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克文日記 · 附錄 回溯前塵：國共兩黨及農民運動憶述

一 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 二 鄒海濱與知用中學 三 廣州共黨暴動目擊記 四 南華日報與中華日報 五 改組派與回憶錄 六 曇花一現的左派 七 鄧演達和國民黨左派 八 毛澤東與農民運動講習所 九 毛澤東做過全國農協會長？ 十 幾項有關農民運動歷史的問題 十一 顏君退省首都脫險記——兼憶幾個農所學員 十二 憶陳璧君與陳春圃 說明 在陳克文先生所遺留的文件檔案中，有多篇六七十年代發表於香港《中國民主論壇》、《掌故》、《展望》等雜誌（俱已停刊多年）上的文章的影印本，其中不少是二三十年代所親見、親歷國共兩黨人物、事跡的回憶，既反映最初從政經歷，亦具第一手史料價值，因此依內容性質和時間排序，附錄於此，以資流傳。這些文章的詞語校訂體例和本書正文相同，其中部分經過刪節、編輯，或者附有克文先生的其他記敘，各見文首注釋的說明；至於文章所提及的年份、史實和個人經歷由於年代久遠，記憶有誤在所難免，能夠根據檔案、報章等其他資料訂正、補充的，都在注釋說明。 附錄所收文章共十四篇，現輯成十二篇，它們大致可分三部分：（1）第八篇出版最早，它是由韋慕庭（Martin Wilbur）過訪，相詢農民運動講習所舊事所觸發的，由此導致了第一至第六篇的寫作，它們都發表於1965—1966年間。（2）第七、九、十等三篇發表於1972—1975年間，基本上為回應康奈爾大學博士研究生奧蘭尼克（Kenneth Olenik）（他以鄧演達為論文題目）數次詢問的函件，出版時有補充與修訂。（3）第十一、十二兩篇則為關於其他人物的憶述。此外，文檔中還留有以上第一至四以及第六、第八等各篇文章的注釋手稿，那是克文先生將這些文章的影印本寄贈奧蘭尼克時提供的附加資料，其中包括不少個人事跡細節，彌足珍貴，因此也附在相應文章後面。 一 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1] I 甘乃光 本刊第四期，我寫了一篇《毛澤東與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雜憶文字[2]，編者以為頗有意思。要我把北伐前後的見聞，再多寫幾篇。我覺得這類見聞，雖屬不少，但真有記述價值，或有補於史實考訂的，實在不多。但編者既出了題目，只好勉力試試。以下所述，並無系統，時日先後，亦復參差，將來能寫成幾篇，更難預斷。而且缺乏參考資料，純憑記憶，錯誤自所不免。幸編者和讀者諒之。 國民黨左派三傑 甘乃光和陳公博都是國民黨在民十三（一九二四）改組前後的後起之秀。那時候，他們都不過是三十未足，離開大學不久的翩翩少年。當時，國民黨在汪精衛領導下的左派有力分子，甘陳之外，還有顧孟餘氏，合稱左派三傑。現在汪氏死了已經二十多年，甘陳亦死了很久，惟有顧氏尚流寓美國，已垂垂老矣，據近時曾見過顧氏的人說，他連開汽車的氣力似乎都沒有了。人事滄桑，實在不堪回首。 甘陳顧三氏同屬左派第二層的領導人物，和汪氏的政治關係最為密切。不過三人的個性不同，學問修養不同，才華亦各異，因此能夠和汪氏始終合作到底的僅陳公博一人而已。顧氏在抗戰期間，汪氏離開重慶，到南京組織「和平」政府的時候，和汪氏斷絕了往來。甘氏則早在武漢時代，已經和汪氏貌合神離的了。北伐之前，數國民黨人物，世人往往汪胡（漢民）並稱，汪胡之間公誼私交都不平常，這是世人所熟知的事。民十四以後，汪胡反目，勢成水火。於是北伐以後，昔日之汪胡並稱的遂改而為汪陳並稱。陳氏追隨汪氏二十多年，同生共死，犧牲一切，繩以古人「士為知己者死」的大義，陳氏可謂當之而無愧。 甘和廖汪的關係 甘乃光是廣西岑溪人，和筆者是小同鄉。他的家在縣城附近菜園村，他的父親日三先生，是個革命黨，曾在梧州辦報紙，宣傳革命，不久給廣西軍閥龍濟光槍殺。甘氏後來加入國民黨，當然和他父親被殺是很有關係的。 甘氏當父親被殺的時候，年紀還很輕，大概只是十歲左右的小孩子。他家裡並不富裕，父親被殺後，他不得不依靠親戚朋友的照料。他到廣州入嶺南大學讀書，初時雖有朋友幫忙，及後全是靠他自己工讀過日子。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可以說是歷盡人間的淒楚辛酸的，這便養成了他刻苦奮鬥，和不肯依傍他人的一種獨立性格；但有時也不免於過分重視現實，而缺乏大氣磅礡【礴】，領導群倫的氣概。 他後來加入國民黨，成為有力分子。我想除了他父親被殺這一個因素外，他和廖仲愷以及汪精衛的私人關係，也是很重要的。甘氏還在嶺南大學做學生的時候，外間便不斷傳說，他要和廖氏的女兒夢醒結婚。這一頭親事雖沒有實現，但他和廖家的友誼關係卻從此奠定了。廖氏於民十四被暗殺身死，廖氏的遺孀何香凝還是對甘氏另眼相看的。廖氏是國民黨有名的左派，甘氏之所以成為左派分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甘氏和汪氏的私人關係，到底從何時開始，我始終不大清楚。我只知道，民十三四年間，甘氏到黃埔軍校做教官，汪氏亦常去演講，兩人時常同坐電船，往來廣州黃埔之間。有時從黃埔回來，兩人同吃小館子，親密非常。民十四，汪氏在廣州做國民[政府]主席，對於甘氏十分器重，甘氏在黨里做到中央執行委員，兼農民部長，又兼任《國民新聞》的社長；同時在政府機構里，做到監察委員，以及南路行政專員，風頭之勁的確一時無兩，比之陳公博，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能夠這樣扶搖直上，很明顯的得力於汪氏的大力支持。而何香凝之從旁推薦，自然亦有關係。總之，在我國的傳統政治風氣之下，人事關係極端重要。甘氏雖年少英俊，堅忍卓絕，若果沒有廖汪的關係，大概不會以一個離開大學不久的青年，很容易便爬到黨政的高位。嶺南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宗教氣味很重，關心政治的青年雖不是沒有，到底和北大不同，並不是革命氣味很濃厚的學府。甘氏的父親雖是個革命黨，但並不是同盟會的會員，也不是國民黨。他和國民黨中人關係，恐怕很淺，或全無關係亦未可知。因此甘氏之所以見知於汪廖，純然是他個人的學問能力使然。 清水軒里的甘乃光 甘氏出身寒苦，一旦風雲際會，嶄露頭角，自然很容易使他感到躊躇滿意【志】。因此他常對熟朋友說，「岑溪瀧底山的風水，到底不壞」。瀧底山離縣城不遠，高峰插雲，風景甚佳，甘氏的菜園老祖屋可以望見。甘氏說這話的意思，是岑溪有如此風水使他能夠功成名就，也就是地靈人傑的意思。然而另一方面，也使他頗有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氣概。孫中山先生常教人要立大志做大事。這時候的甘氏，雖對於汪廖的見的【知】心懷感激，但已是不能以僅做一個中委或部長便心滿意足的了。立大志做大事，豈不應該更進一步嗎？我說這些話，不是沒有根據的。 民十四是甘氏少年最得志的時代。這時候他還沒有結婚，他和黃植之住在廣州小南門外，清水濠街的一幢小樓里。他給這幢小樓榜上清水軒三個字的名稱。這個名稱一點革命氣味都沒有。其實幾年前，他在嶺南大學讀的是經濟學，平時又頗好舞文弄墨，寫過若干舊體詩，「清水軒」只能代表他的文學面目，和他的政治面目無關。當時廖仲愷有雙清樓詩，汪精衛有雙照樓詩，甘氏之有清水軒亦不足怪。這些且不去多說。 L.Y.的秘密組織 不過，清水軒里的甘氏，倒是澈頭澈尾以領導革命自許的。他不止在黨部和政府里負上了重要的責任，同時還不斷的寫過許多有關三民主義的理論文章，他那一本《三民主義的理論和實際》便是這時候的作品。他雄心萬丈，要在行動上成為革命的實踐者，又要在理論上成為新進的指導者。於是清水軒便成為他[的指揮]中心，而這一個指揮中心的秘密組織便是L.Y.。這個組織的存在，大概在當時知道的也並不多。L.Y.者即「左派青年」的英文縮寫，猶之乎C.Y.為「共產青年」的英文縮寫。搞小組織，搞派系，本來就是我國政界的一種相【積】習既久的風氣，再加上容共政策實行之後，受了共產黨秘密組織的影響，於是國民黨內部的小派系小組織也就紛紛出現了。在當時有名的小組織，左派有甘氏的L.Y.，右派則有「士的」黨。「士的」黨以喜用手扙和反對派打架而得名。 L.Y.雖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組織起來的，不過甘氏本人的組織能力並不甚強。現在想起來，他當時對於共黨的組織運用，既無經驗，亦不了解。L.Y.的組織極為鬆懈，只是每一星期秘密集會一兩次。開會的時候，主要工作，是時事的分析報告，和彼此的互相批評，再加上讀書報告。大體上是模仿共產黨的。據我所知，這個組織並沒有分支機構，參加的人也甚有限，經過的時間恐怕只有幾個月。以對外的影響來說，實在遠遠不及「士的」黨。 國民黨的元老重臣，胡漢民氏曾經高呼過「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又說「總理在生的時候，他就是我的黨，總理死後，黨就是我的總理。」他這番話當然是有所謂【為】而發的。然而「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都只是高調，不切實際。但所謂「黨內之派」如L.Y.和「士的」黨，亦不過是私人派系互相排擠的工具，談不到政見或政策。更深一層說，L.Y.組織則連這一點作用也談不到，徒使人對甘氏發生許多誤會。後來甘氏之所以不能和汪精衛切密【密切】長期合作，在黨人眼中漸有「司【師】爺」之稱，尋且有人說他是政學系一分子，其理由恐即在此。北伐以後的甘乃光和北伐以前，真是判若兩人。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原希望吸收共產黨的經驗，使國民黨的組織能夠趨於嚴密。殊不知他死後黨內的派系傾扎【軋】如故，組織的散渙如故。他地下有知，豈能瞑目？ 作者附註 筆者和甘乃光先生同為廣西岑溪人，又同在廣州讀書，甘氏是基督教的嶺南大學畢業生，筆者則是國立廣東高等師範的畢業生；我們兩人的交情很不錯。筆者高師畢業後，教過兩年書，後來由甘氏介紹加入國民黨，並認識汪精衛先生。入黨之後，曾在粵軍總司令部的政治部及國民黨粵省黨部做宣傳工作；又擔任過《國民新聞》日報（社長即為甘氏）的編輯職務。一九二六年，甘乃光先生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農民部部長，筆者即被委為該部秘書。 甘氏的L.Y.小組織，參加的不過七八人，筆者也是其中之一分子。每星期集會一次，以討論時事或報告讀心得為主要活動，和共黨的C.Y.組織大不相同；實際上也並沒有甚麼黨團組織作用之可言。 Ⅱ 顧孟餘 顧孟餘先生三年前逝世於台北，到今年（編者按：即1975年）六月廿五日，便是整整三年的日子過去了，顧先生的生前友好，自不免有許多感慨和懷念！一個留心我國現代政治史的朋友對我說：顧先生逝世之日，台北的官方通訊社並未發布電訊，以至近在咫尺的香港，也要過了很久才有人知道；三年來，台北和海外始終未聞有人舉行追悼或紀念儀式，對他表示敬仰。以顧先生過去對黨國的歷史和貢獻而言，國人對他身後如此冷落輕忽，似乎於情理不宜，於禮不合罷！這位朋友的感慨自然不是沒有道理。不過，我們若留心國民黨過去內部派系鬥爭的歷史，則今日對於顧氏身後的寂寞，也就不至於感覺到是太意外的事了。 國民黨左派六大領袖 顧氏在國民黨里，是有名的政治理論家，也是有名的左派領袖，這是大家都熟知的。國民黨自中山先生採取聯俄、容共、[扶植]農工三大政策後，即分化成為左右兩派。從十三年黨的改組起，至廿六年對日抗戰發生止，十幾年中，左右兩派的糾紛衝突，此起彼落，或大或小，始終未曾停止過；其間尤以武漢政府的成立，改組派的出現，和擴大會議的召開，這幾件事和顧氏的關係為最深。左派領袖人物，汪（精衛）、顧、陳（公博）、甘（乃光）一時並稱；四人之外，還有廖仲愷和鄧演達，也是史家所特別注意的。 在這六個赫赫有名的左派領袖中，廖鄧陳三人先後死於非命，汪甘兩人則客死他邦——汪死於日本，甘死於澳洲；能夠狐死首坵【丘】，在國土之上壽終正寢的，惟顧氏一人而已。再說，鄧演達死時僅卅五歲，廖陳均在五十以下，甘僅及六十，汪亦超過六十不遠；壽齡能夠到了古稀以上的亦惟顧氏一人（顧氏逝世時為七十九歲）；就古人「五福」「六極」的觀念說，顧氏在左派領袖中，不惟善終，而且是最長壽的一個；如此說來，他的逝世是應該沒有甚麼遺憾的了。 還有一層，我們必須知道的，那便是顧氏一生對於革命和黨國大事，雖抱著高度的熱誠，但對於個人的權利名位卻看得十分淡薄。他雖然做過短時期的鐵道部長，和抗戰時期的中央大學校長，黨里的中央委員和部長之類的職位，更經常少不了他的一份。不過這些黨國名器之落到他的身上，多半是當時的政治環境使然，並不是他主觀願望的要求；他也從未覺得這對他有甚麼光榮或者可以炫耀於人的地方；他始終保持著謙沖自退的學者風度，在左派領袖中固可以說他是對名利最為淡薄的一人，就是同時的黨國要人能夠和他一樣「為而不有」的也是鳳毛麟角，很不易得的了。試問以這樣恬淡自牧的君子對於身後的虛榮，會存絲毫重視的心理嗎？所以我始終覺得這位朋友的感慨嘆息，實在是多餘的。 顧氏在國民黨左派領袖中是壽命最長的一個，在國民黨一般領袖中，又是飽經憂患，忍受痛苦最多的一個。可是，卅八年，共產黨快要席捲整個大陸，政府播遷到了廣州，顧氏也從上海逃難到了香港；在這個倉皇動亂，大局岌岌不可終日的時候，顧氏竟挺身而起，糾集少數國民黨同志，要把國民黨從危難困厄之中挽救起來，後來事雖不行，他愛護國民黨的一片熱心和勇氣，實不可沒；以下試略就個人所知，述其大要，以備史家參考。 新政團的組織 卅八年，六七月間，到了廣州的國民黨人，在焦頭爛額之餘，大家都有了一種共同的感覺：認為目前這一場可怕的災難，不僅由共產黨的叛亂造成，也是國民黨本身有了毛病才發生出來的結果；「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於是怎樣改革國民黨也就成為大家心目中逼切要求解答的課題。談改革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但必須理論和事實同時兼顧，因此很自然的大家便想到黨國元老顧孟餘先生來了。廣州香港近在咫尺，七月初，幾個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立即動身前往香港，徵求顧先生對於改革的意見。到香港後，經過一番討論，大家決定應先集合志同道合的同志，組成一個新的政團，擔負長期研究、設計和推動的工作。討論時，顧先生髮言最多，態度亦最誠懇，極富鼓舞精神。 這幾個立法委員回到廣州之後，報告商談經過，贊成這一項決定的，不下二三十人；跟著便假座長堤的愛群酒店九樓作為會議及臨時辦公處所，經過一兩次會議之後，又一致推定顧先生為新政團籌備會議的主席；這時候，顧先生雖尚未到廣州，但有關新政團的重要文件，例如對外宣言、政治綱領、工作計劃等，由顧先生親自起草，經籌備會議通過的已經不少；這些都是卅八年七月間的事。 籌備成立新政團這一件事，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先生也很為贊助，一再派人到香港敦請顧先生到廣州，顧先生初時頗為遲疑，到了八月初，才毅然成行。他到廣州後，籌備工作的進行更形積極，先後在愛群酒店及東山某私人住宅舉行過好幾次的籌備會議，會議結果，再推定顧先生為未來新政團的主席，顧先生也表示願意負責，當仁不讓。八月七日愛群酒店又有一次頗關重要的籌備會議，顧先生自己做主席，他提出未來新政團的總部應設何處，政治情報應該如何收集，經費如何籌募等具體問題來，這幾個問題在會議中有了相當的答案，新政團的籌備工作差不多已經完成，到了可以公開活動的階段了。 時局急轉直下 然而，不幸，八月五日美國對華白皮書發表了，就在同一的時候，湖南的軍事局面又發生劇變，程潛和陳明仁這兩個國軍將領竟不戰而向共產黨投降。因此，國民政府在廣州也就不能再立足了。十月十二日，立法院遷往重慶，十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宣布在重慶辦公。但到了重慶，也席不暇暖，便倉皇渡海到台灣去了。熱心新政團的黨人，經過這一番風波，有些到了重慶，有些到了台灣，又有些到了香港和其他地方，顧先生卻是從新回到香港的。當時避難香港的立法委員不下一百多人，國民黨籍的自然不少。可是大家對於組織新政團的事，已經意興闌珊，再沒有甚麼興趣，大家所最關心的，只是今後如何過「白華」的艱苦生活；顧先生回到香港後，也差不多絕口不提這一件事了。 十一月廿日，李代總統突然從海南島飛到香港，兩星期後，又飛到美國去。大家對於李代總統這一次的行動，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就在這個時候，顧先生約了若干參加過新政團籌備工作的朋友，於十一月廿三日在某立法委員的寓所里，舉行了一次談話會。他在談話會中，發表了長篇演講，主要的意思分兩點：第一，他認為共產黨所說的「人民民主」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已經是國際情報局的要人說過的。第二，我們談政治，固然不能沒有理論作根據，但也不應該迷信理論；同時，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理論根據之外，眼光或見識更為重要；眼光或見識的高低則多少出於個人的直覺，也就是個人的天賦才能所在了。他這一番演講，看來似和組織新政團一事無關，其實不然。他的第一點，很明顯的在警告國民黨人，我們談民主自由，決不應該信共產黨的「人民民主」，受他們的宣傳欺騙，這是他一貫的反共理論。至於第二點，他隱隱約約的指出了國民黨人或從事新政團活動的同志，都不免犯了迷信理論，或缺乏眼光和見識的毛病。這有點近於人才主義的思想；人才主義和群眾理論不可偏廢；顧先生這一番話，真是語重心長的金石良言。講過這一番話之後，新政團的活動也就等於宣告結束；還沒有正式命名的新政團，為時只得三四個月，便和過去顧先生所曾參加過的改組派，擴大會議等一樣成為歷史陳跡了。 最後的抉擇 就在這個時候，國民黨總裁蔣的代表鄭彥棻先生奉命從台北來到香港，專誠晉謁顧先生。顧先生住在灣仔附近堅尼地道的山坡上，地極僻靜；他托我到跑馬地借朋友私宅接見鄭先生。兩人見面後，鄭氏代表蔣總裁說了一番問好的話，跟著請顧先生髮表對時局的意見，最後再三懇請他到台灣，共同努力，完成反共復國大業。顧先生聽後，沉默了許久，然後很感慨的對鄭氏說：「目前的政府已經是絕望的了，掙扎亦屬徒然！」最後，又很嚴肅的表示：他現在無意到台灣去，不過，他的反共工作是不會放棄的；他的反共，和目前許多人不同，他要做的是長期工作，髣髴明末清初，一般反清復明的志士一樣；他的努力，說不定要經過一兩百年後，才能顯出效果來。會面的時間很長，鄭先生自然覺得他的使命未完成，感到很失望。我對於顧先生這一次談話，印象特別大【深】，至今記得很清楚。 現在回想起來，顧先生這一次談話，不啻是對播遷台灣後，國民黨和政府的前途作一番冷靜客觀的推測；在廿多年後的今日看起來，他的推測已是正確無疑的了。他所說的「絕望」與「掙扎無益」，自然是指政策和方法一切不變而言；假使真是一切不變，台灣會有今日這樣穩定的局面嗎？還有一點，政府到台後，大家高呼三年反攻，顧先生卻在這時候指出反共是長期作戰的事，他說的一兩百年之後奏效，雖過於悲觀，又有潑冷水的嫌疑，其實只是警告黨人，反共不是三五年的急就章，沒有急功近利可言，現在不是可以證明，他的話是「至誠前知」了嗎！ 顧先生原是北京大學的名教授，從十二三年左右加入了國民黨，從事革命運動，直至這一次談話為止，他對於中國改革大業的努力，足足過了二十五年的辛勞日子。因此這一篇談話又不啻是他退出現實政治的宣言了。經過這一次談話之後，顧先生和各方面的接觸，也愈來愈少，過的全是隱居生活；我和他雖時有見面，談的多屬私人事情，很少提到黨國大事。再過一年多，他夫婦兩人索性離開這近在國門咫尺的香港，而到美國長住去了。 今日，反共鬥爭已成了長期艱苦事業，愈趨明顯，我們對於逝世已經三年的顧孟餘先生，更覺得他生前的思想言論，以及精神人格，還是最可敬佩，最可信賴的！ * * * [1] 本文包括兩部分。I部原為《國民黨左派三傑之一的甘乃光》，刊《中國民主論壇》第8期，1965年11月16日，第16-17頁。II部原為《顧孟餘先生逝世三周年祭》（此文未存克文先生遺留檔案），刊《展望》總第322期，1975年7月1日，第3-4頁，在此略有刪節，小節標題為編校者所加。 [2] 即以下附錄八。 二 鄒海濱與知用中學[1] 本刊上一期，我在這裡提到甘乃光領導的L.Y.，這個組織每周開會一次。主要的活動有讀書報告，和組織分子間彼此互相批評，有時也批評到組織以外的黨政同志。有一次，甘氏提到××同志，要我對他發表意見。當時我說：××同志為人精明能幹，頭腦細密，只是對人欠坦白忠誠，遇事不免機心太重。當時甘氏對我的話，只是笑了一笑，大概認為是錯誤的。我那時候，離開學校未久，對於革命理論所知又淺，只知把書本得來的知識，和老師尊長平日的勸勉，作為判斷人物的尺度，自然是採取了我國傳統的人倫道德標準。而那時候正在聯俄容共，崇拜俄國革命最為高漲的時候，對於同志的批評，當然要以鬥爭、革命、策略、手段、黨的利益這一類標準做衡量了。我的標準既然和潮流不合，自然不會為一個立志要做革命領導者所讚許的。 我為甚麼要追述這一段小故事呢？因為以下我要講到那時候國民黨若干領導人物的待人態度和國民黨的組織精神，很可以借這一段小故事幫助說明的。 最先接觸的國民黨領袖 我曾經在別的刊物說過我加入國民黨的經過，主要因為聽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演講，再加上當時內憂外患交相煎逼，青年人受了刺激，很自然的走上這條路來的。不過當時國民黨領袖的待人態度以及國民黨的組織精神，也不能說是沒有關係的。 說到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的演講是我聽過不知多少次的。民十三（一九二四年）他在廣州國立廣東高師演講三民主義，我和許多高師同學是時常在座的。孫中山的淵博學識，偉大人格自然最為我們所崇拜，可是以我個人論，除聽演講外，卻始終沒有和中山先生有過談話或其他接觸的機會。我和國民黨其他領袖最先有過公務接觸的為鄒海濱和廖仲愷兩人，時間在國民黨改組以前，[當時]我自己還沒有加入國民黨。那時候鄒海濱是廣東大學的校長，廖仲愷是廣東省長。廣東大學的前身是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由高師改為廣大，鄒海濱替代了金湘帆（曾澄）的高師校長而成為廣大校長，這期間我剛剛在高師畢業，留校服務。 知用學社的組織 在我畢業那年，我們有同學十二人發起一個學社的組織[2]。這個組織以「求知致用」為號召，曾經發表一篇宣言，說明組織的旨趣。宣言的大意說我們要在五嶺以南，以「求知致用」的精神，在文化運動上和長江黃河流域的知識分子，並駕齊驅。這個組織的名稱是為「知用學社」。現在香港還有「知用學社」繼續存在。這是純粹的學術文化團體，絲毫沒有政治意義，至今社員開會，還是絕口不談政治問題。 「知用學社」成立之後，一開始的工作活動，便是辦學校和出刊物。學社的十二個最先發起人固然都是窮小子，以後陸續加入來的也一樣是寒微子弟。那時候廣州教育界流行的口頭禪是「法政老，高師窮，嶺南培正最英雄」，高師學生都是貧寒青年那是出了名的。一班窮書生組織起來，要從事教育和出版事業，在現在看起來，豈不有類於開玩笑。然而我們竟把學校辦起來了，而且後來成為廣州最有名的私立中學，一直到中共占據大陸之前，校產的價值已達七百萬港元左右，那便是建立於廣州西區紙行街的「知用中學」。中共占據大陸以後，不止校產完全給他們沒收了去，連學校名稱也給他們取消了。 四千元無條件資助 我們到底怎樣把「知用中學」辦起來的呢？最初是我們學社社員利用暑假假期，開辦暑期補習學校，把來的錢完全撥充學校的開辦費。開學之後，社員擔任教職員，支取最低的生活費，有些簡直便盡義務，不取報酬。這種青年人的傻勁，當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不過若果沒有鄒海濱和廖仲愷兩人的資助鼓勵，我相信還是不能奠定後來的發展基礎的[3]。我記得學校開學之後不久，我偕同一位社員余鳴鑾往見鄒海濱，請求他給我們學校作實際的援助。他很快的便答應了，並且約我們第二天再去見他。第二天，我們去到高師大樓（高等師範中央那座大樓）樓上他的辦公室，原來廖仲愷已先在那裡。大家見面後，他們對我們說了一番鼓勵勸勉的話，便由廖仲愷寫了一張條子，教我們到財政廳去支取大洋兩千元。此外也再不說甚麼話。同時鄒海濱還給我們一封介紹信，要我們到東山可園去看當時的桂軍司令劉鎮寰（顯丞）。結果，我們又在劉鎮寰那裡再得到大洋兩千元（前三四年，在西摩道劉鎮寰先生那裡談起這件事，他還依稀記得）。這大洋四千元便是知用中學的物質基礎。 對青年的鼓舞 跟著這物質援助而生出來的，更有價值的東西，便是鄒廖兩位國民黨領袖一種純然為著扶植文化教育，而毫無私心私意的精神感召了。這對於我們一班青年的鼓舞力量實在太大。鄒廖兩人都是當時在國民黨負有重大責任的人物，對於我們十幾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小伙子，事先事後絕不提出任何條件，既不要求或勸誘我們入黨，也絕不過問我們學校的人事和行政，很慷慨的一再給我們以幾千元的援助（大洋四千元在當時是一個頗不少【小】的數目），這不能不說是他們氣度恢宏的地方。國民黨的領袖儘管有許多人是極可疵議的；然而這樣令人尊敬的，使青年佩服的人物，在改組前後，也確實不少。廖仲愷在一次見面之後，我個人已再沒有和他見面的機會，不久他便被刺身死。