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蘇轍撰。據其《自序》，此書初稿成於神宗熙寧間謫居高安之時，其後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時王安石當政，蘇氏兄弟因與安石政見不合而被排擠出京。而當時王安石又詆《春秋》為「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加之當時孫復一派盡棄三傳的學風泛濫，蘇轍因經傳並荒，故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傳》為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自序》稱：「余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覆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復取。余以為左丘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為本。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丘明容不明盡。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自杜預以後五百年間，《左傳》學一直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趙匡至宋孫復、孫覺，乃提倡「棄傳求經」，學風為之一變。蘇氏再倡《左氏》釋經，反對深文周納以追求微言大義與褒貶，重視史實，學風亦為之又一變。蘇氏於三傳之中獨重《左傳》，正是由於其重視訓詁與史實，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義例看成單純的訓詁與史實問題。如隱公四年《經》「公及宋公遇於清」，《穀梁》云：「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會，則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顯見。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辭。二國各簡其禮，或道路相逢也。」蘇氏用杜義，釋之曰：「禮盛曰會，簡曰遇」，可謂簡而賅。但其尊《左》而輕《公》、《穀》，亦有失偏頗。正如朱彝尊《經義考》引陳寵緒《跋》所指出，《左傳》、《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盡據《左傳》而詆《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廢食，亦不可取。現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兩蘇經解》本、經苑本、《叢書集成初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