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姬 · 《蔡文姬》序

幼時發蒙，讀過《三字經》，早就接觸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沒有想到隔了六十多年，我卻把蔡文姬戲劇化了。我不想否認，我寫這個劇本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融化了在裡面的。 法國作家福樓拜，是有名的小說《波娃麗夫人》的作者，他曾經說：「波娃麗夫人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我也可以照樣說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 但我和福樓拜卻又不同。福樓拜說波娃麗夫人就是他，那是說那部小說是照著他的想像寫出的。所以他又曾經這樣說過：「《波娃麗夫人》沒有一點是真的。這完全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其中沒有一點關於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沒有一點關於我的生活的東西。」 《蔡文姬》卻恰恰相反，它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關於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有不少關於我的生活的東西。不說，想來讀者也一定覺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過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但是這些東西的注入，我是特別注意到時代性的。蔡文姬的時代和今天的時代是完全不同了。我在寫作中是儘可能著重了歷史的真實性，除掉我自己的經歷使我能夠體會到蔡文姬的一段生活感情之外，我沒有絲毫意識，企圖把蔡文姬的時代和現代聯繫起來。那樣就是反歷史主義，違背歷史真實性了。 當然，人體和猿體總有相似的地方。馬克思也說過：「人體解剖對於猿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因此在《蔡文姬》劇本與現代之間，讀者或觀眾可能發生某些聯想，是在所難免的。我在時代性的區別上是儘可能採取了客觀的態度，我也希望讀者或觀眾也儘可能採取客觀的態度。 再有一點我要聲明，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對於我們民族的發展、文化的發展，確實是有過貢獻的人。在封建時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但以前我們受到宋以來的正統觀念的束縛，對於他的評價是太不公平了。特別經過《三國演義》和舞台藝術的形容化，把曹操固定成為了一個奸臣的典型——一個大白臉的大壞蛋。連三歲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 我們今天的時代不同了，我們對於曹操應該有一種公平的看法。因此，我寫了一篇《替曹操翻案》，這是我在《蔡文姬》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的基礎。儘管在目前對於曹操的看法還有分歧，但我相信那些分歧是會逐漸接近或者消滅的。 從舊有的正統觀念來看曹操，那是已經過時了。那樣的分歧是不足道的。今天的主要分歧是從新的觀點來的，便是對於曹操打過黃巾的看法問題。關於這一層，明白地說，凡是多少有一些新的歷史觀點的人，誰也沒有說過曹操打了黃巾是應該。不同的只是對於打了黃巾之後曹操的一些設施，應當作如何評價。 我們今天研究歷史或者評判歷史人物，總得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實事求是地來進行。我們不能把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曹操，也不能把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黃巾農民義軍。例如，有人說黃巾義軍的政治綱領是「耕者有其田」，儼然在一千七八百年前，還在封建制度上行階段的農民，就在進行土地革命了。那是把歷史課題提早了一千年。那樣的說法是不合歷史事實的。 在中國的長期封建統治中，歷代農民起義有它本身的歷史發展過程。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階段，農民起義如陳涉吳廣、赤眉銅馬、黃巾、李密、黃巢以及其他，都不曾提出過土地問題。簡切地說，他們都是「取而代之」主義者，是學統治者的辦法來打統治者的，即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受著歷史條件的規約，不能超脫出封建時代的意識。