鄒海濱後來成為西山會議派，左派青年對他攻擊甚力，然而他代表國民黨鼓勵青年，促進教育文化，實在功不可沒。 國共薰蕕不同器 鄒廖這樣的領袖，都是中國傳統精神薰陶出來的人物，讀書人的氣味很重，這和崇拜馬列唯物主義的共產黨徒是絕對不同的。儘管這時候的國民黨左派很受共產黨的思想影響，我們仍可堅決的說是薰蕕不同器的。後來武漢的左派國民黨也終於要實行分共，即為事實證明。 說到這裡，可再述一件小事。陳公博是由共黨而變成國民黨左派的，他的思想應該和共產黨很接近。北伐前，廣州所出現的許多國民黨的宣傳漫畫和標語，多受共產黨影響。其中一幅標語為資本家的將來，畫一工人把腳踏在資本家身上，一手持刀作斬殺狀，資本家則作求饒狀。公博見了，大不為然，以為冤冤相報的手段，不是國民黨所應該採取的。 上述兩事，雖關係極小，但決不會出現於共產黨的領袖身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分別可在這些地方看出來。 國民黨的弱點與優點 根據我的經驗，國民黨的領袖，多數缺乏共產黨那一種陰狠殘忍，冷酷無情的鬥爭精神。我從參加L.Y.的組織起，以至後來的黨部秘書，農民運動講習所常務委員，再後的改組派，前前後後，差不多做了十年的黨務工作，從來便不曾感覺到受過組織的控制指揮或領袖的策略領導。說組織，國民黨的組織鬆懈極了。說鬥爭，國民黨的鬥爭溫和極了。這是國民黨的弱點，也是國民黨的優點。國民黨在大陸敗於中共之手，播遷到台灣，是弱點的暴露。將來如要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反攻大陸，打敗共產黨，必須先把優點充分發揮。廖仲愷和鄒海濱能夠毫無條件的資助十幾個並非國民黨員的青年人，使他們完成辦理學校的志願，這不止共產黨絕對做不到，恐怕現在的國民黨領袖，也很少有這樣的風度和雅量的了。約翰遜總統說，「我們這個政府是超黨派的，我盡個人的能力去羅致所有的能力及才智[之士]來去【 】完成大業，使夢想及計劃成為事實。這樣，我便無需和人民鬥爭。如果，你所做的概以黨及個人而出發，你便非鬥爭不可。」這一番天下為公，語重心長的話，廖鄒兩公這一段故事足以當之。我敢說，國民黨改組前後，在孫中山先生恢宏大度的人格感召之下，確實充分發揮了這種精神，國民黨革命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自然亦與此有關。 作者附註 鄒海濱名魯，為國民黨最有名的元老，亦為右派（西山會議派）最有名的領袖。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派他做國立廣東高等師範的校長（後改名為中山大學）。知用學社創立於一九二三【二】年，最初發起的十二人，均為廣東高[等]師範的學生，筆者即為發起人之一。知用學社成立後，最初的事業，即籌辦知用中學，筆者亦為籌辦人之一。籌募學校經費，與擔任授課，筆者均曾與其事。廣州的知用中學從一九二三年起，一直辦到一九四九年（日軍占領廣州期間，停頓了幾年），成為一所最有名的中等學校，造就青年不少，校產也值七八百萬元；戰後已準備改辦大學，因為共黨統治了大陸，學校被逼停辦，校產也被沒收了。廣州知用中學之外，知用學社還在越南西貢、香港、澳門、新加坡等處開辦過知用中學。越南西貢的知用中學開辦了差不多卅年，為海外華僑教育最負盛名的學校，也因為共產黨統治了越南，便煙消雲散了。其他各地的知用中學，雖成績也很可觀，惜困難太多，不過辦了三兩年便失敗了。 現在，香港還有知用學社的社員五六十人，多數是從事教育或文化工作的知識分子；經常集會，亦偶然編印書刊，暫時沒有甚麼發展的活動可說。 * * * [1] 原文刊於《中國民主論壇》第9期，1965年12月1日，第17-18頁。 [2] 克文先生在1923年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知用學社則創辦於1922年，文中所謂「畢業那年」可以理解為他在高師讀書的最後一學年，包括1922年，但這很可能引起誤會。 [3] 根據《知用學社五十周年紀念集》（香港知用學社編印，1972）第2頁的「大事提要」，知用中學成立於1924年，但那是指得到資助，在紙行街租賃校舍，正式開學的時間，在此前即1923—1924年間當已經有義務授課和暑期補習的活動了。 三 廣州共黨暴動目擊記[1]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九月間，我從武漢回到廣州。十一月，張發奎等在廣州提出救黨主張，並發動驅逐黃紹竑的軍事行動。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愈來愈厲害，於是給共產黨以可乘之機。事隔不到一個月，便發生了空前恐怖的共黨廣州大暴動。當時的情形，公私記載已經不少，現在我把那兩天目擊耳聞的事實，老老實實的寫下來。 驅逐黃紹竑的一幕 我回到廣州後，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寓所，暫時寄居大東門外，百子路鄺盤石醫院對面廖夫人何香凝女士的家裡，那是一樓一底的小洋房，建築在鐵路旁邊，也是東山住宅區的邊緣。她的房子雖不大，寄居在那裡的朋友倒有幾個，甘乃光夫婦也住在那裡。 十一月十六日，晚飯後，我和甘乃光到城內永漢路財政廳訪梁漱溟。那時候財政廳廳長是馮祝萬。在座的除梁馮外，還有黃艮庸。此外是否還有別的人，我已記不清。當時的談話，大概以東西文化這個問題為範圍。談話到了深夜，我們才回到百子路。第二天清晨（十一月十七日）密集的步槍聲和機關槍聲，從城裡傳來。到了中午，才知道是張發奎和黃琪翔用武力驅除桂系軍人黃紹竑。事後，黃紹竑用書面向中央報告事變經過，他說十六日深夜十一時半，「突得急報，謂十二時將有事變發生，希即避開。」有人說，急報的人便是馮祝萬，又說馮祝萬的消息得自甘乃光。其實當時在財政廳頂樓的談話，自始至終，我即在場，甘馮兩人並無私自交談的事實，故此說甘氏私通［消］息，實在是冤枉的。不過，無論如何，這謠言對甘氏很為不利，尤其汪甘的關係不免因此而蒙上一些暗影。 共黨暴動的爆發 經過這一次事變，汪派國民黨分子在廣州的地位大為動搖，國民黨的分裂形勢，更為厲害，控制局面的力量自然因此削弱，於是給予共產黨以廣州暴動的極大機會。 十二月十一日，廣州的共產黨以張太雷為首領，以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為策劃中心，乘張黃部隊移駐郊外的機會大舉暴動。這一天清晨，和上一個月十七日清晨一樣，忽然從城裡傳來密集的槍聲。不久，更見火光燭天，燒紅了半邊天，情勢比上個月嚴重得多了。當時，我們從夢中驚醒，還不知道城裡又發生了甚麼事。約莫過了一小時，有兩個老朋友從城裡狼狽逃出，走到我們的住處，才知道是共產黨暴動。這兩個朋友，其中之一便是李朴生兄，他住在城裡小東門附近的仁秀里，他離家時已經有共產黨來到想捉他，幸而他機警，逃出了魔掌。幾個朋友聚在一起，檢討當前的形勢，覺得東山地區並不是安全的。上午過去了，城裡的消息還是很壞。於是我們決定從東山經大沙頭渡過珠江，到河南康樂村嶺南大學朋友家裡，暫時躲避。這時候城裡雖然很混亂，東山一帶尚平靜如常。我們一行四五人，很從容的步行到了江邊，叫了一隻小艇，搖到嶺南大學的碼頭，到得朋友家裡時已是黃昏了。 福軍司令部里的見聞 在朋友家裡吃過晚飯，一宿無話。第二日（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七八時，我們從康樂村走到河南海幢寺第五軍（李福林部又稱福軍）的司令部，見到李福林和黃琪翔。他們正在那裡指揮軍隊渡江，驅逐廣州市的共產黨。此時，共產黨已經逐漸潰散，第五軍部隊陸續從河南渡江，進入廣州市。李福林坐在司令部里，手持旱菸杆，身穿廣東式便服「短打」，大聲呼喝的下令。當時有人問「總司令，那一些人該殺？」他高聲叫道：「凡是男人頸子上掛紅帶子的，或者有紅色痕跡的，一概格殺勿論」（因為參加暴動的共產黨或工人，頸子上一律掛上紅布帶子做標誌；潰敗後都把紅帶子丟了，但頸上還留紅色的痕跡。）又有人問：「女人呢？」他再叫道：「冇辮子或短頭髮嘅（的）女人，一律槍斃。」當時，黃琪翔在旁，插咀道：「唔好卦（不好呀），總司令，我嘅（的）老婆就系剪咗（了）嘅（的）。」李林福遲疑了一下，才說道「好咧，照男人辦。（三十多年前，女子短髮，還是新奇的事。）」我們在海幢寺留了幾小時，在那裡吃過中飯，戰地陸陸續續報告，共產黨已經完全潰敗，紛紛逃亡。大約下午三四時，我們跟李福林、黃琪翔同乘小電船渡過珠江，在長堤海珠（小島）附近登岸，對面是先施公司等大商店，是廣州市最繁盛的地區。各商店雖關了門，但樓上窗口均擠滿了人，爭看我們步出電船，踏上堤岸。此時較遠地方仍有零落的槍聲，到處大火尚未停息。 戰場巡禮，慘不忍睹 我們登岸後，沿長堤向東走，直到天字碼頭然後北轉入永漢路。這一帶都是廣州市的經濟中心，平日熱鬧非常的，這時候已經變成修羅場，死屍遍地，斷瓦殘垣，大火未熄。有些屍體才死去未久，鮮血滿地。天字碼頭有許多女屍，不知是共黨抑無辜老百姓，慘不忍睹。又有些屍體被火焚燒，臭氣沖鼻。我們先到市政府稍歇。就在此時，外面發生了極大騷動聲，向窗外望，原來一隊士兵押送幾個共黨經過，有些共黨乘機逃脫，跳入江里，士兵從後追趕，並向水裡射擊，當堂【場】打死，沉屍水底。又有兩個共黨死命攀著堤邊樹木，不肯放手，就在堤邊被槍殺而死，慘叫一聲，鮮血直流。這種悲慘恐怖的場面，我生平是第一次見，真是有同一場噩夢。我走到永漢路和長堤交叉的路口，那裡中央銀行的大樓已經燒成灰燼，四圍死屍不知多少。孫中山先生的洋人保鏢雙槍將馬坤，一個人呆呆站在那裡，一言不發，只把手指指焚燒中的中央銀行，又指指四周的死屍。我認識馬坤即從此始。共黨占據大陸後，大概一九四九冬天，吳鐵城還在香港，我又在吳氏的寓所里見到他，談起此事，他對共黨還痛恨不已。想不到前幾年，他竟會跑到北平去，向中共靠攏。 我們在市區內走了一兩小時，然後步行回到百子路的寓所去，經過東山醫院附近的蘇俄領事館，看見那裡已經完全搗毀。到得家裡，家人正在焦急，不知我們到了那裡，差不多兩天全無我們的消息。 日本記者的實地報告 當時有個日本記者，於暴動後第三天（十二月十三），由香港到廣州實地視察，曾在日本報紙發表報告，與我所見，可以參證，擇錄若干如左： 「十四日午前……（在船上）四面瞭望，到處火焰飛揚，蓋為燃燒三晝夜之餘燼，……旋於大新公司前登陸……前行數段街道，為共黨與李福林軍激戰之據點，亦即共軍覆滅之地，高牆傾圮，附近陸地與河中，到處充滿死屍。 「余巡至長堤衛生局前，有廿余工人被軍士縛置一處，彼等不斷以頭搶地，怒目睨視往來行人，默然無語……見有相知之人，即大聲求拯救。 「在燒殘之頹敗牆壁下，聚集人數如山，皆狂呼『殺盡土匪』，『殺盡共黨』……瓦礫之上，坐有被捕人犯五名，背後鶴立兵士三人，持槍監守，旋一長官模樣者至，對犯人曰，『因爾等共黨……釀成如此現象，殺，殺。』殆為宣告死刑，可怕之槍聲，即相繼入耳矣。 「自南堤至財廳，實為慘劇之中心，路中處處有被殘殺屍體，尚在顫動，面部與身上，血流如注。睹狀令人毛骨悚然。某一處，似系運去屍體不久，紅黑色之血，積流路上一丈有餘，地面散見腦髓五臟，附近復有無數石塊刀槍梭標，為兩軍激戰之際所遺留。殘煙處處，死屍臨風發出惡臭，使人嘔吐，片刻難受。 「最後行至公園附近廣場，見民夫七八人，以三輛貨車，載運屍體赴觀音山，左側樹林中，有槍斃未久，鮮血淋漓之死屍橫陳其間。……有一死屍，諒系共黨軍士，頭纏紅巾，前額及其右臉半部已無存，蒼蠅成群，集於血肉模糊之屍體上。 「素稱繁華之十六甫，十八甫，直至荔灣附近，沿途大商店，蹤影無存，盡成廢墟，市招粉碎於地，玻璃與家具門窗皆被摧毀。間聞群眾呼喊，繼即聞殺人之槍聲砰砰起矣。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記。」 這個記者的視察比我遲一天，地方卻比我多，浩劫悲慘是相同的。如今中共占據大陸，仍主張世界革命，極力鼓吹戰爭，回憶往事，不能不感慨禍亂方興未艾，和平何日可期呢？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作者附註 廣州共黨暴動，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時筆者從武漢隨汪精衛先生回到廣州不久。暴動之前約半個月，甘乃光先生出任廣州市的市長，邀筆者出任該市政府的秘書長，共黨暴動過後，市政府改組，筆者與甘氏同時解職，在任不及一個月[2]。 * * * [1] 原文刊於《中國民主論壇》第2卷第2期，1966年1月16日，第20-21頁。 [2] 克文先生與甘乃光因廣州暴動而解職之後，就被迫離開廣州，前往香港、上海等地，其後更遠赴歐洲，這是因為如下文（附錄四）開頭所說，汪派國民黨分子「受政敵的攻擊甚烈」。舉例而言，1928年1月23日「李濟深電蔣中正請向港滬交涉引渡汪精衛陳公博甘乃光等並勿使參加四中全會」，4月1日「兩湖善後會議電南京中央黨部等請頒明令將汪兆銘等九人（按：還包括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何香凝、陳樹人等）褫職交法庭裁判治罪以肅黨紀」（台北「國史館」入藏登記號002-090300001-001及-172）。但有更嚴重的：1928年5月10日廣州當局正式向南京國民政府控訴甘乃光在市長任內捲去公款十六萬元，此事嗣由司法部長王寵惠移交法院辦理。甘在倫敦得知此事，曾通電及去信詳細申辯，而兩函中屢次提及的「代拆代行」總務科長，則正是克文先生，他其時也同樣去了歐洲進修（台北「國史館」入藏登記號001-101500000049-007，-016，-017，-074至-077）。因此廣州事變後他們之出國，以及此後甘到芝加哥大學進修，克文先生到香港辦報，都有不得不爾的原因。他們後來回國並進入國民政府工作，當是一二八事變之後，蔣汪和解帶來轉機所致。 四 南華日報與中華日報[1] 民十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的共黨暴動後，汪精衛一派的國民黨分子受政敵的攻擊甚烈，勢難再在廣州立足。於是汪氏夫婦和曾仲鳴等於第二年（民十七）春天不得不跑到巴黎，暫過流亡生活。陳公博、顧孟餘和甘乃光亦先後離開了廣州[2]。汪氏之去巴黎，這已經是三年內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民十五年三月廿日，發生中山艦事變後他便悄悄的到了巴黎，一直到民十六春天，才從巴黎經上海到武漢，復任國民政府主席。僅僅一年，又再度去國，真可謂淒淒遑遑，席不暇暖。他這次在法國大概住了一年左右，到了民十八（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間，才秘密回到香港，從事政治活動。民廿一（一九三二年）他做行政院長的時候，在南京中央黨部門前被刺客開槍擊傷，傷勢稍愈後，又曾再去巴黎休養[3]。他一生旅居巴黎的時間，前後總不下幾年之久。他之所以喜歡到法國去，恐怕和曾仲鳴的關係很大，因為仲鳴是法國留學生。仲鳴是他最親密的朋友，那是大家所熟知的。 宣傳武器的重視 民十八，汪氏回到香港後，在跑馬地山光道一所洋房裡，做接見各方代表的地方。那時的跑馬地，還是頗為僻靜的，山光道的房子亦甚稀少，旁邊尚有菜地和飼養豬只的小木屋。汪氏選擇這樣的地點，自然是為便於和各方面接洽，不至於太過張揚。南北政治人物往來於山光道的，自然很多。他自己的寓所，首先是筲箕灣半山上的一幢樓房，不久又遷到赤柱附近，香島道旁邊的花園洋房。這時候，汪氏的行蹤雖保守秘密，但他的政治活動，卻是十分積極的。 中國的政治活動，總離不了實力派的支持，所謂實力派，自然是擁有武力和占有地盤的軍人。軍人往往只懂得打扙，不懂甚麼政治，故必須有懂得政治的人和他們合作，才能夠有發展的前途，這就是本世紀中國政治的特色。汪氏當時的活動，自亦不能完全脫離這種方式。但是經過了幾次失敗之後，除了和南北各軍事集團的代表多方接觸外，同時又獨力創辦了一家報紙，做他發表政見的宣傳武器。這家報紙取名為《南華日報》。第一次出版，是民國十九年初（一九三〇年）。 在《南華日報》未出版之前，先有一家小報出版。這一家小報，取名《胡椒》，系半周刊，每三日出版一次。當時在香港出版的有名小報為《探海燈》，主編人為關楚漢。《胡椒》的主編人為嶺南大學畢業生許某，是林柏生的同學。這種小報，以內幕新聞為主，文字潑辣尖刻，篇幅只有一張報紙的二分一，售價僅一兩仙，故極受讀者歡迎。上海這一類小報最多，最有名的為《晶報》。車站、碼頭及其他公共場所，兜售小報的，往往十份八份，共索價銀元二角。旅途茶館，藉此以為消遣。故小報銷路有時尤勝於大報。 《胡椒》出版後，專以揭發政治及軍事的內幕為主，而又以有關山西和湖南這兩方面的消息為多，蓋當時閻錫山、唐生智和汪派的接觸最為頻繁也。汪氏且常常用筆名給《胡椒》寫文章。都是挖苦當時的軍政人物的。這些文章雖不免尖酸刻薄，但亦甚饒風趣。我曾保存這些文章不少，可惜民廿六南京撤守的時候，全部給唐生智燒毀了。 南華報繼胡椒出版 小報作用，到底有限，不足登大雅之堂。因此《胡椒》出版了兩三個月之後，汪氏便命令林柏生籌備《南華日報》。《南華日報》的社址設於好萊塢道四十九號，那是一樓一底的小樓房，本是妓院所在地，門牌的號碼特別用大型字體，故又稱「大冧巴」。《南華日報》的報頭是汪氏手筆，社長便是林柏生。《南華日報》每日出紙兩大張。因為汪氏時常在該報發表對時局意見，有時發表政論文章，副刊亦常有假用筆名發表的詩話，故銷路很不錯，對於時局的影響也很大。該報於民十九出版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退出香港，才告停版，前後經過十五年，始終為汪氏個人的宣傳機構。汪氏在南京組織「和平政府」的時候，社長林柏生曾經在香港街上被人用鐵器襲擊，幾乎送了性命。 《南華日報》出版後，《胡椒》仍繼續出版一個時期，才壽終正寢的。 五報訪問團北上 《南華日報》於民廿一年（一九三二年）汪氏做行政院長的時候，曾經聯同香港的《循環日報》、《華字日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組織一個五報回國訪問團，回大陸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4]。當時代表《循環日報》的為溫星拱先生，代表《華字日報》的為吳玉章先生，代表《工商日報》的為胡秩五先生，代表《華僑日報》的為衛國綸先生，代表《南華日報》的是筆者本人。時間是秋天，行程先到南京，再到南昌，參觀當時剿匪（共）地區的一般實際情形，由南昌南下直到贛南許多地方。回到南昌後，便到漢口，那時漢口的行營主任張學良，漢口市長吳國楨，都給我們殷勤報【招】待。但我們對他們的印象，卻是年輕氣浮，紈袴氣重，不應托以重任，想不到後來兩人都出了亂子。再由漢口北上，到天津和北平，由北平再出山海關。那時候「滿洲國」已經成立，日本人又把冀東變成特殊化。我們坐火車所經過的地方，每一車站都有日本兵把守，山海關城門的牆壁竟遍貼「康德」元年（偽滿洲國年號）的布告。我們步出關門，大約一里左右的地方，回頭注視關上「天下第一關」幾個大字，許久才黯然入關。這一切都使我們感到國家的危險，更感到悲憤。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我們的欺凌侵略，經過這一次的目擊耳聞，印象甚深。我們北上所經無論公私應酬，大小宴會，都一律強調「全國團結，振奮自強」，在當時國內久經分裂，外侮日逼，我們以一個僑團組織，海外歸來，作這樣大聲疾呼，以此備受各方的歡迎。我們此行的意義，也覺得和普通的訪問旅行有所不同了。現在，《南華日報》已經關了門，具有半世紀以上的歷史，為香港出版最早的兩大報紙，《循環日報》和《華字日報》，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也竟不能恢復出版，實在是極可惜的事。 初乘飛機到北平 《南華日報》的十五年歷史中，尚有一件小事值得在此一提。大概在我們北上訪問半年之後，當時的歐亞航空公司開航不久，許多人都不敢乘坐飛機旅行。該公司為宣傳飛機旅行便利，推廣業務起見，特請香港報張【章】記者坐他們的飛機前往北平，免費來回一次。結果，參加的只得《工商日報》的胡秩五先生和筆者兩人。我和胡先生乘火車到廣州，先不敢明白告訴家人，只說因事要到廣州去一趟，三幾天便回來。殊[不]知我們在廣州起飛的消息，報紙詳細刊登了出來。我們到北平後，我便接到母親的電報，說不要再乘飛機回來，航空公司也得到電報。初期的航空交通，一般人的心理反應，於此可見一斑。我們到了北平，遊覽一兩天後，再坐火車出居庸關到包頭，然後回北平，仍坐飛機回廣州[5]。那時，我們所坐的飛機，只有五個客位，而我們的飛行只得我們兩人。登機後，先用棉花把耳朵塞好，又用皮帶子把身體縛好。飛行時往往上下左右顛箥【簸】不定，螺旋槳的聲響很大，震耳欲聾。乘客落機後，總有半天覺得耳朵很不舒服。這是我個人第一次坐飛機。我們雖然平安回到了香港，但在我們南下之前一天的南下班機，竟因中途遇大風雨，在江西和廣東交界的地方墮毀了。 從改組派到擴大會議 汪氏民十八（一九二九年）回到香港，一方面辦報，積極從事宣傳；一方面又著手組織「改組派」，從事黨務工作。此時汪氏的政治活動比較以往幾年，範圍擴大得多了。十九年五、六月間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等，離開香港到北平舉行擴大會議，以與南京中央對抗。汪等北行後，改組派在香港的活動，即陷於停頓，主持小組的黨員曾屢次向北平函電請示，始終未得片紙隻字的答覆。 九月張學良派兵入關，閻馮軍事失敗，擴大會議跨【垮】台，改組派汪、陳、顧都從北平跑到太原，取道內蒙南下。經過雁門關時，汪氏有七絕兩首，傳誦一時，足見他流亡中的心境。原詩題《過雁門關》，全文如下： 殘烽廢壘對茫茫，塞草黃時鬢亦蒼，剩有一杯酬李牧，雁門關外度重陽。 一抹殘陽萬里城，更無木葉作秋聲，誰知獵獵西風裡，鴻雁南來我北行。 他自己一手搞起來的改組派，這時候也形同破甑了，又安得不嘆息「更無木葉作秋聲」呢？ 上海大世界的選舉 二十年春，胡漢民在南京被扣留，廣東方面又掀起反蔣運動，原在南京任要職的古應芬、孫科、劉紀文等均相繼南下，汪精衛忽又應邀回到廣州。後來寧粵雙方達成團結的協議，分南京和廣州各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除以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為第四屆中央的當然委會【員】而外，另留名額若干人由寧粵兩代表大會分別選出。 改組派雖然形成已久，但迄未產生正式組織。汪乃於此時召集有關的各省代表舉行會議，此即改組派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不久，汪精衛以粵方首席代表的資格前往上海與寧方作進一步的和談，改組派在粵的各省代表亦相繼去上海。因為深感在粵受排擠，乃在上海「大世界」舉行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大世界」本是野雞（妓女）叢集之地，所以世人又稱此次選舉為「野雞」選舉，以示挖苦之意。 以後，大世界所選出的委員雖然終被寧粵兩方所接受，而併入國民黨的第四屆中央委員，但改組派的地方各級機構則自始至終並未建立。筆者曾是改組派的一分子，除在香港參加過一兩次小組會議而外，卻未見過有真正的組織和所謂組織的活動。 國民黨分而複合 由於國難嚴重，團結合作的呼聲愈來愈高，民廿（一九三一年）洛陽會議後，國民黨各派捐棄前嫌，接著汪氏出任行政院長[6]。北伐後的分裂局面，頓歸統一，全國一致對外。汪氏做了行政院長後，又委任林柏生再在上海發行《中華日報》，仍以林氏為社長。《南華日報》的發行如果志在分裂，則《中華日報》的發行應該志在團結。自民十三國民黨改組直至民廿洛陽會議，可稱為「北伐前後時期」，洛陽會議以後直至民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則應該歸入抗戰時期了。我這一篇北伐前後的見聞雜憶寫到民廿為止。寫完了此篇，也應告結束了。 作者附註 《南華日報》和《中華日報》都是汪精衛先生個人創辦的言論機關，《南華日報》於一九三〇年初發行於香港；《中華日報》約於兩年後發行於上海。《南華日報》的創辦筆者曾參與其事，出版後任總編輯約兩年；一九三二年以總編輯名義率領香港幾家大報的代表，組成訪問團，團員共五六人，取道武漢、南京，北上平津，遠至山海關，極力宣揚全國團結工作，一致對外的主張，頗受政府及各方面的重視。《中華日報》的創辦，全系林柏生先生之力，與筆者無關。 本文最後「國民黨分而複合」一段，應再補充幾句。筆者隨汪氏回到廣州【香港】後，雖參加了《南華日報》的工作，又參加了改組派，但上海大世界的選舉及北平擴大會議的活動，雖同為改組派最得意的政治鬥爭，筆者卻始終未曾參加。一九三〇年，日本侵略滿洲，第二年春天，國民黨黨內各派及黨外各派舉行「洛陽國難會議」，主張團結合作一致對外，這會議筆者卻前往參加了。國難會議結束，筆者回到南京，其時汪精衛先生已經做了行政院的院長，筆者奉命擔任僑務委員會教育處的處長（該會的委員長為陳樹人先生），不久，便轉到行政院，任參事職務[7]。從此，筆者便成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的高級公務員，一直做了十五年，戰後回到南京，才因為其他職務而離開行政院。 * * * [1] 原文刊於《中國民主論壇》第2卷第4期，1966年2月16日，第22-23頁及封底。 [2] 所謂「受政敵攻擊甚力」的具體事實及其影響見前文（附錄三）編者注。 [3] 此處作者記憶有誤：汪精衛雖然在1932年曾任行政院長，但在行政院長任內遇刺，則是民國24年（1935）11月1日的事。 [4]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尚存《南華日報》微縮膠捲（1934年11月1日至1944年8月26日），而在1934年11月1-6日的第14版上則連載了康時（當是克文先生筆名）所撰《北游日記》的第68-72篇。第72篇為末篇，其後附有上海《時事新報》所載考察團談話，由是得知該團是在民國23年（1934）5月14日出發，6月18日回到南京結束行程，其後赴滬坐輪船回香港。這與文中所說的在1932年秋季成行完全不一樣，當是年久記憶有誤所致。《北游日記》第69篇提到山海關附近的文告署「康德元年」，與下文所述相同，這是偽滿在1934年改名「大滿洲帝國」之後的年號，此前年號則為「大同」，這對訪問團成行年份為1934是有力旁證。 [5] 此事在1935年2月14-25日間的《南華日報》有記載，但行程與文中所述亦有差異，是從漢口飛北平，然後飛包頭考察，回程則依次飛北平、南京到上海，然後坐輪船返回香港。 [6] 洛陽國難會議的醞釀是在1931年12月下旬，但正式召開則是在1932年4月7日至12日間，其時汪精衛已經出任行政院長，因此文中的說法略有誤差。 [7] 此處克文先生顯然記憶有誤。他出任（國民政府屬下的）僑務委員會委員兼僑民教育處處長的確是在1932年4月21日，但並非「不久，便轉到行政院，任參事職務」，而是在短短四個月之後即1932年8月20日就請假離任，回到香港繼續做《南華日報》主編。這樣文中所說，他在1932年秋季（其實是1934年夏季，見上文注釋）參加香港五報代表團訪問大陸，以及後來從廣州乘坐飛機來回北平這兩事，方才可以得到合理解釋。至於他出任行政院參事，其實已經是1935年5月，即在僑委會工作之後三年的事情。以上他到僑委會任職事見該會任免案第三冊（台北「國史館」檔案入藏登記號001032117003）；請假離任事見僑委會第20次常會（8月20日）議事日程（台北「國史館」檔案入藏登記號 0461.32-2217.01-01），以及李朴生《我不識字的母親》（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6）第191頁的旁證；任行政院參事事見《行政院科長以上名錄，1938》（南京第二檔案館全宗號2-3，卷宗號11003/14J-1473）。 五 改組派與回憶錄[1] 我近來寫了幾篇回憶錄的文字，發表之後，熟朋友說，你的回憶錄似乎寫得簡單了一點，應該寫得較為詳細些；不過，你寫得頗覺凌空，比較偏見不多，這是可取的地方。另外，又有朋友對我說，你在《中國民主論壇》二卷四期的回憶錄，提到你曾參加過改組派，後來你甚麼時候離開改組派的？退出有沒有原因？你對改組派的意見又怎樣？可否再作一些補充呢？ 朋友們對我寫回憶錄的稱許，未必是對的；但對我的批評，我不但願意接受，更願意藉此機會，把我寫這些東西的動機和態度略為說明一下。至於要我再補充一些有關改組派的歷史事實，自然也義不容辭。不過，我所能記憶的實在很有限；而且改組派自成立以至於解體，時間很為短促。因此，我能說的實際是不能【 】很多的。以上【下】所述關於改組派的歷史，有些是從我的記憶得來，也有些是參考了別的記載然後寫出來的。 改組派得名由來 「改組派」的名稱，過去曾經成為政治圈子裡，朋友見面閒談笑謔的口頭禪。最普通的應用，把已經纏足而後來又解放的女子，叫做「改組派」。推而廣之，中途改變了思想信仰的，也可以呼為「改組派」。總之，提到「改組派」三字，多少總有點取笑之意。而這一種取笑，又是在國民黨的「改組派」出現了以後的事。所以我們也不妨說，這種取笑對「改組派」也是一種諷刺。可不知現在台灣還有這種取笑存在否？ 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已經把「改組」兩字提出來了。「改組派」的取名，大概是和這一點有關的。民國十八年，汪精衛氏所領導的國民黨分子，亦即過去稱為左派的分子，極力反對已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張國民黨再度改組。「改組派」便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應時而起，替代了過去的「左派」而成為國民黨的一派。 最後公開出現的派系 本來，國民黨經過了十六年共黨的廣州大暴動，已深感內部團結的重要，胡漢民曾提出兩句有名的口號，「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希望國民黨內的西山會議派、左派，及其他公開或不公開的小派系能夠取消，一致團結，共同對外。當時，曾任國府主席而又新任行政院長的譚延闓，前往南京市黨部登記黨籍時，黨部的幹事問他是國民黨那一派，譚氏即很不高興的答道：「本黨是沒有派別的。」據說，此時南京的中央黨部各委員都須立下誓言，不去搞小組織，已有的小組織必須聲明解散。事實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然而，事隔不過一年，「改組派」竟又公開出現了，原因雖然很多，至少說明一個道理，即黨外無黨，固然有違民主，黨內無派，也是事實所做不到的。不過，無論如何，「改組派」的出現是國民黨小派系公開出現的最後一次，似可無疑。 「改組派」既然是國民黨內的一派，自然是黨內權力鬥爭的一種結合，不會有甚麼嚴密組織的。據我所知，當時在香港大概有改組派數十人，分為幾個小組，偶然集會閒談，並無若何重大問題提出討論；總部到底在何處，我們亦無從知道，所知的只有汪、顧、陳三巨頭而已。參加改組派的國民黨黨員共有多少，也始終是一個謎。「改組派」最有力的宣傳員【 】機構，便是在香港出版的《南華日報》。 「改組派」甚麼時候正式成立，沒有經過宣布，連我們也不知道，大概是民十八（一九二九年）的冬天，或十九年的春天。汪、顧、陳十九年夏天到北平召開擴大會議，香港改組派的小組會議也就不再舉行了。擴大會議於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一月間宣告散場，改組派的命運也就同時結束。因此，「改組派」的歷史最多不會超過一年，和過去的「左派」一樣，都是曇花一現的。加入改組派的國民黨黨員也就不至有所謂退出的問題了。不過，據曾經到北平，參加過擴大會議的朋友說，他們離開北平的時候，情形十分狼狽，高級同志之間，亦幾乎彼此不顧。顧孟餘在到山西去的火車站上，便大罵陳璧君為肥婆，「肥婆誤事」，「肥婆再難合作」的詈聲不絕於耳。亦可見「改組派」內部當時已陷分崩離析的局面。後來，民國二十年冬天，汪氏所領導的一部分國民黨分子，在上海大世界舉行代表會議，選舉中央委員，雖仍扯「改組派」的招牌，實際上與擴大會議時代的「改組派」，不論主張與組成分子，都已大不相同。 改組派的成就 「改組派」的歷史雖短，若以擴大會議的表現而言，則「改組派」對於國民黨後來實施民主政制的影響，還是頗有可述的地方。 擴大會議的醞釀，雖是十八年上半年的事，但組織就緒，已經是十九年六月中旬，正式宣布成立則是十九年八月七日。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突然派兵入關，跟著閻馮宣告下野，擴大會議諸人倉皇入晉，十一月十二日，擴大會議在晉發表最後宣言，等於自行宣告結束。在短短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內，擴大會議當然談不到有甚麼重大的措施或成就。然就它前後兩次宣言所提出的有關政治、軍事和黨務的主張，不能不說是當時較為開明，較為符合民主原則的。而尤可稱道的，則為他們在太原所草擬的二百十一條約法草案。這一草案雖沒有甚麼法律上的地位，但亦與尋常學者一家之言不同，故當時報紙頗有讚美之詞，認為若有實現機會，國民不勝企盼。民國二十年五月，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通過「訓政時期約法」，並正式頒行全國，更【便】是受了擴大會議主張與太原約法草擬的影響而來的。參加擴大會議的雖有西山會議派，以及閻、馮軍人，但導演的中心人物，卻以「改組派」為主體。若說「改組派」是擴大會議的靈魂，也不為過。 有關改組派的歷史，我所能補充的大略如此。 關於回憶錄的意見 說到寫回憶錄，我寫得簡單，大概有兩種原因：第一，我記憶所及本來有限，照事直書，自然簡單。第二，我不是個文學作家，缺乏描寫的技術，更缺乏想像的力量，文章單純率直，自少曲折蔓延，詳細描述的風致。說到凌空少偏見，這恐怕是朋友有意勸勉的話，我自己實在不敢相信。也不是我心存客氣，因為就我所寫這幾篇東西來說，我雖力求其客觀，但總不免也有主觀在內。不過，我始終不曾有意在這些文字內，替自己作甚麼辯護，或替朋友作甚麼辯護。另一方面，我也不肯利用這些歷史敘述，隨意攻擊任何人。有些人寫回憶錄，把自己說成是天才的神童，或把自己的地位捧得很高，自己的成就說得很大，這些都是我所不敢想也不敢做的。還有一點，寫回憶錄這類文字，本是保存歷史資料的很好方法。但是執筆不難，寫出來是否確實可靠卻很難說。只就我自己最近所寫的幾篇來說，其中有兩三點事實，若非經過編者代為更正，也就不免錯誤了。我曾讀朋友所寫回憶錄，其中有些與我經歷有關，正確可靠的固然很多，然而純出於幻想的也不少。若認為全是事實，豈非笑話。這亦並非作者有意作偽：數十年前的事，是很容易以幻想作為事實的。我到香港後寄寓赤柱十多年，一個平日喜談中山先生和老革黨員掌故的朋友對其他朋友說，他時常到我赤柱寓所和我促膝夜談，一連數夕。事實上，他的話全是幻想，半點真實性都沒有。從此，朋友對他平日所說的革命掌故，也就知道是幻想的多了。太史公寫荊軻傳，敘述荊軻殿上追刺秦皇那一幕，有聲有色，恐後人不敢相信，於是傳後再說以藥囊提荊軻的醫生，他還及見，表示他的敘述是可靠的。其實，即使是醫生說的話也未必可靠。歷史之難以相信，可見一斑。此孟子所以說盡信書不如無書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 * * * [1] 原文刊於《中國民主論壇》第2卷第10期，1966年5月16日，第21-22頁。 六 曇花一現的左派[1]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已收復了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這一年冬從廣州遷到武漢去，這時候，我已經到中央黨部農民部做秘書，當然要跟著機關同去。不過，武漢雖然已經收復，長江下流【游】和上海還在北洋軍閥手裡。從廣州到武漢只有走陸路，還不能走水路。而且粵漢鐵路也還未通，坐火車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所取的路線是先從廣州坐火車到韶關（曲江），再從韶關步行到南雄，越過大庾嶺，入江西省。然後坐船沿贛江，經泰和、吉南，而至南昌。到南昌後改乘火車至九江，轉坐長江輪船而至武漢。 我動身的時間，大約是十月尾十一月初，天氣還未冷。離開廣州那一天，黃植之先生（我在記甘乃光先生那一段文章里，曾提到他，他和甘氏同住清水濠）到中央黨部來看我，還帶了黎沛華小姐同來。黎小姐後來成了黃太太，也是抗戰後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得力的私人秘書。黃植之先生在廣東高師教過我的日文，時間雖短，到底有師生的情誼。他來看我的目的，是托我在北上旅途中照料黎小姐，黎小姐也是中央黨部婦女部的一個職員。從廣州到韶關，火車上沒有甚麼可記。從韶關到南雄，路上也似乎很平常。到南雄後，最感興趣的是遊覽珠璣巷，相傳兩廣居民的祖先絕大部分都是從珠璣巷來的，凡祖先從珠璣巷來的，後嗣的兩腳小趾趾甲都分成兩半。珠璣巷在南雄城裡，建築簡陋，氣象荒涼，並沒有甚麼特殊古蹟，可以發思古幽情。 嶺南梅落嶺北梅開 過大庾嶺那天，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一件，是從南向北，走的全是逐漸升高的峻坂斜坡，山路曲折，兩邊林木豐茂，風景甚佳。過了大庾嶺最高處，便陡然下降，贛水平原全在眼底。嶺南嶺北，地埋形勢迥不相同。又一件，便是嶺南氣候溫暖如春，嶺北已經寒風颯颯。古人有「嶺南已見梅落，嶺北始見梅開」的詩句，我們這一日的旅程，已成了目擊的事實。嶺南梅林到處都是，梅花開放的亦不少，大庾嶺又稱梅嶺是有理由的。 沿贛江坐船到南昌，中間經過幾多日子已經不復記憶，大概系在十日至兩星期之間。冬季水淺，我們坐的只是很小的木船，每一隻船，客人和舟子最多不過七八人。全部船隻約在十艘以上，浩浩蕩蕩，順流而下。比較後來，抗戰期間，倉皇西入川蜀以及共黨渡江時，狼狽南奔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別。 我和黎沛華小姐同一隻船，日間大家坐在船頭談天，看兩岸風景，夜間把行李箱子放在中間，男女各睡一邊。這樣的旅行，雖然不很舒服，倒覺得滿有詩意的。 南昌和漢口的談話會 到南昌，大概停留三四日。這時候今總統蔣介石先生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也到南昌。中央黨部的工作同志到了之後，舉行一次談話會，二陳先生和蔣先生都來參加，而且各有一番說話。左右派分裂的形勢，也就是後來寧漢分立的形勢，此時已逐漸加強。蔣先生和二陳先生在談話會中，態度很為謹慎，說話也很委婉，強調黨員要有團結精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的言論。 我們在南昌遊覽了一兩天，最聞名的滕王閣故址也去過了。於是，大部分的黨部同志都依照原定計劃，乘坐南潯鐵路火車往九江（也有少數留在南昌的），轉乘長江輪船到武漢。到漢口那一天，我們受到盛大的歡迎，當天晚間，又舉行一個談話會，左派人物出席的很多，徐謙、譚平山、鄧演達等都到了。談話會席上，他們再三要我們報告南昌談話會的情形，要我們將蔣先生和二陳先生的說話詳細說出來。他們聽過之後，差不多都報以輕蔑的譏笑。態度尤為不恭的是鄧演達。他那兩撇短鬍子，加上一雙豬眼，說話老是帶著鼻音，倨傲的態度更為明顯。左右派對立的局勢，已經無可避免了。 建都武昌的傳說 在正式辦公之前，我們還有幾天遊覽武漢三鎮的機會。到漢口的第二天，我和幾個朋友便乘渡江小輪，遊覽武昌。先登俯瞰長江，建築在龜山上的黃鶴樓，只覺得那裡到處都是看相算命和小食攤子，毫無名勝古蹟之可言。後來到了城裡，登蛇山的抱冰堂，觀感便大不同了。蛇山是武昌的最高處，比我們平時在廣州登觀音山所看見的氣派形勢偉大得多了。為甚麼我當時會有如此的比較呢？原來我們到了漢口之後便聽到一種傳說，說國民政府要定都武昌。所以我遊覽武昌不免要看看武昌的地理形勢是否適合做全國首都。這時候，我尚未到過南京和北平，也未到過西安和洛陽。自然只有把武昌和廣州來做比較了。我覺得武昌比廣州的氣象大，可以做全國的首都。而當時之所以會有這種傳說，現在想起來，左派分子決心要以武漢作為根據地，發號施令，把政權握在手裡。不然，便不會有這種傳說出來的。抱冰堂是紀念張之洞的建築，那裡一切的布置都很整潔有條理，大概鄂省的老百姓對文襄的懷念還是很不錯的。講革命的黨人又有幾人真正能夠認識文襄的呢？ 左派聲勢為之大振 從冬天到了第二年（民十六）春天，經上海到武漢的水道已經暢通，我的家人和許多朋友都從廣州坐船經上海來武漢。不久，汪精衛氏也從歐洲回到武漢來了。左派的聲勢為之大振。從春天到夏天，我們在黨里的工作，別的部門我不太清楚，和農民部有關的，便是辦理農民運動講習所，和討論土地改革方案兩大件事。我以前曾在本刊說過有關土地改革方案問題的討論經過[2]。這個方案，雖勉強作成了結論。可是在國民黨左派看來已經過於急進，而在共產黨看來則認為過於妥協了。 武漢分共的一幕 是年夏天，夏斗寅和許克祥的事件發生後，武漢分共的形勢已經急轉直下，無法挽回。不過武漢的分共行動，並不是秘密進行的，共產黨的撤退，也是半公開的，既不發生流血，也不至影響社會治安。當時國民黨把共產黨改稱為暴徒，而共產黨也等於接受了這一個稱呼。廣東籍有名的共產黨羅綺園就在這時候，跑到武昌文家巷我的寓所，靠在走廊的闌幹上，向我自稱暴徒，並告訴我要離開武漢了。毛澤東在離開武漢之前三四天，我還到過他糧道街的寓所，他的楊姓太太正靠在床上餵小孩子，看見客人毫不在意。毛澤東對於分共，並沒有對我說過甚麼話。鄧演達是當時我在工作上和他接觸最多的一個人。分共空氣最濃厚的時候，一天晚上，他約我到他漢口黃皮【陂】路的寓所談話。大概是深夜十一時左右，我到了黃皮【陂】路。他把我請到臥室去，這是前所未有的。我和他兩人談了大約近兩小時。詳細已經不復記憶，主要是他問我對於分共的意見。他卻未清楚表示他的態度，也沒有說他要離開武漢。談話之後第二天，他和譚平山都不知去向了。 譚平山是武漢國民政府的農政部長，他出走之後，大概由於何香凝的主張，農政部的秘書長名義落在我的身上，並且要以秘書長代理部長職務。我代理部長職務最多不過一個月，全部工作，只是頒布了一份幾百字的布告而已。布告頒布後，我便離開武漢到廬山，很快便由廬山到上海，回到廣州去。農政部的結束，還是前面說及的我的日文老師黃植之先生代我辦理的。 左派壽終正寢 農政部的結束，是武漢國民政府的結束，也就是國民黨左派的壽終正寢。時間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七八月之間。武漢政府和左派的跨【垮】台，很明顯的是沒有實力的支持。這時候不止國民黨主要的武裝部隊已經收復了南京，在南京開府，同時左派所倚恃分布在兩湖的唐生智及其他部隊亦已反叛，而且共產黨所宣傳的有組織的幾百萬農工群眾，則竟是毫無力量之可言。加以共產黨和國民黨貌合神離的合作，亦已到了圖窮匕現的時候。勢非散夥不可。於是乎，左派分子在武漢三鎮大吹大擂的革命，就在短短半年左右的時間內宣告幻滅。 左派的演變 左派的出現，沒有確定的時日，大概是民十五廖仲愷被刺以後的事。當時汪精衛氏曾提出「革命的向左來」的口號，左與右的爭論，在於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聯俄，容共，與扶助農工。右派極力反對聯俄容共。若果說國民黨的歷史真有政策上的派別紛爭，應該是從廖案發生以至武漢跨【垮】台這一年多的時間。武漢跨【垮】台以後，國民黨內部的糾紛就很少是政策的衝突，乃是權力的爭奪了。不僅如此，左派的名稱也似乎跟著武漢的跨【垮】台而同時歸於消滅。以後由汪氏所領導的國民黨分子，不久組織「改組派」，又演變而成為擴大會議派，不再提左派這一名稱，也不再提三大政策。左派的存在，嚴格說起來，不過半年最多一年的時間而已。 作者附註 ［在］本文最後「左派的演變」一小段，左派的出現時間，應該在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以前，即決定實行三大政策之後，並不是民十五（一九二六）廖仲愷被刺以後的事。改組派及擴大會議的活動，系武漢失敗以後，一九二九—三〇年兩年間的事，均由汪精衛先生直接領導，純粹是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的活動，與武漢採取國共合作政策的左派活動，性質大不相同。 * * * [1] 原文刊於《中國民主論壇》第2卷第1期，1966年1月1日，第19-20、22頁。 [2] 此即以下附錄第八篇；並見九、十兩篇，但那是再過十年之後的追憶了。 七 鄧演達和國民黨左派[1] 前言 兩年前的夏天，美國康納爾大學東亞研究所所員甘尼特·奧里那（Mr.Kenneth Olenik）[2]來到香港，請香港大學的朋友約我和他談話；見面後，才知道他希望我把有關鄧演達的歷史，給他一些資料，他正把鄧氏歷史作為專題研究，問他為甚麼要來問我；他說，他到台北搜尋資料，看到若干檔案有我名字，知道我和鄧演達有過工作的關係。 這使我想起八年前（一九六四），美國哥林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韋慕庭氏（C.Martin Wilbur）到香港，亦托朋友約談的事。韋氏因研究中國現代史，在台北看檔案，知道我北伐時期做過國民黨的黨務工作，因此約我見面。 他們兩人都是想從和事實有關的人物，搜尋一些直接資料，作為研究根據；這是他們工作認真，可以稱道的地方。 我和鄧演達雖有過工作上的關係，但時間並不很長，算起來，不過半年左右而已，那便是民十五冬天和民十六夏天之間（一九二六─七）的武漢政府時代；在此以前，我並未認識他，也從未和他見過面，在此以後，又和他完全隔絕了；他離開武漢，怎樣到莫斯科，又怎樣到柏林及其他東歐各國，固毫無所知；即後來從歐洲回到上海，組織第三黨，以至被捕被殺的經過，也是多年後，零零碎碎從朋友口中知道多少的。所以，那天甘尼特·奧里那在文華酒店茶座上，向我提出的問題，我能夠切實答覆的，很是有限，說不上作為研究或了解鄧氏的參考。但因此使我對於這個死了四十多年的工作朋友，從新追憶起來，多方物色與他有關的歷史資料，現在稍有所得，略加整理，寫成這篇文字，聊表懷念之意。 兒童時代參加革命 鄧演達字擇生，廣東惠陽人。兒童時代已經參加過革命黨的工作，八歲那年，跟黨人姚雨平做軍事通訊員，往來廣州佛山，秘密傳遞消息。十二歲入黃埔陸軍小學，十六歲，值辛亥革命，隨北伐軍出發，遠至徐州。民五至民十二，數年之間（鄧氏廿多歲的時候），革命黨在廣東進行的好幾次軍事行動，他無不身與其役。民十三（鄧年廿九），黃埔軍校成立，他初任訓練部副主任（主任為李濟琛），後改任教育長。民十五，北伐軍興，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圍攻武昌之役，擔任攻城司令，親臨前線，苦戰多日；武昌克後，居功甚偉，遂兼任湖北省政府主任[3]。十六年春，武漢中央成立，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及軍事委員，兼中央黨部農民部部長。是年夏，武漢分共，鄧氏即秘密離開武漢，前往蘇俄及東歐各國，從事考察與研究。十九年（一九三〇）春回到上海，組織「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積極活動；翌年八月，被捕於上海；十一月廿九日被殺於南京。鄧氏一生，可謂為革命而生，亦為革命而死矣。 鄧氏的歷史和國民黨左派的歷史是分不開的，他的為人，剛強率直，重實行，無城府，是地道廣東人的性格。他忠於理想，勇於負責，始終如一，至死不渝，不愧為有為有守的革命志士；在國民黨的歷史裡，應該說得上是後起之秀；然以主張見解之不同，竟死於同志之手。說起來，實在令人嘆息。不過，政治鬥爭，派系衝突，是非往往難明，這又不止國民黨一黨，鄧氏一人的犧牲為然了。 左派形成的經過 說到國民黨左派歷史，不能不略述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政策的由來。民十（一九二一）十二月前，蘇俄代表馬林（Maring）到桂林見中山先生，詳談十月革命及新經濟政策，並對中國革命發表意見。中山先生及若干國民黨重要分子，如廖仲愷等，大為所動，實為聯俄政策的開端。翌年蘇俄再派要員越飛（Adolf A.Joffe）來華，見中山先生於上海，提出國共合作主張，同時中共亦有決議，「以有組織的行動與國民黨合作」，這便成為容共政策的根源。民十三（一九二四），蘇俄又派鮑羅廷到廣州，和中山先生商定改組國民黨的大計；於是，聯俄容共政策便完全確定了。 可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和國民黨合作，完全是一種陰謀；試看他們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裡的秘密決議案： 我們的戰術，要在他們（按，指國民黨）勢力下的工會裡，漸漸積成勢力，推翻他們，自己奪得領導權。 到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再有如下的秘密決議案： 我們加入國民黨，應保持我們原來的組織，更應從工人團體及國民黨左派中，吸收其有階級性的革命分子，使我們組織擴大。 從這些秘密文件可以看出，民十二、三年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後，立即在國民黨內製造派系，分裂國民黨，以擴大自己的勢力，達到推翻國民黨的目的。當時中山先生對於共黨這些陰謀，不以為意，曾向國民黨的老同志說，「有我在一天，共產黨必不敢跋扈。」他並未想到，一年後他便會逝世，更未想到，他艱難締造的黨幾乎斷送在共黨這些陰謀手裡。 國共合作之後，國民黨即有所謂「左派」、「右派」、「新右派」等等名稱出現。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後，共黨分子高語罕（當時系黃埔軍校政治部的工作人員）竟公然在廣州對記者說，「要打倒北京的段祺瑞，要先打倒此間的段祺瑞」；跟著，「打倒新軍閥」的傳單也就不斷的在廣州市面出現了。可見共產黨分裂國民黨的工作，真是無所不用其極，愈來愈猖獗了。 黃埔軍校的左右派 黃埔軍校為革命軍事力量的中心，共產黨的滲透分化，自然更為積極。他們首先在校內成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組織，作為共黨活動的工具。跟著因國民黨亦起來組織「孫文主義學會」作為對抗，於是校內暗潮洶湧，壁壘森嚴。鄧演達這時候，身居軍校的教育長，地位重要，舉足輕重，他的態度是怎樣的呢？這是研究鄧氏的歷史，首先要注意的地方。 據《鄧演達先生傳咯》（以下簡稱《傳略》）記載： 民十三（一九二四），黃埔軍校成立，蔣中正任校長，鄧演達任教育長；不久，鄧氏即以意見不合，辭職往歐洲遊歷，到德國研究政治經濟，前後共約一年。