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詩文集 · 散文
我的旅伴
從法國入西班牙境，海道除外，通常總取兩條道路：一條是經東北的蒲港（Port-Bou），一條是經西北的伊隆（Irun）。從里昂出發，比較是經由蒲港的那條路近一點，可是，因為可以經過法國第四大城鮑爾陀（Bordeaux），可以穿過「平靜而美麗」的伐斯各尼亞（Vasconia），可以到蒲爾哥斯（Burgos）去瞻覽世界聞名的大伽藍，可以到伐略道里茲（Valladolid）去尋訪賽爾房德思（Cervantes）的故居，可以在「紳士的」阿維拉（Avila）小作勾留，我便舍近而求遠，取了從伊隆入西班牙境的那條路程。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帶著簡單的行囊，我到了里昂的貝拉式車站。擇定了車廂，安放好了行李，坐定了位子之後，開車的時候便很近了。送行的只有友人羅大岡一人，頗有點冷清清的氣象，可是久居異鄉，隨遇而安，離開這一個國土而到那一個國土，也就像遷一家旅舍一樣，並不使我起什麼悵惘之思，而況在我前面還有一個在我夢想中已變成那樣神秘的西班牙在等待著我。因此，旅客們的喧騷聲，開車的哨子聲，汽笛聲，車輪徐徐的轉動聲，大岡的清爽的Bon voyage聲，在我聽來便好像是一闋快樂的前奏曲了。
火車已開出站了，揚起的帽子，揮動的素巾，都已消隱在遠處了。我還是憑著車窗望著，驚訝著自己又在這永遠伴著我的旅途上了。車窗外的風景轉著圈子，展開去，像是一軸無盡的山水手卷：蒼茫的雲樹，青翠的牧場，起伏的山巒，綿亘的耕地，這些都在我眼前飄忽過去，但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的心神是在更遠的地方。這樣地，一個小站，兩個小站過去了，而我卻還在窗前佇立著，出著神，一直到一個奇怪的聲音把我從夢想中拉出來。
一個奇怪的聲音在我的車廂中響著，好像是嬰孩的啼聲，又好像是婦女的哭聲。它從我的腳邊發出來；接著，又有什麼東西踏在我腳上。我驚奇地回頭過去：四張微笑著的臉兒。我向我的腳邊望去：一隻黃色的小狗。於是我離開了窗口，茫然地在座位上坐了下去。
「這使你驚奇嗎，先生？」坐在我旁邊的一位中年人說，接著便像一個很熟的朋友似的溜溜地對我說起來，「我們在河沿上鳥鋪前經過，於是這個小東西就使我女人看了中意了。女人的怪癖！你說它可愛嗎，這頭小狗？我呢，我還是喜歡貓。哦，貓！它只有兩個禮拜呢，這小東西。我們還為它買了牛奶。」他向坐在他旁邊的妻子看了一眼。「你說，先生，這可不是自討麻煩嗎？——嘟嘟，別那麼亂嚷亂跑！——它可弄髒了你的鞋子嗎，先生？」
「沒有，先生，」我說，「倒是很好玩的呢，這隻小狗。」
「可不是嗎？我說人人見了它會喜歡的，」我隔座的女人說，「而且人們會覺得不寂寞一點。」
是的，不寂寞。這頭小小的生物用它的尖銳的喚聲充滿了這在轆轆的車輪聲中搖盪里的小小的車廂，像利刃一般地刺到我耳中。
這時，這一對夫婦忙著照顧他們新買來的小狗，給它預備牛奶，我們剛才開始的對話，便因而中止了。趁著這個機會，我便去觀察一下我的旅伴們。
坐在我旁邊的中年人有三十五六歲，養著一撮小鬍子，胖胖的臉兒發著紅光，好像剛喝過了酒，額上有幾條皺紋，眼睛卻炯炯有光，像一個少年人。灰色條紋的褲子。上衣因為車廂中悶熱已脫去了，露出了白色短袖的Lacoste式絲襯衫。從他的音調中，可以聽出他是馬賽人或都隆一帶的人。他的言語服飾舉止，都顯露出他是一個小rentier，一個十足的法國小資產階級者。坐在他右手邊的他的妻子，看上去有三十歲光景。染成金黃色的棕色的頭髮，栗色的大眼睛，上了黑膏的睫毛，敷著發黃色的胭脂的頰兒，染成紅色的指甲，葵黃色的衫子，鱷魚皮的鞋子。在年輕的時候，她一定曾經美麗過，所以就是現在已經發胖起來，衰老下去，她還沒有忘記了她的愛裝飾的老習慣。依然還保持著她的往日的是她的腿脛。在栗色的絲襪下，它們描著圓潤的輪廓。
坐在我對面的胖子有四十多歲，臉兒很紅潤，鬍鬚剃得光光，滿面笑容。他在把上衣脫去了，使勁地用一份報紙當扇子揮搖著。在他的腳邊，放著一瓶酒，只剩了大半瓶，大約在上車後已喝過了。他頭上的擱籃上，又是兩瓶酒。我想他之所以能夠這樣白白胖胖欣然自得，大概就是這種葡萄酒的作用。從他的神氣看來，我猜想是開鋪子的（後來知道他是做酒生意的）。薄薄的嘴唇證明他是一個好說話的人，可是自從我離開窗口以後，我還沒有聽到他說過話。大約還沒有到時候，恐怕一開口就不會停。
坐在這位胖先生旁邊，縮在一隅，好像想避開別人的注意而反引起別人的注意似的，是一個不算難看的二十來歲的女人。穿著黑色的衣衫，老在那兒發獃，好像流過眼淚的有點紅腫的眼睛，老是望著一個地方。她也沒有帶什麼行李，大約只作一個短程的旅行，不久就要下車的。
在我把我的同車廂中的人觀察了一遍之後，那位有點發胖的太太已經把她的小狗餵過了牛乳，抱在膝上了。
「你瞧它多乖！」她向那現在已不嗚嗚地叫喚的小狗望了一眼，好像對自己又好像對別人地說。
「呃，這是『新地』種，」坐在我對面的胖先生開始發言了，「你別瞧它現在那麼安靜，以後它脾氣就會壞的，變得很兇。你們將來瞧著吧，在十六七個月之後。呃，你們住在鄉下嗎？我的意思是說，你們住在巡警之力所不及的僻靜的地方嗎？」
「為什麼？」兩夫婦同聲說。
「為什麼？為什麼？為了這是『新地』種，是看家的好狗。難道你們不知道嗎？它會很快地長大起來，長得高高的，它的耳朵，也漸漸地會拖得更長。垂下去，它會變得很兇猛。在夜裡，你們把它放在門口，你們便可以敞開了大門高枕無憂地睡覺。」
「啊！」那婦人喊了一聲，把那隻小狗一下放在她丈夫的膝上。
「為什麼，太太？」那胖子說，「能夠高枕無憂，這還不好嗎？而且『新地』種是很不錯的。」
「我不要這個。我們住在城裡很熱鬧的街上，我們用不到一隻守夜狗。我所要的是一隻好玩的小狗，一隻可以在出去散步時隨手牽著的小狗，一隻會使人感到不大寂寞一點的小狗。」那女人回答，接著就去埋怨她的丈夫了，「你為什麼會這樣糊塗！我不是已對你說過好多次了嗎，我要買一隻小狗玩玩？」
「我知道什麼呢？」那丈夫像一個犧牲者似的回答，「這都是你自己不好，也不問一問夥計，而且那時離開車的時間又很近了。是你自己指定了買的，我只不過付錢罷了。」接著對那胖先生說，「我根本就不喜歡狗。對於狗這一門，我是完全外行。我還是喜歡貓。關於貓，我還懂得一點，暹羅種，昂高拉種；狗呢，我一點也不在行。有什麼辦法呢！」他聳了一聳肩，不說下去了。
「啊，太太，我懂了。你所要的是那種小種狗。」那胖先生說，接著他更賣弄出他的關於狗種的淵博的知識來，「可是小種狗也有許多種，Dandie—dinmont，King Charles，Skye—terrier，Pekinois，Loulou，Biehondemalt，Japonais，Bouledogue，teerier anglais a poils durs，以及其他等等，說也說不清楚。你所要的是哪一種樣子的呢？像用刀切出來的方方正正的那種小狗呢，還是長長的毛一直披到地上，又遮住了臉兒的那一種？」
「不是，是那種頭很大，臉上起皺，身體很胖的有點兒像小豬的那種。以前我們街上有一家人家就養了這樣一隻，一副蠢勁兒，怪好玩的。」
「啊啊！那叫Bouledogue，有小種的，也有大種的。我個人不大喜歡它，正就因為它那副蠢勁兒。我個人倒喜歡King Charles或是Japonais。」說到這裡，他轉過臉來對我說，「呃，先生，你是日本人嗎？」
「不，」我說，「中國人。」
「啊！」他接下去說，「其實Pekinois也不錯，我的妹夫就養著一條。這種狗是出產在你們國里的，是嗎？」
我含糊地答應了他一聲，怕他再和我說下去，便拿出了小提箱中的高諦艾（Th.Gautier）的《西班牙旅行記》來翻看。可是那位胖先生倒並沒有說下去，卻拿起了放在腳邊的酒瓶傾瓶來喝。同時，在那一對夫妻之間，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爭論起來了。
快九點鐘了。我到餐車中去吃飯。在吃得醺醺然地回來的時候，車廂中只剩了胖先生一個人在那兒吃夾肉麵包喝葡萄酒。買狗的夫婦和黑衣的少婦都已下車去了。我問胖先生是到哪裡去的。他回答我是鮑爾陀。我們於是商量定，關上了車廂的門，放下窗幔，熄了燈，各占一張長椅而臥，免得上車來的人占據了我們的座位，使我們不得安睡。商量既定，我們便都挺直了身子躺在長椅上。不到十幾分鐘，我便聽到胖先生的呼呼的鼾聲了。
在一個邊境的站上
夜間十二點半從鮑爾陀開出的急行列車，在侵晨六點鐘到了法蘭西和西班牙的邊境伊隆。在朦朧的意識中，我感到急驟的速率寬弛下來，終於靜止了。有人在用法西兩國語言報告著：「伊隆，大家下車！」
睜開睡眼向車窗外一看，呈在我眼前的只是一個像法國一切小車站一樣的小車站而已。冷清清的月台，兩三個似乎還未睡醒的搬運夫，幾個態度很舒閒地下車去的旅客。我真不相信我已到了西班牙的邊境了，但是一個聲音卻在更響亮地叫過來：
——「伊隆，大家下車！」
匆匆下了車，我第一個感到的就是有點寒冷。是侵曉的冷氣呢，是新秋的薄寒呢，還是從比雷奈山間夾著霧吹過來的山風？我翻起了大氅的領，提著行囊就往出口走。
