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 第八章 五言詩的產生

五言詩的重要——五言詩不會產生於蘇李的時代——更不會產生在枚乘的時代——最早的五言詩——民歌與民謠——《古詩十九首》等——兩篇偉大的五言敘事詩：《悲憤詩》與《孔雀東南飛》——蔡邕酈炎孔融等——樂府古辭——相和歌辭——《漢鐃歌》 一 五言詩的產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大事件，一個大進步。《詩經》中的詩歌，大體是四言的。《楚辭》及楚歌，則為不規則的辭句。楚歌往往陷於粗率。而四言為句，又過於短促，也未能盡韻律的抑揚。又其末流乃成了韋孟《諷諫詩》、傅毅《迪志詩》等的道德訓言。五言詩乘了這個時機，脫穎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詩，代替了楚歌，而成為詩壇上的正宗歌體。自屈原、宋玉之後，大詩人久不產生。五言詩體一出現，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諸大時代。曹操、曹植、陶潛諸大詩人便也陸續的產生了。詩思消歇的「漢賦時代」遂告終止。 五言詩產生在什麼時候呢？鍾嶸《詩品》托始於李陵。蕭統的《文選》也以「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幾篇為李陵之作。徐陵選《玉台新詠》則以「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諸作為枚乘之詩。如果枚乘、李陵之時，五言詩的體格已經是那麼完美了，則他們的起源自當更遠在其前了。至少五言詩是當與漢初的《楚辭》及楚歌同時並存的。然而，在漢初，我們卻只見有「大風起兮雲飛揚」、「諸呂用事兮劉氏微」、「力拔山兮氣蓋世」，卻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蹤影。即在武帝之時，也只有「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東方朔歌），「鳳兮鳳兮歸故鄉」（司馬相如歌），「秋風起兮白雲飛」（武帝《秋風辭》）；卻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蹤影。那麼，枚乘、李陵的「良時不再至」、「西北有高樓」等至完至美的五言詩，難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誡》，莫哈默德的《可蘭經》似的從天上落下，由上帝給予的麼？像這樣的奇蹟，是文學史上所不許有的。 我們且看，主持著李陵、枚乘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提出什麼重要證據來沒有。 李陵投匈奴 莫哈默德，今通譯穆罕默德。 《可蘭經》，也作《古蘭經》。 鍾嶸、蕭統皆以李陵為五言之祖。然鍾嶸他自己已是游移其辭：「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昭明文選》，先錄《古詩十九首》，題曰古詩，並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然鍾嶸嘗說：「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詩十九首》中。鍾氏既疑其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蕭統卻反列於李陵之上。可見這兩位文藝批評家對於這些古作的時代與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滿肚子抱了疑問的。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此語最可注意。《漢書·藝文志》選錄歌詩，最為詳盡，自高祖歌詩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南郡歌詩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無不畢錄。假如李陵有如許的佳作，《藝文志》的編者是絕不會不記錄下來的。又《漢書》傳記中，所錄詩賦散文，至為繁富。李陵傳中，亦自有其歌：「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這是蘇武還漢時，李陵置酒賀武，與武訣別之詩。所謂李陵別蘇武詩，蓋即此詩而已。別無所謂「良時不再至」諸作也。這詩乃是當時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當時的情緒與氣概。「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這三首「別詩」，誠極纏綿悱惻之至，然豈是李陵別蘇武之詩！又豈是「置酒賀武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因起舞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藝文類聚》中，又有李陵的《錄別詩》八首，「有鳥西南飛」、「爍爍三星列」等等，則更為不足信了。 蘇武亦傳有「結髮為夫妻」、「黃鵠一遠別」諸詩，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詩之上。像：「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誠是一篇悲婉之極的名作，卻奈不能和蘇武這一個人名聯合在一處何！