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 第十二章 玄談與其反響

玄談之風所以流行的原因——魏晉時代諸名士講談名理的情況——反響的發生——裴頠的《崇有論》——玄談諸家在文壇上的地位——王弼與何晏——「竹林七賢」——「八達」與「四友」——阮修主張無鬼論——江統《徙戎論》 一 王充開始了對於古書的懷疑、問難之風。這把前漢若干年來的守一經、專一師的儒生們的迂狹可笑的觀念打得粉碎。自此以後，爭立某經或某師之說於學官的習慣便銷聲匿影。這持以較劉歆用盡大力以求立《左氏傳》於學官的事實，誠然是進步得很多了！以後，馬融、鄭玄們的解經，其心胸便闊大得多了。這樣的迂狹觀念的打破，乃是王、何、嵇、阮諸子的玄談的風氣之開創的原因。 漢的時代，是以清議登庸學士文人的。「孝廉」之類，便是文人們出身的路階。最為世俗所艷稱的許武，不惜自污以求其二弟的出仕的事，還算是較好的結果。其他以卑鄙作偽的手段而浪得浮名者更不知道有許多。所以遂生了「處士純盜虛聲」之嘆。曹操他自己也是一個「孝廉」出身。然到了他主政的時候，卻不惜再三再四的下令去求「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的，「或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賢士們。這種反動，是當然要有的。然幾百年來養成的臧否人物的「清議」，絕不是一二個人的命令所可得而挽回或消滅之的。而魏武所提倡的坦率不羈之風，遂反成為「清議」所羨稱的對象了。王、何諸子便在這樣的空氣里以主持「清議」自居了。 再者，經典與章句之儒的拘束，幾百年來也夠使人討厭的了，遂有反抗的運動產生，專以談名理，講老、莊為業。恰好佛教哲學也輸入了。玄談之風，遂愈煽而愈烈。 二 我們懸想，那些名士們各執著麈尾，玄談無端，終日未已，或宣揚名理，或臧否人物，相率為無涯岸之言，驚俗高世之行。彼此品鑑，互相標榜。少年們則發狂似的緊追在他們之後，以得一言為無上光榮。《世說新語》（卷一）里嘗有一則故事，最足以見出他們那些人的風度來：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甲渫而揚波，其人磊珂而英多。』」 《世說新語》又說：「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這可見他們是如何成為流俗人的仰慕嚮往的中心。其結果，遂到了空談無聊，廢時失業。其熱中玄談的情形，竟至有如痴如狂之概： 麈尾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奪擲麈尾，毛悉墮落滿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飧。 ——《郭子》（《玉函山房輯逸書》本） 停棹清談圖 每個人略有才情的，便想做名士；一做名士，便曠棄世務，唯以狂行狂言為高。或腐心於片談，或視一言為九鼎，或故為坦率之行動，以自示不同於流俗。這樣的風氣一開，舉世便皆若狂人。當時守法拘禮的人們，當然要視他們為寇讎了。王孝伯嘗道：「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也。」（見《郭子》）這是多麼刻骨的諷刺！便是本身善談名理的人物，像裴頠，便也引起反動了。頠[1]字逸民，河東聞喜人，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他深患時俗放蕩。「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晉書》卷三十五）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這篇大文章，關係很大，足以給當世崇尚老、莊虛無論者們以一個當心拳。他主張，「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如「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然當時諸人則「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其甚者至裸裎，言笑忘宜。」更極力攻擊著老子的虛無論。「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頠的這些話足以代表了當時一大部分遠識中正之士的意見。然玄談之風已成，終於不能平息下去。過江之後，此風猶熾。或以王、何之罪，上同桀、紂。晉之南渡，全為彼輩所造成。這話當然過於酷刻。然也足以見名士輩的翩翩自喜的風度是如何的足以引起反動。 三 在政治上，王、何輩的玄談之風，或有一部分惡影響。然以社會、國家崩壞之罪孽全歸之他們，卻也未為持平之論。在散文壇上，則繼於步步拘束的無生氣的儒生的朽腐作風之後，而有了那麼坦率自然、放蕩不羈的許多東西出現，實是足令我們為之心目一爽的。這正如建安詩壇之代替了漢人的板澀無聊的辭賦一樣，玄談的風氣也扭轉了漢人的酸腐的作風，而回復到恣筆自放，不受羈勒的自由境地上去。這時代的散文的成就，故是兩漢所未可同步的。 王弼像 玄談始於王、何，而所謂「竹林七賢」者，更極推波助瀾之至。王弼、何晏皆生於漢、魏之際。晏[2]字平叔，南陽宛人。文帝時拜駙馬都尉。後為吏部尚書，封關內侯，為司馬氏所殺。有《老子道德論》及《論語集解》等。他嘗祖述老、莊，為《無為》、《無名》之論。