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的反叛 · 第十四章 誰統治這個世界？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說過，歐洲文明將自然而然地引發一場大眾的反叛。從某種立場來看，這一事實具有非常有利的一面，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人們的生活水平在我們這個時代經歷了奇蹟般的增長，而大眾的反叛與這種增長就是一回事。但是，同一個現象的另一面卻是可怕的，它不是別的，而是人類道德的徹底淪喪。現在，就讓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審視一下最近發生的這一事件。 1 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就其實質或特性來看，或是其內部變化（internal variations）的結果，比如人及其精神的變化；或是其外部變化（external variations）的結果，也就是形式上的變化或機械的變化。就外部變化而言，最重要的變化毫無疑問就是權力的更替（the displacement of power），但權力的更替必然伴隨著精神上的更替。 因此，當我們著手考察一個時代並試圖理解它時，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必然是：在這個時代里，誰在統治世界？當人類還處在分散居住、相互之間缺乏交流的時候，他們只能分裂為一些內部的、獨立的世界，比如在米太亞德[1]時代，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world）根本就不知道遠東世界（the Far-Eastern world）的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把「誰統治世界」這個問題限定在單個群體之中。 但是，自16世紀開始，整個人類進入了一個全球範圍內的大一統過程。時至今日，這一過程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當今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人可以離群索居，人類的孤島已經不復存在。因此，我們可以說，從16世紀開始，無論誰統治這個世界，他實際上都是要對人類整體施加一種權威性的影響。在過去的三個世紀裡，一直由歐洲各民族構成的同質性群體（the homogeneous group）在執世界統治之牛耳。歐洲曾經是世界的統治者，在它的統治與領導下，世界生活在一個一元化的模式當中，或者至少可以說世界正趨向於統一。 這種生活方式是當代（the Modern Age）的普遍風格，「當代」是一個乏味、貧瘠的概念，在它的背後隱藏著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歐洲的霸權主義時代（the epoch of European hegemony）。 我們這裡所說的「統治」，首先並不是指物質力量的實踐或者自然的壓迫。在這裡，我們要儘量擺脫那些愚蠢的觀念，尤其是那些比較粗略的和比較淺顯的觀念。我們所使用的「統治」指的是人與人之間那種穩定的、正常的關係，它絕不依賴於強力；相反，說一個人或一群人大權在握恰恰是因為他或他們有效地控制了那些被人們稱之為「強力」的社會機構或機器。有些事例，我們乍一看，似乎能說明統治是以強力為基礎的；但如果我們進一步考量的話，這些事例卻是我們論點的最佳例證。拿破崙率領其強悍之師入侵西班牙，並一度維持霸權，但準確地說，他一刻也沒有「統治」過西班牙。儘管這位將軍重兵在握，但是，情況並沒有絲毫改變，或許正是因為他僅僅擁有強力，情況才會如此。我們必須對一個侵略行為或侵略過程和一種統治狀態加以區分。統治是權威的正常行使，並且常常是以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為基礎。不管是在今天還是在一千年前，不管是在文明的英國人當中還是叢林部落當中，都是如此。在這個世界上，從來還沒有什麼人既能進行統治，又能將其統治建立於公共輿論以外的其他任何東西之上。 有人可能會認為，公共輿論之主權（sovereignty of public opinion）的始作俑者是1789年的那位律師丹東[2]，或者可以追溯到13世紀的聖托馬斯·阿奎那[3]那裡。雖然這種主權觀念不論在這兒還是那兒，不論此時還是彼時都可能發現；但實質上，公共輿論作為一種基本力量，它催生了人類社會中的統治現象這樣一個事實，卻同人類本身一樣古老，一樣源遠流長。在牛頓的物理學中，地心引力是產生運動的力量，而公共輿論的法則之於政治史，一如地心引力之於物理學。沒有公共輿論，歷史科學就無從談起。因此，休謨[4]敏銳而富有洞見地指出，歷史的主題遠不在於表達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而在於揭示公共輿論之主權是如何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長河中舉重若輕的。即使是那些妄圖憑藉外國僱傭兵來維持統治的獨裁者也不得不考慮這些僱傭兵的意見以及當地其他居民所共有的意見。 真實的情況是，沒有什麼人能夠依靠僱傭兵進行統治。誠如塔列朗[5]曾對拿破崙所說的：「陛下，您可以藉助刺刀做一切事情，但您無法靠它們安坐。」統治不是攫取權力，而是平靜地行使權力。一句話，統治就是要安然穩坐：坐在王位上，坐在顯要的席位上，坐在議會的前排座位或主教的座位上。與老套戲劇中的淺陋之見恰好相反，實施統治與其說是鐵腕鎮壓的問題，不如說是如何坐穩位子的問題。總而言之，國家是一種意見的狀態（the state of opinion），即各種意見的一種平衡狀態。 然而，有時公共輿論並不存在。一個社會被分為一些水火不相容的團體，其意見相左，並彼此詆毀，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權力根本不可能形成。就像「自然憎恨真空」一樣，由於公共輿論的缺位而留下的真空地帶通常會由暴力來填補，在大多數情況下，後者本身正是對前者的一種替代。 因此，公共輿論的法則就是歷史中的地心引力法則，但為了準確起見，我們必須考慮公共輿論缺席的情形。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著名的公式，它古老、直白而又平實，那就是：如果違逆公共輿論，就無所謂統治。 這使我們意識到，統治就意味著某種觀點的優勢，因而也就是某種精神的優勢。歸根結底就是說，統治不是別的，而是一種精神權力。歷史的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所有原始狀態的統治都有一種神聖的特徵，因為它是以宗教為基礎的，而宗教恰恰正是精神、思想、意見這些東西的最初形態，總而言之，它是非物質的、超物理的（ultra-physical）。在中世紀（the Middle Ages），同樣的現象在更廣闊的地域範圍內再次出現。 基督教會是形成於歐洲的第一個「國家」或者說公共權威，它在「精神權力」方面具有特殊而明確的特徵。政治權力從基督教會那裡認識到，從起源上看，自己也是一種精神權威、某些觀念的盛行，神聖羅馬帝國[6]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於是，在教會和國家這兩種權力之間必然要引起鬥爭，儘管它們並無實質上的區別（因為它們都是精神的力量）。最後，它們達成了妥協，將自己限制在一個固定的時間範圍之內：一個關注於今生的幸福，一個關注於來世的報應。世俗的權力與宗教的權力同是精神的權力，但它們一個象徵著時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ime），也就是世俗的、變動不居的公共輿論的精神；而另一個則象徵著永恆的精神（the spirit of eternity），也就是上帝的意志、上帝對人類及其命運的觀點。 因此，這樣兩種說法就是一回事：在某個特定的時期內，某個人、某個民族或是某個由多民族構成的同質性群體掌握統治權，就等於是說，在某個特定的時期內，某一意見系統——觀念、偏好、渴望、目標——占據著優勢地位。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種優勢地位呢？大多數人是沒有自己的意見的，他們的意見必須由外界灌輸進去，就像潤滑油滲入機器的部件一樣。因此，必須有一部分人，憑藉精神的力量或其他力量來掌握和運用權威，以帶動那些毫無主見的人——也就是大多數人——開始形成意見，採取某種立場。因為沒有了意見，人類的日常生活將會陷入一片混亂，甚至陷入一種歷史的空白，缺乏任何有機的結構。因此，如果缺乏一種精神的力量，沒有人來發號施令，混亂將按照這種缺乏的程度籠罩人類。同樣，所有權力的易手、權威的更迭，都意味著意見的改變，因而也就意味著歷史重心的轉移。 讓我們再次回到我們論證的出發點上。幾個世紀以來，世界一直都處在歐洲的統治之下，並且，歐洲是那些在精神上極其相似的民族之聚合。而在中世紀，世俗的物質世界中還沒有建立公共輿論的統治。這就是中世紀全部歷史的情況，這也是中世紀的世俗事務常常比較混亂、比較野蠻、缺乏公共輿論的原因。中世紀就是這樣一個時代：人們的愛、恨、渴望、厭惡等毫無限制，但是，另一方面，那個時代卻沒有公共輿論可言。這樣的時代也不乏魅力與怡人之處。但在偉大的時代中，人類得以繁榮昌盛靠的是意見，也就是秩序的統治。當我們深入考量中世紀時，我們可以發現有一個階段就像當代一樣，仍然有人在執掌政權，儘管其權力只及於這個世界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地區：它就是羅馬[7]，這個偉大的帝國，正是它給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區帶來了秩序。 在一戰後的這些日子裡，這個世界開始發生變化，歐洲及其文明在這個世界上喪失了統治地位。而且，人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一事態的嚴重性：因為它預示著權力和權威的更替。這一更替將何去何從？誰將取歐洲而代之，成為這個世界的統治者呢？難道必將有誰取而代之嗎？如果沒有誰能做到這一點，又會發生什麼？ 2 誠然，這個世界每時每刻都處於紛繁複雜的變化之中。當我們要說清道明發生於這個世界上的事情時，我們的努力常常是付諸東流，它只能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可笑。我們無法直接知曉事實的全部真相，正因為如此，除了虛構一個事實、設想事物正在以某種方式運行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呢？不過，這一設想確實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大概的輪廓、一種觀念或者說觀念系統。通過這種辦法，我們觀察事實就像領航員藉助象限儀（quadrant）一樣，只能獲得一個近似的印象。但這正是科學方法之所在，更準確地說，這也是整個知識之所在。當看到我們的朋友走向花園小徑時，我們可能會說：「這是彼得。」此時此刻，儘管我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還是不無諷刺地犯一個錯誤。因為，「彼得」這一稱呼對於我們來說暗含了一系列複雜的行為，包括體質的行為與道德的行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性格」。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我們的朋友彼得本人與「我們的朋友彼得」這一概念有時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 每一個概念，無論是最普通的概念還是最具技術性的概念，都有其反諷的支架，就好像切割得方方正正的鑽石需要放置在金制的底座上一樣。概念向我們傳遞的信息是極為嚴肅的：「這是A，那是B。」但這種嚴肅卻是別人在和你開玩笑時裝出來的那種嚴肅，那種緊咬著嘴唇才勉強保持住的嚴肅，一旦忍不住時，他就會開懷大笑。實際上，概念同和你開玩笑的人一樣，都清楚地知道，事情並不那麼簡單，A不僅僅是A，B也不僅僅是B。 一個概念的真實內涵與它表面上所說的之間還是存在一些細微差異的，而反諷就在於這種不一致。事實上，概念及其闡明者都是這樣認為的：我非常明白這一點，即嚴格說來，這個事物並不僅僅是A，那個事物也不僅僅是B；但我通過把它們視為A和B，就可以使我出於實用的目的而開始理解它們，並對它們採取一種切實可行的態度。 當然，關於理性知識（rational knowledge）的這種理論可能會讓希臘人感到不舒服，因為，希臘人相信自己已經發現了理性，發現了概念，因而也就等於發現了事實本身。而我們則相反，我們認為理性，也就是概念，究其實質不過是人類司空見慣的一種工具而已。構成人類生活的現實世界實在是太浩瀚、太紛繁複雜了，以至於人們不得不藉助概念來澄清自己在現實世界中的位置。生活就是一場與世界上各種事物的搏鬥，以維護自己的存在，而概念就是我們為了回擊進攻而制訂的戰略計劃。因此，一旦我們洞悉任何一個概念的真實內涵，我們就會發現，對於這個事物本身，它什麼也沒告訴我們；但它卻能概括出我們可以利用它來做什麼，或者說它會對我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樣一種約定論的觀點（circumstantial view）認為，一個概念的內涵往往是變動不居的，它包含著兩種可能性：要麼是積極主動的，要麼是消極被動的。據我所知，此前還沒有人持這種看法，不過，在我看來它卻是康德所開創的哲學方法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因此，如果我們順著這條線來考察自康德時代以來的整個哲學，我們就會驚訝地發現，從根本上說，所有的哲學家都在不厭其煩地講著同一件事，彼此重複著對方說過的話。每一個哲學發現都不過是一個剝除偽飾的過程，也就是去掉罩在事物外表上的掩體，露出其深層潛質而已。 當然，我所要談的內容與哲學問題相去甚遠，以上這些不過是一個條理不甚明晰的介紹罷了。我僅僅是想指出，在世界歷史上實際所發生的無非就是如下一點而已：三個世紀以來，歐洲一直就統治著這個世界；然而，如今歐洲再也不會確信它現在是而且將來仍然是這個世界的統治者了。為了歸納出這樣一個簡單的公式，構成當前歷史事實的諸多要素無疑得帶上誇張的意味。因此，我們不能忘記這樣一個事實：不管你願意與否，思想就是誇張。如果你不想誇大其詞，那麼你最好就保持沉默；或者更糟糕一些，就是麻痹自己的心智，想方設法讓自己成為一個白痴。 簡而言之，我相信，上述這一趨勢正是這個世界上所發生的關鍵性事件，而其他的一切都不過是這一趨勢的結果、條件、徵兆，或附帶的事件罷了。 我並沒有說歐洲的統治地位實際上業已喪失，而只是想指出，在這些時代里，歐洲對於它自己是否還保持著霸權、將來能否繼續統治這個世界而感到深深的懷疑。與此對應的是，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則產生了一種相關的心理狀態，即懷疑自己現在是否還被其他人所統治，對此他們也是猶疑不決。 最近這些年來，人們都在大談特談歐洲的衰落以及西方的沒落。不過，我想奉勸各位不要一提到歐洲或者西方的沒落，就馬上想到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事實上，在他的著作[8]出現之前，幾乎每個人都在談論西方的沒落這一現象。並且，眾所周知，這本書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它所流露的那種疑慮早就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之中，儘管人們是出於極為不同的原因。人們從各自的角度出發，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這種懷疑。 人們對於歐洲的衰落談論得如此之多，以至於許多人都把它視為一個fait accompli［既成的事實］。然而，我認為他們並不是真誠地相信這一點，或者他們有十足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而是他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儘管他們根本想不起來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產生這種信念的。它既不能真誠地喚起人們對這種趨勢的執著信仰，亦不能清晰地給出歐洲衰落的日程表。 沃爾多·弗蘭克的新著《重新發現美國》[9]就完全將其立論基礎奠定在「歐洲已經垂垂老矣」的假設之上。然而，對於這樣一個被他用來作為根本性前提的重大事實，弗蘭克既沒有對它進行分析，也沒有對它展開討論，更沒有對它提出任何質疑。在缺乏進一步研究的情況下，作者便將它作為自己的出發點，就好像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似的。弗蘭克在其著作開頭所表現出的這種輕率足以讓我相信他本人對歐洲的衰落並不是確信無疑的，非但如此，他甚至從來就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也沒有對自己的前提做過任何檢討。