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的反叛 · 第三章 時代的高度

大眾的統治標誌著歷史水平線的全面上升，預示著今天普通人的生活已經達到了一個比過去更高的水平，這確實是它值得讚許的一個方面。這項進步還向我們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不同時代的生活可以達到不同的高度；當人們說起「我們時代的高度」（the height of our times）時，通常忽略了這一短語中暗含的深刻意義。因此，我們最好在這裡略做停留與思考，以便充分地運用這一說法來揭櫫我們這個時代中最令人驚異的一項特徵。 譬如說，常聽人說這個或那個事物與時代的高度不堪相稱。事實上，時間總得有某種標度或水準，每一個時代的人所說的「我們的時代」，並不是指年代學上純粹的、抽象的時間，而是指生命時間（vital time）、「我們的時代」。它通常代表了一種標度：今天比昨天升高了，或是保持在同一水平，或是比昨天低落了。「衰弱」這一字眼裡包含著低落的意思，其根源就在於對生命時間之直覺。同樣，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能感覺到自己的生活與他所處時代的高度之間的關係。有些人可能會感到自己在現實生活的展現中，在時代的渦流中，猶如一個遭遇海難的人，沉浮不定。現代生活的節奏之快，事物進展的速度與動力之迅捷和強勁，無一不使那些具有古典傾向的人感到切膚之痛，他們的焦灼不安來自他們自己的脈搏與時代脈搏之間的落差和失衡；另一方面，那些與現實模式完全融為一體，並感到安然自得的人，則能意識到我們的時代和逝去的各個時代在時間標度上的聯繫。那麼，這一聯繫到底是什麼呢？ 總有些人認為以往時代的歷史水平線要低於自己的時代，僅僅是因為它們已經過去了。但如果以為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持這種看法，那就是一個錯誤，只要想起詩人豪爾赫·曼里克就足以說明問題，這位詩人似乎認為，「一切消逝的光陰都是美妙無比的」。[1]然而，這一說法同樣是不正確的，既不是每一個時代都感到自己不如過去的時代，也不是所有的時代都相信自己比任何時代都優越。歷史上的各個時代對於生命力的高度（the vital altitude）這一奇怪現象所表露的情感和反應各不相同，同時也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對這一顯明而重要的事實，思想家與歷史學家們竟從未加以關注。 大致說來，豪爾赫·曼里克所流露的情感是過去時代中最為普遍的反應，歷史上的大多數時代都不認為自己比前面的時代高超優越。相反，更為常見的是，人們夢想著在遙遠的過去存在一個更加美好的時代，一種更加充盈富饒的生活；猶如古希臘人和羅馬人所稱道的「黃金時代」以及澳大利亞土著神話中流傳的「埃爾契加」（Alcheringa，即夢幻般的時代）。它表明這些人感到他們自己的生命之脈缺乏充沛的活力，無法全然疏導、貫通自己的血管。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對過去充滿敬意，對「古典」時代無限嚮往，過去的生活似乎比現在更加充盈、更加多姿多彩、更加完美，也更加奮發有為。當他們回首眷顧過去的時代並自作多情地賦予它們更多價值的時候，他們顯然不認為自己已經超越了過去，而是覺得自己衰敗沒落了，這就好比溫度計的指數——假定它也有意識的話——它不會感到自己體內有較高的溫度，它感到的只是任何較高的溫度都必然包含比它自身體內更多的熱量。從公元150年開始，羅馬帝國境內就日漸蔓延這種生命力萎縮、地位式微、脈搏歙弱乃至停息的感覺。賀拉斯不是早就詠嘆道： 歲月啊，你是何等殘酷無情！ 我們的父輩，慘澹於我們的祖父輩， 他們留下了更為不幸的我們。 難道你還要讓我們生育出更加墮落邪惡的後裔？[2] 兩個世紀以後，整個帝國境內竟找不到足夠的義大利出身的勇士來充任百夫長（the centurions）之職，最後只得從達爾馬提亞人（Dalmatians）中招募健勇之士來擔當此職，再後來又從多瑙河流域與萊茵河流域徵募野蠻人。與此同時，羅馬婦女的生育能力不斷下降，導致義大利人口開始減少。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另一個時代，這一時代的人充滿生機與活力，看起來與我們上面提到的時代有天壤之別，這裡有一個非常奇特而重要的現象值得我們詳加考察和說明。大約30年前，反對派的政治家們習慣於在群眾面前發表冗長的演說，對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橫加指責，說長道短：這樣的政策與一個進步開明的時代是不相稱的。令人嘖嘖稱奇的是，我們發現圖拉真在寫給普林尼的那封著名的信函中採用了同樣的措辭，他在信中勸告普林尼不要根據匿名的指控迫害基督徒，因為這不能nec nostri saeculi est［與我們的時代精神保持一致］。[3]所以，歷史上有許多不同的時代都自認為已經達到一個完滿、極限的高度，在這些階段里人們以為漫長的旅程已經走到盡頭，期盼已久的目標終於達到，希望完全得以實現。