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檔案 · 譜系網 06
這十多戶人家平分了「領年金的」巴約勒，這是取約翰·德維特是堅定的「荷蘭領年金者」——大議長之意，意思是說他多少算是市長、書記官，也就是說是市政議會領頭的律師，是調停者（亦即有時通過一些較為嚴厲的手段負責維護秩序的法官），是市政長官（也就是說既是市政議員又是民事和刑事法官），這幫大人先生顯然是像愷撒一樣，寧願在一個極小的城市當出人頭地的人，也不願在羅馬排在第十位或第一百位。他們都很富有，特別是那位財務官員，該城在遇上財政赤字時，還得仰仗他拿出資金來。在阿德里安森們擔任行政長官的布洛涅、敦刻爾克、伊普爾，情況大體一樣。為了找到勃艮第諸公爵的父子顧問，也就是說不是在城市一級而是國家一級，那就必須追溯到中世紀末期。後來，在法國，這兩人成了議會議員，然後解甲歸田，榮歸故里。必須在小城市生活過才會知曉社會的齒輪是如何赤裸裸地轉動的，才會知曉公眾生活和個人生活的戲劇和鬧劇在其中達到何種直截了當的程度。一種嚴格的清廉和犬儒主義的奇怪混合從中產生出來。這些自以為是威震四方、良田萬頃的親王的人在聖西蒙眼裡一文不名，賤若浮塵，如果他偶然地談到他們的話。在他們的眼裡卻正好相反，即使伺候國王起居的身居高位者也不過是僕從而已，他們是不把這些人放在眼裡的。
假若人們深深紮根在一個偏僻角落裡，就必然會受到叫作「大政治家」的機靈人和叫作「戰爭」的大國的瘋狂影響。我的一位祖母的祖父紀堯姆·馮·瓦爾於一五八二年前往圖爾奈，請求帕爾馬親王放過巴約勒；他在執行這一使命的途中因某種高燒死去，而他的請求並沒有被接受：巴約勒的大部分於當年被亞歷山大·法爾內塞的僱傭兵們毀掉了，該城由居民們部分地修復之後，於一五八九年又遭洗劫和焚毀，饑荒緊隨戰爭而來，該城因死亡或出逃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其間，也就是說在一五八五年，夏爾·比埃斯瓦爾簽訂了巴約勒與菲利普二世的和解協議；早在一年之前，他也曾簽署過各種文件，附帶奉上八千利弗爾的賄賂給法爾內塞，以便使資源耗盡的該城獲准與新教的荷蘭重開貿易。十七世紀時的情況也不太妙，佛蘭德因「三十年戰爭」的影響而十分蕭條。巴約勒一六五七年又遭焚毀，那是孔代的士兵放火燒的。禍不單行，隨即又是鼠疫猖獗；另一位夏爾·比埃斯瓦爾，前一個的兒子，巴約勒的市政長官、財務官、訴訟代理人，因染鼠疫於一六四七年死去，他與雅克米娜·古斯馬凱生的兩個兒子也隨他西去，雅克米娜也於一六八一年死於法國軍隊路過時放的大火之中。
一六七一年，第一市政長官尼古拉·比埃斯瓦爾和巴約勒的訴訟代理人讓·克里納韋克率領全城的法官恭迎剛剛征服該城的法國國王的御駕。尼古拉·比埃斯瓦爾穿著規規矩矩的褐色服裝，戴著一頂簡樸的假髮，神態威嚴，那張線條突出的嘴和那隻鷹鉤鼻是一個別人無法把他拉下馬來的人所固有的。我們沒有讓·克里納韋克的畫像。那兩位法官的臉上從不帶笑容，似乎這些佛蘭德人對西班牙政權已無法再忍受了，但是生就源自對勃艮第府的古老忠誠的一些舊有的忠貞把他們與哈布斯堡宮廷聯繫在一起。夏爾·坎特把泰魯阿納的保衛者們趕盡殺絕，並像現代高科技戰爭中的高手那樣把該城橫掃一空，但他好像並未惹惱毗鄰地區的善良的人們：一位極其尊貴的基督徒正式地被請到聖奧梅爾的一座教堂里，對這一例外誰都不覺得是一個酸澀的諷刺。向其弟子們宣布善良的人將擁有土地的那個人的頭像已比比皆是。阿爾伯公爵的殘酷遠未使這些有條有理的人感到難堪：對亞歷山大·法爾內塞的粗暴大兵的記憶多少已經抹去了，而對孔代士兵的惡行相反卻仍舊曆歷在目。這些精明的政客十分清楚地感覺到，儘管歡迎路易國王人城的鐘聲敲得甚響，但災難和失望並未結束。他們尤其感覺到，他們在幾乎自由的該城的舊有特權將被國王的總管們給蠶食掉。
