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 · 第28章　生死與共

假如說在紅軍的隊伍里也有一對生死朋友，那麼，這對朋友無疑就是二十六歲的六軍團司令員、身材修長的肖克和三十六歲的二軍團司令員、相貌英俊的賀龍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這兩位將領在貴州東北部靠近黔、川、湘、鄂交界「四角」處的印江縣木黃鎮會師。四天之後，他們進入四川，在南腰界舉行了慶功宴。 六軍團和二軍團在這裡正式合併組成了後來的第二方面軍。也正是在這裡，肖克和賀龍開始了他們之間密切而持久的合作。 任弼時政委在向部隊宣讀紅軍最高司令部的賀電時，場面熱烈感人。在這深山荒野之中，肖克和賀龍根本無從知道，給他們拍賀電的紅軍司令部已經在長征的路上走了十天了。 肖克和賀龍的會合，絲毫沒有象毛澤東和張國燾的會面一樣引起那種病態的猜忌。肖克在五十年之後回憶道：「我們和賀龍會師的時候都特別高興。我們需要他，他也同樣需要我們。」 一九八二年，肖克賦詩紀念那次會師。一九八四年，肖克向一位來訪的客人背誦了這首待，當時他正在研究一張鋪在地板上的長征路線圖，他從地上爬了起來： 「…………」 八千健兒揮戈東向， 沅澧涌狂飆燎原， ………… 撫今追昔懷梵淨山。 賀龍和肖克曾經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時見過面。現在，他們要生死與共了。在長征前，他們分別和蹇姓姐妹二人(姐姐蹇先任、妹妹蹇先佛)結婚、而且不久每人都有了一個孩子，賀龍的是個女孩，肖克的是男孩。 賀龍在南腰界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他們沒有真正的根據地。現在、他們必須依靠三樣東西：他們的腿、嘴和槍。余秋里那時二十歲，是軍校分隊的負責人，已有了五年軍齡，參軍前是個赤貧農民。他解釋道，賀龍的意思是說，他們必須繼續前進，用宣傳來爭取群眾，用槍桿來阻止敵人。——余秋里認為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講話。 當肖克和賀龍一九三四年秋在四省交界的地方會師時，賀龍只有一小塊沒有明確界限的根據地，六十英里長，三十英里寬，有十萬人口。巴掌大的一塊地方，根本不足以養活一支軍隊。這是賀龍從前常到的地方，頭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賀龍和肖克都是在這個地區活動的。賀龍一八九六年生於靠近「四角」之地的桑植縣洪家關村一個貧農家裡，排行者三，上有兩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大姐賀英練過武，領導著一支游擊隊，後來被國民黨殺害了。父親是個裁縫。家裡人把希望寄托在賀龍身上，希望他能振興家業。 賀龍十歲的時候，曾跋涉近三百英里，買了一百匹馬，在回家的路上又把這些馬賣掉，而居然沒有被盜。他念過小學，種過一年地，還開過客店，這一切使他聯想到窮人的生活。在一位名叫陳圖南的教師——孫中山的追隨者的影響下，賀龍也報名參加了孫中山的革命。賀清楚地記得，「我不僅僅是簽上了名字，而且還按了手印。」 一九一六年舊曆二月十六日，賀龍發起了他的第一次革命行動。他帶領一夥農民，手持菜刀，襲擊並搗毀了鹽稅局，繳獲了一些槍支，逮住了稅務官，並砍了他的腦袋。 賀龍識字不多，但會寫自己的名字。他下達命令的時候，總是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戰士的左手上。戰士回到自己的連隊，背誦完命令，就舉起左手，出示賀龍的親筆簽名。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開始自學讀書寫字，他幾乎全憑記憶，每學一篇課文，就反覆誦讀，直到學會了裡面所有的字為止。 賀龍曾對他的同事談到自己的人生哲學：「我相信運氣，你不能阻擋它，既不能把運氣關在門外，也不能插上門不讓它進來。只要有運氣，總是會走運的。 他從來不講究禮節。長征中，他要麼打赤腳，要麼穿草鞋，腳上總裂著大口子。一九二五年，北京的軍閥封他為警備司令，還給了他一套漂亮的軍裝——鑲著金邊，綴著金扣，肩章上鑲著用金子和鑽石做的軍銜，還佩有漂亮的黃色綬帶。