這是「時代的完美尺度」（the plenitude of the time），是歷史生命的圓熟。事實上，30年前歐洲人就已經相信人類的生活已經達到它所應該達到的水平，實現了以前數代人所渴望實現的目標，自此以後，人類的生活再也跳不出這一範圍。這些完美的時代總是把自己看作是其他諸多時代累積的結果，那些作為預備期的時代缺乏充盈的內涵，與當前相比黯然失色，它們達致極點才出現目前的輝煌燦爛。從這一高度俯視那些預備時期，似乎給人以這樣的印象：那時候的生活純粹就是一種渴望和無法滿足的欲望，一組海市蜃樓般的幻覺；到處是急切的開拓者，「百業待興」；置身其間的人們，處在確定的熱望與無法對此做出回應的現實這二者的張力之下，痛苦不堪。19世紀的人們就是這樣看待中世紀和他們自己那個時代的。光輝燦爛的日子終於到來了，古老而久遠的欲望看來終於滿足了，現實接受並容納了熱望。我們上升至想望已久的高度，實現了渴慕多時的目標，臻於時代的巔峰，「百業待興」讓位於「大功告成」。 這就是我們的先輩們在整個19世紀對他們的時代所持的看法。切勿忘記：我們的時代緊隨著一個自認為充盈的時代而來，因此，一個生活於時代彼岸的人，一個生活在充盈時代剛剛結束的人，將不可避免地從自己的立場來觀察一切事物，他要承受一種視覺幻象的折磨：他會認為我們的時代是充盈時代的墮落，是一個沒落的時代。但作為一個長期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他感受著時代脈搏的跳動，絕不應該為這一建立在對充盈時代的想像基礎之上的視覺幻象所迷惑。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這樣一個「充盈時代」是一個渴慕已久的願望的了結，它帶著焦慮與熱望，延亘了若干個世紀，最終才得以實現。所以，充盈富足的時代事實上是志得意滿的時代。偶爾，像在19世紀一樣，這樣的時代對自己非常滿意。(1)現在我們已經開始逐漸認識到，儘管這些時代看起來是如此的躊躇滿志，如此的完美圓熟，事實上它在內部已經開始衰竭。真正的、充滿生機的完善與圓滿並不在於自我滿足、有所成就或者實現目標，正如塞萬提斯早就說過的：「路途上的奔波勞頓總是賽過小旅館裡的安逸閒適。」任何一個時代一旦對自己的欲望和理想心滿意足，那麼這就意味著它不再有任何渴求了，它的靈感之源已經枯竭，也就是說，我們引以為豪的充盈富足實際上已經走向終結。許多因自我滿足而衰亡的時代就是因為不知道如何再生其欲望的結果，猶如快樂的雄蜂在經歷了婚禮的狂喜之後走向死亡一樣。(2)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一項令人驚異的事實，那就是所謂志得意滿的時代在其深層意識上往往會產生一種非常特殊的悲劇感。似乎在19世紀才最終實現的、醞釀已久的熱望自冠其名曰：「現代文化」（modern culture），這一名稱是令人不安的：它自稱是「現代的」，也就是說，它是終極的、確定不移的，相比之下其他的時代都是過去的，都是謙卑地導向當下的預備與動力，勁道不足的箭矢當然無法命中標的！(3) 這裡，我們不是正在探觸我們的時代與剛剛逝去的時代之間的本質區別嗎？我們的時代實際上不再把自己看作確定不移的了，相反，它在其深層的直覺中已經朦朧地發現，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確定不移的、安如磐石的時代；恰恰相反，宣稱某種類型的生活方式——即使是所謂的「現代文化」——是確定不移的，這在我們看來似乎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褊狹，近乎坐井觀天的蛙見。一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會產生這樣一種愉快之至的感覺，仿佛是剛剛逃離了一個密封嚴實的樊籠，重新獲得自由，在星光照耀下再度走向開放的現實世界。這是一個深奧的、可畏的、無窮無盡的、無法預測的世界，在這裡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論是最好的，還是最壞的。現代文化的信仰是一種讓人抑鬱的信仰，它意味著明天與今天在本質上毫無區別，所謂進步只是沿著我們腳下的同一條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這條道路毋寧是一座伸縮自如的牢獄，它可以延伸拓展，但絕不要指望它能讓你獲得自由。 在羅馬帝國早期，當一個富有文化修養的鄉巴佬——比如盧砍、塞涅卡之流[4]——來到羅馬城，第一次看到作為帝國永恆權力之象徵的富麗堂皇的建築時，他的內心可謂百感交集。這個世界上當然再不會出現什麼新鮮事物了，因為羅馬城就是永恆的象徵。如果說，籠罩在古代廢墟之上的鬱郁幽思讓人想起凝滯的河流上瀰漫的釅釅氤氳，那麼這些多愁善感的鄉巴佬面對那些永恆之象徵的建築所抒發的感傷情懷，也是同樣的濃烈陰沉，儘管是出於完全相反的原因。 與這種情感狀態恰好相反，我們這個時代的感情更像是一種喧鬧，我們不正如同放學回家一路上嘰嘰喳喳、歡呼雀躍的小學生嗎？