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通議 · 論譯書

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諒哉言乎，中國見敗之道有二，始焉不知敵之強而敗，繼焉不知敵之所以強而敗。始焉之敗，猶可言也。彼直未知耳，一旦情見勢迫，幡然而悟，奮然而興，不難也。昔日本是也，尊攘論起，閉關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恥變法，盡取西人之所學而學之，遂有今日也。繼焉之敗，不可言也。中國既累遇挫衄，魂悸膽裂，官之接西官，如鼠遇虎，商之媚西商，如蟻附膻，其上之階顯秩，下之號名士者，則無不以通達洋務自表異，究其日日所抵掌而鼓舌者，苟以入諸西國通人之耳，諒無一語不足以發噱。謀國者始焉不用其言而敗，繼焉用其言而亦敗，是故不知焉者其禍小，知而不知，不知而自謂知焉者，其禍大。中國之效西法三十年矣，謂其不知也，則彼固孜孜焉以效人也；謂其知也，則何以效之愈久，而去之愈遠也？甲自謂知而詆人之不知，自丙視之，則乙固失而甲亦未為得也。今人自謂知而詆昔人之不知，自後人視之，則昨固非而今亦未為是也。三十年之敗，坐是焉耳。問者曰，吾子為是言，然則吾子其知之矣。曰：惡，某則何足以知之，抑豈惟吾不足以知而已。恐天下之大，其真知者，殆亦無幾人也。凡論一事，治一學，則必有其中之層累曲折，非入其中，不能悉也。非讀其專門之書，不能明也。譬之尋常談經濟者，苟不治經術，不誦史，不讀律，不講天下郡國利病，則其言必無當也。西人致強之道，條理萬端，迭相牽引，互為本原，歷時千百年以講求之，聚眾千百輩以討論之，著書千百種以發揮之，苟不讀其書，而欲據其外見之粗跡，以臆度其短長，雖大賢不能也。然則苟非通西文、肄西籍者，雖欲知之，其孰從而知之？不寧惟是，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參西法以救中國，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從事也，必其人固嘗邃於經術，熟於史，明於律，習於天下郡國利病，於吾中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挈樞振領而深知其意，其於西書亦然。深究其所謂迭相牽引，互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變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國古今政俗之異，而會通之以求其可行，夫是之謂真知。今夫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自其治經術、誦史、讀律、講天下郡國利病，洎其稍有所得，而其年固已壯矣。當其孩提也，未嘗受他國語言文字，及其既壯，雖或有志於是，而妻子、仕宦，事事相逼，其勢必不能為學童挾書伏案故態。又每求效太速，不能俯首忍性，以致力於初學蹇澀之事，因怠因棄，蓋中年以往，欲有所成於西文，信哉難矣。夫以中學西學之不能偏廢也如彼，而其難相兼也又如此，是以天下之大，而能真知者，殆無幾人也。 夫使我不知彼，而彼亦不知我，猶未為害也。西國自有明互市以來，其教士已將中國經史記載，譯以拉丁、英、法各文。康熙間，法人於巴黎都城設漢文館。爰及近歲，諸國繼踵，都會之地，咸建一區，庋藏漢文之書，無慮千數百種。其譯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縟如《國朝經說》，猥陋如稗官小說，莫不各以其本國語言，翻行流布，其他種無論矣。乃至以吾中國人慾自知吾國之虛實，與夫舊事新政，恆反藉彼中人所著書，重譯歸來，乃悉一二（以吾所見，日本人之《清國百年史》《支那通覽》《清國工商業指掌》，其中已多有中國人前此不及自知者，西文此類之書當復不少）。