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的反叛 · 第一章 大眾時代的來臨

不管是好是壞，當代歐洲[1]的公共生活凸現出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大眾開始占據最高的社會權力。就「大眾」一詞的含義而言，大眾既不應該亦無能力把握他們自己的個人生活，更不用說統治整個社會了。因此，這一嶄新的現象實際上就意味著歐洲正面臨著巨大的危機，這一危機將導致生靈塗炭，國運衰微，乃至文明沒落。這樣的危機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它的輪廓、特徵及其後果早已為人所熟知，我們可以把這一現象稱之為「大眾的反叛」（the rebellion of the masses）[2]。 為了理解這一令人心悸的現象，我們應當避免一開始就給諸如「反叛」「大眾」「社會權力」之類的字眼以絕對的或首要的政治性含義，我們應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它們。因為，公共生活不僅指涉政治活動，它同時也（甚至更多是）包括了智識的、道德的、經濟的以及宗教的活動，它涵蓋了我們所有的集體習慣，甚至包括我們的衣著時尚和娛樂方式。 或許，考察這一歷史現象的最好辦法就是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視覺經驗上來，著眼於我們這個時代所呈現出的最顯而易見的方面。 這一事實儘管難以分析卻很容易描述，我將稱之為「凝聚」的事實或「充足」的事實（the fact of agglomeration, of plenitude）。這一事實就是，如今到處人滿為患：城鎮上布滿了居民，屋宅里住滿了房客，旅店裡住滿了旅客，列車上擠滿了出行者，餐館與咖啡店裡坐滿了顧客，公園裡到處都是散步者，著名醫生的診室前擠滿了病人，劇院裡擠滿了觀眾，海灘上擠滿了游泳的人。尋求一塊生存空間，這個往日一般來說不成其為問題的事情，現在倒成了我們每天都要面對的難題。 這就是全部問題之所在。在現實生活中，還有什麼事實比這一切更簡單、更明顯、更持久呢？透過這個事實一覽無遺的表象，我們將會意外地看到一股泉流噴涌而出：在那裡，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束白光都被透析為絢麗斑駁的彩色光譜——這真讓人感到驚異萬分。 我們到底看到了什麼，是什麼景象讓我們如此驚異？我們看到的是大眾，他們正在占據著文明所開拓的每一塊空間，使用著文明所創造的每一種工具。如果做進一步的思考，我們則會對自己的驚訝感到不可思議：這一現象不是很自然嗎？這難道不是事物的理想狀況嗎？劇院裡的座位就是讓觀眾坐的呀，坐滿了人怎麼了？公共運輸設施、旅館客房還不都是一樣？確實如此。但問題在於：先前所有這些設施從來沒有滿員過，而如今卻是到處人滿為患，以至於還有些渴望使用它們的人被拒之門外。雖然這一事實非常合乎邏輯，順乎自然，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樣的事情以前從未有過，但現在卻發生了。因此，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些新的東西已經開始出現。這樣一個變化、一種革新至少可以證明，我們起初的驚奇是合理的。 驚奇也好，詫異也罷，都是理解的開端。理解活動是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一種享受與奢侈，這一群人的典型特徵就是帶著好奇的目光審視這個世界，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在那些睜大的眼睛裡都是陌生而奇妙的。好奇的稟賦給他們帶來了樂趣，這種樂趣絕不是那些足球迷們所能體會到的，但它卻讓知識分子畢其一生都心醉神迷於那個空幻的世界。知識分子的特殊品性就是那雙充滿好奇的眼睛，所以，先民們為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配置了一隻目光炯炯的貓頭鷹。[3] 凝聚、麇集的現象在以前並不多見，但何以如今觸目皆是呢？ 我們周圍無所不在的大眾成員並非從天而降，大致相同數量的人口十五年前就已經存在了；事實上，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的數目應該減少才是。恰恰在這裡我們遇到了第一個極其重要的現代因素：組成大眾的個人以前就已經存在，但他們並不是作為「大眾」而存在，他們以小群體的方式散布於世界的各個角落，或者就是離群索居；他們的生活方式各異，相互隔絕，老死不相往來；每一個人或小群體各自占據著一塊地盤：田野、鄉村、城鎮或者是大都市的一隅。 然而，現在他們卻作為一個凝聚體，作為群眾在一夜之間崛起，我們環顧四周，目之所及全是大眾。哪兒都是嗎？不，更確切地說，是在那些最值得人們想望的地方，是那些洋溢著現代文明之高雅氣息的地方。一句話，在那些先前只為少數精英人物所保留的地方，如今都出現了大眾的身影。 