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法律與政府 · 第八章 掠奪與法律 [1]

致製造業委員會中的貿易保護主義者 先生們，讓我們以中庸和友善的態度來說道說道。 你們是不希望政治經濟學家信奉和教授自由貿易。 你們似乎在說：「我們不希望政治經濟學家關心什麼社會、貿易、價值、道德、法律、正義或財產。我們只承認兩個原則：壓迫和掠奪。」 在你們看起來，是不是存在著不關心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存在著沒有交換的社會，而交換竟然也可以在用以交換其價值的兩種東西或兩種服務之間沒有某些關係的時候存在？你們是不是覺得，在參與交換的當事人的自願同意之外，也可以形成價值之間的這種交換關係？你們是不是覺得，即使一方當事人不是自願的，也可以知道兩種產品的價值？你們是不是覺得，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下，雙方當事人也可以達成自願的同意？你們是不是以為，一方當事人即使被剝奪了自由，也算不上是被另一方壓迫？你們是不是以為，即使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交換，也並沒有破壞交換的等價原則，因而也沒有踐踏法律、公正和財產權？ 那麼，實話實說，你們的願望是什麼？ 你們不希望交換是自由的。 然則，你們希望交換不是自由的？ 那麼，你們是否希望交換在壓迫的環境中進行？因為，如果交換不是在壓迫的環境中進行的，它就是在自由的狀態中進行的，而這並不是你們想要的。 還是承認了吧，讓你們難受的是公平，也即正義，讓你們難受的是財產權——當然不是你們的，而是他人的。你們不願意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財產（這是成為財產所有者的唯一途徑）；你們想支配你們的財產，——還有他人的財產。 於是，你們要求經濟學家把這種種十足荒唐的東西炮製成系統的理論，為你們炮製出掠奪的理論。 然而，這正是他們永遠不會幹的事；因為在他們看來，掠奪是憎恨和混亂之源，而其最可惡的形態正是法律中的掠奪 * 。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到達齊先生 [2] 。您是一位中庸、公正、慷慨的人士。您沒有一心只想著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財富；這些正是您不斷宣稱的。最近您在製造業委員會上說：「如果讓人們致富的唯一辦法，就是讓富人放棄自己的財產，那麼，我們都已經準備好要這麼做了。」（是的，是的，這是真的。）昨天，您在國民公會上又說，「如果我覺得，給所有工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工作崗位的重任都有必要由我來承擔，那麼，我會拿出我所有的財產來完成這一重任的；……不幸的是，我一個人做不到這一點。」 儘管您說無法作出犧牲讓您如此痛苦，就像巴塞里說，「錢啊錢，我鄙視你，可是我多麼想擁有你」 [3] 一樣，沒有人會相信。不過，沒有人會懷疑這麼完美的慷慨大度的，儘管這也是根本沒有用處的。讓自己看起來比較謙虛，也是一種美德，尤其是這種表態是完全含而不露和否定性的時候。就您自己而言，您從來都不放過在議會、在立法機構的講壇上向全法國表現的機會。大家都看出了，您的行善的衝動是那麼的情不自禁，儘管您覺得很遺憾，不得不抑制自己行善積德。 但是，畢竟，並沒有人要求您放棄您的財富，我也同意，這樣並不能解決社會問題。 您願意慷慨解囊，您卻不能了卻這一心愿；那麼，我就斗膽請您公正一點。您仍然擁有您的財富，但讓我也繼續擁有我的財富。我尊重您的財產權，也請您尊重我的財產權。這個要求或許不算太過分吧？ 假設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實行交換自由的國家，人人都樂意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勞動和財產。您是不是有點毛骨悚然？別擔心，這只是個假設而已。 那麼，在這裡，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樣的自由。