十四年冬，經蘇俄回國，到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奉主席團的命令，作有關革命問題的報告，要點如下： ……現階段的國民革命，其任務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殘餘，求民族的解放與民主自由，其性質為各階級聯合，構成統一陣線，所以叫做國民革命。個人或階級違反這個原則，便變成革命的對象。在這聯合陣線中，主力軍自然是農工大眾；本黨農工政策的中心任務便在於此。 讀了這一段文字，可見鄧氏以意見不合，辭去軍校教育長職務這一件事，似與政治無關，當然更說不上是黨內右派衝突的結果。如果不然，主席團便不應該請他出席報告，而且報告之後，跟著又在這一次大會裡選地為第二屆的候補中央委員，並復任軍校的教育長了。再看他報告的內容，雖極力闡發農工政策的重要，但並沒有派系攻擊的意思，可見他這時候的態度還是站在整個國民黨的立場；最少他對蔣校長的關係，還是沒有惡化的。 中山艦事變和鄧演達 過了幾個月，即到了十五年三月廿日，發生中山艦事變，《傳略》的記載是這樣的： 這是落後右派分子向革命進攻的陰謀行動，試演軍事獨裁的第一幕。先生（指鄧）在這事變中，身當其沖，蔣氏臨時派人將先生監視，禁止與外界交通，這不特先生不明究竟，當時政府當局亦莫名其妙，蔣氏此舉實為背叛革命的示威運動。 這一段紀錄如果是確實的，則蔣鄧之間的關係已經完全破裂，鄧氏且有參予【與】事變或知情的嫌疑了。不過我們根據以下兩項資料，似乎事實又並不如此。 毛思誠撰《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有關此次事變的日記，有如下一條： 七日（民十五年三月七日），劉峙鄧演達告知，有人以油印品分送，作反蔣宣傳，公（指蔣先生）聞之雲，心轉釋然。 又蔣總統自撰《蘇俄在中國》一書，也有如左的記載： 三月十八日（民十五），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矯令我的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命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隨後李之龍來打電話問我，中山艦是否仍要來廣州迎接？我很駭異，就問他道，是誰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回黃埔去的？他答不出來。 看這兩項記載，中山艦事變時，鄧氏對蔣仍然效忠，並無反叛的跡象，《傳略》所說，似不可靠。事變之後，僅過兩個多月，北伐軍興，蔣先生作了北伐軍的總司令，鄧亦作了總政治部主任。若事變發生時，蔣曾派人對鄧監視，禁與外間隔絕，兩人的政治關係經已破裂，感情更不待說；蔣固然要極力反對鄧的新職，鄧也不見得再願意和蔣合作。《傳略》的作者楊逸棠，系後來第三黨的重要分子，《傳略》又系成於鄧氏死後近卅年之民卅八年（一九四九），恐不免滲雜了成見，未必完全可信。 鄧演達的口氣轉變了 總政治部的成立為十五年夏天，當時曾提出許多宣傳口號，最重要的：有「實行三民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剷除貪污官吏」，「建立廉潔政府」，等等；也還是以國民黨的立場，對北洋政府和北方軍閥而發的，並沒有攻擊黨內派系或所謂「新軍閥」的意思。然而，約莫過了一個月，大概是十五年七月間，總政治部的工作人員隨軍出發的時候，鄧演達對他們的演講，口氣卻有些變了，試看他如下這一段話： ……我們此去，要喚起廣大的農工群眾，自己起來解除自己的痛苦，同時，我們要剷除軍閥制度，永絕祖國禍亂根源。我們更應注意，並防止我們自己造成為軍閥的趨向。 為甚麼我說他的口氣變了呢？便是他最後這一句話，很有些和共黨高語罕說的「打倒此間段祺瑞」相似，多少有點反蔣的味道，但亦只能說有點相似，或口氣有點改變而已；尚未能說他已經堂堂正正的，站在左派的立場，攻擊右派，或公然反蔣。 鄧演達為甚麼有此轉變的呢？這和他的左傾思想有關。他從十四年到蘇俄和東歐，正是蘇俄聲勢極盛的時候，他思想上受共黨理論的影響很深自不待說，他在國民黨代表大會席上所作有關革命問題的報告，可以說和共黨的理論沒有分別的。 還有更重要的，是他受了俄顧問和共黨的策略影響。國民黨的北伐計劃原是俄顧問所反對的，十五年二月間，俄顧問季山加在黃埔軍校會議席上，即宣傳北伐必敗論（見《蘇俄在中國》）。反對北伐，自然要反蔣，這是很自然的。又當時的總政治部工作人員，有孫炳文、章伯鈞、郭沬若、郭冠傑、李民治、季方、楊逸棠等，不是共黨便是同情共黨的分子。做顧問要貫澈他們反對北伐和反蔣的陰謀，共產黨要實行分化國民黨，削弱國民黨的策略；自然都集中他們的「火力」到總政治部和鄧演達的身上來了。鄧演達也就於有意無意之間，上了他們的策略圈套，我相信他的態度轉變是由此而來的。 總之，北伐和總政治部的成立這兩件事，是鄧演達一生歷史的轉折點，是可以無疑的。 國共都免不了派系鬥爭的痛苦 不過，說到這裡，我們也要明白，國民黨的派系分裂，並不是完全由俄顧問和共黨的陰謀分化而成的。 中山先生說過，「政治乃管理眾人之事」，要管理便得有權。所以，革命或政治運動，雖以主義和政策為標榜，實際無一而不以奪權為目的。抱負愈高，野心愈大的政治家，他所要求的權力也就愈大，決不會以加入一個政治團體，做個隨聲附和的應聲蟲為滿足的。故任何政黨或革命組織，內部派系分化，權力爭奪，也就勢所不免的了。在富有民主經驗的國家，對於這種現象，自然可用辯論和投票方式，求得解決，使分裂得歸統一；否則，非出於陰謀詭計，或流血戰爭不可了。 國民黨為甚麼要有民十三的改組？改組以前，二十多年，又為甚麼由興中會一變而為同盟會，再變而為中華革命黨？豈不是或多或少，都和派系爭權有關？又在前的孫、黃對立，在後的孫、陳破裂，以至劉、楊叛變，若撇開道德觀念不談，豈不也是內部權力衝突的結果？再以中共的歷史為例，他們雖以製造派系，挑撥是非，作為分裂和削弱國民黨的策略；然而，他們自己內部也何嘗能免於分裂？一樣不斷的有派系衝突，奪權鬥爭的現象出現；擾攘之多，痛苦之大，較之國民黨為更甚。近年之所謂「文化革命」，與劉、林之神秘失蹤，尤極天下之殘酷能事，彰彰在人耳目。 總之，半世紀以來，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飽嘗了內部分裂，派系奪權的痛苦。天下烏鴉一般黑，並非一黨為然。今後，彼此能否從痛苦中獲得教訓，覆轍不至重蹈，則非我們所能輕易判斷的了。 為左派創造新形勢 以下，我要敘述鄧演達怎樣為左派創造新形勢。 十五年六月五日，國民政府下令，組織北伐軍總司令部及總政治部；七月一日，頒發北伐令。總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六月間即已隨軍出發。鄧演達和他的工作人員，北伐途中，工作非常積極，特別著重農民生活及土地分配的調查與研究。總政治部和各軍政治部分別組織了農民調查團，及農民問題研究會。是年十月，收復武漢後，更以總政治部為中心，大力發動民眾運動，工會農會勃然興起，城市與農村都受到空前未有的衝擊，革命聲勢更為高漲。然亦因此而引起了黨內外的反感和批評：溫和一點的說民眾運動做得「過火」了；激烈一點的便說「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了。所謂黨人是針對當時政治部的工作人員而說的。 過了一兩個月，十六年一月間，漢口英租界的民眾和租界裡的英軍衝突起來了。民眾搶奪英軍的槍械，英界當局宣布戒嚴，揚子江上的英艦把大炮脫去炮衣，指向武漢兩岸，情勢險惡，已達極點。這時候，鄧演達適在九江參加軍事會議，接到漢口拍來的電報，立即在會議席上提出報告，主張乘機驅逐帝國主義，收回租界。但出席會議的多主張慎重。會後，鄧氏急返漢口，亦力勸民眾鎮靜，聽候政府交涉。 一年前鄧氏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席上，提出革命問題的報告，主張用民眾力量，打倒帝國主義，以求取民族的自由平等。現在他正要利用他的地位和權力，去貫徹這些主張。坐言起行，迎合了日益高漲的民族感情，左派對於一般青年人能夠發生極大的吸引力，這個恐怕便是重要的原因。 鄧演達擴大工作 鄧氏的主張，能否產生他理想中的效果，自然不無問題；然而更大的困難，卻在他的主張並未獲得北伐軍和國民黨內部的一致支持。北伐軍開始行動的時候，總司令蔣中正即以總司令名義，於十五年八月間，發表「對外宣言」，聲明北伐軍負責保護外國人士在華的生命財產。現在總政治部發動民眾，想藉民眾的直接行動，驅逐帝國主義，收回租界，顯然是和總司令部的政策互相衝突的了。 再看看國民黨內部對總政治部的工作，又有甚麼反應。監察委員吳稚暉曾在南昌發表公開談話，批評總政治部說：「總政治部不過總司令部一機關而已，鄧演達擴大工作，比國民政府還要大。」 吳氏指摘鄧演達弄權驕橫，目無中央；國民黨內部有許多人不滿鄧氏，自屬不言而喻。話雖如此，如果沒有鄧演達「擴大工作」的努力，北伐軍的聲勢恐怕不會有當時那麼浩大；全國人民對北伐軍的引領期待，謳歌革命；國際觀感，耳目為之一新；恐怕也是和總政治部的工作有關的。尤可注意的，便是鄧氏這一番奮鬥，實為左派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局面。第二年（十六年）春天，左派中央能夠在武漢成立，隱然成為革命勢力的中心，亦可以說鄧演達的貢獻是決不可少的。 汪精衛善於調和現實 一般人都以為武漢中央的領導人物，前有徐謙，後有汪精衛；鄧演達的地位遠在二人之下，最多和第二流角色顧孟餘、陳公博、孫科、譚平山等相等耳；怎能把他看得如此重要！其實不然。武漢中央於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初，正式宣告成立。汪精衛遲至四月初，才從法國回到上海，又逗留了幾天，才坐船到漢口。這時候武漢中央大計，早已由三月初在漢口舉行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決定一切了。汪精衛回來領導群倫，其實只是坐享其成，因人而熱罷了。 還有一點，也很值在這裡一提，那便是汪精衛之成為左派領袖，從他個人的性格和才能來說，也是極不相稱的。民十二（一九二三）中山先生決定採取聯俄容共政策之後為了「策劃各種應采手段」，「應付非常事項」，於是組織「革命委員會」。他為了這一件事，曾寫信給蔣中正，信里便有如下的話： ……精衛原非蘇俄式之革命者，不參加亦無妨……漢民與精衛皆不能以全副心情服膺此義，彼二人之性質，有調和現實之長，而不宜於徹底解決；如目前不生不死之局面，彼二人當易維持；要展開新局面，即非彼等所能勝任矣。 中山先生對汪氏為人的認識，是很正確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也是如此。以調和現實見長的汪氏，一旦從海外歸來，竟一躍而成為左派的領袖，主持武漢的中央大計，寧非怪事！身不由己，可想而知。 徐謙只是投機分子 再說徐謙，他本來並不是國民黨的黨員，出身滿清科舉時代的進士；入民國後，在北洋政府里做官，因為他是皖人又系基督徒，和馮玉祥接近，做了馮軍里的總參議。中山先生北上的時候，見國民黨勢盛，才乘機入黨。從此以後，他便以馮玉祥為背景，和蘇俄大使館來往。民十五，「三一八」慘案發生，徐氏為段政府通緝，藉俄國大使加拉罕的庇護，潛行赴粵。然後由鮑羅廷推薦，做了國民政府的委員。總之，徐的為人，只是一個熱中名利的投機分子，也可說是左派平日所鄙棄的昏庸老朽人物。他之成為左派的領袖，只不過是鮑羅廷的工具而已。 鄧演達可不同了。他受過現代的軍事教育，到德國研究過政治經濟，富有社會科學的新知識，又到過莫斯科，和蘇俄人士多所接觸，熟識十月革命的歷史，頗具組織和領導的才能。北伐途中的調查研究與宣傳，抵達武漢後的發動民眾運動，無一而不表示他是個極端熱心革命的青年領袖。現在，我們再看看他關於開創武漢左派局面的其他活動。 遷武漢痛哭一晝夜 據《傳略》記載，十五年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依照決議遷到武漢，途次南昌，蔣中正擬將全部人員留於南昌。鄧演達認為這是革命的危機，曾痛哭一晝夜，並與蔣氏長談，力陳利害，蔣終不聽。於是連夜趕回武漢，提出「反對軍事獨裁」，「黨權高於一切」的口號；不久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亦在武漢恢復活動，鄧氏亦遞補為中央執行委員兼農民部長。根據這一段記載，可見貫徹中央遷到武漢的決定，使武漢成為左派的中心，鄧演達最為努力，始終不懈的。 猶憶筆者於十五年冬天，隨中央黨部，經韶關，越大庾嶺，坐木船沿贛江而至南昌，然後坐南潯鐵路的火車至九江，轉乘輪船，西上武漢的經過，亦可為此事的參考。 筆者原為中央黨部農民部的工作人員。當時同行北上的，不下兩百人左右。經過十幾二十日的水陸跋涉，到南昌的時候，已經疲憊不堪。大家樂得在那裡遊覽滕王閣及其他名勝古蹟，休息幾天。想不到在南昌的中央委員，還要我們出席甚麼座談會，真是掃興之至。座談會舉行於南昌行營裡面，出席的中央委員有蔣中正、陳果夫、陳立夫等。他們說的不外是團結合作，共同努力，完成北伐使命這一類話，並沒有阻止我們西上的意思，自然我們也沒有國民黨即將陷於重大分裂危險的感覺。過了幾天，我們離開南昌前往漢口。到漢口那天，受到熱烈的歡迎。但當天晚間，武漢的中央委員也舉行一次座談會，要我們一律參加。中央委員出席的，較南昌座談會多，說話的有徐謙、譚平山、鄧演達等。和南昌座談會不同的地方，便是他們很詳細的查問我們，南昌座談會，蔣陳諸人說的是些甚麼話？他們聽了我們的報告後，多報以輕蔑的譏笑聲。而其中發問最多，譏笑最甚的是鄧演達，彷佛他在主持這個座談會。這是我和鄧演達的第一次見面。 他給我的印象，是身高體壯，發厚額低，配上一雙眯離的醉眼，眼縫很少【窄】，和豬眼差不多，說話鼻音極重，態度顯得有些高傲，似乎和廣東人的爽朗有點不相稱。不過，後來和他相處得多了，才知道他實在是個坦率平直，容易相處的朋友。座談會後，鄧演達的活動愈來愈大，地位也愈重要了。 高呼打倒個人獨裁 我們到武漢不久，武漢的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便聯合起來，組織所謂「聯席會議」，執行「黨的最高職權」，把其餘許多沒有到武漢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的意見置之不顧。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武漢三鎮的黨員一萬五千餘人，於武昌南湖閱馬廠舉行黨員大會，下午又繼續舉行民眾大會，參加的民眾號稱十萬以上。徐謙和鄧演達均出席大會，發表演說，群眾高呼「打倒張靜江」（他是當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代主席），「反對軍事獨裁」，「反對破壞外交統一的反動分子」，很顯然都是針對南昌方面的黨人而發的。國民黨的分裂已經是無可避免了。 鄧演達的演說提出三項主張：（一）要打倒個人獨裁以及一切封建思想勢力，（二）軍事應絕對服從黨的指揮，（三）要把民眾運動統一於黨的領導之下，以免封建勢力從中破壞和各種矛盾磨擦的產生。最後大會通過了六項重要決議案： （一）鞏固中央權力，統一指導機關； （二）從速在武昌召集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會議； （三）歡迎汪精衛同志即日消假視事； （四）清除黨內一切昏庸老朽分子； （五）擁護國府統一外交，打倒黨內與帝國主義妥協的反動分子； （六）準備對奉系軍閥作最後的決戰。 六項決議，只有最後一項是對外的，其餘五項全是對黨內而發。黨員大會或民眾大會只不過是左派奪取權力，建立基地的一種策略，不言而喻。同時，又假黨員大會的名義通電中央及各省市黨部，其中有如下的幾句話： ……汪精衛同志辭職後，黨內情勢竟由少數昏庸老朽之反動分子掌握黨務，左右政府，不特違悖黨紀，且使黨權失墜，以致軍事行動不受黨的指揮；凡百措施，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黨與政府。…… 這一封電報，為汪精衛回國預留地步。汪氏身不由己，因人而熱，於此更可得到證明。而鄧演達的活躍與其地位的重要，亦可於這兩次大會表現出來。 右派要求妥協 兩項【個】大會開過後，兩湖各地遍見「打倒新軍閥」，「歡迎汪主席復職」，「黨權高於一切」，「一切權力屬於黨」，這一類宣傳文字和標語；群眾隨時集會遊行，武裝工人糾察隊晝夜出沒於城市，氣焰高漲，前所未有；湖南工農群眾尤為兇狠，隨便捕人殺人。這都是以鄧演達所領導的總政治部和湖北省政府為中心，而造成了新的革命形勢。在這個新形勢之下，國民黨的分裂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了。 左派聲勢日見浩大，南昌方面的右派不免為之相顧失色，雖有過妥協表示，力求和解，卒之於事無補。蔣總統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即有如下一段話： 我（蔣氏自言）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不能不極力容忍，（十五年）十二月十九及二十日，我兩電武漢，對於武漢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舉行。到了十六年三月，三中全會開會，我更向全會辭去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表明我開誠布公，促成團結的誠意。 然而，右派這種表示換來的結果是甚麼呢？是左派更多的輕蔑譏笑，是「打倒新軍閥」，「打倒昏庸老朽」，「黨權高於一切」的呼號；「團結」已為左派所不屑一顧。在左派眼光中，「新軍閥」的打倒必須在打倒北洋軍閥之先。 左派對右派的答覆 左派氣焰最高漲的時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於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七日至十七日，在漢口開會，出席的共有中央委員廿一人。鄧演達和共黨分子毛澤東、吳玉章等在會議中聯名提出土地問題及農工運動方案，內容全以蘇俄辦法為藍本。全會又通過對全體黨員頒布的訓令，說明這次會議的使命和目的，訓令有如下的話： 北伐軍興以來，軍事政治黨務集中於個人……弊害殊多，徒使昏庸老朽者盤據黨內，官僚市儈以及投機分子乘機而入……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經詳慎考慮，將一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均須集中於黨，……藉以防止黨內投機腐化及軍事獨裁之趨勢…… 這一個訓令不啻是對右派下的討伐令，也就是對右派要求團結的答覆，主要的精神是和鄧演達兩個多月前對群眾大會的演講一脈相承的。 炙手可熱的鄧演達 三中全會開過後，左派分子取得了黨政大權，鄧演達的權力和地位也跟著提高起來了。全會選舉的結果，中央常務委員，中央黨部各部部長，政治委員會委員，除蔣中正、譚延闓兩人外，其餘全是左派或共黨分子；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和國民政府的委員，左派分子的勢力亦殊不弱。現在再看看鄧演達的個人地位，在此以前，他不過是一個候補的中央執行委員；如今他不僅是中央黨部的農民部長，而且也是政治委員會的委員；在軍事上，他既系軍事委員會十五委員之一，而且亦系該會六人主席團主席之一。如果再研究一下他當選的票數，更可以看出他的地位確是很不平凡，已經超出許多黨中要人或前輩之上，徐謙是遠遠比不上他的。 中央黨部七部長的選舉，鄧演達於廿一個中央執行委員的投票總數中，得十八票當選，政治委員會則以廿票當選，軍事委員會委員亦以廿票當選，僅次於蔣中正的廿一票；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又以十九票當選，竟超過蔣中正的十八票。這時候的鄧演達，炙手可熱，權位之隆，可想而知。然而他的奮發努力，還是始終如一，實為許多人之所不及。當時筆者服務中央農民部，和鄧氏接觸的機會很多，常見他的會客室里，訪客日夕滿座，外國人尤比中國人多。外國客人和主人交談均操德語。鄧氏的德語談話，喜帶und dann兩字；會客室中und dann，und dann之音不絕於耳，至今尚如聞其聲。 漢口英租界某銀行為當時中央黨部所在地，十六年春夏間，每星期均有一兩次有關土地改革問題的會議在那裡開會，往往深夜不散。鄧演達和鮑羅廷每會必到，鮑的發言，即由鄧氏即席譯述。會議結果，多刊載於農民部出版的月刊中。 又據《傳略》記載，革命軍圍攻武昌，鄧氏任攻城司令，親臨城下，指揮作戰，苦戰多日；城破後，到漢口入浴，脅肉已盡破爛。鄧氏對於革命的狂熱，可【亦】於此等地方表現無遺了。 左派的黃金時代 三中全會閉會不久，汪精衛從法國經上海回到武漢，時為四月初旬。他一到漢口便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要和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同生死共存亡，並大呼「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的口號；四月十七日，又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下令撤銷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的職務，並且通緝他；又由中央黨部開除蔣中正的黨籍。這時候，左派的聲勢可謂登峰造極，爛如日月了。鄧氏的主張能夠實現的亦已不少。可惜，好景不常，花事闌珊即在荼靡遍開之後。誰又料得到兩個半月後，左派聲光即突告黯然銷【消】失，等於曇花之一現；鄧氏亦不得不悄然離開武漢，到歐洲去做政治難民了呢？ 左派拒絕了右派的「團結」要求，蔣中正即於武漢舉行三中全會的時候，率領北伐軍克復上海和南京，掩【淹】有閩浙蘇皖四省，兩廣亦互［通］聲氣；武漢的左派僅有兩湖及江西，軍事計劃又多受阻。汪精衛西上後，蔣中正即於四月十二日，下令寧滬清黨。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亦宣告成立，跟著改組各軍政治部，擴大清黨運動，寧漢成了對峙之勢，右派聲威大振。於是武漢倒有意和右派妥協了，曾派何香凝前往南京遊說，但結果並未成功。 右派的凌厲反擊 在此事之前，寧方的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吳稚暉等，已經於四月九日通電全國黨員，檢舉武漢左派的措施不法，端極【極端】危險；電文歷舉武漢措施有「不合理者二，可痛恨者十一」，無不振振有詞，持之成理。關於北伐軍政治部的工作指責更為嚴厲，原電說： （政治部的工作）已由少數分子所掌握，純粹三民主義者盡被排斥，甚至濫加罪名，幽囚滿獄；欲使國民黨絕跡於革命營陣之中，而狂呼提高黨權者對此乃不發一言。 漢口聯席會議及二屆三中全體會議皆為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顏【顧】問鮑羅廷教唆指使之倒行逆施。 右派對左派的反擊，比之一個月前左派攻擊右派，凌厲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攻擊的焦點，尤在於以鄧演達為首的政治部。這時候，武漢內部情勢日趨惡劣，三鎮紳商多已逃往上海，現金日少，政府只知濫發紙幣，飲鴆止渴；於是物價暴漲，餉糈困難，武器亦告缺乏；失業人口日增，農村亦大感不安；而共黨分子尚在湖南橫行，濫用武力，強迫沒收土地，湘中軍人因此起而反抗，長沙駐軍竟發生了暴動。 悄然離開武漢 尤為不幸的，即史太林對俄顧問和共黨的秘密訓令亦於此時到達了武漢。訓令的重點，要更換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改變國民黨的組織，消滅反共的軍事將領。這不啻是要實行革國民黨之命了。秘密訓令於六月一日到達，鮑羅廷主張不要告訴汪精衛，但第三國際代表印人羅易卻直接送給了汪氏。於是乎武漢的內部也不得不陷於分裂了。七月十五日，武漢政治會議開會，即決議實行分共，並准鮑羅廷辭職歸國。但鄧演達卻早於六月卅日秘密離開了武漢。據《傳略》記載，他離開的原因和經過是這樣的： 何鍵的許克祥部在湘發動馬日（十六年五月廿一）事變，駐防武漢的唐生智部及其他軍人，亦有不穩之勢：武漢領袖汪陳孫等責難民眾運動，說是「暴徒」，「過火」，鄧氏則力主非民眾起來，直接參加政權，不能鎮壓反動，續繼革命。他高呼，「我們不能自毀革命，自掘墳墓！」於是深夜往見國府主席汪精衛，苦勸不要動搖，非倚靠民眾，沒有生路；但結果不歡而散。鄧氏覺得已事無可為，遂化裝工人，間道從西北出國。 用「暴徒」、「過火」這樣的字眼指摘民眾運動，本是右派攻擊左派的口吻，現在左派內部也用同樣的字眼責難起來，又怎能不令鄧氏疾首痛心呢？過去一年，他用了渾身解數的氣力，才從海外拖得回來的「同志」，「主席」，左派的最高領袖汪精衛，不到三個月的功夫，竟把他「群眾革命」的理想棄之如遺，美夢打破，又怎能叫他再在武漢逗留得下去呢？鄧演達之所以等不到武漢分共，便悄然出走，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了。 