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美麗新世界 · 譯者序

老舍先生當年在英倫半島講授漢文，為提高個人水平，焚膏繼晷，大讀英文小說，因此萌生了寫小說的念頭；我與之相反，年輕時即懷了小說家的夢想，因為這一痴夢，在大學時期也讀了些英文小說。那時自行規定，每晚睡前至少讀二十頁，確實堅持了一段時間，也讀了一些書，比如D.H．勞倫斯的《戀愛中的女人》《兒子與情人》，他的中篇小說《公主》也寫得非常優美。哈代的《遠離塵囂》《無名的裘德》《苔絲》《還鄉》我也都很喜歡，因小說中那種擺脫不去的宿命感，還有那份詩意。 此外，還有兩部小說讓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因為它們，我才知道世上還有一類「反烏托邦」小說，並被作品中描述的世界深深打動，自己也依樣畫瓢，寫了人生中第一部可以算是長篇小說的敘事作品《雲中帝國》，只是早扔在舊紙堆中，雲深不知處了。 在當時，我是一點兒都不會料到，多年之後，我竟有幸翻譯《美麗新世界》和《重返美麗新世界》。好比重溫舊夢，但這夢其實沉重。作者阿道司·赫胥黎在七十多年前提出的那些關於人類命運的問題，即便今日也未能完全解決，並依然促使今人對現狀進行反省，對未來進行思考。而只有學會反省與思考，人類才有希望。人人都關心這個世界的氣候、政治、榮耀與恐怖，才有可能解決其間威脅人類命運的問題。如果沒有反省與思考，任邪惡、恐怖和罪行臨在別人身上卻不去聲援，終有一天那些邪惡、恐怖和罪行將會臨到我們自己身上——這才是真正可怕的未來，因為未來就源於當下。 《美麗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生於1894年7月26日，卒於1963年12月17日。此人出身世家，其祖父是著名的生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以「達爾文的看門狗」自詡，是進化論的堅定信奉者，其名作由嚴復引介翻譯為《天演論》，在中國影響至深；其父倫納德·赫胥黎則是《康希爾雜誌》的編輯、傳記作家；其母是詩人、批評家馬修·阿諾德的侄女。可見，赫胥黎家學淵源深厚，加之天資聰穎，1908年進入了著名的伊頓公學，但因眼疾輟學；後於1913年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攻讀文學，1916年畢業。在牛津期間，他認識了勞倫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17年，赫胥黎在伊頓公學執教，並開始詩歌創作，但很快便放棄了。在伊頓工作的三年間，他屢次前往倫敦，混跡於以伍爾芙為核心的「布魯姆斯伯里圈」[1]。1919年從伊頓辭職後，赫胥黎開始新聞寫作，並利用空閒時間進行小說創作，同年在比利時結婚。1923年，他放棄新聞工作，專心從事小說創作。在此期間他四處遊歷，1920年代一度旅居義大利，1937年遷居美國洛杉磯。1960年他被診斷出患有癌症，並於1963年去世。巧合的是，他去世的當天正是甘迺迪總統被刺殺的那一日。 作為二十世紀影響力極大的作家，他一生寫作了五十多部各種類型的作品，代表作有《美麗新世界》《重返美麗新世界》《盧丹的惡魔》《島》等。他既是小說家，也是小品文作家、社會評論家、劇作家、詩人，晚年成為了神秘主義的信奉者。 1921年，赫胥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銘黃》（Crome Yellow），立刻得到了普魯斯特的讚許，他認為赫胥黎在英語文學中占據了不可動搖的位置。1923年出版的小說《滑稽的環舞》（The Antic Hay）因作品吐露出的幻滅性和諷刺性而受到了評論界的質疑，但卻得到年輕讀者的喜愛。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林爵士曾回憶說，他在青年時代把赫胥黎視為文化英雄。1928年，赫胥黎的小說《旋律的配合》風靡英美。1932年，赫胥黎出版了《美麗新世界》，這部小說也成為其一生文學創作的巔峰，在文學界、思想界引發熱議，並被譯為多國語言銷售至今。