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論文選集 · 《廿二史劄記》二《漢書》書恆山王條書後 [1]

漢惠帝在位七年，呂后稱制八年。《史記》惠帝事，均書於卷九《呂后紀》。今本通篇不提行，頗不易讀。《漢書》另立《惠帝紀》作卷二，《高后紀》作卷三，每年提行，眉目清晰；惟書恆山王事，不如《史記》之密，為《廿二史剳記》所譏。 恆山王者，呂后稱制時所立少帝之一。惠帝崩後，曾兩立少帝，皆稱後宮子。其一不知名，立四年，被呂后廢殺；其一即恆山王，繼前少帝而立。呂后崩後，大臣以其非孝惠子，並誅之。王一人三改名：後稱制元年立為襄城侯，名山；二年恆山王不疑薨，立山為恆山王，更名義；四年立為帝，更名弘。《史記·呂后紀》所敘甚明晰。 《漢書·高后紀》，元年立為襄城侯，已名弘。據荀紀六，知今本《漢書》二年下脫去立襄城侯弘為恆山王一節，四年忽書立恆山王為帝，語出無根，《劄記》譏之是也。然此乃傳寫脫漏，非《漢書》有意刪節；且恐唐本已然，故師古釋晉灼說，雲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而不及二年所立之恆山王弘也。惟以襄城侯為弘，荀紀同，自是《漢書》所改，晉灼所謂以後名為正也。然今本灼注以高后元年為惠帝元年，亦誤。 《劄記》又譏《漢書》前稱孝惠后宮子，後雲皆非孝惠子，以此為歧互，非也。前所書者系立之之時，太后謂為孝惠后宮子；後所書者系誅之之時，大臣謂為皆非孝惠子。據事直書，並不歧互。且《史》、《漢》同詞，不得獨謂《漢書》歧互也。 「恆山」《史記》作「常山」，避文帝諱。《漢書》仍作恆山，蓋已祧不諱，或後人回改也。「弘」《劄記》作「宏」，避清諱。 * * * [1] 此文及以下四篇，均為作者講授「史源學實習」課時所作的範文，除篇末註明者外，生前未發表過。 《廿二史劄記》七《晉書》條末引唐藝文志訂誤 《隋經籍志》所據，皆唐初現存之書。《舊唐志》據開元母煚《古今書錄》，《新唐志》據《舊志》而續增天寶以後書。論唐初所存晉史，自應引《隋志》，不應引《唐志》，更不應引《新唐志》也。 《劄記》七《晉書》條末引《新唐志》晉史凡十種，幾無一種無問題。今疏舉如下： 一、陸機《晉紀》，見《隋志》。今作陸機《晉帝紀》，《新志》沿《舊志》誤也。 二、劉肜注干寶《晉紀》，見《梁書》四九、《南史》七二《劉昭傳》，及《史通》五《補註》篇。今作劉協，《舊志》誤而《新志》沿之也。 三至五、劉謙之、曹嘉之、鄧粲，皆著書名《晉紀》，見《隋志》。劉，宋中散大夫；曹，晉前軍咨議；鄧，晉荊州別駕。按朝代，曹、鄧應在劉前，《新志》沿《舊志》之誤，《劄記》又誤脫兩「之」字，不知以「之」為名，南朝風氣也。 六、《晉紀》鄧粲撰，《晉陽秋》孫盛撰。《隋志》兩書相連，《舊志》誤讀為鄧粲撰《晉陽秋》，今本《舊志》又誤作《晉陽春秋》。「春」為東晉簡文鄭太后諱，當時著書名「春秋」者皆曰「陽秋」，後人於「陽」字旁註「春」字，遂連寫為「晉陽春秋」。《新志》既出孫盛書，又沿《舊志》之誤，重出鄧粲書，失考。 七、檀道鸞《續晉陽秋》，見《隋志》及《南史》七二《檀超傳》。《舊志》誤「續」為「注」，《新志》又誤「陽秋」為「春秋」。 八、蕭子顯《晉史草》，《隋志》入正史類。子顯字景陽，《古今書錄》避唐中宗諱稱其字。《新志》沿《舊志》誤作景暢，蓋不知為子顯也。 九、《續晉紀》五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撰，見《隋志》。