歌德時代的古典自由主義直到法西斯覆亡為止的德國思想文化的全景。作者不糾纏於考訂細節、縷述史實，而是徑直探討一些重要歷史線索背後的思想潮流。他這種論述思想文化史的演變的個人風格，是讀者們在他的許多著作里所熟悉的，但是代表他晚年最成熟思想的這部史論，或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部。在這部書里，歷史真正的精髓和動力不是求之於社會的組織形態，而是求之於人們思想深處的觀念。它又不只是一部史論，它同時還是歷史學家本人暮年的思想總結。 問題的核心，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表述：這場浩劫及其成因，是不是為德國文化的精神所獨具、所固有？抑或，這一現象並不必然只限於德國文化，而是某種具有普遍歷史意義的東西，也可以同樣地為其他民族文化所共有？（難道其他民族就沒有、或者不可能出現法西斯嗎？）而且，是否隨著希特勒及其納粹黨的破產，導致浩劫的因素就永遠消失了？這些問題是值得深思的，是擺在德國的和世界的歷史學家們面前必須給出答案的。這些因素之中，有哪些是應該溯源於民族性及其思想文化的素質的，又有哪些是應該歸咎於特定的社會物質條件的？兩者之間有其必然的內在聯繫嗎？歷史學家不能不認真加以考慮的，還有這樣一個比較歷史學的問題：何以其他同時代、同等發展水平、面臨著同樣的或類似的社會經濟境況的民族國家，例如英國，在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是本書所特別指出在衝擊著當代德國的兩大浪潮——交相激盪之下，就可以較為平穩地渡過，而在德國卻出現了紕漏，並終於引致了法西斯？邁內克本人對於德國民族的思想文化傳統的感情是太深厚了，他不能承認法西斯專政是出自德國歷史文化中的某種必然。他認為那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理論上，都完全是一幕偶然，和德國的歷史文化絲毫沒有瓜葛。然而，如果歷史上的重大事變純粹出於偶然，這又怎麼可能說得通呢？邁內克對此所做的答案是：如果我們追溯歷史，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場浩劫的根源並不在德國的古典思想文化之中，而是在於人們對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和法國革命的樂觀主義的幻滅。因此可以說，它並不是繼承了德國古典文化，而是背叛了德國古典文化。因此，這就不是一個德國歷史文化的問題，而是整個西方世界的歷史文化的問題。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和德國的歷史文化之間並沒有任何內在的有機聯繫；所以它對德國就不是一幕必然，而是一幕偶然。例如，他舉出了興登堡個人的錯誤和弱點，等等。或者，從更深一層的思想文化背景來說，希特勒及其納粹黨的法西斯專政，乃是由於政權與精神文化、世界公民理想與民族國家利益互相衝突而未能一致的結果。邁內克本人似乎從來就不曾感到過（或者不肯承認）德國古典文化中的唯心主義思想傳統會有什麼內在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和同時代的特羅什就表現出明顯的分歧。 邁內克在反對和譴責法西斯的同時，卻全盤在為德國傳統文化而辯護，並且是在辯護德國傳統文化的全部。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或指出過，其中也可能有某些東西有朝一日會成為德國的禍根。他認為成為禍根而毒害了德國民族和人民的，完全在於普魯士軍國主義中那種馬基雅維里的精神，而不是什麼別的。他全心全意維護德國古典文化的理想，認為這一理想和法西斯的實踐之間毫無共同之處。即使在德國民族最艱難困苦的歲月里，他也沒有動搖過自己對德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信心。他不肯承認在德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里，正如在任何歷史文化傳統里一樣，總是會有好的和壞的——儘管最微妙、最棘手而最難於解決的正好在於，好的和壞的往往是同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是難分難解地糾纏在一起的。他雖然承認非理性的「惡魔」原則似乎在歷史上起著主導作用，可是他又不承認它和德國古典文化傳統之間有任何牽連。這個思想矛盾一直伴隨著他的一生，並在他晚年定論的這部史論之中也隨處有著鮮明的反映。當然，書中也表現出作者暮年以劫餘之身對自己早年所信奉的教條以及早年對國家權力和倫理道德的一致性的那種樂觀態度產生了懷疑；所以說起話來，早年那種充滿信心的肯定語氣已經消失了。無論如何，這部代表他晚年看法的書，其中所運用的思想方式和研究路數是有其特色的，並且是值得思想史的研究者參考和批判的。同時，作為作者個人的思想總結，它也不失為當代德國思想上和史學上一份有價值的文獻。 也許，本書的中心論點可以換一種方式表述如下。二次大戰結束時，西方思想界流行的看法是：希特勒國社黨及其所造成的浩劫，乃是德國近代歷史文化的必然產物。邁內克則挺身為德國歷史文化而辯護；他要論證那只是出於歷史的偶然，而非必然。這裡就涉及到，歷史上的重大事變究竟是出於偶然抑或出於必然這個問題。本書第八章專門討論了歷史中的偶然與必然。偶然論抹殺了歷史發展的內在的合規律性，而必然論則又取消了人類意志的作用和價值。如果說，必然性是通過偶然性而表現的；那麼也仍然需要回答：必然性何以要採取這樣一場浩劫的偶然形式來表現它自己。邁內克的論述正面觸及了這個問題，雖則遠遠未能真正解答這個問題。 邁內克一生追求的是能在互相矛盾和衝突著的思想之間找到調和，他要調和國家政權和個人價值、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歷史傳統和社會進步、文化精英和勞動群眾、德國精神和世界公民。這個工作在有些地方是做得比較好的，例如他提出唯有通過德國文化的民族化才能真正豐富世界的文化；另有的地方則遠沒有成功，例如他對歌德時代的古典文化就缺乏具體的分析。