走出這小門就是一間大敞間，裡面設著一圈行李檢查台和幾道低木柵，此外就沒有什麼別的東西。這是法蘭西和西班牙的交界點，走過了這個敞間，那便是西班牙了。我把行李照別的旅客一樣地放在行李檢查台上，便有一個檢查員來翻看了一陣，問我有什麼報稅的東西，接著在我的提箱上用粉筆劃了一個字，便打發我走了。再走上去是護照查驗處。那是一個像車站賣票處一樣的小窗洞。電燈下面坐著一個留著鬍子的中年人。單看他的炯炯有光的眼睛和他手頭的那本厚厚的大冊子，你就會感到不安了。我把護照遞給了他。他翻開來看了看里昂西班牙領事的簽字，把護照上的照片看了一下，向我好奇地看了一眼，問我一聲到西班牙的目的，把我的姓名錄到那本大冊子中去，在護照上捺了印；接著，和我最初的印象相反地，他露出微笑來，把護照交還了我，依然微笑著對我說：「西班牙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到了那裡你會不想回去呢。」
真的，西班牙是一個可愛的地方，連這個護照查驗員也有他的固有的可愛的風味。
這樣地，經過了一重木柵，我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
過了這一重木柵，便好像一切都改變了：招紙，揭示牌都有西班牙文寫著，那是不用說的，就是剛才在行李檢查處和搬運夫用沉濁的法國南部語音開著玩笑的工人型的男子，這時也用清朗的加斯諦略語和一個老婦人交談起來。天氣是顯然地起了變化，暗沉沉的天空已澄碧起來，而在雲里透出來的太陽，也驅散了剛才的薄寒，而帶來了溫煦。然而最明顯的改變卻是在時間上。在下火車的時候，我曾經向站上的時鐘望過一眼：六點零一分。檢查行李、驗護照等事，大概要花去我半小時，那麼現在至少是要六點半了吧。並不如此。在西班牙的伊隆站的時鐘上，時針明明地標記著五點半，事實是西班牙的時間和法蘭西的時間因為經緯度的不同而相差一小時，而當時在我的印象中，卻覺得西班牙是永遠比法蘭西年輕一點。
因為是五點半，所以除了搬運夫和灑掃工役已開始活動外，車站上還是冷清清的。賣票處，行李房，兌換處，書報攤，煙店等都沒有開，旅客也疏朗朗地沒有幾個。這時，除了枯坐在月台的長椅上或在站上往來躞蹀以外，你是沒有辦法消磨時間的。到蒲爾哥斯的快車要在八點二十分才開。到伊隆鎮上去走一圈呢，帶著行李究竟不大方便，而且說不定要走多少路，再說，這樣大清早就是跑到鎮上也是沒有什麼多大意思的。因此，把行囊散在長椅上，我便在這個邊境的車站上踱起來了。
如果你以為這個國境的城市是一個險要的地方，扼守著重兵、活動著國際間諜，壓著國家的、軍事的大秘密，那麼你就錯誤了。這只是一個消失在比雷奈山邊的西班牙的小鎮而已。提著筐子，筐子裡盛著雞鴨，或是肩著箱籠，三三兩兩地來乘第一班火車的，是頭上裹著包頭布的山村的老婦人，面色黝黑的農民，白了頭髮的老匠人，像是學徒的孩子。整個西班牙小鎮的靈魂都可以在這些小小的人物身上找到。而這個小小的車站，它也何嘗不是十足西班牙的呢？灰色的磚石，黯黑的木柱子，已經有點腐蝕了的洋鉛遮檐，貼在牆上在風中飄著的斑駁的招紙，停在車站盡頭處的破舊的貨車：這一切都向你說著西班牙的式微、安命、堅忍。西德（Cid）的西班牙，侗黃（DonJuan）的西班牙，吉訶德（Quixote）的西班牙，大仲馬或美里梅心目中的西班牙，現在都已過去了，或者竟可以說本來就沒有存在過。
的確，西班牙的存在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一切旅行指南和遊記中的西班牙，那就是說歷史上的和藝術上的西班牙。這個西班牙濃厚地渲染著釉彩，充滿了典型人物。在音樂上，繪圖上，舞蹈上，文學上，西班牙都在這個面目之下出現於全世界，而做著它的正式代表。一般人對於西班牙的觀念，也是由這個代表者而引起的。當人們提起了西班牙的時候，你立刻會想到蒲爾哥斯的大伽藍，格臘拿達的大食故宮，鬥牛，當歌舞（Tango），侗黃式的浪子，吉訶德式的夢想者！塞賴絲諦拿（La Celestina）式的老虔婆，珈爾曼式的吉泊西女子，扇子、披肩巾、罩在高冠上的遮面紗等等，而勉強西班牙人做了你的想像的受難者；而當你到了西班牙而見不到那些開著悠久的歲月的繡花的陳跡，傳說中的人物，以及你心目中的西班牙固有產物的時候，你會感到失望而作「去年白雪今安在」之喟嘆。然而你要知道這是最表面的西班牙，它的實際的存在是已經在一片迷茫的煙霧之中，而行將只在書史和藝術作品中賡續它的生命了。西班牙的第二個存在是更卑微一點，更穆靜一點。那便是風景的西班牙。的確，在整個歐羅巴洲之中，西班牙是風景最勝最多變化的國家。恬靜而籠著霧和陰影的伐斯各尼亞，典雅而充溢著光輝的加斯諦拉，雄警而壯闊的昂達魯西亞，煦和而明朗的伐朗西亞，會使人「感到心被竊獲了」的清澄的喀達魯涅。在西班牙，我們幾乎可以看到歐洲每一個國家的典型。或則草木蔥蘢，山川明媚；或則大山劣荊，峭壁幽深；或則古堡荒寒，困焦幽獨；或則千圜澄碧，百里花香……這都是能使你目不暇給，而至於流連忘返的。這是更有實際的生命，具有易解性（除非是村夫俗子）而容易取好於人的西班牙，因為它開拓了你對於自然之美的愛好之心，而使你衷心地生出一種舒徐的、悠長的、寥寂的默想來，然而最真實的，最深沉的，因而最難以受人了解的卻是西班牙的第三個存在。這個存在是西班牙的底奧，它蘊藏著整個西班牙，用一種靜默的語言向你說著整個西班牙，代表著它的每日生活，靜默至於好像絕滅，可是如果你能夠留意觀察，用你的小心去理解，那麼你可以把握住這個卑微而靜默的存在，特別是在那些小城中。這是一個式微的、悲劇的、現實的存在，沒有光榮、沒有夢想。現在，你在清晨或是午後走進任何一個小城去吧。你在狹窄的小路上，在深深的平靜中徘徊著。陽光從靜靜的閉著門的陽台上墜下來，落著一個砌著碎石的小方場。什麼也不來攪擾這寂靜；街坊上的叫賣聲在遠處寂滅了。寺院的鐘聲已消沉下去了，你穿過小方場，經過一個作坊，一切任何作坊，鐵匠的、木匠的或羊毛匠的。你佇立一會兒，看著他們帶著那一種的熱心、堅忍和愛操作著，你來到一所大屋子前面：半開著的門已朽腐了，門環上滿是鐵鏽，塗著石灰的白牆已經斑駁或生滿黑霉了，從門間，你望見了被野草和草苔所侵占了的院子。你當然不推門進去，但是在這牆後面，在這門裡面，你會感到有苦痛、沉哀或不遂的願望靜靜地躺著。你再走上去，街路上依然是沉靜的，一個噴泉淙淙地響著，三兩隻鴿子振羽作聲。一個老婦扶著一個女孩佝僂著走過。寺院的鐘遲遲地響起來了，又遲遲地消歇了……這就是最深沉的西班牙，它過著一個寒磣、靜默、堅忍而安命的生活，但是它卻具有怎樣的使人充塞了深深的愛的魅力啊：而這個小小的車站呢，它可不是也將這奧秘的西班牙呈顯給我們看了嗎？
當我在車站上來往躞蹀著的時候，我心中這樣地思想著。在不知不覺之中，車站中已漸漸地有生氣起來了。賣票處、煙攤、報攤，都已陸續地開了門，從鎮上來的旅客們，也開始用他們的嘈雜的語音充滿了這個小小的車站了。
我從我的沉思中走了出來，去換了些西班牙錢，到賣票處去買了里程車票，出來買了一份昨天的《太陽報》（El Sol），一包煙，然後回到安放著我的手提箱的長椅上去。
長椅上已有人坐著了，一個老婦的幾個孩子。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一共是四個孩子。而且最大的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已經在開始一張一張地撕去那貼在我提箱上的各地旅館的貼紙了。我移開箱子坐了下來。這時候，有兩個在我看來很別致的人物出現了。
那是郵差、軍人和京戲上所見的文官這三種人物的混合體。他們穿著綠色白的制服，佩著劍，頭面上卻戴著像烏紗帽一般的黑色漆布做的帽子：這制服的色彩和灰暗而籠罩著陰陰的尼斯各尼亞的土地以及這個寒磣的小車站顯得一種異樣的不調和，那是不用說的；而就是在一身之上，這制服、佩劍和帽子之間，也表現著絕端的不一致。「這是西班牙固有的駁雜的一部分吧。」我這樣想。
七點鐘了。開到了一列火車，然而這是到桑當德爾（Santander）去的。火車開了，車站一時又清冷起來。要等到八點二十分呢。
我靜穆地望著鐵軌，目光隨著那在初陽之下閃著光的兩條鐵路的線伸展過去，一直到了迷茫的天際；在那裡，我的神思便飄舉起來了。
西班牙的鐵路
田野的青色小徑上
鐵的生客就要經過，
一隻鐵腕行將收盡
晨曦所播下的禾黍。
這是俄羅斯現代大詩人葉賽寧的詩句。當看見了俄羅斯的恬靜的鄉村一天天地被鐵路所侵略，並被這個「鐵的生客」所帶來的近代文明所摧毀的時候，這位憧憬著古舊的，青色的俄羅斯，歌詠著貓、雞、馬、牛，以及整個夢境一般美麗的自然界的，俄羅斯的「最後的田園詩人」，便不禁發出這絕望的哀歌來，而終於和他的古舊的俄羅斯同歸於盡。
和那吹著冰雪的風，飄著憂鬱的雲的俄羅斯比起來，西班牙的土地是更饒於詩情一點。在那裡，一切都邀人入夢，催人懷古：一溪一石、一樹一花，山頭碉堡，風際牛羊……當你靜靜地觀察著的時候，你的神思便會飛越到一個更迢遙更幽古的地方去，而感到自己走到了一種恍惚一般的狀態之中去，走到了那些古詩人的詩境中去。
這種恍惚，這種清麗的或雄偉的詩境，是和近代文明絕緣的。讓魏特曼或凡爾哈侖去歌頌機械和近代生活吧，我們呢，我們寧可讓自己沉浸在往昔的夢裡。你要看一看在「鐵的生客」未來到以前的西班牙嗎？在《大食故宮余載》（一八三二）中，華盛頓·歐文這樣地記著他從塞維拉到格臘拿達途中的風景的一個片段：
……見舊堡，遂徘徊於堡中久之……堡踞小山，山趺瓜低拉河縈繞如帶，河身非廣，澌澌作聲，繞堡而逝。山花覆水，紅鮮欲滴。綠陰中間出石榴佛手之樹，夜鶯嚶鳴其間，柔婉動聽。去堡不遠，有小橋跨河而渡；激流觸石，直犯水礁。礁房環以黃石，那當日堡人用以屑面者。漁膝巨網，曬諸黃石之墉；小舟橫陳，即隱綠陰之下。村婦衣紅衣過橋，倒影入作絳色，渡過綠漪而沒。等流連景光，恨不能畫……（據林紓譯文）