他這樣做時，就如同自己在乘坐一輛電車，想都不用想。陳詞濫調正是知識輸送的電車軌道。 像他這樣做的並不在少數，尤其糟糕的是整個社會、所有的國家都在循此而行，仿而效之。 在當前的世界中，人們的行為舉止完全就如頑童一般。在學校里，當有人說老師已經離開班級的時候，這一群孩子馬上就會盡情地撒野，不鬧它個翻天覆地決不罷休。當他們解除了老師在場時所強加的那種壓力，擺脫了規則的羈絆，感到可以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時，他們每一個人都要盡情地享受這份歡愉。可是，一旦規劃著他們的生活、指導他們各司其職、各居其位的規則和計劃沒有了著落時，這樣一群由小孩構成的烏合之眾就會找不到自己的恰當位置，變得無所適從，一切目標都會失去意義、連續性和目的，那時，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頭足倒立。 今天，那些較小的民族所表現出的輕舉妄動著實讓人感到可悲。因為據說歐洲正處在衰落之中，並且已經失去了統治權，於是，那些「半拉子」的新興民族（half-baked brand-new nation）就開始躍躍欲試，行為乖張，甚至頭足倒立，要麼就是擺出一副老練成熟的樣子，儼然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於是乎，民族主義的浪潮一再進入我們的視野。 在前面的幾章里，我試圖將當今時代居於支配地位的那一類新人歸為一個類別，我稱之為「大眾人」。並且，我已經指出這一類人的主要特徵就在於他們感到自己是平庸的，卻振振有詞地要求平庸的權利，並拒絕服從任何高超於己的權威。如果說這樣的心理狀態在單個民族中占據支配地位是非常自然的話，那麼，這種情況同時發生在多個民族之中也就不足為怪了。於是，就出現一些「大眾民族」（mass-peoples），它們決意要反抗那些偉大的、具有創造力的民族，也就是創造了人類歷史的那少數幾個民族。當我們看到如下這一幕時，怎能不感到滑稽可笑呢：一兩個蕞爾小邦，在地球上某個不起眼的角落裡，踮著腳尖，聲嘶力竭地指斥歐洲，並宣稱歐洲在世界歷史中已經失去了霸權地位。 其結果如何呢？歐洲業已創造了一整套的標準體系，數個世紀以來，它的效果與成就已經得到了證明。那些標準可能並不是——遠不是——最優秀的；但毫無疑問，只要其他更好的標準還不存在或者還沒有進入人們的視野，它們就依然不失為一套明確的、權威的準則。在取消這些標準之前，必須保證其他的標準已經形成。如今，這些大眾民族卻認定，歐洲文明所蘊含的那套標準體系已經破產；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力創造出一套新的準則，於是，他們顯得無所適從，手足無措，只能以放縱撒野、頭足倒立來打發時間。 當這個世界沒有了統治者，變得群龍無首時，由此導致的第一個結果必然就是如此。這些反叛的大眾民族，將無所事事，缺乏任何生活計劃，得過且過。 3 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吉卜賽人到教堂去做懺悔，牧師謹慎地問他是否知道上帝律法的誡命。這個吉卜賽人回答道：「嗨，神父，是這樣的：正當我準備去學習這些誡命時，我卻聽說，人們要廢除它們。」 當前世界的情形不正是這樣的嗎？謠言一起，人們即奔走相告：歐洲律法的誡命已經失去效力，即將被廢除。於是，個人也好，民族也罷，都在伺機而動，尋求一種沒有戒律的生活。然而，歐洲的戒律是現存唯一的戒律，所以，目前的問題並不像以前曾經多次發生過的那樣：新的標準拔地而起，一舉取代舊的標準；新的熱情以其蓬勃的朝氣吸納已經逐漸冷卻的舊有熱忱。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更何況，舊的原則之所以過時，並不是因為它已經時久力衰，而是因為它所面對的是一項嶄新的原則，僅僅憑藉自己是新生的這一事實，新原則就可以讓那些舊原則成為歷史的陳跡。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沒有孩子，我們自己就不會顯得如此老態龍鍾，或者說要過很長時間我們才會變老。機器也是如此，十年前製造的汽車看起來似乎比二十年前製造的火車機車還要古老，這只是因為汽車工業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生產出一個接一個的新設備。由此看來，此種導致新生力量之崛起的「衰敗」完全是正常的，是一種健康的徵兆。 但是，當前歐洲所發生的事情卻有些病態、不正常。一方面，歐洲的戒律已經失去效力，另一方面，在我們的視野中卻沒有任何其他戒律出現的跡象。我們聽說，歐洲已經不再統治這個世界了，但我們還沒有看到有誰能夠接替它。我們通常所說的歐洲，首先就是指法國、英國以及德國這樣三位一體的三個國家。正是在這三個國家所占據的勢力範圍內，人類的生存模式已臻於成熟，文明世界的秩序由此確立。如果真的像現在人們所宣布的那樣，這三個民族正處於衰落之中，它們對生活的設計已經失去了價值，那麼，整個世界正在走向土崩瓦解也就不足為怪了。 事實就是如此簡單。整個世界——不管國家還是個人——都在變得支離破碎。這種衰頹沒落曾一度讓某些人感到興奮鼓舞，甚至讓他們想入非非，產生一種無端的幻想，這些卑微低賤的人現在終於可以如釋重負了。摩西十誡（Decalogue）自被銘刻在石頭上或模鑄在銅器上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保持著凝重的品性。從語源學上看，命令（command）本身就包含著負擔（load）、將事物交付於某人之手的含義。那些發號施令的人難免要為人所厭惡，而這個世界上的那些卑微低賤的人恰恰又厭倦於服從和被人使喚，他們乘機從沉重的戒律中解放出來，享受一段閒暇歡快的時光。但是，這樣的閒暇時光並不能持續多久。一旦沒有戒律來責成我們的生活遵循一定的模式，我們的存在全然就是任意的，就會陷入一種「閒置」的狀態。這是一種可怕的精神困境，就連當今世界上最優秀的青年也發現自己難以掙脫。在這種精神狀態中，人們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免除了一切約束，然而，一種空虛感也隨之而來。這種「閒置」的生活狀態是對生命的否定，它甚至比死亡還要可怕。因為生存就意味著有某些確定的事情要去做，有一項使命要去完成，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避免使我們的生命陷於空虛和無意義的泥淖。不久，人們就將聽到一片可怕的呼喊聲傳遍地球，就像無數狼狗對著星星嚎叫，要求某個人或者是某種什麼來發號施令，來強制分配一項職業、一樁任務。 這非常契合於那些幼稚地向我們宣稱歐洲已經不再占據主導地位的人。發號施令就意味著要讓人們有事可做，為他們指明方向，使他們安於自己的命運；亦即防止他們漫無目的地度過空虛、枯寂的一生。 倘若有誰能夠取代歐洲的話，那麼，歐洲不再作為一種主流文化而占據統治地位，又有什麼要緊呢？然而，我們還很難發現新文明的任何蛛絲馬跡。紐約也好，莫斯科也好，相對於歐洲來說，都沒有任何新奇之處。它們同是歐洲秩序的一部分；一旦同其他部分相分離，它們就會失去其意義。實事求是地說，人們不願意談論紐約和莫斯科，因為人們實際上對它們知之甚少；人們唯一可以確信的就是，對這兩個地方中的任何一個都還沒有定論。然而，雖然我們還沒有充分地了解它們，但我們已經足以理解其本質屬性。實際上，它們非常符合我有時所說的「歷史的假象」（phenomena of historical camouflage）。就其本質而言，假象就是事實與它看起來不相一致的現象。假象的外觀不是揭示其實質，而是隱匿其實質。因此，大部分人都被蒙在鼓裡，只有那些先知先覺的人才可以識破這些詭計。一般來說，這就是假象，它同海市蜃樓如出一轍。不過，我們用以揭示現象的概念能夠修正我們視覺上的錯誤。 在每一例歷史假象的背後，我們都可以發現兩個層次分明的事實：一個層面是真實的、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它隱藏於事物的深處；另一個層面則是外觀的、偶然的，它浮現在事物的表面。因此，我們在東歐平原中部看到了歐洲思想觀念——極權主義——的一道簾幕，極權主義是根據歐洲的現實與問題構想出來的。而藏在這道簾幕背後的卻是這樣一個民族，它不僅在人種上與歐洲人截然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所處的時代也與我們判然有別。這個民族還處在成長前的躁動與不安之中，也就是說，它還是一個幼稚的民族（child-people）。因此，在東歐平原中部，歐洲的思想——極權主義占據了主流地位，它是以歐洲的現實及其面臨的問題為出發點在歐洲被建構出來的。假如極權主義在這樣一個幾乎沒有什麼工業的地方取得了勝利，那可真是一個天大的悖論。當然，這樣的悖論事實上並不存在，因為極權主義根本就不會在這裡取得勝利。說這裡的人是極權主義者，其荒謬程度不亞於說神聖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就是羅馬人。這些新興的民族是毫無思想觀念可言的，當它們成長於一種古老文明依然存在或曾經存在過的氛圍中時，它們往往用這一古老文明所提供的思想觀念來偽飾自己，這就是新興民族的假象及其動機。 正如我在其他一些場合中所指出的，人們通常忘記了在民族進化過程中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類型：有些民族於混沌之初即開啟文明之光，比如埃及人或中國人。對於這樣的民族來說，一切都是自生自發的，其一舉一動都帶有自己明確而直接的意識；而其他一些民族則不然，無論是其萌生還是成長，都處於另一種歷史悠久的古老文明的陰影之下。羅馬人就是這樣一個民族，它孕育於地中海世界，其血液中流淌著古代希臘—東方（Graeco-Oriental）文化的因子。因此，羅馬人的方式有一半不是他們自己創造的，而是以文化傳承的方式習得的。通過學習、傳承而獲得的行為方式往往具有兩面性，其真實的意義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當人們在實踐一個學習來的行為時，其外在舉止之下通常隱藏著他們自己真實的行為。比如，在說一個外語單詞時，人們常常會將它翻譯成自己的母語。因此，為了識破偽飾的假象，我們有必要通過一種迂迴的方式進行觀察，譬如說，去看一看人們是如何憑藉一本詞典就翻譯外來文本的。我正等待著一本將東歐平原中部之極權主義轉譯成其歷史的著作的出現。因為，東歐平原中部的力量在於那裡的人所擁有的力量，而不在於極權主義者所擁有的力量。然而，天知道它會是什麼樣子。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它要想在國際事務中執掌霸權還需要若干個世紀的韜光養晦，因為，它還缺乏統治的規則，還不得不佯裝篤信極權主義這一歐洲的原則。因為它年輕而且精力充沛，所以，像極權主義這樣的虛構對它來說就已經足夠了。年輕人不需要生活的理由，他只需要各種藉口。 東歐平原中部如此，紐約發生的情況也沒什麼兩樣。在這裡，人們將它的實力歸功於它所遵循的規則。這同樣是一個錯誤，因為這些規則歸根結底可以簡化為一條：科技或科技主義。但無獨有偶的是，科技主義又是一個歐洲人的發明，而不是美國人的發明。科技主義是18至19世紀歐洲的發明。同樣不可思議的是，美國正是在這兩個世紀中才開始形成。人們煞有介事地告訴我們說，美國的實質在於它對生活所持的實用主義的態度和技術主義的觀念。他們就是想不到，和其他所有的殖民地一樣，美國不過是那些古老的民族，尤其是來自歐洲的那些民族的返老還童罷了。美國的情況與東歐平原中部亦有所不同，它還為我們所說的「新興民族」（new people）這一特殊的歷史實體提供了例證。人們常常將新興民族視為一個空洞的詞彙，但實際上，它生動而準確地表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就像把「年輕」一詞用在人身上一樣：美國由於其年輕而強大，這使它能夠為科技主義這一現代律令提供服務；就好比說，如果佛教成為當今世界之秩序的話，它就很有可能為佛教提供服務。但即使在它這樣做的時候，美國自己的歷史也才剛剛起步，它所面臨的考驗與磨難、紛爭與衝突才剛剛開始。它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做，其中有一些可能與技術主義以及實用主義南轅北轍。美國比俄國還要來得年輕。我一直堅持認為——雖然有誇大其詞之虞——美利堅民族縱使有最先進的發明創造作為掩飾，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原始的民族。(1)在《重新發現美國》一書中，沃爾多·弗蘭克對這一點直言不諱。美利堅民族還需要苦其心智，勞其筋骨。認為這個民族已經具備了發號施令之資格的看法，還只是一個霧裡看花、水中望月的幻覺。 如果沒有哪個民族執掌統治權，那麼世界歷史必將由此再次墮入混亂的狀態，任何一個不願意看到這種悲觀結局的人都只能回到我們的出發點上來，並嚴肅地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歐洲真的像人們言之鑿鑿的那樣已經衰落了嗎？歐洲真的要置自己的統治權於不顧，掛冠而去嗎？這種表面上的衰落難道就不會變成一場有益的危機，從而使得歐洲成為名副其實的歐洲？歐洲各個民族的衰落是顯而易見的，但假使有一天一個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成立了，歐洲的多樣性為其形式上的大一統所取代，那麼，這種衰落又何嘗不是一個先驗的必要條件呢？ 4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命令與服從的功能都是決定性的。只要「誰發號施令，誰唯命是從」這個問題尚未解決，那麼，其餘的一切都將是一團糟，註定要不完善且缺乏效率。甚至是人的良心——除了極個別的特殊例外——也會受到擾亂和扭曲。除非人是一種孤獨的存在，只是偶爾才與外界發生聯繫，否則，他就不可能擺脫這些紛擾，尤其是統治權力的轉移與危機所帶來紛擾。但是，人就其內在的本性來說是一種社會的存在，嚴格地說，每一個人性格特徵的變化常常是集體影響的直接後果。因此，如果我們對一個人單獨加以考查和分析的話，我們甚至無須更多的資料就可以確定一個國家是如何就命令與服從之間的關係來組織其國民的良知（country's conscience）的。 如果用這種方法來測試一下普通西班牙民眾的個性特徵，那將是饒有趣味的，也是不無裨益的。不過，它操作起來卻是十分令人不快的，所以，我這裡不打算對此多加深究。只要看一看幾個世紀以來西班牙民族在命令與服從這個問題上其是非之心所犯的錯誤，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同胞在個性人格上墮落、退化到何種程度了。這種墮落與退化恰恰就在於將混亂的、不規範的統治視為一種正常的既定狀態，或者說即使認為它是錯誤的，卻還繼續加以接受。正是由於那些本質上是不健康的、反常的東西不可能轉變成健康的正常狀態，所以，個人決定通過使自己成為罪孽與不規範的一部分，從而適應錯誤。這一機制非常類似於一條諺語所說的：「一次撒謊裝得像，得有七次假話幫。」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經過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里，那些沒有資格行使統治權的人千方百計地想要進行統治；但是，一種抵制此種僭越的強烈的本能卻最終占據了上風，它迫使人們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來粉碎對權力的非法覬覦。這樣的民族會拒絕哪怕是一時片刻的非法統治的存在，並由此重振一個民族的士氣民心。但是，西班牙人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不是去抵制那些為他們的良心所拒斥的權威形式，而是寧願扭曲自己的本性以適應那些一開始就是虛幻的事物。只要此種態度於我們國家中一日不絕，我們就不要指望我們這個民族能產生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任何一個社會，只要它的國家、它的權威在本質上還帶有欺騙性，那麼，它就不可能擁有充沛的活力以確保自己在歷史上占據一席之地。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誰行使統治權」這個問題上，哪怕是絲毫的猶疑或片刻的躊躇都足以將每一個人推向道德墮落、紀律鬆弛的深淵，不管是在公共生活領域還是在私人生活領域。 人的一生，就其本質而言，註定要奉獻於某些事物：從事一項榮耀或卑微的事業；接受一種顯赫或平凡的命運。我們所面臨的境遇是陌生而又冷酷無情的，但它卻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息息相關。一方面，活著就是要求每一個人為自己做分內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的生活只屬於我自己，只關乎我自己，而不是在我的引導之下有所追求，那麼，生活將會變得支離破碎，缺乏必要的張力和外在形式。[10]這些年來，我們一直都在目睹這樣一個巨大的場面：無以數計的人由於沒有自己奮鬥的方向，因而只能在自己的迷宮中漫無目的地徘徊。所有的誡命、所有的規則都被置於一種懸而未決的狀態之中。