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學課 · 散文與駢文

詩、賦、詞、曲都是韻文，相對而言的非韻文，分為散文和駢文。 散文的句法，長短不一，比較接近口語的形式。駢文的句法，講究排比齊整，字義虛實相對。如「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愈堅，不墜青雲之志」，一雙四字句及六字句，兩兩相對，這就是駢文，其他形式的普通文章都是散文。這個散文和現代所說的散文定義是不同的。 六朝盛行的駢文，由賦蛻變而來。駢是對偶的意思，駢文以四字句、六字句相間成文，所以又叫四六文。駢文的定義，駢文家們各有判定，認為駢文包括「駢字」、「駢句」、「駢意」等形式，不僅四六文而已。「駢字」即兩字重疊而成的語彙，例如「窈窕」、「參差」、「苗條」、「流離」、「夭夭」等，或雙聲相重，或疊韻相重，或同字相重。如果不重疊，音節就不明顯，讀起來不悅耳。所謂「駢句」，不僅包括四六句，只要是排句，都包括其中了，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這也算駢句。至於「駢意」，則凡文字有幾層意思，分幾段排列寫出的，都是駢意。 這樣算來，不但韓、柳、歐、蘇那些散文大家的文章脫不了駢文的範圍，便是白話文也有許多是駢文了。這一定義過於寬泛。駢文雖不限於四六，但句法整齊、字義虛實相對這兩個原則，必須具備，才算是駢文，如八股文、對聯，都合於這兩個原則，因此都是駢文。至於其他的駢句，就不能叫駢文。駢字和駢意，更不能算是駢文獨有的特點。 駢文是六朝才產生的。周、秦、漢代的文字，不過是散文中間有排比的句法，或韻語，或連續數節文字的結構偶然相類似，這與後世的駢文不同。古代文書流傳困難，常常要憑口耳相傳，所以有可能把句子弄整齊些或做成韻語，以便記憶及傳誦，但這種構造並無一定格式，絕不能和四六文或八股文相提並論。 自唐朝以來，散文被很多文人稱為「古文」，這個名詞也容易讓人誤會，因為今人看來，過去的文章，無論駢文、散文，都是古文。 了解了唐朝散文家們的文體革新運動，就不會誤會了。唐朝承繼六朝之後，駢文盛行，初期文學家如王勃等，都是駢文大家，中唐以後，劉知幾作《史通》，陸贄上奏本，都是用駢體，所以，韓愈等想要改革當時的文風，就不得不提倡漢魏以前司馬遷時代的寫作形式了。 所謂「古文」運動，並不是復古，而是有積極的創新性。散文這一名詞，過去和現在也不盡相同。現在的散文，指的是一種與詩歌、小說、戲劇並稱的文學體裁，不包括小說，更不包括文學以外的議論文；而過去所謂散文，是包括這些文字以及非駢體的應酬文章。 周秦漢的散文 文學的產生從詩歌開始，因而漢以前的純文學只有詩歌，至於散文，都是記事說理的實用文章，其中文辭優美的，算是雜文。梁代劉勰《文心雕龍》認為五經是後世各種文體的根源，北齊的顏之推也贊同這一觀點，唐代的韓愈、柳宗元，清時的曾國藩，都推五經為古文範本。用現在的文學觀點來看，五經中只有《詩經》是文學，其他或是史書，或是占卜書，其中又包含了一些民謠諺語、故事或小品文，可視為雜文一類。 經書以外談哲理的諸子百家的著作，也被視為文學，特別是《莊子》，包含了許多的寓言，為人們所推崇。《戰國策》收錄了很多縱橫家們的生平事跡，這些辯才們的文章，以議論的形式加入許多故事來說理，抑揚頓挫，算是策士文學，也是後世論說文的初祖。 歷史文學中，《尚書》時代最古老，文體古奧，後改為之乎者也的文體，即改用當時口語的白話形式，可視為古代的文學革命。《尚書》以後，《左傳》、《國語》是歷史文學中的早期佳作，漢朝有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和東漢班彪、班固、班昭接力完成的《漢書》。哲理文學除《莊子》外，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頗有文學意味，還有《荀子》、《老子》、《孟子》等，也被後世推崇，不過《孟子》文體近於策士文，《荀子》則語言平實，較少文學特徵。漢朝時，西漢的董仲舒、揚雄，東漢的王充都創作了很多哲學散文，其中揚雄的文章最有文學意味。 此時的策士文漸變成了辭賦與疏表議論文。如鄒陽《上樑王書》，賈山的《至言》，賈誼的《治安策》、《過秦論》，晁錯的《論政治書》，仍保留了一些周秦文章縱橫捭闔的作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孫宏的《賢良策》，主父偃的《諫伐匈奴書》，文風變得平實了許多。除以上提到的人外，西漢的散文家還有淮南王劉安、東方朔、劉向、劉歆等，著《史記》的司馬遷為第一。後世歸結其作品有三大特色：第一，情感豐富。第二，人物描寫生動。第三，語言採用俗語方言，文辭不古奧。東漢散文家還有蔡邕，以班固影響最大。散文發展到東漢，形式漸趨齊整，內容不及西漢的生動，已見六朝文的端倪。 唐宋八大家 唐朝文學革新運動中，產生了兩個文學名詞：駢文和古文。 