這是幽蒨的風光，使人流連忘返的；而在喬治·鮑羅的《聖經在西班牙》（一八四三）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加斯諦爾平原的雄警壯闊的姿態：
這天酷熱異常，於是我們便緩緩地在舊加斯諦爾的平原上取道前進。說起西班牙，曠闊和宏壯是總要聯想起的；它的山嶽是雄偉的，而它的平原的雄偉也不少遜；它舒展出去，坱圠無垠，但卻也並不坦坦蕩蕩，滿目荒蕪，像俄羅斯的草原那樣。崎嶇埆的土地觸目皆是：這裡是寒泉所沖瀉成的深澗和幽壑；那裡是一個嶙峋而荒蠻的培，而在它的頂上，顯出了一個寂寥的孤村。歡欣快樂的成分很少，而憂鬱的成分卻很多。我們偶然可以看見有幾個孤獨的農夫，在田野間操作——那是沒有分界的田野，不知橡樹、榆樹或槐樹為何物；只有悒鬱而悲涼的松樹，在那裡炫耀著它的金字塔一般的形式，而綠草也是找不到的。這些地域中的旅人是誰呢？大部分是驢夫，以及他們的一長列一長列繫著單調地響著的鈴子的驢子……
在這樣的背景上，你想吧，近代文明會呈顯著怎樣的醜陋和不調和，而「鐵的生客」的出現，又會怎樣地破壞了那古舊的山川天地之間相互的默契和熟稔，怎樣地破壞了人和自然界之間的融和的氛圍！那愛著古舊的西班牙，帶著一種深深的悵惘數說著它的一切往昔的事物的阿索林，在他的那本百讀不厭的小書《加斯諦拉》中，把西班牙的歷史縮成了三幅動人的畫圖——十六世紀的、十九世紀的和現代的——現在，我們展開這最後一幅畫圖來吧：
……那邊，在地平線的盡頭，那些映現在澄澈的天宇上的山崗，好像已經被一把刀所砍斷了。一道深深的挺直的罅隙穿過了它們；從這罅隙間，在地上，兩條又長又光亮的平行的鐵條穿了出來，節節地越過了整個原野。立刻，在那些山崗的斷處，顯現出了一個小黑點：它動著，急驟地前進，一邊在天上遺留下一長條的煙。它已來到平原上了。現在，我們看見一個奇特的鐵車和它的噴出一道濃煙來的煙突，而在它的後面，我們看見了一列開著小窗的黑色的箱子，從那些小窗間，我們可以辨出許多男子的和婦女的臉兒來，每天早晨，這個鐵車和它的那些黑色的箱子在遠方現出來；它散播著一道道的煙，發著尖銳的嘯聲，急驟得使人目眩地奔跑著而進城市的一個近郊去……
鐵路是在哪一種姿態之下在那古舊的西班牙出現，我們已可以在這幅畫圖中清楚地看到了。
的確，看見機關車的濃煙染黑了他們的光輝的和朦朦的風景，喧囂的車聲打破了他們的恬靜，單凋的鐵軌毀壞了他們的山川的柔和或剛強的線條，西班牙人是懷著深深的遺憾的。西班牙的一切，從崚嶒的比雷奈山起一直到那伽爾陀思（Galedos）所謂「逐出外國的侵犯」的那種發著辛烈的臭味的煎油為止，都是抵抗著那現代文明的闖入的。所以，那「鐵的生客」的出現，比在歐美各國都要遲一點，西班牙最早的幾條鐵路，從巴塞洛拿（Barcelona）到馬達羅（Mataro）那條是在一八四八年建立的，從瑪德里到阿朗胡愛斯（Aranjnez）的那條更遲四年，是在一八五一年才築成。而在建築鐵路之前，又是經過多少的困難和周折啊。
在一八三○年，西班牙人已知道什麼是鐵路了。馬爾賽里諾·加萊羅（Marcelino Calero）在一八三○年出版了他的那本在英國印刷的，建築一個從邊境的海雷斯到聖瑪麗港的鐵路的計劃書。在這本計劃書後面，還附著一張地圖和一幅插繪，是出自「拉蒙·賽沙·德·龔諦手筆」的。插繪上畫著一列火車，噴著黑煙，馳行在海濱，而在海上，卻航行著一隻有著又高又細的煙筒的汽船。這插繪是有點幼稚的，然而它卻至少帶了一些火車的概念來給當時的西班牙人。加萊羅的這個計劃沒有實現，那是當然的事，然而在那些喜歡新的事物的人們間，火車便常被提到了。
七年之後，在一八三七年，李崖爾莫·羅佩（Guillermo Lobe）做了一次旅行，從古巴到美國，從美國又到歐洲。而在一八三九年，他在紐約出版了他的那部《在美國、法國和英國的旅行中給我的孩子們的書翰》。羅佩曾在美國和歐洲研究鐵路，而在他的信上，鐵路是常常講到的。他希望西班牙全國都布滿了鐵路，然而他的願望也沒有很快地實現。以後，文人學士的關於鐵路的記載漸漸地多起來了。在一八四一年美索奈羅·洛馬諾思（Mesonero Romanos）發表了他的《法比旅行回憶記》；次年，莫代思多·拉福安德（Modesto Lauyente）發表了他的《修士海龍第奧的旅行記》第二卷。這兩部遊記中對於鐵路都有詳細的敘述，而尤以後者為更精密而有系統。這兩位遊記的作者都一致地公認火車旅行的詩意（這是我們所難以領略的）。美索奈羅在他的記游文中描寫著鐵路的詩意的各方面，在白晝的或在黑夜的。而拉福安德也沉醉於車行中所見的光景。他寫著：「這是一幅絕世的驚人的畫圖；而在暗黑的深夜中看起來，那便千倍地格外有趣味，格外有詩意。」
然而，就在這一八四二年的三月十四日，當元老院開會議論開築一條從邦泊洛拿經巴斯當谷通到法蘭西去的普通官路的時候，那元老議員卻說：「我的意見是，我們永遠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弄平了比雷奈山；反之，我們應該在原來的比雷奈山上，再加上一重比雷奈山。」多少的西班牙人會同意於這個意見啊！
在一八四四年，西班牙著名的數學家瑪里阿諾·伐烈何（Mriano Vallejo）出版了一本題名為《鐵路的新建築》的書。這位數學家是一位折中主義者。他願望旅行運輸的便利，但他也好像不大願意機關車的黑煙污了西班牙的青天，不大願意它的尖銳的汽笛聲衝破了西班牙的原野的平靜。我們的這位伐烈何主張仍舊用牲口去牽車子，只不過那車子是在鐵軌上滑行著罷了。可是，這個計劃也還是沒有被採用。
從一八四五年起，西班牙築鐵路的計劃漸次地具體化了。報紙上繼續地論著鐵路的利益，資本家踴躍地想投資，而一批一批的鐵路專家技師，又被從國外聘請來。一八四五年五月三十日，瑪德里的《傳聲報》記載著阿維拉、萊洪、瑪德里鐵路企業公司的主持者之一華爾麥思萊（Sir J.Walmsley）抵京進行開築鐵路的消息；六月二十二日，瑪德里的《日報》上載著五位英國技師經過伐拉道里茲，測量從比爾鮑到瑪德里的鐵路路線的消息；七月三日，《傳聲報》又公布了築造法蘭西西班牙鐵路的計劃，並說一個英國工程師的委員會，也已製成了路線的草案並把關於築路的一切都籌劃好了；而在九月十八日的《日報》上，我們又可以看到工程師勃魯麥爾（Brumel）和西班牙北方皇家鐵路公司的一行技師的到來。以後，這一類的消息還是不絕如縷，然而這些計劃的實現卻還需要許多歲月，還要經過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一八四八年巴塞洛拿和馬達羅之間的鐵路，一八五一年瑪德里和阿朗胡愛斯之間的鐵路，只能算是一種好奇心的滿足而已。
從這些看來，我們可以見到這「鐵的生客」在西班牙是遇到了多麼冷漠的款待，多麼頑強的抵抗。那些生野的西班牙人寧可讓自己深閉在他們的家園裡（真的，西班牙是一個大園林），親切地、沉默地看著那些熟稔的花開出來又凋謝，看著那些祖先所撫摩過的遺物漸漸地塗上了歲月的色澤，而對於一切不速之客，他們都懷著一種隱隱的憎恨。
現在，在我面前的這條從法蘭西西班牙的邊境到瑪德里去的鐵路，是什麼時候完成的呢？這個文獻我一時找不到。我所知道的是，一直到一八六○年為止，這條路線還沒有完工。一八五九年，阿爾都羅·馬爾高阿爾都（Arturo Marcoartu）在他替《一八六○閏年「伊倍里亞」政治文藝年鑑》所寫的那篇關於鐵路的文章中，這樣地告訴我們：在一八五九年終，北方鐵路公司已有六五○基羅米突的鐵路正在築造中；沒有動工的尚有七十三基羅米突。
在我面前，兩條平行的鐵軌在清晨的太陽下閃著光，一直延伸出去，然後在天涯消隱了。現在，西班牙已不再拒絕這「鐵的生客」了。它翻過了西班牙的重重的山巒，度過了它的廣闊的平原，跨過它的潺湲的溪澗，湛湛的江河，披拂著它的曉霧暮靄，掠過它的松樹的針，白楊的葉，橙樹的花，噴著濃厚的黑煙，發著刺耳的汽笛聲，隆隆的車輪聲，每日地，在整個西班牙驟急地馳騁著了。沉在夢想中的西班牙人，你們感到有點輕微的悵惘嗎？你們感到有點輕微的惋惜嗎？
而我，一個東方古國的夢想者，我就要跟著這「鐵的生客」，懷著進香者一般虔誠的心，到這夢想的國土中來巡禮了。生野的西班牙人，生野的西班牙土地，不要對我有什麼顧慮吧。我只不過來謙卑地，小心地，靜默地分一點你們的太陽，你們的夢，你們的悵惘和你們的惋惜而已。
巴黎的書攤
在滯留巴黎的時候，在羈旅之情中可以算做我的賞心樂事的有兩件：一是看畫，二是訪書。在索居無聊的下午或傍晚，我總是出去，把我遲遲的時間消磨在各畫廊中和河沿上。關於前者，我想在另一篇短文中說及。這裡，我只想來談一談訪書的情趣。
其實，說是「訪書」，還不如說在河沿上走走或在街頭巷尾的各舊書鋪進出而已：我沒有要覓什麼奇書孤本的蓄心，再說，現在已不是在兩個銅圓一本的木匣里翻出一本Patissierfrancais的時候了。我之所以這樣做，無非為了自己的癖好，就是摩挲觀賞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滿足的，況且薄暮的賽納河又是這樣地窈窕多姿！
我寄寓的地方是Rue de L』Echaude，走到賽納河邊的書攤，只須沿著賽納路步行約莫三分鐘就到了。但是我不大抄這近路，這樣走的時候，賽納路上的那些畫廊總會把我的腳步牽住的。再說，我有一個從頭看到尾的癖，我寧可兜遠路順著約可伯路，大學路一直走到巴克路，然後從巴克路走到王橋頭。
