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國史 · 第十三章 清朝覆亡和民國的興起
第一節 革新的原動力
中國的變法，來源是很遠的。原來從秦朝統一以後，直到西力東漸以前，二千多年，中國社會的狀況，沒什麼根本的變更。而從中古以來，屢次受外族的征服；到清朝入關，這種現象，已反覆到第五次了（五胡、遼、金、元、清）。而治化的不進，民生的憔悴，還是一言難盡。物窮則變，到這時候，中國思想界，便要起一個根本上的變動了——便是對於向來社會的組織，根本懷疑。卻是這時代，閉關獨立，並沒有外國的情形，可資比較；懷疑於當時的社會組織，要想從根本上改革，求一種參考的資料，就只得求之於古。所以當明末清初的時候，社會上就發生了兩種思想。
一、覺得向來支配社會的義理（社會上人人承認的），並無當於真理。向來所視為天經地義的道理，到此便都要懷疑。如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原君》等篇，就是這種思想的代表。這是精神上的。
二、其在物質上：則覺得當時所行的治法，徹底不妥，無可修改；欲圖改善，非從根本上變革不可。就有極端復古之論。當時主張封建的人，便是這一種心理。顧亭林的《封建論》，便是這種思想的代表（呂晚村、陸生柟等，也是主張封建的）。封建原是不可復的事情，然而至於疑心到郡縣，幾乎要主張封建，就真可算是對於當時的社會組織，根本懷疑了。
有了這一種趨勢，就是沒有西力東漸的事實，中國的社會，慢慢兒也要生根本上地變動的；不過變得慢些，又不是現在這種變法罷了。
宋學在當時，是支配全國人心的。東漢以來儒家的道理，雖不和宋學一樣，究竟還同宋學相近。清朝時候，因人心都有上述的趨向：始而漢學發達，對於宋朝人的話懷疑；繼而漢學之中，又分出今文和古文，對於東漢之學也懷疑。至於疑心到東漢之學，定要追求到西漢；就有許多義理，和現社會所行，是格不相入的，人心上就生了極端的變動了。
至於具體的辦法，要提出方案，卻不是一時辦得到的事情。恰好這時候，西力東漸，和西洋人的社會，漸漸地接觸多了，關係密了；始而認識他的社會，和我們組織不同；繼而認識他那種組織，我們實在不可不仿效，於是改革之事，就起了軒然大波。
所以近世的改革事業，來源是很遠的，蓄勢是很久的。這種變動。不發則已；一發之後，就如懸崖轉石（看得他似乎也有頓挫，其實算不得什麼），非達到目的不止。所以現在正是個變動的時代；正是個變動了。方在中途的時代。要講什麼保存國粹，什麼變動得不可太快，都是白說掉的話——這個無關於是非，且亦無所謂是非，只是大勢如此（本節請和第十四章第八節參看）。
第二節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但是雖然如此，變革之初，總還是發端於政治上。那麼，我們要講近世中國的變革，就不得不託始於戊戌政變；要明白戊戌政變，就不能不曉得咸同光三朝的朝局了。
文宗即位之初，頗為振作。這時候，承五口通商屈辱之後，主持和議的人，頗不為清議所與。而國家經過這一次大創，當時議論政治的人，也覺得有刷新的必要（自然不是要效法西洋）。文宗於是把耆英、穆彰阿等斥退，前經貶謫的林則徐等起用。又下詔求直言，通民隱（當時應詔陳言的很多）。總算有振作的意思，而且是能順從當時輿論的趨向的，所以海內翕然，頗有望治之意。無如前此的亂源，種得太深了，一時間收拾不來。即位之初，太平軍就已起事。連年用兵，未能平定。英法交涉，更為棘手。就此弄得心灰意懶，抱著個「且樂主人」的觀念，就不免縱情聲色。於是載垣（怡親王，胤祥之後）、端華（鄭親王，濟爾哈朗之後）、肅順（端華的兄弟）一面引導他遊戲，一面結黨攬權。這三個人，也不是絕無道理的近幸。其中肅順尤有才具。恭親王和這三個人的起仆，咱們也只認他是滿洲親貴，爭奪政權的事情，用不著替他分什麼是非曲直。況且恭親王究竟是個無能為的人。倘使當時爭奪的結果，肅順等獲勝，後來的內政外交，許反要好些。興科場之獄以立威等，自然是他的壞處，也只是手段之拙。這種事情，在君主專制時代，是歷來權臣公共的罪惡，不能因此一筆抹殺。軍機處的權柄，漸漸地移於宮中，暗中就只在這三個人手裡（端華、肅順始末，請參看薛福成的《庸庵筆記》）。
文宗從公元1860年逃到熱河之後，就沒有回京。明年死了。載垣、端華、肅順等，就矯遺詔，自稱輔政大臣（當時輔政大臣，共有八人）。禁遏在京王公，不叫他們奔喪（這就是忌恭親王前去的意思）。然而在京留守的恭親王，也不是沒人附和他的。當時的政治中心，就分為兩處：一處在熱河，以載垣、端華、肅順等為中心；一處在北京，以恭親王為中心。
文宗正後鈕祜祿氏（孝貞後），無子。妃那拉氏（孝欽後）生穆宗，當時還只八歲，就有御史董元醇，奏請太后垂簾，派近支王公輔政。而恭親王也乘機走到熱河，「得間獨見」兩太后，密定迴鑾之策。恭親王先行，肅順護送梓宮，兩宮和載垣、端華，另從間道入都。到京之後，趁他猝不及防，把他兩個捉下。肅順也被執於途。旋殺肅順，賜載垣、端華死。兩宮同時垂簾聽政，而以恭親王為議政大臣。
清朝的歧視漢人，雖不如元朝之甚。然而從道光以前，漢大臣實在沒有真握大權的。關於兵權，尤不肯輕易落在漢人手裡。當時有大征伐，帶兵的總是滿人。卻到文宗時候，滿人實在不中用了。軍機大臣慶祥，就竭力主用漢人。肅順雖然專橫，卻極愛才。胡林翼的巡撫湖北，曾國藩的總督兩江，都是他所保薦（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里，被人參劾，幾乎大不得了，也靠肅順一力保全）。恭親王雖和他是政敵，而這種宗旨，也始終沒有改變（以事勢論，卻也無從改變）。到底能平定太平軍、捻軍和回部，號為中興。然而從此以後，滿洲的朝廷，就不過抱著一個空名，寄居於上，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維繫天下的能力了（當時滿洲政府，也未嘗不忌這班人。所以太平軍才平，就把湘軍遣散。然而湘軍才散，淮軍又起。以後內政外交的重心，仍舊集中到李鴻章身上）。因中央政府的沒有實力，以後並且漸漸地變成「外重」的趨勢。