我和鄧演達的最後一面 鄧演達在離開武漢之前兩天，約筆者到他漢口黃陂路寓所見面，時間是晚飯後。到時，他讓筆者到臥室里，單獨談話，這是前所未有的，心知必有嚴重的秘密問題要談，但猜不出是甚麼事。兩人前後約莫談了一小時。他首先發表一番革命理論，都是平常聽慣的——革命要靠民眾，三大政策非切實遵守不可這一類話；然後他很鄭重的問我，對「暴徒」和「過火」的指責，有甚麼意見？我在和他見面之前幾天，廣東的農民運動領袖羅綺園曾經到筆者的武昌寓所談話，表示即將離開武漢，談話中也提到這樣的問題。我當時對羅說，我們現在非分道揚鑣不可了。於是我便把這些話告訴了鄧演達。他聽了我的話，默不作聲，也沒有快要離開的任何表示，大概話不投機，不便再說下去。過兩天，看報紙，才知道他和譚平山都失了蹤，不知去向。 醞釀分共期間，共黨分子即紛紛秘密逃往江西，託庇於賀龍、葉挺（譚平山即為其中一人），或潛赴其他國內地方，徐謙亦逃往鄭州，依靠馮玉祥。鄧演達為甚麼要間關千里，逃往莫斯科去呢？ 到莫斯科的目的 據《鄧演達先生的生活》記載（以下簡稱《生活》）： 武漢將分共時，長江下游經已封鎖，豫陝為馮玉祥勢力範圍，於是鄧氏化裝為檢查電線杆工人，徒步沿京漢路至鄭州，西行過潼關，混入俄顧問隊伍中，乘汽車同行；中經陝甘蒙古大沙漠，歷時一月半，始達莫斯科。 這隻說明長江封鎖，不得不取道西北，前往莫斯科；到底懷著甚麼目的前往，還是很曖昧的。再看同一記載的另一段文字： 鄧氏抵俄京後，受蘇聯要人歡迎，屢以中國革命問題相商，當時鄧氏意見，以為「共產革命僅適於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為封建經濟的半殖民地，目前中國革命任務，為解決土地問題，實行耕者有其田，否則徒然延長革命的時間」而已。……在俄京未能久留，即前往德國，研究政治經濟，用力甚勤，決心在柏林專攻理論，閉門謝客。 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可以斷定，鄧氏的出亡莫斯科，目的決不是只為個人安全著想的。他所混入的俄顧問隊伍，不知是否即鮑羅廷的隊伍；抵俄京後，受蘇聯要人的歡迎，是否因他和俄顧問同行有關。俄人「屢以中國革命問題相商」，是鄧氏的主動抑或是被動，這些都是頗有問題的。不過，無論如何，鄧氏希望蘇聯能夠繼續幫助國民黨的革命，似乎是無可懷疑的。然而，結果卻使他大感失望，因為他堅持「中國的革命不是共產革命」，於是乎他不得不很快便離開莫斯科，前往柏林了。 閉門謝客的生活 又《傳略》記載，關於鄧氏這一次到莫斯科的情形，也有如下的說明： 鄭【鄧】氏先到莫斯科，共產國際開會歡迎，時蘇俄反對派與幹部派相爭（按，指托洛斯基派與史太林派之爭），涉及中國問題，鄧氏自守主張，不得不秘密離開莫斯科而至柏林。 所謂「自守主張」，即上面說的「中國［的］革命不是共產革命」的理論。受共產國際歡迎的國民黨左派流亡領袖，竟不能久留於莫斯科，而且要秘密的離開，這對於鄧演達的精神打擊又是何等重大呵！難怪他到了柏林後，要心灰意冷，「閉門謝客」，「專攻理論」了。 其實，鄧氏莫斯枓之行，是多此一舉，或者簡直是自取其辱的。何以言之？六月間到達武漢的史太林秘密訓令，不是說得很明白了嗎？他命令共黨和俄顧問，要實行對國民黨革命，現在鄧氏還要高唱共產革命不適宜於中國的理論，豈不是有心和史太林為難嗎？他如果不是及早秘密脫離莫斯科，恐怕會遭殺身之禍，也說不定。 本來，一九二三年（民十二），第三國際討論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時，托派即表示極力反對。他們認為這是「機會主義」，他們說「國民黨系中產階級的政黨，共黨與之聯合，無異犧牲本身革命政策……犧牲共產主義以遷就不可恃的民眾主義，乃是叛逆。」當時幹部派大權在握，自然照史太林的意見，通過執行。現在國共破裂，托派不幸而言中，史太林那有不怒髮衝冠，實行對國民黨殘酷報復之理！這便是秘密訓令產生的背景。秘密訓令既要革國民黨之命，也就等於宣布聯俄容共政策的破產了。這訓令鄧氏是不會不知道的，既然知道了，即使不贊成武漢的分共，也不應該在此時此際，再對莫斯科存甚麼幻想。他在莫斯科高談中國革命任務，實在是昧於國際情勢，不識時務，大碰史太林的釘子，幾遭不測之禍，那是必然的結果了。 左派的壽終正寢 黨派分野，應以政策和主張為斷。故國民黨左派的形成，實始於民十三，中山先生實行聯俄容共的政策的時候，前已言之。到了十六年三月，武漢開府，聲勢大盛，前所未有。同年六月，史太林的秘密訓令到達武漢，這兩大政策卻由史太林一手破壞，直接打擊了左派的命運。鄧演達還想藉個人的努力，前往莫斯科挽回這個厄運，自然不會有成功之理。其實，鄧氏的出走，武漢的分共，以及七月十三日共產黨發表和國民黨分道揚鑣的宣言，已等於正式宣告左派壽終正寢了。左派歷史，實在來說，前後不過兩三年而已。分共後，汪、陳、孫、顧等所支持的武漢殘局，固已不能再稱為左派。鄧氏到莫斯科後，和陳友仁（當時是武漢中央政治委員，國府委員和外交部長）於（民十六）十一月一日，發表了一個宣言，主張另行組黨，定名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雖仍承認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已經不再提聯俄容共，自然也和原來的左派面目全非了。 「閉門謝客」，「專攻理論」，到底不是一個熱心革命的志士所能長期忍受得了的生活。經過兩年多的柏林蟄伏，鄧演達終於民十九（一九三〇年）五月又從歐洲回到上海，從新捲入國內鼎沸的政治漩渦中。他首先著手草訂一份「革命綱領」（政治主張），在同年八月經過十個省區的幹部共同討論，正式通過，成為「革命行動委員會」的政治綱領。他和陳友仁另行組黨的主張，至此才告真正實現，也便是後來所謂第三黨的開始。 鄧氏在這個新黨的政綱里，雖仍希望第三個國際和蘇聯的援助，也願意和共產黨作友誼的合作，但又聲言政策及主張必須保持獨立；而且強調中國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不同。到了十一月，他又在《革命行動》（新黨的宣傳刊物）上，發表一篇題為《南京統治前途及我們的任務》長文，得出如下的意見： 一九二五年（民十四）以來，中國革命意識的領導，以及物質實力，外來成分多過本國成分，機械被動多過覺悟自動，這是失敗的主因。 這是鄧氏兩年多在柏林「閉門謝客」，「專攻理論」，根據過去實際經驗，分析中國革命所得到的最後結論。從這個結論看，他已經否定了聯俄容共兩項政策，而且認為中國革命的失敗和這兩項政策的執行有關。 出師未捷身先死 新黨於十九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選出中央執行委員廿五人；三個月後，即建立了十一個省區和三個市區的黨部組織，並以上海為活動的中心。鄧氏個人更刻苦奮勵，工作不息，又親到華北及東北，從事實地考察。 民廿（一九三一）八月，新黨各地幹部調集上海，分組訓練。到結業那一天（八月十七），鄧氏出席演講，竟為叛徒出賣，以至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十多人。第二天，即解往南京；同年十一月十九夜，被殺於南京麒麟門外，葬於附近一小丘，距新黨成立，僅一年兩月又十八日，享年卅六歲。就他個人來說，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又從另一方面說，亦可謂為國家人才的浪費。 鄧氏被殺，為廖仲愷死後，左派分子犧牲於派系鬥爭的第二個重要人物。廖氏為右派暗殺，後來事已大白。惟鄧氏為甚麼竟死於南京當局之手，至今原因未明，而且是秘密處死，罪狀並不宣布。據《傳略》記述，廿年八月，南京當局派王柏齡到上海，和租界當局串通，逮捕鄧氏。鄧氏被殺於南京則為十一月十九日深夜。過了十多日（十二月初），極力營救他的宋慶齡女士，親到南京要求把鄧氏釋放，蔣中正始宣布鄧氏已死。我們根據這些事實，不防【妨】假定鄧氏致死的因素，可能有下列幾項： （一）王柏齡於民十三黃埔軍校成立時，曾任要職，鄧任教育長，和王發生衝突，憤而辭職。鄧氏的被捕被殺可能是王柏齡公報私仇的結果。 （二）民廿二月，南京內部發生劇變，胡蔣破裂，胡氏被幽湯山，蔣氏備受各方責難。又南京召集國民會議，鄧氏攻擊不遺餘力；「九一八」事變後，十一月初寧粵和談，一再壓迫蔣氏下野，蔣氏不得不於十二月五日通電辭職。凡此種種政治上的重大困難，可能使蔣氏遷怒於鄧，於下野前殺鄧以泄憤。 （三）蔣氏下野前之一段時間，中樞失去重心，王柏齡或其他與鄧有私怨的遂乘機殺鄧。 （四）新黨成立後，鄧氏似曾暗中從事軍事活動。例如他到華北及東北考察，實際恐系秘密和各地部隊接觸，煽誘叛變，預為將來發難部署實力。他本系軍人，又曾任總政治部主任，和許多部隊有淵源，進行此等計劃，自然順理成章，亦為新黨發展所必要。試看他在被捕前不久寫下，尚未發表的一篇題名《奪取政權前後應該做甚麼》的文章，他便在這文里指出應做的六項重要工作，其中一項即為「不能忽略軍隊中工作，沒有同情的軍隊集中一處，奪取政權，仍無希望；必須全力進行軍事工作，並應注意中下層。」這便是他從事軍事活動的有力證明，這是當局最為痛恨的一件事。鄧氏之所以招致殺身之禍，恐怕以這一項因素的關係為最大。 這四項因素，只要有了其中一項，已經可以使鄧氏致死；事實上兼而有之亦有可能。則鄧氏之必死，又有何疑？鄧氏之死已成歷史疑案，現有史料，亦只能作如此推測而已。 忠於理想立場堅定 鄧氏死後的第四年（民廿四）十一月，第三黨各地負責人重集上海，舉行第二次臨時代表會議，把「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名稱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與中國國民黨完全脫離了關係，成為獨立的政治團體，和鄧氏發起組黨的原意亦大不相同了。 我們對於鄧演達的政治理論和國事主張，不論贊成或反對，而【 】我們對於他一生熱心革命，忠於理想，坐言起行，始終站在國民黨的立場，這種精神，[卻]不能不為之傾【欽】佩起敬。以視當時另一左派重要分子，中山先生遺孀，宋慶齡女士，她雖因鄧氏被害，發表宣言斥責當局，後來竟一變而為共產黨的「傍友」（幫閒人物），供共產黨的玩弄，老尚不悔，賢與不肖便有霄壤之別了。 本文主要參考書 （1）楊逸棠編《鄧演達先生遺著》 （2）鄧演達先生殉難紀念會編《鄧演達的道路》，一九四六年出版 （3）雷嘯岑著《卅年動亂中國》 （4）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下冊 （5）蔣中正著《蘇俄在中國》，一九七二年四月八日稿 * * * [1] 原文刊於《掌故》第11期，1972年7月10日，第21-32頁。 [2] 此學者當年為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博士研究生，其後在Montclair State College任職，其姓名原文誤作Kannelt Oliner. [3] 正式職位為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 八 毛澤東與農民運動講習所[1] 一年多以前，美國哥林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韋慕庭氏（C.Martin Wilbur）路過香港，是因為在台北看過許多我國近幾十年的歷史檔案，知道我曾經參加過北伐時代中國國民黨的黨務工作，特向我提出若干有關革命歷史問題，要我以個人的實際經歷發表意見，目的在藉此明了歷史事實的時代背景。其中有關農民運動的問題問得最多，他尤為注意的是當時的農民運動，何以湖南最為劇烈？是否湖南農民生活最苦？這確是談現代中國歷史的應該研究的一件事。又一般留心中國問題的美國人，對於中共往往認為他們是中國的農村改良派，這一觀念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以下我將敘述北伐時代，中國國民黨在武昌設立農民運動講習所這一件歷史事實的經過，這或者對於上述兩問題的研究，可以有所幫助。 **** 中國國民黨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改組後，定下了聯俄、容共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於是，國民黨的中央黨部便設立了工人部和農民部，做推動工農運動的中心；同時共產黨的重要分子，譚平山、毛澤東、惲代英等也加入國民黨黨部，從事黨務工作。這便是容共農工政策的實施。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秋冬之際，革命勢力已發展到長江流域，中央黨政軍機構遷到武漢。中國國民黨為推進全國農民運動起見，於十六年初，在武昌城內設農民運動講習所。目的在召集兩湖及長江流域各省熱心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對他們灌輸革命精神，訓練他們如何在農村里做組織和宣傳工作，然後分派他們回到自己的家鄉，去發動農民和領導農民。本來，農民運動講習所，早在一年前已在廣州設立一個，由甘乃光主持。但那時候的講習所規模很小，入所受訓的人數亦有限而且是粵省青年，訓練時間又短，故作用並不大。武昌講習所則已具全國性的規模，入所青年遍及湘鄂贛皖蘇浙川黔等省，學員五六百人。該所名義上隸屬中國國民黨，實際是完全獨立的。主持所務的為三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三個常務委員，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周以栗——這兩人不止同是湖南人，而且同是公開的共產黨員；還有一個便是筆者。筆者是以國民黨中央黨部農民部秘書的身份去參加的。共產黨既占三分之二的多數，自然操縱了全所的大權。當時國民黨的農民部長甘乃光，因黨內分裂，政爭劇烈，並沒到武漢，做秘書的我，關於農運方針沒有秉承。事實上國民黨也沒有所謂方針；有之也不過是共產黨那一套而已。筆者雖是常務委員，只是每星期到所做一兩次講演，所里一切訓練工作全在毛周兩人手上。毛澤東住在講習所附近，糧道街旁邊一小胡同的古老平房裡，帶同他姓楊的老婆，生了一個孩子，還在吃奶的時候。毛澤東時常回到湖南去，差不多每一個月總來回一兩次。他的目的，一方面調查農村實況，了解農民生活，找尋他的農運理論根據，創造他的革命策略。又一方面指示他的黨徒組織農民，鼓動農民，布置共產黨的勢力，準備農村暴動。講習所的農運理論，便全以老毛的調查所得和他的意見為張本。他的調查報告，曾說中國社會結構是「兩頭大，中間小的」，「兩頭大」就是農工人數最多，力量最大；「中間小」就是資本家和地主人數最少，力量最小的意思。他又常常在講習所里對學員演講，說農村里最富於革命性的是「痞子」。「痞子」是湖南土話，乃指農村裡的無業游民而言。「痞子」為甚麼最革命呢？［這］也就是中共盤據大陸以後，毛澤東還要高唱「一窮二白」的道理了。 本來，孫中山所定下的是「扶助農工政策」，共產黨把扶助兩字去掉，變成了利用農工，而且為著使全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能夠跟著共產黨去革命，非把農民鬥爭，一一變成無業的「痞子」不可。後來沒收土地，農民暴動，以至前些年，他們在大陸上三反五反，實施人民公社等等政策也由此而來。所以農民運動講習所，說是中共農民政策的溫床，亦不為過。 講習所從十六年春開始，到了五月，湖南何鍵部下的團長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公開反對共黨時，講習所的青年竟由周以栗指揮，發給槍械，開到鄂南的界首去，準備和許部作戰。結果戰雖沒有打成，但共產黨利用國共合作的機會，發展他們勢力，已經昭然若揭了。不過，共產黨也並不是完全成功的，因為去打許克祥的命令，講習所的青年竟有人敢於公開反抗，不肯服從。後來這些青年，更有許多人成為各地方有力的反共分子，尤以川贛兩省為多。經過這次事變，武漢局面急轉直下，講習所也就結束了。 **** 和講習所同時進行，與農運有關的另一件事，便是土地政策的擬訂。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國共合作在武漢已達到顛峰狀態的時候，以蘇俄顧問為中心，以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等為委員的土地委員會，也常常舉行會議。會議地點是漢口英界某銀行裡面，時間多在夜裡，往往澈夜不散。說話最多的是鮑羅廷和鄧演達。筆者被指定擔任紀錄，整理文件，曾把會議的大要，交給當時農民部的宣傳刊物發表。大概經過一個月的時間，擬定了所謂「關於改革土地制度辦法草案」。這草案是根據鮑羅廷和中共的意見擬成的，全與扶助農工的政策無關。當時中共要武漢政府立刻公布實行，但國民黨加以拒絕。到了是年七月，武漢分共，共產黨發表宣言，也就把這一點作為國民黨不革命的罪狀之一。 **** 這裡還要補述一件事。十六年三月間，筆者因應湖南農民運動領袖易禮容（共黨）的邀請，坐火車到長沙近郊，參觀農會和農村。筆者生長在廣西最貧苦的三等縣裡，又是自耕農的子弟。到了那裡，才知道他們的農民生活和自己家鄉比較，真是天淵之別。我平常慣聽人說，湖南得洞庭之利，農產富饒，家給人足，是全國的穀倉。湖南的農民是每天要吃三頓大米飯的（筆者的家鄉，吃一頓也不容易）。經過了這一次的旅行參觀，我才知道，「湖南熟，天下足」這一句話一點都不過分。 以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農業地區，為甚麼竟然會有農民暴動的事情發生，劇烈程度又竟然成為全國首屈一指呢？難道湖南地主階級真是窮凶極惡，為全國所無嗎？不是的，鳳陽花鼓歌有句說：「鳳陽出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湖南也因為出個毛皇帝和其他許多共產黨員，才造成劇烈的農民暴動，使農村破產，農民受害無窮的。不僅湖南如此，凡是當時農民運動最有名的地方，例如廣東的海陸豐，江西的南昌等處，亦不莫因為出了彭湃、羅綺園，和任弼時這一些有名共產黨員，才弄成農民暴動的。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社會結構是兩頭大中間小的，而且據他們的估計，當時全國有組織的工人，已有二百八十多萬，有組織的農民則不下一千多萬，這便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絕大本錢。所以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代起，中共便已準備利用農民的力量做打江山的賭注，現在更準備犧牲農民去進行世界革命。不久以前，他們毫不掩飾的說，即使不穿褲子也要發展核子武器；又說，核子戰爭，即使死了三億人，中國也還有幾億人可以從核子廢墟中建設起來。這些（此處刪2個字）觀念，中共早在四十年前便已存在的了。 一九六五年八月 作者附註 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於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到武漢後，一九二七年春天，在武昌城內開辦。在此之前，國民黨在廣州已經辦了一所同樣的講習所；筆者曾在該所擔任三民主義一類的功課。其時筆者亦已加入國民黨中央黨部農民部充任秘書，部長為甘乃光先生。一九二六年冬，筆者隨中央黨部北遷武漢，甘先生並未同去，並且離開了農民部長的職務。到武漢後，農民部長便由鄧演達先生接充，筆者仍擔任秘書如故，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立後，兼任該所的常務委員（該所設三個常務委員）。一九二七年秋天，武漢國共分裂後，筆者又被任命為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的秘書長，並代理部長職務，為時甚短，不足一個月。這便是武漢時期，筆者在黨政兩方面的簡單經歷。是年秋天，筆者離開武漢，回到廣州，從此便不再從事黨務工作了。 原文末段提到筆者生長的地方為廣西省岑溪縣，這裡應稍為補充幾句。岑溪縣是廣西省東南部和廣東省接壤的小縣，地處大山脈的叢山疊嶺中，對外交通極端困難。從我家到梧州（西江岸邊的小商埠，有輪船通廣州和香港）要走三四天的崎嶇山路。岑溪境內，人口約二十萬，只有小量的稻穀、茶葉和其他山貨出口，風氣閉塞，經濟落後，屬於三等的貧苦縣。 筆者的家庭是半自耕農的家庭，自己要努力耕種外，也有幾畝田地出租，只是和佃戶平分田地的稻穀生產，有些合作性質。筆者幼年和少年時期，一方面入學校讀書，一方面也要參加農村勞動；結婚後，妻子也一樣工作。筆者的父兄都是既耕且讀的讀書人，他們參加過清代科舉考試，也有過功名；三個哥哥都受過新式的學校教育，二哥還是日本留學生，大哥在家鄉辦學。筆者六七歲的時候，讀過舊式的「蒙館」，後來才改入大哥創辦的新式小學，中學教育也是在本縣接受的，實為本縣自辦中學第一批畢業生。中學畢業後，在家鄉做過兩年小學教師；後來決心離開家鄉，單獨一個人跑到廣州，考入了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那是無須繳納學費的官校，適合筆者的經濟能力。一九二三年高師畢業了，留在廣州做事，回到家鄉的時間便愈來愈少了。 編者加注 此文發表後一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研究生周某，以《瞿秋白傳》為論文題目者，於1966年5月1日致函克文先生，詢問瞿秋白與毛澤東在農民講習所的關係，該函嗣以《一留美學生來鴻》為題，附在《改組派與回憶錄》一文後面發表於《中國民主論壇》。克文先生在1977年8月10日寄贈奧蘭尼克先生的手稿資料中對上述問題有如下說明：「據筆者記憶所及，瞿秋白並沒有在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過功課或其他職務，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恐怕不是因為農民運動講習所而發生的。至於瞿氏是否參加過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那筆者就無從知道了。」 * * * [1] 原文刊於《中國民主論壇》第4期，1965年9月16日，第12-13頁。 九 毛澤東做過全國農協會長？[1] 前言 毛澤東自傳里有如下一段文字：「在大革命危機的前夜，舉行第五次全會（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不能通過一種完美的土地政綱；我的農民運動應該加速深入的主張，甚至沒有提出討論；因為那時的中央委員會為陳獨秀所操縱，拒絕提出來考慮。全會決議以『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這樣就把土地問題拋開了。用這一個地主的定義，要想發展階級鬥爭，是完全不完備而沒有事實根據的；而且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土地經濟的特殊性。可是，會議之後，一個全國農民協會組織成功了，我成了第一任會長。」 美國蒙特格里雅州立大學歷史系的奧蘭尼克先生[2]來信問我，上面這一段文字里的全國農民協會是否確實存在過，毛澤東又是否做過第一任會長？我查過一些有關資料之後，發現了事實上該會並沒有成立，毛澤東自然也沒有做過會長；而且這段文字所說的其他各點，也都是不盡不實，很可懷疑的；有關歷史事實，特根據資料，分別說明真相，以備史家參考。 全國農協並未成立 這裡得先簡單說一說農民運動的歷史。中山先生採取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後，從十二三年到十六年，幾年之間，全國農民在國共兩黨領導下加入各級農民協會組織的，據十六年官方調查統計，已達一千多萬人（一說只得一百萬左右）；全國已有農民協會組織的鄉共一萬六千多個，區一千一百多個，縣二百多個，省僅五個（一說四個）；這些有組織的農民，再經過合法手續，推舉代表，集合到當時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漢，按照一定程序開會，組成一個全國性的農民團體，這一個團體便是名實相符的全國農民協會了。根據這一個定義來說，毛文所稱的「全國農民協會」，事實上是始終未曾出現過的，毛氏做了第一任會長的話，也更是無從說起的了。 不過，毛文說這些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原因的，因為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三月卅日，粵湘鄂贛四省的農協代表，及豫省農民自衛軍代表共十一人，在武昌舉行了一次聯席會議，結果，推舉鄧演達、毛澤東、譚延闓、譚平山、徐謙、孫科、唐生智、張發奎、彭湃、易禮容、陸沉、蕭人鵠、方誌敏等十三人為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並推定鄧演達為宣傳部長，毛澤東為組織部長，彭湃為秘書長。