昔遼耶律德光謂晉臣曰：「中國事，吾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以區區之遼，猶且持此道以亡中國，況聲明文物、典章制度遠出於遼人萬萬者乎。 欲救斯弊，厥有二義：其一使天下學子，自幼咸習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書，悉譯成華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而由前之說，其收效必在十年以後（今之年逾弱冠，已通中學者多不能專力西文，故必取少年而陶鎔之，非十年以後不能有成）；由後之說，則一書既出，盡天下有志之士皆受其益，數年之間，流風沾被，可以大成。今之中國汲汲顧影，深惟治標之義，不得不先取中學成材之士而教之，養其大器，以為救焚拯溺之用。且學校貢舉之議既倡，舉國喁喁向風，而一切要籍，不備萬一，則將何所挾持以教士取士耶？故譯書實本原之本原也。大哉，聖人乎！太祖高皇帝命子弟近臣，肄唐古忒文，誦蒙古記載，遂以撫蒙古。太宗文皇帝受命建國，首以國書譯史鑑，乃悉知九州扼塞及古今用兵之道，遂以屋明社。聖祖仁皇帝萬幾之暇，日以二小時就西士習拉體諾文，任南懷仁等至卿貳，采其書以定曆法。高宗純皇帝開四庫館，譯出西書四十一家，悉予著錄。宣宗成皇帝時，俄羅斯獻書三百五十餘號，有詔庋秘府，擇要譯布。然則當祖宗之世，邊患未形，外侮未亟，猶重之也如此。苟其處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昭昭然也。且論者亦知泰東西諸國，其盛強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學原於希臘，法律政治之學原於羅馬，歐洲諸國各以其國之今文，譯希臘、羅馬之古籍。譯成各書，立於學官，列於科目，舉國習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損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極於今日。俄羅斯崎嶇窮北，受轄蒙古垂數百年，典章盪盡，大彼得躬游列國，盡收其書譯為俄文，以教其民，俄強至今。日本自彬田翼等，始以和文譯荷蘭書，洎尼虛曼孑身逃美，歸而大暢斯旨，至今日本書會，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譯本。故其變法灼見本原，一發即中，遂成雄國，斯豈非其明效大驗耶？彼族知其然也。故每成一書，展轉互譯，英著朝脫稿，而法文之本夕陳於巴黎之肆矣；法籍昨汗青，而德文之編，今庋於柏林之庫矣。世之守舊者，徒以讀人之書，師人之法為可恥，而寧知人之所以有今日者，未有不自讀人之書，師人之法而來也。 問者曰：中國自通商以來，京師譯署、天津水師學堂、上海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西國教會醫院，凡譯出之書不下數百種，使天下有志之士，盡此數百種而讀之，所聞不已多乎？曰：此真學究一孔之論，而吾向者所謂知而不知，不知而自謂知焉者也。有人於此挾其節本《儀禮》《左傳》，而自命經術；抱其《綱鑑易知錄》《廿一史彈詞》，而自詡史才，稍有識者，未嘗不嗤其非也。今以西人每年每國新著之書，動數萬卷（英國倫敦藏書樓，光緒十年一年中新增之書三萬一千七百四十七卷，他年稱是，他國亦稱是。美國則四倍之，日本亦每歲數千卷），舉吾所譯之區區，置於其間，其視一蚊一虻不如矣。況所譯者未必為彼中之善本也，即善本矣，而彼中群學日新月異，新法一出，而舊論輒廢，其有吾方視為瑰寶，而彼久吐棄不屑道者，比比然也。即不如是，而口授者未必能無失其意也，筆授者未必能無武斷其詞也。