又有武《答李陵詩》一首，見《古文苑》及《藝文類聚》；《別李陵詩》一首，見《初學記》。則更為顯然的偽托。 《昭明文選》書影 《古文苑》，詩文總集。編者不詳。選錄周代至南朝齊代詩文260餘篇，分為20類。 五胡亂華，南北朝時期北方多個少數民族大規模南下而造成與漢族政權對峙的時期。又稱永嘉之亂或五胡十六國。五胡是指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少數民族。 為什麼鍾、蕭諸人定要將這些絕妙好辭抬高了三個多世紀而與李陵、蘇武發生了關係呢？可能的解釋是：自「五胡亂華」之後，中原淪沒，衣冠之家不東遷則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蘇、李的境況，常是他們所親歷的。所以他們對於蘇、李便格外寄予同情。基於這樣的同情，六朝人士便於有意無意之中，為蘇、李製造了、附加了許多著作。有名的《李陵答蘇武書》便是以這樣的動機偽作出來的。將許多無主名的古詩黏上了蘇、李的名字，其動機當也是這樣的。 至於五言詩始於枚乘之說，則連鍾嶸、蕭統他們也還不知道。這一說，較之始於蘇、李的一說為更無根據，更無理由。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編輯的《玉台新詠》。他以《古詩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為枚乘作，更加了《蘭若生春陽》一首。大約硬派這九首「古詩」於枚乘名下的，當是相沿的流說，未必始於徐陵。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中已說起：「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徐陵好奇過甚，以此「或稱」，徑見之著錄了。 蘇武牧羊圖 虞美人，即虞姬，西楚霸王項羽愛姬。 《容齋隨筆》，史料筆記。南宋洪邁著。內容包括歷史事件評論、歷史人物評論、史料、典章、天文、歷算等。 總之，五言詩發生於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前87年）的一說，是絕無根據的。在六朝以前沒有人以五言詩為始自景、武之世，也沒有一首五言詩是可以確證其為景、武之世之所作。虞美人答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一歌的：「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見《史記正義》）以及卓文君給司馬相如與之決絕的《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見《西京雜記》）固與蘇、李、枚乘同為不可靠的。即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斂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作於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之時者，劉勰且以為疑，《文選》李善注也以為「古詞」。則西漢之時，有否如此完美的五言詩，實是不可知的。顏延之《庭誥》說：「李陵眾作，總雜不類。元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蘇東坡答劉沔書說：「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詩，有『江漢』之語，而蕭統不悟。」（《通考》引）洪邁《容齋隨筆》說：「《文選》李陵、蘇武詩，東坡雲後人所擬。余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盈，惠帝諱。漢法觸諱有罪，不應陵敢用。東坡之言可信也。」顧炎武《日知錄》說：「李陵詩，『獨有盈觴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又《文選旁證》引翁方綱說：「今即以此三詩論之，皆與蘇李當日情事不切。史載陵與武別，陵起舞作歌『徑萬里兮』五句，此當日真詩也。何嘗有攜手河梁之事。所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謂離別之後，或尚可冀其會合耳。不思武既南歸，即無再北之理。而陵云：『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則此日月弦望為虛辭矣。」翁氏又說：「『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僅雲三載嘉會乎？……若准本傳歲月證之，皆有所不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也說：「七言至漢，而《大風》、《瓠子》，見於帝制；《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見於成帝之世耳。……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由此可知以《古詩十九首》等無主名的五言詩為枚乘、蘇、李所作，是有了種種的實證，知其為無稽的；固不僅僅以其違背於文學發展的規律而已。 那麼五言詩，應該始於何時呢？五言詩的發生，是有了什麼樣的來歷的呢？