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美麗新世界 · 第二章 量、質、德

我虛構的「美麗新世界」系統地踐行著優生學和劣生學，二者並行不悖。優質卵細胞放在一組瓶子中，與同樣優質的精子結合，並在胚胎期給予最好的照顧，最後倒出胚胎瓶，成為一個個β人、α人，甚至增α人。而更多的劣質卵細胞則放在另一組瓶子中，與同樣劣質的精子結合，經波氏程序處理（1個卵子最多能生產出96個孿生子），在胚胎瓶中用酒精或其他蛋白質類毒物浸泡，最後倒出胚胎瓶的生物，只能說是個「類人物」，但是他們可以承擔非技術工作。經過適當馴化，這些「類人物」可以享受免費而頻繁的性愛，這種免費的娛樂令他們上癮，每日消費定量索瑪則強化了他們乖乖仔的行為模式。如此一來，就可以指望他們不會給優質人群製造麻煩了。 但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我們還不能對人類的繁衍做任何系統性的干預。只不過，目前隨意、不經控制的繁衍模式，不僅使這個星球人口膨脹，而且似乎還「確保」了這巨量人口的質量較為低劣（從生物學的角度上說）。在過去的壞日子裡，任何一個小孩，只要有或大或小的基因缺陷，都很難存活；而今天，由於衛生條件的改善、現代化的藥物學以及社會良知的決心，絕大部分有基因缺陷的小孩都能長大成人，並能繁衍，使其基因缺陷擴散。按此趨勢，醫學每有進步，受基因缺陷詛咒的人群存活率亦隨之增長。 儘管新奇藥物不斷產生，醫療手段不斷改進——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正因為這些原因——大眾的體質卻不僅沒有任何增強，甚至還在惡化。隨著體質的下降，人類的平均智商也很可能隨之下降。其實，某些主管當局確信，這種下降的趨勢已經發生，並且將持續發展。謝爾登[1]有言：「政策環境是軟弱的、不作為的，因此人類最好的血統正隨意與較差的血統（它們方方面面都比最好的血統低劣）混雜。……在學術圈子裡，目前流行向學生傳授如下觀點：擔憂不同血統出生率的異動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所有這些人口的問題其實不過是經濟、教育、宗教、文化或其他什麼東西在作怪罷了。這種樂觀像極了波利安娜[2]。但是，錯誤的生殖方式才是根本原因，它是要從生物學角度去探討的。」他還補充說：「1916年，推孟[3]嘗試將美國人的平均智商定為100，但自此之後，沒有人知道這個國家民眾的平均智商降低了多少。」 在欠發達國家，當人口出現過剩現象時，其五分之四的國民每天攝入的熱量不到2000焦耳，只有五分之一的國民可以享受均衡營養，在這種情形之下，誰相信民主制度會自發生成？即使外界力量強加給這個國家以民主制度，或者政府自上而下強行推廣民主制度，它又怎能存活？ 我們再來看看已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雖實行民主制度，但因為任由劣生學發揮影響力，國民的智商和身體機能同步下降。在這樣的國家，其個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傳統還能持續多久？五十到一百年之後，相信我們的後代將會看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極其惱人的道德難題。所有人都知道，不能為了達到良好的目標而不擇手段。但是，如上所述的眾多反覆出現的問題，手段良好，結果卻甚是糟糕，這又該怎麼解釋？ 我們舉一個熱帶島嶼的例子，在DDT的幫助之下，我們消滅了瘧疾，在兩到三年內，我們挽救了成百上千人的性命。很明顯這是一件好事。只是，這被挽救的成百上千人，和他們此後生育、繁衍的成百萬人，不僅衣不蔽體、無屋遮身、大字不識，甚至還耗盡該島的資源。是的，人們不再因瘧疾而死，但是營養不良、人口膨脹卻使生活質量低下，於是，普遍飢餓帶來的慢性死亡卻威脅著數量更加龐大的人群。 再舉先天不足的人為例，我們的醫學和社會救助體系確保他們也可以繁殖後代。幫助不幸的人很明顯也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良的突變基因在我們的後代中大規模傳布，遺傳庫受到不斷的污染，這絕對是個壞事情，因為人們本來要從此遺傳庫中覓取優良基因。我們深陷道德悖論之中，想找到一條中庸的道路，我們需要融合善良的意願，還有全部的智慧。 ------------ [1]威廉姆·赫伯特·謝爾登（William Herbert Sheldon，Jr.，1898—1977），美國心理學家，曾師從卡爾·榮格，先後在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俄勒岡大學從事教學工作。 [2]《波利安娜》（Pollyanna），是美國作家埃莉諾·波特（Eleanor Porter，1868—1920）於1913年創作的一部小說，小說的女主人公波利安娜是一位極天真的樂觀主義者。 [3]劉易斯·推孟（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美國心理學家，被稱為「智商之父」。他開創了教育心理學，並對智商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極力提倡優生學，還曾任美國心理協會會長一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