大眾突然出現在世人面前，並且在社會上占據著優越的地位，而在過去——如果它存在的話——它卻從未被人注意過，它僅僅是社會舞台的背景，一點兒也不起眼，然而，如今它卻越過舞台的腳燈，搖身一變成了主角。在社會的舞台上，再也看不到嚴格意義上的主人公，取而代之的是合唱隊。 「大眾」（the multitude）這一概念是數量意義上的或者說視覺意義上的，如果我們在不改變原義的前提下把它轉換為社會學術語，那麼我們就會碰到「社會大眾」（the social mass）這一概念。社會總是由兩部分人——少數精英（minorities）與大眾——所構成的一種動態平衡：少數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資質的個人或群體，而大眾則是指沒有特殊資質的個人之集合體。因此，不能把大眾簡單地理解為或主要地理解為「勞動階級」，大眾就是普通人。從這一點來看，純粹的數量概念——大多數人、群眾——就轉變為一種質量上的限定：它被用來指一種一般的社會屬性，這種人與其他人沒有什麼兩樣，但在他身上卻再現了一種普通原型。從這一數量到質量的轉換中，我們能得到什麼啟示呢？答案很簡單：通過質量的內涵，我們可以理解數量的根源。其含義之淺顯，接近於這樣一個老生常談，即：大多數人、群眾的形成往往意味著組成群眾的個人在欲望、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有人可能會反駁說，這種現象存在於任何一個社會群體之中，不管它聲稱自己是如何卓越非凡。情況確實如此，但這兩者之間實際上存在著本質的區別。 在那些不以人數眾多或麇集為特徵的群體中，其成員之間凝聚力的存在是以在某些欲望、觀念或理想方面本身就已經排除了大多數人為基礎的。為了形成一個少數——不論其類型如何——首先就需要其每一個成員基於一些特殊的、相對個人化的理由而與大多數人區別開來，因此，他與來自少數派的其他人之間的一致是次要的，次於每一個人此前已經採取的獨特態度；這些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與其他人不一致的一致，一種建立在差異之上的一致。英國的非國教主義者就是這種獨特性的典型代表：這些群體稱自己為「非國教徒」[4]，但他們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並且時常互相爭論，他們僅僅在自己與絕大多數人不一致這一點上相互認同。少數人聚集到一起的目的正是為了將自己與大多數人區分開來，這是每一個少數派形成的基本動因。有一次，詩人馬拉美[5]被邀請參加一位著名音樂家舉行的只有少數觀眾出席的演唱會，他詼諧地評論說，寥寥無幾的聽眾恰恰突出了群眾的缺席。 嚴格說來，大眾現象作為一項心理學事實，無須等到個人以麇集的方式出現之後才可以定義。面對單獨的一個人，我們就可以判斷他是不是一個「大眾人」（a mass-man），大眾人是這樣一種人：他從不根據任何特殊的標準——這一標準的好壞姑且不論——來評價自己，他只是強調自己「與其他每一個人完全相似」。除了這種可笑的聲明之外，他感覺不到任何煩惱，反倒為自己與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個真正謙遜的人則會試圖評估自己的特殊價值，努力發現自己可能擁有的這種或那種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長——儘管他可能最終發現自己並沒有什麼非凡的稟賦，資質平平，但他永遠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大眾人。 每當人們說起「少數精英」（select minorities）時，不懷好意者通常會歪曲這一稱呼的含義，而對如下的事實視而不見：少數精英並不是指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人，而是指那些對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的人，哪怕這些要求是他自己所無法實現的。無疑可以對人類做出最基本的劃分，即把人分為兩種類型：一種人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並賦予自己重大的責任和使命；另一種人則放任自流——尤其是對自己。在後一種類型的人看來，生活總是處在既定的狀態之中，沒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們就像水流中漂動的浮標，游移不定，隨遇而安。 這讓我想起傳統的佛教，它由兩個截然不同的教派構成，一種較為苛刻與困難，另一種則較為寬鬆與安適：大乘佛教是「大輪迴」（great vehicle）、「大道」（great path），小乘佛教是「小輪迴」（lesser vehicle）、「小道」（lesser path）。[6]關鍵性的區別在於我們在生活中選擇此道還是彼道，對自己提出一個最高的要求還是只堅持一個最低的標準。 因此，社會區分為大眾和少數精英並不是社會階級的劃分，而是兩類人的劃分，不可將這種區分與基於階級出身的「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劃分混為一談。