到了四月九日，臨時執行委員正式通電就職；並通告各省區，定於七月一日在武漢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 臨時執行委員會不合法理事實 毛文所說的全國農民協會，很可能便是指這個臨時執委會而言，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這個臨時執委會的成立乃十六年三月底至四月初的事，也不是毛文所說的中共第五次全會以後的事（中共第五次全會舉行於十六年四月廿七［日］至五月六日）；又毛氏在臨時執行委會裡擔任的只是十三個臨時執委之一兼組織部的部長，而不是甚麼會長。照理，臨時執委會通告定期七月一日在武漢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如果開會成功的話，才能產生真正的中華全國農民協會。但這一個全國農民代表大會，事實上也並沒有召開成功。 再說，十三人的臨時執委會，無論在法理上或事實上都是不能夠與中華全國農民協會等量齊觀的，這一點筆者已另文說明，這裡不贅。 中共兩派農運主張 毛文又說：當時陳獨秀操縱了中共中央，以至他（毛）的農民運動的主張不能夠在中共第五次全會提出討論；到底毛的主張是怎樣的？陳的主張又是怎樣的？這也是值得注意的事。根據資料顯示，中共五全會議前後，有關農民運動的主張分為兩派： 一派主張繼續支持武漢政府，維持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共產黨必須約束農民的反抗活動，不要在農村中發展社會革命，以削弱國民革命軍的後方，這便是陳獨秀一派主張，並獲得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庭【廷】支持的。 另一派主張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不惜破壞共黨與國民黨左派的聯合陣線，這便是毛澤東派的急激主張。當時毛澤東有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書》，可以說便是他「加速深入的農運主張」的事實說明，因為湖南的農運正是毛氏一手領導起來的。 好得很的湖南農運 湖南農運在當時一般人都認為「過火」，或「糟得很」，有礙國民革命的發展，亦為陳獨秀和鮑羅庭【廷】所反對，要設法加以抑制的。毛澤東卻說是「好得很」：試看他在報告書中如下一段的事實敘述： ……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把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涌了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 「好得很」的歌頌已極盡筆墨的能事了，可是毛氏把這一份報告書的全文送交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發表的時候，陳獨秀卻把它刪去了大半，最主要或最精彩部分「十四件大事」也完全腰斬了，深惡痛絕，一至於此！這還不足，在中共五全代表大會及前此的中全會會議開會的時候，陳獨秀幾乎要禁止毛氏出席，經人說項之後，雖許毛氏出席，但剝奪了他的表決權（另據第三國際代表羅易的紀錄，這兩項會議毛氏均未出席）。這便是毛文所說的陳獨秀操縱中共中央的事實，也可見毛、陳兩人在農民運動的主張上是如何水火不兼容的了。 毛澤東不再反對陳獨秀了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當時曾經出席中共中全會議及五全代表大會的另一個第三國際代表羅易所寫的《對毛澤東的印象》那篇文章的敘述。毛澤東在中共五全代表大會開會之後，他參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辯論會議，忽然不再反對陳獨秀的主張，而且極力表示擁護之意。羅易的文章，有如下一段描述： ……中共第五次黨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漢口舉行……黨代表大會召開後不久，內戰即告爆發……在紛擾的局面下，設於漢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展開了熱烈的辯論。毛澤東到漢口後，我第一次看到了他。那是一次熱烈爭論的會議，時間已到了午夜……毛澤東進來後，並未就坐，直接走到陳獨秀身旁，交頭接耳談了幾句，就開始發言……鮑羅庭【廷】和我都不懂中國話，但顯然毛澤東的發言是針對著我的；陳獨秀等人都顯得高興，經過傳譯之後，我明白了毛澤東支持陳獨秀的論點，即為了支持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共產黨應該約束農民的反抗活動。他說，「外國人怎能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呢？我來自湖南，我了解湖南的農民。黨內不負責任的人，正在錯誤地領導著農民，我們決不應該在農村中發展社會革命，而削弱國民革命的後方。黨代表大會犯了一次嚴重的錯誤，大會決議必須加以擱置。」 毛澤東前後判若兩人 毛氏這一次的演說，不是和他那一篇湖南農運考察報告書的精神完全相反了嗎？他居然承認了在農村中發展社會革命是削弱國民革命的後方，是錯誤的領導了。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和不久以前中共五全大會開會時候的毛澤東，豈不是前後判若兩人，前倨而後恭了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是毛澤東改變了他的主意呢？還是羅易的紀錄有了錯誤呢？ 羅易對中國農運的主張，是和陳獨秀、鮑羅庭【廷】剛好相反的，和毛澤東原來主張——湖南農運所表現的事實和精神，則正好臭味相投，桴鼓互應，因此，他決不至把毛氏本來反對陳、鮑的演說誤說為贊助成擁護的演說，否則弄成誤友為敵的大笑話了。因此，我們認為羅易這一段紀錄是當時的事實，不會是錯誤的，換句話說，這是毛澤東改變了他反對陳獨秀和鮑羅庭【廷】兩人主張的結果。 說到這裡，讀者自然要問，毛澤東為甚麼忽然在短時間內改變了反對陳、鮑的主意，主意改變之後，又為甚麼到了後來寫自傳的時候，仍然再回到反對的道路上去呢？這樣的一變再變，反覆無定，又是甚麼道理呢？我想這是稍為懂得毛澤東平時的為人，都能夠提得出答案來的，這裡我無須多說了。 有關土地問題的指摘 現在再談中共五全代表大會有關土地問題的決議案，也是和毛文很有出入的。 五全大會有關農民政綱的決議計共七項：（1）、（2）、（3）項都和土地問題及土地經濟有關。（1）項規定，「沒收一切所謂公有的田產」……（2）項規定：（甲）無代價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乙）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丙）革命軍長官現時已有土地可不沒收，（丁）革命軍兵士之無土地者，於革命戰爭結束後，可領得土地耕種。（3）項為有關田稅、田租及租佃權原則的規定。這幾項決議都是根據陳、鮑主張，在不妨礙國民革命後方，維持共黨與國民黨的聯合陣線這個大原則而訂定的，並沒有毛文所說以「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這樣的決議。因此毛文對中共五全大會有關土地政綱的決議底指摘，也是不正確的。 主要參考資料 （一）《毛澤東自傳》 （二）羅易：《對毛澤東的印象》，《知識分子》半月刊第一期 （三）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統計表兩種，中央農民部十六年六月制 （四）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決議農民政綱，《嚮導》周報一九五期 （五）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 （六）田中忠夫：《支那革命與農民鬥爭》 （七）《人說糟毛說好》，《明報》副刊，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 * * * [1] 原文刊於《掌故》第48期，1975年8月10日，第53-55頁。此文章影印件上有七處經陳克文先生校改單字，今從校改。 [2] 即 Mr.Kenneth Olenik of Montclair State College，New Jersey，United States. 十 幾項有關農民運動歷史的問題[1] 引言 去年秋天，我接到香港大學趙令揚先生轉來，美新澤西州蒙特格里雅（Montclair State）州立大學歷史系的甘尼斯·奧蘭尼克先生（Kenneth Olenik）[2]給我的來信，他在信里提出幾項有關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時代，農民運動的歷史問題，徵求我的意見，希望我能夠幫助他解決一些疑問。 奧蘭尼克前幾年原是美國康納爾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對於中國現代史很有研究；一九七〇年，他曾到過香港，和我談過一次話。他去年秋天的來信，我因冗務纏身，又手邊缺乏參考資料，直到今年一月三日，才能夠給他答覆。他收到我的覆信後，一月底，又有第二次來信，我又拖了兩個多月，到了四月中旬，才再答覆他。我和他這一次的往返討論，完全以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前後，中國農民運動的歷史問題為中心，其間自然也免不了要牽涉到國共兩黨，以及兩黨關係的一些歷史事實。我給奧蘭尼克的兩次答覆，自然還不能對他提出的問題，作十分圓滿的解答[3]。 司馬璐先生近年對於中共黨史資料的搜羅整理，用力最勤，成績亦很好。整理結果，在本刊發表的也很不少。現在，我也把我和奧蘭尼克這一次的通訊，送給本刊發表；希望讀者能夠對這幾項歷史問題，為我們糾正錯誤，或補充遺漏，實為厚幸。（一九七五年五月） 奧蘭尼克第一次來函 奧蘭尼克先生第一次來信，寫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七日，輾轉寄遞，我收到時已經是十二月五日了，茲將該函節譯錄[如]下： 「（上略），我（奧蘭尼克先生自稱）現在為德國百科全書的社會科學部門，有關現代化問題，撰寫短文，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為題，我沒有甚麼資料，恐怕難以完成任務。我從研究工作上，知道你和這個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關係。一九二七年夏天，你是國民黨農民部的主持人，是全國農民協會的主管人，有關該會的資料，例如該會會員的成分，該會的組織和工作，該會成立後有何成就（或沒有成就），該會在何處何時成立，結果又如何？你個人當時在該會充當一個甚麼角色？又在這組織里，實際操控制權力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各有幾人？該會的長遠目標究竟何在等等，不論其中一部或全部，若承賜答，我都感到十分高興。其他資料，自然亦可加入。我能讀中文，請用中文見覆，或將你所有的中文資料割愛見寄，亦所感激。 「自然，我亦願意知道毛澤東在該會的地位如何？不過，我以為他在該會不會有甚麼重大的作為。（下略）」（奧氏兩次來函，中譯如有錯誤，應由筆者負責。） 我接到奧氏第一次來信後，先覆他一短簡，說明來信遲到，又以教學甚忙，同時缺乏參考資料，未能早日作答；並告訴他，憑記憶所及，武漢政府時代，並沒有這樣全國性的農民組織成立。到了今年一月三日，我才把他的問題，分為四類，作較詳細的答覆，原函如下： 我第一次覆奧氏函 「奧蘭尼克先生：去年十二月曾覆短札，想已收到。閣下去年八月十七日大札所詢有關『中華全國農民協會』各節，現在簡答如左： 「（一）該會在何時何處成立：據本人記憶所及，武漢政府時代——一九二六─二七年，及以前，並沒有此一組織成立。現在各方資料所載，亦均可證明。惟《毛澤東自傳》有『在大革命危機的前夜，舉行第五次全會（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七日─五月六日開會）……會議之後，一個全國農民協會組織成功了，我成了第一任會長』，這樣的話（見附件一）。但李平心著《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卻說：『武漢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決定由湘、鄂、贛農民協會組織全國農民協會，後來因國共分裂，這個全國農民協會並未組織成功。』（見附件二）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正是毛澤東所說的大革命危機的前夜；因為到了六月，鄧演達、譚平山和許多共黨重要分子便紛紛離開武漢；七月中旬，武漢正式宣布分共了。從五月到七月，這兩個多月，武漢局勢最緊急的時候，毛澤東所說的「全國農民協會」那裡會有在武漢出現的可能呢？毛澤東又說，當時的中共中央為陳獨秀所操縱，因此他對農運的主張，甚至不能提出討論；這樣，中共中央自然也不會有武漢以外，從事組織全國農民協會，請毛澤東去做第一任會長的可能了。我想李平心的記載是確實的，毛澤東的話是不可靠的。 「不過，當時武漢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完全在毛澤東和其他共黨把持之下，毛澤東大概是把該會的決議案作為事實，並自封為第一任的會長罷！（又，當時的民眾組織多采委員制，會長名稱也絕少使用。） 農民運動全為共黨操縱 「（二）控制該會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各有幾人：該會既未成立，這問題本不必作答，但當時武漢中央農運機構，和各省農民運動，幾全在共黨把持操縱之下，國民黨不過伴食而已；因此，全國農民協會假使真正成立，也不會改變這種形勢。 「（三）本人在該會所任的是甚麼腳色：第二問已有答覆外，尚可再舉事實。一九二七年六月間，鄧演達、譚平山離開武漢後，本人奉命以國民政府農政部秘書長名義，暫行代理該部部長職務；但為時極短，不足一個月，我就離開武漢了。我在武漢期間，只用過代農政部長名義，發布過一次文告，禁止各省農民及農會採取過激行動，以免造成混亂；說不上有任何工作可言[4]。 「還有一點，當時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成立，名義上是國民黨訓練農運幹部的中央機構，但主持該所的常務委員三人，共黨占了兩人，國民黨只有一人。共黨兩人為毛澤東及周以栗，國民黨一人即本人。而且事實上，周以栗在毛澤東的指示之下，控制了一切。就這兩點事實看，當時的農民運動，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是共黨假借國民黨的招牌以進行有利於共黨的工作，本人在中央農運機構中的地位亦不過是國共合作聲中的一個象徵罷了。 「（四）其他問題：此外，關於農會會員資格，農會工作及其組織，農會的長遠目標等，亦可從當時各省農會及其活動，與國民黨及共產黨有關農運的決議案等項文件，看出一個大概來，隨函附寄有關資料，藉供參考，這裡不再詳述。（下略） 「附件（一）毛澤東自傳摘錄，（二）李平心著《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摘錄，（三）《展望》雜誌有關農運歷史影印本十二頁，（四）一九二六─二七年各省農民協會會員統計表兩頁，（五）《卅年動亂中國》上冊有關農運資料摘錄五頁。」 奧蘭尼克第二次來函 今年二月初，我又收到奧氏第二次來函，這是他收到我一月三日的覆信後，於一月廿七日寫給我的；他根據我的覆信和他所見的資料，再提出一些疑問來，這些疑問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華全國農民協會」雖未成立，但「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確已成立於武漢，並執行職務；第二部分，是幾項有關歷史時間的問題。他在這封信里，還附寄兩項重要的參考資料：第一項，是王健民著的《中國共產黨史稿》，四三一─四三七頁；第二項，是日本田中忠夫著的《支那革命與農民鬥爭》，一三五─一三九頁。函中有九點重要的注釋，都一一註明資料根據，他的研究工作很為切實認真。茲將原函節譯錄後： 「（上略）有關全國農民協會的覆信，經已收到，至為感謝。你的理解，記憶，和資料幫助我的理解非常之大，有費你的心力時間，非常抱歉！ 「你對於好幾個問題觀察的結果，和我以前對這些問題研究的結果，似不相同。現在我把我所得的結果告訴你，希望你能進一步的幫助我。你的結論和我研究所得的結論，有好幾點衝突： 「第一，我的研究工作，是在台灣國民黨的檔案室里，和美國研究圖書館裡進行的。有些資料不免有可疑之處，但台灣的檔案，在我看，多是確實有價值的。以下，我先作一般的敘述： 「我所見到的資料，似乎對你所說的，全國農民協會並未正式成立於武漢，沒有矛盾；一九二六─二七年的農民運動，系由共黨把持一切，亦無疑問；毛澤東不是該會的『會長』，亦甚顯然。 農協臨時執委會已成立 「但是，許多可靠的資料卻指出，『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已在武漢成立，並執行職務。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即在中共五全大會開會之前，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委會曾發表文告，宣布該會的主張及目標。資料又指出，一九二七年從四月到七月，該臨時執委會對於農民運動，曾有多方面的活動，包括宣傳和調查在內。 「不過，此等工作似乎並不十分緊張，只有若干活動而已，是不是該組織只是名義上的存在呢？若果如此，究竟有誰有興趣去利用這樣的名義？又為甚麼理由呢？有一項資料指出，開會決定成立『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時，系鄧演達做主席；不過，我懷疑應該尚有其他左派人物和共黨走同一的路子。 幾項歷史時間問題 「來信里又發生幾項有關歷史的年月問題：你在信里提到鄧演達及譚平山於一九二七年六月間離開武漢，但據台灣檔案，鄧最少在是年七月中旬尚未離開。你又提到你於一九二七年六月接受新職，但我在國民黨檔案室中所得的文件，卻說你接受黨及政府的農民機構職務，系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七日。你又說，你離開武漢在七月武漢政府垮台之後，但武漢政府到八月十七日才正式解體。這些時間上的差異，又應作如何解釋呢？ 「最後，台灣檔案中，有兩項文件，一件時間為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又一件為同年八月十八日。前一件，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通知中央農民部，根據你向國民黨第廿三屆中央執行小組擴大會議的提議，全國農民協會應加改組。後一件，你說全國農民協會已經改組，並請求中央撥款（二千元），作為該會經費。這兩項文件，難道是偽造的嗎？又是年八月十七日的漢口英文中央日報尚有短訊一則說，全國農民協會已恢復活動，國民黨農民部已派陳克文、張高安（筆者按：此人姓名據英文譯音，已記不起是誰）[5]、陸智西、屈凌漢及劉德榮等為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這又是甚麼意思呢？ 「我因為這些資料所出現的若干矛盾，覺得困惱，你若能幫助我解決這些困惑，我將十分感謝。我的資料或者亦有問題，但我在台灣所得到的國民黨檔案文書，我覺得是十分可靠的，……我等候你的指教，（下略）」。 我收到奧氏第二次來函，延到本年四月十四日，才覆他一長函，原函如下： 我第二次覆奧氏函 「本年一月廿七日大函，收到已久，……未能早日作覆，不勝愧歉！ 「我詳細讀了大函和附寄各項資料之後，我對閣下研究工作的仔細認真，態度謹嚴不苟，首先要表示衷心的敬佩！ 「我覺得我和閣下這一次的通訊，所要討論的問題，可以概括成為下列三項： （一）中華全國農民協會曾否成立問題。 （二）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的有關問題。 （三）幾項有關歷史時日的問題。 「閣下一月廿七日大函，對我一月三日覆函所說的，全國農民協會並未正式成立於武漢；毛澤東亦並不是該會的甚麼會長；既已表示同意，並且說這和閣下所見到的一切資料，均沒有矛盾；那末，第一項問題可以不必再談了。 「關於第二項問題：根據閣下寄來的資料，『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的成立，雖系事實，但從法理和事實看，它的地位都是很脆弱的，不能發生甚麼有意義的作用；更不能夠把它和正式的全國農民協會等量齊觀；閣下來函也說過，該臨時機構雖有多方面的活動，工作並不十分切實；因此，閣下懷疑它只是名義上的存在。 臨時執委會的地位問題 「這裡，我不妨根據資料，再指出幾點頗關重要的事實，來證明閣下這判斷是正確的。 「第一，這個臨時執委會的成立，系由粵、湘、鄂、贛四省農協代表，及豫省農民自衛軍代表，於三月卅日在武昌舉行聯席會議時的決議而來的；但當時出席會議的，僅有五省代表共十一人（湘省二人，鄂省三人，贛省三人，豫省二人，粵省代表並無姓名）；代表中，鄧演達竟以珠江流域的廣東人而充當長江流域的湖北省代表；陸智西亦以珠江流域的廣西人（又是當時國民黨農民部的工作人員），而充當長江流域的江西代表；很顯然，這些所謂代表，是少數幾個人在那裡任意指派的，無論在法理上或事實上，都是說不通的，絕對不能夠代表當時全國已有農民協會組織的十幾個省區，更不能夠代表全國參加農會組織的一千多萬的農民。以這樣一個不倫不類，十分兒戲的所謂聯席會議，它的決議當然是一點價值都不會有的。 「再看一看，聯席會議推舉出來的十三個臨時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人選，姓名如左： 鄧演達 毛澤東 譚延闓 譚平山 徐謙 孫科 唐生智 張發奎 彭湃 易禮容 陸沉 蕭人鵠 方誌敏 「這十三人，鄧、譚（延闓）、孫、唐、張，五人為國民黨，徐名為國民黨，實系投機政客，勉強算為國民黨；國民黨亦只得六人，其餘全是共產黨；若把譚平山這個跨黨分子剔出，則兩黨各占半數，似屬公平，其實不然；為甚麼呢？因為國民黨六人中，僅鄧演達一人留心農民運動，譚（延闓）、唐、張三人均負軍事指揮工作，孫為行政人物，徐為政客，這五人對於農民運動，全屬門外漢，列名為農會臨時執委，點綴而已。共黨七人中，譚平山為工人運動家（見文後《展望》編者注），其餘六人都是當時在各省負實際農運工作的領袖；試問由這樣十三個不同類型的人物湊拼而成的指揮全國農運最高機關——臨時執行委員會——除了表示中共要藉此壟斷全國農運之外，還有甚麼其他意義之可說呢？ 「從以上的事實看，這個所謂『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的成立，可以說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後，武漢『國共合作』高唱入雲的時代，由共黨操縱下的『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一手導演出來的一出滑稽鬧劇而已。 只是名義上的存在 「『國共合作』的黃金時代，瞬息即成過去。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於四月九日通電就職；並通告各省區，定期七月一日在武漢召集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之後，僅過五六日，南京和上海的國民黨便在南京另行成立黨中央和政府；並宣布清黨，實行用武力鎮壓共黨了。 「再過一個月，即是年五月間，武漢後方的革命軍人便連續出現公開反對共黨的言論和行動了。 「七月中旬，中共發表宣言，指摘國民黨違反革命，破壞合作，並逼武漢國民黨左派表明態度；左派亦跟著發表文告，指共產黨破壞聯合陣線，實行『分共』；於是乎，『國共合作』的好夢到此遂粉碎而無遺了。 「所謂『農協臨時執委會』，由四月九日通電就職那一天起，到七月十六日，武漢國民黨宣布分共那一天止，三個多月的期間中，實際上，除了（一）發表就職通電，（二）通告定期召集全國農民代表大會，（三）制發宣傳綱領——這三件無關痛癢的文字工作外，可以說是一事無成的；閣下諡它為『名義上的存在』，真是最正確不過的了。 寧滬漢合作的影響 「武漢宣布分共後，國民黨內部即同時進行寧漢滬合作運動（內部團結運動）；武漢方面首先派出中央委員何香凝前往上海南京作試探工作，跟著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也到廬山和上海，觀察情勢，相機行事。我當時便隨著汪氏而離開了武漢，也到廬山和上海，勾留了一個短時間，然後南下廣州，不再回到武漢去了。我離開武漢的時間，大概是七月下旬，最遲是八月初（以下我還要說到這一點）。 