明時學者選出了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即唐代的韓愈和柳宗元，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 唐朝政治穩定以後，經濟發展，社會事態趨於複雜，專講形式之美而內容貧乏的駢文，已不能適應客觀需要。當時佛學思想經典的大量輸入，引起儒家的哲學興趣，而經義註疏之學因政府提倡而興起，呆板浮華的駢文已不能滿足這些說理或解釋的文字的需要了。古文運動因此應時而生。 古文運動的主帥是韓愈，字退之，世稱昌黎先生，後世說他「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指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東漢至唐初，文學日漸偏於形式美，最後完全成為風雲月露的文字遊戲，不能觀照現實。韓愈提倡古文，以「文以載道」的口號反駁唯美主義的文藝理論，以繼承先秦、西漢的文學傳統為號召。 韓愈的這一主張並不是復古。他所提出的「古文」，是從駢體解放出來的自由活潑的散體文字，這種形式的解放，北周時已有萌芽，如蘇綽的《大誥》，文筆樸素。後來的隋文帝曾下詔禁止浮艷文字，提倡實錄。唐初陳子昂、李華等也不滿駢文，以散文形式創作。在這些前人的基礎上，到了韓、柳所處的唐代，古文運動便成熟了。 韓愈的創作以議論文為主，純文學作品不多。文風雄渾奔放，抒情散文《祭十二郎文》是代表作。柳宗元多作山水遊記和寓言故事，如寓言《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三戒》等，都是很好的散文，精緻雋永，大約受周秦時代《山海經》及《水經注》的一些影響。除他二人外，提倡古文的唐朝人物還有李翱、張籍、皇甫湜等。 宋朝第一散文作家是歐陽修，抒情代表作有《瀧岡阡表》、《釋惟儼文集序》、《蘇氏文集序》、《江鄰幾文集序》、《梅聖俞詩集序》、《釋秘演詩集序》、《峴山亭記》等。其他五大家，都是歐陽一手提拔的，但他們很少作文藝類的散文，其中蘇軾的作品比較突出。「三蘇」都擅長議論說理，有著策士文的風采。蘇軾偏好研究《孟子》、《莊子》和《禮記·檀弓》，蘇洵喜歡研究《戰國策》和《韓非子》，著作當然受其影響。除這些人外，宋朝古文運動第一人是柳開，後有蘇舜欽等。寫得一手好文章的，還有司馬光、范仲淹等人。宋朝還有程頤、朱熹等理家學的語錄體，也是用白話寫就，明朝王陽明的《傳習錄》就是仿的這種體裁。語錄體原是佛家所創，古文家們覺得淺俗，不屑於應用。 明清古文家 宋明間的散文作者，只有金的元好問比較有名。明清時期的散文作者很多。明初有劉基、宋濂、王禕、方孝孺。稍後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所作文章稱台閣體。台閣體過於平庸膚淺，因而有李東陽及李夢陽、何景明的兩次復古運動，即所謂的「前後七子」，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李東陽主張復唐宋的古，李夢陽與何景明主張復秦漢的古。這種復古，實為擬古，缺乏創新精神。後有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繼承之。 唐順之編印《唐宋八大家文鈔》，茅坤根據此書加以圈點評論。歸有光評點《史記》，提倡所謂古文義法，替清朝的桐城派開了一條路。歸有光等對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不加贊同。另有徐渭所作的文章別具一格，理學家王陽明也自成一家。後來又出現了所謂「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公安人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世稱「三袁」，作風幽怪詭異，淺俗詼諧。竟陵人鍾惺、譚元春認為公安體太淺俗，故意創造一種孤僻的文體，號竟陵體。民國時期的幽默派林語堂，以公安、竟陵的小品文為號召，形成一種文白夾雜的文體，插說俏皮話，受到時人的歡迎。 舉世公認的明代散文代表人物是歸有光，最擅長寫家庭生活，代表作有《先妣事略》、《思子亭記》、《項脊軒志》、《見村樓記》、《野鶴題壁記》。 清朝初年有幾個作家，如王猷定、魏禧、侯方域等，因有明朝亡國的傷痛，寫作的散文較為動人。魏、侯二人與汪琬，世稱「清初三家」。其次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號稱「江左三大家」。此外還有彭士望、邵長蘅、施閏章、姜宸英、朱彝尊等，都有些文名。 清中期的文壇，為桐城派所獨占。桐城派確立於姚鼐，源於方苞。方苞是安徽桐城人，講求古文義法，散文平正溫雅有條理，後來他的同鄉劉大櫆、姚鼐將他的文風發揚光大，於是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聲譽。