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階段，自北宋以後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北宋初年的李順、王小波，明末的李自成，清代的太平天國，就提出了「均財富」、「均田」、「均產」等號召，而且有的還一時見諸實施。這在事實上是反映了農民的平均主義，然而由於無產階級還沒有登上舞台，這些號召結果只是空頭支票，即是一時兌現也沒有可能維持長遠。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也只是停止在號召的階段而已。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有它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應該明確地掌握，然後才能對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給予正確的評價。要這樣從全面發展上有分析地來看問題，才能合乎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不然是會走到它的反面的。 東漢末年的義軍領袖們，很多人一起兵就稱帝稱王，並沒有提出過「均產」、「均田」之類的政治綱領，像北宋以後的歷次農民起義那樣。他們的起義目的，看來只是要保證當時可能有的物質生活，要如曹操《對酒》一詩所歌詠的那樣，「對酒歌，太平時，王者賢且明」，即是要以新的真命天子來代替舊的假命天子，使百姓能夠安居樂業。所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正宜作這樣解釋。我是在這樣的認識之下，說「曹操雖然打了黃巾，並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 人是可以轉變的。曹操儘管打過了黃巾義軍，不能否認他也受到農民起義的影響，逼著他不能不走上比較為人民所喜悅的道路。曹操在《述志令》中敘述過他的主觀願望，說他曾經想做一個隱居的學者，後來又想立功封侯，做征西將軍，而結果卻為時勢所迫，做到鋤豪強，抑兼併，身為宰相，貴極人臣，成就了統一中國北部的霸業。這就表明客觀條件逼著他在不斷改變。他又曾經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然而他到後來畢竟還是稱了王，而讓他的兒子曹丕稱了帝。曹丕稱帝後建元「黃初」，這當然有五行說的含義，和譙縣出現過所謂黃龍有關，但和「黃天當立」不也有一脈相通的氣息嗎？因此，我說「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說 他是承繼了黃巾運動。」 我是肯定曹操的功績的。他使漢末崩潰了的社會逐步安定了下來，使黃河流域的生產秩序得到恢復和發展，使流離失所的人民得到安居樂業。他雖然打過黃巾，而黃巾農民確是擁護他。由黃巾義軍收編成的青州兵，開始時的作戰力也並不強，有時紀律性也並不高，然而後來不同了，不能否認是經過了組織化。青州兵在曹操率領下轉戰了二十七八年，打了不少次的硬戰，但等曹操一死（建安二十五年），他們以為天下會大亂，都擊鼓整隊離去，經過慰撫，大約是回魏歸了隊。這一史實不是很鮮明地表示著：曹操生前對青州兵的寬厚和青州兵對曹操個人的悅服嗎？總之，曹操對當時的人民是有過貢獻的，對民族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的發展也是有過貢獻的。除在郡國廣泛開立屯田之外，在他的統治下還興修了好些水利，不僅有利於當時，而且有利於後代。在文學方面的貢獻，就是痛恨曹操的人也無法否定。人民是最公正的。凡是有功於人民的人，人民是會紀念他的。譙縣舊有魏武帝廟，就在北宋，也還受著民間和王室的崇敬。這些，在討論中，有不少的朋友已經說得很詳細，我就不準備再多說了。 其實曹操的為人，他的才、學、識，他的生活態度，作為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來看，已經就夠特出一頭地了。例如，他曾經和工人一道打刀，在當時是被人譏笑過的，在今天也有人認為無足重輕，據說和古代帝王親耕籍田一樣，是一種形式。我看不能那樣看問題。曹操和工人一道打刀，是為想起兵打董卓，他當時還是一個在逃的將校，怎麼能夠和親耕籍田相比呢？如果是一種儀式，那別人也就不會譏誚他了。我是特別重視這件事的。因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就能夠重視體力勞動，實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請想想看吧，我們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在一年七八個月以前，不是都還在輕視體力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嗎？ 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我雖然肯定了曹操的功績，但並沒有否定曹操的罪過。我不僅說過打過黃巾義軍是曹操生活中最不光彩的一頁，不僅說過他的缺點很不少，還在劇本裡面通過他判處董祀死罪的情節，把曹操由於偏信幾乎錯殺了好人形象化了。