賽納河左岸的書攤，便是從那裡開始的，從那裡到加路賽爾橋，可以算是書攤的第一個地帶，雖然位置在巴黎的貴族的第七區，卻一點也找不出冠蓋的氣味來。在這一地帶的書攤，大約可以分這幾類：第一是賣廉價的新書的，大都是各書店出清的底貨，價錢的確公道，只是要你會還價，例如舊書鋪里要賣到五六百法郎的勒納爾（J.Renard）的《日記》，在那裡你只需花二百法郎光景就可以買到，而且是嶄新的。我的加梭所譯的賽爾房德思的《模範小說》，整批的《歐羅巴雜誌叢書》，便都是從那兒買來的。這一類書在別處也有，只是沒有這一帶集中吧。其次是賣英文書的。這大概和附近的外交部或奧萊昂車站多少有點關係吧。可是這些英文書的買主卻並不多，所以花兩三個法郎從那些冷清清的攤子裡把一本初版本的《萬牲園裡的一個人》帶回寓所去，這種機會，也是常有的。第三是賣地道的古版書的，十七世紀的白羊皮面書，十八世紀飾花的皮脊書等等，都小心地盛在玻璃的書框裡，上了鎖，不能任意地翻看，其他價值較次的古書，則雜亂地在木匣中堆積著，對著這一大堆你挨我擠著的古老的東西，真不知道如何下手。這種書攤前比較熱鬧一點，買書大多數是中年人或老人。這些書攤上的書，如果書攤主是知道值錢的，你便會被他敲了去，如果他不識貨，你便占了便宜來。我曾經從那一帶的一位很精明的書攤老闆手裡，花了五個法郎買到一本一七六五年初版本的Du Laurens的Imirce，至今猶有得意之色：第一因為Imirce是一部禁書，其次這價錢實在太便宜也。第四類是賣淫書的，這種書攤在這一帶上只有一兩個，而所謂淫書者，實際也僅僅是表面的，骨子裡並沒有什麼了不得，大都是現代人的東西，寫來騙騙人的。記得靠近王橋的第一家書攤就是這一類的，老闆娘是一個四五十歲的虔婆，當我有一回逗留了一下的時候，她就把我當做好主顧而慫恿我買，使我留下極壞的印象，以後就敬而遠之了。其實那些地道的「珍秘」的書，如果你不願出大價錢，還是要費力氣角角落落去尋的，我曾在一家猶太人開的破貨店裡一大堆廢書中，翻到過一本原文的Cleland的Fanny Hill，只出了一個法郎買回來，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從加路賽爾橋到新橋，可以算是書攤的第二個地帶。在這一帶，對面的美術學校和錢幣局的影響是顯著的。在這裡，書攤老闆是兼賣版畫圖片的，有時小小的書攤上掛得滿目琳琅，原張的蝕雕，從書本上拆下的插圖，戲院的招貼，花卉鳥獸人物的彩圖，地圖，風景片，大大小小各色俱全，反而把書列居次位了。在這些書攤上，我們是難得碰到什麼值得一翻的書的，書都破舊不堪，滿是灰塵，而且有一大部分是無用的教科書，展覽會和畫商拍賣的目錄。此外，在這一帶我們還可以發現兩個專賣舊錢幣紋章等而不賣書的攤子，夾在書攤中間，做一個很特別的點綴。這些賣畫賣錢幣的攤子，我總是望望然而去之的（記得有一天一位法國朋友拉著我在這些錢幣攤子前逗留了長久，他看得津津有味，我卻委實十分難受，以後到河沿上走，總不願和別人一道了）。然而在這一帶卻也有一兩個很好的書攤子。一個攤子是一個老年人擺的，並不是他的書特別比別人豐富，卻是他為人特別和氣，和他交易，成功的回數居多。我有一本高克多（Cocteau）親筆簽字贈給詩人費爾囊·提華爾（Fernand Divoire）的Le Grand Ecart，便是從他那兒以極廉的價錢買來的，而我在加里馬爾書店買的高克多親筆簽名贈給詩人法爾格（Fargue）的初版本Opera，卻使我花了七十法郎。但是我相信這是他錯給我的，因為書是用蠟紙包封著，他沒有拆開來看一看；看見了那獻辭的時候，他也許不會這樣便宜賣給我。另一個攤子是一個青年人擺的，書的選擇頗精，大都是現代作品的初版和善本，所以常常得到我的光顧。我只知道這青年人的名字叫昂德萊，因為他的同行們這樣稱呼他，人很圓滑，自言和各書店很熟，可以弄得到價廉物美的後門貨，如果顧客指定要什麼書，他都可以設法。可是我請他弄一部《紀德全集》，他始終沒有給我辦到。
可以劃在第三地帶的是從新橋經過聖米式爾場到小橋這一段。這一段是賽納河左岸書攤中的最繁榮的一段。在這一帶，書攤都比較整齊一點，而且方面也多一點，太太們家裡沒事想到這裡來找幾本小說消閒，也有；學生們貪便宜想到這裡來買教科書參考書，也有；艾藝愛好者到這裡來尋幾本新出版的書，也有；學者們要研究書，藏書家要善本書，獵奇者要珍秘書，都可以在這一帶獲得滿意而回。在這一帶，書價是要比他處高一些，然而總比到舊書鋪里去買便宜。健吾兄覓了長久才在聖米式爾大場的一家舊書店中覓到了一部《龔果爾日記》，花了六百法郎喜欣欣地捧了回去，以為便宜萬分，可是在不久之後我就在這一帶的一個書攤上發現了同樣的一部，而裝訂卻考究得多，索價就只要二百五十法郎，使他悔之不及。可是這種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跑跑舊書攤的人第一不要抱什麼一定的目的，第二要有閒暇有耐心，翻得有勁兒便多翻翻，翻倦了便看看街頭熙來攘往的行人，看看旁邊賽納河靜靜的逝水，否則跑得腿酸汗流，眼花神倦，還是一場沒結果回去。話又說遠了，還是來說這一帶的書攤吧，我說這一帶的書較別帶為貴，也不是胡說的，例如整套的Echanges雜誌，在第一地帶中買只需十五個法郎，這裡卻一定要二十個，少一個不賣；當時新出版原價是二十四法郎的Celine的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在那裡買也非十八法郎不可，竟只等於原價的七五折。這些情形有時會令人生氣，可是為了要讀，也不得不買回去。價格最高的是靠近聖米式爾場的那兩個專賣教科書參考書的攤子。學生們為了要用，也不得不硬了頭皮去買，總比買新書便宜點。我從來沒有做過這些攤子的主顧，反之他們倒做過我的主顧。因為我用不著的參考書，在窮極無聊的時候總是拿去賣給他們的。這裡，我要說一句公平話：他們所給的價錢的確比季倍爾書店高一點。這一帶專賣近代善本書的攤子只有一個，在過了聖米式爾場不遠快到小橋的地方。攤主是一個不大開口的中年人，價錢也不算頂貴，只是他一開口你就莫想還價，就是答應你還也是相差有限的，所以看著他陳列著的《泊魯思特全集》，插圖的《天方夜譚》全譯本，Chirico插圖的阿保里奈爾的Calligrammes，也只好眼紅而已。在這一帶，詩集似乎比別處多一些，名家的詩集花四五個法郎就可以買一冊回去，至於較新一點的詩人的集子，你只要到一法郎或甚至五十生丁的木匣里去找就是了。我的那本僅印百冊的Jean Gris插圖的Reverdy的《沉睡的古琴集》，超現實主義詩人Gui Rosey的《三十年戰爭集》等等，便都是從這些廉價的木匣子裡翻出來的。還有，我忘記說了，這一帶還有一兩個專賣樂譜的書鋪，只是對於此道我是門外漢，從來沒有去領教過罷了。
從小橋到須里橋那一段，可以算是河沿書攤的第四地帶，也就是最後的地帶。從這裡起，書攤便漸漸地趨於冷落了。在近小橋的一帶，你還可以找到一點你所需要的東西，例如有一個攤子就有大批N.R.P.和Grasset出版的書，可是那位老闆娘討價卻實在太狠，定價十五法郎的書總要討你十二三個法郎，而且又往往要自以為在行，凡是她心目中的現代大作家，如摩里阿克、摩洛阿、愛眉（Ayme）等，就要敲你一筆竹槓，一點也不肯讓價；反之，像拉爾波、茹昂陀、拉第該、阿朗等優秀作家的作品，她倒肯廉價賣給你。從小橋一帶再走過去，便每況愈下了。起先是雖然沒有什麼好書，但總還能維持河沿書攤的尊嚴的攤子，以後呢，賣破舊不堪的通俗小說雜誌的也有了，賣陳舊的教科書和一無用處的廢紙的也有了，快到須里橋那一帶，竟連賣破銅爛鐵，舊擺設，假古董的也有了；而那些攤子的主人呢，他們的樣子和那在下面賽納河岸上喝劣酒，釣魚或睡午覺的街頭巡閱使（Clochard），簡直就沒有什麼大兩樣。到了這個時候，巴黎左岸書攤的氣運已經盡了，你的腿也走乏了，你的眼睛也看倦了，如果你袋中尚有餘錢，你便可以到聖日爾曼大街口的小咖啡店裡去坐一會兒，喝一杯兒熱熱的濃濃的咖啡，然後把你沿路的收穫打開來，預先摩挲一遍，否則如果你已傾了囊，那麼你就走上須里橋去，倚著橋欄，俯看那滿載著古愁並飽和著聖母祠的鐘聲的，賽納河的悠悠的流水，然後在華燈初上之中，閒步緩緩歸去，倒也是一個經濟而又有詩情的辦法。
說到這裡，我所說的都是賽納河左岸的書攤，至於右岸的呢，雖則有從新橋到沙德萊場，從沙德萊場到市政廳附近這兩段，可是因為傳統的關係，因為所處的地位的關係，也因為貨色的關係，它們都沒有左岸的重要。只在走完了左岸的書攤尚有餘興的時候或從盧佛爾（Louvre）出來的時候，我才順便去走走，雖然間有所獲，如查拉的L homme approximatif或盧梭（Henri Rousseau）的畫集，但這是極其偶然的事；通常，我不是空手而歸，便是被那街上的魚蟲花鳥店所吸引了過去。所以，原意去「訪書」而結果買了一頭紅頸雀回來，也是有過的事。
法國通信
（關於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諦運動）
自從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以來，德國便處於一個絕端的法西斯諦的恐怖之中；德國的智識階級，也逢到了他的厄運。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加特·考爾維茨（Kate Kollwitz）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是被逐出國家學院了；作家如吉希（Kisch）、路德維希·雷恩（Ludwich Renn）、勃萊赫特（Brecht），和平主義者如萊卜曼·區爾比德（Lebman Kuerbild）、封·奧西次基（Von Ossietzky）等等，都被投入牢獄了；藝術家如萊因哈特（Reinhardt）是逃亡了；連世界的大學者愛因斯坦，也免不掉家裡被查抄，存款被沒收。勞動者和猶太人的虐殺，那更是天天有的家常便飯。在德國，人們已回復到野蠻時期了。我們能相信這是歌德、海納、華格納、貝多芬的家鄉嗎？