其在宮廷之內，則孝貞皇后本是個庸懦不堪的人。雖然垂簾，不過徒有虛名。一切實權，都在孝欽手裡。穆宗雖是孝欽後所生，卻和孝欽不甚協。關於國事，孝貞後差不多全不過問。至於家事，卻偏要問問信。公元1872年，穆宗年已十八歲了，就有大婚問題發生。孝貞後主張崇琦的女兒，孝欽後主張鳳秀的女兒。兩宮相持不決，乃命穆宗自擇。穆宗揀了崇琦的女兒。孝欽不悅，禁止他到皇后宮裡去。穆宗鬱鬱不樂，就此出去「微行」，因而傳染了病。公元1874年，死了（第二年，皇后絕食自殺）。清朝當世宗時候，定「儲位密建」之法。皇帝將擬立的兒子，親自寫了名字，密封了，藏在乾清宮最高處正大光明殿匾額之後。高宗時，又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從高宗的兒子一輩起，以「永、綿、奕、載、溥、毓、恆、啟、燾、闔、增、秩」十二個字命名。穆宗是載字輩的人，死後無子，應當在溥字輩中選立。然而一者，孝欽不願意做太皇太后。二者，德宗的母親，奕的福晉，是孝欽的妹子。三者，德宗年只四歲，便於母后專權。於是孝欽就決意選立了德宗。兩宮從公元1873年穆宗大婚之後歸政，到此不滿兩年，卻又垂起簾來了。
孝欽本不是十分安分的人（當穆宗時候，便寵任了太監安得海，違反祖制。叫他到山東去。這時候，山東巡撫是丁寶楨，頗為骨鯁。就把他捉住，奏請正法，孝欽無如之何）。然而當穆宗初年，亂事還未平定，不敢十分怠荒。又孝貞是文宗的嫡後，雖然不懂得什麼事，孝欽總有些礙著她。到德宗初元，亂事已定，自謂中興之業已成，便不免有些驕侈。公元1881年，孝貞後又死了，格外肆無忌憚。於是乘中法之戰，罷恭親王，而反命軍機處有什麼事情，同個幼稚無知的醇王商辦。又寵太監李蓮英，修頤和園。一切用度，都十分奢侈（當時的海軍，固然練得不好，然而海軍衙門經費，都給孝欽用掉，以至不能整頓，也是失敗的一個大原因），就不免政以賄成。用人行政，都漸漸地腐敗起來了。德宗於公元1889年大婚，孝欽循例歸政；然而實際上，什麼事情，都還要參與，德宗毫無實權。德宗是個英明的君主，加以這時候，外交迭次失敗；至中日之戰，而形勢大變；更加以俄訂密約，德據膠州，形勢更為緊急，不得不憤然英斷，以定變法之計。而戊戌、庚子種種的變故，就要相因而至了。
第三節 戊戌政變和庚子之亂
從戊戌以前，中國人對外的認識，可分為四期：
一、教士的譯著書籍，是從明朝就起的。然而除掉天文、算學之外，竟毫不能得中國人的注意——便看見了，也不信他。譬如紀昀修《四庫總目》，對於艾儒略的《職方外紀》，提要上就疑心他是說的假話，世界實在沒有這麼大——這個是毫無認識的時代。
二、到五口通商之後，而中國人始一警醒。於是有魏源所著的《海國圖志》，江上蹇叟所著的《中西紀事》等出來。對於外國的情形，稍稍認識。然而這時代，所抱著的，還是閉關的思想；所講求的，還是把守口岸，不給洋人攻破等法子。這是第二個時代。
三、太平軍的平定，在清朝一方面，實在是借用一部分的外國兵力的。其事起於公元1860年，上海為匕首黨徒劉麗川所陷。法兵助官兵收復縣城。這時候，英人久經組織義勇團，以為保衛租界之計。各處富人，聚集上海的頗多。也共同集資，與外國人合籌保衛之法。於是美人華爾（Ward）、白齊文（Burgevine），始募歐洲人一百，馬尼亞人二百，組織成一隊，名曰常勝軍。華爾死後，戈登（Charles George Cordon）代為統帶。克復太倉、崑山，並隨李鴻章攻克蘇州。中興諸將，親眼看見過外國兵的，知道中國的兵力，確非其敵。於是亂平之後，就要注意於練兵。設船政局，製造局，開同文館，廣方言館，選派幼童留學美國，以至興辦鐵路、汽船、電報等事，都是如此。這是第三個時代。
四、這種辦法的弱點，經中法之戰而暴露出來，中日戰後，更其盡情暴露。當時自然有一班比中興名將時代較後，和外國接觸較深，知道外國內情較真實的人，但是這種人，在中國社會上，不易為人所認識。到中日之戰，中國人受了一個大大的刺激，而當時主張變法的康有為、梁啓超等，又是長於舊學，在中國社會上，比較的容易被人認識的人。變法的動機，就勃發而不可遏了。
康有為是一位今文學家，他發明《春秋》三世之義（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說漢以來的治法，只是個小康之法。孔門另有大同之義。所以能決然主張變法（可參看康氏所著《春秋董氏學》）。清朝一代，是禁止講學的；所以學士大夫，聚集不起來。卻到了末造，專制的氣焰衰了，人家就不大怕他。有為早歲，就到處講學。所以他門下，才智之士頗多，聲氣易於鼓勵。
有為是很早就上書言事的。中日之戰，要講和的時候，有為亦在京都，聯合各省會試的舉子，上書請遷都續戰，並陳通盤籌劃變法之計。書未得達。嗣後有為又上書兩次。德占膠州時，有為又上書一次，共計五次只有一次達到，德宗深以為然。中日戰後，有為創強學會於京師，要想聚集海內有志之士，講求實學，籌劃變法之計。旋為御史楊崇伊所參，被封。其弟子梁啓超等，乃設《時務報》於上海，倡言變法之義。大聲疾呼，海內震動。一時變法的空氣，瀰漫於士大夫之間了。
