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檔案 · 馬雷街 23

現在，我們來俯視一下諾埃米這個平庸的「深淵」。把自己的丈夫不是當成奴僕就是當作利害相關的人的這種妻子任何時代都有，特別是在十九世紀；這種態度甚至並不排除夫妻的情感：維多利亞就是情意深切地讓艾伯特待在從屬的地位。米歇爾-夏爾總是從儘可能讓人放心的角度來說明事情，他在留給自己孩子們的回憶錄中特彆強調了諾埃米很聰明（按她的方式，她確實如此），很漂亮（我們馬上就會看到這一點的），很高雅（而我卻很擔心「高雅」一詞會讓人想起虛偽的、身份地位所限的禮貌、財富和世俗的評價，上流社會的夫人們常以這種高雅相互周旋或攻訐），是個完美無缺的家庭主婦（他在這一點上並未誇大其詞）。米歇爾-夏爾並不是不知道他妻子粗俗狹隘的本質，而且坦誠地跟他兒子談到了這一點。為了一方面用間接肯定法，另一方面看到諾埃米惱怒和怨憤的一面，我們必須首先認清她的真實面目，哪怕是再給她披上神秘的面紗也可以。 我見到她時，她已八十歲高齡，身材臃腫笨重，在黑山城堡的走廊里踱來踱去，如同瓦爾特·德拉·梅爾一部小說中的那個在空蕩蕩的家中徜徉的令人難忘的錫東阿姨，在看著她的孩子們的眼裡成了死神或惡魔的化身。但諾埃米的樣子並不嚇人。她同兒子不和，對她所害怕的女婿冷漠，對她的孫子既心存褊狹又諷刺挖苦，對我雖常呵斥，但並未讓我感到害怕，因為她並未能制服我那孩童的犟勁和逆反心理。一日三餐之後，這位老太太便去客廳的一角坐著，她從那兒可以監視各個房間而不被人看見，而且可以藉助像擴音器似的供熱氣管口聽見地下室里有誰在說自己的壞話。如同大家所猜想到的，僕人們早有所知，凡是要談到她時都離那個角落遠遠的，或者說話時恰如其分。一旦從那個供熱氣管口傳來一個不懷好意的玩笑，老太太總會找個由頭髮一通火的。她的女僕弗圖內服侍她很不稱心，但她已習慣她了，所以她總在心裡盤算著如何打發她滾蛋，或者讓她得不到好處。在她臨終前看護她的那幾個修女也同樣遭到她的監視。這個老婦人一輩子都害怕死，最終因心臟停跳而孤獨地死在黑山城堡。「心臟？」一個詼諧的農村鄰里叫嚷道，「可她不常用心的啊！」 我擁有的諾埃米的第一張畫像表現的是十四歲左右的她，穿著短裙和罩衫。大約在一八四二年，阿馬布爾·迪弗雷納決定請當地的一位畫家畫兩幅半肖像半油畫式的吊掛的畫：一幅是表現審判官坐在馬雷街自家的漂亮書房裡，他修長，乾癟，冷漠，臉颳得很乾淨，一副基佐時代當地人模仿的假英國佬的神態。畫像周圍的牆壁都像精裝書籍似的包起來了；博敘埃的一幅半身像表明他對其激情滿懷的雄辯的景仰；透過一扇開啟的窗戶窺見的聖卡特琳娜教堂輪廓的頂部飄揚著一面公民國王的三色旗；矮小的諾埃米走進來似乎是送一封信而不是前來借一本書，這使畫面帶有一種當時已成高雅時尚的家庭的溫馨。在第二幅畫上，亞歷山大琳娜-約瑟芬·迪弗雷納戴著她的管狀女帽，身子僵直，正襟危坐在壁爐旁的一把扶手椅上，壁爐上的一件「裝飾品」至今仍在。戴細布縐領的一個年輕小伙子站在她的身旁，一件女紅放在她身邊的一張桌子上，羽管鍵琴在奏著一首抒情曲。那擋火裝置裝飾得像是帶浮雕感的灰色單色畫的一個古代場景，一座林中仙子的雕像使得透過玻璃門窗洞隱約看到的花園平添了幾分姿色，而一張巨大的薩伏納里地毯以其鮮艷的色調使其餘部分全都黯然失色。 