他穿著這套軍裝照了像，後來給他的革命同志們看照片，並開玩笑說：「瞧我的鬼軍裝！」(「文化大革命」中，這被說成是暴露了他的「軍閥思想」。) 蔣介石一直試圖把賀龍爭取過去。他派賀龍的一位舊友試圖勸說賀龍回到國民黨里來。賀龍把那人臭罵一頓，並槍斃了他。( 這在「文化革命」中也成了他的一條罪狀——里通國民黨。 )與此同時，蔣要把賀龍家的人斬盡殺絕。國民黨殺了賀家一百個人，其中包括他的三個姐妹和一個弟弟。 這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結合——賀龍是個老革命，肖克比他年輕十歲，是截然不同的另一類型。賀龍豪放爽朗，留著小鬍子。他說，開始留鬍子的時候只有地主軍閥才留鬍子。他不相信為什麼農民就不能有鬍子。海倫·斯諾把賀龍稱為洛欽瓦。(英國作家司各脫小說中的主人公、一位農民英雄——譯者注) 賀龍喜歡和他的政委關向應下棋。誰輸了，就得把鬍子剃掉。雖然這種事不常發生，但有時賀龍的鬍子確也不見了。 賀龍手拿菜刀、揭竿造反的時候，肖克還是一個八歲的小學生。肖克領導六軍團還顯得太年輕，但是他辦事準確，原則性強，胸有成竹。他說自己出生於一個貧窮的「小知識分子」家庭。實際上，他的父親是個破落鄉紳家裡的秀才。肖克於一九零八年八月出生於湖南的五嶺地區，他勤奮好學，是個優秀的詩人。他身材細瘦，臉上長滿雀斑，小時候一場病使他的頭髮幾乎全掉光了。他於一九二七年進入黃埔軍校。他告訴海倫·斯諾，他的一個兄長「因和士匪有來往」而被處決了。 這兩個人互相補充——賀龍性格開朗，走在街上總要吸引很多人，他還是個出色的演說家；肖克為人則比較內向，有點好為人師。但是他象所有勤奮而認真的人一樣，總要尋根究底地調查事情的每一個細節。他善於計劃，行動堅決。賀龍和肖克都認為他們的政委任弼時在政治上非常英明。肖克五十年之後還說，二方面軍之所以成為一支精悍的部隊，應歸功於任弼時。 「他是個出色的將領，」肖克在談到他的朋友、十五年前在「文化革命」中蒙冤慘死的賀龍時，聲音沉重而滿懷激情地說，「他是個偉大的革命戰士，是我敬愛的老上級。」 在賀龍和肖克會師的三個星期以前，一位不尋常的觀察員——一個外國人——出於偶然的機會也參加了長征，他將(非出於自願)伴隨紅軍達十八個月之久，後來發表了他的印象記。 肖克解釋道：「有一天，我們來到貴州省會東邊的舊州，打敗了一股地方部隊，接著占領了黃平縣老城。」在這裡，肖克的部下在一所天主教堂里發現了一張三十六英寸見方的大幅中國地圖地圖是法文的，而他們誰也不懂法文。肖克說，幸虧教堂里有一位「神父」會講一點中文。這個人名叫魯道夫·博薩哈特，瑞士人，是中國內地的—位新教徒傳教土。肖克早已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博薩哈特被帶到肖克的司令部。晚飯後，兩人坐在一張方桌前，把地圖打開，肖克一一指出各個地點。在一支小蠟燭的微弱光線下，博薩哈特把這些地點的名字讀出來，然後兩人一起想出中文的譯名。他們在地圖前工作了一個通宵。這一天對肖克來說是難忘的，當他在軍事學院談及這件事時，臉上還露出一分喜色。 肖克說；「我們現在有了一張貴州地圖，真讓人高興！」 博薩哈特和另一個傳教士阿諾利斯·海曼跟肖克在一起待了很長時間，一起參加了長征。海曼待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四百一十三天，博薩哈特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復活節，共五百六十天，與他們一起被俘的還有他們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過，婦女和孩子們很快就被釋放了。博薩哈特的印象記是長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寫的唯一印象記。 對博薩哈特來說，六軍團和二軍團會師的那天是個歡慶的日子。樂隊在他和海曼的囚房外面奏樂，他享受了被俘以來第一個休息日。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發現自己成了他們說的「中國千百萬虱子的美餐」。 他和海曼從一個過路的農民那裡買了兩磅蜂蜜，大吃了一頓。 博薩哈特開始對長征有了一點了解。他和海曼一前一後排成單行走，他們的前面是一位掌旗兵，扛著一面紅旗，旗上有一顆　黑色的星，星的中央是白色的錘子和錘刀。掌旗兵用一幅油畫的　帆布做了一個防水套子。