當然，很明顯在上層階級中——只要他們能真正取得並保持這種地位——更有可能發現那種選擇「大道」的人，而下層階級則通常由品行較差的個人組成。但嚴格說來，在這兩個社會階級中都存在大眾與真正的精英之分。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之一就是：即使在傳統的精英群體中，往往也充斥著大眾人和粗俗鄙陋的庸人；甚至在本質上要求某種資質並以之為前提的智識生活中，我們也會注意到「偽知識分子」（pseudo-intellectual）的勢力正在逐步上升，所謂偽知識分子是指那些不合格的、低劣的以及依照智力標準來看不具備此種資格的人。在那些碩果僅存的「貴族」群體——無論性別如何——中，情況同樣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在以前可能被視為「大眾」之典型的工人階級中，今天也不難發現高貴的、嚴於律己的心智。[7] 此外，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存在著一些按其本質來說需要資質限制的活動：高度多樣化的秩序在其活動與功能上是極為特殊的，沒有非凡的天賦是實現不了的，比如說某些藝術和審美的活動、政府的功能以及公共事務中的政治判斷，等等。以前，這些特殊的活動掌握在具備了相應資格的少數人手裡，或者至少掌握在那些聲稱自己擁有此類資格的人手裡。大眾並不打算干預這些人：他們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如果想這樣干，首先就必須獲得某些特殊的技能，就必須脫離大眾；他們很清楚自己在一個有序的、動態的社會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各安其位。 現在，如若我們回到本文開始時所揭示的現象上來，就會很明顯地看到大眾在態度上開始發生轉變的徵兆。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公眾」（the 「public」），也就是大眾，[8]已經決定登上社會生活的前台，攫取地位，使用設備，享受迄今為止只為少數人所保留的樂趣。這些位置顯然從未為大多數人而設計，因為它們數量有限，而大眾的人口又在持續不斷地增長。所以，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這樣一個以再清晰不過的方式所展示的嶄新現象：大眾，不斷聚集的大眾，正在日益取代少數精英。 今天有更多的人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享受生活，對於這一點，我相信沒有誰會感到遺憾，因為他們現在不但產生了這樣的欲望，而且也具備了滿足這些欲望的種種手段。然而，這一事實之下潛藏著災難，那就是大眾決心僭取那些只適合於少數精英的活動，它不僅僅限於（也不可能僅僅限於）享樂方面，相反，僭越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般特徵。因此（預測一下我們以後將會看到什麼）在我看來，最近發生的政治變革全然意味著大眾對政治生活的支配。傳統的民主政治由於自由主義和對法律的習慣性遵從這兩味藥劑的作用而得到緩解，由於這些原則的存在，個人把自己限制在嚴格的紀律範圍之內。少數人能夠在自由主義原則與法治的庇護之下行動自如，民主與法律——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的含義是一致的。然而，今天我們正在目睹一場「超級民主」（hyperdemocracy）的勝利，在這種民主當中，大眾無視一切法律，直接採取行動，藉助物質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強加給社會。有人認為大眾已經開始厭倦政治，並且已經將政治運作拱手讓給了專業人士，這樣來解釋當前的新形勢無疑是一個錯誤，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 那種情況在過去確實發生過，那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民主。那時候，大眾還把如下一點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即儘管少數精英自有其弱點和缺陷，但畢竟這些精英比起他們自己來，對政治問題要有更多的了解。而如今，大眾相信它有權利強制推行自己坐在咖啡館裡炮製出來的那些奇思怪想，並賦予其法律的力量。我懷疑歷史上還沒有哪個時期的大眾比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眾更加直接地統治，這就是我把它稱之為超級民主的原因。[9]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生活的其他領域中，尤其是在知識領域中。