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法律與政府 · 第一章 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 [1]

在經濟領域，一個行動、一種習慣、一項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會產生不止一種效果，而是會帶來一系列後果。在這些後果中，有些是當時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發生之後立刻就出現了，人們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後果則得過一段時間才能表現出來，它們總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們能夠預知它們，我們就很幸運了。 一個好經濟學家與一個壞經濟學家之間的區別就只有一點：壞經濟學家僅僅局限於看到可以看得見的後果，好經濟學家卻能同時考慮可以看得見的後果和那些只能推測到的後果。這種區別可太大了，因為一般情況都是，當時的後果看起來很不錯，而後續的結果卻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於是，事情經常就是，壞經濟學家總是為了追求一些當下的好處而不管隨之而來的巨大的壞處，好經濟學家卻寧願冒當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來的較大的收益。 當然，無論在衛生和道德領域都存在同樣的現象。通常，一種當時讓人覺得舒坦的好習慣，後來總是帶來痛苦，比如，生活放蕩、懶惰、揮霍浪費。一個人如果僅僅注意到一種習慣的可以看得見的後果，而沒有洞悉那些當時看不到的後果，他就會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這樣做，不僅僅是天生的嗜好，也自以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這說明了人必然要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當他還在搖籃中時，處於無知之中，他就根據行動的當下的後果調整自己的行動，在他年幼時，也只能看到這種後果。只有在經過較長時間後，他才知道還應該考慮其他後果 [2] 。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導師教會他認識到這一點：經驗和遠見。經驗有效而殘酷地教育了他。我們的深切感受教導我們了解一個行動的所有後果：火如果燒到我們自己，從這一感受中，我們最終必然認識到，火在燃燒。不過，我還是想儘可能地用一個更溫和的導師即遠見替代這位過於粗暴的導師。為此，我將研究幾個經濟現象的各種後果，把看得見的後果與看不見的後果進行一番對比。 1. 破窗理論 你是否見過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好人」先生 [3] 生氣的樣子？當時，他那粗心的兒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戶玻璃。如果你置身於這樣的場合，你恐怕會看到這樣的情景，圍觀者，哪怕有三五十個人，都會異口同聲如此這般地安慰這位不幸的店主：「不論發生什麼不幸的事，天下總有人會得到好處。人人都得過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幹什麼呀。」 現在，這種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經形成為一種理論，我們將用這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一理論。我們會發現，很不幸，就是這樣的理論在指導著我們絕大多數的經濟制度。 假定這塊玻璃值6法郎，你就會說，這個事故給玻璃工帶來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個法郎的生意——這我承認，我絕不會說這不對。你的話很有道理。這位玻璃工趕來，履行自己的職責，然後拿到6個法郎，在手裡掂量掂量，而心裡則感激那個莽撞的孩子。這些都是我們能夠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據此推論，得出結論——人們確實常常得出這樣的結論——說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說這能使資金周轉，說由此可以導致整個工業的發展，那就容我大喝一聲：絕不會有這種好事！你的理論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沒有考慮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於我們的這位店主在這件事上花了6個法郎，他就不能用這6法郎辦別的事了。你沒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修補這扇窗戶，那麼，或許就可以換掉自己的舊鞋，或者給自己的書架上再添一本新書。簡而言之，如果沒有發生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這6法郎干別的事。 下面讓我們把工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看這一事故對它的影響。現在窗戶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6個法郎，這是我們已經看到的。如果窗戶沒有破，鞋匠（或別的什麼人）就會增加6個法郎的營業額，這是我們看不見的。 而如果在看得見的一面之外——這是積極的事實，也考慮一下看不見的一面——這是消極的事實，那麼，我們就會明白，不管窗戶是打破還是完好，對整個工業，乃至全國的就業，都沒有好處。 現在，讓我們站在詹姆斯·好人先生的角度考慮一下。第一種情況，如果窗戶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麼，他從窗戶中得到的享受，既不會比從前少，但也不會比從前多。第二種情況，假如窗戶沒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這6個法郎去買鞋，於是，他在繼續享用窗戶的同時，還可以得到一雙鞋。而由於詹姆斯·好人先生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必然可以得出結論，綜合起來考慮，對享用和勞動進行一下估計，那麼，我們已經喪失了被打破的窗戶的價值。 作一個概括，我們可以從中得出這麼一個出人意料的結論：「有些東西被毫無意義地毀滅，社會損失了某些價值。」我們必然會同意這麼一個令貿易保護主義者毛骨悚然的公理：「破壞、損壞和浪費，並不能增加國民就業」，或者更簡單地說，「破壞並不是有利可圖的」。 《工業觀察報》 [4] 對此會有何看法？或者令人尊敬的查曼斯先生 [5] 的弟子們，你們對此還有何話說？你們的老師曾經那麼精確地計算過，如果燒毀巴黎，那將有那麼多房子要重建，會帶來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擾了人家很有獨創性的計算，尤其是因為這種精神已經滲透到我們的立法中。不過我還是請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見的一面放到一邊，考慮一下那些看不見的一面。 讀者在進行觀察時，必須謹記，在我講的那個小故事中，並非只有當事的兩個人，還有第三個人隱藏在幕後，我請他對此予以關注。一方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他代表著消費者，他本來可以有兩樣享受，但由於一個破壞行為，現在只能享受一樣。代表另一方出場的是玻璃工，表示生產者，他張開雙臂歡迎窗戶打碎的事故。第三方則是鞋匠（或者別的行當的商人），他的勞動卻由於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樣大小的損失。這第三個人一直藏在陰影中，使我們一直沒有留意到，但他卻是這一問題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們揭示了我們從破壞行動中能得到利潤的想法是多麼地荒唐。正是他，馬上就可以教導我們，以為從限制貿易中能夠得到多少好處的想法，其實更荒唐。畢竟，所有的破壞性行為中，再也沒有比這更荒唐的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為貿易限制辯護的論證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實就只是老百姓的這句話：如果沒有人打破窗戶，玻璃工幹什麼去呀。 2.軍隊復員 一個國家跟一個人差不多。如果一個人想讓自己舒服一些，他就得弄清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對一個國家來說，獲得安全保障可以說是最大的幸福。如果為了獲得這種保障，必須動員十萬人，花費一億法郎，那我就無話可說了。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來換取的一種享受。 對於我想就這個問題發表的看法，請大家不要有誤會。 一位議員提出要復員十萬軍人，這將減輕納稅人一億法郎的稅負。假定有人現在對他的提議作出反應：「這十萬人和這一億法郎是維護我們的安全所不可或缺的，這的確是某種代價，但是如果不付出這些代價，法國就會陷入內亂，或者可能會遭外敵入侵。」在這裡，我不想反駁這種看法，這種看法在不同的場合，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不過，至少從理論上說，卻不算經濟學上的胡言亂語。真正的胡言亂語是說，這種代價本身就體現了某種收益，因為它能給有些人帶來好處。 如果我沒有弄錯，提出這一復員議案的人剛從講台上走下來，就有一位雄辯家衝上去，開始講起來： 裁撤十萬人！你在想什麼？他們會成為什麼樣子？他們靠什麼生活？他們從哪兒搞到收入？你難道不知道現在到處都有失業現象嗎？所有的職位都有很多人等著想干？難道你想把他們扔進市場，加劇競爭，壓低工資水平？如果最後他們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存，不得不由國家來供養這十萬人，又有什麼好？再考慮一下軍隊所消費的酒、服裝和武器，這些讓很多工廠和駐軍城鎮有生意可做，對於無數供應商來說，這可是飛來的橫財啊。想想你的那種想法可能讓這麼多工廠關門大吉，你就無動於衷嗎？ 從這番講話中我們弄清楚了，他之所以贊同維持十萬兵員，並不是因為國家需要這麼多人在軍隊中服役，而是由於經濟理由。我下面要駁斥的正是這些說法。 納稅人花上一億法郎，不光能使十萬將士自己過得不錯，這一億法郎也能讓他們的供應商過上好日子：這些是看得見的。 但是，來自納稅人口袋的這一億法郎，就不能用於這些納稅人和他們的供貨商的生計了，數額也是一億法郎。這是看不見的。算一算，想一想，然後你說說，對於全部國民來說，好處在哪兒？ 我本人則會告訴你我們在哪兒蒙受了損失。為了讓事情容易理解，下面我不說十萬人和一億法郎，我們就說說一個人和一千法郎吧。 假定這兒有個A村莊，徵兵官到處轉悠，徵召到一個人。稅務官也同樣在村里轉了一圈，徵到一千法郎的稅款。這個人和這筆錢都被押送到東北部的梅斯城，這個人在這裡可以過上一年跟以前不一樣的生活，什麼也不用干。如果你只注意梅斯——是的，你確實已經看了幾百遍了——你覺得這樣可真不錯，有利可圖啊。但是，如果你回頭再看看A村莊，那麼，除非你是個瞎子，否則，你就會看到，這個村莊損失了一個勞動力，也損失了可以作為他的勞動報酬的一千法郎，也損失了他細水長流地花這一千法郎所能帶來的生意。 乍一看，這些損失似乎已經彌補上了。本來應該在村莊裡發生的事現在搬到了梅斯。村莊裡的人、錢，仍然好好地在梅斯呢，似乎什麼也沒有喪失。在那個村莊中，他是一個土裡刨食、辛苦勞動的人，是個勞動人民；而在梅斯，他成了位士兵，他的生活整天就是「向右看齊！」、「向左看齊！」而已。在兩個地方，金錢的使用和循環是一樣的。然而在一個地方，有某個人每年三百天都在從事生產性勞動；而在另一個地方，他每年三百天卻是在乾沒有收益的事。當然，我們這是假設，對於公共安全來說，軍隊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現在，要遣散這些軍隊了。你跟我說，市場上突然增加了十萬工人，會加劇競爭壓力，從而抑制工資水平。這是你所看到的。 不過，還有你沒有看到的一面。你沒有看到，把十萬士兵遣散回家，並不是把一億法郎給弄沒了，而是把它歸還給納稅人了。