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揚子江峽谷 · 第十一章　回到宜昌

回到宜昌——漢口——河中變化——救生艇——四川蒸汽機船運行的可行性——意外——中國的「覺醒」——普林尼眼中的中國人 順流而下的旅程現在只剩下最後一日了。在我們與「西方文明」（宜昌外國租界）之間，只隔著「腰叉河」的河郊荒野以及宜昌峽谷曲折的長河。我們在按小時增加的水量中掠過一個又一個險灘，此時你很難再想起拉縴上行時在每一處岩角付出的艱辛努力。最後一夜，我們泊在黃陵廟，這是上行途中第一次遭遇斑岩與花崗岩的岩角。在日落前，我上岸漫步，最後看一看這荒野峽谷，日落的餘暉點亮了四處散落的巨岩堆。這個峽谷在連綿的石灰岩與水成岩山脈中是個例外，河水從屏山開始一路辟山前行，而屏山是湖北平原上可航行的最高點，離此有800英里遠。這個峽谷所屬的山脈以黃陵廟為東端，整條山脈可以被視為這整片山區的高地中軸。在它的東西兩翼，是坡度緩和的水成岩岩層，河道從其中穿過，流淌在刀削般的峽谷中。另一方面，這裡的水分解了結晶物質，留下了溶解度不高的岩石，散落在浩瀚的碎片中。河水穿梭流過這些巨大的岩堆，在看不見前方水體的岩角上，峽谷的底部只餘下一大片貧瘠的碎石，而上方的山坡則閃耀著盛春的翠綠。帆船上行的過程十分沉悶，不幸的縴夫們要艱苦地在連綿的山岬上前行，後者都是破碎的岩角。此處駐紮著無數的救生船，河中所有的危險區域都一樣。 我們匆匆穿越宜昌峽谷，相比於我們剛剛經過的宏偉山水，接近城市時的風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很乏味。唯一有趣的事物是「柯道山」，從這個角度看，這座山像個完美的金字塔，形狀和大小都很像基奧普斯金字塔。宜昌的風水就是被這座山破壞的，宜昌的善人們現在正花費無數銀兩抵消它的負面影響。 現在是五月初，河水上漲的程度足以讓中國商辦公司的江東號蒸汽船航行，開始它在本季節的第一次航行。我搭乘它返回了漢口，用36個小時完成了上行時花費近一個月完成的旅程。宜昌下游的河流已經近乎滿水位，只能望見巨大的堤壩後的屋頂。 漢口是我旅程的終點，它的位置離入海口有600海里，此處的河面有近一英里寬，水深足以讓最大型的海船每夏航行至此裝載茶葉。這個內陸商業樞紐建在一片泥地上，此處是漢江與揚子江交匯之處，前者可通船舶向西北通航1000英里。漢口的意思就是「漢江之口」。此處是一片沖積大平原的中心，平原上散布著陡峭多岩的山丘，仿若許多島嶼。漢陽是漢江對岸的城市，從漢陽的某處山頂鳥瞰，眼前是武漢、漢陽和漢口組成的一幅三江匯流的美麗畫卷。在此處還未因叛亂而人口大減的許久之前，著名的古伯察神甫曾路過此處，他認為三城的人口總數應該有500萬。如今，這裡的總人口可能有100萬——不會更多了。據說此處的繁華要歸功於它罕見的吉利方位。這裡龍、蛇與龜形俱全，並且三者相融和諧，使城市的風水臻於完美。在河流北面，漢陽陡峭的山丘形成了龜，山腳下一塊突出伸進河中的岩石是它的頭。在這龜的頭上建了一座漂亮的三層廟宇，以將它固定在此處，它突起的鼻子阻礙了下行的水流，在其下方形成了一處滯水，因此令上方來的財富免於過快地被移走。對岸卷著一條巨大的蛇，你也許能順著它優雅的曲線一路蜿蜒穿過武漢。它的尾巴停在南城牆上方的平地上，由尾尖的一處寶塔固定，它的吻部略突起，在一處岩角處伸入河中，正面對著龜的頭，下方同樣有一處對應的渦流。這塊岩石上有它自己的亭閣——著名的黃鶴樓，它是一座實心的四層高塔，立在無數高高的木柱上，據說年代可追溯至明朝。