德宗親政以後，內受孝欽後的鉗制，外面則有不懂事的恭親王，從同治以來，久已主持朝政，遇事還得請教他。其餘軍機大臣孫毓汶等，也都是頑固不堪，只有大學士翁同龢，是德宗的師傅，頗贊助變法之議。公元1898年，恭親王死了，德宗乃決計變法。四月，下詔申言變法自治之旨，以定國是。旋擢用康有為、梁啓超等，自五月至七月，變法之詔數十下。然而給一班頑固的人把持住了，一件事也辦不動。八月初六日，孝欽後突然從頤和園還宮。說德宗有病，再行臨朝。說新黨要謀圍頤和園。把康有為的兄弟康廣仁、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楊深秀六個人殺掉。有為、啟超逃走海外，於是把一切新政，全行推翻（參看近人梁啓超所著《戊戌政變記》）。太后陰有廢立之意，密詢各督撫，各督撫都不贊成。外國公使，也表示反對之意。太后要捕拿康、梁，而外國照國事犯例保護，不肯交出。康有為立保皇會于海外，華僑響應，也時時電請聖安，以阻止廢立。太后罵報館主筆，都是「斯文敗類，不顧廉恥」，要想概行禁絕，而在租界上的，又辦不到。於是太后痛恨外國人，就起了一個排外之念。太后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儁為大阿哥，原是預備廢立的。雖然一時不能辦到，而載漪因此野心勃勃。當時滿大臣中，像榮祿、剛毅等，又存了一個排漢的念頭（榮祿說：練兵本不是打外國人，是為防家賊起見。剛毅說：寧可把天下送給外國人，不要還給漢人）。漢大臣徐桐等則頑固不堪（徐桐至於疑心：除英、俄、德、法、美、日等幾個強國外，其餘的外國，都實無其國。都是一班新黨，造了騙騙人的）。朝廷上頭，布滿了腐敗污濁的空氣，恰又有一個義和團，順應他們的心理而發生，就要演出古今未有的怪劇了。
義和團怎會得大臣的信任？究竟是堂堂大臣，怎會信任起義和團來？其中也有個緣故。中國自和外國交涉以來，種種的吃虧，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憤，想要振作圖強，原也是人情。然而圖強的方法，卻就很難說了。「蹈常襲故」之世，「讀書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個適當的法子來，何況處前此未有的變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無知識的人？專制之世，人民毫無外交上的常識，是不足怪的。卻又有一種誤解，很以一哄的「群眾運動」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虧，是官吏甘心賣國，有意退讓的。倘使照群眾運動的心理，一哄著說：「打打打！」「來來來！」外國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這種心理，不但下流社會如此，就號稱讀書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國大多數人的心理）。所以總說官怕外國人，外國人怕百姓。這便是相信義和團的根源。至於義和團的本身，則不過是個極無知識的階級中人，聚集而成。只要看他所打的旗號「扶清滅洋」四個宇，是說的什麼話——做盜賊也要有做盜賊的常識，倘使會說興漢滅滿，就夠得上做盜賊的常識了。說「扶清滅洋」，就連這個也夠不上。
義和團是起于山東的。公元1899年，毓賢做山東巡撫，非但不加禁止，而且頗加獎勵；於是傳播大盛，教案時起。毓賢旋去職，袁世凱代為巡撫，痛加剿擊。義和團都逃入直隸，直隸總督裕祿，又非常歡迎他。載漪、剛毅、徐桐等，就把他召入輦轂之下，稱為義民。於是義和團大為得意，公然設壇傳習，焚教堂、殺教士、拆鐵路、毀電線，甚至攜帶洋貨的，亦都被殺。京津之間，交通斷絕，外國公使向中國政府詰問，中國政府，始而含糊答應，繼而董福祥以甘軍入都，於是公然下詔，和各國同時宣戰。又下詔各省督撫，盡殺境內外人（幸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各省，不奉偽命；且和各國領事，訂保護東南的條約。所以東南得以無事）。派董福祥的兵，會同義和團，攻擊各使館。從中也有暗令緩攻的，所以沒有攻破。而德公使克林德、日本書記官杉山彬，都被戕。不多時，英、俄、法、德、美、日、意、奧八國的聯兵到了，攻破大沽。聶士成拒敵天津（這時候，義和團騷擾得更不成樣子了。聶士成痛加剿擊，義和團大恨。士成和聯軍交戰，義和團反從而攻其後。直隸總督裕祿，是深信義和團的，又遇事掣士成的肘，士成恨極，每戰輒身臨前敵），戰死了。裕祿兵潰自殺。巡閱長江大臣李秉衡，發兵入援，也兵潰而死。太后和德宗，從居庸關走宣化，逃到太原，旋又逃到西安。聯軍入京城，又派兵西至保定，東至山海關，以剿擊義和團。直隸省中，受蹂躪的地方不少，京城被荼毒尤酷。
這時候，李鴻章方做兩廣總督。乃調他做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和慶親王奕劻，同為全權議和（鴻章死後，代以王文韶）。外人要求懲辦罪魁，然後開議。於是殺山西巡撫毓賢；黜載漪爵，遣戍新疆；褫董福祥職；剛毅先已自盡，仍追奪其官；其餘仇外的大臣，也分別議罪。1900年，和議成。
1.賠款四萬五千萬兩——金六千五百萬鎊。
2.派親王大臣，分赴德、日謝罪。
3.許各國駐兵京城，保護使館。使館界內，不准中國人居住。
4.拆毀天津城垣和大沽口炮台。
5.各仇教州縣，停止考試五年。
這一年八月里，太后和德宗迴鑾。迴鑾之後，自覺得難以為情了，乃再貌行新政，以敷衍天下。然而這種毫無誠意的變法，又哪一個信他呢？
第四節 滿蒙藏的危機（上）
庚子之變，所闖下來的禍，還不止以上所說的呢！原來關東三省，是清朝的老家（其實也算不得它的老家，因為遼東西本來是中國的郡縣）。清朝入關以後，還想把它保守著（倘使老家給漢人占據起來，他就無家可歸，真正在中原做了客帝了）。而東三省的形勢和蒙古的關係，又很為密切的。所以想把這兩處，統統封鎖起來。關東三省中，只有少數的「民地」。此外就都是「旗地」和「官地」，漢人出關耕墾，是有禁的。蒙古亦有每丁的私有地和各旗公共之地。都不准漢人前往墾種，就漢人前往蒙古經商的，也要領了票據，然後可往。且不得在蒙古住滿一年，不准在蒙地造屋。他的意思，無非怕漢蒙聯合，要想把漢蒙隔絕了，滿蒙卻聯結一氣，以制漢人，然而這種違反自然趨勢的命令，到底敵不過漢族天然拓展之力。康熙時，山東的人民，已經陸續地向關東移住了。康熙時的禁令，是極嚴的，終究是有名無實。到乾隆時的上諭，就說：「這件事，朕也明曉得了。