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國 · 序 言
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他們的名字廣為人知。西方的編年史家和中國的或者波斯的編年史家們對他們的敘述使他們名揚四海。這些偉大的野蠻人闖入了發達的歷史文明地區，幾年之內，他們使羅馬、伊朗或者中國瞬間被夷為廢墟。他們的到來、動機及消失似乎都是極難解釋的，以致使今天的歷史學家們還傾向於古代著作家們的結論，視他們為上帝之鞭，他們是被派來懲罰古代文明的。
然而，同這些人一樣，人們也不是大地之子，更多的倒是他們所處環境的產物。不過，隨著我們逐漸了解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行為方式和動機就變得清楚了。他們敦實而靈活的身軀（由於他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能倖存下來，因此是不可戰勝的）是草原的產物。高原上凜冽的寒風和嚴寒酷熱，勾畫出他們的面貌：瞅起的眼睛，突出的顴骨，捲曲的頭髮，也練就了他們強壯的體格。逐牧草而作季節性遷徙的放牧生活的需要，決定了他們特有的遊牧生活；遊牧經濟的迫切需要決定了他們與定居民族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由膽怯的仿效和嗜血性的襲擊交替出現所形成。
這三、四位偉大的亞洲遊牧民劃破了歷史之網突然逼近我們，使我們感到十分意外，這僅僅是由於我們自己的無知罷了。對於成為世界征服者驚人形象的這三個人來說，有多少個阿提拉，多少個成吉思汗失敗了呢？失敗，也就是說，他們要做的不僅僅是建立一個領土包括四分之一亞洲，疆域從西伯利亞到黃河、從阿爾泰山到波斯的有限的帝國——然而，人們必須承認，這是已經具有某種重要性的一項成就。我願向你們介紹以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這三位巨人統領的這支偉大的野蠻人——因為他們在歷史上行進了10個世紀，他們的活動從中國邊界抵達歐洲邊境。
我們對野蠻人這一問題應該作出嚴格的定義。古典世界接觸到各種各樣的野蠻人，也就是說，被其鄰居者如此命名的人民。對羅馬人來說，在長時間內，克爾特人是野蠻人，正像日耳曼人對高盧人，以及斯拉夫世界對日耳曼地區一樣。同樣，日後被稱為中國南部的地區，對中國人的起源地黃河流域來說，曾長期被視為蠻夷之地。但是，由於上述所有地區的地理條件使生活在這些地區內的居民採取了農耕生活的方式，他們擺脫了落後，逐漸與農耕生活融為一體，以致到中世紀後期，幾乎整個歐洲、西亞、伊朗、印度和中國都達到了相同的物質文明階段。
然而有一個重要的地帶沒有經歷這一變化過程，即從中國東北邊境到布達佩斯之間、沿歐亞大陸中部的北方伸展的一個遼闊地帶。這是草原地帶，西伯利亞森林從它的北緣穿過。草原上的地理條件只容許有很少幾塊耕地存在，因此，居民只得採取畜牧的遊牧生活方式，正像幾千年前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其他人類的生活一樣。其中的一些部落（即森林地帶的那些部落）確實還停滯在馬格德林狩獵者的文化階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帶仍處於野蠻狀態——這兒不是說，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比其他地區的人低能，而是說，由於這一地區的自然條件，這兒長期保留了其他地區早已拋棄了的那種生活方式。
當亞洲的其餘地區已步入先進的農業階段時，這些畜牧民族殘存下來，這一事實在歷史劇中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因素。毗鄰各族之間產生了一種時代的移位。公元前第2千紀的人們與公元12世紀的人們共存。遊牧民族從一支到另一支，只要是從外蒙古南下的民族就到北京；或者是從吉爾吉斯草原來的就登上伊斯法罕。突變降臨了，並且充滿著危險。對於中國、伊朗和歐洲的定居民族來說，匈奴人、土庫曼人和蒙古人確實是未開化的，他們被展示出來的武器所嚇住，被玻璃球和封官賜爵所吸引，恭敬地與耕地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遊牧民的態度是容易想像的。這些可憐的突厥—蒙古牧民在乾旱的歲月里越過一個又一個乾涸的水溝，冒險穿過荒蕪的草原，來到耕地邊緣，在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區的大門邊，吃驚地凝視著定居文明的奇蹟：成熟的莊稼、堆滿糧食的村莊和豪華的城鎮。這一奇蹟，或者說，它的秘密——維持人類的繁榮所需要的辛勤勞動——是匈奴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受到蠱惑，他就會像他的圖騰「狼」一樣，在雪天潛入農莊，窺視著竹籬笆內的獵物。他還懷有闖進籬笆、進行擄掠和帶著戰利品逃跑的古老的衝動。