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知道明天這個世界上將會發生什麼，這使我們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竊喜，因為正是這種前途的不確定性，這種視界對一切偶然性的開放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峰迴路轉的戲劇效應，構成了真正的生活，構成了我們生存的圓滿。 這就是我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診斷——當然它的另一個方面目前還暫付闕如，它與許多當代作家連篇累牘、悲悲悽淒地哀怨時代的沒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正面臨一種視覺上的幻象，它的產生有諸多的原因，我將在另一些場合討論其中的某些因素，但就目前而言，我們只能先來考察其中最為明顯、突出的一個原因，那就是：某些作家囿於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它在回顧歷史時僅僅著眼於其政治或文化的層面，而沒有意識到這些層面只是歷史的表象；比它們更深刻、更具決定意義的歷史本體在於對生存之欲求的本能力量，在於純粹的生命活力，在於人所具有的一種類似於宇宙能量的精力。與那種激盪江河、繁殖走獸、催樹生花、驅星閃爍之自然偉力相比，這種力量雖說不能等同，卻也緊密相關。[5] 針對時代的沒落這一悲觀主義診斷，我提出如下的建議：衰敗沒落當然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是指從一個較高的地方跌落至較低的地方。但是，這種比較可以從諸多可想而知，但迥然不同的立場進行。譬如，在琥珀菸斗的製造者看來，這是一個衰敗沒落的時代，因為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還用琥珀菸斗來抽菸了。其他的立場觀點或許比這更為正當與高貴，然而，嚴格說來，與生活本身相比，沒有哪一種立場逃脫得了偏頗、專斷的指責，而生活的價值構成正是我們力圖加以解析的。只有一種立場是合理的、自然的，那就是採取生活自身之立場，從生活的內部考察與反省，看看它能否感覺到自己的衰敗沒落，也就是說，生活是否能感到自身心力不濟、疲憊不堪、生機懈怠。但即使是內部的觀照，我們又如何能知道它的自我感覺之衰敗與否呢？依我之見，如下的徵兆無疑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一種生活並不艷羨其他的生活與以往的時期，那麼，它必然對自身的存在推崇備至，這樣的生活無論在何種嚴格意義上都不能說是衰敗沒落的，就我對時代之高度問題的所有討論而言，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同時它也證明了我們這個時代所盡情享受的一種非常奇妙的情感狀態，據我所知，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在上一個世紀的琳琅滿目的畫廊里，這樣的情形向來屢見不鮮：附庸風雅的女士們與簇擁在其周圍的溫良謙恭的文人們總是在談論如下一個問題：「歷史上的哪個時期是你所願意安居其中的呢？」他們每一個人都會直截了當地開始苦思冥想，神遊於歷史之路，為自己的生活探求一個最怡然的階段。它告訴我們，儘管19世紀頗為志得意滿，自以為達到了一個充盈富足的階段，然而，實際上它依舊擺脫不了過去的陰影，它依然站在過去的肩膀之上；它將自己看作過去的累積。因此，它仍然相信自己時代所流行的價值在遠近程度不等的古典時代——伯里克利時代、文藝復興時代——就已經開始發軔醞釀。這一事實足以讓我們對這些所謂的充盈富足的時代產生懷疑，它們面嚮往昔，追憶著直到自己時代才造就完成的過去。 所以，現在如果把這樣的問題擺到一個典型的現代人面前，他會做出什麼樣的如實回答呢？我想，他毫無疑問會說，過去的任何時代，無一例外地讓他感到仿佛置身於一個幽閉的空間，令人窒息。也就是說，現代人認為他自己的生活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像生活，換句話說，就實際人性而言，今天超過了以往所有時代之總和。對於現今生活的這一直覺，其清晰澄明之處昭然若揭，遂使那些運思不慎的關於衰敗沒落的預言成為天方夜譚。 因此，我們當前的生活從一開始就感到自己比先前所有的時代都要寬宏廣闊，它怎麼會認為自己在衰敗沒落呢？事實恰恰相反，由於它自視為更加充分飽滿的生活，所以它對過去失去了尊崇與興趣。於是，我們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將一切古典事物視為無物的時代，人們認為過去沒有任何東西在今天還值得我們引以為楷模與典範。它給人一種全新的開端、肇始、黎明初至與嬰兒甫降般的印象，仿佛它是若干代未經任何斷裂之演進的頂峰。當我們回望往昔時，哪怕是聲名顯赫的文藝復興時期，在我們的眼裡也顯得小氣十足、索然無味——為什麼不徑直說它是粗鄙不堪、平庸無奇的呢？ 