現在內地人滿，而關東地曠，一定厲行禁令，不准他去，又豈是帝王之道呢？朕也就默認了他吧。」——難道高宗沒有滿漢的界限嗎？不是，他滿漢界限的色彩，濃厚得很呢！不過明知道這種禁令，厲行也無益，落得解除掉罷了。漢人移殖關東的，共有三種：一種是因山東東部，土地瘠薄，人民渡海而往的。這種人，大約沿奉、吉兩省的官道，自南而北。一種是犯流刑的人，在關東成家立業的。一種是咸、同離亂之際，出長城到蒙古東部，從蒙古東部而入吉、黑的。乾隆時，默認禁令的解除，嘉道以後，並偶有官自開放，招漢民前往開墾的事。因漢民移住的多了，並且漸漸地設立起州縣來（最早的長春廳設於嘉慶初年）。移住蒙古的，則是太平軍、捻軍興起，然後大盛的。原來蒙古人有了土地，不大會利用，把地租給漢人而收其租，卻是很有利益的。所以清朝雖替他保護土地，禁止漢人前往開墾，而蒙古王公，卻有私占公地，招漢人前往開墾的。就蒙民，也有願將土地租給漢人的（到後來，又說土地給漢人占去了，蒙人就窮了。其實漢人何嘗白占他的土地來）。所以從咸同以後，內蒙近邊之處，也逐漸開闢。到後來，到底至於設立廳州縣。
這種封鎖的政策，雖然不能阻止漢人的自然移殖，畢竟把漢人的移殖，阻止得緩了許多。現在蒙滿之地，還是彌望荒涼，都是這種封鎖政策的罪惡。倘使當初不存在「聯合滿蒙，以制漢人」的謬見，早早把滿蒙開放，設法獎勵漢人的移殖，到現在，就不敢說和內地一樣，怕總比現在的情形，充實得加倍不止。絕不會有後來抱著滿蒙這麼一大片的地方，反憂其「瓠落而無所容」的患害。不但如此，漢官昏聵，到底也比什麼將軍、副都統等清楚些（就使官都昏聵，幕里也總有明白的人）。倘使早早招徠漢人，設置州縣，沿邊的情形，也總要比較好些。像公元1856、1860年兩年，一舉而割掉幾千萬方里的地方的事情，怕不會有吧？總而言之，從古以來，只聽見「移民實邊」，沒聽見「限民虛邊」，清朝這種政策，「實在是限民虛邊」的。到後來，反又憂其「邊之不實」。不知這「邊之不實」，是誰弄出來的。所以謀「獨占土地」（以及「世界上一切利源」），總是最大的罪惡。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從東省鐵路成後，俄人借名保護，沿路駐兵。一種侵略的勢力，業已赫然不可侮了（以哈爾濱為陸上的中心，稱為「東方的莫斯科」。以旅順為東方艦隊根據地）。偏偏庚子這一年，偽詔排外的時候，黑龍江將軍奕山，又遵奉維謹，和俄國人開起兵釁來。攻哈爾濱，不克。攻阿穆爾省，又不克。俄人反舉兵南下，連陷璦琿、齊齊哈爾，壽山死之，因據吉林、奉天省城，挾將軍以令全省。辛丑和議成時，俄人藉口與中國有特別關係，不肯置議。迴鑾以後，要索中國政府，另訂特約，被日、英、美三國阻止。這時候，各國相繼撤兵，俄人迫於公議，無可如何，公元1902年三月初一日，和中國訂撤兵之約。以六個月為一期：第一期撤奉天，第二期撤吉林，第三期撤黑龍江的兵。到第二期，就並不實行，反把已撤的兵調回。這時候，俄人在東三省的勢力，炙手可熱。日本人乃提出「滿、韓交換」，要求俄國人不干涉朝鮮，日本人亦不干涉滿洲。俄國人不聽，於是日俄開戰——在中國地方交戰，中國人反宣告中立——其結果，俄人敗績。旅順、奉天俱給日人打破，東洋和波羅的海艦隊，也都給日人打敗了。乃以美國的調停，議和於朴茨茅斯。其結果：
1.將東省鐵路支線，自長春以下，割歸日本。
2.將庫頁島的南半，割與日本。
3.旅順大連，轉租於日。
4.認日本獨立經營朝鮮。
從此以後，就發生南北滿的名詞。東三省的北半，屬於俄人的勢力範圍，其南半，日本人就視為禁臠了。至於朝鮮，則日俄戰後，名為改為立憲（改國號曰韓），實則日本人即置統監於其國，盡奪其一切政權。公元1910年，韓王派代表到萬國平和會，陳訴日本的行為，日本人就迫韓王讓位於其子，不多時，就宣布日韓合併。
日俄戰後，日本派小村全權到北京，和中國訂立《滿洲善後協約》。由中國承認：將旅順、大連轉租於日，及長春以下的鐵路割歸日本，並訂「附約」十一款。
（一）開鳳皇城、遼陽、新民屯、鐵嶺、通江子、法庫，（二）長春、吉林、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姓，（三）齊齊哈爾、海拉爾、璦琿、滿洲里為商埠。
日人所設安奉軍用鐵道，改為商用鐵道——除運兵歸國十二個月不計外，以兩年為改良工事之期。工竣以後十五年，中國得以收買。
中日合設公司，採伐鴨綠江材木。
於是日本設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資本二億元。其一億，由日政府投資，以已成鐵路和附屬財產充之。其又一億，名為聽中日人共同投資，其實中國人全無資本——以租借地為關東州，設立都督府。
《滿洲善後協約》訂立於公元190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附約中訂明以十二個月為日本運兵歸國之期；則其工事著手，應在公元1906年年底。乃日本直到公元1909年，才要求派員會勘線路。由郵傳部派交涉使與日人會勘。會勘既定，日人要求收買土地。政府委其事於東三省總督錫良。錫良忘了該路路線，日本業與部派人員勘定，忽主張不准改易路線。交涉就起了齟齬。日本遂取「自由行動」的手段，即時動工。中國無如之何，只得由錫良和巡撫程德全，與日人補結《協約》。而所謂「滿洲五懸案」，也同時解決。滿洲五懸案是：
一、撫順煤礦。日人主張為東清鐵道附屬事業。中國人說在鐵路路線三十里以外。日本人說：《東清鐵路條例》，准許俄國人採礦，本沒限定里數；而且俄國人所采的礦，大抵在三十里以外。
二、間島問題。圖們江流域長白山附近的中韓國界，清朝康熙年間，兩國共同派員勘定。規定西以鴨綠江，東以圖們江為境界。於長白山（朝鮮人謂之白頭山）上，立有界碑。圖們江北，中國曾設立敦化縣和琿春廳，而人民甚為寥落。同治年間，朝鮮咸鏡道人民，越江開墾。光緒年間，乃於其地設立延吉廳，課其租稅。日本既以朝鮮為保護國，突於公元1907年，由統監府派憲兵，設理事官於其地。