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最可靠的五言詩，是《漢書·五行志》所載的漢成帝時代的童謠：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 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 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十駕齋養新錄》，學術札記。清代錢大昕著。23卷，涉及經學、小學、史學、官制、地理、姓氏、典籍等。 及班固的《詠史詩》：「三王德彌薄，唯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這些五言詩，都是很幼稚的。可見其離草創的時代還未遠。又《漢書》載永始、元延間（公元前16～前9年）《尹賞歌》：「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後漢書》載光武時（公元25～55年）《涼州歌》：「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後漢書》又載童謠歌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崔氏家傳》載崔瑗為汲令，開溝造稻田，蒲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道：「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常璩《華陽國志》載太山吳資，孝順帝永建中（公元126～131年）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云：「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後恤時務，我人以優饒。」其後資遷去，人思之，又歌云：「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志，悠悠心永懷。」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五言詩的草創時代，當在離公元前32年（成帝建始元年）不遠的時候。在這個草創時代，五言詩似尚在民間流傳著，為民歌，為童謠，雖偶被史家所採取，卻未為文人所認識。班固的《詠史》卻是最早的一位引進五言詩於文壇的作家。同時的傅毅，雖有人曾以《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首，歸屬於他，而論者也往往以為疑。張衡的《同聲歌》：「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嘗。……」也與《詠史》一樣，正足以見草創期的古拙僵直的氣氛。直至東漢的季葉，蔡邕、秦嘉、孔融出來，五言詩方才開始了他的黃金時代。 班固像 二 五言詩之所以會發生於成帝時代的前後，似乎並不是偶然的事。在這個時候（公元前32年），中國與西域的溝通，正是絡繹頻繁之時。隨了天馬、苜蓿、葡萄等實物，而進到中國的，難保不有新聲雅樂、文藝詩歌之類的東西。五言詩的發生，恰當於其時，或者不無關係罷。或至少是應了新聲的呼喚而產生的。最初是崛起於民間的搖籃中。所謂無主名的許多「古詞」、「古詩」，蓋便是那許多時候的民間所產生的最好的詩歌，經由文人學士所潤改而流傳於世的。因為論者既不能確知其時代，又不能確知其作者，所以總以「古詞」、「古詩」的混稱概括之。其播之於樂府者則名之為「樂府古辭」。這些「古詩」、「古詞」，氣魄渾厚，情思真摯，風格直捷，韻格樸質，無奧語，無隱文，無曲說，極自然流麗之致，劉彥和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文心雕龍》）在在都足以見其為新出於硎的民間的傑作。 在最早的那些「古詩」、「古詞」里，有一部分是抒情詩，又有一部分是敘事詩。而這兩方面都具有很好的成績。抒情詩自當以《古詩十九首》為主。在這十九首之中，作者未必是一人，時代也未必是同時。內容亦不一致。有的是民間的戀歌，有的是游于思歸之曲，有的是少年懷人之什，有的是厭世的曠達的歌聲。或曾經過文人的不止一次的潤飾，或竟有許多是擬作。鍾嶸《詩品》，以為「舊疑以為曹、王之作」。或者這些詩，竟是到曹、王之時，才潤飾到如此的完備之境的吧。在這十九首中，情歌便占了十首。或出之於自己的口氣，或出於他人的代述。類多情意懇摯，措辭真率，不求乎工而自工，不求乎麗而自有其嬌媚迷人之姿。我們看《詩經》的陳、鄭、衛、齊諸風中的許多情詩，我們看流行於六朝時代的樂府曲子，如《子夜》、《讀曲》之屬，便知道這些情詩乃正是他們的真實的同類。其中最好的像第一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第二首《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盪子婦。盪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第六首《涉江采芙蓉》：「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都是寫得很嬌婉動人的。而第八首《冉冉孤生竹》：「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羅」云云，頗使我們想起了希臘人的葡萄藤依附於橡樹的常喻。第十八首《客從遠方來》，則彈著另外的一個戀歌的調子： 宋陳淳書《古詩十九首》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除了這些情歌之外，便是一些很淺近坦率的由厭世而遁入享樂主義的歌聲了；但也間有較為積極的憤慨的或自慰自勵的作品。