畫上是耶穌躺在馬槽里，周圍站著牧羊　人和他們的羊群，伯利恆之星在空中閃爍。博薩哈特追述說：「跟著紅旗走，最初覺得很彆扭。但是一旦紅旗被捲起來，我就感到自慰了，因為我意識到，我前面的星是明亮的晨星。」 有時，俘虜們被綁起來。博薩哈特和海曼被一根繩子拴在一起，或者一個衛兵走在他們中間，手裡拿著繩子，像牽狗一樣牽著他們走。俘虜們被帶來審問，假如他們被當成探子，就要挨一頓打．然後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幾歲的年青人處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處死者的屍體躺在路邊。每個屍體上都別著一張紙，上面寫明死者的罪狀。 肖克滿懷熱情地懷念博薩哈持。他覺得欠了這位傳教士一筆人情債，因為博薩哈特曾幫助他識別地圖。五十年之後，肖克派人查尋博薩哈特，發現他還健在，住在英格蘭，已經八十八歲了。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人民日報》頭版的一篇文章中的話說，他還清楚地記得他作為「第二個外國人」在長征路上的所見所聞。( 第一個外國人是李德。) 博薩哈特頭一次見到賀龍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天，這位傳教士正和一些俘虜一起走著。俘虜中聞有一個人稱「廖胖子」的年輕富翁。這時，一個被博薩哈特描寫為「相貌堂堂、留著黑鬍子」的人騎馬經過他們身旁，對這個年輕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趕快多交點贖金，否則我們就要砍掉你的腦袋。」這人就是賀龍。博薩哈特獲釋不久，被叫去給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賀龍的女兒編織嬰兒服。博薩哈特是自學編織的，並因此而出名。他給紅軍戰士織過毛衣、圍巾和手套。賀龍的副官拿來了各色毛線——黑、棕、綠、紫、白，有些上面還帶著德國的商標。博薩哈特想，這一定是從哪個傳教團搞來的。他得照著兩件童裝做——一件中式小內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他畫了紙樣子，然後就用人們給他的一支漂亮的不鏽鋼鉤針織起來了。 博薩哈持還沒完工，隊伍又上路了。他把尚未最後織好的小衣服交給了賀龍。 關於賀龍孩子衣服的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到了延安，他們決定把那時已經一歲的孩子送到西安去。她名叫賀捷生——意思是出生在勝利的時刻。康克清拿出朱德一件破舊柔軟的襯衣給捷生做了一些內衣褲。 博薩哈特認為，和他一起行進的俘虜被扣著不放，大都是因為紅軍要從他們身上索取贖金來資助長征。向傳教團索要的贖金是七十萬美元。結果，為海曼伯了一萬塊銀元，博薩哈特則一文未付。但是，從那些被俘的中國人身上的確榨出了不少所謂「罰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時間，這期間他們的親屬有時交些錢來。根據博薩哈特的印象，這種以索取罰金為目的而俘虜的人有幾百甚至幾千名。紅軍逼近時，地主一般都聞風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個上了年紀納親戚或信得過的僕人在家照看財產。紅軍就把這些人逮起來，直到地主交了一筆適當的罰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罰金，人質有時就會被處死。如果人質年紀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長征的隊伍，他們也會被殺掉。 博薩哈待認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如留這麼長時間，都是由於一九三四年聖誕節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動。有些傳教士的命運比他們壞得多。