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 戲論一（未刊稿）
時宇相對，日月倒行，我昨天在古董鋪里搜到半封信，是名理必有者寫的，回來一查通用的人名典，只說理必有是民國三十三世紀的人，好為系統之疑古，曾做《古史續辨》十大冊，謂民國初建之時談學人物頗多，當時人假設之名，有數人而一名者，有一人而數名者，有全無其人者，皆仿漢儒造作，故意為迷陣以迷後人，其謂孫文堇《西遊記》孫行者傳說之人間化、當時化，黃興亦本黃龍見之一種迷信而起。此均是先由民間傳信，後來到讀書人手中，一面求雅馴，一面借俗題寫其自己理想的。此等議論盛行一時，若干代人都驚奇他是一位精闢的思想家，他這信的原文如下：
中華民國三千二百十四年六月十日疑成疑縣理必有奉白：
顧樂先生辱你賞我一封信，敘述你先生自己於民國初建之史料上之心得，何等可感！細讀幾回，甚為佩服。我於此時史事亦曾研究，其一面始以為論一是當時文士之一面，數年後頓覺此實是當時一切史事之線索。蓋當時史事多此數君以一種理想為之造作者，弟已布專書，現在略舉兩三個例：弟於《胡適年譜》上已證成世傳之《胡適文存》很多是後人續入者，於《顧君考》上證名［明］顧君《古史解》頗多增改，此均不甚著警之論。其使人可以長想者，則有如錢玄同問題。世人以錢玄同與疑古玄同為一人，實是大愚，更附會謂錢越人故武肅王之苗裔，則等於橋山有黃帝陵一種之可笑矣。查玄是滿洲朝康熙帝名，是則此名必不能先於民國元年，若同在民國元年改的，則試看所謂錢玄同一人之思想實是最薄中國的古物事者及通俗物事者，有此思想之人必不於此時改用此一個百分充足道士氣之名無疑，故如玄同為王敬軒之字，猶可說也，玄同為此等思想之人之改定名，在理絕不可通。又如錢之一字今固當有姓錢者，今世人用文采粲然之紙幣、皮幣大張精印，而三千年前則用一種不便當的可憎品，當時人尤以為不然。今雖書缺文脫而常常見「銅臭物」一個名詞，果然自己改名玄，名玄同，其何不並姓而亦改之？胡留此一不甚雅之字以為姓乎？細思方覺此實一非有先生，亡是公子，姑名為玄同，以張其虛，姓之曰錢，以表其實，世無有虛過於玄而實過於錢者，以此相反之詞為名，實系一小小迷陣，若謂前人曰：看破者上智，看不破者下愚。何以見得呢？錢君後來至改姓疑古，疑古二字與錢同以喉音為紐，明是射覆的意思。我又比列一切見存錢君著作，所有在陳氏《理惑集》按此必《新青年》知於後世之名，《胡氏春秋》，按此必適之先生之《努力》及其《讀書雜誌》，《古史解》按此必君之《古史辨》也，按其年次而列之，見其顧不一貫，顯系至少有三人，一為一欲舉一切故傳而匯之者，一為一好談當時之所謂注音字母者，一則組為一以一種激斷論治經史材料者，所謂疑古玄同是也。此三類行radicalism文上甚不同，雖然勉強使其外表同，使其成部前後一貫因而其吃力勉強造成此前後求若一貫之狀態，從此愈為顯著。余曾斷定末一玄同（疑古）實顧頡剛舉其最激斷之論加此名下而布之，其他二端亦當時《理惑集》中人所謂之［亡］有先生，蓋《理惑集》中無此一格者，建築意義上為不備格，一切證據均詳該書（惜乎此地不詳舉！可惜，可惜！我的注），謂余不信，則試看玄同名下一切文字中之含性，始也便是一切掃蕩之談，而卒之反局於辯經疑古之績，如有錢玄同其人，必是一多聞中國故事物者，於其名下之文文［字］中可見，如先弄了些中國故事，後來願舍而去之，亦必先經辯經疑古之一步，然後更放而至於為一切掃蕩之談，理為順敘，若既已至於一切掃蕩矣，又安得轉身回來標小言詹詹之疑古氏哉？此種顛倒之理敘，按之今時通以為然，胡適氏之個人或社會思想進化步次論，絕然不符，按之顧君之累層地造成之組織學論亦無，譬如藉薪，後來居下（勝按「下」字旁標二圈）者也，今人信民國初之人之疑古而忘疑民國初之人之古，不知民國初之人性德上亦如漢初之人耳，見斯公整齊文字則謂史籀亦然，則有周公則謂亦有伊尹，此漢初儒者的說法。識破這些圈套矣而另造些圈套以試試後人之眼力，此民國初儒者的說法。明知沒有左丘明，更沒有丘明作傳的故事，偏自編一部書，說是丘明作的傳，這是劉子駿的辦法。明知沒有譙周，更沒有譙周作《古史解》故事，遍造了這斷［段］故事，又作了一部書，使他多學三分之二，同於烏有譙周之憑虛書，卻不說《古史辨》是詛信之作了。這是顧頡剛的進化了的辦法。此之進化是時代的果……（下文不及見，可惜）
請頡剛轉以質之我們的玄同先生，這斷［段］小小疑古是難保無啊，或者是莫須有呢？我想諸公「作法自斃」、「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哀之也」。
（此文經杜正勝先生整理而成。）
附錄：《戲論》解題
杜正勝
《戲論》是傅斯年先生的未刊稿，寫在一本題作「答闌散記」的筆記本中（「博斯年檔案」編號Ⅱ：910），這是一篇寓言性的文章，諷刺疑古派，但具有嚴肅的史學方法論的意義，非嘻笑怒罵者可比。傅斯年創造一位民國三十三世紀的人，名叫」理必有」，好為系統之疑古，主張民初的孫文是孫行者的人間化，黃興是黃龍見之一種迷信而起，其實均無其人。這位「理必有」當然就是顧頡剛，系統之疑古即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民國三千多年的理必有之疑孫文、黃興，即是民國初年的顧頡剛之疑堯舜夏禹，王羲之所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傅斯年模仿疑古派的論證方法證明「錢玄同」這個人是子虛烏有的，玄是很道士氣的，錢是很市儈氣的，而造在一起，即一以張其虛，又一以表其實，故布一小小迷陣來考驗後世學者的眼力。就是所謂錢玄同的思想也是拼湊的。否則一個人怎麼既棄一切故傳如陳獨秀，又提倡注音字母如胡適之.還那麼激斷地否定經史材料如顧頡剛，這個三合一的「錢玄同」，「實顧頡剛舉其最激斷之論加此名下而布之」，其實沒有這個人。博斯年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評疑古派「以不知為不有」的危險性。他們不是「疑古」，其實是「詛信」。疑古派中雖然以顧頡剛最有名，但他從辨「偽書」進而辨「偽事」，實受錢玄同的啟示，錢氏才是疑古陳營的靈魂人物。傅斯年看到這點，故這篇《戲論》特別消遣錢玄同。說他比胡適的個人或社會進化步次論，以及顧頡剛的層累造成說更前進，但實質是「譬如藉薪，後來居下」（他在「下」字旁加兩圈）。疑古的學風將「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哀之」。傅先生寫此文的年代大概與作北大講義《史學方法導論》接近，因為二者有一些共同線索，約在民國二十年左右。這時他已與顧頡剛反目，雖然思想學風不同，但很少調侃顧頡剛。
（原載1995年12月《中國文化》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