季產名疊，見《宋書》五七、《南史》二九《蔡興宗傳》。《舊志》作《晉續紀》，郭秀彥撰，誤也。《新志》作季產，是矣，然何以仍作《晉續紀》？且季產應列蕭子顯前，今沿《舊志》列子顯後，亦誤。 十、《晉錄》五卷，不見《隋志》，《舊唐志》亦無撰人。是否實有其書，頗為疑問。 統計十種之中： 人名誤者五：劉協、劉謙、曹嘉、蕭景暢、郭秀彥。 書名誤者四：陸機《晉帝紀》、《晉陽春秋》、《晉春秋》、《晉續紀》。 撰注誤者二：鄧粲撰《晉陽秋》、檀道鸞注《晉陽秋》。 次第誤者二：劉謙之在曹嘉之、鄧粲前；蕭子顯在郭季產前。 大抵皆《舊志》之誤也。《新志》改正者一：郭季產；《新志》自誤者一：《晉春秋》；《劄記》自誤者二：劉謙、曹嘉。尚有卷數之誤，以《劄記》未引，姑從略。 《隋志》格式，撰人在書名下，小字雙行，冠以朝代，次第明晰。《舊唐志》盡將朝代刪去，遂有宋在晉前、梁在宋前之弊。《新志》因之，更將撰人改在書名上，遂有撰注不明之弊。不知《劄記》考唐初晉史，何以不引《隋志》而引《新唐》也。 書全謝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記》後 [1] 《鮚埼亭集》三十有《先侍郎府君生辰記》，侍郎者謝山之六世祖，以明弘治十一年戊午閏十一月三十日生。全氏子孫以閏十一月不易遇，即遇亦未必有三十日，故凡遇閏十一月則有慶；若並遇三十日則大慶。自弘治戊午至永曆庚寅，一百五十三年，七遇閏，再遇晦，子孫皆有詩，謝山乃為文記之。文僅六百三十言，而年月日之誤凡八。其中有並非閏十一月者二，則記文所謂「九遇閏」者實得七也。今疏其誤點如下： 開首第一句曰：「弘治十年戊午閏十月。」弘治戊午是十一年，非十年，誤一；是年閏十一月，非十月，誤二。 又曰：「己丑六十八歲」。戊午生，六十八歲是乙丑，非己丑，誤三。 又曰：「隆慶甲戌置閏於是月，亦無晦。」甲戌是萬曆二年，非隆慶，誤四；是年閏十二月，非十一月，誤五；且大建，不得謂無晦，誤六。 又曰：「萬曆癸未，置閏於是月，亦無晦。」癸未萬曆十一年，是閏二月，非十一月，誤七。 又曰，崇禎壬午，順治庚寅，「皆置閏於是月」。順治用時憲歷，閏在辛卯二月；其閏在庚寅十一月者，是永曆四年大統歷，非順治也，誤八。 右八點，除二、三兩點可委為手民之誤，順治庚寅，或因時忌而改外，余皆不得其致誤之由。疑所據者為家譜，從後追紀，工具書不完備，故有此誤。《十駕齋養新錄》所以謂「家譜不可信」也。 謝山之文，撰於乾隆八年癸亥，去崇禎之亡國正百年，而未嘗一閏十一月。謝山以此為置閏之失，歷學之疏，安得精於甲子者考而正之云云。是豈獨乾隆以前，終有清之世，亦未嘗閏十一月，此時憲歷之法也。然明清所用曆法不同，謝山豈不知，而復有雲者，慨故國之久亡，特借閏以寄其意耳。 * * * [1] 此文曾發表於《輔仁學志》第十一卷第一、二合期（1942年12月）。 書全謝山《〈通鑑〉分修諸子考》後 [1] 《鮚埼亭集》外編四十，有《〈通鑑〉分修諸子考》，陳漢章《綴學堂初稿》四，曾書其後，然皆不能無誤。《通鑑》之修，諸子先為長編，溫公乃筆削為定本。今《通鑑》定本，周秦八卷，漢六十卷，三國南北朝一百十六卷，唐八十一卷，五代二十九卷。長編分屬，據胡注《通鑑》序言，漢則劉放，三國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說本無誤，特未言及五代耳。周秦八卷，本溫公自修，名《通志》。《溫公集》五七《進通志表》，言「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是也。 