善夫馬君眉叔之言曰：「今之譯者，大抵於外國之語言，或稍涉其藩籬，而其文字之微辭奧旨，與夫各國之所謂古文詞者，率茫然未識其名劃。或僅通外國文字語言，而漢文則粗陋鄙俚，未窺門徑，使之從事譯書，閱者展卷未終，俗惡之氣觸人慾嘔。又或轉請西人之稍通華語者為之口述，而旁聽者乃為仿佛摹寫其詞中所欲達之意，其未能達者，則又參以己意而武斷其間。蓋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亦何怪乎所譯之書皆駁雜迂訛，為天下識者鄙夷而訕笑也。」（《適可齋記言》四）吁，中國舊譯之病盡於是矣。雖其中體例嚴謹，文筆雅馴者未始無之，而駁雜繁蕪，訛謬俚俗十居六七，是此三百餘種之書，所存不及其半矣。而又授守舊家以口實，謂西學之書，皆出猥陋俗儒之手，不足以寓目，是益為西學病也。故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曰擇當譯之本，二曰定公譯之例，三曰養能譯之才。 請言譯本。中國官局舊譯之書，兵學幾居其半。中國素未與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於是震動於其屢敗之烈，怵然以西人之兵法為可懼，謂彼之所以駕我者，兵也。吾但能師此長技，他不足敵也，故其所譯專以兵為主。其間及算學、電學、化學、水學諸門者，則皆將資以製造，以為強兵之用。此為宗旨剌謬之第一事。起點既誤，則諸線隨之，今將擇書而譯，當知西人之所強者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不師其所以強，而欲師其所強，是由欲前而卻行也。達於此義，則兵學之書，雖毋譯焉可也。 中國之則例律案，可謂繁矣，以視西人，則彼之繁十倍於我而未已也。第中國之律例，一成而不易，鏤之金石，懸之國門，如斯而已。可行與否，非所問也；有司奉行與否，非所禁也。西國則不然，議法與行法，分任其人，法之既定，付所司行之，毫釐之差，不容假借，其不可行也，克日付議而更張之。故其律例無時而不變，亦無時而不行，各省署之章程是已。《記》曰：「不知來，視諸往。」西國各種之章程，類皆經數百年、數百人、數百事之閱歷，而講求損益，以漸進於美備者也。中國仿行西法，動多窒礙，始事之難，斯固然也。未經閱歷，於此事之層累曲折，未從識也，則莫如借他人所閱歷有得者，而因而用之，日本是也。日本法規之書至纖至悉，皆因西人之成法而損益焉也。故今日欲舉百廢，新庶政，當以盡譯西國章程之書，為第一義（近譯出者有《水師章程》《德國議院章程》《倫敦鐵路公司章程》《航海章程》《行船免沖章程》等，然其細已甚矣）。 今之攘臂以言學堂者紛如矣，中西書院之建置，亦幾於遍行省矣。詢其所以為教者，則茫然未知所從也。上之無師，下之無書，中學既已束閣，西學亦罕問津。究其極也，以數年之功，而所課者不過西語西文。夫僅能語能文，則烏可以為學也？西人學堂悉有專書，歲為一編，月為一卷，日為一課，小學有小學之課，中學有中學之課，專門之學各有其專門之課。其為課也，舉學堂之諸生無不同也，舉國之學堂無不同也，計日以程，循序而進，故其師之教也不勞，而其徒之成就也甚易。今既知學校為立國之本，則宜取其學堂定課之書，翻成淺語，以頒於各學，使之依文按日而授之，則雖中才，亦可勝教習之任。其課既畢，而其學自成，數年之間，彬彬如矣（舊譯此類書極少，惟《啟悟初津》為幼學極淺之書，《幼童衛生編》《筆算數學》略近之）。 國與國並立，而有交際，人與人相處，而有要約，政法之所由立也。中國惟不講此學，故外之不能與與國爭存，內之不能使吾民得所。夫政法者，立國之本也。日本變法，則先其本，中國變法，則務其末。是以事雖同，而效乃大異也。故今日之計，莫急於改憲法，必盡取其國律、民律、商律、刑律等書而廣譯之，如《羅瑪律要》（為諸國定律之祖）、《諸國律例異同》《諸國商律考異》《民主與君主經國之經》、《公法例案》（備載一切交涉事件原委）、《條約集成》（自古迄今，宇下各國凡有條約，無不備載，譯成可三四百卷）等書（以上諸書，馬氏所舉，製造局所譯《各國交涉公法論》，似即《公法例案》之節本），皆當速譯。