你沒有看到的是，用這種辦法把十萬工人扔進市場的同時，也把一億法郎投入到市場中用以支付他們的勞動；因而，在增加勞動力供應的同時，勞動力的需求也等量增加了，據此，可以得出結論，你說工資將被壓低，僅僅是幻覺而已。你沒有看到，在遣散之前和遣散之後，與十萬人配套的都有一億法郎，而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在遣散之前，國家把一億法郎給那十萬人，他們卻什麼也不干；而在遣散之後，這一億法郎卻可以讓十萬人工作。最後一點，你也沒有看到，納稅人交出自己的錢，不管是給一位士兵，結果什麼也得不到，還是給一位工人，換取某種產品或服務，在這兩種情況下，這些金錢周轉的比較長遠的後果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在第二種情況下，這位納稅人能夠得到某種東西，而在第一種情況下，他什麼也得不到。結論就是，對於國家來說，維持沒有用處的軍隊是淨損失。 我在這裡批判的這種詭辯，不可能經受住將其推論到極致的考驗，而這是所有理論原則的試金石。不妨考慮一下，如果擴大軍隊規模能夠有利於國家，那麼，幹嗎不徵召本國所有的男人都穿上制服呢？ 3. 賦稅 你是否曾經聽什麼人說過：「納稅是最好的投資；它們是生命的甘露。想想吧，賦稅讓多少家庭得以維持生存，然後再想像一下它們對工業的間接影響，它們的好處可真是無窮無盡，就像生活本身一樣無邊無際。」 為了駁斥這種說法，我不得不重複前面的論證。政治經濟學非常清楚，它的論點並不怎麼有趣，以至於隨便什麼人都能說三道四；重複則是最讓人高興的。因此，跟Basile [6] 一樣，政治經濟學也為自己的應用「準備」了好幾個諺語，可以肯定，在它看來，教育就是重複。 政府官員花銷他們的薪水所享受的好處是可以看得見的，這些錢給他們的供應商帶來的好處也是可以看得見的。就你那有限的視野而言，那些話是正確的。但是，希望減輕稅收負擔的納稅人的不幸，你卻沒有看見；供應他們必需品的那些商人由此而遭受的損失，你就更看不見了。儘管這些事實是明擺著的，完全可以從理智上認識到。 假如一位政府官員自己多花了100蘇（法國過去的一種貨幣單位，20蘇等於1法郎。——譯者注），這就意味著，納稅人自己就要少花100蘇。政府官員的花費是看得見的，因為這種事情已經發生了，而納稅人那邊的情況卻是看不見的，因為，唉，他沒辦法再花那筆錢了。 你把國家比喻成一塊炎熱乾旱的土地，而賦稅就是救命的及時雨，的確如此。不過，你也應該問問自己，這場及時雨是從哪兒來的，這場及時雨是不是從潮濕的地方吸上來從而使這個地方也變得乾涸了？ 你應該再進一步問問自己，這塊土壤從這場及時雨中得到的寶貴的雨水，是不是比它由於蒸發而損失的水分要多？ 完全可以確定的一點是，當詹姆斯·好人先生掏出100蘇給稅務官時，他什麼回報也沒有得到。後來，當一位政府官員在消費100蘇的時候，又把它還給詹姆斯·好人先生，以換取他所需要的同等價值的小麥或者服務。最終的結果是詹姆斯·好人先生損失了5個法郎。 政府官員確實——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幾乎總是——能夠向詹姆斯·好人先生提供等值的服務，補償他交納的那筆稅款。如果是這樣，那麼，雙方就都沒有損失。這僅僅是一種交換關係。因此，我上面的論點一點都不涉及官員的那些有用的功能。我想說的是：如果你想創造一個政府職位，那麼，就請先證明它的用處何在。向詹姆斯·好人先生證明，他付出那筆錢是物有所值，他能得到它所提供的等值的服務。而除了這些內在的固有效益之外，不要再像支持創建新的官僚機構的人士那樣，說什麼這些機構可以為官僚本身、為他的家人、為那些供應他們日常用品的商人帶來多大好處；也不要說這能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把100蘇給某位政府官員並得到了真正有用的服務，那麼，這種情況就跟他把100蘇給某位鞋匠從而換到一雙鞋一模一樣。這是一種買賣交換關係，其結果對雙方都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交出100蘇給政府官員，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服務，甚至給自己帶來了麻煩，那麼，這就相當於他把自己的錢給了個盜賊。說政府官員花費的這100蘇會給我們國家的工業生產帶來多大的好處，這種說法毫無意義；比起政府官員來說，盜賊也可以用這些錢做更多的事，詹姆斯·好人先生如果沒有倒霉地碰上這兩位非法的或合法的寄生蟲，也完全可以給這筆錢派上更多用場。 因此，我們一定不能僅僅根據看得見的方面就作出判斷，而要習慣於根據看不見的方面進行評價。 去年我還在議會財政委員會，因為當時反對黨的成員還沒有被人從制憲國民大會中全部給轟出來。當時，制憲者們的行為還算很明智。我們曾經聽梯也爾先生 [7] 說：「我畢生都在跟那些保王黨人和教會黨人作鬥爭，但自從我們都面臨共同的危險以來，我開始了解他們，我們也經常在一起面對面談話，我發現，他們並不是以前想像中的怪物。」 是的，如果雙方不能經常接觸，那麼，敵意就會被誇大，而仇恨就會越來越強；如果多數派能夠允許少數派成員進入各個委員會的圈子，那麼，也許雙方都會認識到，他們的理念之間的差異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大，而最重要的是認識到，他們的意圖並不像想像的那樣不正當。 這種情況並非不可能，去年我就在財政委員會。每次，我們的同事一說到要把共和國總統、內閣部長、駐外大使的工資固定在一個比較適中的水平上時，就會有人對他說： 為了得到良好的服務，我們必須讓某些官員能夠置身於某種聲望和尊嚴的氣氛中。這是吸引這些人士奉獻他們的才智的辦法。無數不幸的人都有求於共和國總統，而如果他總是不得不拒絕幫助他們，他就會處於痛苦之中。各部委和駐外使館某種程度的奢華，正是憲政政府正常運轉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此等等。 不管這樣的說法是否值得商榷，但總是值得嚴肅對待的。不管他的想法是對是錯，這樣的說法總是基於公共利益的；而就我本人而言，我可以比我們的很多反對這種說法的人士給出更有說服力的論證，這些反對者不過是被狹隘吝嗇和嫉妒心理所驅使罷了。 但真正觸動我的經濟學家良知，讓我為我的祖國的知識聲譽感到羞愧的是，他們從這些論點繼續發揮（他們總是忍不住繼續發揮一番），最後提出下面這種荒唐的陳詞濫調（卻總是有人樂於接受）： 除此之外，政府高官的奢華生活也可以促進藝術、工業和就業。國家首腦和他的內閣部長們如果不能舉行歡宴盛會，就無法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到政治中去。降低他們的工資，就必然使巴黎的經濟成為無源之水，從而也使整個國家的經濟陷入蕭條。 看在上帝的份兒上，先生們，您至少得尊重算術吧，別不知羞恥地跑到國民制憲大會上說，一個數字加另一個數字的總和，會由於是用這個加那個還是用那個加這個而有所不同，還怪人家不支持你。 那麼，好吧，假設我正準備找個工人來幫我在我的田裡挖一條溝，為此我準備出100蘇。就在我跟工人快要談妥時，稅務官跑來，拿走了我的100蘇，經過一系列的程序，最後這100蘇到了內政部長手裡。我跟工人的生意沒法做了，而部長大人的晚宴上多了一道菜。你是根據什麼竟然可以斷言，這位官員的支出增加了全國的經濟總量？你難道不明白，這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消費和勞動的轉移？一位內閣部長的餐桌的確更加豐盛了，這沒錯，但相應地，一位農民的田裡的排水卻不暢通了，這同樣是千真萬確的。我承認，巴黎的某位包辦宴會者能拿到100蘇了，但你也得承認，外省的某個挖溝工人也少掙了5個法郎。對此我們所能說的就是：官員的餐桌和心滿意足的包辦宴會者是看得見的，而讓雨水淹了的田地和挖溝工人沒活可干就是看不見的了。 上帝啊，在政治經濟學中要證明2加2等於4竟是這麼地艱難！而如果你竟然證明了這一點，有人肯定會大喊起來：「這本來就很簡單嘛，誰不明白？你煩不煩啊？」然而，在他們投票的時候，卻仿佛你從來就沒有證明過任何東西一樣，他們該怎麼來還是怎麼來。 4. 劇院與高雅藝術——國家應該補貼藝術嗎？ 關於這一問題，正反雙方都能說出一大堆理由。 有些人會說，藝術可以擴大民族的視野，提升民族的精神水平，並使民族的心靈富有詩意，為此，國家應該扶持藝術。這些人說，藝術可以將本民族從物慾的沉迷中解救出來，可以使本民族對優美的東西有一種渴望，因而也可以對她的行為方式、對她的習俗、她的道德甚至還有她的經濟產生有益的作用。他們會問，如果沒有義大利劇院（Théatre-Italien）和音樂學院，那麼，法國的音樂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沒有法蘭西劇院（Théatre-Franais），法國的戲劇藝術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沒有我們的畫廊和博物館，我們的繪畫和雕塑藝術會是什麼樣？人們甚至可能更進一步指出，如果沒有對高雅藝術的集中管理（centralization）和補貼，那麼，是否能夠發展出這種高雅的趣味？這是法國人的心血所取得、並奉獻給整個世界的高貴的成就。面對這麼高尚的成就，放棄這種補貼，難道不是最輕率的行為嗎？這種補貼分攤到每個公民身上，根本就沒有多少，而歸根到底，藝術的成就可以讓我們在整個歐洲人面前覺得自豪和光榮。 這種種理由，我得承認當然是很雄辯的，不過，我們也可以給出很多同樣雄辯的駁斥。首先，我們可以說，存在著一個分配性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問題。立法者的權力是否大到可以使他研究藝術家的工資水平問題，從而對藝術家的利潤給予補貼？拉馬丁 [8] 曾說過：「如果你取消對劇院的補貼，那麼，你在這條路上要走多遠？按你的邏輯，你是不是也要關閉大學各個系科、關閉博物館、研究所和圖書室？」對此，人們可以這樣回應：如果你想補貼所有美好而有用的事業，那什麼時候才是盡頭？按你的邏輯，是不是也應該為農業、為工業、為商業、為教育同樣撥出王室專款？而且，你怎麼就那麼確定，補貼就一定有利於藝術的進步？這是一個遠沒有答案的問題，而我們親眼看到，那些繁榮興隆的劇院恰恰是那些靠自己的努力維持生存的劇院。最後，如果從更深層次進行考慮，我們就會看到，需求和欲望是此消彼長的，要讓全國的財富滿足這些需求和欲望，那麼，必然是越高級的欲望占的比例就越小；政府決不能多管閒事干預這一過程，因為不管現在全國的財富有多少，通過稅收來刺激奢侈品產業，都不可能不傷害基礎產業，從而必然會逆轉自然的文明進程。人們也會指出，人為地擾亂需求、趣味、勞動和人口之間的相應比例，將把國家置於一種不穩定而危險的境地，使之喪失穩固的基礎。 這是反對國家干預某種秩序的人士提出的一些理由，在這種秩序中，民眾相信他們應該自己滿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因而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我坦白承認，我也認為選擇和刺激應該來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來自民眾而不是立法者，而與之相反的理論，在我看來，將導致自由和人的尊嚴的毀滅。 然而，你知道人們現在是怎麼根據錯誤而不公正的推測而罵經濟學家的嗎？如果我們反對補貼，人們就指責我們反對要進行補貼的這一藝術活動本身，我們被看成所有這些藝術活動的敵人，原因僅僅是，我們想讓這些藝術活動成為人們的自願活動，應該自己去尋找恰當的報酬。因此，當我們要求國家不要用稅款干預宗教事務時，我們就被人看成是無神論者；如果我們要求國家不要用稅款干預教育，那麼，我們就被人看成是憎恨啟蒙；如果我們說國家不應該通過稅款人為地虛增某塊土地或某個工業部門的價值，我們就成為財產權和勞工的敵人；如果我們認為國家不應該補貼藝術家，在某些人眼裡，我們就成了主張藝術無用的野蠻人。 我決不能同意上面的這些推測。我們決不會荒唐到想取消宗教、教育、財產權、勞工和藝術的地步；我們要求國家保障所有這些人的活動自由發展，但不應該用別人的錢來供養他們；恰恰相反，我們相信，所有這些至關重要的社會活動都應該在自由的氣氛中協調地發展，不管是哪一類活動，都不應該成為麻煩、弊端、暴政和混亂的根源，而這種狀況今天恰恰所在多有。 我們的論敵則相信，一項活動，如果不給予補貼或者不加以管制，就等於取締該活動。我們認為恰恰相反。他們所信任的是立法者，而不是普通人。而我們信任的是普通人而不是立法者。 於是，拉馬丁先生說了：「根據這項原則，我們恐怕就不得不取消能夠給這個國家帶來財富和榮譽的公共博覽會。」 對拉馬丁先生，我的回答是：按照你的觀點，不予以補貼就是取締，因為你是從下面的前提出發的：除非依靠國家，否則，任何東西都不能存在；據此你得出結論，如果不用稅款來支撐，任何事情都辦不成。但是，我會就你說的事舉一個恰恰相反的例子：我要告訴你，迄今為止最大、最壯觀的博覽會，就是現在倫敦正在籌備的博覽會 [9] ，這個博覽會乃是建立在最自由、也最普遍的理念基礎上的，我想就是用「人道主義」這個詞，在這裡也並不算誇張，而正是這個博覽會，政府卻一點都沒有插手，也沒有一點稅款補貼。 