他說道：「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成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是所謂「無」者大有符咒似的作用在其中了。弼[3]字輔嗣，山陽人。正始中為尚書郎，有《周易注》及《老子注》。他所論，存者皆為斷片；然像《戲答荀融書》：「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難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論》：「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這些話都是較何晏之僅以「無」字為論旨者遠為近情近理。他似只是主張著：純任天真，復歸自然的。 「竹林七賢」者，為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的七人。其中以嵇康、阮籍[4]為最有文名。他們嘗為竹林之遊，世便稱之為「竹林七賢」。阮籍任性不羈。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尤好《莊》、《老》。嗜酒能嘯。他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又能為青白眼。禮法之士，疾之若仇。他的《達莊論》、《樂論》都是很雄辯的。《大人先生傳》，則為其自傳，其哲思幾全在於傳里：「若先生者，以天地為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他是那樣傲世慢俗！劉伶嘗為《酒德頌》，其意也同此。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 竹林七賢圖 嵇康有《與山巨源絕交書》，自敘生平性情甚詳。所作《養生論》，辭旨至為犀利。他說道：「善養生者……清虛靜泰，少私寡慾。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這便是他的自贊，他的宣言！向秀嘗與之論難，康再答之，益暢所欲言。又疊與呂子論難「明膽」；和張遼叔論難「自然好學」及「宅無吉凶攝生論」。又嘗暢論「聲無哀樂」的問題。他的談鋒頗犀利得可怕。唯往往止於中庸，不故為偏激之言。像他論宅無吉凶，乃結之以「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首鼠兩端，似不是大論文家的態度。阮籍便較他大膽、偏激得多了。 《晉書》敘嵇康、劉伶諸人，並及謝鯤、胡毋輔之、畢卓、王尼、羊曼、光逸諸人，皆好為誇誕驚俗之行。光逸嘗避難渡江，往依輔之。輔之與謝鯤、畢卓、阮放、羊曼、桓彝、阮孚散發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人。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道：「他人絕不能爾，必我孟祖（逸字）也。」遽呼人。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同時王衍（字夷甫）、樂廣尤以一時重望，為任達者們的領袖。王澄、王敦、庾凱及胡毋輔之，俱為衍所昵，號曰四友。然他們卻都沒有什麼重要的製作。 晉代的論文家，善於持論者，尚有阮修[5]，字宣子，也好《易》、《老》、善清言，與王衍交。主張無鬼論，以為「今見鬼者雲，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又有江統[6]者，字應元，陳留圉人，元康中為華陰令。後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他的《徙戎論》是極有關係的政論。他追述諸夷人徙入內地的歷史及其在當日的情形，指陳形勢，至為明切。他說道：「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最後便主張著：「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這未始不是一策。然可惜已經太晚了。不久，五胡便如火山爆裂似的大舉變亂了！晉帝被殺，王家世族，皆倉皇渡江避難。整個政治的局面全換了樣子。而古代文學的歷程也閉幕於此大混亂的時代。當中世紀的最初的文壇開幕時，又是別一樣的面目了。 參考書目 一、《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明張溥編，有原刊本，有長沙翻刊本。 二、《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 清嚴可均編，有黃岡王氏刊本，有醫學書局石印本。 三、《文選》 梁蕭統編，有胡克家刊本，有《四部叢刊》本。 四、《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編，坊刊本甚多。 五、《玉函山房輯逸書》 清馬國翰編，有原刊本，有長沙刊本。 * * * [1] 裴頠見《晉書》卷三十五。 [2] 何晏見《三國志》卷九。 [3] 王弼見《三國志》卷二十八。 [4] 阮籍、嵇康等見《晉書》卷四十九。 [5] 阮修見《晉書》卷四十九。 [6] 江統見《晉書》卷五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