中國舊譯，惟同文館本，多法家言，丁韙良蓋治此學也。然彼時筆受者，皆館中新學諸生，未受專門，不能深知其意，故義多暗曶。即如《法國律例》一書，歐洲亦以為善本，而館譯之本往往不能達其意，且常有一字一句之顛倒漏略，至與原文相反者，又律法之書尤重在律意，法則有時與地之各不相宜，意則古今中外之所同也。今欲變通舊制，必盡采西人律意之書，而斟酌損益之，通以歷代變遷之所自，按以今日時勢之可行，則體用備矣（舊譯無政法類之書，惟《佐治芻言》一種耳）。 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國之鑑也。中國之史，長於言事；西國之史，長於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謂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鄉教養之所起，謂之民史。故外史中有農業史、商業史、工藝史、礦史、交際史、理學史（謂格致等新理）等名，實史裁之正軌也。言其新政者，十九世紀史（西人以耶穌紀年，自1800年至1900年謂之「十九世紀」，凡歐洲一切新政，皆於此百年內浡興，故百年內之史最可觀。近譯《泰西新史攬要》即此類書也，惟聞非彼中善本）等，撰記之家不一而足，擇要廣譯，以觀西人變法之始，情狀若何，亦所謂借他人之閱歷而用之也（舊譯此類書有《大英國志》《俄史輯譯》《法國志略》《英法俄德四國志略》等，然太簡略，不足以資考鏡，故史學書尚當廣譯）。 西人每歲必有一籍，紀其國之大政大事，議院之言論，近世譯者名之為「藍皮書」，蓋國之情實與其舉措，略具於是矣。宜每年取各國此籍盡譯之，則能知其目前之情形，無事可以借鑑，有事可以知備。若苦繁重，未能盡譯，則擇撮要之數國譯之。其餘諸國，則彼中每年有將各國情實編為成書者，製造局舊譯《列國歲計政要》是也。惜僅得癸酉一年，後此蓋闕。若能續譯至今，則二十年來西方之形勢，皆了如指掌，中國學者或不至眢暗若是耳。 欲興自然之利，則農學為本。今西人種植之法，糞溉之法，畜牧之法，漁澤之法，及各種農具，皆日新月異。李提摩太謂：「中國欲開地利，苟參用西法，則民間所入可驟增一倍，補益可謂極大矣。」然舊譯農書不過數種，且皆簡略，未從取資，故譯農書為當務之急也。 譯出礦學之書，多言煉礦之法，未及察礦之法，今宜補譯。然此事非習西文入其專門學堂，且多經勘驗，不為功也。 中國之人耐勞苦而工價賤，他日必以工立國者也。宜廣集西人各種工藝之書，譯成淺語，以教小民，使能知其法，通其用。若能使中國人人各習一業，則國立強矣。舊譯有《西藝知新》等書，言小工之學；《工程致富》《考工記要》等書，言大工之學；《格致匯編》中亦多言工藝。惟西人此學日進無疆，苟能廣譯，多多益善也。通商以後，西來孔道為我國大漏卮，華商之不敵洋商也，洋商有學，而華商無學也。彼中富國學之書（日本名為經濟書），皆合地球萬國之民情物產，而盈虛消息之。至其轉運之法，銷售之法，孜孜討論，精益求精。今中國欲與泰西爭利，非盡通其學不可，故商務書當廣譯（舊譯有《富國策》《富國養民策》《保富述要》等書，《佐治芻言》下卷，亦言此學）。 泰西自希臘強盛時，文物即已大開。他里斯等七人號稱七賢，專以窮理、格物之學提倡一世，而額拉吉來圖、梭格拉底、拍勒圖、什匿克、安得臣、知阿真尼、雅里大各、德謨吉利圖、阼士阿士對等，先後以理學名。亞力斯多德爾、比太哥拉、歐幾里得、提馬華多而司諸人，闡發物理，所著各籍玄深微妙，近世格致家言皆祖之。其後果魯西亞士、白分道弗等，以匹夫發明公理，為後世公法之所祖。故欲通西學者，必導原於希臘、羅馬名理諸書，猶欲通中學者，必導原於三代古籍、周秦諸子也。舊譯此類書甚寡，惟明人所譯有《名理探》《空際格致》等書，然未盡精要，且語多詰屈，近譯者有《治功天演論》《辨學啟蒙》等書（《幾何原本》《奈端數理》等為算理之書。