這種坦率的厭世的人生觀，是民間所常蟠結著的。遇著「世紀末」更容易發生。《十九首》中自第三首《青青陵上柏》，第十一首《回車駕言邁》，第十三首《驅車上東門》以至第十四首《去者日以疏》，第十五首《生年不滿百》都是如此的一個厭世調子。「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便是其中一部分厭世的享樂主義者的共同的供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坦率的厭世主義者，便往往是只求剎那間的享用的。又第四首《今日良宴會》，第七首《明月皎夜光》都是憤懣不平的調子。 《涉江采芙蓉》畫卷 黃均繪 於《十九首》外，更有好些抒情的「古詩」。這些古詩，其性質也甚為複雜，但大都可信其是民間的淳樸的作品。如《藁砧今何在》的：「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高田種小麥》的：「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都是極為淳樸可愛的。《采葵莫傷根》的兩首古詩，更是最流行的格言式的歌謠，意義直捷而淺顯：「采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利傍有倚刀，貪人還自賊。」像《步出城東門》：「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及《橘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等等，也都是很深刻、瑩雋的詩篇。 民歌常因了易地之故，每有一首轉變於各地，成為好幾首的，也常襲用常唱常見的語句的。這在許多「古詩」、「古詞」里都可以見到的。我們如果仔細的讀了那許多「古詩」、「古詞」，便知道她們雖或經過了好幾次的文人的改作，或竟是文人的擬作，卻終於撲滅不了民歌的那種淳樸的特色。民歌的天真自然的好處，往往是最不會喪失去的；而一到了文人的筆下，也往往會變成更偉大的東西。失去了的乃是野陋，保存了的卻都是她們的真實的美，且更加上了文士們的豐裕的辭囊。 三 五言的敘事詩，在這時候，並不發達。敘事詩的構成本比抒情詩為難。抒情詩可以脫口而出，敘事詩則非有本事，有意匠，有經營不可。在樂府古辭之中，原有些敘事詩，但大都不是以五言體寫成的：用五言詩寫的，只有《陌上桑》等一二篇耳。現在我們所講的五言體的敘事詩，在實際上只有兩篇。而這兩篇，卻都是很偉大的作品，結構都很弘麗，內容也極動人，遣辭也很雋妙。民間敘事詩，假定在那時已經發達的話，這兩篇卻絕不是純然出於民間的，至少也是幾個傑出於民間的無名文人的大作，而經過了幾個大詩人的潤改的。這兩篇大作便是：《悲憤詩》（相傳為蔡琰作）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先說《悲憤詩》。 文姬歸漢圖 天寶遺事，指唐代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因玄宗年號天寶，故稱。 應伯爵，明代世情小說《金瓶梅》中的幫閒人物。 《悲憤詩》共有兩篇，一篇是五言體，一篇是楚歌體，更有一篇《胡笳十八拍》，其體裁乃是這時所絕無僅有的類似以音樂為主的「彈詞」體。這三篇的內容，完全是一個樣子的，敘的都是蔡琰（文姬）的經歷。由黃巾起義，她被虜北去起，而說到受詔歸來，不忍與她的子女相別，卻終於不得不回的苦楚為止。（琰為邕女，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陳留董祀。）這三篇的結構也完全是一個樣子的，全都是用蔡琰自述的口氣寫的；敘述的層次也完全相同。難道這三篇全都是蔡琰寫作的麼？如此情調相同的東西，她為什麼要同時寫作了三篇呢？以同一樣的戀愛的情緒，在千百種的幻形中寫出，以同一樣的人生觀念，在千百個方式中寫出，都是可能的；卻從來不曾有過，以同一個的故事，連布局結構都完全相同的，乃用同一種敘事詩的體裁，在同一個作家的筆下，連續表現三篇之多的。《胡笳十八拍》一篇，乃是沿街賣唱的人的敘述，有如白髮宮人彈說天寶遺事的樣子，有如應伯爵盲了雙目，以彈說西門故事為生的情形（應事見《續金瓶梅》）。難道這樣的一種敘事詩竟會出於蔡琰她自己的筆下麼？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三篇之中，《胡笳十八拍》不成問題的是後人的著作；且也顯然可見其為《悲憤詩》的放大。此外，尚有兩篇《悲憤詩》，到底哪一篇是蔡琰寫的呢？楚歌體的一篇《嗟薄祜兮遭世患》寫得比較簡率些，五言體的《漢季失權柄》則寫得比較詳盡些。《後漢書》謂：「琰歸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則此二章，五言體的與楚歌體的，皆是琰作的了。但所謂二章，未必便指的是不同體的二篇。或者原作本是楚歌體的；成後，乃再以當時流行的五言體重寫一遍的吧？不過細讀二詩，楚歌體的文字最渾樸，最簡練，最著意於練句造語；一開頭便自嘆薄祜遭患，門戶孤單，自身被執以北；以後便完全寫的她自己在北方的事。沒有一句空言廢話。確是最適合於琰的悲憤的口吻。琰如果有詩的話，則這一首當然是她寫的無疑。琰在學者的家門，古典的習氣極重；當然極有採用了這個詩體的可能。至於五言體的一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先之以董卓的罪過，再之以胡兵的劫略，直至中段，才寫到自己。且琰的父邕原在董卓的門下，終以卓黨之故被殺。琰為了父故，似未便那麼痛斥卓吧！詩中敘述胡兵擄略人民的事：「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大似韋莊的《秦婦吟》。