那個戴細布縐領的男孩名叫阿納托利，或許叫古斯塔夫，抑或兩個名字合二為一。（我不知道這對夫婦是有一個兒子還是有兩個兒子，年紀輕輕的就死了。）古斯塔夫離開人世時還是單身，是法學博士，享年二十九歲，他的名字列入了迪弗雷納夫婦十年後所參與的一個慈善機構的文件中。假定阿納托利是另一個人的話，那他在任何地方都未提到過。我祖父的回憶錄沒有提及這個或這兩個死者，因為他或他們的去世，諾埃米才成為完全的繼承人；相反，可敬的亞歷山大琳娜-約瑟芬在我祖父的回憶錄中被說成是「女人中最好的女人」。我父親也從未提起過那個或那兩個舅父，因為他或他們死得太早，他沒能見到他（們）；他也沒有提到過那個「女人中最好的女人」，儘管她似乎活到將近二十世紀了。用不著跑到東方大公墓遊蕩也能學會遺忘的。 並不是出於對詩情畫意的鐘愛我才讓讀者駐足於這兩幅物甚於人的畫面前的。其實，無論是什麼樣的社會，全都是建立在對物的占有之上的；大部分人在讓人畫像時總是要求別人把他們所喜愛的小玩意兒畫在旁邊，就像古時候要求別人把他們所喜愛的東西放進自己的墳墓中一樣。在某種意義上，亞歷山大琳娜-約瑟芬的畫框和地毯就像古羅馬喜劇演員所穿的短靴，而她的鏡子則像阿諾芬尼夫婦的大床。但凡·艾克的模特兒們尚生活在物質本身尚屬一種象徵的時代，古羅馬喜劇演員穿的短靴和那張大床象徵著夫妻的親密無間，那面幾乎具有魔力的鏡子被人們所看到的或有一天將看到的所有一切弄得水汽蒙蒙的。在這裡，恰恰相反，這個室內氛圍證明了「擁有」勝過「存在」的一種文明。諾埃米是在一種「僕人就是僕人」的環境中長大的，在這種環境裡，人們不養狗，因為狗會弄髒地毯，也不在窗台上放麵包屑餵鳥，因為鳥會弄髒挑檐；而且，在那個環境中，人們在聖誕節期間只站在家門口布施教區的窮人，害怕窮人們身上的虱子和癬傳染給自己。沒有任何一個「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在這個漂亮的花園裡玩耍過，也沒有任何一本被認為是要打破「好的理論」的書籍進入這間漂亮的書房。對於這些自認為是基督徒的法利賽人來說，愛他人如愛自己是神甫在布道台上宣講時才說的格言之一，受凍挨餓、渴望公正的那些人是一些最終要進苦役監的騷亂者。人們沒有貿然地對諾埃米說不與人分享的錢財是一種濫用形式，而任何沒有用處的占有都是一種累贅。她幾乎不知道自己是會死的，她只知道她的父母將死去，而她將繼承他們的財產。她不知道遇見任何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停留在馬雷街二十六號柵欄門前的清潔工，都該是一大喜事，如果不被看作是一種兄弟相逢的節日，起碼也是一個可樂善好施的喜慶日。人們沒有告訴她事物應因其自身而被愛，與占有它們的我們這樣的一些人無關；人們沒有教會她熱愛上帝，她頂多認為上帝也就是一種天上的迪弗雷納審判官；人們甚至都沒教給她自己愛自己。成千上萬的人的的確確也都像她一樣，但是，在這些人中，有許多人有一種優點，一種天賦在從這塊種不出東西的土地上自動地冒出來。可諾埃米沒有這種好運氣。 