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的反叛 · 第十章 野蠻主義與歷史

自然總是與我們相伴相隨，但它是自給自足的。在大自然的森林中，我們可以做無拘無束的野蠻人；要是沒有文明人的出現給我們帶來威脅，我們可以一直這樣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不過，從原則上講，永遠做一個野蠻人是可能的，而且確實存在這樣的野蠻人，布萊西格[1]曾經稱他們為「永久地駐足於晨曦中的民族」，他們滯留在一個靜止的、凍結的黎明中，永遠無法過渡到正午。 這種情況只能發生在純粹的自然世界中，而不會出現在我們這個文明世界裡。文明並不是「恰好就在那裡的」（just there），它不可能是自給自足、不假於外的；相反，它是人為的，它需要藝術家或者能工巧匠們的不懈努力。如果你想得到文明的果實，卻又不打算栽培、養育它——那你就是在自欺欺人：你會在剎那間發現文明已經棄你而去；再過片刻，你就會發現自己周圍的一切都已經化為烏有。猶如掩蓋著大自然的簾幕一下子被揭開，原始森林將以其天然的狀態復現在你的面前。[2]叢林與沼澤總是原始的、蠻荒的，反之亦然，一切原始蠻荒之地都是叢林密布，沼澤遍野。 每一個時代的浪漫傳奇都充斥著暴力的場景，白種婦女遭到自然造物或是野蠻人的強暴；它們被描繪為勒達與天鵝、帕西芬與公牛、安提俄珀與山羊的故事。[3]在一般層面上，當我們面對廢墟時，我們所看到的則是一幅更為粗野蠻橫的景象：自然生長的灌木雜草之下，掩埋著文化造就的幾何形的碑石。當你的目光觸及一棟建築時，你那細膩的羅曼蒂克情懷首先感受到的是它聳立於檐口與屋頂的琉璃色飛檐（hedge-mustard），這正表明，任何事物最終都難免化為一抔黃土，叢林灌木將再次覆蓋一切。嘲笑羅曼蒂克情懷是愚蠢的，因為它也是正當的。在這些天真而乖張的想像背後，潛藏著一個重大的、永恆的問題：文明與構成其根基的自然之間的關係，亦即理性事物與宇宙事物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將保留在另一場合處理這個主題的權利；在適宜的時候，沒準我自己也會發一發懷古幽思之情懷呢。 但是，現在我必須從事一項與此相反的任務，那就是遏制正在大肆泛濫的叢林與沼澤。「善良的歐洲人」目前所必須應付的棘手難題，非常類似於已經引起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如何防止帶刺的梨樹鋪天蓋地地滋生蔓延，免得到時候它們把人都趕到大海里去。大約是在19世紀40年代，一個地中海移民出於對故土——馬拉加（Malaga）或是西西里（Sicily）？——風情的留戀，隨身帶了一罐其貌不揚的帶刺小果梨來到澳大利亞。幾十年後的今天，這種梨樹已經遍布整個澳洲，並且正在以每年超過一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張。與這種梨樹做鬥爭所承擔的費用，已經讓澳大利亞政府不堪重負。 今天，大眾相信他們所由出生的、並正在使用的文明，就和大自然一樣，是自生自發、自給自足的，ipso facto［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已經退化為原始人；文明在他們看來就像是一座森林。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現在我必須更加具體地闡述它。 對於當今的普通大眾而言，文明世界——這是我們必須努力加以維持的世界——賴以為基礎的那些原則已經完全不存在了。他們對基本的文化價值沒有一點興趣，因而也就談不上與之休戚與共的感情了，更不會準備為它們貢獻些什麼。這種情況是怎麼造成的呢？原因有很多，我這裡只想強調其中的一點。 隨著文明的日益發展，它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以理解。今天，文明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尤為錯綜複雜，然而，另一方面，在心智上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人卻越來越少。