像這樣的詩，雖用第一身的口氣寫之，實頗難信其為作者自身的經歷。最有可能的，是時人見到了琰的《悲憤詩》，深感其遭遇，便以五言體重述了出來。後人分別不清，便也以此作當為琰之作的了。五言詩體到了這時，正到運用純熟之境，作者們每想以這一種新成熟的新詩式，來試試新的文體，而五言體的《悲憤詩》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二大名作，便是他們的偉大的試作的結果罷。 蕭玉田《孔雀東南飛》插圖 關於《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一詩，頗有許多意見與問題。但其為中國古代詩史上的一篇最宏偉的敘事詩，卻沒有一個人否認。此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沈歸愚以為是「古今第一首長詩」。敘的是一個家庭中的悲劇。其著作的時代似較晚，當是五言詩的黃金期中的作品。序文云：「時人傷之，為詩云爾。」假如序言完全可靠的話，此詩也是「漢末建安（公元196～220年）中」的「時人」所著的了。然論者對此，異議尚多。梁啓超說，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於六朝，前此卻無有（《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係》）。為什麼這一類的敘事詩會起於六朝呢？他主張，他們是受了佛本行贊一類的翻譯的佛教文學的影響。但有人則反對他的主張，以為《孔雀東南飛》之作，是在佛教盛行於中國以前。中國的敘事詩，並不是突然而起的。在漢人樂府中，已有了好些敘事詩，如《陌上桑》、《婦病行》、《孤兒行》、《雁門太守行》等皆是。蔡琰的《悲憤詩》也在漢末出現。又魏黃初（約公元225年）間，左延年有《秦女休行》。在這個時代（公元196～225年）的時候，寫作敘事詩的風氣確是很盛的。所以《孔雀東南飛》之出現於此時，並無足怪。五言詩在此時實已臻於抒情敘事，無施不可的黃金期了。 四 有主名的五言詩的早期作家，有蔡邕、秦嘉、酈炎諸人。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為五言詩中的最雋妙者之一，然或以為系古詞，非他所作。他的《翠鳥》一作，其情思便遠沒有《飲馬長城窟行》那麼雋美了：「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桓帝時仕郡上計，入洛，除黃門郎。病卒於津鄉亭。當他為郡上計時，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他贈詩有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顧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為不寧。」深情繾綣，頗足感人。然已離開民間歌謠的風格頗遠。 孔融像 酈炎[1]的《見志詩》二首，其一：「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趙壹[2]的《疾邪詩》二首：「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及「執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以及孔融的《雜詩》：「岩岩鐘山首，赫赫炎天路……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臨終詩》：「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都是以五言的新體來抒寫他們的悲憤的。五言詩在此時，已占奪了四言詩及楚歌的地位，而成為文士階級所常用的詩體了。五言詩到了這個時代，漸漸地離開民間而成為文人學士的所有物了。自成帝（公元前32年）至這時（公元219年）凡250年，五言詩已由草創時代而到了她的黃金時代；已由民間而登上了文壇的重地了。 五 當五言詩在暗地裡生長著的時候，其接近於音樂的詩篇，則發展而成為樂府。唯樂府不盡為五言的。《漢書》卷二十二說：「（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同書卷九十二又說：「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又同書卷九十七上，說李夫人死，武帝思念不已，令方士齊人少翁招魂。武帝仿佛若有所遇，乃作詩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因「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在這些記載中已可見所謂樂府，不外兩端，第一是「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其次，是自作新聲，為新詞作新譜。然自製之作，本未足與民間已有之樂曲爭衡，而廟堂祭祀的詩頌雖譜以新聲，卻更不足以流傳於當時。世俗所盛行者，總不過是所謂「鄭、衛之聲」而已。《漢書》卷二十二又說：「是時（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然皇帝的一封詔書又怎能感化了多年的積習呢？所以「樂府官」儘管罷去，而「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雅樂」不要說「不制」，即製作了，也是萬萬抵抗不了俗曲的。已死的古樂怎敵得過生龍活虎的活人的歌曲。一時的提倡，更改革不了代代相傳、社會愛好的民間樂府。