得到昂德列·紀德（Andre Gide）的參加，法國A.E.A.R.（革命文藝家協會）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了一次大會，而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了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恐怖的最猛烈的反抗。
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雖然去年有說紀德曾加入過共產黨的這個謠言，其實，自從他在1891年發表他的第一部名著《安德列·華爾特的手記》（Cahiersd』Andre』Walter）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於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再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吧），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眾之間發言了。
在晚間八點鐘，當我到大東方堂去的時候，不但演講堂中人已經擠滿，甚至加代路上也站滿了等機會擠進去的人群了。幸而找到了A.E.A.R.的秘書伐揚·古久列（Vaillant-Couturier），我才得排開了群眾，在會場上占到了一個席位。
在不斷的拍掌歡呼聲中，紀德站起來了。他在群眾中發言，這是第一次。現在我試將他用洪亮而稍稍有點顫動的聲音所說出來的話，移譯在下面：
我很榮幸置身於諸君之間，而表示我對於我有許多朋友在其間的這作家和藝術家之群的同情，他們比一切都使我更感到關切。
我只是一個發言人，無論如何我是沒有主槌者的資格的。我很願意在說了幾句話之後，離開了這個講壇，而混入聽眾之中去。
一個極大的通共的痛苦，那由德國最近的悲劇的事件所惹起的痛苦，使我們聚集在此地。這有些人崇拜的國家主義者的重握政權，由於恐怖，由於競爭和抬價拍賣的需要，有撞到一個可怕的衝突上去的危險。這個衝突，有些人卻期望著；或者他們不公然地期望著，但他們的行動卻弄得使這個衝突成為不可免的事。把我們聚集在此地的，我相信是一種的信念，這信念便是只有一種高出於國家的利害的利害，一種不同的民族所共有著的，使這些民族聯合起來而不是使他們對立起來的利害。社會爭鬥在各地都是同樣的，而那些被派出去交戰的民眾（他們是不完全了解那交戰的理由的，如果他們真的知道了，他們當然不會贊同的），他們各自都有著他們已漸漸明白起來的那同樣的深切的利害關係。喪身在歐洲大戰期中的兵士是受了欺騙了。人們使他們堅信他們是「以戰爭對付戰爭」，而用了這個我們早就應該糾正的荒謬的口號，人們叫他們犧牲生命。如果他們能預見到現在歐洲所生的危境，那麼誰能說他們之中有多少人會去做這種英雄性的犧牲呢？如果他們能夠復活的話，那麼誰能說他們之中有多少人現在還會答應去做這種犧牲呢？不，同志們，我們知道「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唯一的態度，那便是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在他自己的國家中向帝國主義宣戰；因為一切的帝國主義是必然地產生戰爭的。
諸君是都被牛津的勇敢的大學生們的非常的動議所感動了。曼徹斯特的大學生的動議不久也應之而起。這些大學生之中，或許還有一大部分保持著這個幻夢：只要不參與其間，抵抗是可以消極性的。我承認，這也是我長久的幻夢。咳，這樣的一種抵抗，是有立刻被掃除了的危險的。但是，要採取另一種抵抗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說要使這個抵抗有效——那麼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最大的聯合：一個在你們之間的密切的聯合和各國的全部勞動階級的聯合。
使我們聚集在此地的，是德國民眾的重要的一部分（正就是我們能夠希望並應該希望互通聲氣的一部分），受到了鉗制禁塞是件很嚴重的事。雖則希特勒黨加以極大的壓制，他們是總不能被消滅掉的：但是人們卻消除了他們的聲音。人們消除了他們的發言權，甚至消除了他們的發言的可能：他們已沒有了申訴的權利，而他們的抗議也被遏住了。
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著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是也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麼並怎樣會在這裡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嘆最可憐的過去的再演。在蘇聯社會的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主張說那些沒有說過話的人們（受壓迫的個人或民眾，種族或社會階級）是無話可說，實在是荒謬之談。他們曾經受過強力的壓制，被人弄得呆木了，以致連他們的聲訴也是格格不入的了。那占著發言權的統治者們，主張保留著這個特權。他們把它保留了長久。而現在，當他們有被奪去了這種特權的危險的時候，他們便格外說得高、說得響了。人類的歷史是一切當初被羈囚的人們的遲緩而苦痛的向光明前進的歷史。雖則是暫時地遲緩了一點，但是這向解放的推行，總還是不可免的，而且任何帝國主義也都沒有阻止它的能力的。
我們現在對於德國的受壓迫的一部分有什麼辦法呢？那些比我更勝任的人們當然將對諸君把那辦法說明的，我很高興讓他們來說。
事情是在乎和德國的被壓迫者聯合起來；事情第一在乎在我們之間聯合起來。我想一切將發言的人們都感到這一點吧；我希望他們格外關心於那使我們今天聚在一起的公共的國際的利害，而去開了一切可以引起內訌的動機。
紀德的發言結束了，但是他並沒有離開講壇而混到聽眾中去，他坐下來；現在，他喝著水，吸著煙，望著四周的群眾，微笑著，呼吸著窒熱的空氣，聽著其他的人發言了。
繼續著他發言的，是貝留思（Berlioz），《巴黎的郊外》（Faubourgsde Paris）的作者達連比特（Eugene Dabit），昂多納（A.P.Antoine），醫士達爾沙士（Dalsace），畫家奧上方（Ozenfant），《歐羅巴》月刊主編葛諾（Guehenno），茹爾丹（Francis Jourdain），勒加希（Bernard Lecache），超自然主義詩人愛呂阿（Eluard），《王道》（Lavoieroyale）的作者馬爾羅（Mairaux），維拉（Willard），華龍教授（Wallon），他們都用熱烈的，透徹的話攻擊德國法西斯諦的殘暴，並指示出必然的出路。
在群眾的歡呼聲中，由一個隱名的德國作者向法國文藝界致謝之後，伐揚·古久列便把這天的集會下了一個結論，他說：「我們不是向德國民族宣戰，卻是向全部資本主義制度宣戰。」
由紀德宣讀了議決案（其實紀德只念了一半，因為嗓子不好，由伐揚繼續念完的），聽眾一致附議後，這場熱烈的集會才告了結束。
我不知道我國對於德國法西斯的暴行有沒有什麼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於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是在把所謂「第三種人」當做唯一的敵手吧！
三月二十三日巴黎
附筆：加入這個戰役的，尚有巴比塞，羅曼·羅蘭，維德拉（Vildrao），勃洛克（Jean-Riclard Block），杜爾丹（Durtain），及超自然主義者之群阿拉公（Aragon），勃勒東（A.Breton），夏爾（R.Char），克勒維（R.Crevel），曷乃斯特（Max Ernest），貝萊（B.Peret），查拉（Tristan Tzara），於宜克（P.Unik），布紐爾（L.Bunuel）等等。
都德的一個故居
凡是讀過阿爾封思·都德（Alphonse Daudet）的那些使人心醉的短篇小說和《小物件》的人，大概總記得他記敘兒時在里昂的生活的那幾頁吧。（按：《小物件》原名Le PetitChose，覺得還是譯作《小東西》妥當）
都德的家鄉本來是尼麥，因為他父親做生意失敗了，才舉家遷移到里昂去。他們之所以選了里昂，無疑因為它是法國第二大名城，對於重興家業是很有希望的。所以，在一八四九年，那父親萬桑·都德（Vincent Daudet）便帶著他的一家子，那就是說他的妻子，他的三個兒子，他的女兒阿娜和那就是沒有工錢也願意跟著老東家的忠心的女僕阿奴，從尼麥搭船順著羅納河來到了里昂。這段路竟走了兩天。在《小物件》中，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到里昂時的情景：