事實上，在這裡有一部完全合乎立法準則的法律。這部法律是完全公平、公正的，絕不會減少你的自由，而是保障你的自由。只有當我們試圖壓迫別人，你壓迫我，或者我壓迫你的時候，這部法律才發揮效力。也有一群政府官員——即官僚或政客——獲得授權使用暴力，但他們僅僅是執行法律而已。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假沒，你是個鐵加工廠主，而我是個帽商。我自己或者我的商店需要鐵。很自然地，我會自己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如何用最少的代價換得我所需要的鐵？」考慮過我的處境和相關的資料後，我發現，對我來說，最好的辦法是我製造帽子，將其賣給比利時人，作為交換，他們將會賣給我鐵。 但是，你是個鐵廠廠長啊。你對自己說：「我當然可以讓這個流氓（這是你對我的稱呼）光顧我的店鋪。」 於是，你渾身披掛著馬刀、手槍，並把你的幾位僕人全副武裝起來，然後跑到邊界線上。這時，我正準備完做交易，你對我大喊一聲：「住手！要不然我打爆你的頭」。 「但是，先生，我需要鐵啊。」 「我會賣給你的。」 「但是，你的鐵價太高了啊。」 「我這樣不是無緣無故的。」 「但是先生，我也有理由希望低價買到鐵啊。」 「哈，那好吧，我們就在這裡決定是你有理還是我有理。夥計們，揍這傢伙。」 簡而言之，你阻止了比利時鐵進入法國，同時，你也阻止了我的帽子出口到比利時。 根據我們現在的假設，即在自由貿易制度下，你不能否認，你的這種行為是一種公然的壓迫和掠奪行徑。 於是，我們就趕緊求助於法律、官員和公共警察力量。他們介入，你被審判，遭到譴責，也很公平地受到懲罰。 然而，這卻讓你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你對自己說：「我可真蠢，自己給自己招來這麼大的麻煩。這是什麼事嘛，我竟然要冒險殺人或者被人幹掉！我自己大老遠跑過來，還帶著自己的僕人，花了那麼大的成本，讓自己成了掠奪者，活該受到國家法庭的審判，而這一切只是為了讓一個可憐的帽商到我的店鋪里以我開的價碼買鐵！要是我讓法律、官員、公共警察力量站在我一邊多好！要是我能讓這些政府力量出面干我自己在邊界線上乾的那些事多好！」 這誘人前景讓你激動，你想辦法讓自己成了立法者，你投票支持一部包括下列條款的法律： 「第一條，應該向每個人，尤其是可惡的帽商徵收某種稅。」 「第二條，應該拿這筆稅款養活那些在邊界線上保衛鐵工廠主利益的人們。」 「第三條，他們將監督禁止任何人用帽子或其他商品交換比利時出產的鐵。」 「第四條，內閣部長、國家檢察官、海關官員、稅務官和獄吏將各盡所能地負責執行本法。」 我得承認，先生，採用這種形式，掠奪將變得非常容易，對你能帶來更大好處，比你自己最初赤膊上陣的危險也更小。 我得承認，對你來說，這可真是一條愜意又輕鬆的路子。當然，你肯定會露出勝利的笑容，因為你現在把所有的成本都轉嫁到了我的肩上。 但我也敢肯定，你已經把破壞、不道德、混亂、憎恨和無盡的革命之源帶給了社會，你開啟了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試驗的大門。 你可能覺得我的說法言過其實了。那好，咱們換個位置。放到你的位置上，我也覺得太言過其實了。 現在我們假設，我是個勞動者，而你仍然是鐵廠主。 如果能廉價甚至不掏錢搞到我需要的工具，那可太好了。現在，我知道，你的倉庫里有鋸子和斧子，我也不跟你廢話，就闖入你的倉庫，拿上我要用的東西就走。 而你，則運用你正當自衛的權利，先是以暴易暴，然後，你找法律、官員、警察來幫忙。你把我投入監獄，你這麼做很正當。 於是我對自己說：「我可真笨。如果你想霸占別人的財產，你不能不顧法律，而必須利用法律，假如你不是個笨蛋的話。」於是，你不是個貿易保護主義者嗎？我就變成個社會主義者。你僭稱自己有獲利的權利，那我就訴諸就業權或占有生產資料的權利。 而且，在監獄中，我讀到了替我說話的布朗基先生的著作，我把下面的理論爛熟於心：「無產者解放自己所需要的是生產資料；而政府的職能就是向工人提供生產資料。」還有： 「一旦我們承認，要想獲得真正的自由，人們必須有能力使用和開發自己的生產潛能，因而，社會必須向其所有成員提供教育，沒有它，人的心智就無法發育；向其提供生產資料，沒有它，他就不可能發揮自己的才能。那麼，社會要賦予其所有成員合適的教育和必要的生產資料，能做這一點的，除了國家之外，還能有誰？」 [4] 於是，由於這需要國家發生革命性變革，所以，我也迫使自己躋身立法機關。我也讓法律犧牲你的利益增進我的利益，扭曲法律，讓法律做那些以前我直接乾的時候遭受懲罰的那些事。 我的法令就是直接模仿你的： 第一條，向所有公民，尤其是鐵廠主徵收某種稅。 第二條，國家將用這些稅款來養活一支全副武裝的隊伍，號稱博愛警察。 第三條，這些博愛警察將進入放著斧子、鋸子的倉庫，拿走這些工具，將其分配給需要它的工人。 先生，你也會看到，藉助這種很有創造性的機制，我也就不必再冒被指控為掠奪的風險、代價和惡名了。國家會替我偷盜我需要的東西，就像它曾替你盜竊你需要的東西一樣。我們兩個玩的是一個把戲。 我們大家都已經看到，如果我設想的第二種情況成為一個既成事實，法國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至少我們應該已經看到，我設想的第一種情況現在已經基本上完整地實現，而大家都看到法國社會是什麼樣的。 我在這裡不想探討這一問題的經濟含義。人們都相信，假如我們呼籲自由貿易，我們僅僅是受一種需求驅使：允許勞動和資本流向最具優勢的地方。就此而言，公共輿論弄錯了，這僅僅是我們相對次要的考慮。貿易保護主義制度使我們痛心疾首、讓我們極度厭惡的是，它否定了法律、正義和財產權；它使本來應該是維護正義和財產的法律，走向了其反面；它敗壞和扭曲了社會賴以存在的前提條件。而我要求你們最認真地考慮的，其實正是這一點。 那麼，什麼是法律，或者起碼來說，法律應當是什麼樣的？其合理的、道德的職能是什麼？難道不就是維護所有權利、各種自由、和種種財產權的嚴格的平衡嗎？不就是使正義在所有這些因素中間占據主導地位嗎？不就是防範和鎮制壓迫和掠奪行徑，不管是什麼人搞的？ 如果有一天，法律本身被授權可以犯下它本來應予懲處的犯罪行徑，如果有一天，法律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走向了自由和財產權的反面，你們難道不會為引入這個世界的那些巨大、激進而可悲的新奇制度而驚駭嗎？ 你們為現代社會所展示的種種症狀而震驚；你們對我們的各種制度和理念中的大混亂而痛心。然而，這不正是你們的原則所致嗎？它扭曲了一切東西，扭曲了理念，也扭曲了制度。 法律不再是被壓迫者的庇護所，而成了壓迫者的武器！法律不再是盾牌，而成了一把劍！法律不再是以其威嚴的指針維持天平的平衡，而成了不可靠的砝碼和扳手！而你們卻竟然還想讓社會秩序井然！ 你們的原則現在已經把下面的話掛在了立法機構的入口處：「不管是誰，只要獲得了影響力，就可以獲得他合法掠奪的份額。」 結果是什麼？每個階層都競相擁擠到立法機構門前大喊：「我也要參與掠奪，我也要！」 二月革命後宣布實施普選權，我曾一度希望，我們終於會聽到一種強大的呼聲了：「都不要再掠奪了。公正對待所有人。」因為這是社會問題的唯一解決之道。然而，事情卻並沒有如我預料的這樣發生；幾個世紀的貿易保護主義宣傳已經嚴重地腐蝕了人們的情感和觀念。 是的，每個階級都根據你們的原則，蜂擁到國民公會前，要求把法律變成自己進行掠奪的工具。人們要求實行累進稅，無息貸款，最低工資制，義務教育，對工業的資本鼓勵，等等。一句話，人人都想靠犧牲他人而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發展。 那麼，他們是根據什麼權威提出這些要求的？依據的正是你們以前的先例；他們用的是誰的詭辯？正是你們宣傳了幾個世紀的那些理論。他們跟你們一樣，也在說要使勞動條件平均化。他們跟你們一樣，也抗議無政府的競爭。跟你們一樣，他們也嘲笑自由放任，也即嘲笑自由。跟你們一樣，他們也說，法律不應當僅僅局限於維護正義，而應當成為瀕於破產的產業幫手，應當保護弱者不受強者欺凌，應當以整個社會為代價保護某些人的利益，等等。一句話，社會主義——或者用迪潘先生 [5] 的話說，掠奪理論——流行起來，發展起來。你們自己造就了這種制度，而現在，你們卻希望政治經濟學教授們跟你們一道，捍衛你們的利益。 你們這些貿易保護主義者儘管那麼精明，儘管已經低聲下氣，炫耀自己無處發揮的慷慨，用充滿感染力的呼籲懇求你們的對手，但這些都沒用，你們無法阻止邏輯自身的力量。 你們無法擋住比洛特先生這樣對立法者說：「你們曾經照顧過某些人，現在你們必須把這種好處給所有人。」 你們無法不讓克雷米厄克斯先生 [6] 對議員們說：「你們以前讓製造商富起來了；現在也得讓無產者富起來。」 