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十　巴黎起義。法蘭克福議會］

早在1848年4月初，整個歐洲大陸上的革命洪流已經被那些從最初的勝利中獲得利益的社會階級同戰敗者立即締結的聯盟擋住了。在法國，小資產階級和共和派資產階級，同保皇派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無產階級；在德國和義大利，勝利的資產階級急忙乞求封建貴族、政府官僚和軍隊幫助他們對付人民群眾和小資產者。聯合起來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黨派，很快又獲得了優勢。在英國，發動得不適時和準備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從事運動的黨派遭到了徹底的決定性的失敗。 [258] 在法國，兩次類似的運動（4月16日 [259] 和5月15日 [79] ）也同樣被擊敗了。在義大利，炮彈國王在5月15日一舉恢復了政權。 [260] 在德國，各個新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它們的制憲議會都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說在維也納，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獲得了勝利，那麼這畢竟只是一個次要的事變，可以認為這是人民的能量的最後一次勝利的閃耀。在匈牙利，運動看來是轉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靜的軌道；至於波蘭的運動，我們在前面一篇中已經提到，它剛剛萌芽就被普魯士的刺刀鎮壓下去了。但是這一切並沒有確定事態的最後結局，各革命黨派在各國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它們更加團結自己的隊伍，投入決定性的戰鬥。 決定性的戰鬥已經臨近了。它只能在法國爆發；因為當英國沒有參加革命戰鬥而德國仍然四分五裂的時候，法國由於國家的獨立、文明和中央集權，是唯一能夠推動周圍各國發生強烈震動的國家。所以，當1848年6月23日巴黎的流血鬥爭 [5] 開始的時候，當接二連三的電報和信件使歐洲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這次鬥爭是在工人群眾為一方和得到軍隊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一切階級為另一方之間進行的這樣一個事實的時候，當戰鬥以現代內戰史上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打了好幾天，但雙方都沒有得到明顯的勝利的時候，每個人都清楚地看到，這是一次偉大的決戰，如果起義勝利，整個歐洲大陸就會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義失敗，反革命統治就會至少暫時恢復。 巴黎的無產者被擊敗、被屠戮、被摧毀到這樣的程度，以致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恢復元氣。在整個歐洲，新舊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無忌憚地抬起頭來，這說明他們對這次事變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們到處壓制報刊，限制集會結社權，利用外地任何一個小城鎮發生的任何細小事件來解除人民的武裝，宣布戒嚴，並且用卡芬雅克傳授給他們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訓練軍隊。此外，二月革命以後，大城市裡的人民起義是不可戰勝的這種說法第一次被證明是一種幻想；軍隊的榮譽恢復了；以前經常在重大的巷戰中失敗的隊伍，現在重新獲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勝任這樣的鬥爭了。 在巴黎工人的這次失敗之後，德國的舊封建官僚黨便開始採取積極的步驟並制定明確的計劃，甚至拋棄他們暫時的同盟者資產階級，使德國恢復到三月事變以前的狀態。軍隊又成為這個國家中的決定力量，而軍隊已不屬於資產階級而屬於它自己了。甚至在普魯士，那裡一部分下級軍官在1848年以前十分傾向於立憲制度，革命在軍隊中引起的混亂又使這些理智的年輕人像從前一樣忠於職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對於長官們稍微隨便一點，長官就會立刻感到紀律和絕對服從的必要。被擊敗的貴族和官僚們現在開始看到自己的出路。空前團結的軍隊由於在鎮壓小規模起義和對外戰爭中取得勝利而揚揚得意，羨慕法國士兵剛剛獲得的大勝利。只要使這個軍隊不斷和人民發生小衝突，一旦決定性的時刻到來，它就能夠以強有力的一擊粉碎革命黨人，並把資產階級議員們的傲慢不遜一掃而光，而進行這樣一次決定性的打擊的時刻很快就到來了。 關於德國各黨派夏季所從事的那些有時令人感到新奇而多半令人感到厭煩的議會辯論和地方性鬥爭，我們就不談了。只需要說明一點：資產階級利益的維護者雖然在議會裡取得多次勝利，但沒有一次得到過任何實際效果，他們普遍感到，他們介於兩個極端黨派之間的地位一天天變得更不穩固了；因此，他們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動派結盟，明天又向比較民主的黨派討好。這種不斷的搖擺使輿論界對他們嗤之以鼻，而按照事態發展的趨向來看，他們受人輕蔑，暫時主要是有利於官僚和封建主們。 到了秋初，各黨派之間的關係已極其尖銳而緊張，使決戰成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派革命群眾同軍隊之間在這場戰爭中的最初戰鬥發生在法蘭克福。 [261] 雖然這次戰鬥並不十分重要，但是軍隊卻是第一次在這裡取得相對於起義的顯著優勢，而這產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魯士根據十分明顯的理由允許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所建立的虛有其名的政府同丹麥簽訂停戰協定 [254] ，這個協定不但把什勒斯維希的德意志人交給丹麥人去橫加報復，而且也完全否認了在丹麥戰爭中公認的多少帶有革命性的原則。法蘭克福議會以兩三票的多數否決了這個停戰協定。在這次表決之後發生了虛假的內閣危機。而三天以後議會重新審查了自己的決議，實際上取消了這個決議而承認了停戰協定。這種可恥的行為激起了人民的憤怒。人們築起了街壘，但法蘭克福調來了足夠的軍隊，經過六小時的戰鬥，起義便被鎮壓下去了。這次事件在德國其他地方（巴登、科隆）引起的類似的但聲勢不大的運動，也同樣被鎮壓下去了。 這次前哨戰給反革命黨派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好處：完全由人民選舉出來（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唯一政府——法蘭克福帝國政府，現在也像國民議會一樣，在人民心目中破產了。這個政府和這個議會都不得不用軍隊的刺刀來反對人民意志的表現。它們已名譽掃地，雖然它們以前多少還能得到一點尊敬，但這次的忘本行為和這種依賴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軍隊的做法，卻使帝國的攝政 (1) ，使他的大臣們和議員們此後都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擺設。我們不久就會看到，最先是奧地利，接著是普魯士，後來是各小邦，都怎樣輕蔑地對待這群無能的夢想家所發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項要求、每一次委派。 現在我們來談談法國六月戰鬥在德國所引起的強有力的反響，來談談對德國有決定意義的——就像巴黎無產階級的鬥爭對法國那樣——事變。我們是指1848年10月維也納的起義 [262] 和隨之而來的對維也納的攻擊。但這次鬥爭的意義十分重大，說明對這次事件的進程產生比較直接影響的種種情況需要占《論壇報》很大篇幅，因此我們不得不專門寫一篇通訊來加以闡述。 1852年2月於倫敦 (1) 奧地利大公約翰。——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