從英租堤岸遠望河面，這座塔是風景中最醒目最優美的一處，可悲的是，它於1884年徹底毀於大火，人們擔心蛇遭此騷亂，將會對三城降以災禍。在第二年冬天，一片廣袤的沙洲在幾天內生成，綿延一英里長，而漢口岸區的深水也突然變成了旱地。這片旱地占據了近半河床，並迅速被臨時店鋪覆蓋，這些店裡賣的都是來往船員所需的物品，而預先在堤岸（漂亮的石堤，高50英尺）處卸貨的外國蒸汽船就不得不在半英里外下錨。不過，對港口來說幸運的是，這片沙洲在次年再度被水流切開了。河水中挾帶的沉積物於此變得極其豐富，你只需要在水流中放一些障礙物，如此造成一片靜水，這些物質就必定能沉澱下來，在極短時間內就達到巨大的體量。據此，漢江水流以直角匯入主幹流，就如同一處水壩，因而在其下游處形成了這片沙洲。 揚子江的救生艇是我在中國遇見過的唯一可靠的政府組織。它們就此啟程，駐紮於宜昌到重慶全程的每個危險點，由一位何「總督」統領。他的總部在宜昌，負責大河航道的治安，並保護無數旅者免受河上的諸多危險。他的妥善安排可以《揚子指南》為例，其標題為「行川備要」，何總督列舉了無數危險，並附註說明了該如何最好地避開它們。救生艇系統建立的一大刺激源是1881年的船難，著名的鮑將軍在崆嶺灘遭此不幸，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溺亡，許多貴重的財產也就此遺失。在更近的1883年，救生服務幫助救起了一位領事：克里斯多夫·加德納，他在青灘遭遇船難。遺憾的是，我們的政府沒有褒獎那兩位不屈不撓的船員，我認為他們的行為難能可貴。這些水手的日薪只有大約6便士，不過每救起一條生命，就會得到1000錢的獎勵，而撈起每一具屍體則獎800錢——無論男女，這就是救生管理規則。救生船都造得異常堅固，有粗壯的龍骨和光亮的船舷，再加上華麗的制服，整個隊伍看起來非常瀟灑。他們不停地往復巡邏，沿渦流而上，再沿險灘而下，敏銳地注意著是否有災難發生。 事故並不罕見，不過相比於巨大的航運交通量，它們的數字也不能算是過多。住在宜昌時我仔細地打聽過，得出的結論是：宜昌和重慶之間，在險灘上失去的船隻和貨物比例大概是2.5%。這其中包括了事後貨物被水浸泡的損壞，這種損壞在損失中占了大半。而生命的損失不算大，因為帆船在撞上礁石後，通常能成功地抵達險灘下方平靜的水灣。中國人對精確統計毫無概念，因此，在中國無法對涉及數字的任何問題做出準確結論。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人沒有保險，因此當損失發生時，造成的結果是毀滅性的。所以，蒸汽機船無疑會受商人們的歡迎，若是它們開通前往重慶的航線，那無保險的帆船將迅速被捨棄。如此，帆船貨運減少，蒸汽機船定期往來，四川人民將可以越來越多地把他們多樣且無窮的產品大量運往東部，從而又能夠極大提升他們對外國產品的購買力。蒸汽機船在主河道上航行，將可以為其無數支流水網帶來更大的交通量，帆船很快就能從中得到補償。這一點已經在揚子江下游得到了顯著的證明。自漢口於1860年向蒸汽機船開放以來，直達航運量至今已上升至每日都要雇用一艘2000噸位的蒸汽船，而該港口至上海十分之九的交通量都由蒸汽船完成。然而，河中的帆船數量更勝以往。它們被雇用來運輸蒸汽船卸在五大河港（蒸汽機船目前通航處僅限於此）的貨物，將其運往偏遠的地區，這些地區能經由與揚子江相連接的無數湖泊和大河到達。 蒸汽船在揚子江上游通航的問題常常遭到質疑，只要是認真考察過前述旅程的人，便會同意這個問題並不簡單。同時我也很肯定，只要滿足了必要條件，那就沒有什麼不能克服的問題。