這似乎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因為現在每一個人的存在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自己照顧自己。每一個民族同樣也是如此。歐洲對世界的壓力如今已經有所鬆懈，但是其結果卻與人們所期望的完全背道而馳。每一種生活在放縱自己之後，依然愚閉、空虛、無所作為。而當它感到不得不用某些東西來填補自己時，它就為自己「發明」出一些虛妄之物聊以自慰，從事一些毫無意義的活動來自欺欺人。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哪怕前後南轅北轍亦無關緊要。 當生活發現自己已是孑然一身的時候，它就迷失了自己。純粹的自我中心（egoism）是一個迷宮；這一點很容易理解。真正的生活就是被導向某個事物，朝著一個目標前進。這一目標既不是我的動機，也不是我的生活本身，它是我的生活所奉獻的事物，因此，它外在於我的生活，又超越於我的生活。如果一個人只打算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裡自成一統，任意而為，那麼，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進步；而只能圍著原地打轉。這就像一座迷宮，一條哪也不能通向的死路，陷於其中，除了圍著自己打轉之外，一事無成。 一戰以後，歐洲人就開始走向自我封閉，無論是給自己還是給他人都沒有留下任何計劃。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依然在十年前的起點上裹足不前。 發號施令並不在於虛張聲勢，它意味著一種施之於他人的壓力，然而，它也不僅限於此。因為，如果發號施令僅僅是一種壓力的話，那麼，它就純粹變成了一項暴力。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發號施令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有人接受命令；另一方面，他受命去做某事。並且，從最終來看，接受命令就是參與一項偉大的事業，投身於一種歷史的命運。因此，如果沒有生活的計劃，或者更確切地說，如果沒有一項帝國生活的藍圖，就不會有帝國的存在。正如席勒[11]在他的詩句中所說的：「只要國王大興土木，馬車夫就會有活可干。」 有人認為，偉大的民族同偉大的個人一樣，其豐功偉業都是基於自私自利的激勵，這裡我們顯然不能採納這種淺薄的觀點。成為一個純粹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麼容易，我們也沒有見過這樣的人曾經取得成功。無論是偉大的民族還是偉大的個人，他們表面上的那種自我中心主義不過是其不可動搖的堅定意志罷了，這是任何一個賦予自己生活以重大使命的人都必須具備的。如果我們真正想做出一番偉大事業，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一個目標中去，我們就不要奢望抓住每一個能夠表現我們利他主義精神的機會，時刻準備幫助每一個過客。讓那些到西班牙旅遊觀光的遊客們最感到滿意的就是西班牙人的熱情，遊客如果在街道上迷了路，向過路的西班牙人詢問某一個建築或廣場在哪裡，那麼，這位西班牙人通常會置自己的行程於不顧，慷慨地犧牲自己的時間，而把這個陌生人帶到他想去的地方。這裡，我並不想否定這種行為所體現出我們西班牙人慷慨好客的美德，並且，我對外國人如此解釋西班牙人的行為感到非常高興。但是，每當聽到或者看到此類事情的時候，我總是忍不住產生這樣一個疑問：我們熱忱善良的同胞真的會把問路的人帶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嗎？因為從許多事例中可以看出，西班牙人似乎哪都不想去，他們既沒有自己的目標，也沒有自己的計劃；他們寧願走出自己的生活去觀望別人的生活，看看別人的生活能否為自己的生活填補一點意義。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的同胞時常走上街頭去看一看是否能遇到某個陌生人，以便陪伴他到達某個目的地。 姑且不論那些由於年幼無知而依然停留在史前階段的民族，對歐洲是否還執掌著統治全世界的霸權所產生的懷疑已經彌散到歐洲之外的其他民族，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然而，更為嚴重的是，一個關係到生死存亡的時刻已經到來，因為歐洲人自己也開始認可這種懷疑，並完全陷入消沉之中。我不會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歐洲人或者多少算一個歐洲人而隱諱這一點。我也不會認為，如果歐洲人在不久的將來不再統治這個世界，我就會對這個世界的生活失去興趣。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民族願意並且能夠取代歐洲執掌統治權，並能指引這個星球的方向，那麼我就不會為歐洲領導權的喪失而自尋煩惱，我甚至都不會如此地多加過問。但是，假如情況不是這樣，反倒是歐洲人的所有美德與品質由此毀於一旦，那麼，我寧願選擇一個沒有人統治的世界。 然而，它的發生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歐洲人逐漸習慣了不去統治，那麼，不出一個半代的時間，古老的歐洲大陸連同整個世界就會墮入一種道德頹惰、智識貧乏的普遍野蠻主義狀態。唯有對統治權的熱切期望以及由此產生的嚴於律己的訓練，才能使西方人在精神上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科學、藝術、技術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有賴於權威意識所創造的激勵性氛圍。如果缺乏這樣一種氛圍，歐洲人就會逐漸退化，他們的心靈將會失去那種根深蒂固的信仰，而正是這種信仰激勵著他們精力充沛、義無反顧、堅韌不拔地追求生活每一個層面中的偉大的新觀念；缺乏這樣一種氛圍，歐洲人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得過且過、隨波逐流的人。由於缺乏創造精神和深入鑽研的努力，他將退回到昨天，永遠地駐足於習慣與例行公事。他將成為一個平庸、瑣碎、空虛無聊的造物，就像衰退時期以及整個拜占庭時代的希臘人一樣。 富有創造性的生活意味著一種精神健康、行為高尚的制度；同時，它還需要不斷地刺激，以激發人們保持一種充分的尊嚴意識。富有創造性的生活是一種朝氣蓬勃的生活，而此種生活只有在這樣兩種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一種情況是自己掌握統治權，另一種情況則是在得到我們認可的其他人的統治之下擺正自己的位置，總而言之：一個人要麼統治，要麼服從。當然，我這裡所說的服從並不是指純粹的屈服——唯唯諾諾的順從只能導致退化；恰好相反，服從是指尊重統治者，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領導，緊密地團結在他的周圍，並滿腔熱忱地追隨他的旗幟。 5 現在，就讓我們再次回到本文的出發點上來，看一看這一讓人匪夷所思的事實：這些年來有這麼多的人在大談特談歐洲的沒落。然而，更奇怪的是，首先注意到這種衰落的並不是外人，而是歐洲人自己，這是他們自己的發現。在歐洲這個古老的大陸以外還沒有人想到歐洲的沒落之時，一些德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就已經產生了這樣一種疑惑：「我們是否正在走向衰落？」這一想法立即博得了滿堂的喝彩，並且，現在幾乎每個人都在談論歐洲的衰落，就好像它是一個不容辯駁的事實一般。 但是，只要打斷一下人們對此所做的聲明，並詢問他們到底有什麼具體、確鑿的證據可以支撐這一判斷，你馬上就可以看到，那些對歐洲頹廢大事張揚的人只會像遭遇海難的人一樣，做不出任何意義明確的手勢，他們含含糊糊，只能一個勁地揮動著雙臂試圖抓住什麼。事實上，他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攀緣。當人們嘗試著為歐洲目前的衰落下一個定義時，在人們頭腦中浮現的不是那些具體而微的細節，而是那些讓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感到焦頭爛額的、錯綜複雜的經濟難題。然而，只需對這些困難的本質稍做分析，我們就會發現還沒有哪個經濟問題足以嚴重到影響創造財富的力量，更何況，古老的歐洲大陸曾經經歷過比這要嚴重得多的經濟危機。 或許，現在出現的是這樣一種情形：今天的德國人或英國人認為自己不可能再創造出比以前更豐富、更美好的事物了？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這裡，我們非常有必要考量一下德國人或英國人在經濟領域產生這種心理狀態的真正原因。通過考察，人們會驚訝地發現，他們沮喪絕望的心理狀態並不是來自無能為力的感覺，恰好相反，他們感到自己比先前擁有更大的潛能，但受到了一些致命障礙的掣肘，致使他們無法淋漓盡致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在現實經濟領域裡，德國、英國、法國發展的致命障礙是各國的政治邊界。因此，問題的真正根源不在於可能會出現的這樣或那樣的具體經濟難題，而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公共生活的形式（the form of public life）不足以容納經濟潛力的發揮，而公共生活形式正是經濟能力賴以發展的空間。 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在歐洲的巨大潛能與其得以發揮的政治組織形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失衡，正是這種不均衡導致了這一時期歐洲人的萎縮感、挫折感和無力感，歐洲的活力必然由此受到沉重的壓制。 要解決此類危急、深刻問題的衝動一如既往地顯得那麼迫切，但是，這股強大的衝動卻由於當前歐洲分裂為一些相對較小的民族而受到束縛，在這些狹小的樊籠之中，任何事物都被捆住了手腳，動彈不得。如今壓負在歐洲人心靈之上的悲觀主義、沮喪感就好像籠中的小鳥，每當它展翅欲飛時，就會撞到鳥籠的鐵欄杆上。 在其他領域，這種情況亦比比皆是，儘管這些領域中的要素明顯地不同於經濟領域。比如，以智識生活為例，如今無論是在德國、英國，還是在法國，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國家裡都感到備受窒息，自己的國家似乎成了一種絕對的限制。德國的教授現在開始認識到局囿在與他密切相關的那個小圈子裡進行寫作是荒謬的，他們開始嚮往法國的作家和英國的散文家所享有的那種較高層次的自由。反之亦然，巴黎的文人們也開始意識到注重雕琢的文學傳統以及修辭中的形式主義傳統已經日漸消亡，他們趨向於在保留這一傳統優良品質的同時，融入德國的教授們所具有的某些優點。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國內政治層面。目前幾乎所有偉大的民族在政治生活中普遍都處於低潮，但我們至今還沒有看到任何一項敏銳的分析對這一奇怪現象做出說明。我們經常聽人說民主政體如今已經失去了威望，這是需要做出解釋的，因為說民主政體已經失去了威望顯然是叫人疑惑不解的。議會制到處都為人所詬病，但我們卻沒見到有哪個國家試圖用別的制度來替代它，甚至也沒有哪個烏托邦式的國家設計看起來更理想、更可取。這樣看來，民主政體的威望已經喪失這一說法的真實性就不是那麼可靠了。因此，在歐洲，並不是作為公眾生活之工具的制度在走向敗壞，而是人們使用這些制度的目的出了問題。歐洲目前恰恰就缺少一種自覺的計劃以滿足個人生機勃勃的生活能力。 這裡，我們應該徹底澄清這種幻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此類荒謬絕倫的言論不絕於耳實在讓人痛心疾首。就拿對議會的看法來說，對議會的傳統運作方式存在著各種看似合理的批評，但是如果對它們逐一進行分析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其中沒有一個可以證明議會應該被取消這一結論是正確的；相反，所有這些批評都只是直言不諱地指出議會應當進行改革。 事實上，人們對任何一種制度所能說的最好的就是它需要改革，因為這就意味著它是不可或缺的，同時也表明它能夠適應新的生活。如今的汽車正是1910年以來人們對它不斷提出批評，從而加以改進的結果。但是，流俗對議會的鄙薄卻絕對不是產生於這樣的批評，例如，有人說議會現在失去效力了。對於這種看法，我們不禁要問：「議會失去效力的原因是什麼呢？」所謂效力是某種工具在實現某個目的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功效。在這裡，議會的最終目的就是解決各個國家的公共問題。因此，對那些宣稱議會已經失去效力的人，我們不妨問一問，他們是否對解決公眾問題的方法有一個清晰的想法？因為，如果到目前為止沒有哪一個國家對到底應該做什麼這個問題有一個明確的回答——哪怕是理論上的設想都可以，那麼，指責這一制度是無效的就毫無意義可言了。 我們最好提醒大家記住：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能夠比19世紀的議會制度創造出更強大、更有效率的國家。這一事實是如此地無可置疑，以至於忽視或忘記這一點就等於是十足的愚蠢。因此，我們千萬不要把如下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一是為了使立法機關「更加有效率」而對它們進行徹底改革的可能性與緊迫性；二是由此把它們說得一無是處。 議會威望的喪失與其眾所周知的缺陷之間並無關聯，這全然不是因為議會被視為一種政治工具；議會威望的喪失是由於其他的原因，那就是歐洲人沒有把它們運用於恰當的目的，與此同時公共生活的傳統目標又不再受到尊重。總而言之，當前的歐洲人對自己所屬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s）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在其中，他們發現自己受到了束縛，就如同囚徒一般。如果稍加仔細地考察一下人們對議會所加的諸多貶損之詞，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在英國、德國，還是在法國，大多數公民已經不再尊敬自己的國家。在制度的各項細節上進行修修補補已經無濟於事，因為受到攻訐的並非制度的細節，而是整個國家都已經變得微不足道。 當前歐洲人所有的計劃與方案——不管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智識的——無一不受到自己國家的限制，因此，他們首次感到自己的生活潛能、自己的生活方式與他們置身其間的集合體（collective body）無法實現平衡。於是，他們發現成為英國人、德國人或是法國人，就好比成為狹隘的鄉下人。他們發現自己比從前更加「渺小」了，因為以前每一個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都相信自己就是整個世界。在我看來，這就是今日令歐洲人痛苦不堪的那種沒落感的真正根源。因此，歐洲的衰微沒落，其根源純粹是一種內在的感覺，同時，它也是悖謬的，因為此種沒落的預設前提恰好源自這樣一個事實，即一方面他們的能力已大為增強，但另一方面，他們卻發現自己受制於一種過時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中已沒有足夠的空間供其施展才能。 作為上述觀點的一個例證，我們可以把汽車的生產製造作為一個具體事例。汽車完全是歐洲人的一項發明，但是，今天北美的汽車產品卻顯然要略勝一籌。因此，我們可以說，歐洲汽車工業正處在衰落之中。可是，歐洲的汽車製造者卻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國的汽車產品之所以優秀並不是因為大洋彼岸的生產者具有什麼特別的才能，而是因為美國的廠家擁有一個廣闊的市場，他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向大約1.2億消費者供應產品。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一個歐洲的汽車生產廠家能夠擁有一個包括了所有歐洲國家及其殖民地和保護國的市場，那麼，沒有人會懷疑為5億或6億消費者所設計的汽車會比福特汽車更加物美價廉。幾乎可以肯定，美國生產技術所具有的一切優點都是其市場廣闊與均衡帶來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工業的「合理化」是其根據市場範圍的大小自動發生作用的結果。 因此，歐洲當前的真實情形是這樣的：它悠久且輝煌燦爛的歷史已經把它帶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里，一切事物都大為擴展與增強；但與此同時，過去殘存下來的制度卻日益變得狹小並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歐洲是以一些小民族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民族國家的觀念與情感是歐洲最具特色的發明。