倖存在農業公社旁邊的牧獵公社，或者換一種說法，在可以看到和接觸到那些仍處於畜牧階段的各民族（他們忍受著在乾旱時期草原所固有的駭人聽聞的饑荒）的地區內，不斷繁榮的農業公社在發展，它們之間不僅呈現出突出的經濟懸殊差別，而且還呈現出更加殘酷的社會差別。再說一遍，人類地理學上的問題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定居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相互態度，使我們回想起同處於一個現代城市的資本主義上流社會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感情。耕耘著中國北部優質黃土地的農業公社，種植著伊朗的田園，或基輔的肥沃黑土地的那些農業公社，被一條貧瘠的牧地圍住，牧地上常常是惡劣的氣候條件，那兒十年一次的乾旱，水源乾枯，牧草枯萎，牲畜死亡，隨之而來的是遊牧民本身的死亡。
在這種條件下，遊牧民族對農耕地區的定期性推進成了一條自然規律。加之這些遊牧民，無論是突厥人或者蒙古人，都屬於理解力很強、頭腦冷靜和注重實際的人，由於所處環境的嚴酷現實的訓練，他們隨時準備服從命令。當定居公社，通常是處於衰敗中的公社，在其猛攻下屈服時，他們進入了這個城市，在最初幾小時的屠殺結束之後，他們不費大的周折就取代了被打敗的統治者的地位，毫不害羞地親自登上了像中國的大汗、波斯的國王、印度的皇帝和羅姆的蘇丹這些歷史悠久而受尊崇的王位，並採取適合於自己的相應的稱號。在北京，他成了半個中國人，在伊斯法罕和剌夷，他成了半個波斯人。
草原與城市之間持久的調和是最終的結果嗎？絕不是。人類地理學上不可抗拒的規律繼續發生作用。即令中國化或伊朗化的可汗沒有被一些本地區的反抗（無論是緩慢的，或是突發的）所推翻，那麼，來自草原深處的新的遊牧部落、即飢餓的部落，將會出現在他的邊境上，把他們這位暴發的堂兄弟只看成是又一位塔吉克人或拓跋族人，即波斯人或中國人，他們重複著這種冒險，使他處於不利的地位。
這種冒險怎麼大多都能成功呢？同一旋律怎麼會在從匈奴進入洛陽到滿人進入北京的整整13個世紀中反覆發生呢？答案是：遊牧者儘管在物質文化上發展緩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軍事優勢。他是馬上弓箭手。這一專門化兵種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術和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靈活性的騎兵組成，這一兵種，賦予了他勝過定居民族的巨大優勢，就像火炮賦予近代歐洲勝過世界其他地區的優勢一樣。事實上，中國人和伊朗人都沒有忽視過這支騎兵。中國人從公元前3世紀起就採用了他們的騎馬服裝。波斯人從帕提亞時代起就領略了騎兵撤退時所射出的雨一般的箭的威力。但是，在這一領域裡，中國人、伊朗人、羅斯人、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從未能與蒙古人相匹敵。他們從孩提時代就受到訓練，在一望無垠的大草原上奔跑著追逐鹿子，習慣於耐心的潛步追蹤和懂得捕捉獵物（他們賴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種詭計，他們是不可戰勝的。並不是說他們常常遇上敵人，相反，他在對他的敵人發動突然攻擊之後，就消失了，然後又出現，緊緊追隨敵人，而不讓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獵物一樣，他折磨對方，拖垮對方，直到他們的對手筋疲力盡。這支騎兵蒙蔽人的靈活性和無處不在的假象，一經被成吉思汗的兩員大將者別（哲別）和速不台所掌握，就賦予了它一種共同的智慧。普蘭·迦爾賓和盧布魯克曾親眼目睹過戰鬥中的這支騎兵，
他們被它決定性的技術優勢所震驚。馬其頓方陣和羅馬軍團都消亡了，因為它們產生於馬其頓和羅馬政體，它們是有組織的國家部署的產物，像所有國家一樣，它們興起、發展、消亡。而草原上的馬上弓箭手們統治著歐亞達13個世紀之久，因為他們是大地的自然產物，是飢餓和欲望的產物，是熬過了饑荒歲月倖存下來的遊牧民。當成吉思汗成功地征服了世界時，他是能夠這樣做的，因為當他還是一個被遺棄在克魯倫草原上的孤兒時，就與弟弟老虎朮赤一起每天帶回了足夠的野味，而沒有被餓死。
對古代和中世紀來說，馬上弓箭手們投射和飛馳的箭是一種不直接交鋒的武器，在當時是具有戰鬥力和摧毀敵人士氣的作用，幾乎與今天槍手們的子彈的作用一樣。
什麼因素使這一優勢結束了呢？16世紀以來遊牧民族怎麼不再任意地支配定居民族了呢？理由是後者用大炮來對付他們。於是，一夜之間，他們突然獲得了壓倒遊牧民的人為的優勢。長期以來的位置顛倒過來了。伊凡雷帝用炮聲驅散了金帳汗國的最後一批繼承者；中國的康熙皇帝用炮聲嚇倒了卡爾梅克人。大炮的隆隆聲標誌著一個世界歷史時期的結束。軍事優勢第一次、也將是永遠地變換了陣地，文明變得比野蠻強大。幾小時之內，遊牧民的傳統優勢已成為似乎是不真實的過去。在1807年的戰場上，浪漫的沙皇亞歷山大召集來打拿破崙的卡爾梅克弓箭手們，就像是馬格德林時代的獵人一樣過時了。
然而，自從這些弓箭手們不再是世界征服者以來，僅僅才過了三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