他們在這兩點上是有道理的：戰爭芭蕾在繼續，尼梅格條約把這片土地乾脆劃給了法國，但是軍隊仍奏著呂利的樂曲在行進，洗劫與焚燒一直持續到烏得勒支條約為止，也就是說，整整持續了三十年。他們把佛蘭德的農民以及其他所有的農民都變成了拉布呂耶爾所描述的那種可憐的牲畜，那個時期，據十九世紀的一位詩人說，那位偉大的國王之夕陽「如畫般美麗，在映照著人們的生活」。其實，在當時，甚至連溫和的費奈隆在回答一位躊躇遲疑的軍官時也只是勸他儘量壓制部隊的搶掠行為，他們的搶劫被認為是對士兵食物的不可或缺的補充，封邑領主的實物收入大概越來越少，而農民的稀粥則越來越稀。在城裡，貴族們則對法國總督的踐踏作出反應，回收新政權出售的公民財物。這是極其繁難昂貴的，但他們仍堅持不懈。我在談到德·奧齊埃時提到登記各家紋章的法令，該法令是新的，但卻適用於整個法蘭西，目的在於多少填補一下國王的金庫。比埃斯瓦爾家族拒絕服從，也許他們認為法國政權長不了。法國總督儘管大肆嘲諷這些手頭極其拮据的可憐人，但無濟於事。其他一些家族，如克里納韋克家族則比較馴服，東拼西湊，違心地去服從命令。這個時期，國王也缺少銀兩，只好把五百份貴族證書以每份六百利弗爾的價格拋售了。只有一位佛蘭德人可以說是在前進。
大地很快便恢復了元氣，因為當時人類尚無法大範圍地進行毀壞與污染。人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開始熱情洋溢地幹了起來，那份激情猶如昆蟲的激情一樣，我們不太知道它是了不起的還是荒謬愚蠢的，但第二個目標似乎比第一個目標更合適一些，因為從經驗中從來沒有得出過什麼教訓。十八世紀是生活溫馨美好的時光之一，但是古老的佛蘭德發生了改變，從前的金色調讓位給了法蘭西的灰色調；古老的貴族變成了穿袍貴族；一些平民百姓參加不了的慶祝活動越來越多地替代了以前的那些公眾狂歡。巴約勒也逐漸躋身於那些外省中知名的地方，這些地方任何時候都是法國小說所鍾愛之地，在那裡，或多或少有點貴族頭銜的法官和小貴族們寧願過城市的舒適生活，也不喜歡自己土地上的那種不方便，他們開始在兩盞銀制燭台之間玩起雙陸棋了。群眾性的生活特別存在於昂巴什的城郊，在那裡，小酒館老闆的生意比在城裡紅火，啤酒製造商在釀製啤酒，紡織工在自己家裡紡紗織布，而繡花女則低著頭在勤勞地飛針走線。昂巴什還提供那種被人瞧不起的娛樂玩意兒或是庸俗一點的玩意兒，那是城市所不可缺少的丐幫的酵母。一七〇〇年，一對有身份的父子在那裡的小旅店被殺害；兇手被絞死；人們在聖瓦斯特教堂為受害者做了彌撒，而尼古拉·比埃斯瓦爾在他的筆記本中還詳細地記下了付給他的那三個利弗爾的用途——用作這風光的葬禮的旗子和火盆，這小小的稅款對於財政官來說至少是部分地對其投資的回報。