戰後這段時期為這一現象提供了一個顯著的例子，戰後歐洲的重建——誠如我們看到的——確實是一項過於繁雜的事務，以至於一般的歐洲人對此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回天乏術。這並不是因為缺少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因為缺乏發現這些方案的大腦，或者毋寧說，多少還是有一些明智清醒的大腦的，只不過歐洲的普通大眾不願意把這些大腦安置在自己的肩膀上而已。 如果不儘快找到一個補救的辦法，問題的紛繁複雜與人類的心智能力之間的不平衡將愈來愈嚴重，並構成我們文明的主要悲劇。正是由於其發展原則的多產性和確定性，文明所創造的物質成果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品質上，都在日益增加和提高，其結果已經超出了一般人的接受能力。我認為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以前的一切文明都因為維繫它們的原則之不足而湮滅；當前的歐洲文明卻由於相反的原因而面臨危機。古希臘和羅馬的衰亡並不是因為其子民的無能，而是因為其原則的枯竭；羅馬帝國的崩潰肇始於技術的匱乏，當它的人口迅速膨脹，達到一個龐大的數字時，就需要技術提供某些物質手段來解決問題，一旦技術跟不上，古代世界就開始走向一個迴轉、倒退與衰亡的連鎖過程。 但是，今天導致文明出現危機的卻是人，因為他無法與自己文明的發展齊頭並進。每當聽到一些較有文化素養的人談起當前的基本難題時，真讓人叫苦不迭，他們看起來就像一群粗野的農夫，在試圖用他們粗糙、笨拙的手指從桌面上撿起一根繡花針。譬如，他們在處理政治和社會問題時所使用的思維工具，居然還和二百年前一樣簡陋，殊不知現在的情況比起那時候來要複雜上二百倍！ 先進的文明與艱難的問題完全是一回事，因此，文明的進步越顯著，它的處境就越危險。生活總是在變得愈來愈美好，但顯然也在變得越來越複雜；當然，隨著問題複雜程度的加深，解決問題的手段也就愈加完善，但新一代的人必須掌握這些改善了的手段。具體地說，在這些手段當中有一種手段與文明的進步最為密切相關，它背負著大量的傳統與經驗，那就是：歷史。就保存與發展現有的先進文明而言，歷史知識是第一流的技術，這不是因為它可以為生活環境的嶄新層面提供積極的解決辦法——現在的生活總是不同於過去；而是因為它可以防止我們重蹈覆轍。但是，如果一個人除非等到自己在飽經滄桑之後，才開始發現生活原來是如此艱難，舍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幫助他保留對過去的記憶，並從經驗中獲取教訓的話，那麼，一切都將無濟於事。我確信這正是歐洲目前的處境。今天最有「文化教養」的歐洲人對歷史也是驚人地無知，我相信當代歐洲國家的領導人所具備的歷史知識，比起18世紀，乃至17世紀的領導人來，要貧乏得多。這些時代的統治精英們——sensu lato［寬泛意義上］的「統治」——擁有的歷史知識，使得19世紀的巨大進步成為可能。他們在18世紀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和政策，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先前時代在政治上所犯的錯誤，他們的理論和政策是根據這些錯誤所提供的經驗來構想的，並且在內容上涵蓋了人類整個的經驗範圍。但19世紀，人們就已經開始丟棄「歷史文化」（historic culture），儘管在這個世紀裡，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取得了顯著的進展。(1)19世紀的這一重大失誤，是今天壓負在我們身上的眾多難題的根源。自19世紀末葉以來——儘管其時人們尚未覺察——歐洲就已經開始向野蠻主義迴轉、倒退，也就是向人類的混沌狀態與原始狀態倒退，他們喪失了過去，或是說遺忘了過去。 因此，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當前在歐洲及其周邊地區出現的這兩種「新」的政治冒險，可以看作是這種實質性倒退的典型例證。孤立地來看，它們學說中的某些積極成分包含著部分的真理，但這個世界上哪有什麼事物沒有一點真理性呢？說它們是倒退的，其根源就在於它們以反歷史的、錯置時代感的方式對待自己學說中的那一點理性要素。