「來函提及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和十八日，兩項有關全國農民協會改組的文件；又提及八月十七日漢口英文《中央日報》所刊載的改組後臨時執委的新人選，問我有何意見。 「我想，來函所說的『全國農民協會』，當指前文所說的『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而言。我認為這三項有關改組文件的出現，都是和當時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合作運動有關的。武漢國民黨左派為了要和南京上海的右派及中立派恢複合作，團結一致，只發表一紙『分共』文告，自然不足以取信於人，因此必須把黨政機構中所有的共黨分子徹底掃除出去，黨政機構中有關農工運動的領導部門，則尤為重要。上述有關農協臨時執委會的改組，便是為適應當時政治環境的需要而採取的行動。試看改組之後，五個臨時執委的人選全部都是國民黨的黨員，而且都是和我個人有工作關係的（姓名已見來函）；經費亦仍由國民黨撥給；這便可窺見改組的用意或原因何在了。武漢政府八月十七日正式解體，如果沒有急切的特殊需要，為甚麼在政府解體之前幾天，還要把這個有名無實的農運領導機構加以改組，豈不是多此一舉了嗎？我想除了迎合寧滬清黨精神，增進國民黨的團結合作之外，再沒有其他理由可說了[6]。 有關歷史時間問題 「現在再說第三項有關歷史時日的問題： 「我一月三日的覆信說，鄧演達於一九二七年六月間離開武漢，這是我根據第三黨（鄧演達後來在上海組織的黨）編印的《鄧演達先生殉難紀念匯編》一書的紀錄而寫的（我在《鄧演達和國民黨左派》一文里也曾提及）。至於譚平山離開武漢的時間，以及我自己接受黨政新職的時間，因為都是和鄧氏離開武漢的時間很有關連的，所以我也就把這兩件事都說是六月間的事了。 「閣下一月廿七日來函說，根據台灣檔案，鄧演達最少在七月中旬尚在武漢；又說，我接受新職系七月十七日的事[7]。我覺得台灣檔案紀錄，是比較可靠的，第三黨刊物的紀錄是多年後的間接紀錄，易有錯誤，可靠性便差了。我現在憑記憶或推測來複述差不多過去已經半個世紀的舊事，難和事實相符，更是很自然的了。 我離開武漢的時間 「說到我個人離開武漢的時間，上文說過應在七月下旬或八月初，但可以確定的，並不是在武漢政府正式解體之後（我問過現時在港，曾和我在武漢共事的朋友，也如此說）。我一月三日的信說，我離開武漢在武漢政府垮台之後，亦只是表示當時的武漢政府已到山窮水盡的境地，並不是說已經正式解體。 「我一月三日的信說，我接受新職後不足一個月便離開武漢，這和七月尾或八月初的時間，是並無矛盾的。不過，我既在八月初離開武漢，上述八月十日、十七日、十八日三項和我個人有關的農協改組底文件又從何而產生呢，似乎又有問題，難怪閣下會有是否偽造的疑問了。 「現在想起來，這些文件的產生，也還是合法有效的，並不能看為是偽造的，理由如下： 「政府機關的公文程序，做長官的，偶然離開政府所在地，往往把私人名章交託可信賴的高級職員，代他在公文上蓋章判行（等於親筆簽名）。我離開武漢後，便採取這種慣例，使農民部和農政部能夠照常辦事。後來，這兩個機構辦理結束，所有經費及文卷的移交，也都是托由兩機構內我的朋友代我到南京完成手續的。上述八月十日和十八日兩項用我的名義發出的有關農協改組的文件，大概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出來的，因此我雖離開了武漢，這兩項文件的合法有效，還是不成問題的[8]。 「閣下一月廿七日來函所詢各節，我能夠解答的僅此為止，不知對閣下的研究有無裨益。我個人保存的有關武漢時代的公私文件，一九三七年（民廿六）十二月十三日，南京被日軍攻陷的時候，已全部給戰火燒毀；現在回憶過去快滿五十年的舊事，有如夢寐，諸多模糊［印象］影響，勢所不免；諸希亮察，是為厚幸。……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 《展望》編者注 譚平山擔任過中共中央農民運動的領導，但是沒有深入地直接從事農民運動。他代表中共中央作過農運的巡視，並對共產國際作過有關中國農運的報告。 * * * [1] 原文刊於《展望》第324期，1975年8月1日，第5-9頁。 [2] 原文中奧蘭尼克的英文名字誤植，茲根據其他資料改正。 [3] 有關1927年4-8月間國共兩黨關係急劇轉變時期國民黨方面的農民運動政策與決定，有一重要資料，即中央農民部第1-17次部務會議的正式記錄（相應日期為1927年4月13日至同年8月20日），這些記錄裝訂成冊，保存良好，現存台北國民黨黨史館《五部檔》，卷宗號：部2.4/33，以下將在相關問題上予以徵引。 [4] 克文先生在中央農民部的角色似乎要比此處承認的重要得多：據前引中央農民部第1-17次部務會議正式記錄，他一直擔任會議主席，只有第四次會議例外；據前引《五部檔》資料，他在同一時期（1927年4-8月）收到的正式函件、報告有20封左右，而在1926-1927年間涉及他的資料則高達120餘項。其實，在1927年7月代理部長之前，他在中農部的地位亦僅次於鄧演達，這從是年4月26日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長篇發言的四人依次為鄧演達（主席）、陳克文、毛澤東、周以栗便可見（卷宗號：部4642）。 [5] 據前引中央農民部第17次部務會議（1927年8月20日）記錄，此人是張國恩。 [6] 「全國農民協會」是否有實質存在的問題，除了文中所提到的改組行動以外，亦與以下記載相關：據前引中農部第14、15次部務會議記錄，全國農民協會的會址約在7月中旬被軍隊駐紮，該會秘書報告農民部，其後農民部派出前往交涉的易輔化在會上報告了交涉經過。此事似乎反映，全國農協即使不很活躍，或者不能夠發揮甚麼功能，也並非等同具文。 [7] 鄧演達辭職和克文先生暫代部長職位，都在前引中農部第13次部務會議記錄有記載，所以這是發生於該次會議（7月22日）與第12次會議（7月9日）之間的事情，這正好印證了7月17日之說。 [8] 克文先生這裡的說法恐記憶有誤，因為根據前引中央農民部第1-17次部務會議的正式記錄（相應日期為1927年4月13日至同年8月20日），克文先生出席了所有這些會議並且大部分擔任主席，唯一因事忙缺席（記錄中如此註明）的只是第10次會議。出席會議與在文件上用印不同，不可代行，所以，可以確定，直至8月20日為止，克文先生尚未離開武漢。他之所以認定最遲8月初已經離開武漢，或者是因為如上文所說，在7月間汪精衛到上海和廬山去觀察情勢，相機行事，他也跟隨前往，這與第12和13次中農部部務會議相隔兩星期（7月9日至22日）相合。但此後他顯然並未如文中所說，直接去廣州，而是回到武漢代行部長職務，最少到8月底才離開。 十一 顏君退省首都脫險記[1] ——兼憶幾個農所學員 顏君退省，湖南常德人。抗戰初起，他不過是中央政府僑務委員會一個委任最低級的小職員——書記而已。七七事變既起，中央政府準備西遷，各機關疏散員工，於是顏君便成為疏散人員之一。按照規定，疏散人員可以自行返鄉，或到其他後方地區去的；但顏君卻自願留在首都。政府撤離後，行政院秘書處，留下大量文書檔案，不及搬走，勢須有人看守，顏君自動請求，擔任看守工作，因此便留在首都不走了。首都失陷前兩天，局勢險惡已達極點，顏君急電漢口請示，把留京的重要文卷燒毀，勿使落入敵手。首都失陷那一天，他才冒險漂渡長江，脫險離京，步行十日，以達漢口，並即向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報告經過。事後魏氏說：「看不出這小子竟有這般膽量！」以下我把顏君這一段故事，就個人所知詳為記述，以備參考。 僑務委員會小職員 顏君退省原為民十六年（一九二七）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那時他還不滿二十歲，身軀短小，每出操，總是排列到隊尾最後一人。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所中設置三個常務委員，主持全所事務。三個常務委員，國民黨僅得一人，即筆者本人；其餘兩人均共產黨，一為毛澤東，又一為周以栗，同是湖南籍，以搞農民運動而著名。 顏君於受訓期間，不時向我問難，對於毛周兩位鄉先生，似乎有意疏遠。他是反對共產黨的國民黨黨員可想而知。受訓完畢後，他回到湖南去，對於農運，並不熱心。到了民廿二或廿三年，便從湖南到南京，投入僑務委員會做一名小書記。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十多年間，他始終沒有離開過中央機關，也始終不脫最低級公務員的地位。 顏君讀書不多，質訥梗直，不苟言笑，做事認真，對人忠厚，頗有年少老成氣概；看外表，不免有點近迂腐；性喜藝術，好繪畫；作品不多，山水扇面，亦頗可觀；書法亦殊端正。他之所以成為僑務委員會的公務人員，也許和他愛好繪畫多少有些關係；因為當時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正是有名畫家陳樹人呢！ 廿六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當時【時勢】日益嚴重；七月底，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手諭中央各機關，應立即準備應變，並於不得已時，政府實行遷地辦公；限各機關於三日內擬定實施辦法。到了八月初，軍事委員會又召集中央各機關高級人員開會，討論撤退首都公務人員眷屬辦法。同時各部會對於原有的員工，亦多準備，或已實行給資遣散一部分，以期利便應變行動的，女性員工尤多列入遣散之列。各機關員工亦因此而發生許多驚惶或紛擾。當時的遣散員工，雖發給三個月薪給的遣散費，但時局變化，急劇萬分，前路茫茫，莫不彷徨無計。顏君退省就在這樣的時局下，成為一個遣散的公務人員。 九月初，行政院秘書處亦把全部工作人員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指派工作人員，第二類為在寓聽候調遣人員，均各支給生活費每月五十元。至各人員原有薪額，於扣除生活費五十元外，餘數八折或四折支給。到了九月底，敵機濫炸首都，愈來愈甚，有時晝夜不停，公務人員和市民莫不大受威脅。膽小的公務人員往往託病請假，或放棄職守，暗中離開首都。依照政府規定，這些人員最少要受撤職處分。行政院秘書處，因此至受免職處分的，便有三人。時局這樣惡劣，人心浮動也達極點。顏君雖在遣散之列，卻始終留在首都，並自動參加抗敵宣傳工作，沒有作任何逃難的打算。 自願留京看守檔案 十一月中旬，行政院秘書處的員工及眷屬，已大部分乘船撤離南京，向西遷移。兩日後其他中央機關的員工及眷屬亦差不多完全撤退了。一星期後行政院秘書處僅留下秘書長一人，參事一人，及譯電員一人；各機關首長，除蔣委員長外，亦已全部離開首都，南京實際上已等於一座空城了。就在這樣一個嚴重的時候，顏君自動申請，經過朋友的保證，他成為行政院秘書處留京看守文書檔案的臨時職員。 十一月廿六夜，行政院秘書長和尚未離京的最後兩個職員亦乘船離開首都，前往漢口。廿九日抵漢口，翌日，秘書處即假漢口江漢路四明銀行開始辦公；於是中央政府的重心便暫時留在漢口。十一月廿八及卅兩日，顏君均有函寄到漢口給筆者個人，報告政府撤離後的首都情形，以及他個人怎樣保護公物。廿八日函，其中有如下幾句：「……不論時局如何變化，生既奉命留守，自當竭力之所及，以盡其最大的忠忱。」卅日的函又有如下一段：「昨晚一時半，下關一帶江邊，火光燭天，炮聲劈拍如連珠，全城為之震驚。生披衣起巡，始終莫知究竟。附近駐軍，嚴加戒備。生立即督同工友阿姜與伊母親，堅閉門窗，準備一切；萬一敵軍到來，即同到附近民居或地下室，暫時躲避。迨東方既白，炮聲漸歇。因以電話詢問附近駐軍營長，始知系下關火藥庫失慎爆炸，一場虛驚，得以無事。」 首都淪陷焚毀檔案 十二月二日，顏君初次從南京打長途電話到漢口，向行政院秘書處報告首都實況。他說，南京現在風聲鶴唳，情勢非常險惡，城內到處只見軍人，內外交通已告斷絕，完全陷入圍城狀態了。十二月四日，顏君又第二次打電話到漢口，他說城內已聞炮聲，惟蔣委員長仍然坐鎮，並未離京。十二月七日，顏君第三次電話到漢口，說首都似尚平靜。六日之內，顏君三次電話，語氣均極鎮定，並沒有恐懼或逃難的意思。 十二月八日，據早報電訊，敵軍已到首都近郊，湯山和麒麟門一帶，蔣委員長亦已離京。十二月十日，敵軍已到首都光華門及通濟門，並占領大校場機場。十二月十一日，顏君急電漢口請示，原電如下：「軍委會政訓處譯轉漢口四明銀行行政院，明密，檔案及工友如何處置，速電示，八八師政訓處長轉，顏退省灰（十一）。」秘書處得電後，即覆電指示，原文如下：「先將軍政外交兩部分檔案焚毀，余亦儘可能予以銷滅。」[2]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 十二廿二日，顏君從南京脫險抵漢，即到四明銀行，先與筆者見面。這時候的顏君，鬈長寸許，面目黧黑，身披破軍服，幾於不能相識，握手之餘，悲喜交集。據顏君說，他於十一日接奉命令，把行政院議事科及機要室的文書檔卷，全部燒毀之後，到了深夜，才離開首都行政院的辦公處所；十二日逃出了南京城，時敵軍已入城。出城後，沒有船隻過江，只得沉木桌於江水中，攀持不放，順流而過。途中足部受傷，又為敵機掃射，數遇流彈，幸得不死。但最感安慰的，是檔案已毀，不至落入敵手，尚不辱命。又他出城的時候，眼見中山門外及下關一帶，已成焦土。城內其他地方，亦到處火光，被破壞的想亦不少雲。 委任書記官新職 十二月廿三日，顏君晉見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於四明銀行行政院秘書處，口頭報告奉命銷毀檔案，及脫險離京的經過。魏氏力加稱許，謂為膽大，並破例委派顏君為秘書處委任書記官（按照規定，各機關疏散人員後，不得再用新員。）顏君身處危城，歷十餘日，始終鎮定，絕不驚懼；直至首都失陷前兩日的最後關頭，才急電請示如何處置檔案，接到命令後，又從容把檔案銷毀，然後於敵軍開始入城的時刻，縋城脫離險境；真可說是膽大心細，處變不亂的了。他事前說，奉命留守，必盡最大忠忱，他真的做到了。魏秘書長贊他膽大，並破例委他以新職，也是一點不過分的。 十二月廿五日顏君簽呈魏秘書長，報告前赴醫院，檢查因公受傷的結果，原呈節錄如下：「……今日到泰和醫院檢查受傷病狀，足部創口轉劇，紅腫發膿。醫生堅囑，切勿勞動，能留院醫治為最好。省以足傷關係重大，又已奉派工作，自應從速治癒，以免貽誤職務；擬於本日移住協和醫院；住醫費用可否以留守案卷，因公受傷理由，公家給予一星期醫藥費，如有不便之處，請由省月薪扣除……。」他的請求，自然獲准，由公家給予醫藥費用。 其後顏君又在醫院裡，寫了一篇呈文，把他留守及脫險的經過，報告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及行政院孔院長，托他同學姚君毓松代為呈遞，節錄原文如左：「竊退省過去供職僑務委員會，奉令疏散，……。旋於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奉命留守行政院案卷……敢不遵命，不避艱危，日夜督率憲兵，逡巡行政院及國民政府一帶，並協同勤務，嚴密看守院中文物。 十二月十日，敵兵迫近首都城下，局勢萬分緊急……政院留京機密文件，未敢擅行處置，乃多方設法，假八十八師政訓處軍用無線電台，拍發加急電報，請示漢口行政院辦事處。來往途中，數遇流彈，幾瀕於危。十二月十一夜，我軍奉命退出首都，省亦於槍林彈雨中，隨軍墜城出圍，足部因此受傷。步行抵達燕子磯後，縛門板於桌上，冒險浮入長江，漂流十餘里，始獲登岸……現任行政院書記官顏退省呈，一月一日（廿七年）。」 到了戰時首都 廿七年七月初，馬當失陷，湖口不守；到了七月底，九江也淪陷了；暫時留滯在漢口的政府重心不得不依照原定計劃，再西移入川。行政院秘書處的工作人員遂於八月二日全部離漢，乘江輪前往重慶，八月十四日到達，計留漢時間前後共達八個月。行政院的院會，不久也就在重慶曾家岩明德小學的新辦公處舉行，於是乎，重慶也就成為名符其實的戰時首都了，這時候的行政院長為孔祥熙氏。 到了重慶之後，第二年四月（廿八年），顏君服務於行政院秘書處已經一年多。因為彼此工作都忙，見面詳談的機會不多。四月中他送給我一封長函；函里敘述他個人的過去遭遇，和人生觀的改變；自我檢討，自我勉勵之後，又詳述他一年來的工作情形。這封信可作了解顏君為人的參考【下略】。函末他附錄為他祖父七十冥誕而起的誓願一百多字，最後一段如下：「……一年余來，個人學業修養，及藝術寫作，毫無表現，愧恧良深；今日為先大父之七十誕辰，默思遺訓，創痛益烈！自即日起，虔誠惕勵，發奮圖強。謹佩黑紗三年，以示哀憾，而知奮勉，毋渝此誓。」 看他這封信和誓詞，頗有反求諸己，居易以俟命的精神。不過他對於行政院秘書處服務工作，顯然是不滿意的，而且說話不免近於發牢騷。他有一個時候，想到外面兼做新聞記者，又常和幾個農所同學，多方活動，謀取川省縣長的職位，都始終沒有成功。他的名利觀念自然和普通年青人一樣，並不很淡。從廿八年四月，一直到卅四年八月，日本投降，中間六年多的長時間裡，我和顏君都沒有離開過重慶，彼此雖時有見面，但沒有甚麼可以在這裡記述的。 深柳讀書寄意深 卅四年九月政府開始還都復員，我回到南京不久，便離開了行政院的職務，很少見到顏君。卅七年夏天，我因事到上海，才和顏君在上海見一次面。當時，顏君送我一把摺扇，扇面上他繪上一幅畫，題為深柳讀書堂圖，那是湖邊柳林之下，書齋兩所，左右並立，中通小橋，齋中各有一人，或憑几讀書，或倚窗閒眺，遠處青山若隱若現，意趣閒雅，超脫塵俗。顏君此時已脫離了公務員的生涯，隱居上海。他送我這樣的一把扇，繪上這樣的一幅畫，似乎對彼此當時的處境，都寓有深意。過去，他送我的自繪畫，本有好幾幅的，現在還能保存的就只有這一把扇面了，自然更可珍惜。我和顏君上海見面之後，第二年，中共統治了大陸。自此以後，二十七年來，彼此完全隔絕，一點音訊沒有，想起來，實在令人嘆息。 其他農所學員十一人 記顏君退省首都脫險事已畢，我要乘便把顏君以外，其他十一個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於抗戰前後，和我往來較多的，在這裡說一說。 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於民十六年開辦，為時僅半年左右；學員大概二百人，以長江各省及四川籍為最多。抗戰前後，在南京、武漢和重慶，彼此時常見面的，僅有顏退省、王少南、謝崇周、方冰、姚毓松、蕭漫留、黃應乾、高崇智、王運炎、熊耀文、舒國藩等十一人。他們十六年離開農所之後，有些做了小學教師，有些做了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有些做了各地工會的職員，獨沒有從事農民運動的。廿六年政府滯留漢口的時候，農所同學包括前述十一人，曾經有過好幾次的集會，打算組織同學會；後來據王運炎的報告，登記同學共一百多人，大部分都是沒有固定職業，生活困苦的。同學會的消息經報紙發表後，引起當局的注意，當時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副部長黃琪翔還因此特約筆者和黃應乾、顏退省三人到武昌談了一次話。 不論怎樣，這十一個當初有志於農民運動的青年，後來對於抗戰，以及改革運動，都能夠熱心參加，各盡本分，雖無赫赫之功，也就無悖初衷，克盡國民天職，應受尊敬的了。以下我要特別記述的，為蕭漫留，謝崇周，黃應乾，和舒國藩四人。 敵後工作的蕭漫留 蕭漫留，江西吉安人，年齡比顏退省稍大；一頭濃密的黑髮，雙眉壓目，近視很深，沉著堅定，不苟言笑。抗戰前，也是時常在南京見面的。廿六年底，我隨政府滯留漢口的時候，接到顏退省十一月廿八日從南京寄來一封信，信里提到漫留說：「多月未見的漫留兄，我於昨日下午到新街口郵局寄信時，偶然相遇。他告訴我，九月間到上海工作，因環境不宜，事業完全失敗。因乘飛機到香港，轉由粵漢鐵路來京。事業失敗後，心志怏怏，未能修書問候老師，囑為代陳，容日報告」等語。上海是十一月十一［日］失陷的，漫留於九月間便到上海，他在上海做的甚麼工作？失敗的是甚麼事業呢？似乎大家都不知道。不過，過了不久，南京失陷後，約在廿七年初，漫留便到漢口和我們見面了。他到上海的事，我們都不便多問。 又過了幾個月，廿七年五月底，漫留參加了一次農所同學聚會之後，又忽然不知何處去了，大家都覺得稀奇！再過了兩年，我們由漢口到重慶，也快滿兩年了。這時候，敵機正對戰時首都濫施轟炸，市民每天躲入防空洞，往往超過五六小時。廿九年五月廿八日那一天，天才放亮，敵機便來，濫炸到下午四時左右，始行離去；警報解除不久，漫留忽到曾家岩行政院秘書處見我，使我大感意外。坐下詳談，才知道他以前到上海，做的是軍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敵後諜報工作。 他說，十四個月前，他奉命到敵後的南昌，在那裡做了很多地下工作，最近奉命回到重慶，參加新的訓練，並報告敵情。他又把怎樣去到南昌，又怎樣在那裡做工作，這一次怎樣離開南昌到重慶，都大略說了一遍，使我彷佛聽了一篇偵探故事。他離開南昌，帶著老婆和兩個小孩子，於黑夜中偷渡敵軍的警戒線，尤覺驚險動人。據他觀察，現時敵軍內部，不論上下，都充滿了厭戰反戰的情緒；使我們更增加抗戰必勝的信心。我和漫留這一次見面之後，便再沒有機會見到他了，他在重慶逗留多久？何時回到敵後去？我都不知道。勝利還都以後，有關於他的行蹤，也一概茫然！[3] 有志開發邊區謝崇周 謝崇周，四川人，清癯瀟灑，豐【風】度翩翩，頗擅口才。他生長於川省西南部「雷馬屏」地區：雷馬屏包括雷波、馬湖和屏山三縣，均屬長江上游金沙江流域，和雲南貴州接壤。這一地區富林木礦藏，因交通困難，與外界隔絕，天然資源，尚未開發。我們到重慶不久（廿七年十一月間），崇周即邀我和幾個農所同學，到他體心堂寓所吃飯，提出他開發雷馬屏的意見。第二年（廿八年）一二月間，又先後請客多次，把開發的具體計劃——發起組織「開發雷馬屏有限公司」——作詳細的說明，請大家予以贊助。可惜，抗戰正烈，公私都無暇及此，他的計劃也就同於畫餅了。不過，他的理想和熱心，還是很可愛的。 川省議員黃應乾 黃應乾亦四川人，體格魁梧，性情爽朗。政府入川之前，他對於地方政治，已嶄露頭角。廿八年，他獲選為川省議會的議員，更見活躍。他常說要代表老百姓發言，切實監督政府，發揮民主政治的真諦。卅三年十一月四日，我和農所留渝同學在渝最後一次的聚餐會，還是應乾安排一切的。那一次的聚餐會舉行於兩路口的中美文化協會，經過了這一次的聚餐會，農所同學也就沒有再集會的機會了。還都復員後，應乾和崇周均留在家鄉，至今消息隔絕，生死茫然。 參加國營舒國藩 舒國藩，江西南昌人，靜默溫厚，篤於情感，富責任心。他的志趣和前述數人不同。他重視國家經濟，認為國營事業的成敗，關係民生最大。抗戰期間，他投身交通事業。勝利還都，他首隨當時服務的「戰時運輸管理局平津區汽車修配總廠」，於卅四年十二月初便到達北平，後再轉到天津。他在廠中的職位是總務部主任，工作性質十分複雜。他到天津後，十二月九日給我的信說：「……以後長期在天津工作，因總廠設在天津……現在一面接收，一面準備開工，大約明正【年？】而後，可以開始有出品生產。」可借，他只是廠中不大不小的職員，談不到改革，更談不到理想。這個修配廠和國藩本人後來的命運怎樣？我到現在也毫無所知。國藩也喜好藝術，寫得一筆好字。我現在收藏的齊白石為我而繪的一幅枇杷，便是國藩到北平的時候，代我請求的[4]。 * * * [1] 原文刊於《掌故》第44期，1975年4月10日，第6-13頁。有關顏退省的部分有大量刪節，段落亦經省並。 [2] 以上來往電文尚存克文先生檔案中。來電原文為「無線 軍委會政訓處譯 轉漢口四明銀行行政院陳克文師 明密 檔案工友如何處置速電示 八八師政訓處長轉顏退省 灰」；在同一紙上的覆電文稿為「先將軍政外交部分焚毀余儘可能消滅 克文 十二、十一」。因此來電是在12月10日（「灰」）而非11日，日記說是11日，正文所引電文最後又加注「（十一）」，俱誤。11日實為回電日期。 [3] 事實上，抗戰勝利後蕭漫留在軍統局的後身保密局升到很高位置，在局長毛人鳳手下曾出任有數的幾位專員之一。 [4] 舒國藩，1907-2003。在進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受訓之前即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其後隨軍北伐，並參加江西農運，到抗戰前後方才投身國民政府的交通運輸企業，解放後歷任西南交通部和工程處職務，並一度出任四川政協委員。他很念舊，在改革開放後和克文先生恢復通訊，克文先生去世後又曾致函本書編者。 十二 憶陳璧君與陳春圃[1] Ⅰ 陳璧君 陳璧君於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日本投降之後不久，在廣州被拘，旋解南京，囚寧海路某號。卅五年，判處無期徒刑，移禁於蘇州獅子口第一監獄。過了四年，大陸變色，再移禁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直至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六月十七日，病死獄中，約年六十八歲。牢獄生涯，前後共達十四年之久，幾占其一生歲月五分之一，亦可哀矣。 葬在太平洋碧波中 璧君死時，兒女親戚沒有一人留在上海；死後約一月，旅港親戚某君才到上海把骨灰領回；親友聞訊，齊集九龍尖沙咀她兒女私寓中，舉行一項簡單悼念儀式，參加的四五十人；當日下午，便由她的兒女和少數親友，帶著骨灰罈子，乘坐一艘小汽艇，緩緩駛往港島南面，赤柱海域，拍【把】骨灰逐一撒入太平洋的浩浩碧波中。