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十九　起義的終結］

當德國的南部和西部舉行公開起義的時候，當各邦政府費了十多個星期的時間——從德勒斯登的軍事行動開始到拉施塔特投降——來撲滅第一次德國革命的這最後一團火焰的時候，國民議會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場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們已經談到，法蘭克福的這個崇高的機關處於狼狽不堪的境地，因為各邦政府對它的尊嚴進行放肆的攻擊，因為它自己所創立的中央政權既軟弱無能又怠惰得等同於背叛，因為擁護它的小資產階級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終目的的工人階級紛紛起義。悲觀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議員們；事變立刻形成了如此明確而肯定的態勢，以致在幾天之內，這些博學的立法者關於他們有真正力量和勢力的幻覺就完全破滅了。保守派在各邦政府的示意下，早已退出了這個除非向各個合法當局挑戰，否則今後便不能夠再存在下去的機關。慌亂的自由派認為事情已無可挽救，他們也拋棄了議員的職務。這些可敬的先生們成百地開了小差。議員最初有800—900人，但是這個數目急速地減少，以致法定人數只好規定為150人，而幾天之後又改為100人。但是甚至這麼一點人也很難召集起來，雖然全體民主派都還留在議會裡。 剩下的議員應當遵循什麼方針，這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只需公開而堅決地站在起義方面，從而給予起義以合法性所能賦予它的一切力量，他們自己也就立刻獲得了一支實行自衛的軍隊。他們應該要求中央政權立即制止一切軍事行動，如果像可以預見到的那樣，這個政權既不能也不願這樣做，那就立即廢除它而代之以一個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義部隊調到法蘭克福（起初，當各邦政府缺乏準備、還猶豫不決的時候，這一點並不難做到），那麼可以立即把議會遷移到起義區域的中心地點去。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迅速地、堅決地做到了這一切，起義和國民議會就還有取勝的機會。 但是誰也不能指望德國小市民階級的代表會採取這樣堅決的方針。這些抱負不凡的政治家一點也不能拋開他們的幻想。那些已經失去自己對議會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倒霉信念的議員們，已經溜之大吉，要讓留下的民主派放棄他們一年來所懷抱的對於權力和虛榮的夢想又很不容易。他們忠實於他們以前所採取的方針，百般迴避堅決的行動，直到最後失去了一切勝利的機會，甚至一切光榮失敗的機會。為了開展裝模作樣的無事忙的活動（這種活動的毫無效果和它的虛張聲勢，只是使人覺得既可憐又可笑），他們繼續向毫不理睬他們的帝國攝政和公開同敵人勾結的大臣們發布一些低三下四的決議、文告和請求。而最後，當施特里高的議員、《新萊茵報》的編輯之一、整個議會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威廉·沃爾弗宣稱，如果他們說話算數，那就最好結束空談，立刻宣布德國最大的叛徒帝國攝政不受法律保護時，這些議員先生們積蓄已久的義憤一下子全都爆發出來了，其猛烈的氣勢，連政府一再凌辱他們的時候也從沒有看到過。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沃爾弗的提議是聖保羅教堂 (1) 四壁之內說出的第一句通情達理的話。因為他所說的正是必須做的，而話又說得那麼直截了當，所以不能不使那班敏感的人感到受了侮辱。這些人只有在不堅決這一點上是堅決的，他們膽小怕事，而且下了永久不變的決心：什麼都不做——這就是他們所應該做的事情。每一句像閃電一樣撥開了蒙蔽他們的頭腦而他們自己又有意加以保持的迷霧的話，每一個能把他們引出他們要儘可能在裡面多待一些時候的迷宮的建議，每一種對於實際情況的清楚的見解，當然都是對這個自主的議會的尊嚴的冒犯。 法蘭克福的可敬的議員先生們雖然發表了種種決議、呼籲、質問和宣言，但他們的地位已經不能再維持下去，此後不久他們就退卻了，但不是退到起義地區去，因為採取這一步驟未免太大膽了，他們到了斯圖加特，那裡的符騰堡政府保持著觀望的中立態度。在這裡，他們終於廢黜了帝國攝政，從自己人中間選舉了一個五人攝政。這個攝政立刻通過了民軍法，並按規定手續通告了德國各邦政府。它們，議會的真正敵人，被命令去徵兵以保衛議會！於是便創造了——當然是在紙上——一支保衛國民議會的軍隊。師、旅、團、炮隊，一切都被規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實在的東西，因為這支軍隊當然從來沒有出世。 還有最後一個方案呈現在國民議會面前。民主派民眾，從全國各地派來代表團請求議會出面指揮，並催促它採取堅決的行動。人民知道符騰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懇求國民議會強迫這個政府同各鄰邦一道公開而積極地參加起義。但是白費氣力，國民議會一遷到斯圖加特，就完全聽從符騰堡政府的擺布。議員們意識到了這一點，便壓制人民中間的騷動。這樣一來，他們便喪失了他們還可以保持的最後一點點影響。他們獲得了應得的輕蔑；符騰堡政府在普魯士和帝國攝政的逼迫下結束了這齣民主的滑稽劇；在1849年6月18日封閉了議會開會的大廳，命令攝政成員離開該邦。 於是他們前往巴登，去參加起義者的陣營，但現在他們在那裡已經毫無用處了。沒有一個人理睬他們。可是攝政仍然以有自主權的德國人民的名義在繼續努力拯救祖國。它企圖獲得外國列強的承認，凡是願意領取護照的人都一律發給。