和所有的群眾運動一樣，它們的領導人都是些平庸之輩，他們被推上歷史舞台完全出於偶然，因此，他們不但缺乏對歷史的記憶，而且缺乏一種「歷史的良知」（historic conscience）。在這些運動的一開始，它們的領導人就猶如歷史的遺孑：儘管他們生活在當代，卻全然屬於一個過去的時代。 這不是一個信不信仰某種主義的問題，我在這裡不想討論他們的信條。真正讓人難以置信的是，持這種主義者竟然在一戰末發動了一場錯置時代感的革命，這場革命在形式上和過去的所有革命沒什麼兩樣。在這場革命中我們看不到它對以前革命中出現的缺點和錯誤有任何的，哪怕是一丁點的修正和改善。因此，其所發生的一切對歷史毫無教益可言；嚴格說來，它絕非人類生活的一個全新開端，恰恰相反，它不過是人類之永恆革命的一次單調重複罷了。對於革命，人類實踐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然而不幸的是，極權主義革命非但沒有從中吸取任何教訓，反而再次上演了那些悲劇：「革命會吞噬自己的兒女」；「革命往往肇始於一個溫和的派別，繼之而起的則是極端主義者，不久又開始出現某種形式的復辟」等等。[4]在這些彌足珍貴的老生常談中，或許還可以加上另一些雖然不是廣為人知卻十分靈驗的真理，其中之一就是：一場革命的持續不會超過十五年，這一周期恰好與一代人鼎盛的時間相吻合。(2) 無論是誰，如若真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或政治實體，那麼他必須首先確保如下一點：他所促成的事態、境遇將使人類歷史經驗中那些最普通的常識歸於無效。在我看來，所謂「政治天才」就是指這樣一些政治家：他們一旦行動起來，我們學院裡的那些歷史學教授們就會變得目瞪口呆，因為，他們將看到自己學科中的所有「規律」都被這些人的行動所打斷，化為齏粉和塵埃。[5] 如果把極權主義的標籤換為法西斯主義，我們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無論是極權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這兩種嘗試都沒有達到「我們時代的高度」，因為它們沒有能夠通過透視法（foreshortening）再現整個過去的縮影，而這正是改善過去的基本條件。通過正面交鋒與過去作戰是不可能的，未來只有把過去囫圇地吞噬下去才能征服它，如有任何遺漏，未來就是失敗的。 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是虛幻的黎明，它們帶來的不是嶄新一天的破曉，而是又一個陳舊時日的輪迴：它們是純粹的原始主義。和所有類似的運動一樣，它們不去積極地消化吸收過去的經驗和教訓，而只能陷入一場以過去的某些傳統為對手的愚蠢搏擊中。 毫無疑問，19世紀的自由主義必須被超越，但這完全不是法西斯主義之類宣稱自己是反自由主義的運動所能做到的。因為，自由主義產生之前的人們才是反自由主義的或非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一旦戰勝了對手，它要麼是繼續自己的勝利時刻，要麼是與它的對手在歐洲的毀滅中玉石俱焚、同歸於盡。生命的年輪是無情的：自由主義晚出於反自由主義，這就意味著後來者居上，它將比反自由主義更富有生機活力，就像槍炮比長矛更具威力一樣。 乍一看，一種「反對某事物」的態度似乎是後於這一事物本身的，因為反對就意味著對這件事物的反動，所以它必須以這一事物的預先存在為前提。但是，「反對」（anti）所代表的改革與創新很快就會蛻變為一種空泛的否定態度，唯一還保留肯定意義的就是「古董」（antique）。如果把否定的態度轉換成肯定的語言，我們就會看到，當某人宣稱自己「反對彼得」的時候，他無非是在宣布自己支持一個並不存在彼得的世界而已，然而，這正是彼得尚未出生之前的世界的狀態。這個宣稱反對彼得的人，並沒有把自己置於彼得之後，反倒使自己先於他而存在；他把整部影片回放到過去的場景，最後彼得必然會再度出現。發生在這些簡單的反對者身上的事情就如同一則關於孔夫子（Confucius）的傳說，孔夫子自然要比他的父親出生得晚，可是他出生的時候已經八十歲了，而他的父親才三十歲！[6]任何反對的口號不過是一個簡單、空洞的「不」罷了。 要是只消說一個「不」，我們就可以把過去一筆勾銷，那將是再好不過的一件事了。