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談教育 · 第三十一章我的讀書經驗

我自十餘歲起，就開始讀書；讀到現在，將滿六十年了，中間除大病或其他特別原因外，幾乎沒有一日不讀點書的，然而我沒有什麼成就，這是讀書不得法的緣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寫出來，可以作前車之鑑。 我的不得法，一是不能專心。我初讀書的時候，讀的都是舊書，不外乎考據、詞章兩類。我的嗜好，在考據方面，是偏於詁訓及哲理的，對於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煩的；在詞章上，是偏於散文的，對於駢文及詩詞，是不大熱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為恥，種種都讀；並且算學書也讀，醫學書也讀，都沒有讀通。所以我曾經想編一部說文聲系義證，又想編一本公羊春秋大義，都沒有成書。所為文辭，不但駢文詩詞，沒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歲以後，我開始學德文，後來又學法文，我都沒有好好兒作那記生字、練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剝地看書，所以至今不能寫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說。在德國進大學聽講以後，哲學史、文學史、文明史、心理學、美學、美術史、民族學，統統去聽，那時候，這幾類的參考書，也就亂讀起來了。後來雖勉自收縮，以美學與美術史為主，輔以民族學；然而這類的書終不能割愛，所以想譯一本美學，想編一部比較的民族學，也都沒有成書。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筆。我的讀書，本來抱一種利己主義，就是書裡面的短處，我不大去搜尋它，我只注意於我所認為有用的或可愛的材料。這本來不算壞。但是我的壞處，就是我雖讀的時候注意於這幾點，但往往為速讀起見，無暇把這幾點摘抄出來，或在書上作一點特別的記號。若是有時候想起來，除了德文書檢目特詳，尚易檢尋外，其他的書，幾乎不容易尋到了。我國現在有人編「索引」「引得」，等等。又專門的辭典，也逐漸增加，尋檢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點，普通的檢目，斷不能如自己記別的方便。我嘗見胡適之先生有一個時期，出門常常攜一兩本線裝書，在舟車上或其他忙裡偷閒時翻閱，見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鉛筆作記號。我想他回家後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續。我記得有一部筆記，說王漁洋讀書時，遇有新雋的典故或詞句，就用紙條抄出，貼在書齋壁上，時時覽讀，熟了就揭去，換上新得的。所以他記得很多。這雖是文學上的把戲，但科學上何嘗不可以仿作呢？我因為從來懶得動筆，所以沒有成就。 我的讀書的短處，我已經經驗了許多的不方便，特地寫出來，望讀者鑒於我的短處，第一能專心，第二能勤筆。這一定有許多成效。 1935年 關於讀經問題 讀經問題，是現在有些人主張：自小學起，凡學生都應在十三經中選出一部或一部以上作為讀本的問題。為大學國文系的學生講一點《詩經》，為歷史系的學生講一點《書經》與《春秋》，為哲學系的學生講一點《論語》《孟子》《易傳》與《禮記》，是可以贊成的。為中學生選幾篇經傳的文章，編入文言文讀本，也是可以贊成的。若要小學生也讀一點經，我覺得不妥當，認為無益而有損。 在主張讀經的人，一定為經中有很好的格言，可以終身應用，所以要讀熟它。但是有用的格言，我們可以用別種方式發揮它，不一定要用原文，例如《論語》說恕字，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說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在《禮記·中庸》篇說是：「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在《大學》篇說是：「挈矩之道：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欲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在《孟子》說：「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又說：「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這當然都是顛撲不破的格言，但太抽象了，兒童不容易領會。我們若用「並坐不橫肱」等具體事件，或用「狐以盤餉鶴，鶴以瓶餉狐」等寓言證明這種理論，反能引起興趣。又如《論語》說：「志上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也說得斬釘截鐵的樣子，但是同兒童說明，甚難了解。我們要是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或其他先烈的傳記來證明，就比較的有意思了。所以我認為呆讀經文，沒有多大益處。在司馬遷《史記》裡面，引《書經》的話，已經用翻譯法，為什麼我們這個時代還要小孩子讀經書原文呢？ 經書裡面，有許多不合於現代事實的話，在古人們處他們的時代，不能怪他；若聞以教現代的兒童，就不相宜了。例如尊君卑臣、尊男卑女一類的話。又每一部中總有後代人不容易了解的話，《論語》是最平易近人的，然而「鳳凰不至」「子見南子」「色斯舉矣」等章，古今成年人都解釋不明白，要叫小孩子們硬讀，不怕窒礙他們的腦力麼？《易經》全部，都是吉凶悔吝等信仰卜筮的話，一展卷就說「潛龍」「飛龍」。