或許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錯誤的，但今天的作家在他提筆著手處理一個他素有研究的主題時，首先得考慮的就是那些對這一問題一無所知的普通讀者；並且他總得想到這樣一個讀者，其讀書的目的根本就不是為了從他這裡學到點什麼，而是要對作者的思想是否與自己大腦中已經存在的陳詞濫調相一致做出判斷。如果構成大眾的個人認為自己有什麼特殊資質的話，那麼這純粹屬於個人的錯誤，而非社會學通則的顛覆（a sociological subversion）。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特徵就是，平庸的心智儘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卻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庸的權利，並把它強加於自己觸角所及的一切地方。[10]正如有人所說的，在美國「卓爾不群是不得體的事情」，大眾把一切與眾不同的、優秀的、個人的、合格的以及精華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腳下；任何一個與其他所有人都不相像的人，沒有像其他所有人一樣考慮問題的人，都面臨著被淘汰出局的危險。當然，「所有人」並不是指所有的人、每一個人。「所有人」通常是指大眾和那些特立獨行的少數人的複雜組合，然而，現在，「所有人」就僅僅是指大眾。[11]這就是當前我們所面臨的讓人望而生畏的現實，其野蠻特徵一覽無餘。 注釋 [1]80年代英譯本在編者注中指出，雖然奧爾特加在原文中用的是「歐洲」一詞，但很顯然他實際上考慮的是整個「西方」，所以在大多數地方都改譯為「西方」；中譯本從原文。 [2]「mass（masses）」，亦可翻譯為「群眾」（如蔡英文的中譯本），但考慮到「群眾」一詞在漢語中的含義已經高度政治化，與作者的原意不相吻合，所以我們一般將「mass（masses）」譯為「大眾」，「mass-man」則譯為「大眾人」，個別地方根據行文需要也譯作「群眾」。此外，原文多將「mass」作為單數使用，我們為了照顧漢語習慣，有時也當複數使用。 [3]貓頭鷹是智慧女神密涅瓦（雅典娜）的象徵。 [4]非國教徒（nonconformists），又譯「不服從國教派」，泛指英格蘭和威爾斯所有不信奉聖公會（英國國教）的基督教派；在蘇格蘭則是指除長老會之外的一切教派。 [5]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國象徵派詩人。 [6]大乘佛教（the Mahayana），佛教的主要流派之一，教導人們要關心社會，普度眾生；小乘佛教（the Hinayana），佛教中較為保守的一個小宗派，認為通過自律齋戒就可達到涅槃。 [7]正如80年代英譯本的編者在尾注中指出的，奧爾特加對精英/大眾的劃分同尼采對主人/奴隸的劃分一樣，存在於社會各個階層之中。 [8]「公眾」與「大眾」的區分不妨參見加拿大著名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說法：「印刷技術產生公眾，而電子技術則產生大眾」［《媒體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1967年］。 [9]奧爾特加在《沒有主心骨的西班牙》中對自由主義與民主的關係做過這樣的論述：「自由主義和民主純屬偶然而成了兩種狀態，開始時兩者毫不相干，但是就當下的趨勢而言，結果卻在含義上成了彼此敵對的狀態。民主和自由主義乃是對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的兩種回答。民主所回答的是這樣一個問題——『誰應當來行使公共權力？』它所給出的回答是——『公共權力的行使，屬於全體公民』。但是，這個問題並未論及何者應為公共權力的範圍。它所關注的只是決定這種權力屬於誰的問題。民主所主張的乃是一種全民統治；亦即是說，我們乃是一切社會行動的最高主權者。從另一個角度說，自由主義所回答的則是另一個問題——『不論是誰行使這種公共權力，這種權力的限度應當為何？』它所給出的回答是——『不論這種公共權力是由獨裁者行使，還是由人民行使，這種權力都不是一種絕對的權力：個人擁有著高於並超越於國家干預的權利』」。（轉引自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冊，第352—353頁，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 [10]凡原文中以斜體字形式印刷的部分，譯文中一律以加粗字體出現；不過，兩個英譯本的斜體部分並不完全一致，譯文以30年代英譯本為準，個別地方略做了調整。 [11]80年代英譯本的編者在尾注中提到，法國存在主義先驅加布里埃爾·馬賽爾（Gabriel Marcel，1889—1973）認為，奧爾特加的這一句話是「對我們當前這個世界所患病症做出的最睿智的診斷之一」［《大眾社會中的人》（Man against Mass Society），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