多年以前，我曾這樣概括當前的情形：「過去與現代之間的豁然斷裂是我們這個時代無法挽回的事實，它引發了或多或少有些曖昧的懷疑心態，這一懷疑心態給當代生活帶來了不安；我們感到自己突然被遺棄在這個星球上，茫然無助；逝去的人不但在形體上離我們而去，而且在精神上也杳然無跡，他們不再給我們任何幫助；傳統精神的魯殿靈光也已消失殆盡，殘留的規範、模式、標準對我們而言已經全然無用；失去了歷史的助力與合作，我們所面臨的一切問題，無論是藝術的、科學的，還是政治的，都必須獨自解決；現代人孤零零地立於大地之上，再也沒有充滿生機的幽靈伴其左右；就像彼得·施萊米爾[6]一樣，每當正午時刻到來時他就會失去自己的影子。」(4) 那麼，簡而言之，「我們時代的高度」到底是什麼呢？它不是指時代的充盈富足，而是指它自我感覺到優越於過去所有的時代，超溢出所有已知的富足。想用一個公式化的方法來處理我們這個時代對自己所持有的印象，是困難的；它相信自己優越於其他所有的時代，同時它也感到自己是一個全新的開端，並且對自己不再經歷死亡的劇痛而惴惴不安。我們到底怎麼來表達這種情感呢？或許可以這麼說：這個時代比其他時代優越，卻又自覺卑微；它的確是強健有力的，卻又對自己的命運把握不定；它對自己的力量引以為豪，卻又對此驚懼不已。 注釋 [1]豪爾赫·曼里克（Jorge Manrique，1440—1479），西班牙詩人，所引詩句出自他最著名的詩作《悼念亡父堂·羅德里戈》（Coplas por la muerte de su padre Don Rodrigo，1476）。 [2]賀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65BC—8BC），古羅馬詩人、諷刺家。該詩句的原文是：「damnosa quid non imminuit dies? aetas parentum pejor avis tulit / nos nequiores, mox daturos / progeniem vitiosiorem」（Odes.III.6）。 [3]圖拉真（Trajan，53—117），羅馬帝國皇帝，在位時間為98—117年；（小）普林尼（Pliny，61或62—113？），古羅馬學者，圖拉真在位時他曾任地方總督；他們的事跡見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十六章「羅馬皇帝們對待基督徒的態度」第Ⅱ節（《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第325頁以次，黃宜思、黃雨石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 [4]盧砍（Lucan，39—65），古羅馬時代西班牙出生的詩人；塞涅卡（Seneca，4?BC—65AD），古羅馬斯多葛派哲學家、詩人。 [5]可以對照尼采的強力意志學說。 [6]彼得·施萊米爾（Peter Schlemiel），出生於法國的德國作家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在小說《彼得·施萊米爾的神奇故事》（1814）中創造的一個人物，他把自己的影子賣給了魔鬼，結果雖然得到了用不完的錢財，卻因為沒有影子而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 * * * (1)在為哈德良（Hadrian，76—138，羅馬帝國皇帝，在位時間為117—138年。——譯註）鑄造的錢幣上，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字樣：得天命的義大利，黃金的世代，穩固的大地之母，時代的幸福之運（Italia Felix, Saeculum aureum, Tellus stabilita, Temporum felicitas）。參見科恩（Cohen）對古代幣制的卓越研究；此外還可參見羅斯托夫采夫（Mis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1870—1952，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著有《古代世界史》等。——譯註）的《羅馬帝國經濟社會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1926）插圖LII以及第588頁注6。 (2)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對志得意滿的時代有精彩的論述，讀者可自行參閱。 (3)「現代」「現代性」（modern, modernity）這些詞的最初含義恰恰就是用來指達致「時代高度」的感覺，也就是我這裡正在分析的觀念，然而，它們卻被當前的時代拿來為自己冠名。「摩登」是「合乎潮流」的事物，也就是新的風尚或修正，它們在現時代應運而生，與過去舊有的傳統風尚針鋒相對。因此，「現代」一詞表達了這樣的意識：新的生活優越於舊的生活，同時它也是一項要求達致時代高度的誡命。在一個「現代」人眼裡，不再「摩登」就意味著跌落至歷史水平線之下。 (4)參見筆者的《藝術的去人性化》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