然而，現在，它發現必須得超越自己。這就是在未來的幾年中歐洲必然要上演的偉大歷史戲劇的輪廓。歐洲能擺脫這些殘存物的限制嗎？抑或甘願永遠做它們的囚徒？因為，在歷史上確實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件：一個偉大的文明[12]由於沒有能夠採用新的國家觀念來代替傳統的國家觀念而徹底消亡了。 6 我在其他地方已經描述了古代希臘—羅馬世界所經歷的痛苦與死亡，具體的細節讀者可以參考我的那部分著述。(2)但是，現在我們將從另一個角度來重新審視這個問題。 古代希臘人與拉丁人一開始登上歷史的舞台，就居住於城市，也就是polis［城邦］之中，就如同蜂群聚集於蜂巢一樣。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但其起源卻充滿了神秘色彩；我們將直截了當地把這一事實作為我們的出發點，就好像動物學家總是從一個眾所周知的、幾乎不用多加解釋的事實開始其研究一樣：為什麼sphex［細腰蜂］離群索居，到處遊蕩，而金色的蜜蜂卻密集地擁擠在蜂房中？(3)出土文物與考古學的發現使我們得以知曉城市出現之前在雅典和羅馬這些土地上的大致情況，但它們是如何由全然沒有特色的純粹農耕生活這樣一種史前狀態，轉變為城邦林立這樣一種孕育於半島環境的嶄新狀態的，至今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我們甚至對那些史前民族與這些獨特的共同體在人種上的淵源關係都不甚了了。然而，這些共同體為人類的文明寶庫所做的偉大貢獻卻是有目共睹的：他們開闢一個公共廣場，並在其周圍建造城市，使之與曠野隔離。實際上，對urbs［城市］或城邦最精確的定義非常類似於對大炮的粗略而有趣的定義，所謂的大炮，就是取一根管子，並環繞著它緊緊地包上一些鋼鐵。同樣的道理，城市或者城邦起初也就是一塊空地，也就是羅馬人所謂的forum［廣場］，希臘人所謂的agora［集市］；其他所有的設施都不過是用來固定這一空間，確定其輪廓的一種手段而已。城邦最初並不是指一個居民點的集合體，而是指公民集會的地方，一個服務於公共利益的空間。 村舍或domus［屋宅］是用來遮風避雨或者繁衍種群的——因此，它們是個人與家庭所關心的地方；而城市、城邦卻是用來討論公共事務的。這一發展所具有的意義絕不亞於創造出一個遠比愛因斯坦所發現的空間更為新奇的空間。在此之前，只存在一種空間，那就是空曠的原野；它包括了人類生存的一切活動成果。原野中的人依然處於一種類似於植物的[13]狀態之中，他的生活，他所有的感覺、思考與願望都還保持著植物般的遲鈍、呆滯。從這一點來看，亞洲和非洲的偉大文明同植物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了無生氣。但是希臘—羅馬人卻決定要走出原野，脫離「自然」，與地表植物的宇宙秩序（geo-botanic cosmos）決裂。這如何可能呢？人類如何能從原野中撤退呢？ 既然整個地球就是一個如此廣袤、無邊無際的原野，他又能去哪裡呢？實際上非常簡單：他可以藉助於圍牆，從這片原野中劃出一部分來，這樣，他就建立了一個封閉的、確定的領地以對抗這一浩瀚無垠的空間。在這裡，他就可以擁有一個公共的廣場。它不像房屋那樣是一個有屋頂遮蓋的「安樂窩」，也不像大地上的洞穴，它完全是對原野的斷然否定。 廣場、集市本是原野的一部分，但由於為圍牆所環繞，所以它避開了原野的其他部分，並把自己置於同它們相對立的地位。這塊狹小的，但具有叛逆精神的空間從無垠的曠野中超離出來，守護著自己的領地；它是別具一格的一方淨土，是一塊全新的空間，人們於其間擺脫了動物和植物群落狀態，把它們拋在一邊，並由此營造一個完全屬於人類的文明空間（civil space）。因此，蘇格拉底這位偉大的公民、城邦精神的典範，會這樣說道：「我對田野中的樹木沒有興趣，我只與城邦里的人打交道。」試問一下，那些印度人、波斯人、中國人或者埃及人，他們能夠理解這一點嗎？ 直到亞歷山大大帝[14]和愷撒的時代為止，整個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各自都包含了這樣兩種空間之間無休止的戰爭：理性的城邦與自然的原野，立法者與農夫，jus［法律］與rus［鄉村］。 千萬不要誤認為這種關於城邦起源的理論只是我個人的臆想或者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真理。希臘—拉丁城邦的居民在其記憶的最深處仍然保留著對synoikismós的原初記憶，不必為這個詞的古希臘原文絞盡腦汁，只要把它簡單地翻譯過來就可以了。Synoikismós的意思就是「共同生活的決定」；因此，這個詞具有嚴格的雙重意義，它是一種物理上的集合，也是一種法理上的集合。就如同植物散布在鄉間一樣，在城鎮當中也聚集了大量的市民。城市就是一所「超級住宅」（super-house），它取代了類人猿的洞穴或巢壘；它是比家庭的oikos［住房］更高級、更抽象的實體之造物。這就是res publica［共和國，公共事務］[15]，就是politeia［政制，生活秩序］[16]，它不是由男人和女人組成，而是由公民構成。這是人類生活的一個嶄新維度，它再也不可能還原到與動物為伍的原始維度；在這個維度中，從前僅僅是為存在而存在的人開始充分發揮其旺盛的精力。城邦——國家的雛形——由此誕生。 依照統一的方式，整個地中海沿岸地區開始自發地出現向這種類型的國家過渡的趨勢。北非（在那裡，「迦太基」[17]就是城市的意思）也以各種形式或多或少地重複了同一現象。義大利甚至直到19世紀才拋棄城市國家（City-State）這種形態。我們西班牙的東部海岸地區很容易就分裂為各自為政的州郡，同樣是受到了古代靈感的激發。(4) 由於城市—國家的規模相對較小，所以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國家原則（State-principle）的特殊性質。一方面，「國家」（state）一詞意味著各種歷史力量已經達到了一種均衡、穩定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它包含了與歷史運動相對立的一面：國家實際上是一種穩定的、組織化的、靜止的生活形式；同所有的均衡狀態一樣，這種靜態的、固定不變的形式取消了創造和維持國家所必需的動力。總之，它使我們忘記了國家的最終形成不過是此前一項歷史運動的結果罷了，它的形成需要鬥爭和努力。國家的形成過程先於固定的國家形式，這是國家運動的一條法則。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認為，國家並不是一種人類唾手可得的社會形式，它的建立需要人類付出辛勤的勞動。它不可能像群落、部族以及其他以血緣為基礎的社會群體那樣，無須人們的通力合作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恰恰相反，只有當人們奮力掙脫僅僅由於血緣關係就成為其一員的自然社會的時候，國家才開始形成。我們這裡只是把血緣關係作為一個典型，實際上我們也可以把它推廣到其他任何一種自然法則上，比如說語言。就國家的起源而言，國家是種族與語言的一種混合。它是對一切自然社會的超越，在種族上它是雜交的，在語言上它是多元的。 因此，城邦形成於各個民族的聯合與統一。它在生理因子異質雜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法理上的抽象同質結構。(5)當然，這種法理上的統一與推動國家形成的創造性運動的原動力並不是一回事。這種推動力要比純粹的合法性更為真實、持久；這一關乎民生的事業藍圖，比靠血緣聯繫構成的小群體可能設想出的計劃要偉大得多。在任何一個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發現或想像出一個偉大的「團體發起人」（company-promoter）的形象。 如果研究一下國家在誕生之前那一刻的歷史情形，我們往往會發現以下的發展軌跡：當時存在著各種各樣小的共同體，它們的社會結構可以保證每一個共同體都能夠獨善其身。也就是說，每一個共同體的社會形式都只為一種「內部」的共同生活服務。這就表明，在過去，它們實際上生活在孤立的狀態之中，除了偶爾在邊境上與其近鄰發生一些短暫的接觸之外，它們完全是自給自足的。但是，繼這種實際是相互隔絕的狀態之後出現的卻是一種「外部的」共同生活，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每個群體中的個人再也不能僅僅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他的一部分生活開始同其他群體中的個人聯結到一起，同他們發生商貿或者知識的聯繫。於是，在「內部」與「外部」這兩種共同生活之間便出現了一種不均衡。既定的社會形式——法律、習俗、宗教信仰——有利於內部的生活，但它們卻給新的、更廣闊的外部生活帶來了麻煩。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原則就成了一種運動，它趨向於取消內部生活的社會形式，並代之以一種適合於新的外部生活的社會形式。如果把這些抽象的公式運用到歐洲當前的實際情形中來，它們就可以獲得具體的形式與特徵。 除非某個特定民族的心智能夠斷然放棄一種共同生活形式的傳統結構，並且能夠設想出一種以前並不存在的結構，國家才可能被創造出來。國家的產生是一個真正的創造性過程，它的出現完全得益於偉大的想像。因此，所有的民族在它們向國家進化的道路上，都存在著一個限度，這一限度正是大自然所加之於它們想像力的。 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他們能夠想像出城邦的形式，城邦既可以克服曠野的分散狀態，又可以在城市的牆垣之前懸崖勒馬。有人試圖進一步擴展希臘—羅馬人的心智，試圖將他們從城邦中解放出來，但這只能是枉費心機。古羅馬人在想像力上的局限性充分地體現在布魯圖斯[18]身上，他圖謀殺害古代想像力最偉大的代表者愷撒。對我們當代的歐洲人來說，回顧這一段插曲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歷史的這一幕在我們今天正在重演。 7 在古代世界，恐怕只有兩個人可以真正稱得上是頭腦清醒的政治家，那就是地米斯托克利[19]和愷撒。這著實是一個讓人感到有些意外的事實，因為人們通常認為政治家——哪怕是著名的政治家——之所以被稱作政治家，恰恰就是因為他是粗鄙的、缺少智慧的。(6)當然，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也不乏其他一些頭腦清醒之士，包括哲學家、數學家和博物學家。但是，他們的清晰明辨都是關於科學領域的，也就是說，他們關注的是那些抽象的事物。不管是哪一門科學，它所涉及的對象都是抽象的，而抽象的事物本身往往是清晰的。因此，科學的清晰與其說是科學家的頭腦清晰，還不如說是它所涉及的對象的清晰。真正容易讓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那些具體的、充滿勃勃生機的實體，它們往往是獨一無二的。因此，真正稱得上是頭腦清醒的人，就是那些始終能夠準確地把握現實的人，那些能夠在每一個「生機情境」（vital situation）中透過混亂，洞悉隱匿其間的運動規律的人，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在生活中不會迷失自己的人。觀察一下你周圍的人吧，你會看到，他們就像一個徘徊於美夢和夢魘之間的夢遊者，渾渾噩噩地度過自己的一生；對於自己身上所發生的一切，他們沒有絲毫的思量與疑惑。你會聽到他們在以精確的術語談論他們自己以及周圍的環境，這似乎表明他們對於這個問題還有一些想法。然而，一旦分析一下這些想法，你就會發現，它們根本就不能反映他們表面上似乎正在談論的現實；如果再深入分析下去，你會發現他們甚至沒有打算要讓這些思想符合現實。恰好相反，這些觀念反倒使個人對現實，對自己真實的生活視而不見。因為，生活一開始就是一種讓人感到迷失的混亂。個人對此有所覺察，但是當他發現自己不得不直面這一可怕的現實時，他感到驚恐不已，並竭力用一張幻想的帷幔來掩蓋它。在幻想中，他相信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至於說他的「思想」真實與否，這並不讓他感到憂慮，他僅僅是把它們作為將自己與生活隔離開的塹壕，用以威嚇現實的虛張聲勢的稻草人。 擁有清醒頭腦的人就是那些能夠從虛幻的「思想」中掙脫出來的人，能夠直面人生的人；他認識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疑竇重重的，並且，他不可避免地要感到自己的迷失。生活就是感到自己的迷失，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因此，接受這一事實實際上就等於開始尋找自己，並將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之上。這就如同遭遇海難的人，他會本能地四下尋求可以攀緣的任何東西藉以逃生。但這種帶有悲劇性的、義無反顧的瞥望卻絕對是真實的，因為這是事關生死的問題；就是這一瞥，將給他混亂的生活帶來秩序。唯有遭遇海難者的想法才是真實的想法；其餘的都是花言巧語、故弄玄虛和插科打諢。[20]沒有真實地感受到自己迷失的人才會永遠得不到解脫；也就是說，他從來就沒有發現自己，從來就沒有正視過自己的真實狀態。 這一點適用於每一個領域，包括科學領域——儘管科學在本質上是對生活的一種逃避。（大多數科學工作者投身於科學完全是出於對直面生活的恐懼。他們並不屬於頭腦清醒人士之列，所以，當他們面對具體的情境時，總是顯得無所適從，蹩腳不堪。）我們的科學觀念是否具有價值，主要取決於我們能否面對一個問題感覺到自己的迷失；能否識破它令人困惑的本質；能否認識到我們無法從既有的觀念、習慣、箴言以及表面的字句中尋求支持和幫助。一個人要想發現一項新的科學真理，首先必須將他以前所學到的一切化為齏粉；只有在衝破無數的陳詞濫調之後，他才能以沾滿血跡的雙手迎接真理的到來。 政治比科學更加真實，因為它是由諸多獨特的情境構成的，在這些獨特的情境中，一個人會突然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旋渦之中。因此，在這個領域裡，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區分出誰是頭腦清醒者，誰是墨守成規者。 愷撒就是這樣一個典型。在一個極度混亂的時代里，在一個人類歷史上最錯綜複雜的局勢中，愷撒充分地表現了他洞察現實之源的才能。命運女神好像要刻意突出這位天才似的，她又在愷撒身邊安插了一個西塞羅[21]，一個知識分子的完美代表，一個終其一生都在混淆事物本質的人。 命運女神對羅馬帝國的過分垂青，最終導致帝國的龐大政治機器發生了故障。羅馬，這個屹立於台伯河畔的城市，義大利、西班牙、北非以及古代與希臘化時代東方的霸主，如今正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羅馬的政治制度在本質上是市政自治式的，與城市須臾不可分離，就好像一旦它們寄居其中的樹木枯萎，樹木之神就會痛苦地死亡一樣。 民主政治——不論其類型與程度如何——的健全與否完全取決於一個簡單的技術性細節——選舉的程序；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選舉制度是成功的，並且與真實情況一致，那麼，民主政治就可以有條不紊地運行；否則的話，縱使其餘的過程都是盡善盡美的，它也會變得很糟糕。羅馬在公元前一世紀開始的時候，國運初興，強盛而富足，在擴張的道路上根本沒有遇到任何對手。然而，後來它卻由於死守一套僵化的選舉系統而瀕臨崩潰。當一種選舉系統已經變得虛假的時候，它就是僵化的、毫無價值的。因為選舉必須在城市裡舉行，所以，居住在鄉下的公民就無法參與投票，更不用說那些散布在整個羅馬世界的公民了。當真正的選舉無法進行時，整個選舉必然就會遭到扭曲，這時候，那些野心勃勃的候選人就會從退伍軍人或者競技場上的運動員中招募暴徒，拉幫結派，利用他們脅迫選舉人就範。 沒有一種真實的選舉制度的支持，民主政治制度必將變得虛無縹緲，不切實際。一切言語都是虛無縹緲的東西，正如愷撒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共和政體不過是在字面上存在罷了。」地方上的行政官員不再享有權威；左派與右派的將軍們——馬略與蘇拉——為了爭奪有名無實的執政官之職而相互傾軋，最後兩敗俱傷。[22] 愷撒從來沒有闡述過自己的方針政策，相反，他卻埋頭於這些方針政策的執行。愷撒的政策就是他本人，而非後來才出現的「愷撒主義」（Caesarism）的教條。就政策而言，其內容不過如此，如果我們想要理解這一政策的內容，我們必須像愷撒那樣行動，並為這些行動冠以愷撒之名。愷撒主義的秘訣在於愷撒的主要業績，也就是對高盧的征服之中。為了成就這項事業，他甚至不得不公然違犯立法權。[23]為什麼呢？因為元老院的立法權掌握在共和派，也就是那些對城邦政體忠貞不貳的保守派手裡。 共和派的政治立場可以概括為兩條：第一，羅馬公共生活的動盪不安起因於它無休無止的對外擴張。羅馬城根本無法管理那麼多的民族。每一次新的征服都是lèse-république［對共和國的叛逆］。第二，為了防止國家政治制度的解體，需要一個Princeps［元首］。古羅馬人所說的「元首」與我們所說的「君主」（prince）一詞的含義是截然不同的；對古羅馬人而言，「元首」同其他人一樣，也是一個公民，不過，為了調整共和制功能，他被賦予了很大的權力。