三、新法鐵路。從新民屯到法庫的鐵路，中國擬借英款修造，日本說是南滿鐵路的平行線，出而抗議。
四、東清鐵路營口支路。系許俄人築造東清鐵路支線（哈爾濱旅順間）時，暫時敷設，以運輸材料。東清支線成後，即行撤去。轉租後，中國要求日本。日本怕中國人另行經營，以致營口與大連競爭，抗不肯撤。
五、吉會鐵路。滿鐵會社設立後，屢次要求新奉、吉長兩鐵路，須借該會社的款項。公元1907年，外務部和日使——林權助——訂立新奉、吉長兩路借款的契約。日人又要求把吉長路延長到延吉與朝鮮會寧府的鐵路相接。
以上各問題，經過交涉之後，都成為懸案。安奉鐵路自由行動時，日人致中國《最後通牒》說：「限於不妨礙工事，仍望談判。」並希望「同時以妥協的精神，解決其餘諸懸案」。於是公元1909年七月，外務部和日使訂立各種協約。
一、承認日人開採——並煙臺煤礦。
二、兩國仍以圖們江為界。中國仍准韓民在江北墾地居住——該韓民應服從中國法權，歸中國地方官管轄裁判。但日本領事或委員，得以到堂聽審。日本統監府派出人員，於約成後兩月內，完全撤退。開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為商埠。
三、中國應允要敷設時，先和日本商議。
四、允許日本於南滿鐵路限滿之日，一律交還。
五、將來將吉長鐵路延至會寧時，其辦法與吉長路一律。至應何時開辦，則由中國政府酌量情形，再與日本商議。
這所謂滿洲五懸案，差不多全照日本的意思解決。當第三個問題解決時，中國要求將來築造錦齊鐵路時，由錦州經洮南至齊齊哈爾，日本不反對。日本也要求昌圖洮南間的鐵路，歸日本承造。其結果，雙方把意旨記入會議錄中。諸約發表後，英美諸國資本家，頗熱心借款。中國因想把該鐵路，索性延長到璦琿——錦愛鐵路。日本也堅持昌洮線的敷設權，以為抵制。並且嗾使俄國，出而反抗。於是錦愛鐵路之議又中止。而這一年十二月里，美國人有「滿洲鐵路中立」的提議，向中、英、法、德、俄、日六國，提出通牒。其辦法是：
由各國共同借款於中國。俾中國贖回東三省各鐵路。其管理之權，在借款未還清以前，由各國共同行使。限於商業運輸，而禁止政治軍事上的使用，使滿洲在事實上，成為中立地帶。
此項提議，反以促成日俄兩國的聯合。日俄兩國密商後，提出抗議。英國是附和日本，法國是附和俄國的；德國的關係比較淺薄；美國陷於孤立的地位，提議就全然失敗了。
第五節 滿蒙藏的危機（下）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東北一方面，既然因日俄的競爭，而弄得如此。西南一方面，卻還有因英俄競爭，而引起的「軒然大波」呢。原來西藏地方，因地勢上的關係，人家本稱它為秘密國。清朝對於它，也是取封鎖政策。其原因，自然是在政治上。而西藏人所以贊成他的政策，則另有一種隱情。原來西藏地方，最需要內地的茶。都是由特權階級買了，再賣給西藏人民的。一出一入之間，可以獲利無算。倘使對於印度，自由通商，因運輸上的關係，川茶的生意，定要為印茶所奪。所以西藏的特權階級，也抵死持著閉關主義。英人的注意西藏，卻由來已久。公元1780年，班禪喇嘛入京賀高宗萬壽。印度總督就派人去和他商議印藏通商的事情。班禪說這件事情，須進京之後，奏過皇上，方能決定。後來班禪死在京里，這件事情，也就擱過了。
西藏的鄰國，有一個廓爾喀，又有一個哲孟雄。廓爾喀和西藏的關係，前已說過了。至於哲孟雄，則據說：它的國王，本是從西藏來的（其時約當清初）。歷代的王妃，都求之於西藏的貴族。人種、風俗、政教，全和西藏相同。上流社會的話，就是西藏話。其關係可謂密切了。公元1835年，英國人才給它年金三百鎊，收買它首府附近的土地，作為殖民地。公元1860年，又增加年金一千二百鎊，獲得築造鐵路之權。一方面又再三要求中國，許其派人到雲南、西藏間，測勘商路。中國不得已，於公元1873年答應了它。1874年，英人瑪加理等，由上海經漢口到雲南。1875年，走到騰越，為土人所殺。英公使遂乘機要求，迫中國訂立《芝罘條約》（光緒二年，李鴻章和英使在芝罘訂結的），喪失了許多權利，而附約中仍許英人入藏探測。其後英人要實行，西藏人竭力抗阻。中國覺得交涉棘手，趁認英國併吞緬甸的機會，才於條約上將此事取消——公元1886、1887年，西藏人又派兵到哲孟雄。在哲孟雄和印度交界處，建築炮台，以阻止英人入哲，並且勸哲王搬到西藏。公元1889年，印度人把西藏的兵打破，逐出哲孟雄境外，並迫西藏人釋放哲王回國議和。西藏人無法，只得應允了他。於是英國人在哲孟雄設立統監。又向總理衙門交涉，要求派員會議哲孟雄和印藏通商問題。公元1890年，駐藏幫辦大臣升泰和印度總督訂立條約：承認哲孟雄歸英保護，而印藏通商問題，則說後日再議。到公元1893年，才訂立《藏印續約》，開亞東關為商埠。然藏人延不實行，印藏間的通商，仍然沒有進步。而俄國人在西藏的勢力，反而著著進步。
原來俄國人，從占據中亞之後，就野心勃勃，更想南下；英人怕其危及印度，也要竭力預防。於是阿富汗成為英國的保護國（公元1879年，光緒五年），波斯也成為兩國的爭點。西藏介居其間，自然也不得安穩了。西藏人的思想，是比較簡單的，因此容易被人籠絡。俄人知道他是這樣，就佯為尊崇黃教，以籠絡他。西藏人信以為真，和俄國的感情，一天天好起來。兩方之間，遂至互通使聘。公元1902年，達賴十三世何旺羅布藏吐布丹嘉措濟塞汪曲卻勒朗結，又派使如俄，俄人接待他，極為隆重。英人大懼。恰好日俄開起戰來了。公元1904年，英國就派兵入藏，直逼拉薩。達賴逃奔青海。英國人和班禪訂立和約。
開江孜、噶大克、亞東為商埠。
賠償軍費五十萬鎊——合盧比七百五十萬。
撤廢從印度到江孜、拉薩的炮台山塞。
西藏承認下列五事，非得英政府的許可，不得辦理：一、把土地租賣給外國人。二、西藏一切事情，都不得受外國干涉。三、不得允許外國派遣官員及其代理人入境。四、鐵路、道路、電線、礦產或別項權利，都不得許給外國或外國人。五、西藏一切進款，以及銀錢、貨物，不得抵押給外國或外國人。