正是在這一時期前後，這幫大人先生中某些人的姓氏變化了，如果尚未貴族化，便加一個貴族姓氏，而且仿佛純屬偶然似的，這種姓名幾乎始終就是一種法國姓名。於是，克里納韋克家族變成了克里納韋克·德·克萊伊昂古爾家族，因為隸屬於卡塞爾的古爾地方的一小片子爵采邑的緣故；我所出生的那支比埃斯瓦爾家族今後便稱作比埃斯瓦爾·德·布里亞爾德家族；巴埃爾家族變成為巴埃爾·德·訥維爾家族。作為教養和某種社會地位的標誌，法語的使用早在路易十四征服這兒之前便開始了，十六世紀，在巴約勒與荷蘭攝政之間的通信往來幾乎總是使用這種語言，但是，在公證文書、大事記和墓志銘中，直到十八世紀仍舊主要使用佛蘭德語。修辭會館到處都在走下坡路，甚至在比利時各省也是如此，法國當局對它們沒有好臉色。婚姻協議書和登記著銀餐具、銀聖水缸、金十字架和女人首飾的死後財產登記清單賬冊中是絕對不提的，但是用法文、拉丁文，還有較少見的荷蘭文寫的大部頭作品卻是裝訂成精裝本，這兒那兒地擺放著。尼古拉·比埃斯瓦爾用他的現已不合法但是照用不誤的紋章裝飾其藏書章；米歇爾-多納西安·克萊伊昂古爾到巴黎刻他的紋章，而且還在自己的紋章周圍刻上一些愛神丘比特在一種洛可可式的光輪中上下起伏著。
這也是最古老的家族肖像開始回歸法國的時期。除了兩三個以外，大部分先前的肖像想必是在戰火中消失了。男人們曾經或將要按照他們各自的位置加以描述，但是在這裡把幾個女人聚在一起比較合適。一位祖輩的祖母康斯坦絲·德·巴納用她那雙美麗的手托住低低地遮擋著她那豐碩胸脯的輕薄柔軟的輕紗；她的臉可以說是很醜，已不年輕，而她那活靈活現的眼睛和笑口常開的大嘴卻帶點奇特和驕傲。我猜想她是一位熱情好客的主婦，敢於與賓客們吃喝對飲，對他們的大膽玩笑感到高興，而她的丈夫達尼埃爾·阿爾貝特·阿德里安森並不太擔心這個誠實的女人會一時衝動起來。一位名叫伊莎貝爾·德·尚傑的遠房女親戚穿著赫柏式的衣服，一條藍色絲絨寬帶遮著她那棕褐色的胸脯；她手上拿著的朱紅色大水壺是自魯本斯以來佛蘭德繪畫中常見的陪襯物之一，不管是像這次一樣畫的是一次奧林匹斯山上的歡宴，還是在卡納的一次婚禮或一個家庭節日。伊莎貝爾·德·巴斯布洛涅有著莫里哀可能抓來用到他的一位外省侯爵夫人身上的那些名字中的一個，但是這位五世同堂的老祖母卻有著幾乎令人心動的美麗。她的畫像似乎是在紀念一次化裝舞會或一個舉著火把的鄉村節日：她懷裡摟著弓和箭囊，令人想到愛神再現，但她的冷漠和蒼白卻讓人覺得虛幻縹緲。她著路易十五時的宮廷服飾，苗條而筆挺，不像《遠航基西拉島》中纖弱瘦小的女人，而像普利馬蒂喬的山林水澤仙女，如果一位外省畫家把她畫得稍許老派一些，倒會使她回到她的那個時代去。至於這張面孔後面所隱匿的東西，至於那些在這兩隻稍許有點斜視的明亮的大眼睛裡閃過的形象，我們就別去尋覓了。我們只知道她嫁了一個比埃斯瓦爾·德·布里亞爾德，四十六歲便去世了。
✑因日耳曼新教諸親王反對信奉天主教的皇權而進行的使德意志四分五裂的政治和宗教戰爭，歷時三十年（1618-1648），故名「三十年戰爭」。✑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國作家、哲學家，著有《品格論》。✑François Fénelon（1651-1715），法國天主教神學家、作家。✑Hebe，希臘神話中的青春女神。✑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蘭德畫家。✑Francesco Primaticcio（1504-1570），義大利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