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長老會教徒約翰·斯塔姆和　貝蒂·斯塔姆這兩位美國人連同他們三個月的女兒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婦被處死，孩子被丟在——邊，無人照管，二十四小時以後才被人發現。報上把這孩子叫作「奇蹟嬰兒」。共產黨人拒絕為此事承擔責任。在博薩哈特被俘的同時，中國內地教會一位名叫福開森的老傳教士也被俘，後來，就毫無音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釋放以後，另外一個傳教士在貴州東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凱爾納，是聖新會的一位德國教士。 凱爾納二十八歲，在中國已經兩年了。他身體不結實，適應不了長征中缺衣少食的艱苦生活。有時，博薩哈特和凱爾納有馬或騾子騎。但他們大部分時間是步行。他們經常住在地主的穀倉里，睡在糧堆上。他們有時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墊一塊木板。 博薩哈特所在教會的同事們堅持力爭使他獲釋，他們接二連三地派代表進行談判。但凱爾納的教會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使他獲得自由。最後，他喪失了生命。 二軍團正取道烏江附近的猴場由東向西穿過貴州。猴場的一個富裕房產主告訴博薩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軍隊」從那裡經過，隊伍里有兩個穿著講究的外國人，可能是俄國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個外國人，那麼，這人到底是誰，始終是個謎。 肖克很高興向西轉移。因為貴州的東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貧窮落後了。鴉片是那裡的主要作物。無法在那個地方徵兵，除非部隊也要抽鴉片的人。那裡所有的人都抽鴉片。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鴉片煙吹到孩子的鼻子裡作為治療。紅軍有一條鐵的紀律：不准隊伍里有一個抽鴉片的人。但是又招不到別的人，於是他們把這些人也招來，然後讓他們逐漸減少鴉片吸食量。醫務工作者對他們進行宣講，並且給他們注射硫磺液。一個月以後，大部分人的菸癮都戒了。 在長征途中喪失左臂的獨臂將軍余秋里，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級軍事官員了，他長得矮胖而壯實，寬寬的臉膛上常帶著熱情的笑容，說話時聲音爽朗，舉止粗曠，喜歡揮動他那僅剩的一隻胳膊做誇張的手勢。他於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縣，家裡很窮，只有一畝一分地。八分地種水稻，三分地種芝麻和花生( 共合六分之一英畝 )。靠這一點土地是養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十五歲時，他參加了紅軍。 當六軍團從畢節往西南行動的時候，已升任十八團政委的余秋里看見賀龍和司令部人員站在通向赫章路上的一座橋邊。賀龍讓余帶領他的團沿路向前走六英里阻截敵人。 余發現得章壩村附近的一座山上有國民黨部隊。他派了一個排從側翼進攻。這個排一去不復返。他又命令發動正面進攻。 他說：「我聽到那麼多輕機槍的掃射聲，大吃一驚。後來我意識到，這種被我當成輕機槍的武器其實是駁殼槍——一種二十響連發手槍。我們從來沒見過那種東西，真是藝術品，尖端技術。我們繳獲了八支這種槍。」 在余秋里的紅軍生涯中，他從來沒下過不成功則成仁一類的死命令。「但是，那天我下了這樣的命令。」他說。敵人幾乎摧毀了他的指揮所。他甚至把炊事員都動員起來參加戰鬥了。十點鐘，一粒駁殼槍子彈穿進了他的左臂，打斷了的左臂垂在身邊，露出了骨頭和筋腱。 他一直堅持到晚上。他用一條毛巾纏住傷口，用力捂著以減輕疼痛，他還把淌著汗水的傷臂浸泡在冷水裡。一個醫生把他的胳膊緊緊地包紮起來，戰士們抬著他繼續轉移。 余秋里說：「我是個九死一生的人。」過金沙江的時候，他的胳膊還包紮著。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裡。不久前繳獲滇敵的一條羽絨被子使他浮在水面上，救了他一條命。 