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傳 [四庫本]

南宋初胡安國借《春秋》 以托諷時事之書。30卷。「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 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朱子語錄》曰: 《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 (《四庫全書總目》) 。胡氏也自謂其著書目的,在於 「尊君父,討亂賊,辟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 (胡安國《春秋傳序》) 。明初定科舉之制,要求士子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缺略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書也。後洽《傳》漸不引用,遂獨用安國書。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為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為最弊」 (《四庫全書總目》)。皮錫瑞認為: 宋人治《春秋》者多,「以劉敞為最優,胡安國為最顯。元、明用胡 《傳》取士,推之太高; 近人又詆之太過,而胡《傳》卒廢。平心而論,胡氏《春秋》大義本《孟子》,一字褒貶本《公》、《穀》,皆不得謂其非。而求之過深,務出 《公》、《穀》兩家之外;鍛煉太刻,多存託諷時事之心。其書奏御經筵,原可藉以納約。但尊王攘夷,雖 《春秋》 大義; 而王非唯諾趨伏之可尊,夷非一身兩臂之可攘。胡《傳》首戒權臣,習藝祖(即宋太祖趙匡胤) 懲艾黃袍之非,啟高宗猜疑諸將之意」 ( 《經學歷史·經學變古時代》) 。有《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