算理者，理學中之一種也）。 以上各門略舉大概，舊所已有者略之，舊所寡有者詳之，實則西人政學百新，無一書無獨到處，雖悉其所著而譯布之，豈患多哉？特草創之始，未能廣譯，則先後緩急亦當有次。蒙既未習西文，未窺西籍，率其臆見，豈有所當？惟存其一說，以備有力者之採擇而已。至如同一門類之書，則當於數書之中，擇其佳者（如記西國百年以來事實者，彼中無慮數十家。近人所譯馬懇西氏之書，聞非善本也）。或擇其後出者，其有已譯之書，而近歲有續編及駁議等編，皆當補譯，以成一家之言，此亦談譯本者所當留意也。 請言譯例。譯書之難讀，莫甚於名號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書既與彼書異，一書之中，前後又互異，則讀者目迷五色，莫知所從。道、咸以來，考據金元史稗，言西北地理之學蔚為大觀，究其所日日爭辯於紙上者，大率不外人名、地名，對音、轉音之異同，使當日先有一《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之類之書，泐定畫一，凡撰述之家，罔不遵守，則後人之治此學者，可無齗齗也。今欲整頓譯事，莫急於編定此書。昔傅蘭雅在製造局所譯化學、汽機各書，皆列「中西名目表」，廣州所譯之《西藥略釋》亦有病名、藥名等表，皆中文西文兩者並列，其意最美。《時務報》所譯各名，亦於卷末附「中西文合璧表」，欲使後之讀者知吾所譯之名，即西人之某名，其有訛誤可更正之，其無訛誤可沿用之。此整齊畫一之道也。惜未悉心考據，未能作為定本（製造局之「名目表」則大佳，他日可以沿用矣）。今區其門目，約有數事。 一曰人名、地名。高鳳謙曰：「西人語言，佶屈聱牙，急讀為一音，緩讀為二、三音，且齊人譯之為齊音，楚人譯之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譯之而百異。《瀛寰志略》所載國名之歧，多至不可紀極。宜將羅馬字母編為一書，自一字至十數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外國用英語為主，以前此譯書多用英文也；中國以京語為主，以天下所通行也。自茲以後，無論以中譯西，以西譯中，皆視此為本。」可謂精當之論。惟前此已譯之名，則宜一以通行者為主。舊譯之本，多出閩、粵人之手，雖其名號參用方音者，今悉無取更張，即間有聲讀之誤，亦當沿用。蓋地名、人名，只為記號而設，求其舉此號，而聞者知為何人何地足矣。近人著書，或矜言釐正，如謂英吉利乃一島之稱，稱其國名，則當雲「白爾登」，謂西伯利亞之音不合，宜易為「悉畢爾」之類，徒亂人意，蓋無取焉。今宜取通行最久，人人共讀之書，刺取其譯名，泐為定本。其續譯之本，有名目為舊譯所無者，然後一以英語、京語為主，則盡善矣。 二曰官制。有義可譯則譯義，義不可譯乃譯音，此不易之法也。人名、地名不過記號之用，譯音已足。至如官制一途，等差甚繁，職掌各別，若徒譯音，則無以見其職位若何，及所掌何事。如《水師章程》等書，滿紙不相連屬之字，鉤輈格磔，萬難強記，此一蔽也。若一以中國官比例之，則多有西官為中土所無者。康成注經，以漢況周，論者猶譏其不類，況於習俗迥殊，沿革懸絕。且中國官制名實不副，宰相不與機務，兵部不掌軍權，自餘一切，罔不類是。然則以中例西，雖品位不訛，職掌已未必吻合，如守土大吏，率加「督撫」之號，統兵大員，概從「提鎮」之名，鹿馬同形，安見其當？至於中土，本無此官，強為附合者，其為乖謬，益不待言，此又一弊也。今宜博採各國官制之書，譯一通表，先用西文列西名，詳記其居何品秩，掌何職守，然後刺取古今官制與之相當者，為譯一定名。今有其官，則用今名，今無其官，則用古名，古今悉無，乃用西音，翻出名之（中國官稱喜襲古號，即如「巡撫兼副都」之銜，而遂號中丞，「知州」非司牧之任，而沿稱刺史。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皆於正名之誼有乖，然人人知其為同名異實，無所不可。