她是個貞潔的女人，但那是就當時在運用到女人身上時人們所給予這個詞以極其卑劣的狹隘意義而言的，仿佛貞潔對於女人來說只關係到軀體上的一道裂縫而已。C先生將不是一個受騙的丈夫，那她是純潔的嗎？只有床單能給我們以回答。很可能這位健壯的妻子有過一些米歇爾-夏爾懂得滿足的瘋狂勁兒，或者相反（我倒是傾向於這後一種情況，因為沒有一個被滿足的女人不是愛爭吵的人），因為某種氣質的貧乏，一種好奇心或想像力的缺少，或者亞歷山大琳娜-約瑟芬不得不向她提出的建議，使她避開了一些「不道德的」歡娛，甚至避開了一些被允許的歡樂。肉體的交媾可能使她如同她同時代的許多女人一樣認為這種夫妻間的床笫之歡是不適宜的，可沒有這種床笫之歡，一個「有性慾的人」就不能被稱為是完整的人，並被認為是「交代了的人」。然而，誠心誠意地說，她是以自己的「漂亮的女兒身」而自豪的。這個漂亮的女兒身對她而言是非常珍貴的，她不是把它看作是一個為她的生存而效勞的不可取代的物件，更不是把它視為一種性慾的工具，而是當作自己所擁有的一件家具或一隻中國大瓷瓶。她並不是因為愛俏而更多是因為她對自己「社會條件」的認同才給它穿上塔夫綢衣服或披上開司米羊毛披肩的，或者遇到機會，像時尚所要求的那樣讓它袒胸露背，她喜歡露出粉肩和一截玉臂，當然露得並不太過，如同杜伊勒利宮或貢比涅宮的貴夫人們那樣，不過比外省的那些假惺惺的女子們所接受的要稍微過一點。 據說，有一天晚上，舞會結束出來時，米歇爾-夏爾正挽著妻子走下里爾一家豪華府第的台階，突然聽見討厭的絲綢撕裂聲。N先生（N是我杜撰的一個姓氏的首字母）是上流社會的老單身漢，是里爾高雅時尚的評判員，背有點駝，為人心術不正，由於被人群擠了一下，一不小心踩到在他下一級台階上的美婦人的裙子後擺。諾埃米轉過頭來，惡狠狠地說道： 「該死的蠢貨！」 「夫人，您何不用頭巾擋住粉肩。」N先生彬彬有禮地反擊道。 米歇爾-夏爾回到家中受到了也許該當的責怪：一個受人尊敬的丈夫本應修理修理那個無禮之徒的，但是，人們是不同一個殘疾人打架的，米歇爾-夏爾只是假裝沒有聽見。 我一直猶豫著是否把這個軼事告訴給讀者。N先生的搶白很可能是從某個軼事集中弄來的，或者米歇爾-夏爾從某個軼事集中弄出這個故事來逗他兒子樂，但不管是真是假，它都像繡花頭巾一樣是屬於那個時代的。 我在別處記述了我祖母對主有代詞的興趣：里爾的宅第是「我的宅子」，黑山是「我的城堡」，而夫妻倆的雙排四輪馬車是「我的雙排四輪馬車」，僕人們尊稱為「老爺」的米歇爾-夏爾在沒有僕人在場時是「我的丈夫」，而她在訓斥他時，就直呼其名：「米歇爾-夏爾，您要把車子弄翻了！」在公開場合，她常與他唱反調：「這事不完全像我丈夫所說的那樣！」或者惡聲惡氣地說：「米歇爾-夏爾，您的領帶結沒打好！」有一把扶手椅，他覺得難看死了，可她卻覺得很時髦，是她留著專門給自己父親享用的——「您別坐那兒，米歇爾-夏爾，那是您岳父偏愛的扶手椅。」他從來就不坐這把石榴紅或金黃色的扶手椅，不過，他岳父也並不太喜歡這把椅子，所以它常空著沒人去坐。春天動身去鄉下和秋天返回城裡的日期幾個月前便定好了，如果米歇爾-夏爾或孩子們感冒了，她就讓他們穿暖和點（「我可從來不著涼的。」）。迪弗雷納夫婦說服他們的女婿同他們一起當公證人，他們對他的前途有決定權。