英人要求駐藏大臣升泰簽約。升泰電告外務部：外務部復電，令其萬勿簽字（於是只有西藏代表的官吏，同英國人簽了約），一面和英國交涉。到公元1906年，才把此項交涉，移到北京辦理。四月二十六日，由外務部侍郎唐紹儀和英國全權公使薩道義，訂結《藏印續約》六條。把《英藏條約》，算做此約的《附約》。約中聲明：「英國不占西藏的土地，干涉西藏的政治。中國也不許別國占據西藏的土地，干涉西藏的政治。」「《附約》中所謂『外國』及『外國人』，中國不在其內。」賠款本定七十五年還清；未還清時，英國得駐兵春丕。其後印督申明：「減為二百五十萬盧布，分二十五年還清。前三年賠款付清，並且商埠開辦，已滿三年後，英國人即行撤兵。」這時候，賠款已由清廷代為付清。英國的兵，也就於這一年十二月內撤退了。
西藏問題喘息方定，蒙古的警告，又傳來了。原來日俄兩國，同美國「滿鐵中立」的提議，反得了接近的機會。公元1910年7月，兩國訂立《協約》。表面上說是「滿洲現狀被迫時，兩國得以互相商議」。據說，暗中還有秘密的條件。便是：「日本並韓，俄不反對；而俄國在蒙新方面的舉動，日本也予以承認。」《協約》成立後，未及兩個月，韓國就被並了。到第二年正月里，俄國就突然向外務部提出條件。
公元1881年《中俄條約》第十款，許「俄國在內外蒙古貿易，依舊不納稅」。並許「俄國人民，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和天山南北兩路其餘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俟將來商務興旺，再由兩國議定稅則」。第十五款又說：「關於通商各款，每十年修改一次，倘或未改，便仍照行十年。」第一次、第二次期滿，都沒有改。到公元1911年，又是應該修改之期了。我國就於公元1910年的冬天，向俄國人表示要修改的意思。誰料1911年正月，俄國公使，就突然提出下列的條件：
國境百里以內，一切物品都為無稅貿易——中國向俄國提出的主張，系以百里內的產品為限。
俄人於蒙古、新疆，均得自由移住；且一切貿易，都不收稅。
俄人於科布多、哈密、古城三處，設立領事。
伊犁、塔爾巴哈台、庫倫、烏里雅蘇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科布多、哈密、張家口等處，俄國亦有設立領事館之權；俄國人，有購地建屋之權。
而且同時聲明：「中國倘不全數承認，便要取自由行動。」二月初十，居然提出最後通牒，以二十八日為最後的期限。這時候，中國的輿論，頗為激昂。報紙上有許多籌劃同俄國人開戰的話，然而自然是「徒為壯語」。到二十七日，政府就不得已，全數承認了。
這種無理的要求的提出，固然由於這時候的俄國政府，以侵略為懷；又欺清朝政府軟弱，樂得虛聲恫嚇，取得權利。然而其中也有個原因，原來清朝對於蒙古，是取封鎖政策的，不准漢人移殖的（見上節），無如蒙古王公，大多數不能理財。窮得不得了，便把土地向漢商抵借款項。這件事，本是違犯清朝禁令的。俄人卻看做清朝政府，藉此取得蒙古的土地。曾有俄人著書說：「中國政府，用這種政策，六七十年後，全蒙古的土地，都要到漢人手裡了。」其實清朝政府，哪有如此遠大的計劃。俄人卻疑心生暗鬼，便也取同樣的手段，借款給蒙古人。這都是庚子以後的事情。光宣之間，給中國政府發覺了。不免大吃一驚，忙代蒙人把債還了，土地贖回。俄國人雖然無可如何，卻總想「限制中國人經營蒙古，而自己卻在蒙古取得廣大的權利」。所以有這一項要求的提出，和後來趁蒙古人宣布獨立，和他結約，限制中國人派兵殖民的舉動。其實清朝政府，腦筋里哪曾有過「殖民」兩個字。而且清政府，還是禁止漢民移殖的。其結果，聯蒙制漢的計劃，依然並無效果。卻把滿蒙空虛著，「慢藏誨盜」，以致引強敵侵進來。「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封鎖」、「猜防」的罪惡，這可以算做「明效大驗」了——關於庫倫獨立和西藏達賴背叛的事情，因為方便上，擱到下一篇里再敘；還有兩件交涉上較為重要的事情，卻附帶敘在這裡。
其一是英國占據片馬。英國從占據緬甸之後，公元1894和公元1897兩年，兩次和中國訂立《滇緬界約》。然僅劃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的境界；自此以北，《約》中規定，俟將來再行核定。公元1905年。迤西道和英國駐騰越的領事，曾經會勘一次，依然沒有結果。而片馬一地，系從緬甸通西藏、四川的要路；滇越鐵路，倘儻然取道於此，尤覺平坦。英國就突然於1910年十二月，派兵駐紮。中國和他交涉，英國人總說並無占據之意，然而始終延不撤兵。這件事情，如今正在交涉，還沒結束。其二是關於中葡澳門劃界的事情。歐洲人和中國通商，以葡萄牙人為最早。當明朝中葉時候，葡萄牙人所出入的口岸甚多，然而其人頗有暴行，以致到處被中國人斥逐。到嘉靖三十六年，才納賄於廣東官吏，求租現在的澳門半島，為曬晾船貨和屯積貨物的地方。官吏貪賄，允許了他。然而因人民與葡人衝突，以致釀成事端，也是官吏所懼的。到萬曆元年，就想出一個法子來，就澳門半島狹處，築造圍牆，限制葡人，出入必由此路，當時原是防閒管理的意思。然而圍牆以外，中國人就不啻置諸不問了。然而這時候，葡人還按年繳納租金。直到五口通商以後，中國國威墜地，葡人就並租金而不納了。光緒年間，總署因廣東販運煙土的人，多借澳門為護符而漏稅，要想取得緝私之權，竟不惜斷送澳門，以為交換。公元1887年，派稅務司金登干到葡京，和葡人商訂條約，預立節略四條，其中第二條：中國許葡萄牙人永遠居住管理澳門。第三條：非得中國允許，葡萄牙人不得將澳門轉讓他國。不多時，總署和葡國全權，在北京訂立《中葡條約》五十四條。對於預立節略中的這兩條，彼此均無異議。並訂明：「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條。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然而其後「會訂界址，特立專條」的事情，始終未能辦成。而葡萄牙人卻屢次越界侵占。公元1908年，日本船二辰丸，密載軍火，在澳門附近的海面，為中國捕獲。葡人竟聲言該處並非中國領海（後來由中國軍艦，向二辰丸謝罪；並賠償損失，收買其軍火）。於是澳門劃界的事情，中國更覺得其切要。公元1910年，中國派雲南交涉使高而謙，葡國派海軍提督瑪喀多，在香港會商，相持不決。後來把交涉移到北京。適值葡國革命，事又中止。這件事情，就到如今仍為懸案。而去年（1921年）五月，又有澳門葡兵，凌侮中國人，以致中葡衝突，葡兵大殺華人的事情。