西塞羅在他的《論共和國》（De Re Publica）一書以及撒路斯提烏斯[24]對愷撒的回憶中，都以尋找a princeps civitatis, a rector rerum publicarum, a moderator［一個公民元首、一個公共事務總裁、一位仲裁者］來總結政治家們的思想的。 愷撒的解決辦法與保守派完全相反。他認識到，如果要補救羅馬先前的征服所帶來的後果，就只能繼續在征服的道路上走下去，全然接受這一殘酷無情的命運，舍此之外別無他途。首先必須征服的是西方那些新崛起的民族，在不久的將來，他們肯定要比東方那些已經衰竭的民族更加危險。總之，愷撒認為，把西方的野蠻民族羅馬化是絕對必要的。 斯賓格勒曾經說過，古希臘—羅馬人缺乏時間觀念，無法把他們的存在置於時間的綿延之流當中，他們為當下的時刻而存在。我認為這一論斷是不確切的，或者至少說它把兩種事物給混淆了。希臘—羅馬人對未來確實是驚人地盲目與蒙昧，他們甚至對擺在自己面前的未來都視而不見，就像色盲無法分辨出紅色一樣。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的生活卻又深深地紮根於過去。在做當前的任何一件事情之前，他們總要回顧一下過去，就像拉甲提卓[25]在鬥牛中準備擊殺公牛時總要先後退一步一樣。他們從逝去的歲月中，尋找一種適合於當前情形的模式，並把它作為一件神奇的避水衣，縱身跳入現實的洪流之中。因此，可以說，古羅馬—希臘人在以某種方式重複過去的生活，古典時代的人往往就是這樣生活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時間是全無知覺的，而只能說他們的時間觀念是不健全的：對未來的感知遲鈍、萎縮；對過去的感知過敏、臃腫。我們歐洲人總是趨向於未來，並認為這是最具實質性意義的時間維度，對於我們而言，時間開始於「之後」，而不是「此前」。因此，在我們當代西方人的眼裡，古希臘—羅馬人的生活自然是沒有時間觀念的，他們生活在時間之外。 把現在的一切強行納入過去的模式之中，古代人這一近乎瘋狂的舉動為當代的「考據學者」[26]所繼承。當代的考據學者對未來也是一無所知，他們也熱衷於向後看，並為每一種現實的存在尋找先例，還美其名曰「追本溯源」。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即使早期的愷撒傳記的那些作者們也沒有真正理解這個偉大的人物，他們往往簡單地推定愷撒在試圖仿效亞歷山大大帝。在他們看來，這樣的推論是合理的：如果亞歷山大大帝曾因思忖米太亞德的殊榮而徹夜難眠的話，那麼，愷撒必然會因為考慮亞歷山大大帝的豐功偉績而遭受同樣的輾轉反側之苦。以此類推，循環往復：人類的腳步總是向後退的，今天的腳步正是昨天的足跡。當代的考據學者不過是古典傳記作家的應聲蟲罷了。 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相信愷撒渴望沿著亞歷山大大帝的足跡走下去，完成他未竟的事業。然而，這一設想無異於自動放棄理解愷撒的努力。事實上，愷撒恰恰就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對立面，只有在世界帝國的理想這一點上，兩人具有相似之處；但這一觀念也不是來自亞歷山大大帝，而是來自波斯帝國。如果愷撒遵循亞歷山大大帝的想像，他必然會向具有悠久而輝煌傳統的東方開進。然而，愷撒卻優先選擇了西方，這一決定表明他立志要開創一番與馬其頓人截然不同的事業。而且，愷撒所考慮的不僅僅是一個世界帝國，他還有一個更高遠的目標：他想建立一個羅馬帝國，這個帝國不能倚賴於羅馬，而應該以它的外圍、以它的各個行省為基礎。這就意味著他要完全超越城市國家的模式，建立這樣一個國家：各式各樣龐雜的民族團結在一起，並對它效忠。在這裡不是只有一個中樞在發號施令，而其他的外圍地區皆俯首稱臣；相反，它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實體，它的每一個要素都既是國家的積極成分，同時又是國家的消極成分。這正是現代國家的雛形，也正是愷撒對未來最富天才的設想。但這預示著一種超羅馬的（extra-Roman）、反貴族（anti-aristocratic）的力量，它最終將遠遠超出共和制寡頭政治的範疇，超出共和制元首的範疇，因為元首還只是primus inter pares［平等中的第一位］。這一行政權力、普遍民主（universal democracy）的真正代表，只有設在羅馬城市之外的君主政體才能勝任。 共和政體！君主政體！這兩個詞的真實含義幾乎每時每刻都在變動，所以，現在為了確定它們的最終意義，我們非常有必要把它們解析成若干要素。 愷撒親密的戰友，他忠實的追隨者，沒有一個是頭腦僵化的城邦遺老，而都是「新人」[27]，這些外省人精力充沛、辦事幹練。其中愷撒最信任的一個大臣叫科爾涅利烏斯·巴爾布斯[28]，他就是一個來自加地斯[29]的商人，一個地地道道的大西洋人。 但是，愷撒對這種新型國家的構想在當時實在太先進了，拉丁人遲鈍的心智根本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跳躍所帶來的震盪。城邦的意象以及它那切實的唯物主義，使羅馬人無法預見到政治體的這種嶄新的組織方式。在他們看來，沒有生活在城邦中的人如何能建立一個國家呢？這是怎樣一種詭譎、神秘的嶄新結合呢？ 我再重複一遍：我們稱之為國家的這種實體並不是依據血緣的紐帶自發地結合在一起的。當原本四分五裂的群體發覺他們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時候，國家就開始形成了。這種義務並不是一種赤裸裸的暴力，而是意指一種要求分散的群體共同奮鬥的目標和任務。國家首先是一個行動的計劃，是一個協作的規劃。人們之所以接受召喚生活到一起，就是因為他們可以藉此做一些事情。國家不是血緣的結合，不是語言的結合，不是領土的結合，也不是鄰近居民點的結合。它不是物質的，也不是惰性的、確定的、受限制的。它純粹是一種推動力——共同行動的意志——正因為如此，國家才不會受到任何自然物質的束縛。(7) 薩維德拉·法哈多[30]曾經設計過一個著名的寓意深刻的政治徽章：一支箭，下面寫著一行字：「不是上升，就是下降。」這就是國家。它不是一個靜止不動的事物，而是一項運動。國家無時無刻不在從一個地方出發，向另一個地方前進。同每一種運動一樣，它有自己的terminus a quo［起點］和terminus ad quem［終點］。在任何一個既定時刻，取任何一個真正的國家進行剖析，我們都會發現一條共同生活的紐帶，它似乎是基於某種物質的特徵，比如說血緣、語言或「天然邊界」（natural frontiers）。我們很容易對此做出一種靜態的解釋說：「這就是國家。」然而，我們不久就會發現，這一人類群體正做某些同樣的事情——征服其他的民族、建立殖民地、與其他的國家結成同盟；也就是說，國家每時每刻在超越它表面上的物質結合原則。這才是國家運動的terminus ad quem［終點］，真正的國家，這種聯合恰好是對其他一切既有聯合的替代。一旦推動國家前進的動力發生中斷，國家就會自動走向崩潰；先前存在的聯合以及似乎構成其物質基礎的那些紐帶——種族、語言、天然邊界——就會失去效用，國家就會分崩離析，四分五裂。 國家時刻具有雙重層面——已經存在的聯合以及即將實現的更大的聯合——只有藉助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民族國家的實質。我們知道，時至今日，仍然沒有人能夠在現代意義上給國家這個名詞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城邦是一個十分清晰的概念，其含義讓人一目了然。然而，首先出現在日耳曼人和高盧人當中的新的公共聯合——這是西方人的政治靈感——卻是一個非常模糊不清、稍縱即逝的事物。面對這一讓人感到棘手的事實，帶有崇古癖好的文獻學者、當代的歷史學家，幾乎與愷撒和塔西佗[31]一樣感到困惑不解：愷撒和塔西佗都試圖用羅馬的術語來描述阿爾卑斯山以北或萊茵河以外甚或西班牙的原始國家。當他們把這些民族叫作civitas［公民］、gens［氏族］、natio［民族］的時候，他們顯然知道這些名詞沒有一個是符合其內涵的。(8)它們並不是公民實體，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它們不是城市。(9)但即使把它當作一個模糊的概念用來指稱一個有限的領土，也無濟於事。因為，這些新興的「民族」總是在不斷地變換他們的土地，或者至少說，他們可以隨意地擴大或縮小自己的領地。它們也不是種族的聯合——氏族、民族。不管我們向前追溯多遠，都看不出構成這些新興國家的群體具有血緣上的聯繫，他們是不同血統的混合。因此，假如它既不是一個血緣共同體，也不是一個地域的或者其他類似的集合，那麼，到底什麼是國家呢？ 就像經常發生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坦然接受一些事實可以為我們提供一把鑰匙。當我們考察任何一個像法國、西班牙、德國這樣的「現代國家」的演化時，什麼東西最引人注目呢？很簡單，那就是：在某一個時期似乎是國家構成要素的因素到了下一個時期就被否定了。最初，國家看起來像部族，但與它毗鄰的部落卻仍然不是國家；後來，國家由兩個部落組成，這時，它看起來像一個區域，再後來，它則像一個領地、一個公國乃至一個王國。一開始萊昂[32]是一個國家，而卡斯蒂利亞則不是；而後，萊昂和卡斯蒂利亞都成了國家，而阿拉貢[33]還不是。這樣，就有兩條原則擺在我們面前：一條原則是紛繁複雜且又變動不居的——部族、領地、公國、王國，連同它們的方言、語調；另一條原則卻是永恆的，它可以自由地跨越所有這些界限，並且主張一種與第一項原則截然對立的聯合。 考據學者們——這是我對當代所謂「歷史學家」的稱呼——往往想當然地從西方各國的現狀，也就是西方各國在最近兩三個世紀裡才形成的狀況出發，推想維辛吉托列克斯[34]是如何建立一個從聖馬洛到斯特拉斯堡的法國[35]或者熙德[36]是如何建立一個從天涯角到直布羅陀的西班牙[37]的，這顯然是愚蠢的。這些考據學者們就像天真的浪漫派劇作家一樣，幾乎總是把他們的主人公想像成參加三十年戰爭[38]的英雄。在向我們說明法國和西班牙是如何形成的時候，他們假定法國和西班牙在實現聯合之前就已經存在於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的靈魂深處；就好像在法國和西班牙成為國家之前，法國人和西班牙人就已經存在一樣，也就是說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無須兩千年的艱難歷程就可以橫空出世一樣！ 顯而易見的真理是：現代國家僅僅是一條變動不居的、註定要不斷更替的原則的現實表現。現在，這條國家原則並不是建立在血緣或語言的基礎之上，因為在法國或者西班牙，血緣和語言的一致事實上並不是國家統一的原因，而是其結果；這條原則的基礎在當前就是「天然邊界」。 對於一個外交家而言，在機敏而雄辯的談判中，把「天然邊界」這個概念作為辯論的工具和武器，當然是一項明智之舉。但是，一個歷史學家卻不能躲在這個概念的背後，把它當作一個堅不可摧的堡壘。因為，它非但不是那麼可靠，甚至也缺乏足夠的精確。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曾經嚴肅地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民族國家（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國家）與其他類型的國家——比如說城市國家，或者是另一個極端，奧古斯都所締造的帝國(10)——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同？如果我們想把這個問題表述得更清晰、更簡明，我們可以這樣問：在我們稱之為法國、英國、西班牙、義大利或德國的這些實體中，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數百萬的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公共權威的主權之下？它已經不再是先前那種種族的共同體了，因為構成這些集合體的成員在血緣上各不相同；它也不是一個語言的聯合體，因為生活在同一個國家裡的各個民族曾經或者仍然說著不同的語言。今天，一國之內的人們所享有的——如果它可以稱之為享有的話——種族和語言的相對同質化都是先前政治統一的結果。因此，造就了民族國家的既不是血緣，也不是語言；相反，倒不如說正是民族國家抹平了血緣和語言上的差異，通常的情況就是這樣。一個國家與先前的一個血緣或語言統一體相重合的情況，即使有也很少見。今天，西班牙是一個民族國家，並不是因為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說西班牙語(11)；同樣，我們以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阿拉貢和加泰羅尼亞為例，它們之所以被視為民族國家，並不是因為它們行使主權的領土邊界恰好與阿拉貢語或者加泰羅尼亞語的邊界吻合。每一項事實都為我們提供了判斷是非的準則，如果我們打算遵循這一準則，從而接受如下的假設，那麼我們可能更加接近真理：每一個語言聯合體不管其涉及範圍有多大，幾乎必然都是此前政治聯合的沉澱物。(12)國家往往是一個高明的語言轉化大師。 很顯然，人們長期以來一直就固執地認為血緣與語言是國家的基礎，這真讓人感到奇怪。在我看來，這樣一種觀念不但前後矛盾，而且顯得有些忘恩負義。因為法國人把目前法國的存在，西班牙人把目前西班牙的存在都歸結於這樣一條原則——我們姑且稱之為「X原則」，而這一原則的動力恰恰就是要超越建立在血緣和語言基礎上的狹隘群體。因此，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法國和西班牙今天所包含的要素應該與當初推動它們形成的要素完全相反。 當人們發現血緣與語言不足以構成聯合的原則時，他們就試圖以「天然邊界」這一地理學神秘主義取而代之，將國家觀念建立在領土的基礎之上。然而，這同樣是一個混淆視聽的概念，所謂的「天然邊界」只是我們的一種幻覺。今天偶然形成的邊界將大陸以及毗鄰的島嶼上廣闊的地域分割為一個個我們所說的國家，這些邊界被認為是永久的、精神上的實際邊界。這些邊界表面上似乎是「天然的」，而它們的「天然性」則意味著某種神秘的地表形式的歷史決定論。我們已經論證了國家並不是起源於血緣共同體以及語言共同體；如果把前面的推理運用到這裡來，天然邊界的神秘性同樣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我們再向前追溯幾個世紀，我們就會發現法國與西班牙都因為各自天經地義的「天然邊界」而分裂為一系列小的國家。庇里牛斯山或阿爾卑斯山可能比其他任何山脈作為屏障都要來得重要，萊茵河、英吉利海峽或直布羅陀海峽可能比其他任何河流作為天塹都要有利。但這只能證明邊界的「天然屬性」僅僅是相對的，這取決於它在某一個時期的經濟與軍事價值。 「天然邊界」這一著名的理論的歷史真實性僅僅在於它可以構成A民族征服B民族的一個障礙。對於A民族而言，它是一個障礙——或者是共同生活的障礙，或者是軍事行動的障礙；對於B民族而言，它卻只能是一道防線。因此，「天然邊界」這一思想的前提是比邊界更加自然的事物：民族擴張與各民族間無限融合的可能性。顯然，唯有物質上的障礙才能阻止這種自然的傾向。今天在我們看來，昨日的及其以前的邊界並不是法國或者西班牙的國家基礎，恰好相反，它是國家在統一過程中不得不克服的障礙。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試圖賦予今天的邊界以一個明確的、基本的特徵，雖然事實是新的運輸工具和戰爭手段已經大大削弱了它們作為屏障的作用。 既然邊界在國家的形成過程中並不是一個基礎性要素，那麼，它在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到底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呢？答案非常清楚，也十分重要，因為它有助於我們理解作為城市國家之對立面的民族國家這一概念的真實含義。不管在哪一個時期，邊界的作用都僅僅在於鞏固已經實現的政治統一。因此，我們可以說，邊界並不是國家的起點；相反，在國家剛剛開始形成的時候，它們是一種障礙；當然，一旦這種障礙被克服以後，它們又會成為加強統一的物質手段。 確切地說，種族和語言也扮演著與此相同的角色。構成一個國家的並不是這些自然共同體中的任何一個；毋寧說，在民族國家努力朝著統一方向邁進的時候，必然會遇到種族和語言的多樣性之類的阻礙。但一旦這些障礙被有力地克服了，種族和語言實現了相對的統一，這時，它們反過來又可以鞏固和促進普遍的統一。 因此，上面的論述僅僅是要消除在民族國家觀念上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誤解，並讓我們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過去曾經被我們認為是國家三大構成要素的種族、語言以及天然邊界，實際上恰恰正是國家建立的首要障礙。（當然，在消除這一錯誤觀念的過程中，我自己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它的犧牲品。） 我們應當銘記：民族國家之所以成為民族國家，其秘密只能在它特殊的靈感、在它特有的政策中尋找；而不應該緣木求魚，藉助那些毫不相干的原則，如生物特徵或地理特徵。 然而，人們在理解現代國家這一重大現象時，為什麼會不可避免地求助於種族、語言和領土呢？