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論文選集 · 耶律楚材之生卒年 [1]
以其子耶律鑄之生證其卒，以其父耶律履之卒證其生
耶律楚材卒年有癸卯、甲辰二說。《元文類》五七，宋子貞撰耶律楚材神道碑，言癸卯楚材忤後後，即接雲「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薨，年五十五」。「其年」雲者，承上文癸卯言也。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五，楚材傳，則直雲「癸卯薨，年五十五」。《元史》一四六楚材傳則言楚材「甲辰夏五月薨於位，年五十五」。《太宗紀》同。
神道碑及《名臣事略》均雲癸卯，何以《元史》改為甲辰？則以神道碑有「公以明昌元年生」之文，由明昌元年庚戌，計至五十五，當為甲辰，故加「甲辰」二字也。
然試以耶律楚材子耶律鑄之生證耶律楚材之卒，實為癸卯。何言之？《湛然居士集》十二有乙未為子鑄壽詩序雲，「鑄方年十有五」。由乙未逆數十五，當為辛巳。卷十四又有子鑄生朝詩云，「昔年出燕然，辰當攝提格。鶉尾得鳳毛，續後予無責」。攝提格謂戊寅，鶉尾之次於辰為巳，亦謂辛巳。《元史·耶律楚材傳》附鑄傳雲，「楚材薨，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生於辛巳，二十三正當癸卯。《元史》既於楚材傳改癸卯為甲辰，而同卷鑄傳年二十三之文卻未改為二十四，蓋不知其矛盾也。吾於此仍斷楚材之卒為癸卯。
然何以解於明昌元年（庚戌）生之說？則「明昌元年」四字，神道碑實誤也。碑雲，「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他日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楚材晉用』以為名字。公生三歲而孤」。
既曰「六十得子」，又曰「三歲而孤」，則研究耶律楚材之生，當先研究其父耶律履之卒果在何年。《元文類》五七，有元好問撰耶律履神道碑，雲「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八月辛巳，車駕臨奠，諡曰文獻。」
據長曆，金明昌元年庚戌，六月甲申朔，丙午為二十三日，是楚材生四日而孤，非生三歲而孤也。可疑一。
履年六十而生楚材，六十一卒，是楚材生二歲而孤，非生三歲而孤也。可疑二。
據長曆，明昌元年庚戌，八月癸未朔，無辛巳，則所謂「八月辛巳車駕臨奠」者，非明昌元年也。可疑三。
若楚材果以元年庚戌生，生三歲而孤，則履當卒於明昌三年壬子；然明昌三年八月辛丑朔，亦無辛巳。可疑四。
考長曆，明昌元、二、三年中，六月有丙午，八月有辛巳者，唯明昌二年辛亥。明昌二年六月戊寅朔，丙午為二十九日，八月丁丑朔，辛巳為初五日，因此知《元文類》耶律履神道碑「夏六月」之上實脫「二年」或「明年」二字。檢《金史·章宗紀》，尚書右丞移剌履果以明昌二年六月丙午薨；而移剌履本傳亦言明昌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也。
履之卒年既明，則楚材之生年可定。履以明昌二年辛亥卒，則楚材所謂「三歲而孤」者，當生於己酉也。
《西遊錄》雲，「戊寅之春，三月既望，詔徵扈從西遊」。西遊之前，曾參萬松三年。萬松撰《湛然集序》雲，「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湛然集》八《從容錄序》十二《琴道喻序》亦云「參萬松三年」。是戊寅西遊時年三十，而始參萬松之年實為乙亥五月燕京被圍之後。《從容錄序》所謂「遭憂患以來，求祖道愈亟」也。乙亥年二十七，則亦當生於己酉。
然有左之疑問：
一、己酉為大定二十九年，何以楚材神道碑謂為「明昌元年」？蓋誤以章宗即位之年為明昌元年也。據《金史》，世宗以大定二十九年正月二日崩，章宗即皇帝位於柩前，明年改元明昌。今碑所謂明昌元年者，應為章宗即位之年己酉，而非明昌元年庚戌也。
二、己酉履年五十九，何以雲「六十而得此子」？舉大數也。履五十九生楚材，六十一卒，故楚材三歲而孤。
生於己酉，年五十五，則當卒於癸卯。《元史》輕信明昌元年（庚戌）生之說，故誤改其卒年為甲辰。經以上研究之結果，諸史料應改正者有下列三點：
一、《元史》楚材傳，應仍照楚材神道碑，不加「甲辰」二字。《太宗紀》同。
二、耶律履神道碑「夏六月」上，應照《金史》加「二年」二字。
三、楚材神道碑之「明昌元年」，當改為「大定二十九年」或「章宗即位之年」。
附年表
金世宗大定廿九年，已酉。正月二日金世宗卒，六月楚材生。
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二歲。
二年，辛亥。三歲，父履卒。
元太祖 元年，丙寅。十八歲。
十年，乙亥。廿七歲，燕京陷，始參萬松。
十三年，戊寅。三十歲，西遊。
十六年，辛巳。卅三歲，子鑄生。
元太宗 七年，乙未。四七歲，鑄年十五。
乃馬真後稱制元年，壬寅。五四歲，夫人蘇氏卒，時鑄年廿二。《雙溪集》六，過國夫人墓詩，有「二十二年恩與愛」句。
二年，癸卯。五五歲，卒，時鑄歸燕葬母。