若以西官襲中號，則人將因其所定之名，以求其所掌之職，苟立名不慎，則讀者鮮不誤會，即如英國、印度之長官，與威而士之長官，譯者皆名之為「印度總督」「威而士總督」，而不知其權迥異也。此等之類極多，不可枚舉。取參錯之名而比較以定之，此事最難。如《歷代職官表》可謂近代博大明備之書，然其定例以本朝官為主，而列歷代之名於下，其前代有此官而本朝竟無之者已多漏略失載，而其中以古制勉強牽合今制，實則其職絕不相類者，尤屬不少。夫同在中國數其沿革，尚且若茲之難，況以中例西耶。故苟其職為古今悉無者，切不可勉強牽合，無寧譯西音而注其職掌而已）。此後凡譯書者，皆當按西文查表，溝若畫一，則耳目不亂，制置厘然矣。若未能就此盛業，亦當於譯出之每官名下，詳註其品秩、職掌，勿使學者疑焉（日本近日官制悉模仿西法，而其官名率多漢唐遺稱，若有中國古今悉無之官則用日本名稱，亦大佳也）。 三曰名物。高鳳謙曰：「泰西之於中國，亘古不相往來，即一器一物之微，亦各自為風氣。有泰西所有中國所無者，有中國所有泰西所無者，有中西俱有而為用各異者。至名號則絕無相通，譯者不能知其詳，以意為之名，往往同此一物，二書異名，且其物為中國所本有者，亦不能舉中國之名以實之。今宜將泰西所有之物，如六十四原質之類，及一切日用常物，一一考據，其為中國所有者，以中名名之；中國所無者，則遍考已譯之書，擇其通用者用之；其並未見於譯書者，則酌度其物之原質，與其功用，而別為一名。」其論韙矣！有生以來，萬物遞嬗，自大草、大木、大鳥、大獸之世界，以變為人類之世界，自石刀、銅刀、鐵刀之世界，而變為今日之世界。其間產物生滅相代，其種非一，或古有今無，或今有古無，或古今俱有之而古人未能別析其名（如六十四原質，自古人視之則統名為氣、為土、為石而已）。至於人造之物，日新月異，其名目之增，尤不可紀極。西人惟文字與語言合也，故既有一物，則有一音、有一字、有一名。中國惟文字與語言分也，故古有今無之物，古人造一字以名之者，今其物既已無存，則其字亦為無用；其今有之物，既無其字，則不得不借古有之字而強名之。此假借之例，所以孳乳益多也。然以虛字假實字，沿用已久，尚無不可（「不」字、「焉」字、「之」字、「也」字、「哉」字之類）。以實物而復假他實字以為用，則鮮不眩矣。且新出之事物日多，豈能悉假古字？故為今之計，必以造新字為第一義。近譯諸名如「汽」字之類，假借字也。如六十四原質「鋅」「鉑」「鉀」等之類，造新字也。傅蘭雅譯化學書，取各原質之本名，擇其第一音，譯成華文，而附益以偏旁，屬金類者加「金」旁，屬石類者加「石」旁，此法最善。他日所譯名物，宜通用其例。乃至屬魚類者加「魚」旁，屬鳥類者加「鳥」旁，屬木類者加「木」旁，屬器類者加「匚」旁，自餘一切，罔不如是，既無稱名繁重之苦，又得察類辨物之益。定名之後，仍用名目表之法，並列兩文以資證引，此譯家正名之宏軌矣。 四曰律度量衡。列國並立，則衡量必不一，列國既通，則必於其不一者，而思所以一之。李斯之制秦權、秦量是也。今將譯通萬國之籍，亟宜取萬國之律度衡量，列為一表，一英尺為中國若干尺，一英里為中國若干里，一磅一佛郎一羅卜等為中國若干金，其西國之名，皆宜畫一（如或稱佛朗或稱福蘭格、或稱羅卜或稱盧布或稱留之類）。各國類別，勿有掛漏。四明沈氏有《中國度量權衡表》一書，惜未大備。掇拾補苴之，斯成大觀矣。 五曰紀年。以孔子生年為主，次列中國歷代君主紀年，次列西曆紀年，次列印度舊曆紀年，次列回回曆紀年，次列日本紀年，通為一表。其有小國雖紀年不同，而無大事可載記者，暫略之。它日譯書，依名從主人之義，凡記某國之事，則以其國之紀年為正文，而以孔子生年，及中國歷代紀年旁註於下。 譯書有二弊，一曰徇華文而失西義，二曰徇西文而梗華讀。夫既言之矣，翻譯之事，莫先於內典，翻譯之本，亦莫善於內典。故今日言譯例，當法內典。自鳩摩羅什、實義難陀皆深通華文，不著筆受；玄奘之譯《瑜伽師地論》等，先游身毒，學其語，受其義，歸而記憶其所得，從而筆之。言譯者當以此義為最上，舌人相承，斯已下矣。