國民黨的前輩人物，吳稚暉病逝台北，遺囑把骨灰撒落金門馬祖間的海里；璧君當為舉行這種葬禮的第二人，時為四十八年七月下旬。汪精衛於卅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十日病死日本，歸葬於南京中山門外吳王墳附近。卅四年底或卅五年初，墓穴深夜為人炸開，屍體亦失所在。據可靠傳說，屍體實已投入揚子江波濤中。若然，則汪氏夫妻亦可謂死則同穴了。 璧君一生，滄桑歷盡，生命多采多姿，固曾煊赫一時，生前與孫（中山）、孔（祥熙）、廖（仲愷）三夫人齊名；然而璧君最早死，收場又淒楚寂寞至此，亦命也夫！ 第一階段：讀書寫字甚勤 璧君的牢獄生涯，可分為三個階段：卅五年至卅七年上半年，約兩年半的時間為第一階段；卅七年下半年至移禁上海，中間約一年半或兩年，為第二階段；移禁上海以後直至病死，共約九年或十年，是為第三階段。 筆者從重慶回到南京，第一次聽到璧君獄中情形的消息，是卅六年（一九四七）初，當時她的大女兒經蘇州回來，告訴我璧君獄中頗好，每日讀書寫字非常用功，惟大便下血，尚未痊癒，又帶回璧君手抄《唐宋詩絕句》一冊，字體工整秀勁，足證所說不虛。以後，筆者曾到蘇州探視璧君兩三次，每一次都和她的女兒媳婦及我的太太，或者加上其他朋友同行。第一次探視，系卅六年三月間，到獅子口約在下午二時左右。璧君有她個人的囚室，又在典獄長辦公室附近有一所接見訪客的房子；面積雖不很大，倒也窗明几淨，陳設簡樸，光線空氣都頗好，好像學校里的宿舍一般。這一天，璧君適患感冒，怕風不敢出來；我們便直到女獄室里和她相見。她看見多年老朋友，遠道而來，十分高興，滔滔不絕，談了兩小時多的話；態度非常激昂，有時揮手頓足，雜以哭泣，以增加語勢，她對於過去的事，始終沒有一句後悔的話，而且極力辯說，她對廣東有貢獻，對國家亦有功勞，現在政府對她的判罪是很不公道的；我們對她除了安慰之外，也就無話可說了。我們談話的時候，獄吏便不在旁，也不限制我們的時間。因為要趕著即日回到南京，前後逗留不過三小時左右，便握手作別。 我探視璧君之後，約一星期，又到南京老虎橋監獄，探視六個朋友，他們都是同一案情而判罪較輕的。卻只能在獄中的辦公室見面，談話限一小時。最後，我眼看著獄吏把他們帶走，逐一納入陰濕的斗大牢房中，閉門加鎖，就好像屠夫把狗只關閉在籠子裡一樣。當時，我心裡有說不出的酸苦，幾個朋友亦無不人人黯然傷神。若和見璧君的情形作比較，真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璧君所受的待遇實在是寬大得多，幸運得多了。 過了一個月，四月中旬，我接到璧君獄中第一次來信；五月下旬，又有第二次來信；兩次來信都充滿牢騷偏激的說話。同年七月初，第二次探視璧君；這一次是從上海動身的，同行的有她的女兒。上午，我們便到了獅子口；大家在她專用的會客室里見面，和上一次不同。而且還在那裡吃了一頓頗為講究的午膳。當時螃蟹已經上市，許多年後，我太太還記得璧君吃蟹，弄得滿臉蟹黃的樣子。吃完了飯，又談了不少話，下午三時，我們分手乘火車回南京。這一次見面，還有其他獄中難友在座，是璧君請來的。其中給我印象較深的是詞人龍沐勛榆生。大家雖說些感慨的話，不過璧君已經不像上次那樣，大發牢騷了。她平心靜氣，討論問題；說她身體不好，時常大便下血。看她精神，還不算壞，沒有頹喪，也不悲觀；說話聲音響亮，時帶歡笑；前額雖頹得很高，兩眼依然有神；好像自信能夠渡過幽囚，而重護【獲】自由。後來病死獄中，似乎是她沒有想到的。 這一次，大家談的，除了希望早得自由外，也兼及大局時事，璧君又詳述她日常生活情形。她說，每日眠食讀書外，又撥出一定時間，鈔錄她丈夫精衛先生的雙照樓詩詞稿；她已許下一個私願，要鈔成幾部分贈親友，作為羈囚生活的紀念；並且要我們代她在南京買紙和筆墨，後來我們給她買了寄去。這一部手鈔詩詞後來是否如數完成，不得而知；不過，璧君確實托人帶來一部送給了我，這是一件很可寶貴的贈品。 璧君獄中第一次來信寫於四月十六日，第二次寫於五月廿七日，字跡均甚草率，倉卒寫成，用的是粗劣紙片，執筆時的匆遽可想而知。第一信談的是她弟弟陳昌祖[2]的事，第二信談的是難友的待遇和她個人的健康。兩次來函都提到「保證金」或「罰金」的話。當時獄中必有此傳聞，不過外間並未聽到；再證之後來事實，似不足信。該案刑期有定的，不論京滬或蘇州，多在卅七八兩年先後獲得釋放（昌祖也於卅八年一月間出獄）；終身監禁的例外。又外間傳說，璧君至［交友］好於卅八年三四月間，中共將到上海之前，曾斂金前往蘇州，希望於局面紛擾中，買通關節，救璧君出獄；結果失望而歸。從這兩件事實看，所謂「罰金」或「保證金」的說法，恐系謠傳，否則璧君應有機會獲得自由，不至再移禁於上海了。 總之，這一個階段里，璧君的獄中言論，儘管牢騷滿腹，憤憤不平，她的精神還是健全的，思想也很有條理，態度尚稱鎮定，對於自己的未來還抱有信心，否則不會說犧牲自己去救弱弟，要留金錢教育孫子的話了。 第二階段：注射針藥變成瘋婆子 然而到了卅七年（一九四八）下半年以後，璧君的精神便漸陷於崩潰的境地，好勝倔強的性格也逐漸消失了。七月間，璧君的家人從蘇州回到南京，告訴我一個難以令人相信的消息，但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說，璧君在獄中，因射注一種安定神經的針藥，現已成癖，每日注射多至二三十針，每日耗費多至數億元（這是當時的法幣價值，若折合銀圓，約為四五十元）；如果針藥一時不繼，毒癖發作，痛苦呻吟，和吸食白面嗎啡的人無異。其時，璧君的兒子已經假釋出獄，召開家庭會議，討論如何救援璧君脫離苦海。過了一個月，八月中旬，璧君的兒子和媳婦又到蘇州去苦勸璧君，依然沒結果。璧君的第二個女兒甚至想用激將法，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信送去；其中有云：若果不速下決心，戒除毒癖，試問有何面目去見地下的丈夫？璧君讀完了信，非但不知覺悟，竟聲言和女兒脫離母女關係；可見此時的璧君已全失理智，無可救藥了。她的女兒也就於數日後，隻身赴美，做洋尼姑去。 是年九月底，大女兒夫婦兩人，再到蘇州，希望盡最後的努力；回到南京後，很傷心的對我說：母親憔悴非常，而且語無倫次，木木然沒有一些感情表現，見面即伸手要錢，說要還債，問是甚麼債，卻說不出來；和半年前比較，已經完全判若兩人了。毒癖似已到了第三期，恐怕要變成一個瘋婆子，糊裡糊塗的死在獄中了。說完之後，悲傷不已，大家相對無言。 璧君本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頗有理智，而又倔強好勝的好人，為甚麼入獄之後，經過了約莫兩年時間，竟變成了這樣不顧羞恥，不負責任的瘋婆子了呢？我想這不應該全由璧君個人負責，監獄管理的不善，以及時局變化的影響，都是很有關係的。監獄裡有些獄吏串通長期監禁的老犯，對新來犯人，施行引誘或威逼手段，以期達到漁利、敲榨，或剝削的目的。引誘囚犯服食毒品或注射毒針，即其一端。坐牢的人因為心情苦悶，必然容易上當。說到時局變化，卅七年後，中共席捲全國已經成了不能避免的形勢。璧君一生反共，中共來了，難免重重侮辱，這是她最為著急的。卅七年下半年，獅子口獄中的難友，詞人龍榆生又已釋放出獄，璧君獄中，頓然少了一個日常可以談談的朋友；跟著，她的兒子和同一案情的其他許多親友也陸續獲得了自由。他們出獄後紛紛設法離開南京和上海；從此能夠去探訪她的人也愈來愈少，使她更覺孤獨難堪。到了年底，又有重要囚徒一律要移禁上海的消息，又增加璧君的彷徨痛苦。 第三階段：可哀的結局 璧君由蘇州移禁於上海，直至病死獄中，共九年或十年的悠長歲月。在這一段時間璧君的兒孫、親戚和其他許多逃避共禍的人士一樣，很快便到了海隅或其他海外地方做難民去了。上海和整個大陸一樣，罩在密不通風的鐵幕里。從此有關璧君的獄中生活以及健康狀況，便十分隔絕，很難知道了。移禁以後，沒有了家屬的金錢接濟，璧君的毒癖能否因此而自然戒絕，健康能否因此而得好處，固然不得而知；最後她能否免於成為一個瘋婆子，糊裡糊塗的死去，也就無從懸揣了。結局如此，寧不可哀！ 雙照樓詩詞稿的刊印 現在我要談到璧君手鈔的《雙照樓詩詞稿》了。雙照樓為汪精衛的書齋名，取自杜甫「月夜」最後「雙照淚痕干」一句，和廖仲愷的「雙清樓」齊名，彼此均含有夫妻恩愛的意義了。 我收到璧君手鈔的《雙照樓詩詞稿》，分裝四大冊，用毛邊紙寫成；每冊封面均用藍色厚紙，上有張廣生題的「雙照樓詩詞稿」隸書白紙題簽（按：張廣生未悉是何人，大概也是獅子口獄中難友）。手抄本全部約四萬多字，均系正楷繕寫，一筆不苟；又不分正文附註，大小一律，約與報紙二號字等。鈔本原未斷句，亦間有訛漏，均經忍寒居士（即龍榆生）詳為校正，紅筆標出，並加句讀，可稱精確無誤，相得益彰。 該手稿包括以下三個集子：《小休》、《掃葉》兩集系汪氏生前自行校訂，並已印行問世；「未刊稿」成於民卅至卅二兩三年間，為汪氏最後作品，未列入兩集之內，璧君鈔錄時尚未刊行，故題為「未刊稿」。璧君死後，汪氏後人將璧君手鈔本，全部在港付印，合成一本，凡九十六頁，名為《雙照樓詩詞稿》。刊本聞僅印千餘冊，只贈親友，坊間並未發售；現亦已成廣陵散了。這本集子雖屬文藝性質，但其中足為現代史料考訂的亦頗不少，例如精衛獄中諸作，以及對璧君、展堂與其他黨人酬贈詩詞，均不無參考價值；卅年以後的作品，尤足反映汪氏最後幾年的政治環境和心理狀態。 人間憂患正縱橫 璧君一生對精衛的影響甚大，人所共知，集中詩詞與璧君有直接關係的亦特多；我們細讀這些吟詠，便不難看出他們夫妻間與眾不同的關係來。例如《小休集》《念奴嬌》詞成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離開他們結婚的時間未久，其中有句云：「……野藿同甘，山泉分汲，蓑袂平生願……」這時候他們希望的是共過淡朴的鄉村生活，純然是詩人浪漫思想的表現，沒有把權力地位的觀念羼雜其間。大體上，集中吟詠，民二十以前，凡與璧君有關的，多屬離別相思，家常閒話，或描寫景物之作。二十年以後，撫事傷時，誓同甘苦，共葆丹心這一類句子才漸漸多起來。民廿五《結婚紀念日賦示冰如》有句云：「……志決但期能共死，情深聊覆信來生。頭顱似舊元非望，恩意如新不可名。好語相酬惟努力，人間憂患正縱橫。」又同年一月，《病癒示冰如》亦有句云：「……共命人世間，不辭憂患重。百孔千瘡余，一笑報己豐。憂在己不力，豈在憂時窮。棲棲百年內，耿耿兩心同。」這時候，汪氏已有了十多年的實際政治活動經驗；又經過廣州出走，武漢崩潰，寧漢合作與擴大會議的失敗，憂患縱橫，時窮命蹇，夫妻之間，正須相濡以沫，互相鼓勵，以期重新振作起來。這兩首詩便是黨人志士的口吻，慷慨悲歌，再沒有以前的詩人浪漫氣息了。 未敢相逢期一笑 民廿七（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汪氏夫婦秘密離開重慶，跟著發表艷電，主張和平；自是以後，他的處境日益困難，夫妻間的吟哦，亦進而為悲涼淒楚，嗚咽欲絕了。民卅（一九四一）四月廿四日，題冰如手書長卷，有句云：「……多君黽勉證同心，撫事傷時殆不任。縱橫憂患今方始，敢說操危慮亦深。」又「冰如以盧子樞所畫長卷見贈，因題其後」，亦有句云：「……蟄居不出戶，自詭因鞅掌。屋樑風雨夕，白首安自仰。孟光有深意，把卷邀共賞。……」同年八月二日，至廣州留七日別去，作三絕寄冰如，又有句云：「……山川重秀非無策，共葆丹心不使灰。」「年年地北與天南，憂患人間已熟諳。未敢相逢期一笑，且將共苦當同甘。」蟄居不出，白首自仰，這是何等淒涼景象！「和平運動」正在密鑼緊鼓的時候，發號施令的主腦竟在百忙中離開首都飛到廣州去，和老伴盤桓幾天，博取相逢的一笑，這又是何等的孤寂難堪！精衛需要璧君的精神激勵，愈來愈見迫切，我們從這幾首詩便看得十分清楚了。 上詩第二首，精衛把璧君看作孟光，也是很有意思，應該談談。早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精衛旅行法國，在鴉爾加松海濱作了一首五古，便有「清游不可負，哦詩慚孟光」的句子，這因為璧君在他之前已經到過那裡，故云。上詩提到孟光已經是第二次了；到了卅二年（一九四三）《癸未中秋示冰如》一詩里，又第三次提到孟光，原句云：「……月兮月兮，我生與你長相從，有影必共光必同……悲歡離合無重數，喜爾清光總如故，屹然照此白髮翁，鐵骨冰心不相忤，……不辭痛飲醉顏酡，卻顧恐被孟光呵！」在這一首詩里，他把卅多年的老伴侶看成同光共影，鐵骨冰心，永遠相從的月亮；又第三次把她看作孟光。不過，第一次提到的孟光，只是文學欣賞的伴侶；第二次的孟光變成了患難相隨的夫妻；第三次的孟光竟成了個人行動的監護人了！於是乎，精衛靈魂里的璧君，也就由可愛而變為可敬，更由可敬而變為可畏了！而他的自信力也似乎由此而逐漸消失，以至無餘，亦可悲也矣！ 獨行踽踽最堪悲 精衛在他最後幾年的「和平運動」期間，詩歌吟詠所表現的，精神上似有兩大創痛，一是孤立無助的寂寞感，又一是貪污盛行的威脅感。試看民廿九（一九四〇）《虞美人》詞：「秋來雕盡青山色，我亦添頭白，獨行踽踽已堪悲，況是天荊地棘欲何歸！」這是何等可怕的孤立啊！同年十一月，《邁塘陂》一詞更為悽苦，原注云，「廿九年十一月一日，晚飯時，家人忽以杯酒相屬，始知為五年前余為賊所斫不死而設，因賦此詞」，中有如下數句：「……鐙前雙鬢非故，艱難留得餘生在，才識餘生更苦，休重溯。算刻骨傷痕，未是傷心處。酒闌爾汝，問搔首長吁，支頤默坐，家國竟何補！……君試數，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踽踽……」又卅年《題畫》七絕又云：「負山於背重千鈞，足趾沾泥衣著塵。跋涉艱難君莫嘆，獨行踽踽又何人！」「獨行踽踽」的悲嘆，廿九年以後屢見不一，這顯露了他在政治活動上，缺乏志同道合，忠貞不二的同志，這是比刻骨傷痕更為悲傷的創痛，也就是他搔首長吁，支頤默坐，覺得於家國無補的最大原因了。 集中有關貪污風氣可怕的吟哦，也是民卅年以後才顯得嚴重的。在此以前，民十五（一九二六）的《雜詩》雖有相類的作品，卻只是消滅貪污的理論原則，沒有感受威脅的可言。民卅（一九四一）以後，和平運動時期，他便為貪污風氣所困惱，覺得痛苦萬分了。試看《卅年以後作》，《讀史》七絕：「竊油燈鼠貪無止，飽血惟蚊重不飛。千古殉財如一轍，燃臍還羨董公肥。」貪污之可恨、可怕情見乎詞。卅二年（一九四三）的《雜詩》再有句說道：「非儉不能仁，非廉不能明，政事亦如此，感慨淚縱橫。」這時候，「和平運動」日見式微，貪污之風自必更為猖獗；可恨可怕之餘，已是病入膏肓，無可挽救，痛哭流涕之外，尚有甚麼方法可想呢！ 事實上，璧君這幾年逗留廣州的日子多，追隨丈夫的時日少（也許這是她後來自詡對廣東有功勞的原因），於是乎精衛便不得不有「年年地北天南」，「未敢相逢期一笑」的悲嘆，集中最後的，也是最傷心的《朝中措》一闋，也就不得不出現了。原文如下：「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自註：「重九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這亡國之音，成了「和平運動」的輓歌，也成了精衛自己的輓歌。我不知道璧君讀到這一闋詞，和以上精衛痛恨貪污，自傷孤立的吟詠，作何感想。後來她獄中來書，自謂生於耿介，死於耿介，一不出罰金，二不出醫藥費，置死生於度外，激昂悲壯，甚為難得，可惜決心已經下得太遲，於事無補，現代孟光也就難以和古代孟光媲美了。 作者附志 關於龍沐勛 龍沐勛字榆生，又自號龍七或忍寒居士，江西萍鄉人，與清末詞人文廷式為同鄉，曾在中山大學當過教授。我於卅六年（一九四七）第一次和他見面，是蘇州獅子口獄中。卅七年春天，他獲釋出獄，回到南京，住慈悲社某號，又見過幾次面。榆生回到南京後，貧病交困，十分狼狽。我曾經陪他去看過居覺生院長及其他朋友，也曾有過同情的援手[3]。那年五月十日，他給我寄來一封信，並附以手寫贈詞一闋。信及贈詞寫得過分諛揚，我實不敢當；贈詞書法極美，富書卷味，我把它裝裱起來，掛在寓所里，如對故人。可惜我卅八年四月離開南京後，便和榆生隔絕，至今消息渺然。他的信和贈詞有關文壇掌故的地方不少，特錄之如下。 榆生來函：「××先生道長左右，奉七日還示，深感濟拔之盛情，使賤軀能獲較長時間安心療養，他日稍轉頑健以圖報效國家皆先生及謝公之賜也[4]。頃每日打針服藥，略有進步，暇日寫定拙作《忍寒詞》二卷，將寄門人戴君代印；繼此當從事《近代名家詞選》之纂輯，以繼《唐宋名家詞選》之後，交開明書局印行。十年前雙照樓主出國養病，即以此事相屬。憂患餘生，亦思早了此願也。今晨漫賦俚詞一闋，以酬高義，隨函附上，乞公有以指正之。往在中山大學有贈尊鄉孔君憲銓詞雲『情知撥亂扶傾器，定在三湘五嶺間』，稍見弟對尊鄉人士之景仰，他日有緣，當圖重效馳驅也。臨桂王況二公亦近代詞壇之傑出者，與敝鄉文廷式並有志於世[5]，故末語及之。匆書陳謝，即頌儷福，弟勛拜啟，五月十日。謝公處便乞代致拳拳為感。弟作新體歌詞，如今廣播中日常聞及之『玫瑰三願』，以龍七署名，附書一笑。」 榆生贈詞如下： 瓣香低首，數三湘五嶺，眼中豪俠，高義如君能幾個！看取盈懷芳潔，躍馬東歸，驚塵北顧，此意那堪說，情殷念舊，令人肝膽長熱。應記秋盡江南，傲霜枝瘦，珠淚還承睫。此是詞心淒斷處，和以流泉幽咽。派衍江西，宗開臨桂，精爽如相接，揚鞭慷慨，餘生痴望猶切。（百字令） 戊子初夏賦贈 ××先生哂政 忍寒居士龍七書於金陵 Ⅱ 陳春圃 陳春圃是陳璧君的侄兒，從廿九年，南京「和平政府」成立後，做過「和平政府」的行政院秘書長、建設部長，及國府委員；又在黨的機構里，做過中央組織部長，和中政會的副秘書長；後來，又出任廣東省長，兼廣州綏靖主任。日本還沒有投降，他自動辭去廣東省長和廣州綏靖主任的兼職；日本投降後，約莫一個月，他即自動投案，以漢奸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囚禁於上海提籃橋監獄，到了四十五年左右，病死獄中，享年約五十三四歲。 春圃生得頎長清瘦，滿臉于思，性情卻十分溫厚，恂恂然有儒者風度。生平很少疾言厲色，爭論是非，不論對家庭或對朋友，無不表現一片祥和之氣。我和春圃認識做朋友，開始於十四五年間。那時候，我們同在廣州，都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工作人員。十六年，我們又隨同中央到了武漢。其時國民黨分裂為左右派，互相水火。我和春圃對黨派問題，時加討論，見解亦比較接近。武漢失敗，彼此見面的機會少了，但仍時有通訊。廿一年，洛陽國難會議後，我和春圃先後參加了僑務委員會僑教部門的工作。我的服務時間很短，春圃卻一直幹了很多年，大概到了廿七年下半年，才離開僑委會的。 廿六年，對日抗戰發生。這一年冬天，國民政府由南京遷都重慶，先到漢口，逗留半年左右；廿七年八月中，才全部到重慶。在漢口期間，我和春圃見面較多，討論問題亦較頻。播越途中，時時受敵機威脅，黨政工作人員，實在沒有甚麼事情可辦，朋友之間，很容易流於飲食徵逐，虛耗光陰。於是我們幾個熟朋友，便發起讀書會的組織，規定每星期開會一次，每一次開會，會員要輪流把過去一星期讀過的書籍，摘要報告，並加評論。讀書報告之外，又討論時事或褒貶當世人物。意見不必相同，無拘無束，均各有自得之樂。讀書會成立於二十七年二月八日，最先參加的共六人，為甘乃光、李朴生、陳春圃、王志遠、錢乃信及筆者。過了兩個月，又加入高廷梓、郭威伯【白】及其夫人劉蘅靜。第一次開會地點為漢口蘭陵路甘乃光的寓所。 我是二十七年八月十四日，由漢口坐船到重慶的。春圃甚麼時候到，已經無從查考，不過先後總不會相差很遠的，最多不過一兩星期而已。到了重慶之後，春圃的服務機關設立【於】城內大梁子，而我的卻在城外上清寺附近，相隔既遠，交通又極不方便，大家見面的機會就不多了。讀書會後來雖也在重慶恢復起來，春圃似乎已經離開了重慶，再沒有參加的機會了。春圃是甚麼時候離開重慶的，又怎樣離開，現在我也覺得十分模糊了。不過，二十七年十月底，港澳的朋友寄信到重慶給我，尚附筆要我代為問候春圃，可見春圃離開重慶，應該在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以後。二十八年三月，澳門朋友寄信到重慶給我，便說在澳門見到春圃了。 現在，我要說一說我所知道的，春圃參加南京「和平運動」的經過。春圃在他後來卅七年四月間，於更審改判後，仍覺不服，提出上訴，請求減刑的上訴書，雖說過：「查被告（春圃自稱）以身世之累，自幼依附姻婭尊親，以迄於其背叛而形成……」，好似他參加「和平運動」是出於環境造成，並非出於意願。 但二十八年三月底，李朴生先生從香港經河內昆明回到抗戰首都重慶，曾經對我覆述春圃在香港對他說過的如下一段說話：「（春圃說），汪（精衛）先生最近告訴若干較為接近的親友說，現在報國的方法有二，一是殉國，又一是救國。所謂殉國的意思，例如服務於政府，盡忠職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幸遇敵機來襲，亦死而不怨，這便是殉國。所謂救國，便是主張和平，主張和平是危險的；本人今年已經五十以上，要殉國甚為容易；但本人不願為其易，而願為其難。」春圃轉述汪氏這一番話，一方面在表明汪氏主張「和平運動」的理由，另一方面也表示他是贊成這種主張的；不然的話，為甚麼到了六月初，他因為要隨汪氏北上，到上海和南京去，竟至於[和]他平日十分恩愛的太太李蕙芳女士大起衝突，幾乎鬧成家庭慘劇呢？ 一位和春圃夫婦平日往來很密的某太太，她從澳門寫信到重慶，把她目擊的春圃夫婦衝突情形很詳細的報告她的丈夫[6]。春圃夫婦的衝突，結果怎樣？後來能否和好如初？我都不知道。不過，事實上春圃已經跟姑丈到了上海和南京，參加了「和平運動」，在黨政兩方面都負擔重要工作，地位並不平常。可見他對於「和平運動」的贊助，決不是完全由於姻婭依附，受身世之累的。他在上訴書所說的，恐怕只是應付官文書應有之筆而已。 最近，我偶然從行篋里檢出卅七年四月八日，春圃托朋友從上海帶到南京給我的一封信，並附他向法院上訴，聲請復判，補提理由狀子的抄搞一份。他上訴的理由，在這份狀子裡說得很詳盡，至於為甚麼要把狀子抄送給我，他在信里說，希望我向最高法院方面說項，做到直接改判，不要再發回更審，因為開庭次數多，甚感麻煩，應付環境亦至感頭痛雲。又當時國民大會開會，政府或將改組，人事可能更動；新舊交替，案件或有擱置；亦請我代查，如一切照常，即向有關方面關照，否則暫停進行。不過，當時的政局，正在動盪中，瞬息變化，春圃托我的事，我已無從為力，他所希望的復判減刑，自然亦沒有甚麼結果。 現在我再仔細讀了他這一份上訴的理由書，我覺得春圃對於參加「和平運動」的動機不管怎樣；只就他最後在廣東省長任上的表現說，他當不失為一個有抱負，肯負責的地方行政首長；可惜他在任的時間不長，成效未能大著，到現在，記得這一段事實的恐怕沒有幾人了。他在廣東省長任上有些甚麼成績，可以值得稱道的呢？上海高等法院，卅六年十二月三日，對春圃的更審判決有如下一段話：「被告任偽廣東省長時，曾厲行禁菸禁賭，為民除害；並發給米貼，救濟教界；核撥款項，嘉惠貧病；有附卷證據可考，自應於民有利；略跡衡情，尚可貸其一死。」這可證明，他確做了些有益地方有利人民的工作。這本是一個地方行政長官應有的責任，原不算得甚麼了不起的政績。不過，在當時日軍占領環境之下，此等工作未必為日軍當局所歡喜，或且認為有礙於日軍占領政策的推行。春圃能夠不顧艱險，毅然推行，便是很難得的了。他在聲請復判的理由書中，認為「此種工作與抗戰同其重要」，「無異前線的浴血抗戰」；雖不免張大其詞，但亦不能謂為是全無理由的。 筆者來到香港後，遇到廣東的老教育家，曾經在日軍占領粵省的時代，服務教育界的。他對筆者提及，當時陳璧君如何透過廣東省政府的組織，以糧食及金錢救濟廣東各縣的教育工作人員。可見上海法院對春圃救濟教界，認為有證據可考，是很確實。筆者前撰《陳璧君的牢獄生涯》一稿，曾記璧君在蘇州獄中對朋友說，她對廣東有貢獻，對國家亦有功勞，政府對她判罪是不公道的。璧君所說的對廣東有貢獻，根據春圃在廣東推行的政策及其實際工作看，自然也有事實可考，不是隨便說說的了。春圃是璧君的侄兒，春圃能夠出任廣東省長，自然也和這一點有關。春圃對廣東的貢獻，也就可以說是璧君對廣東的貢獻了。 筆者又會見過一位在香港政府服務了數十年，現在已退休多年的文職公務人員某君（原籍也是廣東）。他對筆者說，日軍占領香港的時候，陳璧君來到香港，香港各界華人在皇后大道某大酒樓開會歡迎她。當日璧君乘車來到某大酒樓門前，看見那裡只懸掛日本國旗，非常不高興，立即停步，對在門前站立的日本憲兵隊長說，今日是中國人開會歡迎本人，並無國際意義，應該只掛中國國旗。憲兵隊長初時覺得為難，璧君再三堅持，憲兵隊長不得不去請示。結果，日本國旗改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璧君然後登樓參加歡迎會。我們聽了這一出小插曲，亦可以想見春圃之能夠不管日人願意不願意，與不管有無困難與危險，毅然推行有益地方有利人民的各種措施，這一點勇氣的由來，也不是偶然的了。 * * * [1] 本文包括兩部分：I部取自《陳璧君的牢獄生涯》（此文未存克文先生遺留檔案），刊《掌故》第6期，1972年2月10日，第21-29頁；II部取自《憶陳春圃》，刊《掌故》第26期，1973年10月10日，第32-37頁。兩文皆經過相當的刪節與編輯，小節標題亦經改動，但並無增益。 [2] 原文附註：函中提到「舍弟昌祖」，他和璧君系同父異母弟，留學德國，習航空技術。他是朱執信的女婿，當時亦判徒刑，囚南京老虎橋獄中，年約四十上下，身體素弱，（信中所謂）暈厥當系事實。卅八年一月已獲釋出獄。出獄後，回到香港，攜帶妻子前往泰國謀生。有一時期，困苦不堪。現在英倫隨兒子閒居，已是六十過外的老人了。 [3] 參見1948年7月4日日記所載。 [4] 原文注一：謝公指近在台北逝世之謝冠生先生。 [5] 原文注二：王況二公，指王半塘（鵬運）及況夔笙（周頤），皆挽近臨桂詞家；文廷式清末詞人，與榆生同鄉，有《雲起軒詞鈔》。 [6] 某太太即李朴生太太，此信見1939年6月5日日記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