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未來之國 · 經 濟
巴西的領土面積不僅在南美無可比擬，甚至比美國還要大。這裡不僅土地肥沃，而且尚未耕種；豐富的礦藏非但無人開採，甚至幾乎尚未發現。倘若要估計巴西的巨大潛力，一個統計學恐怕會輸給一個異想天開的人。這個有著五千萬人口的國家究竟能容納多少人，五億、七億還是九億？這個問題的答案千差萬別，卻也正反映了巴西未來的不可限量。誰又知道在一百年或者僅僅幾十年之後，它在我們的世界中會占據怎樣的地位呢？我們開心地認同詹姆斯·布萊斯(1)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由歐洲人統治的大國擁有如此豐饒的土地，能夠為人類生存與工業發展提供如此巨大的空間。」
巴西的形狀恰似南美洲，就像一架巨大的風琴。在這片國土之上，有高山、平原、森林、海岸，河流四通八達，土壤肥沃富饒。在這裡，可以遍歷熱帶亞熱帶與溫帶氣候，既有濕潤的地方也有乾燥的區域，沿海地區還是海洋氣候，內陸卻能感受到高山氣息，有些地方雨水稀少，有些地方暴雨如注。正因為如此，這裡才擁有最多樣化的植被類型。亞馬遜河與拉普拉塔河氣勢恢宏，是世界上水量最充沛的河流；伊塔提亞亞的山峰高達三千米，足以與阿爾卑斯山並肩屹立。伊瓜蘇與塞特克達斯大瀑布比尼亞加拉瀑布的能量更大，儘管名氣不如後者，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利資源。里約熱內盧與聖保羅發展迅猛，論其美麗與奢華，足以與歐洲各大城市一較高下。巴西的景色美麗獨特，每看一眼都會有全新的體驗；動植物類型豐富多樣，幾百年來不斷給學者們帶來新的驚喜：僅僅巴西的鳥類就足以單獨編目，而每一次勘探又能補充上百個品種。只有未來才能揭示這裡究竟蘊含了多少礦藏。我們只知道這裡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儲存地，在未來的幾個世紀，僅僅這裡的鐵礦就足以滿足全世界的需求。在這個強大的國家，不可能缺少任何一樣地理資源，無論礦產、岩石還是植物。儘管近年來已經對巴西進行了第一次全面勘探，真正的探查與評估卻還沒有正式展開。巴西不僅國土廣袤，而且所有的資源都尚未觸碰。對於在許多地方都已疲憊不堪、消耗殆盡的世界來說，巴西正代表著未來最值得期許的希望。
這個國家給人的第一感覺十分有衝擊力。太陽、光線、色彩，一切都是那樣強烈。天空的藍色如此耀眼，滿眼的綠色如此豐富，土地的紅色又如此密集。這裡的鳥兒有著五光十色的羽毛，這裡的蝴蝶有著彩虹一般的翅膀，即使是最天才的畫家，也無法在調色盤中創造出更加耀眼的色彩。無論是在震耳欲聾的雷聲中，還是在劃破蒼穹的電光里，又或是在如瀑布般的大雨下以及驟然形成的叢林中，大自然都發揮到了極致。沉寂了千百年的土地，為了響應一聲召喚，釋放出了驚人的活力。只要我們想一想，在歐洲建造花園或是耕種田地要花費多少的辛勞、努力、堅持與技巧，我們就不得不感到驚訝，因為在這裡反而要控制花草作物的生長，才能避免它們變得過於繁茂。在這裡，我們不需要促進它們的生長，反而要抑制它們，避免它們的茂盛干擾了人工種植的其他東西。這片土地上隨意生長的作物，就已經提供了大多數食物：香蕉、芒果、木薯、菠蘿。而從其他大陸引進的所有蔬菜水果，也都能馬上適應這塊處女之地。