以上所述，都不過關係大局的事；其餘小小不幸的交涉，還不知凡幾。國權喪失愈多，國勢危險愈甚，民心的憤激，也日甚一日，這也是勝清顛覆的一個大原因。而鐵路借款一事，竟直接做了清亡的導火線。
第六節 清朝的末運
中國人民反對清朝，可以說有兩種思想。
一、民族思想：漢人的民族思想，古代較為淡薄的。所謂「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所以排斥異族，只因為其文化程度較低之故。然民族思想，古雖然淡薄，究竟不能絕無。而從趙宋以來，屢次受異族的蹂躪，所謂有激而成，民族的思想，轉覺比以前濃厚了些。宋朝人講《春秋》，把「尊王攘夷」算做根本的大義，就是其證據。清朝的政治，比元朝為清明，而其歧視漢族，實在較元朝為盛（譬如康、雍、乾三朝，極慘酷的文字獄，就是元朝所沒有的）。明末一班志士，抱「故國之思」、「遺民之痛」的，實在大有其人。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都是。事雖無成，而恢復之念，實在未嘗或忘。所以醞釀到後來，到底有曾靜運動岳鍾琪之舉。又前清時代，遍布各處的會黨，相傳都有明末的遺民，參加組織，以圖恢復之舉的，其說也未為無因。其事既為志士一致的懷抱，這種精神，自然容易傳播到後來。乾隆中葉以後，看似這種思想，業已消亡，實則不過一時潛伏，根子還在裡頭，一觸即發的。
二、民本思想：這種思想，在中國歷史上，也由來很久。中國人看著皇帝，本來當他是公僕，好就承認他，不好就可以把他趕掉；這種道理，差不多是人人承認的。不過在實際上，限制君權以成立憲，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則不曾想得到辦法罷了。一旦和西洋人接觸，看到他的政治組織，合於中國人固有理想的，自然易於激動。
因此故，庚子以後，立憲革命兩種思想就大盛——立憲論是專在政治方面著想，要想保存君主的；革命論也有專就政治方面著想，主張推翻君主的；又有兼抱民族主義，要想推翻清朝的。
清朝人自然是贊成立憲的，但是其初，還沒有爽爽快快就答應人民立憲，直到日俄之戰，俄國敗了；於是「日以立憲而強，俄以專制而敗」的議論大盛，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舉（1905年六月，所派的是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五人。走到車站，給革命黨吳樾放了一個炸彈，折回。旋改派李盛鐸、尚其亨代徐世昌、紹英前往）。考察的結果，一致贊成立憲。當時各疆臣中，也多主張立憲的，於是1906年七月，下詔預備立憲，以改革官制為入手辦法。1908年八月，又下詔，定預備立憲的期限為九年。
以中國人民本思想蓄積之久，一朝覺悟，原不是區區君主立憲所能滿足的。況且清朝也並沒有實行君主立憲的誠意（卻又不是一味專制，硬和人民反對；不過是毫無實力，既不能強，又不能弱；看輿論傾向在哪一面，就把些不徹底的辦法，來敷衍搪塞罷了）。而從戊戌以後，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對，庚子以後，更其急轉直下。孝欽、德宗死後，朝廷一方面，並「似有若無的中心」而亦失掉，所以爆發得更快。
德宗崩於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孝欽下詔：以載灃之子溥儀，承嗣穆宗，兼祧德宗。載灃為攝政王，監國。第二日，孝欽也死了（這件事，是否真是如此？抑或實系孝欽先死？現在卻無從斷定）。當戊戌變法的時候，德宗頗有收回大權之意。以其事謀之於袁世凱。袁世凱知道事不能成，以密謀告榮祿。於是有孝欽幽囚德宗，推翻新政之舉。所以德宗一面的人，和袁世凱原是勢不相容的。但是這時候的朝廷，並無實力，並沒有盡翻戊戌之案的能力，只把個袁世凱罷掉（連黨禁都沒有開）。但是清朝從咸同以後，實已名存實亡。全國的勢力，移於湘淮軍手裡，後來湘軍既廢，淮軍獨存，內政外交的重心，就聚集於李鴻章身上。再後來，淮軍又漸變為練軍。練軍之中，鼎鼎有名的，便是一個袁世凱。而淮軍系中，也並沒有什麼傑出的人。勉強求一個可以傳授李鴻章的衣缽的，也還是袁世凱。所以袁世凱在當時，頗足以代表幾分「清朝從咸同以後靠以支持的」那種勢力。這種勢力，固然也是過去的勢力，終究不能倚仗他的。袁世凱對於清朝，可以算是懷挾異志的人，清朝要想靠他，也未必始終靠得的。然而驟然把他去掉了，反任一班昏聵無知的親貴出來胡鬧，就更下了一道催命符了。