此書雖因其機智的文筆和出色的諷刺著名，但作者在寫作時卻秉持認真嚴肅的態度，這一態度延續到其後來的《重返美麗新世界》。全書瀰漫的悲觀主義氛圍為赫胥黎晚年遁入神秘主義和東方哲學世界埋下了伏筆。老年的赫胥黎致力於研究印度哲學，引起了廣泛的非議。但這種事並不罕見，英國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不是也在晚年去研究上帝了嗎，為的是找到「第一推動力」；馬克·吐溫在晚年結識了天才物理學家尼古拉·特斯拉後，也寫出了與自己其他作品風格完全不同、悲觀厭世的《神秘的陌生人》。赫胥黎之所以研究神秘主義，據他自言，為的是尋找到能幫助人類突破種種局限的「終極真理」。1936年，他在《加沙的盲人》（Eyeless in Gaza）中公開宣稱自己信仰神秘主義，此後又在小說《天鵝死在許多個夏天之後》（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m）、《時間必須停止》（Time Must Have a Stop），以及其他文章中闡述自己對神秘主義的看法，宣揚神秘主義信仰。《天鵝死在許多個夏天之後》還獲得了1939年的「布萊克小說紀念獎」。 除了小說，赫胥黎還寫作了大量論文和傳記。1952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紀實文學作品《盧丹的惡魔》，而1954年出版的《認識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是赫胥黎在服用致幻劑後寫下的一部描寫自己神秘體驗的作品，在西方國家藥物濫用的1960年代，此書極其暢銷。1958年，他出版了重要著作《重返美麗新世界》，回顧了《美麗新世界》出版後二十餘年裡世界的風雲變化，並預言了人類的未來。 在國外，《美麗新世界》赫赫有名。前不久，美國蘭登書屋下屬的現代圖書館（The Modern Library）組織的由多名學者、作家組成的評選委員會評出了二十世紀出版的百本最佳英文小說。其中《美麗新世界》高居第五位，僅次於《尤利西斯》《了不起的蓋茨比》《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和《洛莉塔》，可見其在西方國家讀者心中的地位。美國人查爾斯·M．赫爾墨斯在其著作中評論道： 我們為何要認真審視赫胥黎的作品，其中價值又何在？準確而言，是因為赫胥黎善於清晰地描繪人類在二十世紀整體精神中理性與道德的纏鬥。或許勞倫斯能真誠地表達對這種纏鬥的感受，卻不能像赫胥黎一樣擁有顯微鏡一般的觀察力；或許喬伊斯能掙脫此種纏鬥之束縛，但他似乎不能像赫胥黎一樣自東方哲思中發現精神的綠洲；或許E.M．福斯特能掌握異鄉文化，但他卻易於視藝術為自足自滿之物，並不能如赫胥黎一般鼓舞社會；或許伍爾芙能清楚勾勒私人的苦痛，但她卻不能如赫胥黎一般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以利發現療治這苦痛的良藥。因此，正是赫胥黎，從二十世紀的英語作家中脫穎而出，最完美地關照、容納了現代世界的方方面面，並在最普遍的層面最為出色地詮釋了現代世界的價值觀。 而《美麗新世界》在我國卻並未產生足夠大的影響，遠不如奧威爾和他的《一九八四》聲名顯赫。其實，作為反烏托邦小說，赫胥黎設想的未來世界比奧威爾設想的更貼近我們的生活，讓人感覺親切而驚悚。止庵先生曾撰文推薦此書，他自言平生以《一九八四》對其影響最大，但與《美麗新世界》比較，他以為後者更深刻。他說： 如果要在《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之間加以比較，我會說《美麗新世界》更深刻。我不認為「一九八四」有可能百分之百實現，因為畢竟過分違背人類本性；但是裹挾其中，還是感到孤獨無助。然而「美麗新世界」完全讓人無可奈何。對「美麗新世界」我們似乎只能接受，因為一個人能夠抵禦痛苦，但卻不能抵禦幸福。 於我而言，多年後翻譯《美麗新世界》，有如一個美麗卻沉重的夢，有很多體會和感受。 首先要提到的是《美麗新世界》的空間結構。