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辨義

三十八卷。明卓爾康撰。此書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於每條經文之下，雜取舊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國本末一篇，提舉有關盛衰興亡之大事，別為類敘。其考證有得有失，如隱公六年「鄭人來諭平」，卓氏認為當依《左傳》訓更成，《公羊》以為墮成，《榖梁》以為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隱公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公羊》以為此執而言伐為「大之」，因為孔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卓氏則認為「伐」字即可用於國，亦可用於人，無《公羊》所謂「大之」之大義。如此之類，皆有見地。至於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卓氏以為本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書宋五石六鷁是因為宋為三恪，如此之類，皆為臆說。卷首八卷為全書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為《經義》，相當於諸書之《綱領》，其後附卓氏自論，認為：《春秋》一書「乃夫子當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隨文生義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則君父而冒首惡，人子而陷篡弒，有國者而前不見讒，後不見賊，及經筆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點綴撥動，俾躬弒逆者、謀弒逆將弒者，漸弒逆者與非弒逆而實弒逆而不知其為弒逆者，莫不抉其隱衷蓄志。」又謂 《春秋》「喜辭劇，怒辭遽，與辭詳，弒辭亦詳，奪辭略，常辭亦略，貴辭重，賤辭輕，正辭確，愸辭留，從辭同，取辭變。此十二辭，皆一時之所進發而雜物之所結撰也。」卷三為《傳義》，亦舉杜氏以下諸儒論三傳得失精要之語而錄之。其後為卓氏概論，述三傳源流而評其得失，兼評諸家之 《春秋》學，卓氏尤其推重陳傅良。其評三傳，認為「《左氏》傳自魯史，今日得有所見。以據事跡窺聖心者，舍此無由」。但《左氏》又「文詞富艷，不識道理」，「好信小說奇聞，暗於大體」。而《公羊》、《榖梁》」文體清勁，的是先秦人作」，是「經旨」，雖其 「中間論事或違」，「多雜駁不雅訓」，但「說理頗盡，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為 《書義》、卷八為《不書義》皆為闡發所謂《春秋》書法。卷八後尚有《時義》、《地義》兩篇。清初學者較重此書，如俞汝言《春秋平義》引錄此書頗多。現存明崇禎卓氏自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