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命論

南朝梁劉峻撰。此論約作於天監八年（509），因不被梁武帝任用而作。李善云：「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慚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文選》卷五十四）「辯」，《梁書》《藝文類聚》作「辨」。開篇以君臣議論管輅為引子，然後以「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進入正題。接著列舉周公、孔子等古代先賢與近世秀士的遭際，說明即使是「上智」也無法逃脫「命」的掌控。然後他詳述「非命」論之「六蔽」，對其展開猛烈攻勢。最後重申自己觀點：「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他認為個人的德行修養與貴賤貧富之命運無關，但即便如此，他認為「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依然是「君子之所急」。文章借言管輅窮困不達，寄寓對人生窮通的憤慨。其中有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這樣的借題發揮，實有作者自己的遭遇和感慨在內，是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的典型反映。借論性命窮通而寄託自己對現實的不滿，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實際上卻是對吉凶得失、成敗利鈍與賢愚善惡的不能相稱表示了疑問和悲憤。此論有為而發，文采斐然而氣骨凜然，鋪陳排比，雜糅了辭賦的手法，古今皆推為名作。明人孫礦評云：「辯論不窮，藻繪有餘，第調法無左馬之蒼勁，遂覺饒思而乏勢，富辯而寡韻。卑卑氣格，去西京殊遠。蓋時尚若茲，即高手未能超出。」（《文選集評》卷十三）清人何焯評云：「全篇多有激之談，收束愔愔德音，乃殊莊叟元談，盪而不歸也。」（《文選集評》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