在赫胥黎創造的未來世界中，存在三個並行的空間：一是「野人」約翰出生、成長的印第安村落；二是約翰遊歷的「文明社會」萬邦國，萬邦國由十位元首統治，文中唯一露面的是穆斯塔法·蒙德；三是亥姆霍茲及其他思想犯們被流放的荒涼島嶼。這三個空間設置得極妙，分別象徵了野蠻荒誕、過度文明和思想新生。 其次，此書的時間構成也頗為新穎有趣。小說以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推出福特T型汽車，並第一次在汽車工業中引入流水線作業的1908年作為「新世界」的開元之年。故此，福特紀元632年就相當於公元紀年的2540年。小說中的「文明社會」以福特作為信仰對象，建立的是一個講求絕對權威，要求民眾保持原始思維的愚民社會。而在印第安村落的「野蠻世界」里，則以宗教儀式做對應，這些宗教儀式同樣是極其原始的。可見這兩個空間並沒有本質區別。 理解小說的時空背景之後，我們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小說的眾多要素。 其一是人物。在這部小說中出現的主要人物以男性為主。四位男主人公的命運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天才。其中，穆斯塔法·蒙德是順應潮流的天才；伯納德·馬克思雖然做了反抗，但天性軟弱，是放棄抵抗的天才。「野人」約翰跨越三大空間，亥姆霍茲跨越兩大空間，他們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決心，是徹底的天才。作者信任的不是大眾，而是個體中的天才。天才的特點是反叛性，穆斯塔法·蒙德和伯納德·馬克思反抗的是他們真實的自我，這種反抗也就變成了對自己的否定；而亥姆霍茲寫作歌謠，針對的是學生；約翰在醫院外對著「卡其色的烏合之眾」演講，質問他們：「但是你們喜歡做奴隸嗎？」並且將索瑪藥片傾倒一空，從而引發騷亂。後面兩位天才的反叛，是反叛體制，但是失敗了。文末，亥姆霍茲被放逐，是天才被放逐；「野人」約翰之死，是天才之死。由這四名主要人物的命運，可知整部小說全然是悲傷的。 其二是小說對「新世界」里社會機制的描述，這反映的正是作者未來學的思想體系。正是這套思想體系，證明了赫胥黎天才般的直覺。 在萬邦國里，社會機制的核心是什麼？其實上文所引止庵的一段話中早已道破，就是「幸福」二字。穆斯塔法·蒙德自言：「我們信仰的是幸福與穩定。」而列寧娜作為一個標準的合格國民，重複了「如今人人皆快樂」的說教。為了達致所謂的「幸福」，萬邦國以技術為基礎，對國民進行嚴密的思想、行為監控，而可悲可怕的是，大部分國民並沒有受壓迫感。這種國家確乎稱得上是「幸福」的國家了。 作為「幸福」的表征，有很多方面：直升機交通、電磁高爾夫球、真空震動按摩機、性激素口香糖、老年狀態消失（但仍有死亡）、芳香樂器、感官電影——這種電影沒有複雜的情節，只有快感的刺激： 「會有一場床戲表演，就在熊皮毯子上大戰，據說美妙至極，你甚至可以看到每一根熊毛都栩栩如生呢。」 最核心的「幸福」只有兩個。一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性交自由；二是索瑪提供的嗑藥快感。 萬邦國的小孩從小就開始「玩低級的性愛遊戲」，到了成年，更是暢享性愛。亥姆霍茲更是「在不到四年時間裡與六百四十名不同的女孩顛鸞倒鳳」。 至於索瑪，穆斯塔法·蒙德的評價是：「這是一款完美的藥物，它令人精神愉悅，令人鎮靜，還能讓人進入美妙的幻覺世界。這藥物綜合了基督教和烈酒的長處，卻沒有遺留二者任何一個缺陷。它可以讓人隨時遠離現實生活，仿佛遁入悠閒假期，醒過神來，不僅一點都不頭痛，而且還不會胡言亂語。從技術上來說，社會和諧終於得到確保。」 當然，為了達到「全民幸福」，還需一些技術手段的幫助，萬邦國所利用的技術如下： 克隆技術：此時胎生已經禁止，且「父母乃是色情的東西」。在倫敦孵化場及馴化中心，現代化的人體胚胎產生過程被詳盡描述，經過所謂的波氏程序，一個卵子會繁殖、分裂。「一個卵子，最少能長出八個、最多能長出九十六個分體，每個分體則會長成完美無缺的成型胚胎，每個胚胎也都將順利發育為完全的成人。」這是同一個卵子克隆出來的一模一樣的人形動物。