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集 · 王莽 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
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雖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及《食貨志》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王莽於西曆紀元9年建國，那年他就下詔曰：
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併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奸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此等處皆可以補史傳的不足。百年前，董仲舒也有「去奴婢，除專殺之威」的主張）。……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余菽粟，……貧者不厭糟糠。……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此莽詔須看《王莽傳》）
《莽傳》說，
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食貨志》同）
此政策即「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當日施行時自然有大困難。到了西曆12年，中郎區博諫莽曰：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並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迄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傳》）
莽知民怨，乃下書日：
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同）
西曆10年，莽即位之二年，初設「六筦之令」。「筦」字《食貨志》作「斡」，即是「歸國家管理」之意。六筦是：
（1）鹽，（2）酒，（3）鐵，（4）名山大澤，（5）錢布銅冶，（一今本錢作鐵，今依錢大昭校，據閩本。）（6）五均賒貸。
《食貨志》記諸筦，有兩次詔令的原文。《莽傳》亦有兩次，一在西10年，一在西17年。《食貨志》第一詔當是10年的：
夫《周禮》有賒貸（此指「泉府」之職），《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雲，「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沈欽韓曰，《樂語》，《白虎通》引之。）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併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
[兩市及五都]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即泉府）丞一人。此時似尚未明定「六筦」之數，諸「斡」次第舉行。凡屬於國有富源的，辦法如下：
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鉛）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於]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這不是國家自辦，乃是歸國家管理；凡做此項事業的，須呈報（「占」）於司市錢府。營業所得，國家要抽「所得稅」。故《食貨志》說：
諸取眾物——鳥獸魚鱉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採取，而作[於]縣官一歲。
抽所得稅竟抽到女工方技，似乎不確。況且科罰條文內說「盡沒入所採取」，似乎原令的所得稅只限於「諸取眾物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或至多「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者」。《莽傳》也只說「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採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可以互證。
《食貨志》說酤酒的辦法最詳細：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並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酢漿也）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五均之制，《食貨志》也說的詳細：
（1）市平（平均的物價）「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他所。」
（2）收滯貨「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
（3）平市「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所收不讎之物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於]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
（4）賒「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不取息利也。）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5）貸本「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而]受息，毋過歲什一」。《莽傳》作「賒貸與民，收息百月三」。
這些政策，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他們的目的都是「均眾庶，抑併兼」。但當那個時代，國家的組織還不完備，這種大計劃的干涉政策，當然不能一時收效。政府里的書生又不能不依靠有經驗的商人，故《食貨志》又說：
羲和（官名）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俞病。
到了西17年，王莽又下詔曰：
夫鹽，食餚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
我們看這一詔，可以知道當日的政治家確能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精意。六筦都是民間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勢必不能；若讓少數富賈豪民去做，貧民必致受他們的剝削。社會主義者所以主張把這種「公共用具」一切收歸社會（或國家）辦理。這個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無可疑的了。
西21年，南郡秦豐，平原女子遲昭平各聚兵作亂。莽召群臣問擒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征來與議，他說：
……國師嘉信公（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這幾個重要人物，除了劉歆之外，幾乎全不可考。若不是公孫祿明白提出，我們竟無從知道這些主名了。作井田的孫陽，已不可考。張邯見於《漢書·儒林傳》（八十八）之《后蒼傳》下。后蒼通詩禮，傳匡衡翼奉蕭望之，匡衡的傳經表如下：
按《莽傳》，滿昌為莽太子講詩。又按《后蒼傳》，張邯與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魯匡見於《後漢書·魯恭傳》（五十五），「恭，扶風平陵人也。……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食貨志》說：
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即十年之詔）……
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詩》日，「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余見上）
這種穿鑿附會，絕像王莽時代的經學家。《莽傳》又說，公孫祿請誅數子之後，
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眾意而出之。
大概酒筦是魯匡的計劃，其餘則劉歆等人的合作，未必是魯匡一人「所獨造」了。
西22年，四方盜賊並起，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乃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此事競無下文，似乎終莽之世，這些政策不曾廢除。再過一年，他就死了。
《食貨志》說：
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
《莽傳》說：
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
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併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漸台上，他的頭被一個商人杜吳斫去，屍首被軍人分裂，「支節肌骨臠分」！而二千年來，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
十一，九，三
（原載於1922年9月3日《讀書雜誌》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