在第三天傍晚，我以為我們要淋一陣雨了。天突然陰暗起來，一片濃濃的霧在河上飄舞著。在船頭上，已點起了一盞大燈，真的：看到這些兆頭，我著急起來了……在這個時候，有人在我旁邊說：「里昂到了！」同時，那個大鐘敲了起來。這就是里昂。
里昂是多霧出名的，一年四季晴朗的日子少，陰霾的日子多，尤其是入冬以後，差不多就終日在黑沉沉的冷霧裡度生活，一開窗霧就往屋子裡撲，一出門霧就朝鼻子裡鑽，使人好像要窒息似的。在《小物件》里，我們可以看到都德這樣說：
我記得那罩著一層煙煤的天，從兩條河上升起來的一片永恆的霧。天並不下雨，它下著霧，而在一種軟軟的氛圍氣中，牆壁淌著眼淚，地上出著水，樓梯的扶手摸上去發黏。居民的神色，態度，語言，都覺到空氣潮濕的意味。
一到了這個霧城之後，都德一家就住到拉封路去。這是一條狹小的路，離羅納河不遠，就在市政廳西面。我曾經花了不少的時間去找，問別人也不知道，說出是都德的故居也搖頭。誰知竟是一條陰暗的陋巷，還是自己瞎撞撞到的。
那是一排很俗氣的屋子，因為街道狹的緣故，裡面暗是不用說，路是石塊鋪的，高低不平，加之里昂那種天氣，晴天也像下雨，一步一滑，走起來很吃勁。找到了那個門口，以為會柳暗花明又一村，卻仍然是那股俗氣：一扇死板板的門，虛掩著，窗子上倒加了鐵柵，黝黑的牆壁淌著淚水，像都德所說的一樣，伸出手去摸門，居然是發黏的：這就是都德的一個故居！而他們竟在這裡住了三年。
這就是《小物件》里所說的「偷油婆婆」（Babarotte）的屋子。所謂「偷油婆婆」者，是一種跟蟑螂類似的蟲，大概出現在廚房裡，而在這所屋裡它們四處地爬。我們看都德怎樣說吧：
在拉封路的那所屋子裡，當那女僕阿奴安頓到她的廚房裡的時候，一跨進門檻就發了一聲急喊：「偷油婆婆！偷油婆婆！」我們趕過去。怎樣的一種光景啊！廚房裡滿是那些壞蟲子。在碗櫥上、牆上，抽屜里，在壁爐架上，在食櫥上，什麼地方都有！我們不存心地踏死它們。噗！阿奴已經弄死了許多隻了，可是她越是弄死它們，它們越是來。它們從洗碟盆的洞裡來。我們把洞塞住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它們又從別一個地方來了……
而現在這個「偷油婆婆」的屋子就在我面前了。
在這「偷油婆婆」的屋子裡，都德一家六口，再加上一個女僕阿奴，從一八四九年一直住到一八五一年。在一八五一年的戶口調查表上，我們看到都德的家況：
萬桑·都德，業布匹印花，四十三歲；阿黛琳·雷諾，都德妻，四十四歲；曷奈思特·都德，學生，十四歲；阿爾封思·都德，學生，十一歲；阿娜·都德，幼女，三歲；昂利·都德，學生，十九歲。
昂利是要做教士的，他不久就到阿里克斯的神學校讀書去了。他是早年就夭折了的。在《小物件》中，你們大概總還記得寫這神學校生徒的死的那動人的一章吧：「他死了，替他禱告吧。」
在那張戶口調查表上，在都德家屬以外，還有這那麼怕「偷油婆婆」的女僕阿奴：「阿奈特·特蘭蓋，女僕，三十三歲。」
萬桑·都德便在拉封路上又重理起他的舊業來，可是生活卻很困難，不得不節衣縮食，用盡方法減省。阿爾封思被送到聖別爾代戴羅的唱歌學校去，曷奈斯特在里昂中學裡讀書，不久阿爾封思也改進了這個學校。後來阿爾封思得到了獎學金，讀到畢業，而那做哥哥的曷奈思特，卻不得不因為家境困難的關係，輟學去幫助父親掙那一份家業。關於這些，《小物件》中自然沒有，可是在曷奈思特·都德的一本回憶記《我的弟弟和我》中，卻記載得很詳細。
現在，我是來到這消磨了那《磨坊文札》的作者一部分的童年的所謂「偷油婆婆」的屋子前面了。門是虛掩著。我輕輕地叩了兩下，沒有人答應。我退後一步，抬起頭來，向靠街的樓窗望上去：窗閉著，我看見靜靜的窗帷，白色的和淡青色的。而在大門上面和二層樓的窗下，我又看到了一塊石頭的牌子，它告訴我這位那麼優秀的作家曾在這兒住過，像我所知道的一樣。我又走上前面叩門，這一次是重一點了，但還是沒有人答應。我佇立著，等待什麼人出來。
我聽到裡面有輕微的腳步聲慢慢地近來，一直到我的面前。虛掩著的門開了，但只是一半；從那裡，探出了一個老婦人的皺癟的臉兒來，先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
「先生，你找誰？」她然後這樣問。
我告訴她我並不找什麼人，卻是想來參觀一下一位小說家的舊居。那位小說家就是阿爾封思·都德，在八十多年前，曾在這裡的四層樓上住過。
「什麼，你來看一位在八十多年前住在這兒的人！」她懷疑地望著我。
「我的意思是說想看看這位小說家住過的地方。譬如說你老人家從前住在一個什麼城裡，現在經過這個城，去看看你從前住過的地方怎樣了。我呢，我讀過這位小說家的書，知道他在這裡住過，順便來看看，就是這個意思。」
「你說哪一個小說家？」
「阿爾封思·都德。」我說。
「不知道。你說他從前住在這裡的四層樓上？」
「正是，我可以去看看嗎？」
「這辦不到，先生，」她斷然地說，「那裡有人住著，是蓋奈先生。再說你也看不到什麼，那是很普通的幾間屋子。」
而正當我要開口的時候，她又打量了我一眼，說：「對不起，先生，再見。」就縮進頭去，把門關上了。
我躊躇了一會兒，又摸了一下發黏的門，望了一眼門頂上的石牌，想著里昂人的紀念這位大小說家只有這一片頑石，不覺有點悵惘，打算走了。
可是在這時候，天突然陰暗起來，我急速向南靠羅納河那面走出這條路去：天並不下雨，它又在那裡下霧了，而在羅納河上，我看見一片濃濃的霧飄舞著，像在一八四九年那幼小的阿爾封思·都德初到里昂的時候一樣。
山居雜綴
山風
窗外，隔著夜的帡幪，迷茫的山嵐大概已把整個峰巒籠罩住了吧。冷冷的風從山上吹下來，帶著潮濕，帶著太陽的氣味，或是帶著幾點從山澗中飛濺出來的水，來叩我的玻璃窗了。
敬禮啊，山風！我敞開窗門歡迎你，我敞開衣襟歡迎你。
撫過雲的邊緣，撫過崖邊的小花，撫過有野獸躺過的岩石，撫過緘默的泥土，撫過歌唱的泉流，你現在來輕輕地撫我了。說啊，山風，你是否從我胸頭感到了雲的飄忽，花的寂寥，岩石的堅實，泥土的沉鬱，泉流的活潑？你會不會說：這是一個奇異的生物！
雨
雨停止了，檐溜還是叮叮地響著，給夢拍著柔和的拍子，好像在江南的一隻烏篷船中一樣。「春水碧如天，畫船聽雨眠」，韋莊的詞句又浮到腦中來了。奇蹟也許突然發生了吧，也許我已被魔法移到苕溪或是西湖的小船中了吧……
然而突然，香港的傾盆大雨又降下來了。
樹
路上的列樹已斬伐盡了，疏疏朗朗地殘留著可憐的樹根。路顯得寬闊了一點，短了一點，天和人的距離似乎更接近了。太陽直射到頭頂上，雨直淋到身上……是的，我們需要陽光，但是我們也需要陰蔭啊！早晨鳥雀的啁啾聲沒有了，傍晚舒徐的散步沒有了。空虛的路，寂寞的路！
離門前不遠的地方，本來有一棵合歡樹，去年秋天，我也還採過那長長的莢果給我的女兒玩的。它曾經娉婷地站立在那裡，高高地張開它的青翠的華蓋一般的葉子，寄託了我們的夢想，又給我們以清陰。而現在，我們卻只能在虛空之中，在浮著雲片的碧空的背景上，徒然地描畫它的青翠之姿了。像現在這樣的夏天的早晨，它的鮮綠的葉子和火紅照眼的花，會給我們怎樣的一種清新之感啊！它的濃蔭之中藏著雛鳥小小的啼聲，會給我們怎樣的一種喜悅啊！想想吧，它的消失對於我們是怎樣地可悲啊！
抱著幼小的孩子，我又走到那棵合歡樹的樹根邊來了。鋸痕已由淡黃變成黝黑了，然而年輪卻還是清清楚楚的，並沒有給苔蘚或是芝菌侵蝕去。我無聊地數著這一圈圈的年輪，四十二圈！正是我的年齡。它和我度過了同樣的歲月，這可憐的合歡樹！
樹啊，誰更不幸一點，是你呢，還是我！
失去的園子
跋涉的掛慮使我失去了眼界的遼闊和餘暇的寄託。我的意思是說，自從我怕走漫漫的長途而移居到這中區的最高一條街以來，我便不再能天天望見大海，不再擁有一個小圃了。屋子後面是高樓，前面是更高的山；門臨街路，一點隙地也沒有。從此，我便對山面壁而居，而最使我悵惘的，特別是舊居中的那一片小小的園子，那一片由我親手拓荒，耕耘，施肥，播種，灌溉，收穫過的貧瘠的土地。那園子臨著海，四周是蒼翠的松樹，每當耕倦了，拋下鋤頭，坐在松樹下面去，迎著從遠處漁帆上吹來的風，望著遼闊的海，就已經使人心醉了。何況它又按著季節，給我們以意外豐富的收穫呢？
可是搬到這裡來以後，一切都改變了。載在火車上和書籍一同搬來的耕具：鋤頭，鐵耙，鏟子，尖鋤，除草耙，移植鏟，灌溉壺等等，都冷落地被拋棄在天台上，而且生了銹。這些可憐的東西！它們應該像我一樣地寂寞吧。
好像是本能地，我不時想著：「現在是種番茄的時候了」，或是「現在玉蜀黍可以收穫了」，或是「要是我能從家鄉弄到一點蠶豆種就好了」。我把這種思想告訴了妻，於是她就提議說：「我們要不要像鄰居那樣，叫人挑泥到天台上去，在那裡辟一個園地？」可是我立刻反對，因為天台是那麼小，而且陽光也那麼少，給四面的高樓遮住了。於是這計劃打消了，而舊園的夢想卻仍舊繼續著。
大概看到我常常為這樣思想困惱著吧，妻在偷偷地活動著。於是，有一天，她高高興興地來對我說了：「你可以有一個真正的園子了：你不看見我們對鄰有一片空地嗎？他們人少，種不了許多地，我已和他們商量好，劃一部分地給我們種，水也很方便。現在，你說什麼時候開始吧。」
她一定以為會給我一個意外的喜悅的，可是我卻含糊地應著，心裡想：「那不是我的園地，我要我自己的園地。」可是，為了不使妻太難堪，我期期地回答她：「你不是勸我不要太疲勞嗎？你的話是對的，我需要休息。我們把這種地的計劃打消了吧。」
記瑪德里的書市
無匹的散文家阿索林，曾經在一篇短文中，將法國的書店和西班牙的書店，做了一個比較。他說：
