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話 · 東方學術之根本

梁漱溟 《朝話》
我常說,中國印度的學術,是要使生命成為智慧的,此意甚重要。我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中《我們政治上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那篇文章中曾說: 「馬克思以機械的眼光來解說社會的蛻變改進,我想在歐洲或許適用的。人類比諸其他動物,本來特別見出其能為事先的考慮思量,而有所揀擇趨避,——這便是所謂意識。(因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其意識甚發達,理智很高。)因此,人類的歷史似乎就不應當是機械的。『機械的』這句話是指意識之先,意識所不及,或意識無容施的。(意識似不能與機械並存,這話是反說,是賓,下面一句才是主。)然我之有生,本非意識的;有生以後,生命本身自然流行,亦幾乎是意識無容施的(注意幾乎二字);意識為他(生命)用,被他所左右,而不能左右他。單就一點一點上看,似乎是意識作主;但橫覽社會,縱觀歷史,而統算起來,意識之用正不出乎無意識,生活上基本的需要,尤其當先(基本需要的範圍,是隨著文化之進而俱進的。)則看成是機械的,而從經濟上握其樞機,推論其必然之勢,亦何不可。唯物史觀所以說來近理的,大概是這原故罷(這話是(似)主而仍為賓,下面才是主)。然而這隻為意識被役於盲目的生命,故只在這圈裡轉,而不得出耳。使一旦意識之向外用者,還而對於生命本身生其作用,則此圈遂破,不得而限之矣!例如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之產生,便都是超出這唯物史觀的圈外了。——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共同的特點,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單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來,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為役於生命(這是主)。」 這點便是中國學術和西洋近代學術的一個分水嶺。西洋學術之產生,就是由於智慧向外用。分析觀察一切,這就是科學。科學方法最要之點,即是將一切物觀化。將現象放在外面,自己站在一邊,才能看得清楚。它非排在外面的格式上不行;不然,就失去物觀性,而不成其為科學方法了。但在中國與印度則不如此;他正好是掉轉過來,不能物觀,「物觀就不是」了。中國的道家比較儒家是粗淺的;道家所觀者雖為內觀,但仍為外而非內,現在一般心理學之所謂內省法,與道家不同,但所省者亦仍為外而非內,與道家陷於同一的缺欠中。這話就是說「中西是各走一道」。天下事要緊者在此:要走那條道,就徹底的走那條道,不徹底是不行的。講科學,不能徹底運用科學方法,則無所謂科學;其他一切做學問做事情都是如此,非徹底不可。徹底了,則底下自然要轉彎。你往東去,不能徘徊,走到頭自然一定轉彎,沒有疑問。西醫往前走,自然會發見中醫,現在則不能容納中醫,就是這個意思。方法只能有一個,不能摻雜調和,摻雜調和就紛亂而無所主。我開頭想調和中西醫,仔細研究之後才知其不可能,亦即以此。但從科學方法的應用,可以發見哲學的方法,這亦只能期之於將來。下面又說: 「但這意識的回向生命本身,就個人說,不到一定年齡,即生理心理發達不到相當程度,是不可能的;同樣的,就一民族社會說,基礎條件不備,即其文化的發達不到相當程度亦是不行。所以東西各民族早期的文化,大抵相去不遠,唯物史觀均易說明。到得後來,則除歐洲人尚復繼續盲目地奔向前去外,東方有智慧的民族,則已轉變了方向。其最大的見證,即在經濟方面,生產方法不更進步,生產關係不更開展,現出一種留滯盤桓的狀態,千年之後,猶無以異乎千年之前,唯物史觀家莫能究其故。」 他之所以盤旋不進,就是因為他的智慧不向外用,他只講返觀內照,這如何能讓生產技術進步?在印度遍山遍野幾乎都是講修養的宗教道士,生產技術自必無法進步。下面又說: 「而在唯物史觀家所謂『上層建築』的法律、政治及一切精神的生活過程,應視其經濟基礎為決定者,在東方殊不盡然;有許多處或寧說為從上層支配了下層,較近事實。至於歐洲人之為盲目的前奔,這亦有一大見證,即在其到了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以及破壞最大的歐洲大戰所含經濟上的機械必然性。總之,若沒有以經濟為主力而推動演出的歐洲近世史,亦不會有馬克思紬繹得唯物史觀的理論出來。大體上這理論亦唯於歐洲社會史上可以前後都適用。倘必以此為準據,要普遍地適用於一切民族社會,恐其難通。尤其本此眼光以觀測印度文化或中國文化已開發後的社會,是不免笑話的。」 我們對於唯物史觀並非不了解,並且亦只有我們才能替唯物史觀找到根本所在;此根本所在即在意識那句話上,乍看意識不是機械,其實它還是機械的,為役於生命。下面又說: 「更進一層說,仿佛物體自高處下落一樣,離地面愈近,速度愈加;歐洲社會到近世晚世以來,其機械性亦愈演愈深。這時節,意識不但無救於其陷入機械之勢,而且正為意識作用的發達,愈陷入無法自拔的機械網阱中。使得近世社會日益演成為機械的關係者,舉其大要有三:一是經濟;二是工業;三是科學。三者各為一有力之因;而尤在社會關係的一切經濟化,經濟的工業化,工業的科學化,互為連鎖因緣以成此局,而歸本則在科學。科學者,人類意識發達所開之花。今日一切成了科學化,即無不經意識化。於是就化出了這天羅地網!人類之有意識,自生物學上看是一種解放,卻不料乃從意識而作繭自縛也。此皆由意識居於被役用地位之故。然於今更不得自休,只有這樣走下去,倒要他徹底才行,徹底自然得到解決。——歐洲問題的解決或者更無他途呢?」 東方學術的根本,就在拿人的聰明回頭來用在生命的本身上。此工夫則以儒家為最徹底,他就是專門去開發你當下的自覺,並無另外的反觀內觀,他讓當下自覺更開大。當下自覺,就是當下的是非好惡痛癢,讓這些在當下更切實明白開朗有力,喜歡這個就喜歡這個,不喜歡這個就不喜歡這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毫無半點虛假。道家有所觀的東西,儒家則只是教你當下不馬虎,此即王陽明先生之所謂致良知,亦即真誠之誠,此非反觀,而實是反觀之最徹底最深者,道家之反觀為生理的,而他是心理的,儒家即如此而已。此話許多人都不敢講,其實就是這樣簡單。儒家與道家在現在學術界都莫能自明,不能與現代學術接頭,我覺得我有一個最大的責任,即為替中國儒家作一個說明,開出一個與現代學術接頭的機會。《人心與人生》一書之作,即願為儒家與現代學術界之間謀一說明,作一討論。此工作甚難作,蓋以明白心理學的人不能明白儒家,明白儒家者又不明白心理學,兩者能都明白而又能有所討論的,這個人現在很難有;我則甚願努力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