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四月，命光續成此書，光乃薦劉恕、趙君錫同修。君錫不赴，命劉攽代之。明年十月，神宗親制序，賜名《資治通鑑》。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光又薦范祖禹同修，見《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書名長編，即自比於分修諸子。《綴學堂初稿》引此條，作熙寧二年，偶誤。計其時，漢紀、三國已成，攽修南北朝，恕修五代，范修唐。謝山所引溫公與范帖，皆范初任職時語。顧棟高《溫公年譜》編此帖於本年，是也。《綴學堂稿》謂為熙寧元二年初議，熙寧元二年，范尚未預修書事也。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十二月書成。李燾追述修書經過，謂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范祖禹代之，是范任職未久，攽即離局。恕之接修南北朝，當在五代長編既成之後。 《溫公集》六二《與劉道原書》，謂道原五代長編，計不日即成。《集》五三《乞官劉恕一子札》，又言十國五代之際，傳記訛謬，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是恕分修五代之證。《范太史集》三八《劉君墓碣》，言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司馬公悉委而取決。《通鑑問疑》中，又有君實問「道原於長編何故書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等四條，是恕分修三國南北朝之證。 謝山據溫公與范帖，有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語，謂五代為道原所修，是也；謂隋以前一百八十四卷，皆貢父所修，則實未深考。攽在局五年，只修漢六十卷。《宋史》三一九《放傳》，亦言攽「專職漢史」。三國至隋百十六卷，並五代二十九卷，皆道原所修，故當時論者，推道原之功為多也。與范帖附今《通鑑釋例》末，為原本《溫公集》所無。《十七史商榷》百謂此帖《溫公文集》亦收，蓋後來刻本補入耳。胡氏《通鑑釋文辯誤》序，謂此帖得之三衢學官，司馬伋取以編於《前例》之後，是胡氏曾見此帖，而不以南北朝屬攽者，知其後已改屬恕也。 《四庫提要》史評類《通鑑問疑》條，引邵伯溫《聞見錄》，謂《通鑑》以史記前後漢屬劉攽，唐五代屬范祖禹，三國曆九朝至隋屬劉恕。《綴學堂稿》因之，謂邵伯溫從其父侍溫公几杖間，聞見必審。不知邵氏並無是說，《四庫提要》謬也。是說實出晁說之，《嵩山集》十七《送王性之序》云：溫公之子康公休嘗相告曰，《資治通鑑》之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曆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及五代則范純甫，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 晁說之傳溫公潛虛之學，見《宋元學案》二十二，而於《通鑑》之編纂，似未預聞。