老岳父在黑山買下了一些田產，以便讓年輕夫婦的莊園連成一片，於是米歇爾-夏爾在這片一百三十公頃的樹林、草場和農莊上不再完全是能說話算數的人了。好像阿馬布爾想擴大已有二十五年歷史的貴族鄉村住宅，反正有一份秘密報告在指責這個審判官在大模大樣地建造一個小城堡，一些路易十五-歐仁妮式的疊櫥式寫字檯在佛蘭德的衣櫃和復辟時期的老式家具中顯得一枝獨秀。米歇爾-夏爾像從前一樣，喜歡在每個星期日跑到巴約勒自己母親家裡吃午飯；他總是一個人去，走的時候和回來的時候都要引起一番爭吵。 要是沒法再看一看他那麼喜愛的義大利的話，他就想到尼斯或巴德去待幾個星期，這是他們的經濟條件所能允許的。但他的這一小小的願望卻遭到了諾埃米的諷刺挖苦：「我在哪兒你就老實地待在哪兒，」於是，他也就不再作此幻想，並且不再像長期以來習慣使然地低吟幾句他覺得很美的詩句，而是適應環境，像維吉爾詩句中那樣去欣賞月光，或為孩子們講講維克多·雨果的《家庭教育》。在飯桌上，如果可能的話，她就以指責僕人來打斷他的那些不合時宜的引述——「這酒冰鎮得不夠。」「您沒把鹽瓶灌滿。」米歇爾-夏爾因竭力想用一句玩笑話來緩和她的尖刻而使得自己的過錯更加嚴重了（「永遠別同這些人太隨和了」）。如果他把沒有看完的《辯論報》扔在客廳的墩狀軟座上，隨後就會在柴堆下面看見它（「把報紙隨手亂扔，這也太隨便了些了」）；如果他想把里爾的一個沒用的小客廳改作自己的書房，那這個小客廳肯定是變成了存衣間。比埃斯瓦爾堂兄是個外號叫「金牛」的富有的珍品收藏家，他把米歇爾-夏爾列在自己遺囑的名單上。當他在巴約勒去世時，米歇爾-夏爾得決定是否要把他的那些有名的一千五百年以前印刷術剛剛使用時出版的書籍和日課經、古老的雕刻或浪漫的水彩畫等藏品賣掉。諾埃米贊成賣掉，因為「這類書籍我們已經有不少了」，而且如果拍賣的話，拍賣估價人要掙去不小的一筆費用，這也使她的意見占了上風，所以米歇爾-夏爾也覺得乾脆賣掉算了，只是他很惋惜那本包稅人版的拉封丹。 在所有這種時候，我祖父就像一位戰略家，退居於事先準備好的位置上；諾埃米則像一位燒焦了的土地上的征服者，趾高氣揚。米歇爾-夏爾心想，要讓人逢迎，說好聽的話或含笑以待，未免太鄙俗了；人不能什麼都得到，諾埃米實際上也有她很大的優點。米歇爾-夏爾自己的樂趣就是官方的事務，與同事們聊天，他的書籍（他總是在重讀）以及給孩子們講講課。每天早晨，在喝咖啡、吃烤麵包片的親切氣氛中，米歇爾-夏爾總是默不作聲，因為找不到一個雙方能談得攏的話題，或者就談點天氣如何如何什麼的，但就是談天氣也會頂撞起來：「下雨了。」——「您搞錯了，雨已經停了有十分鐘了。」這兩個組成了一對受人尊敬的夫妻的男女有時候仍在同一張床上顛鸞倒鳳，實際上雙方都在為對方好，而且並不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因此，他們或在有禮貌的沉默中或在毫不客氣的搶白中共進了將近一萬兩千頓早餐。 ✑古代猶太教的一個派別的成員，以嚴格遵守成文法律見稱。《聖經》中稱他們是言行不一的偽善者。​✑法語fichu既可作形容詞，表示「該死的」，「討厭的」，又可作名詞「頭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