凡譯書者，將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雖取其文而刪增之，顛倒之，未為害也，然必譯書者之所學與著書者之所學相去不遠，乃可以語於是。近嚴又陵新譯《治功天演論》，用此道也。 凡義法奧賾、條理繁密之書，必就其本文分別標識，則讀者易了。經學以《儀禮》為最繁密，故治《儀禮》學者，分章節務極細；佛學以《相宗》為最奧賾，故治慈恩學者，修科文務極詳。今西人格致、律法諸書，其繁賾與《相宗》、禮學相埒，凡譯此類書，宜悉仿內典分科之例，條分縷析，庶易曉暢，省讀者心力。近英人潘慎文新譯《格物質學》，頗得此意。其或佳書舊有譯本，而譯文佶屈為病不可讀者，當取原書重譯之。南書《涅槃經》經謝靈運再治，而大義畢顯；《華嚴》《楞伽》皆經唐譯而可讀。其前事也，如同文館舊譯之《富國策》，而《時務報》有重譯之本；廣學會舊譯之《泰西新史攬要》，而湖南有刪節之編，咸視原書曉暢數倍，亦一道也。 舌人聲價，日益增重，譯成一籍，費已不貲，而譯局四設，各不相謀，往往有同此一書，彼此並譯。昔製造局所翻《化學鑒原》，並時翻者凡有四本，黃金虛牝，良可嘆嗟。今宜定一通例，各局擬譯之書先期互告，各相避就，無取駢拇。然此非有司之力，殆未易整齊也。 請言譯才。凡譯書者，於華文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言專門之學，三者具通，斯為上才，通二者次之，僅通一則不能以才稱矣。近譯西書之中，算書最佳，而《幾何原本》尤為之魁，蓋利、徐、偉、李皆邃於算，而文辭足以達之也。故三者之中，又以通學為上，而通文乃其次也。今國家之設方言學堂，其意則非教之以學也，不過藉為譯署、使館之通事而已。故其學生亦鮮以學自厲，肄業數年，粗識蠻語，一書未讀，輒已出學，若此類者殆十而六七也。夫執略解華文、能操華語之人，而授之以先秦兩漢舊籍，欲其索解焉不可得也。今責此輩以譯西文，殆猶是也。故欲求譯才，必自設翻譯學堂始。馬建忠曰：「翻譯書院之學生，選分兩班。一選已曉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資質在中人以上者十餘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法文之淺深，酌量補讀，而日譯新事數篇以為功課，加讀漢文，由唐宋八家、上溯周秦諸子，日課論說，使辭達理舉，如是一年，即可從事翻譯。一選長於漢文，年近二十，而天資絕人者亦十餘名，每日限時課讀英法文字，上及拉丁、希臘語言，果能功課不輟，不過二年，洋文即可通曉。」（《適可齋記言》四）其言韙矣。入學堂一二年以後，即以譯書為功課，譯才成而譯出之書亦已充棟矣。此最美之道也。惟譯天算、格致、聲、光、化、電、法律等專門之書，則又非分門肄習，潛心數載，不為功也。 日本與我為同文之國，自昔行用漢文，自和文肇興，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與漢文相雜側，然漢文猶居十六七。日本自維新以後，銳意西學，所翻彼中之書，要者略備，其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今誠能習日文以譯日書，用力甚鮮，而獲益甚巨。計日文之易成，約有數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無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闊，三也；名物象事，多與中土相同，四也；漢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黃君公度謂可不學而能，苟能強記，半歲無不盡通者，以此視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