這些條件是：強大的蒸汽機船、輕鬆的操控系統、吃水不超過目前的帆船。仔細研究此事後，我發現幾乎所有的船難都發生在上行途中：刮擦到了岩岸、拖引動力時常不足、無法與強大的渦流抗爭以至於被甩到礁石上、缺少支撐的脆弱舷側很快就會被撞出洞來。一艘能遠離岸邊的蒸汽船將不會遭遇這些風險，在必要的時候，它能隨心所欲地放慢上行的速度。它的危險將來自下行時。現在，如果觀察下行中的帆船，我們會發現，船上只需有足夠的動力維持舵效速度，它們便可以毫無困難地保持在河道的中央。對於輕舟來產，河中央無論在哪個季節都有足夠的水和空間讓它們航行，因此，吃水量相同的蒸汽船隻要緊跟在帆船後方，便很難操作失敗。隨著時間的增長，蒸汽船的船長也能了解河況，擁有更多自信。優秀的領航員能帶著帆船一路越過每個險灘，他們能根據地標了解到每塊險礁位於何種水深，因為水面的高度每天都不一樣。在他們的帶領下，笨拙的帆船也能完美地安全下行。下行途中發生的大多數事故都是發生在小船上，這些船老大覺得自己不需要本地領航員也能安全航行。當然了，蒸汽機船想要完成相同的旅程，就必須經過專門的改造。中國和日本水域還未有這樣的蒸汽機船，這是因為人們疏於進行煙臺條約在限定條件下認可的嘗試。該條約由威妥瑪爵士和李鴻章在1876年簽署，條款規定一旦蒸汽機船成功沿河上行，便要斟酌安排重慶港開放外貿。條款措辭的複雜程度足以滿足最厲害的外交家的職業驕傲，其中滿含爭議的種子，以供締約雙方隨時發起爭吵。關於上游的條款可以比照於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個男孩只有學會了游泳才能下水。毫無疑問，當有合適的蒸汽機船預備向上游航行時，中國人將就獲得必要許可進行試航一事被施壓，但北京當局也必然會躲在條約那模稜兩可的條款後面，儘可能久地拖延許可的時間。 根據最近倫敦報紙的文章判斷，我國似乎相信中國人願意翻開歷史新的篇章，接受西方的先進發展。而就我自己的經驗來看，官方希望能憑藉優越的機械用具獲得好處，這念頭僅限於戰爭工具。「吾等可在被迫與蠻人交流的過程中獲益，以驅其於國門之外。」這是偉大的愛國者曾國藩在死前不久交予君王的重任。這是非常自然的：有五六個饑渴的國家在叩響他們的大門，土耳其和埃及的命運已經擺在他們面前，中國人已山窮水盡，找不出辦法抗擊傲慢自負的野蠻人，守護他們完整且純粹的古老文明。這是一個無望的任務，但你也禁不住要同情他們。他們的自然資源與美國的一樣多，但這些財富深埋於地下尚未開發，而他們將不得不對其作出闡述。曾國藩因此而受到推崇，為了紀念他，帝國在武昌的一座山上建了一座廟宇，其中鮮活地展示了他辛勤工作的場景（武昌是湖北省的政府中心，位於揚子江南岸，正對著經濟中心漢口）。前駐英大使曾爵士是他的大兒子。我們全都企盼著的鐵路也許馬上就會開始試驗性修建，中國人將使用他們自己的資源，但我們永遠也無法看到中國像日本一樣在外國經驗的輔助下設計並堅持修造，直至形成巨大的鐵路交通網。從上海到吳淞有一段短短的鐵路，卻在1874年被毀壞了，從這裡可以看出，官員們頑固地抗拒過於強制性的改革。中國人民倒是很高興有這10英里長的試驗性鐵路，因為它連接了上海與吳淞口，列車一經允許通行便擠滿了人。本地政府自然許可了此事，但根本就沒有和中央政府商討。威妥瑪爵士允許北京官員購買這條線路，以為他們會接手自己經營它，在我看來這個舉措是很不明智的。他不了解中國人。這條線路被購買後沒多久，就被拆下來扔進了海里。作為中國的商業中心，由外國企業漸漸建立而成，上海與吳淞港的交通仍然只能依靠樓船和一些蒸汽船，其水路距離是14英里。