姚鼐是桐城派大師，文章以韓愈為初祖，認歸有光和方苞為近世楷模。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都是姚鼐在鐘山書院講學時的弟子，這些人都學習他的文章，並將所學傳授給門徒或朋友，因而桐城派文人勢力很盛。清末的曾國藩也學習桐城派文章，但略有變化，後來還有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以及譯著家嚴復、林紓等繼承之。同一時期與桐城派相對抗的有「陽湖派」，以陽湖人惲敬為首，還有張惠言、李兆洛等，不過勢力不如桐城派。這派也是受桐城派的影響而產生的，和桐城的主張沒有差別，文章也大同小異。自清中期至民國初年，大部分散文作者都跟風桐城派，後期則受曾國藩的影響更多。 古文義法 所謂義法，在這裡可以理解為作文的寫法。桐城派講古文義法，實際是受到唐宋人的理論，特別是明朝人評點古文的影響。方苞曾說：語錄中之語，漢賦中板重字法，魏晉六朝人之藻麗俳語，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皆不宜入古文。這是消極方面的義法。 姚鼐編了一部《古文辭類纂》，在序文中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而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劉大櫆說：「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姚、劉所說，是積極方面的義法。 曾國藩更說得清楚，他認為作文以「行氣」為第一條件，其次為「造句」，再次為「選字」，至於這三件事的標準則有兩個，一是要「雄奇」，一是要「古雅」。他又指出三個條件的連貫性，說「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 古文評點家們總結了幾種古文筆法。在篇章結構或修辭上，有所謂起、承、轉、合，有所謂起、伏、照應；有所謂抑、揚、頓挫；並且定出了許多公式。章太炎看不起唐宋古文及桐城派，提倡魏晉文，但他寫字必依《說文解字》，曾說作古文方法，是將可以省略的字儘量刪削或改用最簡單的字，最後必得高古的句法。 這種種義法，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情感，不能自由發揮。古文在唐朝，原本是一種新鮮活潑的文體，但發展到桐城派，又變成了一種形式主義。隨著時代的發展，打破古文義法的重重限制，採用活潑自由的文體，才能適應現實人們的需要。 六朝文 三國時的吳，晉時的東晉，南北朝時的宋、齊、梁、陳，都建都金陵，偏安一隅，稱為六朝。六朝在江南景色秀麗、風物富饒之地，士大夫生活浮華奢靡，在文學創作上逐漸形成了唯美主義的駢文形式，以六朝最盛，因而也稱六朝文。在駢文初起的三國兩晉時代，諸葛亮的《前出師表》、《後出師表》，李密的《陳情表》，陶潛的《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都是可注意的文章。 南北朝時期也有幾個散文家，寫《水經注》的酈道元及《洛陽伽藍記》的作者楊衒之。著名的駢文作家有：南朝的謝靈運、顏延之、沈約、任昉、徐陵，北朝的溫子升、邢邵、庚信、王褒等，徐陵和庾信開創了六朝文的最高峰。 在駢文時代，所有文章一律都用駢語完成，無論是書信詞賦，還是論說公文。漢代的賦，到這時變成了駢語的小品文，其中著名的作品有：鮑照的《蕪城賦》，梁元帝的《蕩婦秋思賦》，江淹的《恨賦》、《別賦》，庾信的《枯樹賦》、《小園賦》、《哀江南賦》。駢文成就最高的徐、庾二人，以庚信地位更高。 庾信本是南朝人，輔佐梁元帝。後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間，梁為西魏所滅。北朝君臣一向傾慕南方文學，庾信又久負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強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庾信一方面深切思念故國鄉土，一方面為自己身仕敵國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憤，所作《哀江南賦》等作品，哀感動人。 六朝文在唐朝初年還是文壇主流，代表作家有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稱「唐初四傑」。王以《滕王閣序》著名，駱以《討武曌檄》著名。王侯中的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頲，也是駢文作家，文章號稱「燕許大手筆」。 