和四方面軍會合後，他才拆掉了繃帶，只見傷口已爬滿了白蛆。醫生們用抗菌素清洗傷口，換上新繃帶。他又被抬著過了草地。九月末，在甘肅的徽縣，醫生為他做了截肢手術，用一把日本剃刀割掉腐肉，用兵工廠的鋸子鋸斷了骨頭。醫生給他注射了一針繳獲來的麻藥，也沒人知道該用多大劑量，他又一次險些喪命。 隊伍正翻越烏蒙山。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長徵結束時寫的一首詩里描寫過烏蒙山：「烏蒙磅礴走泥丸」。肖克記得，他們在烏蒙山里走了大約兩個星期，三月二十三日出山。在宣威附近的虎頭山打了—場惡仗，擊敗了雲南司令孫渡。軍閥龍雲剛剛被任命為貴州和雲南兩省的總司令，想讓他手下的指揮官露一手，但結果還是打不過紅軍。 紅軍下山到了盤縣，打算在那裡建立一個蘇區。但是大約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他們收到四方面軍的一封電報，要他們北上，他們得選擇好出發的時間，趕在三月、四月或五月長江上遊春汛到來之前。 在畢節和盤縣停留期間、賀龍和肖克擴充了隊伍，他們此刻約有一萬八千人了。孫渡司令帶著他的二萬四千人的部隊一直尾隨賀龍和肖克，一般總是和他們拉開一、兩天的距離、(孫渡後來說，他以為紅軍有四萬人。) 賀龍和肖克沒有與孫渡或他的上司龍雲達成什麼「讓道放行」之類的協議，但希望他們多少能採取中立態度。 賀龍在畢節碰到了一位很有名望的長者，他叫周素園，當過貴州省的省長，曾經是清朝的舉人。賀龍問他為什麼沒有逃跑。「我為什麼要逃跑呢？」這位學者一邊回答，一邊指著他書架上馬克思、列寧和其他共產主義者的書說，「你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也是。」賀龍請他給軍閥龍雲和孫渡司令寫信，他照辦了。他在信里告訴他們，紅軍不是那麼容易打敗的，但紅軍並不是來同他們打仗的。他提醒他們，蔣介石希望得到雲南，而且有前車之監，貴州的王家烈已被搞掉了。 信里提到經典著作《春秋》裡面的—個故事「假途滅虢」。講的是一個大國國君向一個小國國君「借」路去攻打一個強大的敵人，在回來的路上又把這個小國吞併了。這學者還提到侍幼明鑑——歷史中的二十例教訓。湖南軍閥何健也暗地裡警告龍雲，要他當心蔣介石可能耍的花招。 何健的警告有特殊的意義。他是個鐵秤反共分子，但當蔣介石垂手取得貴州後，他警惕起來了，他通過他的女婿李覺捎信，提醒他的雲南同事不要為蔣介石提供可乘之機。他強調說，各省的隊伍應相互照應，不用替蔣的中央軍操心。 龍雲接受了這個意見。他告訴李覺；「我們大概不會趕上紅軍。」這樣，龍雲和湖南方面的湘軍就沒有去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國民黨中央軍既難以獲得給養，又必須沿著金沙江邊崎嶇山路行軍；龍雲怕他們對雲南地方軍發動攻擊，因此不允許他們靠近昆明。 龍雲說：「還是讓國民黨中央軍自己去追趕紅軍吧。」他對他們說，「如果你們需要給養，跟蔣介石要。」龍雲怕他們對雲南發動攻擊，因此千方百計不讓他們靠近昆明，並讓他的部隊在昆明建造防空工事。要知道，紅軍是沒有飛機的；國民黨有。 龍雲儘管作了這些策劃，卻並沒有使賀龍和肖克暢行無阻地到達金沙江——但是有所幫助。 當肖克和賀龍準備離開盤縣前去和四方面軍會合時，龍雲以為紅軍處境不妙。在紅軍進入雲南，準備通過昆明以北約五十英里的一座吊橋過普渡河時，龍雲趁機派了一支大部隊前去阻截。 龍雲估計錯了。共產黨先頭部隊已於四月六日拿下了吊橋，七日清晨擊潰了守橋的工兵特別旅。 肖克和賀龍發現龍雲調動的大批部隊之後，就在四月七日晚召開緊急會議，改變了計劃。他們決定對昆明發動佯攻，希望這樣能迫使龍雲撤回他的部隊。 龍雲果然中計，他匆忙把部隊撤回了他的首府，紅軍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從富民附近過了普渡河。雲南的情況就是如此。沒有再發生別的戰鬥。 傳教士博薩哈待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他只知道他們越過了雲南邊界，翻過了烏蒙山，踏上了一條條艱難曲折的小路。這些路對他已經很難了，對體力迅速衰退的凱爾納神父來說就更艱難了。 在他們開始走上平原的時候，博薩哈特聽說他要被釋放了。後來，肖克終於告訴他，紅軍靠近昆明時就放他，但凱爾納還得繼續跟他們走。 