回頭再來看看高雅藝術吧，我想重複一遍，人們可以提出很充分的理由來贊成或反對補貼制度。而讀者當然明白，為了與本文的具體目的保持一致，我無須再陳述這些理由，或者在兩種立場中間進行選擇。 但是拉馬丁先生提出的一個論證，卻是我不能假裝沒有看到、坐視不理的，因為他的論證正好就落在我的經濟學研究的範圍之內。他說：「劇院的經濟問題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業。這種職業的性質就不用多說了；它跟別的任何行業一樣，在創造就業機會方面也是很有潛力很管用的。你們都知道，劇院的工資支撐著不少於8000名各式各樣的人的生活——美工、磚瓦匠、裝潢、服裝道具、建築師等等，他們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他們的產業的產值占我們首都的1/4強，他們應該有資格獲得你們的同情！」 你們的同情？翻譯過來就是：你們的補貼。 還有呢：「巴黎的賞心樂事為外省各部門提供了就業機會和消費品，富人的奢侈是整個共和國靠複雜的劇院經濟為生的20萬各行各業工人的工資和麵包之所在，他們都通過這些高雅的活動獲得報酬，而這些高雅的活動使得法國的形象光輝燦爛，正是這些高雅的活動使他們得以維持自己的生計並給他們的家人和孩子提供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你們撥付的這6萬法郎，正是為了這一目的。」（好啊！好啊！熱烈的鼓掌。） 而從我的角度看，我不得不說：糟透了！糟透了！當然，我的這一判斷僅僅是針對拉馬丁先生的經濟觀點。 是的，我們現在討論的這6萬法郎至少有一部分會到達劇院員工的手中。肯定有不少會在路上就被人截留。如果仔細地進行追究，我們甚至可能會發現，餡兒餅的大部分都落入了別人的手中。如果竟然有一些碎渣留給他們，實在就是他們的福氣！不過現在我倒願意假設，全部的補貼都能送到美工、裝潢、服裝道具、髮型師等人士的手中。這些是看得見的。 然而，這些補貼是從哪兒來的？這是硬幣的另一面，考察這一面跟考察它的正面一樣重要。這6萬法郎是從哪兒蹦出來的？假如某次議會投票沒有搶先一步讓這筆錢從市政廳流向塞納河左岸 [10] ，那麼這筆錢會流向什麼地方？這則是看不見的。 確實，沒有誰會說，議會的投票活動能讓這筆錢從投票箱中自己孵出來；沒有人敢說這筆錢是對國民財富的一個淨增加；也沒有人敢說，如果沒有這奇蹟般的投票，這6萬法郎就仍然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我們恐怕得承認，議會投票時的多數派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來決定，從某個地方拿出這筆錢，然後把它派送到別的地方，這筆錢只有從一個地方轉移出來，才能被送到其要去的另一個地方。 這就是事情的真相。很清楚，納稅人一旦交出一個法郎後，就再也不能使用那一個法郎了；很清楚，他被剝奪了那一個法郎所能帶來的享受，而本來準備滿足他這一個法郎之享受的工人，不管他是誰，就都得不到這一個法郎的收入了。 因此，我們千萬不要有那種天真幼稚的幻想，以為5月16日的投票真的憑空增加了國民財富和就業機會。它只不過是重新分配了財富，重新分配了工資，如此而已。 是不是有人會說，它所補貼的那種能給人滿足的事物和那種職業，是一種更急需、更道德或者更合理的東西或職業？對此我無話可說。我要說的是：你拿走納稅人的6萬法郎，提高了歌唱家、髮型師、裝潢工和服裝師的收入，那麼，莊稼漢、挖溝工、木匠、鐵匠的收入就相應減少了同等數量。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前一個階層就比別的階層更重要，拉馬丁先生也並沒有這樣說。用他自己的話說，跟其他行業相比，劇院的工作是一樣地有效率，一樣地有成效，而不是更多。然而，這種說法似乎值得商榷，因為劇院行業沒有比別的行業更有效率的最好的證據就是，它竟然呼籲別的行業補貼它！ 不過，對不同職業內在價值和優點的這種比較，並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我在這裡竭力證明的只是，拉馬丁先生及那些為他的說法鼓過掌的人士，假如已經看到了那些向演員們提供必需品的商人們所獲得的收益，那麼，他們也應該看到另一面，看到那些供應納稅人必需品的人們所蒙受的收入損失。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就難免被人譏笑為把某種重新分配錯當成了某種淨收益。如果他們的理論講究邏輯性，那麼，他們就應該要求對所有東西給予補貼；因為在一個法郎或6萬法郎身上應驗的東西，放在10億法郎身上，也不應該失靈吧。 先生們，如果涉及稅款的問題，我們可以用某些理由來證明它是有用的，但千萬不要用下面這種拙劣的說法：「公共支出能使勞動階級維持生存。」這種說法的錯誤之處在於它掩蓋了一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了解的事實：即公共支出無非是私人投資的一種替代而已，其結果也許會很有力地支持一位工人替代另一位工人，卻不會讓作為一個整體的工人階級的總體收入增加一丁點。你們的看法很時髦，但十分荒唐，因為你們的推理過程是不正確的。 5. 公共工程 當國家確信在某個行業創辦一個大企業會為社會帶來好處後，就用從民眾那兒徵收上來的資金創辦這樣的一家企業，天下再也沒有比這更自然的事了。不過，當我聽到有人竟然用這樣的經濟學謬論——「除此之外，這種企業還是為工人創造就業機會的一條辦法」——來為這種事情辯護時，我承認，我立刻火冒三丈。 國家開通一條公路，建築一座宮殿，修繕一條街道，挖掘一條運河……這些工程確實可以為某些工人帶來就業機會。這是可以看得見的。但這種做法也剝奪了另一些工人的就業機會，這是不大容易看得見的。 假定正在修築一條公路。有一千名工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並掙得自己的那份工資；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如果政府不準備開闢這條道路，如果議會沒有投票為其建設撥出資金，這些善良勤勞的工人就幹不了這份工作，也拿不到這些收入；這一點也是確定無疑的。 但這就是事情的全部嗎？再全面地考慮一下，整個過程中是否還有點別的什麼事情我們沒有注意到？當迪潘先生 [11] 以莊嚴的語言宣布：「議會已經決定……」的時刻，那幾百萬法郎難道真的像不可思議的月光一樣，自然而然地就灑落進富爾德先生 [12] 和比諾先生 [13] 的保險箱中？為了完成這一過程，國家除了花錢之外，難道不得組織人徵集這筆資金？難道不得先派稅務官到全國各地徵稅，納稅人個個不都得作貢獻？ 因此，必須從兩個方面來研究這一問題。一方面要注意到，國家要用議會撥付的幾百萬法郎干某些事情，同時也不能忽視，納稅人本來可以用這幾百萬做什麼事情——而現在再也不能幹這些事情了。因此，你明白了，公共企業是一枚有兩面的硬幣。一面畫的是一位忙碌工作的工人，這幅圖案是看得見的；另一面畫的則是一位失業的工人，這幅圖案卻是看不見的。 把我在本文中批判的詭辯運用到公共工程中，就更為危險，因為這種詭辯就是在為最愚蠢的浪費事業進行辯護。如果一條鐵路或一座橋樑真的有用，那麼，還可以根據這一事實來論證它所帶來的種種好處。而如果這些公共工程並沒有多大用處，那些人會怎麼做呢？他們一般都會搬出下面的胡言亂語：「我們要替工人們創造就業機會。」 從有人先是下令修建戰神兵營（the Champ-de-Mars） [14] 後來又下令廢棄不用這樣的事實中，我們就能看出這種意思。據說，偉大的拿破崙在下令挖開一條溝然後又填上之時，也自豪地認為，自己在干一件很有博愛精神的事業。他也曾說過，「這樣做有什麼效果呢？我們就是想讓財富流入到勞動階級中。」 讓我們從根子上探討一下這個問題。貨幣使我們產生了一種幻覺。以貨幣的形態要求所有公民對一項公共工程提供資助，實際上就是要求他們提供真實的物質上的資助，因為，他們每個人所交納的稅款都是通過自己的勞動才掙來的。現在，假如我們把所有公民召集起來，要求他們為一件有利於所有人的工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也即提供勞役，大家都會理解這件事情，因為他們的報酬就是這項工程所能發揮的作用本身。但是，如果把他們召集起來，強迫他們修築一條根本不會有人要走的道路，或者修建一座根本沒有人願意住的房子，唯一的理由是這項工程可以為他們創造出就業來，那也未免太荒唐了，他們當然有正當的理由予以反對：我們寧肯不要這樣的工作，我們還不如自己給自己干呢。 如果公民們拿出來的不是勞役，而是貨幣，事情的性質並沒有任何改變。但是，如果公民上交的是勞役，損失要所有人承擔，而如果公民們貢獻的是金錢，那些由國家出面僱傭的人就不會損失他們的那一份，而那些已經上交了一筆稅款、卻沒有在這裡謀到工作的人，卻還得再蒙受更多的損失。 《憲法》中有一條是這麼寫的： 「社會要……通過國家、各部委、市政當局所組織實施的、僱傭失業者的適當的公共工程，以幫助和鼓勵勞工的發展。」 作為應付嚴冬的一種臨時應急措施，代表納稅人進行的這種干預具有良好的效應。這並沒有增加就業數量，也沒有提高工資總量，而是把平時的一部分就業和工資拿出來，在困難時期作為一種慈善事業，施捨給他們，這實際上是一種損失。 而把這作為一種持久的、普遍的、系統的措施，就完全是只有負面影響的騙人把戲，是根本不可能堅持實行的，是自相矛盾的；表面上，它似乎創造出一點點就業機會，並且搞得大張旗鼓，這是可以看得見的；但它掩蓋了一個事實：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而被排擠掉了，這是看不見的。 6. 中介 社會是人們強制或自願地彼此相互提供之所有服務的總和，強制提供的即公共服務，自願提供的即私人服務。 第一種是由法律所強加或管制的，一般都不大容易隨著需求的變化而調節。它們總是具有超長的生命力，即使已經沒有任何用處而完全成了公共害人精，卻仍然大言不慚地自稱為公共服務。第二種則是自願的、也即個人承擔責任的領域。在交易之後，每個人都賣出他所擁有的而買進他所希望得到的。我們可以認為，這些服務肯定都是有真正的用處的，這種用處的大小可以用它們的比較價值來準確地衡量。 正是因此，前者就通常都是靜態的，而後者則遵循著進步的法則。 儘管公共服務部門過度的發展已經導致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在社會中造成一群病態的寄生蟲，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很多現代經濟思想流派卻把這些壞現象歸罪於自願的私人服務部門，他們企圖轉變這些職業所發揮的功能。 這些思想流派在攻擊他們所說的中介時簡直是義憤填膺。他們強烈地要求消滅資本家、銀行家、投機分子、企業家、商人和小店主，指責他們橫插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向兩邊都榨取錢財，沒有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增加任何價值。不過，這種中介的職能好像不大容易徹底消滅，於是，改革家們寧願由國家擔負起中介的角色。 有人關於這一點的詭辯就在於，他們大肆宣揚公眾為其獲得的服務向中介支付了什麼，而刻意掩蓋如果取消中介他們將向國家支付什麼。我們又一次遇到了同樣的衝突：我們可以親眼看到的，與我們只能在心智中意識到的，也即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 尤其是在1847年和大饑荒時期 [15] ，社會主義學派成功地普及了它們那些錯得離譜的理論。它們明白，即使是這荒唐的宣傳，也能夠吸引那些正在遭受災難的人們；飢餓是魔鬼的引路人 [16] 。 於是，這些動聽的詞語就有如神助：人對人的剝削，饑荒中的投機行為，壟斷。他們的目的沒有別的，就是抹黑企業的名聲，就是抹殺企業的好處。 他們說：「為什麼要把從美國或克里米亞進口食品的任務交給那些批發商呢？我們國家或各部委或市政當局不能組織一個供應服務機構、建立儲備貨棧？這些機構可以以成本價出售商品，於是，人們、窮人就不用再向那些自由的、也即自私的、個人主義的、無法無天的商人上貢了。」 人們支付給商人的那些利潤是看得見的。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支付給國家或其辦事機構的貢品卻是看不見的。 人們支付給商人的這種所謂的貢品是什麼？它的來源是這樣的：兩個人在競爭的壓力下、根據協商後達成的某一價格，充分自由地相互對對方的某種服務給予補償。 如果巴黎人的胃覺得餓了，而能滿足這種欲望的小麥是在俄羅斯的奧德薩，那麼，在小麥進到胃裡之前，人們的痛苦是不會消失的。有三種辦法可以使胃得到滿足：飢餓的人自己跑去尋找小麥；他們也可以把這事完全託付給專門從事這門生意的人；第三種辦法則是他們甘願讓國家徵收一筆稅款，然後由政府官員來承擔這一任務。 在這三種辦法中，哪一種最有優勢？ 在所有時代的所有國家中，比較自由、文明、有閱歷的人，如果可以自願選擇的話，總是毫不例外地選擇第二種。我承認，在我看來，這已經足以證明它的優勢了。