鐵路所在的路面曾暫時被用作車道，但漸漸也被丟在那裡荒廢，陸路交通方式再次變回了古老的步行。中國官僚機構對外國改革有什麼樣的感覺，可以他們對上海供水系統的態度為範例。上海宏偉的外國租界中有漂亮、整潔且寬闊的馬路，有豪華的碼頭和林蔭大道，有水力、煤氣和電燈。而租界邊上就是無可言喻的骯髒的本地人城區。本地人倒是非常感謝這種差別，因為，儘管地方稅金很高，還有專橫的「租界」規則，他們卻蜂擁而來，進入了為外國人專門辟出的地界。這些人數量太多（高達15萬人左右），以至於對歐洲居民來說，他們的存在變成了一種麻煩。只有房主除外，他們的租金因此而大幅度增長。與此同時，這種差別對中國高官來說是眼中釘肉中刺，他們在自己破碎的高牆後發火，當供水公司申請要為本地人城區提供純水服務時，他們拒絕了這份申請。 我沒有切入點可以探討是什麼樣的動機引發了這樣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許多動機是值得尊重的。在河上，他們擔心縴夫們失去工作；他們守舊地反對礦業，實際上他們反對除農業外的一切工業，這種抗拒令大量人口無法在眾多新公司中尋找職業，而蒸汽交通將不可避免地促生許多新企業，現在阻礙所有類似企業的限制條件終將消失。 我們不得不從日本為蒸汽機船進口煤炭，為此我經常嘲笑宜昌的中國官員，要知道宜昌離揚子江入海口有1000英里，並且城市邊上就是世界上最大最易開採的煤田（據李希霍芬）。然而這就是事實。礦藏的任何事務都不准任何外國人插手，他們甚至要勸阻本土人民大規模採礦，因為官員們懼怕亂民集結，礦工在他們看來就是亂民。因此大西部的礦藏資源一直未曾開採，數千肢體健全的人得靠乞討謀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近期的未來會發生改變。若非如此，像牲口一樣勞作卻只能勉強餬口的廣大民眾便可以得到更多優越的職業機會，他們也許能賺到體面的薪水，令自己的家鄉更加富裕。 整整三個月沒有接觸中國的上流社會，當我再次回到歐洲文明的舒適與便利中時，這種毫無改變的狀況以及這一群體的停滯不前都讓我感到震驚。就像馬可·波羅先生描述的一樣，昨日就像今日。事實上我們可以回溯10個世紀，回到普林尼的時代，我們會發現當時的人與現在有相同的特質。為此，我要以普林尼的話做結尾，它切合當下的實際，就如當年它剛被寫下時一樣（普林尼《阿米安》，第6章第23則）。 「中國人性情溫和，他們躲避與其他種族的交流，但隨時準備交換與貿易。」 「中國人活得很安靜，總是避開武器和戰爭，除了和平與寧靜外，他們也喜歡休憩，他們從不對鄰居尋釁滋事。」 「他們有舒適又健康的氣候、清澈的空氣、溫和有利的風。在許多遮天蔽日的樹林（桑樹）里，他們從樹上收穫輕軟的物質，頻繁地往上灑水，梳理出一種非常精緻纖細的東西，那是絨毛和水的混合物，他們用其中抽出的絲線製成絲綢。從前只有貴族才能使用它們，但現在最下層的階級也能毫無區別地使用了。」 「它們的名氣一點也不小於最精美的毛線（棉花），後者是他們從自己郊野中的樹上收集下來的。絲綢便被運往世界各地，用來製作昂貴的服裝。」 在絲綢製作的記錄中，古人對其的概念非常模糊，但除此之外，古人對這個遙遠的國度擁有極其準確的認識，這就令人驚嘆。中國人對戰爭極度厭惡，喜愛安逸，但他們幾乎比歷史上的任何民族都要備受內亂和戰火的摧殘。他們的歷史看來證明了一個道理：要想獲得和平與安寧，最糟糕的方式就是只求表面，對於國家和個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