在法蘭西，差不多一切書店都可以自由地進去，行人可以披覽書籍而並不引起書賈的不安；書賈很明白，書籍的愛好者不必常常要購買，而他的走進書店去，也並不目的是為了買書；可是，在翻閱之下，偶然有一部書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就買了它去。在西班牙呢，那些書店都像神聖的聖體龕子那樣嚴封密閉著，而一個陌生人走進書店裡去，摩挲書籍，翻閱一會兒，然後又從來路而去這等的事，那簡直是荒誕不經，聞所未聞的。
阿索林對於他本國書店的批評，未免過分嚴格一點。巴黎的書店也盡有嚴封密閉著，像右岸大街的一些書店那樣，而瑪德里的書店之可以進出無人過問翻看隨你的，卻也不在少數。如果阿索林先生願意，我是很可以舉出這兩地的書店的名稱來做證的。
公正地說，法國的書賈對於顧客的心理研究得更深切一點。他們知道，常常來翻翻看看的人，臨了總會買一兩本回去的；如果這次不買，那麼也許是因為他對於那本書的作者還陌生，也許他覺得那版本不夠好，也許他身邊沒有帶夠錢，也許他根本只是到書店來消磨一刻空閒的時間。而對於這些人，最好的辦法是不理不睬，由他去翻看一個飽。如果殷勤招待，問長問短，那就反而招致他們的麻煩，因而以後就不敢常常來了。
的確，我們走進一家書店去，並不像那些學期開始時抄好書單的學生一樣，先有了成見要買什麼書的。我們看看某個或某個作家是不是有新書出版；我們看看那已在報上刊出廣告來的某一本書，內容是否和書評符合；我們把某一部書的版本，和我們已有的同一部書的版本做一個比較；或僅僅是我們約了一位朋友在三點鐘會面，而現在只是兩點半。走進一家書店去，在我們就像別的人踏進一家咖啡店一樣，其目的並不在喝一杯苦水也。因此我們最怕主人的殷勤。第一，他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使你不得不想出話去應付他；其次，他會使你警悟到一種歉意，覺得這樣非買一部書不可。這樣，你全部的閒情逸緻就給他們一掃而盡了。你感到受人注意著，監視著，感到擔著一重義務，負著一筆必須償付的債了。
西班牙的書店之所以受阿索林的責備，其原因就是他們不明顧客的心理。他們大都是過分殷勤討好。他們的態度是沒有惡意的，然而對於顧客所發生的效果，卻適得其反。記得一九三四年在瑪德里的時候，一天閒著沒事，到最大的「愛斯巴沙加爾貝書店」去瀏覽，一進門就受到殷勤的店員招待，陪著走來走去，問長問短，介紹這部，推薦那部，不但不給一點空閒，連自由也沒有了。自然不好意思不買，結果選購了一本廉價的奧爾德加伊加賽德的小書，滿身不舒服地辭了出來。自此以後，就不敢再踏進門檻去了。
在「文藝復興書店」也遇到類似的情形，可是那次卻是硬著頭皮一本也不買走出來的。而在瑪德里我買書最多的地方，卻反而是對於主顧並不殷勤招待的聖倍拿陀大街的「迦爾西亞書店」，王子街的「倍爾特朗書店」，特別是「書市」。
「書市」是在農工商部對面的小路沿牆一帶。從太陽門出發，經過加雷達思街，沿著阿多恰街走過去，走到南火車站附近，在左面，我們碰到了那農工商部，而在這黑黝黝的建築的對面小路口，我們就看到了幾個黑墨寫著的字：La Feriadelos Libros，那意思就是「書市」。在往時，據說這傳統的書市是在農工商部對面的那一條寬闊的林蔭道上的，而我在瑪德里的時候，它卻的確移到小路上去了。
這傳統的書市是在每年的九月下旬開始，十月底結束的。在這些秋高氣爽的日子，到書市中去漫步一下，尋尋，翻翻，看看那些古舊的書，褪了色的版畫，各色各樣的印刷品，大概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樂吧。書市的規模並不大，一列木板蓋搭的，骯髒，零亂的小屋，一共有十來間。其中也有一兩家兼賣古董的，但到底賣書的還是占著極大的多數。而使人更感到可喜的，便是我們可以隨便翻看那些書而不必負起任何購買的義務。
新出版的詩文集和小說，是和羊皮或小牛皮封面的古本雜放在一起。當你看見聖女戴蕾沙的《居室》和共產主義詩人阿爾倍諦的詩集對立著，古代法典《七部》和《瑪德里賣淫業調查》並排著的時候，你一定會失笑吧。然而那迷人之處，卻正存在於這種雜亂和漫不經心之處。把書籍分門別類，排列得整整齊齊，固然能叫人一目了然，但是這種安排卻會使人望而卻步，因為這樣就使人不敢隨便抽看，怕搗亂了人家固有的秩序；如果本來就是這樣亂七八糟的，我們就百無禁忌了。再說，舊書店的妙處就在其雜亂，雜亂而後見繁複，繁複然後生趣味。如果你能夠從這一大堆的混亂之中發現一部正是你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書來，那是怎樣大的喜悅啊！
書價低廉是那裡的最大的長處。書店要賣七個以至十個貝色達的新書，那裡出兩三個貝色達就可以攜歸了。寒齋的阿耶拉全集，阿索林、烏拿莫諾、巴羅哈、瓦利英克朗、米羅等現代作家的小說和散文集，洛爾加、阿爾倍諦、季蘭、沙思納思等當代詩人的詩集，珍貴的小雜誌，都是從那裡陸續購得的。我現在也還記得那第三間小木舍的被人叫做華尼多大叔的鬚眉皆白的店主。我記得他，因為他的書籍的豐富，他的態度的和易，特別是因為那個坐在書城中，把青春的新鮮和故紙的古老成著奇特的對比的，張著青色憂悒的大眼睛望著遠方的雲樹的，他的美麗的孫女兒。
我在瑪德里的大部分閒暇時間，甚至在革命發生，街頭槍聲四起，鐵騎縱橫的時候，也都是在那書市的故紙堆里消磨了的。在傍晚，聽著南火車站的汽笛聲，踏著疲倦的步子，臂間挾著厚厚的已絕版的賽哈道的《賽房德里辭典》或是薄薄的阿爾多拉季雷的簽字本詩集，慢慢地沿著燈光已明的阿多恰大街，越過熙來攘往的太陽門廣場，慢慢地踱回寓所去對燈披覽，這種樂趣恐怕是很少有人能夠領略的吧。
然而十月在不知不覺之中快流盡了。樹葉子開始凋零，袷衣在風中也感到微寒了。瑪德里的殘秋是憂鬱的，有幾天簡直不想閒逛了。公寓生活是有趣的，和同寓的大學生聊聊天，舞姬調調情，就很快地過了幾天。接著，有一天你打疊起精神，再踱到書市去，想看看有什麼合意的書，或僅僅看看那青色的憂悒的大眼睛。可是，出乎意外地，那些小木屋都已緊閉著門了。小路顯得更寬敞一點，更清冷一點，南火車站的汽笛聲顯得更頻繁而清晰一點。而在路上，凋零的殘葉夾雜著紙片書頁，給冷冷的風寂寞地吹了過來，又寂寞地吹了過去。
香港的舊書市
這裡有生意經，也有神話。
香港人對於書的估價，往往是會使外方人吃驚的。明清善本書可以論斤稱，而一部極平常的書卻會被人視為稀世之珍。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親戚珍藏著一部《中華民國郵政地圖》，待價而沽，須港幣五千元（合國幣四百萬元）方肯出讓。這等奇聞，恐怕只有在那個小島上聽得到吧。版本自然更談不到，「明版康熙字典」一類的笑談，在那裡也是家常便飯了。
這樣的一個地方，舊書市的性質自然和北平、上海、蘇州、南京等地不同。不但是規模的大小而已，就連收買的方式和售出的對象，也都有很大的差別。那裡賣舊書的僅是一些變相的地攤，沿街靠壁釘一兩個木板架子，搭一個避風雨的遮棚，如此而已。收書是論斤斷秤的，道林紙和報紙印的書每斤出價約港幣一二毫，而全張報紙的價錢卻反而高一倍；有硬面書皮的洋裝書更便宜一點，因為紙板「重秤」，中國紙的線裝書，出到一毫一斤就是最高的價錢了。他們比較肯出價錢的倒是學校用的教科書，簿記學書，研究養雞養兔的書等等，因為要這些書的人是非購不可的，所以他們也就肯以高價收入了。其次是醫科和工科用書，為的是轉運內地可以賣很高的價錢。此外便剩下「雜書」，只得賣給那些不大肯出錢的他們所謂「藏家」和「睇家」了。他們最大的主顧是小販。這並不是說香港小販最深知讀書之樂，他們對於書籍的處理是更實際一點，拿來做紙袋包東西。其次是學生，像我們這種並不從書籍得到「實惠」的人，在他們是無足重輕的。
舊書攤最多的是皇后大道中央戲院附近的樓梯街，現在共有五個攤子。從大道拾級上去，左手第一家是「齡記」，管攤的是一個十餘歲的孩子（他父親則在下面一點公廁旁邊擺廢紙攤），年紀最小，卻懂得許多事。著《相對論》的是愛因斯坦，哥德是德國大文豪，他都頭頭是道。日寇占領香港後，這攤子收到了大批德日文學書，現在已賣得一本也不剩，又經過了一次失竊，現在已沒有什麼好東西了。隔壁是「焯記」，攤主是一個老是有禮貌的中年人，專賣中國鉛印書，價錢可不便宜，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他對面是「季記」，管攤的是姐妹二人。到底是女人，收書賣書都差點功夫。雖則有時能看顧客的眼色和態度見風使舵，可是索價總嫌「離譜」（粵語不合分寸）一點。從前還有一些四部叢刊零本，現在卻單靠賣教科書和字帖了。「季記」隔壁本來還有「江培記」，因為生意不好，已把存貨稱給鴨巴甸街的「黃沛記」，攤位也頂給賣舊銅爛鐵的了。上去一點，在摩羅街口，是「德信書店」，雖號稱書店，卻仍舊還是一個攤子。主持人是一對少年夫婦，書相當多，可是也相當貴，他以為是好書，就一分錢也不讓價，反之，沒有被他注意的書，討價之廉竟會使人不相信。「格呂尼」版的波特萊爾的《惡之華》和韓波的《作品集》，兩冊只討港幣一元，希米芯的《莎士比亞字典》會論斤稱給你，這等事在我們看來，差不多有點近乎神話了。「德信書店」隔壁是「華記」。雖則攤號仍是「華記」，老闆卻已換過了。原來的老闆是一家父母兄弟四人，在淪陷期中舊書全盛時代，他們在樓梯街竟擁有兩個攤子之多。一個是現在這老地方，一個是在「焯記」隔壁，現在已變成舊衣攤了。因為來路稀少，顧客不多，他們便把滯銷的書盤給了現在的管攤人，帶著好銷一些的書到廣州去開店了，聽說生意還不錯呢。現在的「華記」已不如從前遠甚，可是因為地利的關係（因為這是這條街第一個攤子，經好萊塢道拿下舊書來賣的，第一先經過他的手，好的便宜的，他有選擇的優先權），有時還有一點好東西。