答案很簡單：僅僅是因為在這些要素當中，我們發現了存在於個人與公共權力之間的那種親密的、根深蒂固的休戚與共感，而這正是古代人所不能體會的。在雅典和羅馬，國家是由少數人組成的：其餘的人如奴隸、同盟者、外邦人、殖民地居民等，都不過是國家的臣屬罷了。但是，在英國、法國或者西班牙，卻沒有一個人僅僅被看作是國家的臣屬，而毋寧說，他往往被看作是國家的參與者、合作者。人們在國家之內的聯合以及他們與國家之間的聯合所採取的形式，尤其是其法律形式，在不同的時期往往大相徑庭。儘管在社會等級與個人地位上，人們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社會相對劃分為特權階級和非特權階級；然而，一旦我們深入探究每一個時期政治形勢的真實情況，再現其精神實質，我們對此就會一目了然：每一個人都感到自己是國家的積極公民，既是一個參與者，也是一個合作者。「國家」意味著公共權力與其所統治的集合體之間的「實質性聯合」——在西方世界這個詞獲得這一含義迄今不過才一個多世紀。[39] 不管國家的形式如何，不管是原始的國家、古代的國家、中世紀的國家，還是現代的國家，其本質都是一樣的：它都是一個群體為了實現某種共同的事業而向另一些群體發出的邀請。可能在這一事業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中間目標，但從最終來看，它卻是要組織某種類型的共同生活。國家與共同生活的計劃、國家與人類活動或行為的程序，在這裡都是密不可分的措辭。國家類型的不同取決於發出倡議的那個群體同其他群體實現合作的方式的不同。以此觀之，古代的國家從來沒有能夠成功地與其他群體融合。羅馬統治並引導著義大利以及各行省的居民，但它卻從未鼓勵他們與自己融合。即使是在首都，羅馬的統治也沒有帶來公民之間的政治團結。我們不要忘記，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嚴格說來，實際上有兩個羅馬：元老院和平民。這時候的國家統一僅僅限於不同群體之間的簡單聯結，而沒有消弭它們之間的隔閡和陌生感。因此，當羅馬帝國受到威脅的時候，它根本就不可能指望民眾發揚愛國精神，而只能以行政和軍事的官僚措施聊以自慰。 在與其他群體的融合上，古代雅典人和古代羅馬人表現出的無能有著深刻的原因，這裡不是深入探討這一問題的地方，但我們可以把它們簡要地概括為如下一點：任何一個國家都必然存在著合作，但古代世界的人卻以一種簡而化之、粗糙至極的方式來解釋這種合作，把它僅僅看作是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二元複合體。(13)對羅馬人來說，他們天生就是要發號施令，而不是服從；而對其他人來說，卻只有服從，而沒有命令。這樣一來，國家在pomoerium［圍牆］之內，在城牆包圍的城市之內被物質化了。 然而，新興的民族卻不再以物質論的觀點來闡釋國家。如果國家是一項共同事業的計劃，那麼，它的實體就純粹是動態的：某種需要完成的東西、行動中的共同體。從這一點來看，每一個人都構成了國家積極的一部分，都是一個政治主體（political subject），他將竭盡全力支持這項事業，相形之下，種族、血緣、地理位置以及社會階級等都將退居次要地位。真正稱得上是一種政治夥伴關係的並不是過去那些傳統的、古老的共同體——也就是那些宿命的、不可改變的共同體；而是那種屬於未來的、具有明確行動計劃的共同體。將我們團結在國家周圍的並不是我們昨天的狀態，而是我們明天即將要共同完成的事業。因此，西方世界的政治統一可以輕而易舉地超越曾經束縛了古代國家的種種限制。因為，與homo antiquus［古代人］不同，歐洲人更願意放眼未來，自覺地生活在未來之中，從未來的立場決定他當前的行為。 這樣一種政治傾向將不可避免地推動國家朝著一種更加廣泛的聯合邁進，從原則上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擋這一趨勢。融合的力量是沒有止境的，不但民族之間的融合是如此，而且，民族國家最典型的融合——也就是同一個政治實體內所有社會階級之間的融合——更是如此。隨著一個國家在疆域以及種族方面的擴張，其內部的融合將更加緊密。民族國家在本質上是民主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政府形式的差異更具決定意義。 當人們試圖用傳統的共同體來定義國家時，往往因為勒南[40]在血緣、語言以及共同的傳統之外增加了「日常公民投票」（daily plebiscite）這一新的要素，而把勒南的公式視為最完美的定義。這一點真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然而，這一概念的意義真的是那麼清晰明了嗎？難道我們現在就不能賦予它一種與勒南的國家定義全然不同，但卻更加精確的內涵嗎？ 8 「在過去，共同擁有一個輝煌燦爛的歷史，而現在則擁有一個相同的意願：齊心協力地完成某些偉大的事業，並期待著創造更加宏偉的業績。所有這些都是構築一個民族的基本條件。……回顧過去，他們分享著共同的榮耀和憾恨；展望未來，他們擁有同一個藍圖。……國家就是一種日常的公民投票（a daily plebiscite）。」這就是勒南對國家的著名定義。[41] 對於這一定義所取得的非凡成功，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解釋呢？毫無疑問，這得歸功于勒南在最後一句話上做的優雅轉折。國家就在於日常的公民投票，這種觀念對我們所有人都具有一種解放思想的作用。血緣、語言以及共同的歷史都是靜態的原則，它們是僵死的、惰性的，帶有致命的缺陷；宛如禁錮人們想像力的監獄。如果一個國家僅僅是由這些要素構成，其他什麼也沒有的話，那麼，它就成了一種我們可以置之不理、棄之不顧的贅物。也就是說，國家將成為某種既成的、固定的事物，而不是某種需要我們去創造與維持的事物；當它受到攻擊時，我們也沒有必要去捍衛它了。 不管我們願意與否，人類的生活總是始終如一地關注著未來。在當前的任何一個時刻，我們都會關注繼之而來的下一個時刻。因此，生活永遠是一種無休止的、綿延不絕的作為（doing）。而所有的作為無非就是要讓屬於未來的事物得以實現，即使當我們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之中時也是如此。我們在當前這個時刻喚起的記憶就是要對接下來的時刻中出現的事物產生影響，甚至可以說，這是我們回顧過去時的唯一樂趣。這種適度但隱秘的樂趣在轉眼之間就會由一種值得嚮往的願望變成現實，因此，我們對過去的回憶實際上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可以斷言，任何事物除非它能指向未來，否則它對人類就沒有任何意義。(14) 如果一個國家僅僅存在於過去與現在之中，那麼，當它受到攻擊時就沒有人會奮起捍衛它。持相反意見的那些人不是偽君子，就是瘋子。然而，不管未來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一個國家的過去往往能夠折射出它對未來的吸引力，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所嚮往的未來是我們的國家在其中能夠延續的未來，這才是我們動員起來保衛國家的真正原因，而不是為了血緣、語言或者共同的傳統。 這就是透過勒南的定義所得到的迴響：國家是一幅宏偉的藍圖，公民投票決定著未來。在這種情況下，未來存在於過去的延續之中這一事實絲毫不能改變問題的實質；它只能表明勒南的定義實際上也是有缺失的。 因此，民族國家所表現出來的原則必然比囿於血緣關係的古代城邦或者阿拉伯人的部族更加接近於純粹國家的理念。實際上，民族國家的觀念保留了不少與傳統、領土、種族相關的要素；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人們看到如下的情形時往往感到不勝驚訝：人類基於一個美好的生活藍圖而實現聯合這一精神原則在國家之中總是占有重要地位。我們甚至可以說，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在西方人的靈魂中從未自然而然地產生出「傳統的壓艙石」「物質原則的相對局限性」這樣的觀念；毋寧說它們源自浪漫主義對國家觀念所做的博學闡釋。 如果19世紀的國家觀念盛行於中世紀的話，那麼，英國、法國、西班牙和德國就不會誕生。(15)因為19世紀的國家觀念將以下兩種要素混為一談：一是國家的動力、國家的構成要素；二是鞏固與維持一個國家的要素。可以這樣斷言：造就了國家的絕不是愛國主義精神。如果不相信這一點，那就是幼稚十足，然而勒南在他的著名定義中卻認可了這一點。 如果為了國家的存在，它必須依靠一個共同的過去，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應該如何來指稱這個人類共同體在目前——它很快也會成為過去——的實際生活狀態呢？很顯然，只有當這種共同生活（即歷史傳統）逐漸湮滅的時候，他們才可以宣稱：「我們是一個國家。」這裡，我們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文獻學者、那些埋在故紙堆里的考據學者都帶有某種職業陋習，這一陋習使他們把注意力僅僅局限在屬於過去的事物上。考據學者之所以成為考據學者，首先就需要過去的存在；但國家卻並非如此，恰好相反，在擁有一個共同的歷史之前，國家必須創造出一種共同的生活；而在這樣一種共同的生活產生之前，國家必須預先夢想、渴求、計劃這樣的生活。對於一個國家的存在來說，擁有一個未來的藍圖就已經足夠了，哪怕這個藍圖根本就實現不了，或者像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的那樣，在幾經挫折之後被迫中斷。這裡，我們可以以勃艮第[42]作為例證來說明一個國家是如何因為不合時宜而消失的。 西班牙和中美洲、南美洲的各個民族有著共同的歷史、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種族；然而，西班牙並沒有同這些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為什麼呢？正如我們所知的，那是因為他們缺少一種關鍵的要素：共同的未來。西班牙不知道如何對未來提出一個集體規劃以吸引這些在血緣上極為接近的民族。由公民投票來決定未來的西班牙是行不通的，所以，文獻檔案、共同的記憶、祖先、「祖國」對他們絲毫派不上用場。即使在這些東西一應俱全的地方，它們也僅僅是作為鞏固性的力量而發揮作用。(16) 因此，我認為，在民族國家當中存在著一種本質上具有公民投票特徵的歷史結構。所有那些看似與此相悖的東西都是變動不居的、轉瞬即逝的，它們代表的不過是公民投票所必需的形式罷了。正是勒南發現了這個充滿魔力的詞彙，它就像一束陰極射線給我們帶來了啟示，使我們能夠洞悉一個國家最核心的部件，也就是這樣兩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基於同一項事業的共同生活的計劃；第二個要素是人們對這種具有吸引力的事業的支持。這種普遍的支持激發了內部的團結，這是民族國家區別於古代國家的地方：因為，在古代國家中，人們的聯合是在敵對群體對國家構成外部壓力的情況下產生和維持的；而在這裡，國家的活力來自其國民自發的深層凝聚力。事實上，國民如今就是國家本身，他們不再認為國家是一種與自己無關的事物。這是國家所獲得的令人矚目的嶄新特徵。 然而，勒南卻把公民投票看作是已經形成的國家的一個回溯性要素，由它來決定國家的延續，這樣一來，他幾乎抹殺了其定義中的洞見。我則傾向於改變勒南定義的方向，把它運用到一個in statu nascendi［正在形成中的］國家，這一點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事實上，一個民族國家永遠不會完全形成。在這一問題上，它不同於其他類型的國家。國家往往要麼是處在形成、發展之中，要麼就是處在消亡、毀滅之中，Tertium non datur［永遠不存在第三種狀態］。國家不是贏得追隨者，就是失去他們，這取決於國家能否在特定的時間裡規劃出一項生機勃勃的事業。 因此，這裡追溯一下曾經激起西方人巨大熱情的一系列統一事業是十分有益的。我們將看到歐洲人不但在公共生活領域，而且在極為私人化的領域都受到了這些計劃的激發。西方人是保持著旺盛的鬥志呢，還是變得墮落、頹廢，這得看是否存在某些重大的使命。 這樣一項研究還可以清楚地證明另一個觀點。在古代，雖然缺乏其中各個群體的親密合作和積極支持，雖然國家總是受到其致命缺陷——部族或城邦——的束縛，但國家的事業在實踐上卻幾乎是沒有限制的。一個民族，像歷史上的波斯、馬其頓、羅馬，可以將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強行納入自己的主權統一體，但這樣的統一併不是真正的、內在的、決定性的統一，它僅僅是對征服者軍事力量和行政效率的屈從；在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卻必然要經歷一系列不可逾越的階段。然而，我們應該感到更加不解的事實是，歐洲至今還沒有出現一個在疆域上堪與波斯人、亞歷山大大帝和奧古斯都大帝所締造的帝國相媲美的國家。 歐洲各民族國家的產生過程往往遵循如下的模式： 第一階段： 國家就是各民族在政治和道德生活的統一中實現融合，這樣一種西方人特有的直覺，首先萌生並作用於那些在地理、種族以及語言極為相近的群體當中。這倒不是說這種近似是國家的基礎，而是說鄰近群體的差異是比較容易克服的。 第二階段： 這是鞏固時期。在這一階段當中，新建立的國家範圍之外的其他民族往往被視為外來人，並且或多或少地被視為敵人。尚處在形成過程中的國家表現出排他性的、自我封閉的一面，或者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民族主義在發展。但事實上，當外來的人被認為是政治上的異己或對手時，他們卻在經濟、知識和道德方面建立了聯繫。民族戰爭被用來抹平各民族在技術以及精神上的差異。傳統上的敵人在歷史中逐步實現了同質化。(17)人們漸漸地開始形成這樣一種意識：那些敵對的民族和我們自己的國家一樣，同屬於人類的集合（human circle）。當然，他們依然被看作是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 第三階段： 在這一階段國家完全實現了大一統。這時，國家又面臨新的事業：聯合昨天還被視為敵人的那些民族。這樣的信念開始產生：他們擁有同我們相似的道德和共同的利益，並且，他們可以同我們攜手合作組建一個新的國家，以防禦、對抗那些對我們來說更為疏遠、更為陌生的群體。此時，新的國家觀念已臻於成熟。 有一個例子可以清晰地說明我要論述的觀點。人們習慣於聲稱，早在熙德時代（11世紀），「西班牙」（Spania）就已經成了一個國家概念，這一說法後來因為此前若干個世紀聖伊西多爾[43]曾說過「西班牙，孕育我的母親」而格外受到重視。我認為，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根本就是一個幼稚的錯誤。在熙德時代，萊昂—卡斯蒂利亞[44]國家正在形成之中，這兩個王國的合併才是當時的國家觀念，一種政治上有效的國家觀念。至於說「西班牙」這一概念，當時主要是那些飽學之士在使用，它是羅馬帝國撒播在西歐這塊沃土上的最富成效的概念之一。作為帝國後期的一個diocesis［主教教區］，「西班牙人」已經習慣了與羅馬在行政上的統一。但是，這個地理—行政概念僅僅是對外在事物的認可，而不是來自內部的靈感，更不能代表對未來的真實渴望。 然而，不管人們是如何一廂情願地認為這種觀念在11世紀時就已經產生，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它甚至還沒有4世紀的希臘人對「希臘」（Hellas）所持有的觀念那樣精確而又富有生氣，儘管希臘從來就不是一個真實的國家概念。一種恰當的歷史比較毋寧是：4世紀希臘人的「希臘」觀念、11世紀乃至14世紀「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觀念就類似於19世紀的「歐洲人」[45]的歐洲觀念。 這向我們表明，統一國家的努力在向其目標的推進過程中，就宛若音樂旋律中的跳動的音符。昨天的趨勢必須等到明天才能在國家靈感（national inspirations）的傾瀉中最終定型。但另一方面，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時刻一定會到來。 如今，對於歐洲人來說，歐洲轉變為一種國家觀念的時刻已經如期而至。今天人們相信這一點，比起11世紀人們對法國或者西班牙統一的預言來，要更少烏托邦色彩。西方的民族國家越是能夠對其真實的靈感保持忠誠，它就越是能夠確保自己將在一個巨型的歐陸國家中完善自己。 9 幾乎就在歐洲各國現有輪廓剛剛確定的同時，歐洲就已經作為一個背景在各國內部及其周圍緩緩浮現。這就是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所出現的統一場景，並且這一歐洲的背景恰恰就是由各國自己構成的。儘管其時人們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但歐洲各國實際上已經開始結束它們之間爭鬥不斷的紛擾狀態。法國、英國、西班牙、義大利、德意志雖然相互征戰、締結敵對的同盟，然後又不斷分化重組；但不管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所有這些行為都代表了一種平等主體之間的共存狀態。