《詩經》是「國風好色」「小雅怨誹」，在成人或可體會那不淫不亂的界限，怎樣同兒童講明呢？一開卷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牡丹亭》曲本里的杜麗娘，就因此而引起傷春病，雖是寓言，卻實有可以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認為小學生讀經，是有害的，中學生讀整部的經，也是有害的。 1935年 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 我五歲零一個月（舊法算是六歲）就進家塾讀書，初讀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後來就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四書，最後讀《詩經》《書經》《周易》《小戴禮記》《春秋左氏傳》。當我讀《禮記》（《小戴禮記》的省稱）與《左傳》（《春秋左氏傳》之省稱）的時候，我十三歲，已經學作八股文了。那時我的業師，是一位老秀才王子莊先生。先生博覽明清兩朝的八股文，常常講點八股文家的故事，尤佩服呂晚村先生，把曾靜案也曾詳細地講過。先生也常看宋明儒的書，講點朱陸異同，最佩服的是劉蕺山先生，所以自號仰蕺山房。先生好碑帖，曾看《金石萃編》等書。有一日，先生對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兩句話，有一位年紀大一點的同學，笑著說：「先生念了《西廂》的淫詞了。」先生自己雖隨便看書，而對於我們未成秀才的學生，除經書外，卻不許亂看書。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國志演義》，看了幾頁，先生看見了，說：「看不得，陳壽《三國志》，你們現在尚不可看，況且演義裡邊所敘的事，真偽參半，不看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戰國策》，也說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們學作小題文時，用字都要出於經書；若把《戰國策》一類書中的詞句用進去，一定不為考官所取。所以那時我們讀書為考試起見，即如《禮記》裡面關乎喪禮的各篇各節，都刪去讀，因為試官均有忌諱，決不出喪禮的題目；這樣的讀書，照現代眼光看來，真有點可怪了。我十六歲，考取了秀才，我從此不再到王先生處受業，而自由讀書了。那時我還沒有購書的財力，幸而我六個叔父茗珊先生有點藏書，我可以隨時借讀，於是我除補讀《儀禮》《周禮》《春秋公羊傳》《榖梁傳》《大戴禮記》等經外，凡關於考據或詞章的書，隨意檢讀，其中最得益的，為下列各書： 一、朱駿聲氏《說文通訓定聲》。清儒治《說文》最勤，如桂馥氏《說文義證》，王筠氏《說文句讀及釋例》，均為《說文》本書而作；段玉裁氏《說文解字注》，已兼顧本書與解經兩方面，只有朱氏，是專從解經方面盡力。朱氏以引申為轉注，當然不合，但每一個字，都從本義、引申、假借三方面舉出例證；又設為託名標幟，與各類連語等詞類，不但可以糾正唐李陽冰、宋王安石等只知會意不知諧聲的錯誤，而且於許慎氏所采的陰陽家言如對於天干、地支與數目的解說，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從的聲相聯；字的分部以古韻為準；檢閱最為方便。我所不很滿意的，是他的某毆為某，大半以臆見定之；我嘗欲搜集經傳中聲近相通的例證，替他補充，未能成書，但我所得於此書的益處，已不少了。 二、章學誠氏《文史通義》。章先生這部書裡面，對於搭空架子、抄舊話頭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詳。對於史法，主張先有極繁博的長編，而後可以有圓神的正史。又主張史籍中人地名等均應有詳細的檢目，以備參考；我在二十餘歲時，曾約朋友數人，試編二十四史檢目（未成書）；後來兼長國史館時，亦曾指定編輯員數人試編此種檢目（亦未成書），都是受章先生影響的。 三、俞正燮氏《癸巳類稿》及《癸巳存稿》。俞先生此書，對於詁訓、掌故、地理、天文、醫學、術數、釋典、方言，都有詳博的考證。對於不近人情的記述，常用幽默的語調反對他們，讀了覺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認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見解與推想，不可以後人的見解與推想去追改他們，天算與聲韻，此例最顯，這就是現在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的讀史法。自《易經》時代以至於清儒樸學時代，都守著男尊女卑的成見，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為女子鳴不平，總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稱謂貴重》《姬姨》《娣姒義》《妒非女人惡德論》《女》《釋小補楚語笄內則總角義》《女吊婿駁義》《貞女說》《亳州志木蘭事書後》《尼庵議》《魯二女》《息夫人未言義》《書舊五代史僭偽列傳後》《易安居士事輯》《書舊唐書輿服志後》《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家妓官妓舊事》等篇，從各方面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貞女說》篇謂：「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家妓官妓舊事》篇，斥楊誠齋黥妓面，孟之經文妓鬢為「虐無告」，誠是「仁人之言」。我至今還覺得有表彰的必要。我青年時代所喜讀的書，雖不只這三部，但是這三部是我深受影響的，所以提出來說一說。 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