在樓梯街，當你走到了「華記」的時候，書市便到了盡頭。那時你便向左轉，沿著好萊塢道走兩三百步，於是你便走到鴨巴甸街口。
鴨巴甸街的書攤名聲還遠不及樓梯街的大，規模也比較小一點，書類也比較新一點。可是那裡的書，一般地說來，是比較便宜點。下坡左首第一家是「黃沛記」，攤主是世業舊書的，所以對於木版書的知識，是比其餘的豐富得多，可是對於西文書，就十分外行了。在各攤中，這是取價最廉的一個。他抱著薄利多銷主義，所以雖在米珠薪桂的時期，雖則有八口之家，他還是每餐可以飲二兩雙蒸酒。可是近來他的攤子上也沒有什麼書，只剩下大批無人過問的日文書，和往日收下來的瓷器古董了。「黃沛記」對面是「董瑩光」，也是鴨巴甸街的一個老土地，可是人們卻稱呼他為「大光燈」。大光燈意思就是煤油打氣燈。因為戰前這個攤子除了賣舊書以外還出租煤油打氣燈。那些「大光燈」現在已不存在了，而這雅號卻留了下來。「大光燈」的書本來是不貴的，可是近來的索價卻大大地「離譜」。據內中人說，因為有幾次隨便開了大價，居然有人照付了，他賣出味道來，以後就一味地上天討價了。從「董瑩光」走下幾步，開在一個店鋪中的，是「蕭建英」。如果你說他是書攤，他一定會跳起來，因為在樓梯街和鴨巴甸街這兩條街上，他是唯一有店鋪的——雖則是極其簡陋的店鋪。管店的是兄弟二人。那做哥哥的人稱之為「高佬」，因為又高又瘦。他從前是送行情單的，路頭很熟，現在也差不多整天不在店，卻四面奔走著收書。實際上在做生意的是他的十四五歲的弟弟。雖則還是一個孩子，做生意的本領卻比哥哥更好，抓定了一個價錢之後，你就莫想他讓一步。所以你想便宜一點，還是和「高佬」相商。因為「高佬」收得勤，書攤是常常有新書的。可是，近幾月以來，因為來源涸絕，不得不把店面的一半分租給另一個專賣翻版書的攤子了。
在現在的「蕭建英」斜對面，戰前還有一家「民生書店」，是香港唯一賣線裝古書的書店，而且還代顧客裝潢書籍號書根。工作不能算頂好，可是在香港卻是獨一無二的。不幸在香港滄陷後就關了門，現在，如果在香港想補裱古書，除了送到廣州去以外就毫無辦法了。
鴨巴甸街的書攤盡於此矣，香港的書市也就到了盡頭了。此外，東碎西碎還有幾家書攤，如中環街市旁以賣廢紙為生的一家，西營盤兼賣教科書的「肥林」，跑馬地黃泥涌道以租書為主的一家，可是絕少有可買的書，奉勸不必勞駕。再等而下之，那就是禧利街晚間的地道的地攤子了。
十年前的《星島》和《星座》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那時我剛從變作了孤島的上海來到香港不久。《吉訶德爺》的翻譯工作雖然給了我一部分生活保障，但是我還是不打算在香港長住下來。那時我的計劃是先把家庭安頓好了，然後到抗戰大後方去，參與文藝界的抗敵工作，因為那時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已開始組織起來了。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卻叫我在香港逗留了下來。
有一天，我到簡又文陸丹林先生所主辦的「大風社」去閒談。到了那裡的時候，陸丹林先生就對我說，他正在找我，因為有一家新組織的日報，正在物色一位副刊的編輯，他想我是很適當的，而且已為我向主持人提出過了，那便是《星島日報》，是胡文虎先生辦的，社長是他的公子胡好先生。說完了，他就把一封已經寫好了的介紹信遞給我，叫我有空就去見胡好先生。
我躊躇了兩天才決定去見胡好先生。使我躊躇的，第一是如果我接受下來，那麼我全盤的計劃都打消了；其次，假定我擔任了這個職務，那麼我能不能如我的理想編輯那個副刊呢？因為，當時香港還沒有一個正式新文藝的副刊，而香港的讀者也不習慣於這樣的副刊的。可是我終於抱著「先去看看」的態度去見胡好先生。
看見了現在這樣富麗堂皇的星島日報社的社址，恐怕難以想像，當年初創時的那樣簡陋吧。房子是剛剛重建好，牌子也沒有掛出來，印刷機剛運到，正在預備裝起來，排字房也還沒有組織起來，編輯部是更不用說了。全個報館只有一個辦公室，那便是在樓下現在會計處的地方。便在那裡，我見到了胡好先生。
使我吃驚的是胡好先生的年輕，而更使我吃驚的是那慣常和年輕不會合在一起的幹練。這個十九歲的少年那麼幹練地處理著一切，熱情而爽直。我告訴了他我願意接受編這張新報的副刊，但我也有我的理想，於是我把我理想中的副刊是怎樣的告訴了他。胡好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告訴我，我會實現我的理想。接著我又明白了，現在問題還不僅在於副刊編輯的方針和技術，卻是在於使整個報館怎樣向前走，那就是說，我們面對著的，是一個達到報紙能出版的籌備工作。我不得不承認，我的經驗只是整個報館的一部分，但是我終於毅然地答應下來，心裡想，也許什麼都從頭開始更好一點。於是我們就說定第二天起就開始到館工作。
一切都從頭開始，從設計信箋信封，編輯部的單據，一直到招考記者和校對，布置安排在閣樓的編輯部，以及其他無數繁雜和瑣碎的問題和工作。新的人才進來參加。工作繁忙而平靜地進行，到了七月初，一切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然而有一個問題卻使我不安著，那便是我們當時的總編輯，是已聘定了樊仲雲。那個時候，他是在蔚藍書局當編輯，而這書局的敗北主義和投降傾向，是一天天地更明顯起來。一張抗戰的報怎樣能容一個有這樣傾向的總編輯呢？再說，他在工作上所表現的又是那樣庸弱無能。我不安著，但是我們大家都不便說出來，然而，有一天，胡好先生卻笑嘻嘻地走進編輯部來，突然對我們宣說：樊仲雲已被我開除了。胡好先生是有先見的，第二年，他便跟汪逆到南京去做所謂「和平救國運動」了。
那個副刊定名為《星座》，取義無非是希望它如一系列燦爛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著，或是說像《星島日報》的一間茶座，可以讓各位作者發表一點意見而已。稿子方面一點也沒有困難，文友們從四面八方寄了稿子來，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們，也不斷地給供稿件，我們竟可以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島》里寫過文章的。在編排方面，我們第一個採用了文題上的裝飾插圖和名家的木刻，漫畫等（這個傳統至今保持著）。
這個以嶄新的姿態出現的報紙，無疑地獲得了意外的成功。當然，胡文虎先生的號召力以及報館各部分的緊密的合作，便是這成功的主因。我不能忘記，在八月二日胡好先生走進編輯部來時的那一片得意的微笑或熱烈的握手。
從此以後，我的工作是專對著《星座》副刊了。
然而《星座》也並不是如所預期那樣順利進行的。給予我最大最多的麻煩的，是當時的檢查制度。現在，我們是不會有這種麻煩了，這是可慶賀的！可是在當時種種你想像不到的囉唆，都會隨時發生。似乎《星座》是不時檢查的唯一的目標。在當時，報紙上是不准用「敵」字的，「日寇」更不用說了。在《星座》上，我雖則竭力避免，但總不能躲過檢察官的筆削。有時是幾個字，有時是一兩節，有時甚至全篇。而我們的「違禁」的範圍又越來越廣。在這個制度之下《星座》不得不犧牲了不少很出色的稿子。我當時不得不索性在《星座》上「開天窗」一次，表示我們的抗議。後來也辦不到了，因為檢察官不容我們「開天窗」了。這種麻煩，一直維持到我編《星座》的最後一天。三年的日常工作便是和檢察官的「冷戰」。
這樣，三年不知不覺地過去了。接著，有一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清晨，太平洋戰爭爆發起來了。雖則我的工作是在下午開始的，這天我卻例外在早晨到報館。戰爭的消息是證實了，報館裡是亂鬨鬨的。敵人開始轟炸了。當天的決定，《星座》改變成戰時特刊，雖則只出了一天，但是我卻慶幸著，從此可以對敵人直呼其名，而且可以加以種種我們可以形容他們的形容詞了。
第二天夜間，我帶著棉被從薄扶林道步行到報館來，我的任務已不再是副刊的編輯，而是記者了。因為炮火的關係，有的同事已不能到館，在人手少的時候，不能不什麼都做了。從此以後，我便白天冒著炮火到中環去探聽消息，夜間在館中譯電。在緊張的生活中，我忘記了家，有時竟忘記了飢餓。接著炮火越來越緊，接著電也沒有了。報紙縮到不能再小的大小，而新聞的來源也差不多斷絕了。然而大家都還不斷地工作著，沒有絕望。
接著，我記得是香港投降前三天吧，報館的四周已被炮火所包圍，報紙實在不能出下去了。消息越來越壞，館方已準備把報紙停刊了。同事們都充滿了悲壯的情緒，互相望著，眼睛裡含著眼淚，然後靜靜地走開去。然而這時候卻傳來了一個欺人的好消息，那便是中國軍隊已打到新界了。
消息到來的時候，在報館的只有我和周新兄。我們想這個消息是不可靠的，但是我們總得將它發表出去。然而，排字房的工友散了，我們沒有將它發出去的方法。可是我們應該盡我們最後一天的責任。於是，找到了一張白報紙，我們用紅墨水儘量大地寫著：「確息：我軍已開到新界，日寇望風披靡，本港可保無虞」，把它張貼到報館門口去。然後兩人沉默地離開了這報館。
我永遠記憶著這離開報館時的那種悲慘的景象，它和現在的興隆的景象是呈著一個明顯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