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肖克宴請博薩哈特，進行了輕鬆的談話。肖克將軍表示很奇怪，象博薩哈特這種在外國受過教育的人居然還相信亡帝。肖克說：「你肯定知道我們人類都是從猴於變來的。」 博薩哈特對肖克說．進化只不過是一種理論。在他看來，「相信我們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比相信上帝需要有更堅強的信念」。 現任政治局委員、當時的六軍團政委王震對博薩哈特說：「你給報紙寫文章時要記住，我們是朋友。你看到我們待窮人多好，我們是按原則辦事的，我們並不是報道中誹謗我們的所謂土匪。」 肖克說，他不反對博薩哈特作為一個遊客再回到中國來，「甚至允許你辦一所學校，條件是你不能用對上帝的信仰來麻醉學生和老百姓。」 吃飯時，凱爾納神父也在座。飯後，博薩哈特警告一個他稱作「吳法官」的負責管理俘虜的人說，如果神父得不到比較好的照料，是會死的。他要求給凱爾納配備一個勤務員，保證凱爾納有水喝，能洗澡，有烤火的燃料和鋪床的稻草。吳法官答應改善一些。他們還要讓凱爾納喝到一些咖啡和可可。 第二天清晨，紅軍早已上路，博薩哈待走進了富民縣城。這天是復活節。他的苦難結束了。 很多年之後，博薩哈待聽說，他獲釋後十天，神父就死了。共產黨人沒收了一個非常有錢的地主的一口製作考究的棺材，雇腳夫把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神父葬在那裡。紅軍繼續前進。誰知棺材太沉，腳夫們拿了工錢，等紅軍—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不久，棺材被路過的土匪撬開，他們指望在裡面找到隨葬的綾羅綢緞。但看到的卻是神父骨瘦如柴的屍體，身上穿著用最廉價的黑布做的法衣。他們覺得不值得為這浪費時間，扔下蓋子，走了。那天夜裡，狼來了…… 六軍團和二軍團甩掉敵人後，從富民直奔金沙江。這是一場速度的競賽。他們走的是通往大理和美麗而著名的洱海的大路，然後去鶴慶和麗江，這是金沙江的兩個渡口，位於一方面軍過江渡口皎平渡的西北一百五十英里。他們離西藏很近了。這裡的山要高得多，但是河兩岸的路卻很好走，山也比較低，不超過一萬英尺。金沙江在這海拔約六千英尺的地方奔流著。近兩萬英尺高的玉龍山峰，山頂積雪，冰川秀麗，十分壯觀。 二方面軍一路馳騁，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偶而有幾架國民黨的雙翼飛機懶洋洋地在他們上空盤旋偵察。 他們到達麗江時，那裡舉行了一番慶祝。當紅軍穿過這個漢族和納西族混居的鎮子時，受到了群眾的夾道歡迎。人們象歡迎凱旋歸來的英雄一樣歡迎賀龍和肖克。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和在畢節一樣，麗江也有一位出名的清朝學者，名叫和松樵。他不是翰林，而是進士。他曾經是孫中山的部下。他和麗江縣長王鳳瑞商量之後，決定歡迎共產黨人通過縣境。王自己跑到山裡去了，等賀龍和肖克走後才回來，他沒有遭受任何損失。他是軍閥龍雲的門徒，但在共產黨人的統治下繼續做事，而且升任了高職。一九八四年時，他還在世，是年已八十四歲的老翁了。 四月二十五日，先頭部隊選擇了渡江地點。沿金沙江四十英里的一段距離內有五個主要渡口，大部分部隊是從石鼓過的江，這裡江面平靜，有平展舒坦的沙灘。賀龍的部隊四月二十六日開始過江。肖克的部隊走了四十英里，於四月二十六日到達石鼓，第二天開始過江。他們有很多船，到二十八日黃昏，一萬八千人馬全部過了江。雖然沒有一人被敵人打死，但由於馬匹受驚，一條船翻了，淹死了十七人。一個司號員擔任警戒，每次國民黨飛機飛臨渡口上空，他就吹號報警。 他們準確無誤地向北挺進，在彝人區里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在藏族區里卻遇到了一些麻煩。肖克說：「我們用銀元買糧食、食物和其他東西。我們有了傷病員，少數民族人民就給我們牲口幫忙。」 七月二日，賀龍和他的部隊到達四方面軍設在甘孜的司令部。在此之前，肖克帶領部隊已到了。肖克回憶說；「他們非常友好。我們剛剛翻過雪山，每個人就領到一件暖和的毛衣。大家的精神都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