駢文時代走唯美路線，藝術至上。沈約提倡「為文必協宮商」，主張音調之美。昭明太子蕭統在《文選》序言中說「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才可算「文」。當時駢文、詩都是「文」，散文則為「筆」，由此可見散文在當時不受重視。 駢文唯美主義的產生，是由於魏晉玄學清談派頹廢思想的流行，超現實的佛教思想的輸入，漢魏辭賦傳統作風的發展……各種因素匯合而成，而胡騎南侵，政治上苟安一隅，也是這種思潮形成的誘因。 四六文 六朝時的駢文，因形式在變化發展中，未曾固定，因而有些雅麗自然的趣味。唐朝時，政府以詩賦取士，朝廷章奏也用駢體，於是駢文定了型，聲律、對仗都有一定規則，用典很多，所以唐以後的駢文不如六朝文活潑。 唐朝的陸宣公李贄，他所寫的奏議用駢偶的舊形式，寫政事的新內容，能夠流暢表達而無刻意駢偶的痕跡。如他代德宗寫的《罪己詔》，有「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天譴於上，而朕不悟，民怨於下，而朕不知」等句，頗真摯感人，行文如流水。 宋朝開始，駢文有「四六」的講究。北宋有歐陽修和蘇軾兩個古文家，南宋有駢文作家汪藻、王安中、周必大、綦宗禮、洪邁父子等，詩人陸游、楊萬里，理學名臣真德秀，也會作駢文。汪藻為隆祐太后作《告天下詔》，有「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及「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名句。 一般人認為，宋四六的特點是散文化，議論多，長聯多，典故多。因為當時的博學鴻詞科考試四六，有考生「以一聯之工，擅終身之官爵」，所以十分受重視。明朝不大盛行普通的駢文，而考試用的「八股文」卻是駢文的一種。清朝除八股之外，擅長一般駢文的人有很多。清中期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這三大家，此外有陳維嵩、毛奇齡、袁枚、吳錫麒、孔廣森、紀昀、阮元、劉開、王闓運、張之洞等。民國以來，官紳應酬還是用駢文。如黎元洪的秘書饒漢祥，常作四六電報。清嘉慶時，陳球用駢文寫小說《燕山外史》，全書三萬多字，是古今最長的駢文。 凡作駢文，必研究《昭明文選》，這種研究稱為「選學」。作駢文必多用辭藻，多記典故，那些專家，平日讀書，必搜集許多材料。如胡天游去世後，家人發現他床下有十竹簍的資料。這表明駢文和「燈謎」、「酒令」一樣，成了一種文字遊戲。清人熱衷於各種文字遊戲，如「詩鐘」及「對聯」，都與駢文相關。 八股文 八股文也稱制義，又叫時文（相對於古文而言）、八比文等。它要求文章必須有四段對偶排比的文字，總共包括八股，所以稱八股文。「股」或「比」，都是對偶的意思。 八股文濫觴於北宋。王安石變法，認為唐代以詩賦取士，浮華不切實際，於是並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王安石創的「制義」並不「八股」，只是用經書上的話來命題作一篇論文，不一定對仗整齊，引證譬喻也不必廢除，牽涉到題目下文，也不犯忌。但有的考生不自覺地運用排比筆法，寫成與八股文類似的文章。元代科舉考試，基本沿襲宋代。明代洪武元年，詔開科舉，對制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八股文的格式，是明憲宗成化年間，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才確定，並逐漸形成嚴格的程式。此後，一直沿用下來，直到戊戌變法之後，才隨科舉考試的停止而廢除。 八股文的形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記載得比較詳細。這裡只說說它的三個基本特點。 題目：一律用《五經》、《四書》中的原文。 內容：必須以程朱學派的注釋為準。 結構：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大結等部分組成。 「八股文」之難，如歸納為簡單的幾句，即「文意根於題、措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博、持律如詩嚴」。文章意思不能隨意發揮，必須按題目模擬古人語氣寫。說事情好像對策，即回答問題，說道理又像寫論文。引證資料要像寫賦那樣掌握淵博的典故，對仗平仄，又要像寫律詩那樣嚴格。 這就要求應試者有過硬的基本功，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還要經過由破題到大結的長時期寫作練習，有複雜的寫作步驟，按步驟練習，等到會寫整篇的八股文後，再依據各種題目作文。作文時，要在一定字數、結構、句法、句數及其他種種限制之下，寫出模擬古人語氣的八股文，且又要有新意，這才有考中秀才、舉人、進士的希望。