劇中的情節雖然是出於我的想像，但曹操由於性急，有時誤殺過好人，確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過分美化曹操，和曹操同時代的人倒有過這個傾向。例如，他的兒子曹植的《七啟》，那最後一啟就在歌頌他的父親。我不妨把那節文字摘錄一些在下邊，以供讀者參考： 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 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維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 。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嶽無巢居之民。 又如《魏德論》中稱頌曹操的幾句是這樣： 武皇之興也，以道陵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旗一舉則朝陽播越。 還有《武帝誄》，說曹操「九德光備，萬國作師」；「怒過雷霆，喜逾春日」。又說「群傑扇動，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還說他死了都還「下君百靈」。 這些歌功頌德的文字簡直把曹操說得來天上有、地下無。特別是「同量乾坤，等曜日月」，「民望如草，我澤如春」等句，是值得欣賞的辭藻，但也似乎特別誇大。但是，我們根據這些，卻可以看出建安時代的人對於曹操的一種看法。曹植是曹操的兒子，他要歌頌父親，當然不足為奇。但如農民起義軍的領袖之一的張魯，是被曹操打敗了的人，他也竟說「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這不表明著：曹操在當時的確是頗得人心的嗎？ 蔡文姬歸漢後究竟做了些什麼工作，除掉《後漢書》的本傳中說她憑記憶記錄出了她父親蔡邕的作品四百餘篇之外，別無資料可考。四百餘篇的內容到底是些什麼，也是一個無法解答的疑問。在劇本中，我說曹操要她幫助撰修《續漢書》，這雖然也是出於虛構，而在我卻是有所依據的。 《後漢書》的撰述，除現傳范曄的著作外，有謝承的《後漢書》，薛瑩的《後漢書》，二書均已失傳。謝和薛都是吳人，與蔡文姬自然無關。晉人司馬彪有《續漢書》，雖也同樣失傳，但據古籍所載，其《禮儀志》、《天文志》都採取了蔡邕的著作。蔡邕曾續撰《前漢書》十志，在他的文集中還保存有《上漢書十志疏》，可以為證。這些著作，由於流離散失，可能是包含在蔡文姬所追錄的四百餘篇的遺文中的。因此，我在劇本中說蔡文姬「在《續漢書》的撰述上提供了很寶貴的材料」，並不完全是無稽之談。 劇本的初稿是二月初旬在廣州寫出的。二月三日動筆，九日寫完，費了七天工夫。但其後在上海，在濟南，在北京，都修改過多少次。特別在最近，為了適應演出上的方便，還作了相當大的壓縮。我感謝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同志們和廣州、上海、濟南的同志們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幫助。我感謝各地的同志們對我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我感謝王戎笙同志，他的《談〈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實性》一文對於劇本是比較詳細的注釋，我徵得了他的同意，收入了本書。我相信這對於讀者是會有所幫助的。 我感謝文物出版社的同志們，他們本來打算把明人的《胡笳十八拍》畫卷單獨出版，由於知道我寫了劇本，中途改變了計劃，願把畫卷和劇本一道印出，並還把宋人陳居中的《文姬歸漢圖》作為封面。這真使我的劇本增光不少了。 有關蔡文姬的史料，為了讀者的方便，我儘可能地收集了起來作為附錄。騷體的一首《悲憤詩》，在我看來是假託的，但也假託於魏晉文人，仍不失為重要的史料。 同被收錄的幾篇文章中，如《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如《替曹操翻案》，都和在報刊上發表時略有刪改。特別是《替曹操翻案》中有一處我把史事弄混淆了。那就是把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廬江一帶的農民因怕遷徙而集體渡江東逃一事，和《魏志·袁渙傳》「新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一事等同了起來，那確是錯誤。新開屯田是在建安初年，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好幾位朋友在討論中都指責到這一點，我要向他們表示感謝。這個錯誤，我在文章中已經把它改正了，這是應該聲明的。 因此，這部《蔡文姬》應該說是一部集體創作。當然，其中一定還有不少不妥當的地方，那當得由我個人負責。我誠懇地請求同志們、朋友們予以嚴厲的批評。 郭沫若 1959年5月1日 （選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