《嵩山集》十八《題長編疑事》，於《通鑑》稿名長編，為溫公自名，抑道原名之，尚不甚了了，則其所述公休之語，於漢前加史記，唐後加五代，未必無誤，故胡氏不採其說。《綴學堂稿》謂梅 用其言以為序，梅 序何嘗有史記五代之言？又謂其說與《宋史》同，《宋史》攽傳、范傳，亦何嘗有史記五代之言？又謂李燾上《續通鑑長編》表，與邵說同，李表只言唐三百年，范實掌之，何嘗有范修五代之說？《綴學堂稿》蓋失考也。 《綴學堂稿》頗注意每卷結銜，然結銜只可考《通鑑》定本之年，不能考諸子分修長編之年。如五代長編，早成於元豐元年道原未卒之前，而定本則五代成於最後。范終其事，故誤五代為范修；攽始其事，故誤史記為攽修。《緯略》十二，載溫公與宋次道書，言到洛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此自是指定本，而或又誤以南北朝為公自修，不知長編除周秦外，皆諸子分修，定本則無一字非公自修也。 長編卷帙浩繁，時愈近則愈甚。單唐一代，已有六百餘卷，定本只八十一卷。醇夫又自為一書，名曰《唐鑒》，僅十二卷，本非《通鑑》中之唐紀也。伊川諸公頗許之，見《三朝名臣言行錄》十三引《范太史遺事》。謝山以為冗，似混二書為一。又《通鑑》漢至隋，一百七十六卷，謝山作一百八十四卷；五代二十九卷，謝山作二十七卷，皆誤。《嵩山集》言三國曆七朝而隋，《通考·經籍考》引作九朝，《四庫提要》引《經籍考》誤作邵氏，《綴學堂稿》引邵氏又誤作九朝，與《提要》同，知其采自《提要》，並未檢邵氏原書也。 * * * [1] 此文曾發表於1947年2月12日天津《大公報》《文史》周刊第17期。 《日知錄》停年格條注引辛琡考 [1] 《日知錄》通行本有多種，然可大別為二類：一潘耒遂初堂本，二黃汝成集釋本。黃本即由潘本出，故潘本誤者，黃本多誤。若黃本自誤，則覆刻黃本者更無不誤也。 《日知錄》八停年格條，注引吏部尚書辛琡言，不著朝代，遍檢諸史無辛琡。惟反對停年格者有薛琡，「辛」蓋「薛」之訛。薛琡見《北齊書》廿六、《北史》廿五，《日知錄》所引乃《北齊書》也。「薛」何以誤「辛」？字闕左上旁，又涉下文《魏書》辛雄而誤耳。潘本先誤，黃本未能校正，故僅據《史姓韻編》等工具書尋求辛琡，必無所獲，非考其事之內容不可也。事之內容為選舉，故可於選舉類求之。然《通典》十六《選舉典》引《北史》，乃作薛淑，淑字曇珍，文應從「玉」，參諸《魏書》四四《薛野 傳》亦然，今從「水」誤也。 何以知《日知錄》所引為《北齊》？《通典》所引為《北史》？則以《北齊》此傳較略，《北史》此傳較詳。《北齊》謂琡遷吏部尚書，請廢崔亮停年格；《北史》謂琡遷吏部郎中，請廢前吏部尚書崔亮停年格。《北史》所載，為得其實，琡蓋先行洛陽令，免官復用，累遷吏部郎中，今本《北齊書》蓋脫去郎中一節，遂誤琡為吏部尚書，可以《北史》校之也。《通鑑》一四九載此事，稱琡為洛陽令，亦誤。因崔亮奏立停年格，在魏孝明帝神龜中，薛琡請廢停年格，在孝昌改元後，相距凡七、八年。《通鑑》統敘其事於神龜二年，時琡固未為吏部郎中，亦未為洛陽令也。鄭氏《通志》五九《選舉略》、《文獻通考》三十六《選舉考》，稱淑為吏部郎中，是矣。然誤「琡「為「淑」，與《通典》同，知其引自《通典》，非直接引自《北史》。是故一薛琡也，《日知錄》誤其姓，《通典》、《通志》、《通考》誤其名，《北齊書》、《通鑑》、《日知錄》誤其官，惟《北史》不誤，《通志》一五三列傳引《北史》，亦不誤。 * * * [1] 本篇發表於《輔仁學志》第十五卷第一、二合期（194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