你們也沒有理由阻止納多先生 [7] 要求議員們：「你們不能拒絕為受苦階層提供你們曾經向特權階層提供的那些好處。」 你們甚至不能不讓你們的領袖米默勒爾先生對議員說：「我給工人退休基金撥出25000法郎補貼」，也不能阻止他用下面的話來為自己的行動辯護： 「這 不正是我們的立法機構通過那些法律的基本原則嗎？國家應該推動各項事業，承擔科學教育的支出，補貼高雅藝術，扶持劇院，向已經幸運地享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豐富多彩的娛樂消遣、藝術的享受和老年保障，這些不正是你們的理論嗎？——你們把所有這些都給了那些根本就不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的人——你們讓那些一無所有的人為自己根本享受不到的好處掏錢，卻竟然拒絕給予他們任何東西，哪怕是生活必需品？」 「……先生們，我們法國社會，我們的習俗，我們的法律就是這個樣子。國家的干預可以說是無處不在，我們或許會為此而嘆息，因此，除非國家插手，否則，沒有任何東西是穩定的，也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的。正是國家造出了塞夫勒 [8] 瓷器和哥白林掛毯 [9] ，是國家掏錢定期舉辦展覽，展出我們的藝術家和製造商的產品，也是國家向那些飼養牲口和繁殖魚類的人們支付工資。所有這些都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不斷地有新稅種，要所有人交納——你們明白，是所有人。而人們從中得到了什麼直接的好處？你們的瓷器、你們的掛毯、你們的展覽給他們帶來了什麼好處？我會好好地讚賞你們抵制你們所說的過分狂熱狀態，並將這視為一個原則問題，儘管就在昨天，你們還投票同意向亞麻生產提供補貼；我會讚賞這一點的，但必須在你們考慮到這個時代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在你們確鑿地證明你們是不偏不倚之後。我已經從方方面面很公正地揭示了，迄今為止，國家都在更積極地滿足那些養尊處優的階層的需求，而不是照顧那些處境較差的人。如果確係如此，那麼，這種赤裸裸的偏袒必須到此為止了。那麼要實現這一點，是不是就非得取消哥白林掛毯的生產、禁止繼續進行展覽？當然不是，而是要讓窮人直接參與這些利益的分配。」 [10] 人們注意到 ，這裡所列舉的一長串以犧牲所有人為代價而給予少數人的種種優惠中，卻遺漏了一項——關稅優惠。儘管這是合法掠奪最明顯不過的表現形式，這恰恰表現了米默勒爾先生高不可攀的智慧。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他的所有雄辯家，都表現了同樣的保留。可真是太精明了！也許他們希望讓窮人參與這些利益的直接分配，讓他們得到些好處，從而繼續維持嚴重的不公正局面，但他們卻閉口不談這一點。 他們是在自己哄自己。他們真的以為他們通過設置進口壁壘犯下局部掠奪罪行後，其他階層就不會努力通過其他途徑進行普遍的掠奪？ 當然，我知道，你們總是成竹在胸，總有辯詞。你說了： 「法律賦予我們的優惠並不是為了實業家的利益，而是為了整個工業。我們利用這些措施，以犧牲消費者為代價，而使整個市場上供應減少的商品，僅僅是我們手裡有積壓的那種商品。」 「這些關稅保護措施確實使我們富裕了，但我們的財富將使我們可以增加開支，從而可以擴大營業，而我們的利潤則可以像甘露一樣遍撒勞動階層。」 [11] 這就是你們的話，而令我們痛心的是，你們的這種惡劣詭辯已經深入到民眾心中，因而今天，他們正是用你們的這些理論賦予所有法律上的掠奪行動以正當性。受苦階層也說：「我們也通過立法手段來霸占別人的財產吧。那樣，我們的生活也會更舒適更愜意。我們也可以購買更多的小麥、更多的肉、更多的衣服、更多的鐵。我們通過稅收穫得的財富，也可以像甘露，遍灑資本家和地主。」 然而，就像我已經說過的，我今天並不想討論法律上的掠奪的經濟後果。如果貿易保護主義者願意，他們會發現，我們已經詳盡地批駁過所謂的連鎖反應的詭辯 [12] ，這種詭辯可以被人用來賦予所有的偷盜和欺騙行徑以正當性。 此處，我們僅僅考察通過立法手段剝奪交易自由的政治和道德後果。 我想說的是，已經到了弄清法律是什麼、應當是什麼的時候了。 