它不斷發表宣言，派專員到符騰堡那些它曾經拒絕及時給予積極支援的地區去發動起義；這一切當然沒有成功。現在我們手邊有一篇報告原件，是這些專員之一律斯勒先生（厄爾斯的議員）寄給攝政的，它的內容很能說明問題。報告註明「1849年6月30日於斯圖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述六位委員籌措現金毫無收穫的奇遇之後，舉了一大堆理由說明他為什麼尚未到達指定的崗位，接著又就普魯士、奧地利、巴伐利亞和符騰堡之間可能發生的紛爭及其可能引起的後果發表了很有分量的見解。但是，他詳細地考察了這一切之後，得出結論說，再也沒有任何指望了。其次，他提議建立由可靠人員組成的驛站式的機構以傳遞消息，並建立諜報系統以偵察符騰堡內閣的意向和軍隊的調動情形。這封信沒有寄到收信人手裡，因為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攝政」已完全轉變為「外交部門」，也就是搬到瑞士去了。當可憐的律斯勒先生正在為一個第六等王國的可怕內閣的意向而絞盡腦汁的時候，10萬普魯士的、巴伐利亞的和黑森的士兵，已經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後一戰中把全部問題解決了。 德國的議會就這樣消失了，德國革命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作品也隨之消失了。議會的召開是德國的確曾發生過革命的首要證據；這個議會一直存在到這第一次現代的德國革命完結之時。在資本家階級的影響下由分裂渙散的、多半是剛剛從封建制度的愚昧中覺醒過來的農村居民選舉出來的這個議會，其作用是把1820—1848年間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統統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後又把他們徹底葬送。這裡集中了資產階級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資產階級期待出現奇蹟，但是卻為自己和自己的代表贏得了恥辱。工商業資本家階級在德國遭受的失敗，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加慘重。最初他們在德國各邦被打敗，被擊潰，被逐出官場，後來在德國的中央議會裡遭到痛擊，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義，即資產階級的統治，不管是採取君主政體還是共和政體的形式，在德國永遠不可能實現了。 德國議會在其存在的後期，使1848年3月以來領導官方反對派的那一幫人，那些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並部分地代表農民階級的利益的民主派，蒙受永久的恥辱。這一階級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機會來表明它有辦法在德國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我們已經看到它遭到了怎樣的失敗；這與其說是由於環境不利，不如說是由於它在革命爆發以來的一切緊急關頭一貫畏縮不前；它遭到這種失敗是由於它在政治上也同樣目光短淺、畏首畏尾和動搖不定，這正是它的商業活動的特點。1849年5月，它由於這種行為已經失去了歐洲所有起義的真正戰鬥力量——工人階級的信任。可是當時它還有取得勝利的機會。德國的議會在反動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後，完全在它的掌握之中。農村居民也都贊助它。只要它認清形勢，堅決地、勇敢地行動起來，各小邦三分之二的軍隊，普魯士三分之一的軍隊，普魯士後備軍（預備隊或民軍）的大多數，都準備和它一致行動。但領導這一階級的政客們，並不比追隨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更有洞察力。他們甚至比自由派更糊塗，更迷戀於他們有意保持著的幻覺，更容易上當受騙，更缺乏正視事實的能力。他們的政治作用也降到了零度以下。但是由於事實上他們還沒有實現他們那些陳腐的原則，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環境下，他們本來還能夠再活躍一個短暫的時期；但是，最後的這一點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變剝奪了，正像他們的法國「純民主派」夥伴們一樣。 德國西南部起義的失敗和德國議會的解散，結束了第一次德國革命的歷史。最後，我們還需要看一下獲得勝利的反革命聯盟的成員們。這我們將在下一篇通訊來談。 [278] 1852年9月24日於倫敦 弗·恩格斯寫於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 載於1851年10月25和28日，11月6、7、12和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和19日，4月9、17和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和23日《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11卷並參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1卷翻譯 (1)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1848年5月18日—1849年5月30日開會的會址。——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