但卻被萬邦國的人認為是「自然界無與倫比的進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萬邦國，人大致分五種，各完成其社會職責，這種等級之區分，就是刻意控制克隆過程的結果。而這種等級制，完全是借鑑了最古老的種姓制度，再一次證明了小說中印第安村落和萬邦國兩個空間的本質相同。 新巴甫洛夫條件馴化：對嬰兒進行馴化——採用電擊方式。比這一馴化過程更普遍的方式是睡眠教育，號稱「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道德、社交力量」，即通過睡眠時向嬰兒、少年灌輸固化的思想而戕害其獨立的思維能力。正如伯納德·馬克思心中所想，「六萬兩千四百多次的重複就能製造一個真理」。 在對技術的描述方面，赫胥黎可謂極盡恐怖之想像，以至於「他的作品給現代知識者造成極深的印象，只要提及技術，人們便會生髮複雜的敵意。」 配合科技手段，萬邦國還建構了「主福特紀念日」「社群賽歌會」「團結儀式日」等群體活動，它們是非暴力的，但一定是強制的。小說中提及伯納德·馬克思參加了一場「團結儀式日」，在《團結聖歌》的音樂中，在索瑪的藥效刺激下，參加者皆進入痴狂的境界：「他們繞著圈走，一支圓形的舞者的隊伍，每個人都將雙手放在前面一人的屁股尖上，轉呀轉，一起高叫，一起隨著音樂的節奏跺腳，敲打著前面人的屁股。」於是眾人陷入迷狂、縱慾，直至達到儀式的目的，以小說中的文字言，即是：「為一己之泯滅」。 所有這些技術手段和群體活動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社會全體的幸福。這幸福似乎達到了，看起來這套社會體系完美無瑕。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去揣摩文字，卻能看到那完美的表層之下，何嘗不是千瘡百孔呢？ 我們需知，這套社會體系真正的敵人其實就是個人。睡眠教材中有句名言：「當個體自作主張，社群將蹣跚混亂。」揭櫫了萬邦國對個人的真實態度。 小說中的人物穆斯塔法·蒙德放棄了「個人性」，成為了元首；伯納德·馬克思雖然最終因恐懼而放棄了抵抗，但他一度也具有「個人性」，他開著飛機帶著列寧娜懸停於大海之上，在列寧娜的恐懼中，他喊出了獨立的聲音： 「似乎我原本可以是一個更像我的人，但願你明白我的意思。一個更純粹的自己，而不是徹底成為別的事物的一部分，更不是社會肌體內一個小小的細胞。」 這種「個人性」的覺醒，使伯納德·馬克思變成了人們眼中的怪人，一個孤僻的人。而亥姆霍茲則是因為精力太過旺盛，同樣發展了「個人性」：「因為感到自己多才多藝，而一樣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獨特和孤獨。」他甚至寫作了關於孤獨的一首絕妙的歌謠。至於野人約翰，他的孤僻更其了得。造成他孤獨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在他遊歷的兩個主要空間裡，他無一不是主流之外的人。在印第安村落，他因為外來人的身份，而被拒絕於印第安人的社群之外，在那裡，他深深感到孤獨的存在：「孤獨，永遠是孤獨」；在萬邦國，他因為自身攜帶了異質的文化，與萬邦國的社會體制產生了尖銳的衝突。而在荒郊野外，當人們欣賞其自我鞭笞時，他內心的高貴最後崩潰，居然與他蔑視的人群同流合污，當其清醒、意識到自己的「個人性」消失之後，便不得不殺了。小說的最後，約翰上吊而死： 緩緩地，緩緩地，像羅盤上兩個指針般，不急不慢，從容不迫，那雙腳向右邊盪去，先是北邊，然後是東北方向，然後是東邊、東南、南邊、西南，然後停住。幾秒之後，又是不急不慢、從容不迫地向左邊盪去，西南、南邊、東南、東邊…… 這是一個絕妙的場景。 魯道夫·B．蘇墨（Rudolf B.Schmerl）就此評論說：「死亡朝向所有方向。萬邦國的幸福和諧本質上不過是死亡之呈現罷了。[2]」 1946年，赫胥黎在新版《美麗新世界》的前言中寫下過這樣一段話：「（在1932年）我冒出一個想法，覺得人類有天賦的自由，卻選擇成為瘋子或癲子。這想法我自覺有趣，但……恐怕也極可能是事實。」 赫胥黎的悲觀一覽無餘。 但正如前文所言，赫胥黎的這種悲觀，實際上是慈悲。他念念難忘的，還是將人類的未來分析清楚，並期望能找到解決人類問題的方法。 