我的心智不會承認，人類會在這麼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上自己欺騙自己 [17] 。 不過，我們還是仔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吧。 讓3600萬人都統統跑到奧德薩去搞到他們必需的小麥，顯然是不可行的。第一種辦法沒有任何可行性。消費者不可能事必躬親；他們不得不轉而求助於中介，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商人。 然而，我們得注意到，這第一種辦法應該是最自然的辦法。從根本上說，誰覺得餓了，那他自己就有責任去搞到自己要吃的小麥。這是一個只關乎他自己的任務，按說，這項任務只能由他自己來完成。假如別人，不管他是誰，為他提供了這項服務，替他完成了自己本該完成的任務，那麼，這個人就有權獲得補償。我們這裡所談論的其實正是這一點：中介的服務內含著某種獲得補償的權利。 不過，我們必須面對社會主義者所說的寄生蟲問題。我們姑且承認中介是寄生蟲，那麼，兩種寄生蟲——商人或公共服務機構——中，到底哪一個的寄生性少一點？ 商行（我假定它是自由的，否則的話，我的論證就無法進行下去了）是受它自己自私自利的動機驅使的，它研究季節的變化，日復一日地了解農作物的生長環境，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報道，預測人們的需求，採取預防措施。它的輪船時刻準備著，它在所有地方都有合伙人，它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而正是這些，使它能以儘可能低的價格買進，能有效地利用經濟運轉過程中的細枝末節，從而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結果。時刻忙碌著滿足法國人的日常需求的，不僅僅是法國的商人，還有世界所有地方的商人；如果自私自利能驅使他們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他們的任務，那麼，他們之間的競爭也同樣能夠迫使他們讓消費者從他們已實現的實惠中分享好處。一旦小麥運到，商人就希望能在最短時間內將其售出，以降低自己的風險，實現自己的利潤；如果有機會的話，把這一過程再重複一遍。私人企業在價格比較的指引下，會把食品配送到整個世界範圍內，而且總是從最緊缺的地方開始，也就是說從人們的需求最殷切的地方開始。因此，我們無法想像，還有別的什麼組織能夠更好地滿足飢餓者的利益？這組織之優美——當然不是社會主義者所能看到的——恰恰是由於下面的事實：它是自由的，也就是說，是自願的。是的，消費者必須向商人支付他花在陸上運輸、跨洋運輸、存儲、委託等方面的費用，但是在哪種體系下，那些消費小麥的人可以不支付將其運送到自己手裡的費用呢？當然，除此之外，消費者還必須為商人的服務買單；但是，中介的份額可以通過競爭壓縮在最低水平；至於公正問題，如果馬賽的商人能夠為巴黎的工匠服務，那麼，巴黎的工匠怎麼會不為馬賽的商人服務？ 如果按照社會主義者的方案，在這些交易中由國家取代私人商人，將會出現什麼局面？求求你，讓我看看，這樣做能給公眾帶來什麼樣的實惠。零售價格會降低？然而想像一下，4萬個市政當局的代表在某一天——在需要小麥的那一天——同時涌到奧德薩，你以為這對價格會產生何種影響？運輸費用會降低？然而，運輸同樣東西所需要的輪船、水手、遠洋貨輪、倉庫會減少嗎？或者我們真的可以不為所有這些東西花一分錢？商人的利潤會減少？然而，那些市政代表和政府官員到奧德薩難道一無所求嗎？他們大老遠跑去難道是出於兄弟友愛？他們就不需要生活嗎？他們的時間就不值錢嗎？你以為這些費用不會達到商人準備獲得的2%～3％這樣的利潤率的上千倍？ 然後，再想想徵收這麼多稅款來配送這麼多食品的難度，想想必然伴隨這樣的活動而來的那些不公正和陋習，想想政府是否能夠擔負起這麼重大的責任。 那些發明了這些愚蠢想法並在不幸時刻將這些想法灌輸進群眾大腦中的社會主義者，大方地給自己冠以「高瞻遠矚」的稱號，該詞的這種用法蘊涵著一種真正的危險，語言的暴政給這個單詞及其所蘊涵的判斷標準賦予了正當性。「高瞻遠矚」的意思就是說，這些先生的目光要比常人深遠得多；他們唯一的失誤就是過於超前於他們的時代；而如果消滅私人企業即他們所謂的寄生蟲的時間還不成熟，那出錯的就是公眾，是他們沒有跟上社會主義的腳步。但根據我的意見和知識，與此相反的想法才是正確的，我不知道我們要倒退回什麼樣的野蠻時代，才能對這一點的認識，找到跟社會主義者的水平相當的理解。 現代社會主義流派不斷地反對當今社會中的自由結社。他們沒有意識到，自由社會是一個真正的合作體，要比他們從自己豐富的想像中編造的任何形式的合作都要優越得多。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某個人，早上一覺醒來，可以穿上一套衣服，在一塊圈起來的土地上，施肥、疏浚、耕耘，種上某種植物，然後在上面牧養一群羊，從這些羊身上剪下羊毛，這些羊毛經過紡紗、編織、染色，然後織成布料；布料經過裁剪、縫紉，做成衣服。這整整一系列的過程需要無數他人的介入，需要利用農牧業、養羊業，需要工廠、煤炭、機器、貨運等等。 假如社會不是非常真實的合作體，那麼，不管是誰，要想有一套衣服穿，就都不得不自己獨立奮鬥，也就是說，要自個兒完成上面所說的數不勝數的一整套操作過程，從最初開始的揮鎬翻地到最後的拿針縫衣。 好在我們就有現成的協作，這是我們這種動物的根本屬性，這些操作過程已經被分解到無數勞動者之中了。為了共同的利益，他們再繼續往下細分，直到某一個點。在這裡，只要消費需求增加，每一單獨的專業化的操作過程就可以成為一個新的行業。整個生產過程分解之後，每個人都為總體的社會價值貢獻自己那份價值。如果這不是協作，我倒要請教，這是什麼。 注意，每個勞動者都不可能自己憑空製造出他所需要的最細小的原材料，因此，他們必然會互相利用對方的服務，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而互相協作；每個群體都跟其他群體聯繫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中介。舉個例子，假如在整個生產交換過程中，交通運輸變得十分重要，足以僱傭某一個人，下來是紡線，再下來是織布，那麼，我們憑什麼說頭一個人比別人更像寄生蟲？是不是沒必要存在交通運輸了？不是有人在花費時間和心思來完成這一任務嗎？他幹嗎不把這些時間和心思節省下來讓別人來干？是他們會幹得比他好，還是僅僅由於他們幹的是不同的事情？至於他們的報酬，也即他們在生產交換過程中應得的份額，難道不是都得遵從同樣法則的約束，限定於協商達成的價格之範圍內？這種勞動分工和這些充分自由地決定的制度安排，難道不是有利於共同利益？我們是否因此而需要一位社會主義者，打著計劃的旗號跑過來，專制地摧毀我們的自願性組織，消滅勞動分工，用自己孤零零的努力取代合作工作，從而逆轉文明的進步？ 我在這裡所描述的協作難道就不是協作嗎？在這裡，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進入或退出，可以在其中選擇自己的位置，可以按自己的意願作出判斷進行交換，自己承擔一切責任，而正是自己的自私自利，賦予了他的行動以力量，也是成功的保證。是合作，就要名副其實，那麼，所謂的改革家跑過來把他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強加給我們，比如，把全人類都集中在他周圍，那還叫合作嗎？ 我們越是深入地考察這些「高瞻遠矚」的思想學派，我們就越是深信，歸根到底，這些思想完全是建立在無知的基礎上的，它們宣稱自己永不會出錯，並打著這種不會出錯的名義，要求獲得專制的權力。 希望讀者原諒我有點離題了。在這個當口，我多說了一些上面的話，也許並不是一點用處都沒有，因為聖西門主義、法朗吉的宣傳者、伊卡里亞島之崇拜者的著作 [18] ，激烈地反對中介的長篇大論，充斥著報紙，迴響在國民公會，嚴重地威脅著勞動和交換的自由。 7. 貿易管制 貿易保護主義先生 [19] （這個大名不是我起的，而是迪潘先生的創意）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把它的祖國土地上的礦石轉化成鐵。由於大自然對比利時人更慷慨，他們可以用比貿易保護主義先生更誘人的價格向法國人出售鐵。這就意味著，所有的法國人，或者說整個法國，從好心腸的佛蘭德斯人 [20] 那兒購買一定量的鐵，只需付出較少的勞動。於是受他們的自私自利的激勵，法國人就充分地發揮這種局面的優勢，每天都有無數的制釘者、金屬加工工匠、車匠、技工、鐵匠、犁匠或者是本人，或者是派遣中間商，跑到比利時去購買他們所需要的鐵。貿易保護主義先生卻一點都不喜歡這個樣子。 他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自己赤手空拳進行直接干預，以阻止這種陋習繼續蔓延。這當然是收效甚微，因為只有他自己會受到傷害。於是，他對自己說，我要扛起我的馬槍，我要在我的腰裡別上四把手槍，我要在彈夾中裝滿子彈，我要打開槍上的刺刀，最後，他全副武裝起來。我要到邊界上去，我首先要殺了那些金屬加工工匠、制釘匠、鐵匠、技工、鎖匠，他們竟然只管追求自己的利潤，而不管我的死活。我要給他們點顏色看！ 然而，就在他要起身的時候，他又有了一個想法，讓那戰鬥激情涼了半截。畢竟，那些跑去買鐵的人，我們的那些同胞，也是我的敵人，也很有可能採取自衛行動，最後的結果也許不是我殺掉他們，而是他們可能幹掉我。而且，即便把我的全部僕人都派上陣，恐怕也未必能守住整個邊界。還有，我這麼大張旗鼓，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吧，比我能從中得到的好處並不大。 貿易保護主義先生只好長嘆一口氣，頹然倒下，聽之任之。突然，他有了一個很棒的主意。 他記起來了，巴黎有一個偉大的法律工廠。他自問道，法律是什麼玩意兒？法律就是這樣一種措施，一旦頒布，不管好壞，每個人都得遵守。為了執行這一法律，政府組織了一支公共警察隊伍，而為了維持這支所謂的公共警察隊伍,國家專門撥出了人力財力。 那麼，如果我能讓這間偉大的巴黎工廠搞出一部小小的精密的法律，宣布「查禁比利時出產的鐵」，比利時鐵就只能接受這樣的結局：政府會派兩萬人去替代我的那幾個僕人，到邊界上去對付我痛恨的那些金屬加工工匠、鎖匠、鐵匠、手藝人、技工和犁匠。當然，為了讓這兩萬名關稅官員保持良好的精神風貌和健康的體魄，就需要每年撥給他們2500萬法郎，而這筆錢，自然也出自那些鐵匠、釘匠、手藝人和犁匠的腰包。經過這樣一番組織，就可以達到保護的目標了，而我自己卻什麼也不用付出；我再也不會顯得像掮客那樣野蠻了；我可以按我自己喜歡的價格出售鐵了。看著我們偉大的人民這麼被人不體面地愚弄，我的心裡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他們老是宣稱自己是歐洲一切進步的先驅和推進者，這下總算給他們當頭一棒。這可真是一個聰明的主意，完全值得一試。 於是，貿易保護主義先生來到法律工廠（也許我會另找個時間來講講他在這裡所進行的陰暗的、見不得人的勾當，不過今天，我只想談談他公開的、大家都看得見的那些活動步驟），他站在那些尊敬的議員先生面前，說出了下面一番話： 比利時鐵在法國的售價是10法郎，逼得我不得不也以這個價格出售。我們其實更願意以15法郎的價格出售，但由於這些討厭的比利時鐵，我卻不敢這麼做。因此，趕緊製造一部法律，規定「比利時鐵不准進入法國」。我立刻就可以把我的售價提高5法郎，其結果則如下： 我賣給大家的每100千克鐵的價格不再是10法郎而是15法郎，因此，我自己將更快地富裕起來，我可以擴大自己的生意，我將僱傭更多工人。我和我的雇員會花銷更大，從而給供應我們的那些人帶來更多好處。這些供應商也有一個更大的市場，將對整個工業下更多的訂單，慢慢地，這種積極效應會擴散到整個國家。你們投進我的保險箱中的這100蘇硬幣就像一顆石子扔進湖裡，將形成無數個同心圓沿著同一個方向擴散到很遠的地方。 法律製造家們給這一番話迷住了。他們完全沉浸在這樣的想法中：僅僅通過立法就可以這麼容易地增加國民財富啊。於是他們投票通過了禁止法令。他們說：「幹嗎還要說什麼勞動和儲蓄？如果一項法令就可以搞定一切，那麼，增加國民財富的這些痛苦的辦法還有什麼用處？」 的確，法律會具有貿易保護主義先生所預料的所有後果，不過，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後果；公平地說，他的推理也許並沒有錯，只是很不完整。為了尋求特權，他指出了能夠看得見的那些效應，卻掩藏了那些看不見的效應。他指明了兩個人物形象，而實際上，在這幅圖景中還存在著第三個人物。我們的任務就是補上他遺漏的那些情節，不管是他真的不知道還是故意遺漏的。 是的，通過立法程序落入貿易保護主義先生保險箱的那5法郎對他本人和那些因此而得到就業的人來說，當然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法律下令從月亮上落下這5法郎，當然就不會出現什麼壞效應來抵消這些好效應。