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1979年版前言

同20多年前本書剛出版時相比，相關主題的文獻已經擴充數倍。北京、上海和台北出版了大量的史料和專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系列研究尤其引人注目。此外，大量日文、西文（尤其是英文）的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這個主題的文獻目錄已經今非昔比了。 但是，這個主題本身（包括中國學習西方技術以應對自身緊迫問題的需求）並沒有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反而煥發出新的生機。如今我們依然需要歷史的視角，因為今日中國的現代化藍圖在許多方面同百年前的自強運動如出一轍。從這種比較來看，本書仍是這個影響深遠的時代（1839—1923）最具代表性的文獻選集，本書關注的人物和文獻仍具有頭等的重要性。 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近幾十年中國轟轟烈烈的社會革命在1923年之後才嶄露頭角。再大膽些講，激進的新思潮從1923年起逐漸壯大，以新思潮為指導的新的文獻編纂標準建立了起來，但這一新標準並未使本書收錄的文獻過時。例如，民間信仰的歷史、農民抗爭的歷史、婦女解放的歷史、現代白話文學的歷史、中國法律的歷史以及海外華人的歷史，都從塵封的記錄中被發掘出來，並被擺上了研究的前沿。我們通過再編一套文獻選集來反映史學研究的新進展，這種補充使得近代中國的廣闊圖景變得更加完整，但不會讓本書的材料顯得沒用或者無關緊要。 正如敏銳的批評家們所指出的，「中國回應西方」的概念意味著對「刺激（或挑戰）／回應」觀點的接受。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12卷的《歷史研究》（1934—1961）中使這一生物社會學概念廣為人知；這一觀點似乎低估了中國自身的傳統和創造力—似乎中國人只能被動接受外來影響，他們積極地投身變革也只是為外來影響所驅動。我們承認，「刺激／回應」概念確有其局限，因為「刺激」和「挑戰」是曖昧而模糊的表述，它們既可以表示主觀感受到的刺激，也可以表示自覺認識到的挑戰，甚至可以表示客觀條件的變化—以歷史學家的後見之明看來，似乎它在「刺激」或「挑戰」。 如果您稍微翻過本書的內容就會發現，我們一開始就提出：「『刺激』（或『衝擊』）和『回應』的表述並不嚴謹。我們斗膽假設『西方衝擊』曾發生在前，僅僅是因為我們所謂的『中國回應』的行為發生在後。這種『中國回應』正是我們要研究的，但它顯然是中國整體行為的一個部分。換言之，『西方衝擊』僅僅是中國多樣圖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讀這種回應是困難的，我們必須把它放在中國的總體歷史中考察。」所以，我們在編寫本書時，將「中國思想傳統的若干因素」作為首要的主題。 本書收尾於中國人初步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1923年。但是，外來影響（來自蘇聯、日本、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繼續影響著中國歷史。歷史學家的解釋任務與日俱增。我們仍然必須研究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念及其應對方法，但這只是近代中國偉大革命的線索之一。 埋頭於這個領域的中文史料的研究者需要許多學術工具，如引用注釋、史料指南和出版物的文獻目錄，以及本書中出現的英漢姓名和術語對照表。這些工具在本書的姊妹篇《〈衝擊與回應〉研究指南》（哈佛大學出版社，1954，以下簡稱《研究指南》）中應有盡有。 如果本書在今天還有些用處的話，那是由於它的成書不僅靠著兩位主要編者的努力，還凝結著致謝中提到的房兆楹、孫任以都等其他30多位學者的汗水。他們在一個相當狹小且同質化的領域裡，共同代表著當時的漢學研究水準。最初在1950年傳閱的版本是一份篇幅巨大的稿本，得到了太平洋國際學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人文學部的支持。所幸的是，太平洋國際學會未被20世紀50年代初的麥卡錫狂熱所斷送，而當時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美國提倡和鼓勵中國研究已經有20年了。此番對1961年版進行重印，或許可以看作對三個人的遠見的致敬，他們是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威廉·L. 霍蘭德（William L. Holland）、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大衛·H. 史蒂文斯（David H. Stevens）和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CLS）的莫蒂默·格雷福斯（Mortimer Graves）。土生土長的美國學者還會說，本書是美國漢學深深受惠於華人學者的又一例證。 費正清 鄧嗣禹 197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