明清兩代，八股文是幾乎所有官私學校的必修課。從童試到鄉試、會試都要用它。不會寫八股文，就無法通過科舉考試，就難以做官。因而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即在於應付科舉。 除八股文外，科舉還得考「試帖詩」和「律賦」。試帖詩是五言排律的體裁，篇末必須「頌聖」，說幾句恭維當時皇帝的話。律賦是一篇有韻的四六文，所用的韻，由出題人限定。這幾種作品，雖是國家明令提倡的，卻向來不被文壇重視，無論古文家還是駢文家的集子，絕不收錄。 客觀而言，八股文為朝廷選拔人才確立了一定標準，但股文題目、內容、格式都限制太嚴，束縛了讀書人的思想，程朱義理之學在科舉制度的引導下逐漸僵化，造成八股文內容空洞，專講形式，成了文字遊戲。讀書人為了考取功名專研析八股文，對政治、社會實際情況缺乏了解。一旦為官，缺乏足夠的知識來應付民間大小事務，只好委任幕僚師爺及下級官吏決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漸敗壞，政治難上軌道。 對聯 對聯又稱對偶、門對、春貼、春聯、對子、桃符、楹聯等，是寫在紙、布上或刻在竹子、木頭、柱子上的對偶語句。言簡意深，對仗工整，平仄協調，字數相同，結構相同。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對聯是從詩文辭賦中的對偶句上逐漸演化、發展而來。在中國古詩文中，很早就出現一些比較整齊的對偶句。如先秦的《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等。成書於春秋時期的《詩經》，其對偶句式已十分豐富。諸子散文中的對偶句，如：「滿招損，謙受益」（《尚書·武成》）、「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論語·述而》）等。對偶這種具有整齊美、對比美、音樂美的修辭手法，普遍而自覺地運用於漢賦的創作。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有：「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 古代時，人們在門上懸掛兩塊畫著神荼、鬱壘二神的桃木板，以為能壓邪去災。相傳五代後蜀主孟昶，在寢室門板的桃符上題詞：「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謂文「題桃符」（《蜀檮杌》），這算是中國最早的對聯，也是第一副春聯。 對聯文字長短不一，短的僅一個字，長的可達幾百字。如： 一字聯：墨（對）泉 這是最經典的一字聯。『墨』字上部為『黑』字；而『泉』字上半部分為『白』字。各屬於顏色的一種，且詞義相反。兩個字的下半部分別為『土』和『水』又都屬於五行之一。 二字聯：春花（對）秋月 多字聯：書童磨墨墨抹書童一脈墨（對）梅香添煤煤爆梅香兩眉煤 對聯形式多樣，有正對、反對、流水對、聯球對、集句對等。但不管何類對聯，使用何種形式，都必須符合一定規則： 字數相等，斷句一致。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達到某種效果外，上下聯字數必須相同，不多不少。 平仄相合，音調和諧。傳統習慣是「仄起平落」，即上聯末句尾字用仄聲，下聯末句尾字用平聲。 詞性相對，位置相同。一般稱為「虛對虛，實對實」，就是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形容詞對形容詞，數量詞對數量詞，副詞對副詞，而且相對的詞必須在相同的位置上。 內容相關，上下銜接。上下聯的含義必須相互銜接，但又不能重複。 與對聯緊密相關的橫批，可以說是對聯的題目，也是對聯的中心。好的橫批在對聯中可以起到畫龍點睛、相互補充的作用。 宋、元、明各代，對聯稍稍流行，到了清代則十分盛行。道光年間，梁章矩著有一部《楹聯叢話》，收錄了許多聯語。鄭燮、紀昀、曾國藩都是聯語的名家。曾國藩作的輓聯尤為著名，如他為弟弟曾國華作輓聯：「歸去來兮，夜月樓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風雨鷓鴣聲」與曾同時的彭玉麟，集唐人詩句題泰山云：「我本楚狂人，五嶽尋山不辭遠；地猶鄒氏邑，萬方多難此登臨」，對得何等工整，而又顯得自然，文字遊藝的巧妙，可見一斑。 五四運動以後，提倡白話文的人也作白話文對聯，清華大學曾以對對子考試學生，可見對對子已成了中國文人的積習，其實這也是駢文遺留下來的纖巧作風，這種中文語言的獨特藝術形式，現今已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二〇〇五年，中國國務院把楹聯習俗列為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