不幸的是，這奇蹟般的100蘇並不是從月球上掉下來的，而是來自金屬加工工匠、針匠、車匠、鐵匠、犁匠、建築工的腰包，一句話，出自詹姆斯·好人先生的口袋。今天，他掏出了這筆錢，卻連一毫克的鐵都沒有得到。於是，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立刻就變了樣了，因為非常明顯，貿易保護主義先生得到的好處，將被詹姆斯·好人先生的損失所抵消，貿易保護主義先生當然可以用這5法郎促進國內工業的發展，但這5法郎如果在詹姆斯·好人先生手裡，他也同樣能夠做到這一點。石子之所以剛好是扔到這個湖裡的某個地方，完全是因為，法律禁止把它扔到別的湖裡。 於是，看不見的東西抵消了看得見的東西；而整個這麼一個過程的後果則是某種不公正，而這種不公正卻正是法律所導致的，再也沒有比這一點更可悲的了。 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我還要說，有一個第三者還藏在陰影中。我得讓他在此顯身，而他將能揭示我們還得再損失5個法郎，這樣我們才算搞清楚了整個過程中的全部後果。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15個法郎，這是他勞動的果實（我們是在追溯他還可以自由行動的那個時候）。他怎麼使用這15個法郎？他用10個法郎買了一頂女帽，他用這頂帽子來換取（或者由他的中介替他換取）100千克比利時出產的鐵。他手裡還有5個法郎。他不會把它們扔到河裡去，而會用它們付給某位匠人或者別的什麼人，來交換可以滿足自己需要的某些東西——比如，用它跟某位出版商換取一本波舒哀 [21] 所著的《通史》。 因此，他對國內工業的貢獻是15個法郎，即： 支付給巴黎的女帽製造和販賣商的10個法郎 支付給出版商的5個法郎 至於詹姆斯·好人先生，他用他的15個法郎得到了兩樣能夠滿足他需要的東西，即： （1） 100千克的鐵 （2） 一本書 現在卻頒布了法令。 詹姆斯·好人先生會怎麼樣呢？國內工業會怎麼樣呢？ 詹姆斯·好人先生把這15法郎一股腦兒全部給了貿易保護主義先生，換取他的100千克鐵，然後，他除了可以使用這些鐵之外，就一個子兒都沒有了。他喪失了那本書或者別的任何一個與此價值相當的東西帶來的享受。他也損失了那5法郎。你都贊成這種說法吧，你不能不同意這種說法，你不能不承認，貿易限制抬高了價格，消費者則損失了這5法郎的差額。 然而，有人卻說，國內工業得到了這個差額。 不，它沒有得到這個差額；因為，頒布法令後，這筆錢帶來的促進作用是一樣的，都是15法郎。 由於頒布了法令，詹姆斯·好人先生的15法郎只能全都交給冶鐵商，而在法令頒布之前，這筆錢卻可以分成兩份，分別給女帽製造販賣商和書商。 而從道德的立場看，貿易保護主義先生個人在邊界上所能動用的力量，和這項法令為他的利益所發揮的力量，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竟然認為，搶掠只要變成合法的，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就我本人而言，我無法想像比這更令人驚心的事了。但是，也許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那就是其經濟後果總是不會有什麼兩樣。 你可以從隨便什麼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而如果你冷靜地考察這一問題，你就會發現，從合法或非法的搶掠中是得不到任何好處的。我們並不想否認，這可能為貿易保護主義先生或他的行業，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為國內工業，帶來了5法郎的好處。但我們也可以肯定，這種行為也導致了兩層損失：一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以前他買那些鐵只需要10法郎，現在卻需要支付15法郎；另一個蒙受損失的是國內工業，它不再能夠得到那5法郎的差額。你自己選擇一下，我們所承認的那些好處能夠補償哪個損失。你沒有選擇的那一項就必然是一個淨損失。 道德：使用暴力並不是生產，而是破壞。天哪，如果使用暴力也算生產，那麼，法國就該比現在富裕得多啊。 8. 機 器 「我們詛咒機器！年復一年，這些機器日益強大的動力使成百萬工人陷入貧困之中。機器奪走了工人的工作機會。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就是剝奪了他們的工資；而剝奪了他們的工資，就是剝奪了他們的麵包！我們詛咒機器！」 這是來自無知的成見的呼聲，這種呼聲迴響在我們的報紙上。 然而，咒罵機器，就是咒罵人的心智。 令我迷惑的是，竟然還真有人信服這樣一種理論！ [22] 因為，歸根到底，如果這些說法是可信的，那麼，其嚴格的邏輯後果是什麼？必然是：只有那些愚昧的、精神處於靜止狀態的民族，上帝沒有賦予他們思考、觀察、發明、創造、用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成果的那些天賦的可憐的民族，才有可能獲得安樂、財富、幸福。相反，那些努力尋找和探索鐵、火、風力、電力、磁力和化學、力學法則——一句話，即探索自然的力量——及自身所蘊藏的力量的民族，則必然只能得到衣不蔽體，屋不遮雨，陷入貧窮和停滯，這可真是應了盧梭的一句話：「不管是誰，只要一思考，就成了墮落的動物。」 但這還不是全部。如果這種理論是正確的，那麼，人們所思考和發明創造的一切，事實上是從頭到腳一切的一切，人的每時每刻的存在本身，人們努力想讓自然的力量為我所用，以小搏大，儘量減少自己的體力勞動或服務於他們的那些人的體力勞動，用儘可能少的勞動量獲得最大限度的能滿足自己需求的東西，所有這些努力，就都是該咒罵的；我們必然要得出結論：就是因為這種渴望進步的聰明才智似乎在折磨著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所以，整個人類都正在走向墮落。 因此，我們應該能夠從統計學上肯定，蘭開斯特 [23] 的居民必然會為了不使用機器，而跑到愛爾蘭去，那裡的人們還不知道使用機器；因此，按照那種理論，在歷史上，應該是野蠻的陰影籠罩文明的新紀元，而文明必然在無知和野蠻的時代才能繁榮。 顯然，在這種理論中存在著很多自相矛盾之處，有些可以說令人震驚，並警示我們，這個問題掩蓋了對解決該問題非常重要的因素，對此尚無人充分地予以揭示。 所有的秘密都在於，在看得見的東西後面還有看不見的東西。我下面就是要揭開這看不見的東西。我的論證無非是前面已經講過很多遍的東西的重複，因為這裡的問題其實沒有什麼兩樣。 人具有一種天性，如果不受暴力阻撓，他們就希望進行交換，也就是說，交換某種東西，獲得能滿足自己需求的同等價值的東西，以節省自己的勞動，不管這種東西出自能幹的外國製造商之手，還是出自能幹的機器製造商之手。在這兩種情況下，反對人的這種天性的理論上的理由都是一樣的。不管在哪種情況下，人們都指責他們顯然是減少了工人的工作機會。然而，其實際的效果並不是使工作機會減少，相反，它們能夠解放人的勞動，使之從事其他工作。 正因如此，面對外國人和機器的競爭，都設置了同樣的障礙——同樣的暴力。立法者禁止外國產品的競爭，也不許機器進入競爭。讓這些人士壓抑所有人的天性、取消他們的自由的，還能有什麼理由呢？當然，在很多國家，立法者只禁止一種形態的競爭而對另一種形態的競爭只是口頭上抱怨抱怨而已。這只能證明，在這些國家，立法者還不夠持之以恆。 這不應該讓我們覺得奇怪。在錯誤的道路上，總是會出現這種不能貫徹到底的事，假如不是如此的話，那人類豈不是早就完蛋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也希望永遠不要看到，把某個錯誤的原則貫徹到底。我曾經在其他地方說過：荒謬的東西必然是前後不一的。我願意再加上一句：前後不一也正是其荒謬性的證據。 我們還是接著來談機器問題吧，我不用費太多口舌。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兩個法郎，可以讓兩個工人掙走。 但是現在，假定他發明了一套滑輪裝置，使同樣的工作只需要原來一半的時間就可以幹完。於是，他的需求得到了同樣的滿足，卻節省了一個法郎，少僱傭了一個工人。 他沒有僱傭某一位工人：這是可以看得見的。 僅僅看到這一點的人就說了：「對文明來說，這是多麼不幸的一件事啊！你看看，自由對於平等來說，可真是致命的威脅啊。人的心智搞出了一個新玩意兒，立刻就有一位工人永遠地陷入到貧困的深淵了。也許詹姆斯·好人先生還可以繼續雇兩個人給他幹活，但他卻不可能再給他們每人10蘇了，因為這兩個工人會互相競爭，最後只能以更低的價格來出賣他們的勞動。就這樣，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卻越來越窮了。我們必須改造我們的社會。」 真是一個很傑出的結論，也是一個與預設前提相匹配的結論。 幸運的是，這裡的前提和結論都是錯誤的，因為在可以看得見的那一半現象的背後，還有另一半看不見的東西。 人們沒有看到的就是，詹姆斯·好人先生節省下來的那一個法郎，和節省下來的這筆錢必然會帶來的效應。 由於利用了自己的發明創造，詹姆斯·好人先生為實現自己的需求，不用再花費兩法郎而只用花一法郎，他手裡還留下一法郎。此時，如果市場上有一個想出賣自己勞動的工人無事可做，那麼，在另一個地方，也必然有一個資本家在為他手裡的一法郎尋找出路。這兩個因素會相遇，然後就結合在一起。 很顯然，此時，勞動的供應和需求之間的關係，工資的供應和需求之間關係，都沒有任何改變。 現在，發明出來的新技術和那個獲得了第一個法郎的工人將一起完成以前由兩個工人幹的活。 另一個工人則會獲得另一個法郎，干一份新工作。 那麼，這個世界因此會有哪些改變呢？整個國家的滿足程度提高了；換句話說，新發明是一種憑空得來的好處，整個人類都可以獲得一種不用付出任何代價的好處。 從上面給出的這一論證中，有人也可能會得出下面的結論：「正是資本家拿走了從機器的發明中所獲得的全部好處，而勞動階級最初要暫時地承受機器帶來的痛苦，卻從中得不到好處，因為，根據你上面說的那番道理，機器的發明不過使勞動階級在全國各個產業中的比例有所調整，這個過程中確實沒有減少工作機會，但也沒有增加工作機會呀。」 在這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回答所有的疑問。本文的唯一目的是駁斥一種無知的偏見，這種偏見非常危險而又廣為流傳。我希望證明，新機器的發明在創造出一定數量的工人可得到的工作職位的同時，也必然創造出可支付他們的工資的資金。這些工人和這些錢最終會結合在一起，從而生產出在發明之前根本不能想像的東西；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發明創造的最終結果就是，人們的滿足程度增加了，增加的數量就等於節省下來的勞動的數量。 那麼，誰獲取了這部分滿足人們需求的超額的東西？ 是的，首先是資本家獲取了它，是發明家、是最早成功地使用這台機器的人獲取了它，這是對他們的天才和勇氣的獎賞。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實現了生產成本的節約，節省下來的錢，不管他怎麼花（反正他總要花出去），總是可以提供就業機會，其數量就等於機器節約出來的就業崗位。 但是很快，競爭就會迫使他降低他的產品的售價，直到不再能夠占有節約的那些成本為止。 這時候，發明家就不再能夠占有發明創造的好處了；占有這些好處的將是這種產品的購買者，消費者，公眾，其中也包括工人——一句話，是整個人類。 這就是看不見的：節約下來的那部分錢，會由所有消費者獲取，從而形成了一筆資金，這筆資金可以轉化為工資，用來僱傭那些被機器淘汰的工人。 最初（回到前面的例子），詹姆斯·好人先生要支付兩個工人的工資才能得到一件產品。由於他的發明創造，現在他只需要為體力勞動支出一個法郎。 如果他以同樣的價格出售這件產品，那麼，在製造這件產品的過程中就要少僱傭一個工人，這是看得見的；但是，詹姆斯·好人先生節省下來的那個法郎又可以多僱傭一個工人，這是人們看不見的。 隨著整個事態的自然演變，詹姆斯·好人先生漸漸就得把這件產品的價格降低一法郎，直到他不再能夠比別人省錢；這時候，他就不再能夠騰出一個法郎為整個國家創造生產新產品的工作崗位。但是總有某個人，或者是整個人類取代了他，得到了這筆節省下來的錢。不管是誰購買這件產品，都可以少花一個法郎，節省一個法郎，他必然把節省下來的一個法郎轉變為工資基金。這同樣也是看不見的。 人們還提出了解答這一問題的另一條思路，好像蠻有道理。 有人說：「機器壓縮了生產成本，降低了產品價格。價格降低必然會刺激消費增加，而這必然又會促進生產增加，最後，就會使用跟發明創造之前同樣數量的工人——或者更多工人。」為了支持這種論點，他們引用印刷術、紡紗機、印刷機的例子。 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 從這種說法中，我們必然會得出結論，如果我們正在探討的這種產品的消費保持平穩或基本上保持不變，那麼，機器就會對就業造成損害。事情當然不是這樣的。 假定在某個國家，所有人都戴帽子。如果使用了機器，使帽子的價格下降了一半，這未必會使帽子的銷售量也增加一倍。