清朝末年，鑒於革命論的昌熾，歧視漢族之心，自然也是有的。但是親貴專權的大原因，究竟還在這一班親貴愚昧無知上頭，不自知其毫無實力，而還想把持朝權。載灃本是個昏聵糊塗的人，攝政以後，他的兄弟載洵、載濤，都頗喜攬權。人民上書請速開國會，不聽。再三請願，才許把九年的期限，改為五年。而請願代表，都遭遣散。東三省的代表，且給民政部和步軍統領衙門硬送回籍。這時候，人民對於立憲渴望正盛，而政府所行的事情，偏和立憲的趨勢相反。第一次改革官制後，十一部的尚書，滿族占其七（那桐、溥頲、溥良、鐵良、壽耆、榮慶、載振）。第二次改革官制，設立內閣，以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為協理大臣。其餘十部，滿人又占其七（善耆、載澤、陰昌、載洵、紹昌、溥倫、壽耆）。人民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立憲制度，上書請願。各省咨議局，也聯合上書，清朝竟置之不聽。又這時候，中央一班人，鑒於前清末年，外權頗重（不知道是由於中央政府的無能，積漸而致的，不是頃刻可變。要想中央集權，卻又不知集權之法，誤以壓制施之人民），於是用一盛宣懷，硬行鐵路國有的政策，置輿論之憤激於不顧。而革命之禍，就因之激起了。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的內閣
軍機處 奕 劻 載 灃
軍機大臣 世 續 鹿傳霖
外務部尚書 呂海寰
民政部尚書 善耆
陸軍部尚書 鐵良
度支部尚書 載澤
吏部尚書 陸潤庠
禮部尚書 溥 良
學部尚書 榮 慶
法部尚書 戴鴻慈
農工商部尚書 溥 頤
郵傳部尚書 陳 璧
理藩部尚書 壽 耆
宣統末年的內閣
內閣總理大臣 奕 劻
內閣協理大臣 世 續 徐世昌
外務部大臣 鄒嘉來
民政部大臣 桂 春
陸軍部大臣 陰 昌
海軍部大臣 載 洵
軍咨府大臣 載 濤
度支部大臣 載 澤
學部大臣 唐景崇
法部大臣 廷 傑
農工商部大臣 溥 倫
郵傳部大臣 盛宣懷
理藩部大臣 善 耆
要講鐵路國有這件事情，還得牽連而及於當時的兩宗借款。原來從甲午之戰以後，列強對於中國，競謀擴張勢力和攫奪利益。其手段，則以築造鐵路，開採礦山為最要；而二者之中，則築造鐵路為尤要。當時中國和外人訂約，大抵把「借款」、「築造」、「管理」三件事並為一談。一條鐵路，借哪一國的款項，同時就請他築造，就把這鐵路和一切產業做抵押；而且造成之路，還請他管理。於是鐵路所到之處，就是外國權力所及之處；把勢力範圍，弄得十分確定。說句可怕的話，簡直就是瓜分的先聲。後來中國人漸漸地覺悟了，於是已經和外國訂約的鐵路，收回自辦；即未經和外國訂約的鐵路，籌劃自築的聲浪也大盛——而且這不僅是對外的關係。以中國幅員的廣大，交通的不便，在圖行政的靈活和經濟的開發上，從速建築鐵路，也有很強的理由。所以在前清末年，籌築鐵路，成為當時最有力的輿論。而練兵、興學、改革幣制、振興實業……也都是當時輿論所竭力鼓吹的。要創辦這許多事情，自然免不了利用外資。在外人一方面，投資於中國，自然是很有利的事情；而且在政治上，投資多的，自然在中國所享的權利也多些。而在中國，議論外交的人，也說要招致外國到中國來投資：一者，可以藉此振興中國的產業；二者，外國人投資多，使得他有所顧忌，且可互相牽制，藉以避免他們政治上的侵略。而在當時，人民企業的能力，實在也還幼稚。即如鐵路，各省紛紛鬧贖回自辦，或者開辦，其實除浙路外，都沒有多大的成績。於是又有鐵路宜於國有的議論。再加上清政府末造，忽而要振起威權，挽回外重的心理，就釀成清末的借款和鐵路政策（參看第五篇第三章第一節）。
盛宣懷在清末的官僚裡頭，本是以通知「洋務」著名，而且慣辦開礦和鐵路……事情。到末年組織內閣，便用他做了郵傳部尚書。先是公元1910年九月里，度支部尚書載澤，以改良幣制為理由，和美國公使，訂立借款預約七條。美國人招呼英、法、德、日加入。其結果，英、法、德都加入了，而日本卻沒有。旋以四國提出財政顧問的條件，談判中止。而日公使伊集院，靠著正金銀行主任小田切萬壽的助力，和盛宣懷成立鐵道公債一千萬元（公元1911年2月24日）。以江蘇折漕一百萬兩作保，利息五厘，指京漢路餘款付給——這時候，日本所負外債之數，為十四億四千七百萬。此項借款，日本合十五家的銀行，勸全國的資本家應募，還僅得其半。其又一半，畢竟轉募之於英、法、比三國。則其承借的理由，不全在經濟上可知了。於是四國也放棄財政顧問的條件。三月十七日，和載澤訂立改革幣制和東三省興業借款一千萬鎊（合華銀一億元）。利息五厘，實收九五，期限為二十五年。以東三省菸草稅、酒稅、生產稅、消費稅，及各省新課鹽稅作抵。由四國銀行團，平均承受。此項借款，頗有引四國投資於東三省，以抵制日俄兩國之意。旋以日俄兩國抗議，未幾就爆發武昌起義，只付了墊款四十萬鎊，卻做了民國時代善後大借款的前身。同時還有一筆借款，卻是直接關於粵漢、川漢鐵路的。原來粵漢鐵路，當初曾經和美國合興公司，訂立借款草約。其後因該公司逾期未辦，乃廢約收回自辦。這件事，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內，很出些力。後來就做了粵漢、川漢兩路的督辦大臣。張之洞和英、美、德、法四國的銀行，訂立借款草約。預定借款六百萬鎊，以償還合興公司的舊欠和築造兩路。還沒有訂正約，張之洞卻死了。到盛宣懷做了郵傳部尚書，就把這筆借款成立（後來銀行沒有交款），其事在四月二十二日；而鐵路幹線國有的上諭，卻下於其前一日。
鐵路幹線國有的政策，平心而論，原亦無可厚非。但是政策雖無可厚非，行之也要得其人。當時一班親貴，攬權用事，誰知道鐵路政策是什麼一回事？又有誰知道振興實業，改革幣制……是什麼一回事？看他們攬權攘利，一味胡鬧；假使清室不亡，這幾宗借款，竟爾成立，所辦的事業，也一定要破產，而貽國民以巨累的。但是當時人民的反對，也並不是顧慮及此。不過清室積失人心，國民憤郁已極，不覺一觸即發罷了。當時上諭既下，川、鄂、湘三省人民，爭持頗烈。政府便把「業經定為政策」六個字，嚴詞拒絕。湘撫楊文鼎，川督王人文，代人民奏請收回成命，都遭嚴旨申飭。而且嫌王人文軟弱，改派趙爾豐入川，用高壓手段，拘留保路會代表，人民旋請釋放，又開槍擊斃多人。而且以人民謀叛，捏詞誣奏。於是革命黨人在湖北運動起事，總督瑞澄，又窮加搜戮。而八月十九日的一聲霹靂，就驚天動地地震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