1958年，赫胥黎出版了《重返美麗新世界》，此書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思考，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不僅更加清醒地預感到極權社會的出現：「極權社會恭候人們蒞臨，就在下一個街角」，而且還對這個未來的極權社會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它既是對《美麗新世界》思想的深入解釋，有助於讀者對小說的理解；又超越了小說的思想維度。 赫胥黎寫道：「客觀勢力正在迫使我們一起往《美麗新世界》那樣的噩夢世界進發，這一趨勢，我們似乎無法逆轉。商業集團和政治集團刻意推動這一趨勢的加速，為了少數權貴的利益，它們已經發明了新的技術，去操縱大眾的思想與情感。」 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導致極權主義新的發展呢？人豈非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這些因素包括：人口的膨脹（對資源的壓迫）、組織的膨脹（政治、經濟力量日益集中在少數權貴和大公司手上）、非理性的意識形態宣傳（在獨裁者的武器庫中，大眾傳媒是「最生猛的武器」，而娛樂化的世界則讓大眾好比患上毒癮）、「群體毒藥」（烏合之眾失去理智的力量，失去道德抉擇的能力，他們習慣於被人教唆，終至失去判斷力和自主意志）、商業宣傳（滿足大眾的欲望，甚至小孩子都被蠱惑了）、最先進的洗腦術（包括了高級的條件反射技術、「潛意識投射」技術、睡眠教育法）以及化學藥品（製造一個躲避現實的幻覺的天堂），等等。 以上列舉的，有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即能清晰感知；有些也許存在，但我們感覺不到；還有些可能沒有在現實中出現，但其使用條件已經成熟。 總之，讀過《重返美麗新世界》，但凡一個有基本判斷能力的人都要驚呼恐怖了。因為如果我們不具有獨立的思想、自由的堅定意識，我們將會走上奴役的道路。 理察·J．沃德（Richard J.Ward）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重返美麗新世界》中提及的種種因素）將導致人類成為奴隸，它們摧毀每個人的個性和獨一無二的心智，並最終毀掉人的自由。」[3] 赫胥黎不願坐以待斃，他呼籲讀者，起而反抗這危險的趨勢。他寄希望於自由的、尊重多元性的教育：「關於自由的教育，首先需注重事實和價值。這些事實，包括了個人的差異性、基因的獨一無二性；由這些事實則推衍而出相關的價值，包括自由、寬容、互愛。」 他寄希望於立法，來禁止非理性的意識形態宣傳、「潛意識投射」技術和睡眠教育法，雖然效果可能有限。 他亦寄希望於鄉村社區的復活。 也許這些危險的勢力太過強大，如上辦法不能有效抵抗，但赫胥黎在文末發誓：「只要一息尚存，我們仍需盡一身之責，竭盡所能，抵抗到死。」 這也許是悲壯了些，但這是一個思想者發出的最強音，這個最強音應該鳴響在每一個熱愛自由、熱愛人類的人的耳邊。 《重返美麗新世界》的文筆也同樣值得欣賞。赫胥黎繼承了自弗蘭西斯·培根已降英倫才子們雄辯、流暢的議論之風，讀來暢快淋漓。 最後，要感謝這本書的編輯，若無他的介紹，我是無緣翻譯這本書的。 是為序。願讀者閱讀愉快。 莊蝶庵 2015年元月 [1]二十世紀初一個號稱「無限靈感，無限激情，無限才華」的英國知識分子小團體，團體中有許多名人，如梅納德·凱恩斯、G.L．狄更斯、E.M．福斯特等。團體的核心人物是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和她的姐姐。 [2]見其論文The Two Future Worlds of Aldous Huxley，PMLA雜誌，1962年第三期。 [3]見其論文The Tired，Timid World of Aldous Huxley，Review of Social Economy雜誌，196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