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如果真是那樣，那麼，全國勞動力中就有一部分人無事可做？如果根據無知的推理過程，我們的回答就是：是；但如果根據我的理論，回答就是：否。因為，即使在這個國家，不會有人去多買一頂帽子，但整個國家用作工資的資金總量卻並沒有發生變化；我們看到，所有消費者所節省下來的錢如果不是都流入帽子加工業，那就會轉變為由於機器的出現而多餘出來的整個勞動力的工資，從而推動所有工業取得新發展。 這才是社會的現實。我以前看的報紙都要賣80法郎，現在卻只賣48法郎。節省下來的那32法郎歸了訂戶。我們不能肯定，至少不敢說這32法郎必然會繼續流入新聞行業；但我們可以肯定，事情也必然是，這些錢如果不流向這個地方，就要流向另一個地方。一個法郎可能用來買更多的報紙，另一個法郎可能買更多的食品，第三個法郎可能買來更好的衣服，第四個法郎可以買來更好的家具。 因此，各行各業都是緊密相連的。它們構成一個巨大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所有的線都通過不為人知的方式連接在一起。一個行業中的節約會有利於所有行業。重要的是清楚地認識到，永遠，永遠不要以就業和工資為藉口來干擾經濟 [24] 。 9. 信 用 所有時代，尤其是在最近幾年，人們一直夢想著通過使信用普遍化而實現財富的普遍化。 我敢肯定，可以不誇張地說，自從二月革命 [25] 以來，巴黎炮製了不下一萬本小冊子來販賣這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可惜，這種解決方案完全是建立在一種錯覺的基礎上的，假如某種錯覺竟然可以算是什麼東西的基礎的話。這些人先是混淆了產品與硬通貨，然後又混淆了硬通貨和紙幣；他們就是從這兩點混淆出發的，卻假裝自己了解到事實真相。 在探討這一問題時，絕對有必要忘記貨幣、硬幣、鈔票和其他人們用於交換產品的媒介，我們只需僅僅關注產品本身，這才是貸款的真正本質所在。因為，一個農民為了買犁而借進50法郎時，實際上他所借的並不是50法郎，而是那犁具。如果一個商人準備借2萬法郎買一棟房子，那麼，他欠人家的並不是2萬法郎，而是那棟房子。 貨幣之所以出現，僅僅是為了便利各方之間的安排。 彼得可能並不願意把自己的犁借給別人使，但詹姆斯卻很樂意借出自己的錢。這時候威廉該怎麼辦？他會從詹姆斯那兒借錢，然後用這筆錢去從彼得那兒買犁。 事實上，沒有人會為了錢本身而去借錢，我們借錢總是為了得到某種產品。 那麼，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把超出現存產品、不存在的東西，從一個人手裡轉移到另一個人手裡。 不管硬通貨和紙幣的數量有多少，借方所能拿到的東西總不可能超出貸方所能提供的犁、房子、工具、必需品或原材料的總量。 因為我們必須牢記，每一個借方都必然意味著存在一位貸方，而每一筆借款後面總得有一筆貸款。 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麼，信用機構有什麼作用呢？他們可以使借、貸雙方更容易地彼此尋找到對方，並比較容易地彼此理解。而他們不可能做到的事就是同時增加借進、貸出的東西的總量。 然而，信貸機構為了實現社會改革家們的目標，卻恰恰在做這樣的事，因為這些先生們所渴望的不是別的，正是要讓所有想得到犁、房子、工具、供應、原材料的人都得償所願。 那麼，他們是如何想像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呢？ 通過由國家對貸款提供擔保。 我們還是深入地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吧，因為在這裡，也有一些東西是看得見的，有一些東西是看不見的。我們要努力地觀察到兩個方面。 假定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張犁，而有兩個農民都需要它。 彼得是全法國唯一的一張犁的所有者，約翰和詹姆斯都想借用它。約翰用他的誠實、他的財產和他的名譽來做擔保。我們可以信任他，他很有信用。詹姆斯則不是那麼讓人信任，至少看起來不是那麼可信，最後的結果，自然是彼得把犁借給約翰。 然而現在，在社會主義精神的鼓舞下，國家干預進來，對彼得說：「把你的犁借給詹姆斯，我們將向你提供償付擔保，這個擔保要比約翰的擔保值錢得多，因為，他只是自己對自己承擔責任的個人，而我們，儘管確實拿不出一件實打實的東西，卻掌握著所有納稅人的財富；如有必要，我們會用他們的錢來償還詹姆斯欠你的本金和利息。」 於是，彼得把他的犁借給了詹姆斯；這是我們能夠看得見的。 於是，社會主義者就歡呼起來，說，「你看，我們的方案是多麼成功啊。正是依賴國家的干預，貧窮的詹姆斯才有了一張犁。他不用再自己動手翻地了，他現在就可以創造自己的財富了。這對他本人有利，也有利於整個國家。」 啊，不，先生們，這並不是國家之福，因為這裡，有些東西你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的一面就是：這張犁之所以到了詹姆斯手中，就是因為它沒有借給約翰。詹姆斯是不用再翻地了，他可以用犁耕地了，但你們沒有看到的是：約翰卻不得不動手翻地，而不能用犁耕地了。 因此，你以為是額外增加了貸款，其實不過是貸款的重新分配而已。 你還沒有看到，這種重新分配製造了兩個嚴重的不公正：對約翰不公正，本來是他應該得到的，他可以用自己的誠信和自己的實力贏得的信用，卻眼睜睜地被剝奪了；對納稅人也不公正，他們不得不承擔起償付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的貸款的責任。 那麼，政府就不能向約翰提供與詹姆斯同樣的機會嗎？但是，由於只有一張犁在那個地方，那麼，就不可能同時借給兩個人。於是，他們的論證就又返回到宣稱：由於國家的干預，可以借到的東西會多於能夠出借的東西，因為，犁在這兒只是用來表示可以利用的資本的總量的。 確實，我是把整個過程簡化到最簡單的形態來論述的，但是，用同樣的試金石來檢驗最複雜的政府信貸機構，你肯定會相信，它們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重新分配信貸，而不可能增加信貸數量。在特定的國家的特定時刻，可以利用的資本的總量總是一定的，它們總是要投放到某個地方。國家向可能破產的債務人提供擔保，當然可以增加借款人的數量，從而提高利率（這些成本則要全體納稅人承擔），但它不可能增加貸方的數量，也不可能增加貸款的總價值。 不過，我祈求上帝保佑大家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是說，法律不應該人為地鼓勵借貸，我並沒有說法律應該人為地阻撓借貸活動。如果在我們的制度中或者在任何別的地方，有什麼東西妨礙信用的擴張和運用，那就應該由法律將其清除，沒有什麼比這更好、更公正的了。但是，社會改革家如果真想名副其實，在改革的同時維護自由，就應該求助於法律。 [26] 10. 阿爾及利亞 有四位雄辯家都在國民公會上聲嘶力竭地講著，先是一起大喊，然後又是一個接一個地喊。他們都說些什麼？說的確實都是些很美好的東西，說的是法國的實力和偉大，說的是我們廣闊的殖民地燦爛的前景，說的是重新配置我們的過剩人口的好處，等等。這些雄辯的傑作，總是裝點著這樣一個誘人的結論： 撥款5000萬法郎（有的人說得多一些，有的人要得少一些），在阿爾及利亞修建港口和公路，從而使我們能夠把殖民者運進那裡，為他們建造房屋，為他們平整出土地。這樣，我們就可以從法國工人的肩上卸掉一些負擔，促進非洲的就業，增加馬賽的貿易，所有人都可以從中受益。 是的，在國家花費這5000萬法郎時，如果我們只考慮這些錢將流向哪兒，而不考慮它們是從何而來的；如果我們只考慮它們離開稅務官的保險箱後所帶來的好處，而不管徵收這些稅款所帶來的損害，或者不考慮這些錢由於進了政府的保險箱而使納稅人自己無法受益，那麼，確實，所有人都在受益。而且，可以說，如果這樣考慮問題，那麼，所有事情都是有利的：建在北非伊斯蘭教區的房屋是看得見的，建在北非沿岸的港口是看得見的，這裡所創造的就業崗位也是看得見的；法國的勞動力在某種程度上會有所減少是看得見的，馬賽的商業活動會繁榮起來，也是看得見的。 然而，有某些東西是這些人士沒有看到的，這就是：政府花了這5000萬法郎，納稅人自己就不能再花這筆錢了。從公共開支所帶來的一切好處中，我們必然可以推論出妨礙私人開支的全部壞處——起碼在我們還沒有過分到竟然說,詹姆斯·好人先生根本不在乎他辛辛苦苦掙來、卻被稅務官拿走的那5法郎；而這乃是一個荒唐的說法，因為，他之所以不辭辛勞地去掙那5個法郎，就是希望可以用這些錢獲取某些滿足自己欲望的東西。他本來可以僱人給自己的花園紮上籬笆，現在卻辦不到了；這是看不見的。他本來可以僱人給自己的田裡施肥，現在也辦不到了，這是看不見的。他本來可以增添一些設備，現在也不行了，這是看不見的。他本來可以吃得更好一點，穿得更漂亮一些；他本來可以讓自己的兒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本來可以多給女兒一些嫁妝……這些，現在他都做不到了，這些是看不見的。他本來可以加入互助會，現在沒有辦法了，這是看不見的。一方面，他被剝奪了一些必需品的享受，他辦事要依賴的東西眼睜睜地就沒有了；另一方面，他的那筆錢本來可以使他所在村子裡的僱工、木匠、鐵匠、裁縫、教師有更多的活兒可干，而現在，這些工作機會不復存在了，這些都是看不見的。 我們的國民會好好地考慮阿爾及利亞未來的繁榮景象，當然，我們承認這一點；但也得讓他們同時考慮考慮法國必然要蒙受的損失。人們向我展示了馬賽商業繁榮的前景，然而，假如這種繁榮是稅款催生出來的，那我倒寧願指出，國內其他地區的商業將遭受的損害有多大。他們說：「每運送一位殖民人口到北非伊斯蘭地區，就可以減輕留在法國的人們所面臨的人口壓力。」對此，我的答覆是：「問題是，在我們把這位殖民者運送到阿爾及利亞的同時，我們是不是也得運送比他在法國維持生存所需要的東西多二三倍的資本？」 [27]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讀者明白，不管是什麼樣的公共開支，在其表面的好處的背後，都存在著更加難以洞悉的壞處。我一直在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讀者養成一種習慣，在看到看得見的一面的同時，也能洞察看不見的一面，對二者進行全面的權衡。 當有人提出增加公共開支的時候，我們必須仔細地考察它給我們自身帶來的好處，而不僅僅考慮其在增加就業機會方面帶來的所謂正面效應，因為這方面的效應無非是一種幻覺。公共開支在這方面能夠做到的，私人來投資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就業機會問題根本就與此不相干。 評估投入阿爾及利亞的公共開支的內在價值，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但我還是忍不住要作一個一般性考察。因為，人們從來沒有對通過稅收而進行的公共支出帶來的正面經濟效應作出過正確的評價。為什麼？我提出下面的理由。 首先，公正總是會因此而蒙受損害。因為詹姆斯·好人先生辛辛苦苦地掙來100蘇，是想用來滿足自己的需求的，現在卻將這筆錢徵收走，他肯定會生氣，至少會說，稅務官把他的一些享受拿走，給了另一個人。於是，那些徵稅的人當然得給人家一些好聽的理由吧。我們看到，國家總是會講出這麼一個令人生厭的理由：「用這一百個蘇，我會讓某些人有活可干。」詹姆斯·好人先生（只要他腦子清楚）必然會回答：「天啊！我本來是可以用這100蘇讓別人為我幹活的！」 國家曾經提出過上面的論點，有人曾赤裸裸地提出過這種看法，則公共財政官員與可憐的詹姆斯先生之間的辯論就非常簡單了。如果國家對他說：「我要從你這兒拿走100蘇，用來僱傭警察，他可以滿足保障你安全的需要，也可以僱人修築你每天都要走過的馬路，也可以僱傭文官，他可以負責保護你的財產權和自由權利，也可以供養軍隊以保衛我們的邊界。」對此，詹姆斯·好人先生恐怕無話可說，我的多慮也是大錯特錯。但是，如果國家這樣對他說：「我從你這兒拿走100蘇，是想拿出1蘇作為獎賞，如果你好好地耕種自己的田地，或者教你的兒子學習你不想讓他學習的東西，或者讓某位內閣部長在他的晚宴上增加第101道菜，我就獎給你1蘇，我也可能拿這100蘇在阿爾及利亞修建一座小別墅，不用說也可能拿更多錢去維持某位在那裡的殖民者的生活，或者用一筆錢供養一位士兵保護這位殖民者，再用一筆錢供養一名將軍來控制這些士兵，如此等等」，那麼，我想，詹姆斯先生肯定會大叫起來：「這套司法體系簡直就是叢林法則的翻版！」如果國家預見到了這些反對的理由，它會怎麼辦呢？它就會胡攪蠻纏；它會提出某種對討論問題沒有助益的令人生厭的論點。它會大談，這100蘇可以創造多少個就業機會；它會說，有多少個廚師和零售商因滿足部長大人的需求而獲益；它跟我們大講，這5個法郎可以養活一名殖民者、一位士兵或一位將軍；總而言之，它講給我們的，都是那些看得見的東西。而假如詹姆斯·好人先生不知道下一步就該探討那些看不見的一面，就必然會被愚弄。