所以《晉書·樂志》說：「凡樂府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晉世荀勖采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然而被於新聲的調句與古辭已很有異同。有一部分，我們現在只能知其新詞而忘其古辭，這是很可惜的。但有一部分，則古辭幸得保存。《唐書·樂志》說：「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張永《元嘉技錄》說：「有吟嘆四曲亦列於相和歌。又有大曲十五篇，分於諸調。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於大曲之下雲。」他們的話是不大可靠的，特別是以平、清、瑟三調為「周房中曲之遺聲」的一說。《晉書·樂志》的「並漢世街陌謠謳」一語最得其真相。我們一看那些古辭，便可知其實出於「街陌」，而非古代遺聲。 大抵漢代的樂府古辭，可分為相和歌辭、舞曲歌辭及雜曲歌辭的三類。所謂雜曲歌辭，連《孔雀東南飛》亦在內，所包括的只是一個「雜」字而已。舞曲歌辭則大都為舞蹈之歌曲，文辭絕不可解者居大多數，我們現在所最要注意者唯相和歌辭及雜曲歌辭。 《元嘉技錄》，南朝宋元嘉年間的音樂著作。南朝宋張永著。 漢樂府畫像拓片 「相和歌辭」凡六類，又附一曲《滿歌行》，據張永說是無可歸類的。第一類「相和曲」，我頗疑心她們真是相和而唱的。《公無渡河》、《江南可採蓮》以及《薤露歌》、《蒿里曲》都有相和相接而唱著的可能。《雞鳴高樹顛》、《烏生八九子》、《平陵東》也可和唱。唯《陌上桑》為第三人敘述的口氣，不像相和之曲。然《陌上桑》全文都為純美的五言詩體寫成，與其他相和曲完全不同。或是誤行混入的罷。第二類「吟嘆曲」，今只有《王子喬》一曲，且還是魏、晉樂所奏，非是本辭。全文似為祝頌之辭，如「令我聖朝應太平」之類。第三類「平調曲」，今存者有《長歌行》三首，《君子行》一首，《猛虎行》一首，這幾首都是五言的。《君子行》一首亦載《曹子建集》中。第四類「清調曲」，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長安有狹斜行》四首。《相逢行》及《長安有狹斜行》文字較為簡捷，似當為本辭。第五類「瑟調曲」，今存者有《善哉行》、《隴西行》、《步出夏門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雁門太守行》、《雙白鵠》、《艷歌行》二首及《艷歌》、《上留田行》等。在這個曲調中，頗多敘事的作品，這是很可注意的。像《東門行》、《孤兒行》及《婦病行》都是很好的敘事詩；在當時，大約是當作短篇的史詩或故事詩般的唱著的吧。第六類「楚調歌」，今所傳僅有三首。《皚如山上雪》，共二首，一為本辭，一為晉樂所奏。《皚如山上雪》即相傳為卓文君作的《白頭吟》。「大曲」中，只有一篇《滿歌行》，但有二首，一為本辭，一為晉樂所奏。其情調與《怨歌行》及「人生不滿百」等皆甚相同。 在「雜曲歌辭」里頗多好詩。《傷歌行》的「昭昭素明月」諸語，大似李白的「床頭明月光」。《悲歌》雖只是寥寥的幾句，卻寫得異常的沉痛：「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枯魚過河泣》似只是一首很有趣的兒歌：「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相教慎出入。」 渠縣漢闕 更有「郊廟樂章」，為朝廷所用的「雅樂」，其辭大都是出於詞臣之手。深晦占奧，甚不易解，大似舞曲歌辭。但也有極佳之作。此種郊廟樂章也可分為二類：郊廟歌辭（《漢郊祀歌》十九首）及鼓吹曲歌辭（《漢鐃歌》十八曲）。《漢郊祀歌》者，蓋即《漢書·禮樂志》所謂：「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采詩夜誦……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詞臣應制所作的東西自易流於古噢。 《漢鐃歌》十八曲，中多不可解者。崔豹《古今注》曰：「短簫鐃歌，軍樂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也。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字多訛誤。」沈約謂：「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耳。」沈約之說最為近理。但也未必盡然。當亦有竄亂，或古語本來難知者。其中最好者像《戰城南》：「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而《有所思》與《上邪》二首，也皆為絕好的民間情歌。所可怪的是，在「郊廟樂章」的鼓吹曲辭中，為什麼竟有這些絕不類「廟堂」之作的民歌在？這可能有兩種解釋：第一是，民歌侵入《鐃歌》的範圍中去；第二是，《鐃歌》的曲調普及於民間，民間乃取之以制新詞。 參考書目 一、《全漢三國晉南北六朝詩》 丁福保編，有醫學書局印本。 二、《古詩源》 沈德潛編，有原刊本及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三、《文選》 有汲古閣刊本，有胡氏仿宋刊本，有《四部叢刊》影宋本。 四、《玉台新詠》 有坊刊本。 五、《漢詩研究》 古層冰著，啟智書局出版。 六、《古詩十九首解》 金聖歎著，有唱經堂刊本。 七、《漢鐃歌釋文箋正》 王先謙著，有長沙王氏刊本。 * * * [1] 酈炎見《後漢書》卷二百一十。 [2] 趙壹見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