而羅馬帝國同凱爾特伊比利亞人[46]、高盧人、不列顛人或日耳曼人之間無論是戰是和都沒有體現出這種關係。歷史總是突出人類的衝突，凸現一般意義上的政治，而衝突與政治似乎很難成為適宜於統一的種子發芽、成長的沃土；然而，就在戰爭在沙場上激烈展開的時候，同敵人之間的貿易卻在其他許多地方照樣進行，人們彼此交流思想觀念、藝術形式以及信仰。[47]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軍事衝突不過是一塊障眼的幕布罷了，它的背後，和平正在頑強地融合敵對民族之間不同的生活。新一代人的心靈變得越來越相似，越來越接近。或者換一種更精確、更謹慎的說法：正如你所願，法國人、英國人以及西班牙人的精神和心靈現在乃至將來都會存在差異；但他們卻具有同樣的心理結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內容也在逐漸變得相似。宗教、科學、法律、藝術、社會價值以及情感取向無一不在趨向同一，而這些事物正是人類的精神慰藉。因此，這種同質性比用同一個模具鑄造他們的靈魂本身還要顯著。 如果我們列出一份當代西方人精神儲存的清單，包括意見、準則、願望、預設等等，我們就會發現，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歐洲共同的遺產，而不是法國人得自法國，西班牙人得自西班牙。事實上，我們今天受歐洲的影響要遠遠大於法國、西班牙或者其他什麼國家對我們的特殊影響。我們不妨在頭腦中設想這樣一個實驗：假如我們可以將自己的行為、思想和情感中所有的外來影響剔除掉，而僅僅保留屬於自己「本國」的東西，那麼，其結果會讓人觸目驚心。我們會看到，僅僅依靠自己來生活根本就不可能，因為我們起碼有五分之四的精神財富屬於歐洲共同的遺產。 今天，對於我們這些歐洲人來說，最迫切、最重要的歷史使命莫過於實現「歐洲」這一概念在過去的四個世紀中所暗含的承諾。唯一對這個命運構成障礙的就是舊的「民族國家」的偏見，也就是，建立在過去基礎之上的國家觀念。我們不久就會看到，歐洲人到底是不是羅德之妻[48]的後裔，會不會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執拗地把頭轉向後方。我們在上文中曾經提到羅馬人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古代世界的人，他們可以作為前車之鑑：對某一類人來說，要他們放棄已經植根於腦海之中的舊的國家觀念是異常困難的。不過，令人欣慰的是，民族國家的觀念是歐洲人自己——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創造的觀念，而不是考據學者向他們灌輸的那種迂腐不堪的觀念。 現在，我就可以來總結本文的主題了。如今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道德危機，其主要徵兆之一就是史無前例的大眾的反叛。大眾反叛的根源在於歐洲的衰敗與沒落，而歐洲沒落的原因又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先前歐洲管理自己並支配世界的權力發生了轉移。歐洲對自己、對自己領導世界的權力喪失了信心，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亦開始不願接受領導。歷史上曾經至高無上的統治權發現自己正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之中。 不會再有什麼「充盈富足的時代」了，因為這個觀念預先假設了一個呼之欲出、確定無疑的未來，就像19世紀假想的那樣；通過這樣的假設，人們就認為自己可以預知明天將會發生什麼。然而，一旦面對無數的不確定性，他們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因為人們現在不知道誰將統治這個世界，也不知道權力將如何在這個世界上分配；也就是說，不知道哪一個民族或哪一些民族將統治這個世界；更進一步地說就是，不知道哪一個種族，哪一種意識形態，哪一套偏好體系、價值標準或者哪些生機勃勃的運動將指引這個世界。 沒有人知道，人類事務的重心在不久的將來會移向哪裡，因此，這個世界的生活開始變得飄忽不定。今天，人們無論是在公共領域還是在私人領域——甚至在良知的深處——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顯得侷促與狹隘，唯一倖免的大概只有某些學科的某些領域。只有睿智之士才會認識到當今時代所宣揚、所支持、所鼓勵、所稱頌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所有這一切來得快，去得也快，倏忽而至，轉瞬即逝：從對體育運動的狂熱（我這裡說的是狂熱，而非運動本身）到政治上的暴力，從「新藝術」到時髦浴場裡讓人發痴入迷的日光浴，無一不是如此。所有這些新奇的事物恰如無根的浮萍，它們純粹是一種「發明」，發明一詞在其最糟糕的意義上就等同於心血來潮的奇思怪想。這些事物不但缺乏堅實的生命根基，而且也不能代表任何真實的衝動或者需求。總而言之，從生活的角度看，它們是虛假的。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中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悖謬：一方面它孕育的是真摯，但另一方面它實踐的卻是矯飾。只有當我們感到自己的行為具有某種確定不移的必然性時，生活才會存在真實。然而，如今卻沒有哪一位政治家會認為自己的政策是勢在必行的；事實上，他的態度越是極端，他的行為越是顯得輕舉妄動，越是游離於命運之外。只有那些由必然的行為所構成的生活才可以說是具有根基的生活、本真的生活。其他所有的一切，那些我們可以任意攫取、拋棄、替代的東西僅僅是對生活的一種扭曲。 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里，生活在過去與未來這兩種歷史法則所構成的真空地帶當中。因此，我們的生活在本質上是侷促的，以至於男人們不知道到底應該接受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女人們不知道到底應該喜歡什麼樣的男人。 除非重新投身於某些偉大的統一事業，否則歐洲人就無法繼續生活下去。一旦缺乏偉大事業的召喚，歐洲人就會逐漸變得頹廢墮落，鬆弛懈怠，他的靈魂就會枯竭乾涸。如今，這個可怕的過程就在我們眼前展現。迄今一直都被我們稱為國家的那些群體大約在一個世紀之前就已經達到其擴張的頂巔。除了超越它們，除了向更高的境地邁進之外，西方人已經無計可施。它們現在已經完全成了一堆歷史的贅物，它使得歐洲人不堪重負，寸步難行。儘管我們現在比以前享有了更加廣闊的自由，然而，我們在自己的國家裡卻感到難以呼吸，因為充斥在我們周圍的全是令人窒息的渾濁空氣。從前曾經為八面來風敞開胸懷的國家，如今已經變得狹隘與侷促，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空間。[49]在我們所想像的「超國家的歐洲」（the supranational Europe）中，多樣性不應該也不會消失。而古代的國家取消了各民族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或者漸趨式微，或者至多保留在凝固、乾枯的形式當中。本質上更為活躍的民族國家觀念，要求多樣性的積極參與，這種多樣性始終都是西方人生活中的一個sine qua non［必不可少的條件］。 每一個人都知道現在亟須一種新的生活原則。然而，就像在類似的危機中經常發生的那樣，總有一些人妄圖通過飲鴆止渴的方式來挽救當前的局勢，他們不知道他們所憑藉的正是那些早已過時的原則。近些年來西方所迸發的民族主義浪潮，其意義恐怕就在於此。因此，我再次強調，凡事莫過於此：最後的光芒才是最持久的，最後的嘆息才是最深沉的。所以，只有在它們即將消失的前夜，各國的邊界——包括軍事的和經濟的——才會顯得如此清晰、突出。 然而，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全都是死胡同。如果我們試著將任何一種民族主義投射到將來，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它們是沒有出路的。民族主義始終與創造了國家的原則背道而馳。民族主義具有排他性，而國家原則卻具有包容性。在鞏固統一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有其積極價值，它是一個崇高而有力的標準。可是，對當前的歐洲來說，鞏固時期早已經過去，民族主義完全蛻變為一種狂熱；嶄新的宏偉事業正需要人們去開闢，但民族主義卻成了逃避這種必然性的一個藉口。民族主義所使用的原始的行動方式以及它所激發的那一類人充分地表明，它在與創造了歷史的壯舉背道而馳。 唯有把歐洲大陸各民族締結成一個偉大國家的雄心壯志，才能使歐洲獲得新生。只有這樣，古老的歐洲才能再度確立自信，並自發地對自己提出嚴格的戒律。 但是，現實的情況遠比我們想像得要複雜。真正的危險在於，隨著時間的流逝，歐洲人將逐漸接受當前的低調生活，習慣於既不統治，也不自律。長此以往，歐洲人所有的美德和超群的能力都將化為烏有。 然而，就像國家在形成過程中所遭遇的那樣，歐洲的統一受到了保守階級的反對。但他們的頑抗很可能會導致他們的毀滅，因為在歐洲已經確定無疑地走向衰敗、墮落，歐洲的歷史活力已經全然喪失這一眾所周知的危機之外，又出現了另一個更加具體、更加逼近的威脅。當極權主義在東歐平原中部取得勝利的時候，許多人都憂心如焚地認為，整個西方世界將淹沒在這股潮流之中。我對此卻不敢苟同，恰恰相反，我當時就在文章中寫道：東歐平原中部的極權主義是一種歐洲人所無法同化的形態，因為，歐洲人向來只把自己的精力與熱情奉獻於個人主義的目標。 這樣一個人心惶惶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人們恢復了往日的平靜。然而，事實上現在恰恰是他們最不應該高枕無憂的時候，因為，當前正是勝券在握、勢不可擋的極權主義極有可能席捲整個歐洲的時刻。 我所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情形。現在，同以前一樣，東歐平原中部之極權主義的信仰並不能吸引歐洲人，因為它不能為他們提供一個富有誘惑力的未來遠景。之所以如此，絕不是出於那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諸如，極權主義者同所有的使徒一樣，都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的，對事實視而不見等等。就連西方的資產階級自己都清楚地知道，即使沒有極權主義，食利階層完全靠利息和租金過活，並以此世代相傳的時代已經去日不多了。這並不是歐洲人拒絕東歐平原中部之極權主義的原因，而且，它也不會讓人感到驚懼不安。索雷爾[50]在二十年前提出了暴力論的策略，他的立論基礎今天在我們看來不但武斷，而且荒謬至極。資產階級並非如索雷爾想像的那樣懦弱無能，在當前的時刻，他們比工人階級更傾向於暴力。每個人都知道極權主義之所以在東歐平原中部取得勝利，就因為那裡沒有資產階級。法西斯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一種運動，它所表現出來的暴力傾向比所有的勞工運動加起來都要多。因此，上面提到的這些因素都不是阻止歐洲人陷入極權主義深淵的原因，它毋寧是出於一個簡單得多的理由，那就是歐洲人在極權主義的組織當中沒有看到人類幸福的增進。然而，在我看來，歐洲極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年裡對極權主義逐漸產生熱情。這倒不是因為極權主義本身的緣故，更確切地說，極權主義是什麼根本無關緊要。 想想看吧，那裡的政府苦心經營的龐大的計劃，終於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它不但恢復了東歐平原中部的經濟狀況，而且還使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管極權主義的內涵是什麼，它都象徵著人類一項波瀾壯闊的宏偉事業。置身其間的人們堅定不移地擁護一項改革的目標，並嚴格地遵守這樣一種信仰所灌輸的紀律。假如自然的力量對人類的熱情不是如此無動於衷，不是去挫敗他們的目標和努力，而是給他們一個自由行動的空間；那麼，一番偉大而壯麗的事業必將猶如一個嶄新而耀眼的星座，照亮整個歐洲大陸。與此同時，如果歐洲繼續保持過去幾年裡的那種平庸、呆板的生存狀態，那麼，他們的神經將會因為缺乏鍛煉、缺乏新的生活計劃而鬆弛懈怠。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如何才能抵制這樣一種令人驚駭的事業所帶來的強大衝擊呢？ 如果你指望歐洲人在還沒有提出一種堪與其對手相抗衡的事業標準時，就能夠對採取新行動的海妖的召喚[51]無動於衷，那麼，你就大錯特錯了。為了使自己的生活富有意義，為了避免存在的空虛，當代的歐洲人很有可能抑制住自己對極權主義的異議而接受它的指引，極權主義信仰的吸引力不在於它的實質性內容，而在於它所激發的行動的熱忱。 我個人認為，締造一個偉大的歐洲國家是唯一能夠與其計劃的勝利相抗衡的事業。政治經濟學的專家向我們斷言：東歐平原中部經濟計劃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反極權主義者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對手所遇到的物質困難上，那麼，這顯然是一種恥辱。因為，他們的失敗無異於當代所有人的普遍挫敗。極權主義雖然是一種苛刻的道德準則，但它畢竟還是一種道德準則。唯有一種新的歐洲人的法則，一種指向嶄新生活計劃的靈感，才能對抗他們的法則，這看起來難道不是更有價值、更有收穫嗎？ 注釋 [1]米太亞德（Miltiades，540?BC—489?BC），雅典將軍及政治家，曾在馬拉松戰役（公元前490年）中打敗了波斯人。 [2]丹東（Danton，1759—1794），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領袖之一，後因主張寬容政策，被處死。 [3]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6—1274），中世紀最著名的神學家和經院哲學家，著有《神學大全》《反異教大全》等。 [4]休謨（David Hume，1711—1776），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著有《人性論》《人類理解研究》《英格蘭史》等。 [5]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1754—1838），法國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代表法國參加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 [6]神聖羅馬帝國（the Holy Roman Empire），雖然「神聖羅馬帝國」的說法直到1157年弗里德里希一世時代才正式出現，但史家一般都把它追溯到公元962年，是年，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強迫教皇約翰十世在羅馬為其加冕，稱「羅馬皇帝」；1806年哈布斯堡王室的弗朗茨二世在拿破崙的逼迫下宣布神聖羅馬帝國結束。 [7]指羅馬教廷。 [8]指斯賓格勒名噪一時的《西方的沒落》。 [9]弗蘭克（Waldo Frank，1889—1967），美國小說家和社會批評家，《重新發現美國》（The Rediscovery of America，1929）曾於1927—1928年間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連載。 [10]不妨對照古代猶太拉比的名言：如果我不為自己，誰來為我；如果我只為自己，我又是誰；如果不是現在，那在何時？ [11]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德國啟蒙時代的詩人及劇作家，代表作為《強盜》《陰謀與愛情》。 [12]從下文看指的是希臘—羅馬文明。 [13]「vegetable」的比喻意義是「像植物一樣具有生命和生長的性質」。這一用法是基於由經院哲學家所釋的三重靈魂的古代宗教和哲學觀念之上的：vegetative的靈魂為植物、動物和人類所共有；sensitive的靈魂為動物和人類所共有；而rational的靈魂卻只存在於人類之中。 [14]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356BC—323BC），古代馬其頓國王，偉大的征服者。 [15]參見西塞羅對「res publica」下的定義：「共和國乃人民之事業，但人民不是某種隨意聚合的集合體，而是許多人基於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結合起來的集合體。」（《論共和國·論法律》，第39頁，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 [16]對「politeia」一詞語源及內涵的詳細考辨，參見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第135—138頁。 [17]迦太基（Carthage），非洲北部的一個古代城邦，位於今突尼西亞東北部突尼西亞灣沿岸。由腓尼基人於公元前9世紀創立，並在公元前6世紀之後成為地中海地區的霸主。 [18]布魯圖斯（Junius Brutus Marcus，85?BC—42BC），古羅馬將軍和政治家，圖謀暗殺愷撒。後來在與安東尼和屋大維的權力角逐中戰敗自殺。 [19]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527?BC—460?BC），雅典將軍及國務活動家，公元前480年，他領導雅典海軍在薩拉米斯海灣擊潰了波斯人。 [20]奧爾特加的這一段內容很容易讓人想起由佛經中「白黑二鼠」的寓言衍化而來的一則禪宗公案：某生於荒野遇虎，大恐而逃，虎追不舍。生逃於危崖，攀藤而身懸盪於空。崖上虎吼如雷，崖下血口如盆，生驚，膽欲裂。當此際，又兩鼠噬藤，險情萬狀。生茫然忽見一鮮美草莓，遂一手攀藤，另手采莓嘗之，曰：「味美矣！」。 [21]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106BC—43BC），古羅馬政治家、雄辯家、著作家。 [22]公元前1世紀，羅馬共和制面臨危機，以馬略（Marius，155?BC—86BC）和秦納（Chinna）為首的民主派同以蘇拉（Sulla，138BC—78BC）為首的元老派為爭奪政權展開了殊死搏鬥，雙方兵戎相見，互相報復，義大利血流成河。鬥爭的結果是蘇拉派勉強維持了元老派統治，推行民主改革的馬略派死傷殆盡，一蹶不振。「前三頭」克拉蘇、愷撒和龐培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上政壇的。 [23]應該是指愷撒違反他自己擔任執政官時通過的《猶理亞反賄賂法》，這條法律規定行省長官本人，如未經人民會議或元老院許可，不得對別國發動戰爭。愷撒在高盧的多次戰爭從來沒有得到元老院的批准。 [24]撒路斯提烏斯（Sallust，86?BC—34?BC），古羅馬政治家和歷史學家，著有《喀提林陰謀》《朱古達戰爭》等。 [25]拉甲提卓（Lagartijo，1841—1900），西班牙著名的鬥牛士，他一生中殺死了近5000頭公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頭名為「蜘蛛」（Murcielago）的公牛，1879年，拉甲提卓在西班牙科爾多瓦與它進行了生死較量。 [26]正如下文指出的，這裡所謂的「考據學者」實際上就是指歷史學家。 [27]指共和國後期在羅馬政壇上崛起的一個階層。除本文中提到的巴爾布斯外，像西塞羅、馬略等人均為「新人」。 [28]科爾涅利烏斯·巴爾布斯（Lucius Cornelius Balbus），西班牙人，古羅馬政治家，愷撒以及屋大維的重要幕僚之一。 [29]加地斯（Cádiz），西班牙西南部的一個港口，臨大西洋。 [30]薩維德拉·法哈多（Saavedra Fajardo，1584—1648），西班牙外交家和文學家，以其所著的反對馬基雅維利觀點的寓意詩集《一位基督教君主的思想》（Idea de un príncipe cristiano，1640）而聞名。他在這部作品中呼籲恢復傳統的德行，以拯救國家的衰落。 [31]塔西佗（Tacitus，55？—120？），古羅馬政治家和歷史學家，著有《歷史》《編年史》以及《日耳曼尼亞志》等。他的《日耳曼尼亞志》和愷撒的《高盧戰記》是記載古代日耳曼人和高盧人的比較早的文獻。 [32]萊昂（León），中世紀西班牙的一個王國，統治加利西亞、阿斯圖里亞斯以及獨立之前葡萄牙的許多地區，1230年，與卡斯蒂利亞合併。 [33]阿拉貢（Aragon），西班牙東北部的一個地域和王國，1479年，它與卡斯蒂利亞合併形成了現代西班牙的核心。 [34]維辛吉托列克斯（Vercingetorix，？—46BC），高盧部落阿維爾尼人的首領，公元前52年，領導了一次反抗羅馬人統治的叛亂，起初曾連連獲勝，後來被愷撒俘獲處死。 [35]聖馬洛（Saint-Malo），法國的一個海港；斯特拉斯堡（Strasburg），法國東北部靠近德國的一個重要城市。 [36]熙德（El Cid Campeador，1043？—1099），11世紀西班牙具有傳奇色彩的著名軍事統帥、民族英雄，原名叫羅德里哥·迪阿斯·德·比發爾（Rodrigo Díaz de Vivar），生於卡斯蒂利亞一個小貴族之家，起初為阿方索六世服務，後來被逐，投靠穆斯林的薩拉戈薩胡德王朝。其間他曾多次建立殊勛，被人尊稱為El Cid Campeador（鬥士首領），熙德的名字即由此而來。 [37]天涯角（Finisterre），西班牙西北端一個多岩石的海角，在大西洋沿岸；直布羅陀（Gibraltar），西班牙中南部海岸的半島，在西班牙和北部非洲之間連接地中海和大西洋。英國於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控制了直布羅陀。 [38]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發生於1618—1648年間的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國際性戰爭。戰爭的一方為哈布斯堡集團，由奧地利、西班牙和德意志天主教聯盟組成，並得到羅馬教皇和波蘭的支持；另一方為反哈布斯堡集團，由法國、丹麥、瑞典、荷蘭、德意志新教聯盟組成，並得到英國、俄國的支持。最後，以法國為首的一方取得了勝利，根據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法國取得了除斯特拉斯堡以外的阿爾薩斯地區和其他一些小領土的所有權；瑞典和德意志的幾個大諸侯也得到了大片領土；荷蘭和瑞士的獨立得到承認。 [39]最後這一句話30年代英譯本沒有譯出，根據80年代英譯本補譯。 [40]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1823—1892），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宗教學家，著有《科學的未來》《耶穌的一生》《法國的君主立憲制》等。 [41]80年代英譯本的譯法稍有不同：「國家是一種偉大的團結，它的凝聚力來自其公民為它或者準備為它做出犧牲的情操。它意味著一個過去；但它現在卻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同意（consent），明確表達出來的共同生活的意願。如果你不介意用譬喻的話，我們可以說，國家就是一種日常的公民投票。」80年代英譯本的編者還指出這一定義出自勒南的《凱爾特人之歌及其他研究》（The Poetry of the Celtic Races, and Other Studies）；其中著名的《何謂國家》已有中譯文，李紀舍譯，載（中國台灣）《中外文學》，24卷6期，1995年；又見曹海軍譯，《中大政治學評論》（第3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42]勃艮第（Burgundy），法國東部的一個地區。歷史上，勃艮第人曾經在公元5世紀建立過強大的王國，後來為法蘭克人所滅；其後，該地區的政權曾多次易手，並在14和15世紀時勢力達到頂峰；1678年，勃艮第領地完全併入法國。 [43]聖伊西多爾（St. Isidore，560？—636），西班牙基督教家神學家、最後一位西方拉丁教父，著有《語源學》《教父生平始末》以及《論教會的職責》等。 [44]萊昂—卡斯蒂利亞（León-Castile），萊昂與卡斯蒂利亞曾經是兩個獨立王國，1230年，卡斯蒂利亞國王費迪南德三世兼領萊昂王位，兩國實現統一。現在，卡斯蒂利亞—萊昂是西班牙的一個大區。 [45]奧爾特加這裡所說的「歐洲人」並不是一種泛指，而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尚未形成的「歐洲合眾國」之「歐洲人」。 [46]凱爾特伊比利亞人（Celtiberian），西班牙北部古代凱爾特人的一支。 [47]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1813—1814年，橫掃歐洲的俄國軍隊中的青年軍官對歐洲的自由與進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引發「十二月黨人運動」。 [48]羅德之妻（Lot's wife），《聖經·舊約·創世記》中的人物，羅德是亞伯拉罕的侄子，當他們逃離罪惡之城索多瑪時，他的妻子因不聽上帝的勸告回頭觀看而被化為鹽柱。 [49]30年代英譯本這一段的內容到此結束，下面幾句話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 [50]索雷爾（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國社會哲學家，著有《暴力論》《進步的反思》等書。 [51]海妖的召喚（the siren call），在古希臘神話中，半人半鳥的海妖塞壬常常用美妙的歌聲來誘惑過路的航海者，導致他們觸礁毀滅。 * * * (1)參見筆者《黑格爾眼中的美國》（Hegel y America）一文，載《觀察者》，第7卷，1930年。 (2)參見筆者的《論羅馬帝國的覆滅》（Sobre la muerte de Roma）一文，載《觀察者》，第6卷，1927年。（30年代英譯本沒有具體指出文章的標題，根據80年代英譯本補譯。——譯註） (3)這就是物理學和生物學思考問題的方式，它構成了所謂的博物學家的理性（naturalist reason），由此，它們向世人證明它們比「歷史理性」更少合理性。因為當歷史理性對現象做深刻的檢查時，它不僅僅是像我們這樣隻言片語地草草而過，它拒絕承認任何事實是絕對的。對「歷史理性」而言，推理包括了在揭示其起源時讓所有的事實流動。參見作者的散論《歷史是一個體系》（Historia como sistema, R. de O., 2nd ed.）。（30年代英譯本沒有這個腳註，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 (4)指出這一點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在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Catalonia，西班牙東北部的一個三角形地帶，位於法國和地中海交界處，巴塞羅那是其首府。該地區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發揮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後來與阿拉貢合併為阿拉貢王國。1469年阿拉貢與卡斯蒂利亞合併為西班牙後，它成為西班牙的一部分。——譯註），兩種相互對立的趨勢並行不悖：歐洲的民族主義和巴塞羅那的地方主義。在巴塞羅那，早期地中海人的那種脾性仍然殘留。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說過，西班牙東海岸的人是古代人（homo antiquus）在伊比利亞半島的遺孑。 (5)法理上的同質結構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央集權。 (6)這一草率的論斷是以對「什麼是政治——不管是壞的政治還是『好的』政治」有一個清晰的看法為前提的，關於這一論斷的意義可以參見筆者題為《人與民族》（El Hombre y La Gente）的社會學論文。（30年代譯本沒有正文中的那句話及注釋，根據80年代譯本補譯。——譯註） (7)參見筆者《國家運動的起源》一文，載《觀察者》，第7卷，1930年。（30年代英譯本沒有這個注釋，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 (8)參見道普施（Alfons Dopsch，1868—1953，德國文化和經濟史學家。——譯註）：《歐洲文明的經濟與社會基礎》（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sation），第2版，1924年（30年代英譯本誤作1914年。——譯註），第二卷，第3—4頁。 (9)不管他們居住得多麼密集，羅馬人從不把蠻族居民點看作是城市，充其量稱之為sedes aratorum［莊稼漢居住的地方］。（30年代英譯本沒有這個注釋，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 (10)我們知道，奧古斯都的帝國與其養父愷撒渴望建立的帝國是大相徑庭的。奧古斯都追隨的是愷撒的政敵龐培的路線。迄今，論述這個問題最優秀的著作要算邁耶（E. Meyer）的《愷撒的君主制和龐培的元首制》（The Monarchy of Caesar and the Principate of Pompey，1918）一書。儘管這本書相當出色，但在我看來，它還存在著很大的不足，這並不奇怪，因為，如今我們已經很難發現那種具有廣闊視野的歷史學家了。邁耶的書直接針對傑出的歷史學家蒙森（Mommsen，1817—1903，德國歷史學家，其最著名的作品為三卷本的《羅馬史》，他曾獲得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譯註），雖然邁耶不無道理地指責蒙森將愷撒過分理想化了，以至把他描繪成一個超人；但我認為，蒙森對愷撒政策本質的洞察遠非邁耶所能匹敵。這也不足為奇，因為，蒙森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考據學者」，在他身上還具有許多未來主義的特徵。而且，一個人對過去的洞察力與其透視未來的能力是大致成正比的。（80年代英譯本的注釋沒有評述邁耶和蒙森的部分，大概是作者在後來的版本中刪去的。——譯註） (11)即使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說西班牙語——就像所有的英國人都說英語，所有的德國人都說高地德語（High German）一樣——情況也是如此。 (12)當然，我沒有將古希臘共同語（Koine，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6世紀希臘化時期，通行於希臘、馬其頓以及非洲部分地區和近東一帶的語言，由雅典方言發展而來，是新希臘語的基礎。——譯註）和佛蘭卡語（lingua franca，曾經在地中海東部地區使用的一種通用語，由多種語言混雜而成。——譯註）考慮進來，因為它們不是單個民族的語言，而是某種特殊的國際性語言。 (13)乍一看，它似乎與一項事實相矛盾，但仔細斟酌一下，就會發現這項事實反倒可以確證上述結論，那就是：帝國所有的居民最後都被授予了公民權。然而，這恰恰是在公民權喪失了政治身份這一特徵之後，完全成為一種負擔和對國家的服役，或者僅僅成了市民法中一條掛名的頭銜時，統治者被迫做出的讓步。在一個奴隸制被奉為原則的國家裡，人們還能有什麼指望呢？要知道，在我們的「國家」里，奴隸制純粹是一個殘存的事實。 (14)從這一點來看，人類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未來主義的特徵；也就是說，他首先生活在未來之中，並且首先是為未來而活著。然而，我卻又在對古代人與現代歐洲人的比較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古代人對未來是相對盲目短視的；而現代歐洲人則相對具有遠見卓識。因此，在這兩個論題之間，存在著一種表面上的矛盾。但實際上人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是他真實的自我；另一方面則是他的自我意識，這種意識既可能與他的真實存在吻合，也可能不吻合。很明顯，我們的思想觀念、偏好和願望均不能取消我們的真實存在，但它們卻可以使之複雜化，並對它進行修正。古代人和現代人都關注未來，但古代人總是將未來寄托在過去的制度之上，而我們現代人卻為未來、為新生事物留出了更大的自由空間。這種差異並不是實際狀態上的差異，而是偏好上的差異，它讓我們相信現代人是未來主義者，而古代人是復古主義者。當歐洲人開始將他自己的時代稱作是「現時代」的時候，他就已經覺醒，並意識到了自己的角色。眾所周知，所謂「現代」就是指某些即將替代古代用法的新事物。早在14世紀末葉，人們就開始關注現代性，特別是在那些最能切中時代脈搏的問題上。例如，神秘主義神學（mystical theology）的先驅「現代虔信派」（devotio moderna，14世紀末至16世紀天主教內部的一個派別，強調沉思和內省，不重視儀式和表面行為，摒棄13、14世紀注重思辨的靈修理論。--譯註）就是如此。 (15)從年代上說，國家的原則是18世紀末浪漫主義的最初徵兆。 (16)如今我們宛如身處實驗室一般，正在目睹一項浩大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實驗：我們將看到英國是否能夠成功地提出一種誘人的生活規劃，以維持帝國（指大英國協——譯註）各個部分在共同生活上的有效聯合。 (17)然而，這種同質化一般來說並不能將他們原來的差異一筆勾銷。（30年代英譯本沒有這個注釋，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