如果你們使法律成為所有公民的自由和財產權的保障，如果法律就是公民個人正當自衛權的組織化，那麼，你們就會在正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合理、簡樸而經濟的政府。它可以為每個人理解，受每個人愛戴，得到所有人支持，被授予十分明確而極為有限的責任，被賦予牢不可破的凝聚力。 相反，如果你們使法律成了個別人或階層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進行掠奪的工具，那麼，每個人都會竭力去操縱法律，每個人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縱法律。立法機構的門前肯定會人頭攢動，而立法機構內部也必然充滿無窮無盡的鬥爭。人們的精神將會陷入混亂，一切倫理都將毀滅。特殊利益的鼓吹者中間暴力頻仍，選舉戰將愈演愈烈，大家互相咒罵、揭醜、諷刺，毫不掩飾彼此的憎恨。公共警察力量將被用來干那些不公正的掠奪勾當，而它本來是應當防範這種行徑的。所有人心中不再有對、錯之分了。因為所有人的良心中已沒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了。政府將承擔起維持所有人生存的重任，並將被這一重任壓垮。將會出現政治動盪，出現毫無意義的革命，出現墮落。由此，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乘虛而入了。這是扭曲法律所不能不導致的必然災禍。 因此，你們貿易保護主義者利用法律壓制貿易自由、也壓制財產權的時候，就為所有這些災難敞開了大門。不要大嗓門咒罵社會主義，它正是你們幫忙建立起來的；也不要嫌共產主義不好，它也是你們幫忙建起來的。現在，你們要我們這些經濟學家為你們搞出某種理論，站在你們一邊，為你們辯護。不，謝謝。你們自己干吧。 [13] * 作者三年前曾表達過這樣的看法，見發表於1847年11月28日LeLibrechange上的文章。他回應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工業觀察報》（the Moniteurindustriel）說： 請讀者原諒我們，我們可能要當一會兒詭辯家。我們的對手迫使我們不得不戴上博學之士的方帽長袍，而由於他提到我們時總愛說「博士」，那麼我們這麼做就更有正當性了。 一樁不合法的行動總是不道德的，就因為它違反了法律；但是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它本身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位泥瓦匠（我們請求我們的朋友們能夠對這樣的小事予以關注）在辛苦勞作了一天後，用他的收入去交換一件比利時衣服，他並不算干下了本質上不道德的事。這樁行動本身並不是不道德的；但它卻是違法的。證據就在於，如果有機會被修改，就沒有人會認為這種交換有什麼不對。在瑞士，它就絕不是不道德的。因此，本身不道德的事情，在不管什麼地方、什麼時間都應該是不道德的。《工業觀察報》難道會主張一個人的行為是否道德要取決於時間、地點？ 由於存在著不合乎道德的非法行動，因而也存在非法的不合乎道德的行為。如果我們的朋友們篡改我們的話，要從中找出本身並不具有的含義；如果某些人，私下宣稱自己熱愛自由，寫文章和投票表決時卻反對它；如果一個奴隸主鞭打奴隸讓他幹活；這種種行徑可能沒有觸犯法律條文，但每個人的良心都難以接受。我們對貿易施加限制，正是屬於這類行為的範疇，也是最聲名狼藉的。假設某位法國人對另一個法國人說：「我禁止你購買比利時布料，因為我想要強迫你到我的店鋪。這可能讓你覺得難受，但我卻很受用;你可能會損失4法郎，但我卻可以得到兩法郎，而這對我來說就足夠了。」我們會說，這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他是利用自己的暴力冒險這麼幹，即是訴諸法律手段，都不能改變這種行為的性質。就其性質而言，它是不道德的，從本質上就是不道德的。在一萬年前它就是不道德的，在南極、北極它也是不道德的，在月球上它同樣是不道德的，因為不管《工業觀察報》怎麼說，法律不可能把壞事變成好事，儘管法律可以一直幹這種壞事。 事實上，我們會毫不遲疑地說：法律的共謀只能增加這種事情的不道德性。