晚年的邁內克在經歷了浩劫之後，痛定思痛，已經更深入地體會到了國家權力中的「惡魔」成分了；這時候，他仍能以一種真誠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在嚮往著精神文化和政治權力之間可以達到一種更高的、更健全而美好的平衡和統一。全書的結論仍然念念不念德國古典文化的永恆價值，寄希望於這一高度的精神文化能夠東山再起，它不僅將復興德國民族，並將對世界作出它的獨特貢獻。或許這可以看作是不失為一個歷史學家的溫柔敦厚之旨吧。對於一般讀者，這種想法會多少予人以不切實際之感。但對於像邁內克那樣一個從深厚的德國歷史主義的土壤里成長起來的歷史學家而言，這卻正是須臾不可離棄的頭等大事。 這部書許多地方閃爍著一種老年的成熟的智慧，然而它也難免老年人那種戀舊的心情，乃至一切都率由歸章的思路。邁內克1954年去世，享年92歲，已來不及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和全世界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歷史變化。假如他能活到今天並能思考的話，書中的許多觀點將無疑地會有所改變。或許在本書的結尾部分他就不會提出那些發思古之幽情式的建議，並把它們看作是德國民族精神生活的唯一出路了。然而作為事實、作為歷史，並不成其為真實的東西；作為思想、作為史論，卻又有其真實性並因而有其價值。其中所反映的德國老一代的史學思想，那本身就是一種歷史見證。這部書曾被《美國政治學評論》評為寫出了德國歷史的內在衝突。它和另一部著作，即李特爾（Gerhard Ritter）的《歐洲和德國問題：關於德國國家思想的歷史特點的考察》（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ǔ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r Staatdenkens），在西方被認為是德國思想自我反省的兩部代表性的著作。此後在他一生最後的幾年裡，他沒有再寫任何專著，只有幾篇文章和講演。1948年他寫了一篇紀念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1949年又寫了一篇評論德國歷史所走過的錯誤道路的文章。兩篇文章繼續提出要高舉解放戰爭時期的那種崇高理想的旗幟。 一個歷史學家不但同時也必然是一個思想家，而且還必須首先是一個思想家，然後才有可能談到理解歷史。對歷史理解的高下和深淺，首先取決於歷史學家本人思想的高下和深淺。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首要的條件並不在於材料的堆積而在於歷史學家本人的思想方式。歷史之所以可能成為人們的知識，乃是由於歷史學家的思想之創造性的勞動的結果；歷史學家本人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要比其他任何條件都更積極而有效地在形成著人類知識中的歷史構圖。清理史料只不過是機械性的工作，只有歷史學家的思想才能向一大堆斷爛朝報注入活的生命。所以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就成為歷史學中帶有根本意義的一環，而史論的重要性就並不亞於歷史著作的本身。讀者也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估價和評論這部德國思想文化史論。 本書1946年初版於威斯巴登（Wiesbaden），最初英譯本是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Sidney B. Fay，1876—1968）翻譯的，1950年出版於哈佛大學。費在中國歷史學界不是個陌生的名字，早在幾十年前，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就被列為大學歷史系的近現代史參考書。費對此書採取了意譯的方式，譯文不大忠實於原文，還有不少遺漏和失誤；當然，原書行文的風格和思想的翳影有時候是譯文所難以精確表達的。邁內克晚年任柏林大學校長；他去世後，柏林大學的邁內克研究所於1957—1963年出版過他的一套《選集》，共六卷。1969年赫茨費爾德（Hans Herzfeld）編訂的《邁內克全集》在斯圖加特出版，是迄今最完備的結集。關於研究他的專著，可以提到賀佛（Walter Hofer）的《歷史學和世界觀：邁內克著作研究》（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Weltanschauung: Betrachtung zum Werke F. Meineckes München, 1950）。關於他本人的著作以及對他的研究，《歷史雜誌》174卷，503—523頁上載有一份完備的目錄。 中譯文是根據赫茨費爾德編《邁內克全集》（Stuttgart, Koehler Verlag, 1969）第八卷、第三編，323—445頁所載《德國的浩劫：思考和回憶》（Die Deutsche Katastrophe—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一書的原文譯出的。有個別地方，為補足全句的意思，增譯了一些詞句，這些都在文中以方括號形式標出。翻譯過程中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張文杰和甘陽兩位同志的鼓勵和幫助，並此致謝。 譯者 1987年10月 注　釋 〔1〕 例如，波普爾（Karl Popper）所反對的那種歷史主義（historicism），指的是歷史決定論；它和這裡所說的歷史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譯註 〔2〕 也有人（例如克爾Eckart Kehr）認為邁內克之治思想史，是由於他面臨著是擁護還是反對權力政治這一困境而企圖逃避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