但現實卻充滿了悖論。事實上，正是這種極致與繁盛，使得這塊土地上所進行的許多實驗，最終都演變成了一場經濟危機。這些危機都源於生產過剩，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必然規律，就是因為這裡的發展太快也太容易了。巴西一旦開始生產某樣東西，就必須懂得克制自己（將咖啡投入海中和火里就是最近的一個例子）。因此巴西的經濟史充滿動盪，甚至比其政治史更賦有戲劇性。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經濟特點從一開始便隱約固定下來。每個國家就像一名樂手或者畫家，即使經過了幾個世紀，他們的樂器與色調也不會有太大變化。這個國家是園林之國，那個國家盛產木材與礦石，另一個國家畜牧業發達。生產曲線雖然會上下浮動，總體方向卻不會有太大變化。對於巴西，這個規律卻並不適用。它不僅一直處於變化之中，而且每次轉變都很突然。在這裡，每個世紀都有不同的經濟特點。仿佛這是一齣戲劇，而每一幕都是一種產品的名字：蔗糖、金礦、咖啡、橡膠、棉花或者木材。每一個世紀，更確切地說是每半個世紀，巴西的富饒都會給世界帶來新的驚喜。
在歷史的最初階段，也就是十六世紀，是巴西木帶動了這裡的發展，並賦予它「巴西」的名字。最早的幾艘船靠岸之後，歐洲人失望極了。因為在這片大陸之上，他們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巴西對於他們而言，值得稱道的唯有自然環境。這裡的大自然茂盛、猛烈、混亂，還未曾向人類屈服。「既無黃金，也無白銀」，這則簡短的消息足以從一開始便將新大陸的商業價值壓縮為零。別想從這裡的土著人身上得到任何東西，他們除了皮膚和頭髮外一無所有，只會驚奇地望著穿著衣服的白種人。巴西與秘魯和墨西哥不同。那兩個國家都擁有獨特的文明形式，而聖十字地赤裸的食人部落連文明的初級階段也算不上；那裡的人們懂得紡織布料，知道如何從土地深處開採金屬來製作裝飾品，巴西的土著人卻連耕作土地蓄養牲畜都不會，更不會建造房子。他們在樹上或者水裡找到什麼就吃什麼，除了木薯什麼都不會種，如果一個地方的東西吃完了，就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去。既然這些人一無所有，水手們自然就什麼也得不到；他們絕望地回到船上，拋棄了這片毫無價值的土地，包括那些沒用的人們，因為如果讓他們像奴隸一樣在皮鞭下工作，不出幾個星期就會倒地身亡。
最初的幾艘帆船給舊世界帶來的只有一些有趣的動物、幾隻小猴子和五顏六色的鸚鵡。歐洲的貴婦將它們關在籠子裡，當作奢侈的寵物，所以這塊新土地也被稱作「鸚鵡之國」。直到第二次航行，航海者們才發現了一種值得進行遠途貿易的產品，那就是「巴西木」(2)。將這種木材命名為巴西木，是因為在它的切面處會呈現一種紅色，看上去就像燒紅的木炭，可以用來製作顏料。由於當時還沒有其他紅色顏料問世，市場上對這種異域產品的需求量非常大。
但葡萄牙政府卻過於忙碌，沒有時間管理巴西木的出口活動。為了撬開印度親王的寶庫，葡萄牙政府集中起了一切軍事力量。而巴西木的壟斷經營權不僅微不足道，還要耗費更大的精力。可是這項貿易畢竟有利可圖。即便算上所有的開銷與風險，里斯本的一擔木材也只值半個杜卡多(3)；而到了法國或者荷蘭的市場裡，一擔木材便要兩個半到三個杜卡多。然而對於葡萄牙宮廷而言，為了實現自己偉大的事業，所有利潤必須迅速兌現。因此，它將巴西木的壟斷權租給了費爾南·德·諾隆亞，以此換得了一筆現金。在新入教的基督徒中，諾隆亞最為富有。他同其他剛剛入教的兄弟一起到巴西避難，在伯南布哥從事巴西木貿易。可是在他的領導之下，這項貿易的規模依然不大，根本不能吸引外國的大代理商入駐，也無法全面推動殖民地的建設進程。單單一種顏料還不足以帶動這塊遙遠的土地。如果巴西想在全球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找到利潤更高的產品，以更加迅速、廣泛的生產替換掉這屬於巴西木的時代。