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才要高聲教給他這種觀察方法，並且來來回回地重複。 公共支出只能重新配置就業崗位，而不可能增加工作崗位，從這一事實中我們必然得出結論：這種支出的質量是低劣的，必須嚴詞拒絕。重新配置就業崗位意味著使工人的位置發生變化，擾亂控制著人口在整個地球上分布的自然法則。如果這5000萬法郎留給納稅人，由於他們分散在全國範圍內，所以這筆錢可以促進全法國4萬個市鎮的就業；如果能這樣，這筆錢就是一個紐帶，把每個人都跟他的祖國聯繫到一起；它可以在儘可能多的工人中間和所有可以想像出的行業中配置。而現在，假如國家拿走國民的這5000萬法郎，將其集中起來，花到一個地方，必然會吸引其他地方相應數量的工人遷移到這個地方來，而一旦這些錢花完。這些工人就會流離失所，形成流動人口，失去原來的社會地位。那時，我敢說，這些工人的處境就很艱難了。然而，現在的情況卻是（這裡我又回到本文的主題了）：這種狂熱的舉動、也即把所有的錢都投向一個小地方，吸引了每個人的注意力，這些是看得見的；人們拍手叫好，人們驚嘆於其過程的美好和輕而易舉，還要求重複這種過程，擴大實施的範圍。看不見的則是在法國的其他地方，卻再也創造不出同樣數量的工作崗位了，而且是可能更有用的崗位。 11. 節儉與奢侈 看得見的一面遮蔽了看不見的一面，這一點，並不僅僅表現在公共支出問題上。由於無視政治經濟學的智慧，這種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現象形成了一種錯誤的道德標準，導致人們把他們的道德利益和物質利益看成是對立的。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沮喪或更令人悲傷的了？請看：天底下所有的父親，無不教導自己的孩子遵守秩序，持家有道，講究實惠，力求節儉，適度消費。天底下所有的宗教無不痛斥擺闊氣和奢侈無度。這些都很好，很有益。然而，另一方面，還有一些比這些格言更流行的說法： 「聚藏錢財會使民族的血脈枯竭。」 「大人物的奢侈可以使小人物生活得更舒服。」 「紈絝子弟毀了自己卻富了國家。」 「窮人的麵包，就是用富人的浪費做成的。」 在這些話語中，道德觀和經濟觀之間當然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有多少傑出人物在有人指出這種矛盾之後，竟然可以作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對此，我實在是無法理解。因為在我看來，再也沒有比在自己內心中看到這兩種趨勢彼此衝突更令人痛苦的了。不是由於這一端，就是由於那一端，反正人類總是得墮落！如果講究節儉，人類就將陷入可怕的短缺狀態！而如果揮霍浪費，人類便會跌入道德破產的深淵！ 幸運的是，這些廣為流行的格言對節儉和奢侈的看法是錯誤的，它們只考慮了短期的、可以看得見的後果，而沒有考慮那些看不見的、比較長遠的效應。我們下面就對這種不完整的看法做一些矯正。 蒙多爾和他的兄弟阿里斯特平分了父親的遺產，每人每年有5萬法郎的收入。蒙多爾的生活就是現在最時髦的：花錢大方慷慨，揮霍無度。他一年之內就幾次更換家具，每月就換一輛新馬車，人們都在想著搞出新奇好玩的東西，好儘快將他那些錢榨乾淨。總之，他讓巴爾扎克、大仲馬小說中生活奢糜的主人公也相形失色。 這樣的人卻被人奉若神明，備受讚譽！「給我們講講蒙多爾的事吧！蒙多爾萬歲！他可真是勞動階級的大恩人，他是民族的善良天使。他確實沉迷於奢華無度的生活，他的馬車確實給行人濺了一身的泥水，他本人的尊嚴和人類的尊嚴確實多多少少蒙受了損害……但這又有什麼呢？即使他確實不是靠自己的勤勞使自己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他也通過自己的財富造福於社會了。他讓錢周轉起來了，他的院中商人們絡繹不絕，每個商人都滿意而歸。人們不是說金幣是圓的，本來就應該轉起來嘛。」 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則跟他的兄弟截然不同。如果說他不是個自我中心主義者（egoist），那至少也算個人主義者；因為他花錢的時候很理智，只追求一些比較適度、合理的享受，總是考慮自己孩子的未來，簡而言之，他節儉度日。 現在，我想讓你聽聽大伙兒是怎麼說他的！ 「這個富人、這個守財奴這樣生活對社會有什麼好處？當然，毫無疑問，他的簡樸生活很感人，動人心弦，而且，他是仁慈的，善良的，大方的，但是，他也太會算計了。他沒有揮霍自己的全部收入。他的房子沒有一年到頭都光彩照人，也不是門庭若市。那麼，你想，木匠、車匠、馬商和糖果商人能對他有什麼好印象嗎？」 這些評判對道德倫理是有害的。之所以得出這種看法，是因為人們只看到了一件事：紈絝子弟的揮霍；而沒有看到另一件事實：比較節儉的兄弟的花銷，其實是同樣多，甚至更多。 不過，造物主所安排的社會秩序是如此的美好有序，跟萬事萬物一樣，在這種秩序中，政治經濟學與倫理絕不是互相衝突的，相反，是彼此和諧一致的。因而，阿里斯特的智慧不僅更珍貴，而且比起荒唐的蒙多爾來，甚至能帶來更多好處。 我說能帶來更多好處，並不僅僅是指為阿里斯特本人帶來更多好處，甚至也不僅僅是對整個社會帶來更多好處，也包括能給當下的工人、對當代的產業帶來更多好處。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必須在心智中觀照人的行動所帶來的那些肉眼所看不見的隱蔽的後果。 是的，蒙多爾揮霍的效應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見的：每個人都能看見他各種各樣的馬車，比如四輪雙座有篷馬車，雙排座開合式頂篷四輪馬車，四輪敞篷輕便馬車；人們也都能看見他房中天花板上精細的繪畫；看見他名貴的地毯；看見他那富麗堂皇的豪宅。每個人都知道，他在賽馬中駕馭著純種馬。他在巴黎豪宅中舉行的宴會，足以使林蔭道上的行人心醉神迷，人們爭相傳誦說，「有一個很慷慨的傢伙，他一點都不吝惜自己的錢，他很可能在他的錢袋子上開了個眼。」 從工人角度看，阿里斯特的收入怎麼有益於工人，卻不大容易看得清楚。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地探究，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說，他的所有收入，直至最後一個子兒，都會用來僱傭工人，其作用跟蒙多爾的收入一模一樣。唯一的區別是：蒙多爾荒唐的揮霍必然使其口袋迅速癟下去，最後總有沒錢的那一天；而阿里斯特明智的花錢方式卻會是使他僱傭工人的數量一年一年地增加。 如果這一點的確有道理，那麼，公眾的利益自然就跟倫理道德和諧一致了。 阿里斯特每年為他本人和家人的生活花去2萬法郎。如果這還不足以使他覺得幸福，那他就不會被稱之為明智了。他有感於窮人所承受的不幸，覺得有一種道德上的義務，多少也要救濟一下他們，於是，每年拿出一萬法郎從事慈善活動。他在商人、製造商、農民中總有一些朋友，他們可能會暫時陷入財政困境中，他了解到他們的處境，決定拉他們一把，當然要考慮周到，並且幫忙要幫到點子上，在這方面每年又花去一萬法郎。最後，他也不會忘記，自己的女兒需要有副好嫁妝，自己的兒子要有個好前程，於是他告誡自己每年必須為此而儲蓄、投資一萬法郎。 因此，下面就是他的收入的用途： （1） 個人花銷2萬法郎 （2） 慈善事業1萬法郎 （3） 幫助朋友1萬法郎 （4） 儲蓄1萬法郎 如果我們仔細地考察一下這些支出項目，那就會明白，所有的錢同樣都投入支持了國家的工業，一個子兒也沒剩。 （1） 個人花銷。對於工匠和店主來說，這些錢的效應跟蒙多爾花同樣數量的錢的效應完全相同。這一點不言而喻，我們不用更多地討論。 （2） 慈善活動。他為此目的而捐獻出的一萬法郎跟別的同樣數量的錢一樣扶持了工業，這些錢會流入麵包師、屠戶、裁縫、家具商手中，只是用那些錢換來的麵包、肉、衣服，並不是要直接地滿足阿里斯特的需求，而是滿足那些得到他的捐獻的人們的需求。而一個消費者替換另一個消費者，對於整個工業並沒有任何影響。同樣100蘇，是由阿里斯特本人直接消費，還是他請一位窮人去消費，結果是完全相同的。 （3） 幫助朋友。阿里斯特把錢借給某個朋友，或者不圖回報，而是用這筆錢為朋友舉辦葬禮，其經濟結果跟我們的說法也沒有矛盾。他的朋友會用這些錢購買商品或者償還自己的債務。在前一種情況下，這些錢會促進工業發展。誰敢說蒙多爾用一萬法郎購買一匹純種馬給工業帶來的好處，要大於阿里斯特或他的朋友用一萬法郎購買布料所帶來的好處？如果這筆錢用來償還一筆債務，其結果是將出現第三個人，債權人，他將拿到這一萬法郎，但是他也必然會用這筆錢在他的企業、工廠中干某些事情，或者開發利用某些自然資源。他的出現只不過是在阿里斯特和工人之間又多了一道中介而已。人名變了，但錢總得花出去，因而照樣會促進工業發展。 （4） 儲蓄。還有一萬法郎儲蓄起來了。正是這一點，從表面上看，從促進藝術、工業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的角度看，蒙多爾似乎要比阿里斯特表現得好一些，儘管阿里斯特在道德上似乎要比蒙多爾優越一點點。 如果偉大的自然諸法則之間確實存在著這種矛盾，那麼，我不可能不陷入實實在在的肉體的痛苦之中。如果人類淪落到只能在兩者之間進行選擇，要麼是自己的利益蒙受損害，要麼是自己的良心遭受折磨，那麼，我們恐怕就要對人類的前景絕望了。所幸，事實並非如此 [28] 。要看清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在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性的同時，也具有經濟上的好處，我們只需明白下面這個令我們欣慰的公理即可，而這個表面上看起來自相矛盾的公理是顛撲不破的：儲蓄也是支出。 阿里斯特怎麼儲蓄他那一萬法郎？是不是在自家的花園中挖一個坑把那20萬蘇硬幣埋起來？不，當然不是。他還想增加自己的資產和收入呢。因此，他會用這筆不用的錢來購買一塊地、一棟房子，購買政府債券、購進一家工業企業，他也可能把它委託給某位經紀人或是銀行家打理。這些錢的用處不管是這裡假設的哪一種，你都得承認，這筆錢也會通過買家、賣家的中介，最後促進工業發展，其效果跟他的兄弟用它來換取家具、珠寶、良駒沒有兩樣。 當阿里斯特用他那一萬法郎購買一塊土地或一筆債券，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覺得，他不用消費這筆錢。這一點似乎讓你覺得他沒有盡到促進工業發展的責任。然而，出售這塊土地或者債券的人，最後也必然會以某種方式花掉他得到的那一萬法郎，不會有任何例外。 因此，不管怎樣，錢總是會花出去的，不管是阿里斯特本人花，還是別人代替他來花。 因此，從勞動階級的立場和扶持工業的角度看，阿里斯特的行為和蒙多爾的行為之間只有一個區別：蒙多爾的支出是由他本人直接花費的，並且只為滿足自己的欲望；這是看得見的。而在阿里斯特的行為中，有一部分錢是通過中介渠道花費的，經過了一些曲折；這是看不見的。然而，實際上，對那些受他們消費活動影響的人來說，看不見的行為的效應與看得見的行為的效應是完全相等的。能夠證明這一點的就是，在這兩種情況下，錢都在周轉，存留在明智的哥哥的保險箱裡的錢，並不比存留在揮霍的弟弟保險箱裡的錢更多。 因此，說節儉會對工業帶來實際的損害，是錯誤的。就促進工業而言，節儉和奢侈的最終效果是一樣的。 然而，我們覺得，這些錢如果不是用於及時行樂，而是細水長流，那麼，對工業的好處會更多，此話怎講？ 10年過去了。蒙多爾、他的財產、他的廣為傳誦的軼聞，如今安在哉？這一切早已經煙消雲散了。蒙多爾已經玩完了，他早就不能每年為經濟注入5萬法郎了，相反，他可能早就開始靠公眾供養了。不管現在他怎麼樣，反正他不再是店主的樂趣所在了；他不再被當成是藝術和工業的促進者了，他對工人也不再有任何用處了；他對他的子孫也毫無用處，他把他們拋置在悲慘生活之中。 同樣是在10年之後，阿里斯特卻不僅繼續將其收入投入貨幣周轉中，而且，每年貢獻出的錢還在增加。他為國家的財富加磚添瓦，也就是說，他增加了用於工資的資金數量；而由於對工人的需求取決於這些資金的數量多少，因而他為勞動階級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報酬。而到他去世時，他留給孩子的，將是這些進步和文明的成果。 節儉從道德上要優越於奢侈，這是無可爭辯的。令人欣慰的是，從經濟的角度看，節儉也同樣是優越的。不管是誰，只要他不是僅僅考察事物的直接效應，而是深入探究其深層效應，就必然會承認這一點。 12. 就業的權利與保證獲取利潤的權利 「兄弟們，勻出你的一些錢讓我有活可干。」這是就業的權利，是初級的或者說是初級水平的社會主義。 「兄弟們，勻出你的一些錢讓我有錢可賺。」這是保證獲取利潤的權利，是比較精緻的，或者說是中級水平的社會主義。 這兩者都是靠看得見的那些效應來維持其生命力，而那些看不見的效應自會令它們喪失合法性。 可以看得見的是，靠向社會搜刮錢財，的確創造出了這些工作機會和利潤；而看不見的則是，如果這些錢留在納稅人自己手中，也同樣能夠創造出這麼多工作機會和利潤。 在1848年，就業的權利曾經在一段時間顯示了其雙重面孔。這就足以把它毀在公眾輿論手中。 一副面孔被稱之為：國立工廠。另一副面孔則是：加稅45分。 [29] 每天，有上百萬人從塞納河兩岸湧入國立工廠工作。這是這枚硬幣美好的一面。 然而，這枚硬幣還有另一面。為了從保險箱中拿走那幾百萬法郎，首先得有人掙出那數百萬法郎。於是，就業權利的那些創辦者最後都不得不轉而向納稅人伸手。 於是，農民們說了：「我必須交納45分。因此，我就會失去一件衣服；我不能再給我的田地施肥了，我不能再僱人修繕我的房子了。」 於是，等人僱傭的手藝人們說了：「由於我們的老闆沒法添置新衣服，所以，裁縫的活兒就少了；由於他無法再給自己的田地施肥，所以幫工的事也少了；由於他沒錢修繕房子，所以木匠和磚瓦匠的工作也少了。」 因此，事實已經清楚地證明了，你不可能從一樁買賣中兩次獲利，也證明了，由政府掏錢創造工作崗位，其代價就是納稅人不能再掏錢創造就業崗位。這就是就業權利的最終結局，大家都看到了，它既是一種不公平，也是一種幻想。 然而，獲取利潤的權利無非是就業權利的一種擴展而已，卻仍然很有生命力，仍然大行其道。 貿易保護主義者讓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多少有些可恥？ 貿易保護主義者對社會說：「你必須給我提供工作崗位，更有甚者，你必須給我提供有利可圖的工作崗位。我曾經愚蠢地選擇進入這個行業，結果，我現在虧損了10％。如果你對大家徵收20法郎的稅金時，給我來個免稅，那我就從虧損轉為贏利了。現在，實現贏利就成了一種權利，你有義務滿足我的這種權利。」 社會聽信了他的這一番詭辯，在對全社會都徵稅時卻讓他例外。社會沒有認識到，那個行業的虧損被它勾銷，並不等於它不虧損了，而是其他人被迫承擔起了那個虧損——我倒是覺得，這個社會也只配承擔別人強加給它的這些負擔。 因此，從我上面討論的很多問題中我們看到了，不了解政治經濟學，會使我們在面對某一現象的直接效應時昏了頭；而了解政治經濟學之後，就能夠全面地考慮各種各樣的效應，既包括直接效應，也包括遠期效應 [30] 。 我本來還可以找出一大堆問題進行一番同樣的分析，不過，我還是決定不這麼做了，因為道理都是一樣的，論證起來都是千篇一律，我希望把夏多布里昂 [31] 談論歷史的一段話用到政治經濟學上，作為本文的結語： 歷史總有兩種後果：一種是當下的，幾乎同時就可以認識到的；另一種則是比較遙遠的，最初覺察不到的。這兩種後果經常是互相牴觸的，前者出自我們短視的智慧，後者則需要我們具有目光長遠的智慧。幸運的結果總是合乎人性的結果。在人的後面站著上帝。有人儘管竭力拒絕獲得至上的智慧，不相信這種智慧的力量，或者玩弄概念，把普通人稱之為天意的東西稱為「環境的力量」或者是「理性」；但是，看看那些已經完成的事情的結局，你就會發現，如果一件事情不在一開始就建立在道德與公正的基礎上，則其結果必然會是南轅北轍，適得其反。（夏多布里昂，《墓外回憶錄》） * * * [1] 本文發表於1850年7月，是巴斯夏最後寫作的一篇作品。它的問世耗費了一年多時間。時間之所以拖得這麼長，是因為在搬家時丟失了本文的手稿。尋找了很長時間，最終也沒有找到。他決定全部重寫，並挑選自己剛剛在國民公會發表的講話作為論證的主要基礎。寫完之後，巴斯夏又覺得自己太過於嚴肅了，於是將其付之一炬，重新寫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篇文章，因此，本文是名副其實的三易其稿。——法文版編者注 [2] 參見《和諧經濟論》第十章。——法文版編者注 [3] 在法語中Jacques Bonhomme就像英語中的「約翰牛」一樣，用來指講究實際的、負責任的、傲慢不遜的普通人。——英譯者注 [4] 當時法國貿易保護主義組織——國內工業保衛委員會辦的一份報紙。——英譯者注 [5] Auguste，Vicomtede Saint-Chamans（1777—1861），復辟時期的議員和國務委員，貿易保護主義者，貿易平衡的鼓吹者。巴斯夏所引的他對「壁壘」的著名的立場見他的Nouvel essai sur larichesse de snations（1824），後收入他的Traité d'é conomie politique（1852）。——英譯者注 [6] 在《塞維利亞的理髮師》第二幕中，音樂家Basile說：「我已經準備了好幾個不同的諺語。」——英譯者注 [7]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國政治家和著名歷史學家。在其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曾擔任過議員和首相（1836年和1840年），最終則在1871年當選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統。——英譯者注 [8] Alphonse Marie Louisde Lamartine（1790—1869），法國重要的浪漫主義詩人，後來成為著名政治家。1834年第一次當選議員，在1848年革命時期，他的聲望達到頂峰，當時他是建立共和制的最積極的鼓吹者。他運用自己雄辯的口才說服了那些威脅要毀滅巴黎的暴民，並成為臨時政府領導人。不過，他更多地是個理想主義者和演說家，而不是一位實際政治家，因此，不久他就失去影響力，並於1851年退休。——英譯者注 [9] 指1851年倫敦海德公園舉行的萬國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由旨在推動工藝和工業發展的一個協會——倫敦工藝協會（The London Society of Arts）主辦。這是大型國際博覽會即「世界博覽會」的第一屆，博覽會是在一個引人注目的建築中舉行的。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艾伯特親王主持了博覽會。——英譯者注 [10] 即從市政廳到塞納河左岸的戲院區。——英譯者注 [11] Charles Dupin（1784—1873），法國著名工程師和經濟學家，藝術和工藝學院教授，眾議員，參議員。他對政治經濟學的最大貢獻是在經濟統計領域。——英譯者注 [12] Achille Fould（1800—1867），政客與金融家。——英譯者注 [13] Jean Martial Bineau（1805—1855），工程師和政客，1852年擔任財政部長。——英譯者注 [14] the Champ-de-Mars，最初是巴黎塞納河左岸的一處閱兵場，現在是埃菲爾鐵塔和軍事學院之間的一處公園。——英譯者注 [15] 由於1846年北歐和西歐穀物、土豆歉收，導致1847年食品價格上漲，使農業、工業和金融都陷入衰退。——英譯者注 [16] 「飢餓是魔鬼的引路人」，見維吉爾的敘事詩《埃涅伊德》（Virgil's AeneidVI，276）。——英譯者注 [17] 作者經常把所有人在實踐中普遍贊同的東西假定為真理使用。尤其是參見《和諧經濟論》第十三章，《文集》第六章的最後（法文版），及《和諧經濟論》第六章中題為《財富的道德觀》（中譯本見193頁）。——法文版編者注 [18] 聖西門（Claude Henride Rouvroy, Comtede Saint-Simon, 1760—1825）是法國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法朗吉即公共建築，是傅立葉（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832年在其報紙《法朗吉》（Le Phalanstère）中提出的，每個法朗吉有600人，是其社會主義綱領的組成部分；《伊加里亞旅行記》（Voyageto Icaria ），是卡貝（étienne Cabet，1788—1856）寫的一本烏托邦著作。——英譯者注 法朗吉是傅立葉所幻想的理想社會（即「和諧制度」）的基層組織。他本人曾多次進行試驗，均告失敗。他的門徒也曾在美國進行試驗，也沒有成功。卡貝是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曾在歐文支持下，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建立伊加利亞社會組織，很快就宣告失敗。他的《伊加里亞旅行記》描繪了建立在平等、博愛、統一和民主基礎上的理想社會。——中譯者注。 [19] 在法語中，M.Prohibant這一諷刺性單詞是指貿易保護主義者，誠如巴斯夏所說，是由迪潘最早使用的，大致可以翻譯為「貿易限制論先生」（Mr.Restrainer-of-Trade）或「貿易保護主義先生」（Mr.Protectionist）。——英譯者注 [20] 比利時境內有東、西佛蘭德斯省。——中譯者注 [21] 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Condom和Meaux主教，是當時著名的布道者，他在皇室成員葬禮上的演說辭是法國古典風格和力量的傑出典範。他曾擔任路易十六的王位繼承人的導師，寫作了《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是法國幾代學生捧讀的經典。他最堅定地反對新教，也領導了限制宗教權力的運動，這使他獨立於法國天主教會，因而成為教會史上和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英譯者注 [22] 參見法文版Vol.V，第86和94頁；《經濟學的詭辯》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參見 本書第7章 。——法文版編者注 [23] Lancaster，英國英格蘭西北部工業城市。——中譯者注 [24] 參見《和諧經濟論》第3章、第8章。——法文版編者注 [25] 1848年2月22日抗議首相基佐（Guizot，1787—1874，法國政治活動家，著名歷史學家）的群眾示威活動，結果導致他被國王路易·菲力浦撤職。然而，這場謹慎的運動卻沒有讓國王吸取教訓，相反，次日，軍隊向示威群眾開槍。憤怒的巴黎民眾發動了武裝起義，於24日衝進杜伊勒里宮，國王逃跑，以拉馬丁為實際首腦的十一人革命臨時政府成立，25日宣布成立共和國，即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中譯者注 [26] 參見法文版全集Vol.V，p.282.，論無息信貸的第12封信結尾。——法文版編者注 [27] 戰爭部長最近宣布，把一個人送到阿爾及利亞，要花去國家8000法郎。而我敢肯定，現在一個普通人如果每年有4000法郎，就可以在法國生活得很不錯了。那麼，我就想知道，如果你在帶走一個人的同時，帶走了可以供養兩個人的錢，你是怎樣有利於法國人的？——作者原注 [28] 參見法文版Vol.V，第86和94頁；《經濟學的詭辯》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參見 本書第7章 。——法文版編者注 [29] 二月革命時成立的新政權發起創建國立工廠，以解決失業問題，同時也把間接稅率提高了45分。而事實證明，這種工廠並不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令人滿意的辦法，簡直是一場鬧劇，作用很小，甚至根本就無法運轉。但當政府決定取消國立工廠，把失業者安排進軍隊、公共工程或私人工業企業時，巴黎的勞動階層對政府背叛「就業權利」義憤填膺，在1849年發動了革命，經過一番激烈的戰鬥後才被鎮壓下去。——英譯者注 [30] 如果一項行動的所有後果都有益於該行動者，那麼，我們就該馬上修正我們的理論。然而，這個例子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有時，看得見的好的效應都讓我們趕上了，而看不見的壞效應卻由別人承擔，因而就使那些壞效應更不為我們所知了。因此，我們必須等候那些承受了行動的壞後果的人們作出反應才能觀察清楚。這經常需要較長時間，而這會延長錯誤流行的時間。一個人做了某些事，給自己帶來了相當於10法郎的利潤，給大家帶來了相當於15法郎的損失，但卻在30個人中間分攤，那麼，每個人所承受的損失就只有半法郎。從總體上說，出現了虧損，因而他們必然會作出反應。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反應要在很長時間之後才能看到，因為壞效應廣泛地分攤在大量人口中，而好效應卻集中被一個人獲得了。——出自作者未出版的散篇 [31] Vicomte Franc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先驅，出身貴族，在政治上屬於忠實的保王黨人，堅定地擁護波旁王室。曾參加反對革命的軍事鬥爭，也曾反對過拿破崙的統治，多次流亡國外。1814年波旁王朝復辟後成為貴族院議員，出任外交大臣。1830年七月革命後專事寫作，主要著作有《革命史論》、《基督教的真諦》、《關於羅馬帝國崩潰的歷史研究》，最著名的則是其積40年之功力寫就的回憶錄《墓外回憶錄》（中文節譯本譯為《墓中回憶錄》，三聯書店，1997），被奉為法國散文的典範。——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