三年，甲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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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表於《燕京學報》第八期（1930年12月）。據原稿校訂。
《敦煌劫餘錄》序 [1]
《敦煌劫餘錄》十四帙，著錄寫經八千六百七十九號（中有缺號，有一號裂為二三軸者，均於檢目註明之），今藏北平圖書館，原出敦煌縣南四十里之千佛洞。
敦煌自漢至唐為中西交通孔道，人文極盛，外來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後集其間。是時雕版尚未大興，書皆繕寫，周、隋而後，造象之風寖殺，信佛者又以寫經為功德，故佛經寫本之傳布特多。宋王明清《揮麈錄》載，雍熙初王延德使高昌，見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所賜額，寺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又有敕書樓，藏唐太宗御札詔敕，緘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知高昌、沙州諸地，宋初韞藏文物尚富，且不止釋典一門。《通考》載大中祥符末，沙州歸義軍節度曹賢順猶表乞金字藏經，景祐至皇祐中，朝貢不絕，知此等經洞之封閉，大約在皇祐以後。
清光緒二十六年四月，洞中佛龕坍塌，故書遺畫暴露，稍稍流布，時人不甚措意。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宣統二年，學部咨甘肅有司，將洞中殘卷悉數運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即今所著錄者是也。顧何以十之九九為佛經？則以國人研究古物，只能於有文字處求之，其無文字而為圖像器物之屬，初不屑也。有文字矣，其文非漢文而為中亞古代語言，亦不貴也。國人所貴者，漢文古寫本，然漢文古寫本為人所同貴，故佛經以外之寫本，多已為捷足者所先得，其留遺者，又沿途為黯者所巧取，故今所存者只此也。
民國初元，予至北平，頗震驚八千軸之數，冀於此得佛教以外之宗教史料，嘗就方家胡同圖書館檢其目錄，惜當時所寫定者僅二千餘號，以未窺全豹為憾，得「宇」字五十六號摩尼教經，以為瑰寶矣。
十一年春，予兼長館事，時掌寫經者為德清俞君澤箴，乃與俞君約，盡閱館中所藏，日以百軸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軸畢。知其中遺文異義足資考證者甚多，即卷頭紙背所書之常帳目、交易契約、鄙俚歌詞之屬，在昔視為無足重輕，在今矜為有關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間無由窺其蘊耳。
十三年夏，都人士有敦煌經籍輯存會之設，假午門歷史博物館為會所，予被推為採訪部長，僉擬徵集公私所藏，匯為一目。登報匝月，應者寥寥。予遂先就館中錄其副目，按部排比，略仿趙明誠《金石錄》前十卷體式，每軸著其原號、起止、紙數、行數及內容。原號者，由甘肅解部時所編之號；起止者，每軸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行之末二字也。稿成，名曰《敦煌劫餘錄》，未及刊行，會又停頓。
十八年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屬編《北平圖書館敦煌寫經目錄》。予乃重理舊稿，刪其復出，補其漏載，正其誤考，又越年余，今始寫定。
夫寫定之難，厥為首尾不具之殘軸。軸首尾無經名，而軸中有品名，尚易定也；雖無品名，而其文為吾人所常習，如《金剛》、《法華》之類，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習之經論，往往一殘軸比勘多時，諮詢多人，仍不能考定。經入館二十年而目迄未刊布者，此其一因也。今第十四帙中俟考諸經即此類；第十四帙中並有續考諸經，為近日秋浦周君叔迦所考定，並依編入。予於此錄，始終碌碌，因人成事而已。回憶壬戌之春，佐予檢閱至勤者為俞君，今斯錄成，而俞君墓有宿草矣，可勝慨哉！中華民國十九年春分日圓庵居士陳垣序於北平豐盛胡同之勵耘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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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煌劫餘錄》14卷，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年3月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