然而，過去在本質上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哪怕你暫時躲過了它，它也必然會再度出現。因此，徹底擺脫過去的唯一辦法就是接受它的存在，而不是躲避它；你必須認真地對待過去，重視過去，才能超越過去。總而言之，你必須帶著一種對歷史環境的強烈意識，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高度」。 傳統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與權利。如果這種理由和權利得不到承認，它就會要求歸還這種理由和權利。自由主義也有自己的理由和權利，而且必須承認它的理由和權利是per saecula saeculorum［永遠都存在的］。當然，自由主義並不是整個理由和權利，自由主義那些不合理的成分必須摒棄。歐洲需要保留其基本的自由主義，這是超越自由主義的必要條件。 我這裡談到法西斯主義與極權主義時，採取的是間接迂迴的方式，才僅僅涉及它們錯置時代感的方面。在我看來，它們的這一特徵與今天那些不可一世的勝利者們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今天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正是大眾，只有他們所構想的那些洋溢著原始風格的方案，才會取得顯著的勝利。但是，除此之外，我目前並不打算討論這兩個運動的本質，同樣，我也不奢望解決革命與進化之間的永恆難題。這篇文章充其量敢於肯定革命或進化是歷史的，而非錯置時代感的。 我在這些篇章中所探討的主題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因為它超越了政治及其爭論，視野更為寬廣。無論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都是大眾，他們之間的分歧在任何時期都是表面的，它絲毫沒有妨礙他們成為同一種類型人：反叛的普通大眾。 除非把歐洲的命運託付給真正的「現代人」，否則歐洲絕無希望可言：只有他們才能感受到歷史跳動的脈搏，才能認識到當前「時代的高度」，才能抵制古老的、原始的態度。我們需要全部的歷史，但不是退回到過去，而是要看一看我們能否掙脫它的束縛，走向未來。 注釋 [1]布萊西格（Kurt Breysig，1866—1940），德國歷史哲學家。 [2]舉世聞名的柏林圍牆之間的隔離地帶就一度出現過原始生態景觀，或許可以作為一個佐證吧。 [3]這裡所列舉的都是希臘神話中的故事：勒達（Leda），斯巴達王廷達瑞俄斯之妻，與化為天鵝的宙斯生下海倫和波呂丟刻斯；帕西芬（Pasiphae），克里特王彌諾斯之妻，與海神波塞冬送來的一頭白色公牛生下半人半牛的怪物彌諾陶斯；安提俄珀（Antiope），底比斯公主，與化為羊人的宙斯生下安菲翁和仄特斯。 [4]「革命像薩圖恩（羅馬神話中的農神）一樣，正在把自己的兒子一個一個吞食掉！」這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袖維尼奧在一次演講中的名言；文中的革命演化機制亦可以法國大革命為典型代表。 [5]參見奧爾特加在《堂·吉訶德沉思錄》中的說法：「一些人不願滿足現狀，他們要改變事物的規律，逆傳統的習慣勢力而行，我們稱他們為英雄，他們為掌握自己的命運所表現出來的意志就是英雄主義。」 [6]奧爾特加這裡顯然是弄錯了，中國古籍中只有孔子的父親叔梁紇與孔子的母親顏征在年齡上相差50歲的傳說。 * * * (1)這裡我們可以瞥見一種區分，即一個既定階段的科學狀態與其文化狀態之間的區分，我們不久就要涉及這個問題。 (2)一代大約可以持續三十年，但它的活動又可分為兩個階段，表現為兩種形式：大約在它的前十五年中，新一代的人宣揚著自己的思想觀念、偏好和品味，這些東西最後占據了統治地位，並支配著它後面的十五年；但是，在它卵翼之下的另一代人又已經開始形成新的思想觀念、偏好和品味，並開始傳播。如果占統治地位的一代人的思想觀念、偏好和品味是激進主義的、革命的，那麼新的一代人往往是反激進主義的、反革命的，也就是說，在精神實質上是復辟的。當然，不應該把復辟簡單地理解為「回到過去的道路上」，沒有一種復辟可以真正回到過去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