如果法律沒有攙和，如果，舉個例子，製造商自己僱人去實施他所構想的貿易限制，那麼，《工業觀察報》自己也會為這種不道德行為震驚。但是現在，看看發生了什麼。由於這位製造商找到了不給自己增添麻煩的捷徑，也即讓公共警察力量為我所用，把壓迫的一部分成本轉嫁給被壓迫者，不道德的事情搖身一變成了善事了！ 確實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那些因此而受壓迫的人們設想，這樣的法律也可以為我所用，也有可能這種壓迫正是來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都犯的同樣的錯誤。這種錯誤將賦予他們的目的以正當性，使那些本來被認為可惡的行為具有正當性。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會批准這樣的法律。我們只能遵從它，我們不會跟其唱對台戲。但是，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們對多數說：在我們看來，這是錯誤的。——法文版編者注。 * * * [1] 1850年4月27日，在經過一番非常有趣的討論之後（發表在the Moniteur上），製造業、農業和商業總委員會通過了下面的決議： 「由政府支薪的教授不應當僅僅根據自由貿易的理論觀點教授政治經濟學。他也應該，並且尤其要從法國工業的實情和管理法國工業之法律的立場上教授政治經濟學。」 針對這一決議，巴斯夏寫了本文, 最初發表在1850年5月15日的the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法文版編者注 [2] Denis Benoiît d'Azy（1796—1880），法國政客，路易·菲力普時代的議員，1849年任立法公會副主席。他是一位頑固的保守分子和貿易保護主義者。作為一位金融家和鐵路管理人，他對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英譯者注 [3] 巴斯夏本文所引的幾句話中有一句出自Beaumarchais的《塞維利的理髮師》。此處，很顯然是他根據記憶大致引用的，因為這些話出自護衛Bartolo之口，而不是樂師說的。——英譯者注 [4]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Introd., pp. 17and 24. [5] Charles Dupin，法國著名工程師、經濟學家和政客。參見本書 第25頁注[1] 。——中譯者注 [6] AdolpheIsaac Morse Crémieux（1796—1880），是當時著名的猶太人，1842年到1848年當選議員。作為一位穩健派，他參加了1848年的革命政府，1870—1871年任司法部長。他呼籲賦予阿爾及利亞猶太人以投票權，並創建了the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第二帝國時期，他由於一度反對拿破崙三世而被投入監獄。1875年當選參議員以迄去世。——英譯者注 [7] Martin Nadaud（1815—1898），法國政客，空想共產主義者卡貝的追隨者。1849年當選為立法公會議員，曾被拿破崙流放，1870年返回巴黎，其後多次當選議員。——英譯者注 [8] Sèvres，法國北部城市（在巴黎西南）。——中譯者注 [9] Gobelin tapestries, 法國巴黎哥白林掛毯廠生產的掛毯。——中譯者注 [10] Moniteur of April 28，1850。——法文版編者注 [11] Moniteur of April 28. See the opinion of M.Devinck。——法文版編者注 [12] 指《經濟學的詭辯》第一卷第12章和第二卷第4、第13章中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批駁。——法文版編者注 [13] 這篇回應貿易保護主義者的文章，是作者離開蘭德斯省時所寫，簡明地闡述了自己對於立法問題的看法，寫完之後，他覺得有必要更全面地予以論述，於是，幾天後，在Mugren短暫停留的幾天中，他撰寫了《法律》（本書第二章）——法文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