蔗糖生產開始之後，很快便有了第二種出口產品——菸草。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同第一種產品非常相似，同樣用於滿足歐洲人的惡習。早在哥倫布到達美洲時就看到過土著人吸菸，後來的航海者則將這個習慣帶回了祖國。歐洲人最初覺得咀嚼菸草、抽食菸葉或者吸食煙粉都是野蠻人的習慣；水手們嘲笑那些嚼食菸草的人，對他們吐出的骯髒汁水嗤之以鼻。少數吸菸者用菸斗來營造煙霧氛圍，也會引來瘋子般的嘲笑；而在上層社會，尤其在宮廷中，吸菸更是絕對禁止。歐洲人迷上菸草並非出於享受或者模仿，而是因為恐懼。在那些最可怕的日子裡，瘟疫席捲了歐洲各個城市。那時的人們不會想到細菌感染，但卻相信「以毒攻毒」，相信不斷地吸菸才是抗擊感染的最佳方式。儘管瘟疫結束之後，恐懼也隨之消失，可菸草卻像白蘭地一樣，由藥品變成了習慣，令人慾罷不能。歐洲對菸草的需求量逐年上升，巴西也成為最大的原產地。這裡的菸草如野草般生長，卻有著最上乘的質量。菸草同它的兄弟蔗糖一樣，一點關心都不需要。只要將菸葉從上面拽下來，晾乾捲起之後送到船上，這種一文不值的東西便搖身成為價值連城的商品。
蔗糖、菸草以及同樣為了滿足歐洲口味但規模稍小一些的可可，是十八世紀之前巴西經濟的三大支柱。在歐洲人學會棉紡織技術之後，便又增加了第四大支柱。棉花是巴西的土著作物，生產在亞馬遜叢林及其他區域。但是巴西的土著人不像阿茲特克或秘魯人那樣擁有文明，也不懂得任何紡織技術；僅僅在戰爭時期，他們會將棉花放在箭上，用來點燃敵人的住所，而在馬蘭尼昂地區，棉花則是一種特殊的貨幣。開始的時候連歐洲人也不了解棉花的作用；儘管哥倫布曾向西班牙帶回過幾朵棉花，卻沒人知道它作為紡織材料的重要性。而巴西的耶穌會士卻早在1549年就已經知道棉花的用途，並且開始教授土著村莊紡織技術，這一定是得益於墨西哥的消息。但是直到紡織機器發明以後（1770—1773），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始，棉花的商業價值才真正凸顯出來。
從十八世紀末期開始，棉花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出售的價格也越來越高。其中最大的買家就是英國，那裡有一百萬人從事紡織工業。曾經在亞馬遜叢林裡自由生長的棉花也被系統化地移植到農田裡，十九世紀時的出口量已經達到了巴西出口總額的一半。在這個巴西經濟快速變革的時期，是它維持了巴西貿易的平衡，彌補了蔗糖價格下滑所造成的影響。
蔗糖、菸草、可可、棉花，所有這些產品都作為原材料銷往國外；若想建立起自由完善的工業結構，巴西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巴西的一切經濟活動僅限於種植、收穫，僅限於裝載所謂的「殖民地產品」，僅限於單純依靠勞動力的初級產業。在這片土地上，人類成為最不可或缺的資源，比所有的自然物質都要寶貴。因此有越來越多的人進口到巴西。這也許是巴西經濟史上最重要的特點，因為無論在哪一個歷史階段，經濟發展的動力資源都不得不依賴進口——最初的幾個世紀是人力，十九世紀時變成了煤炭，現在則是石油。在歷史初期，人們自然傾向於尋求最廉價的能源。殖民者們先是希望將土著人變為奴隸。然而由於他們纖弱的身體構造，根本無法承受繁重的勞動，耶穌會士又不斷向宮廷呼籲，請求對土著人口進行保護。因此從1549年開始，非洲的「黑色象牙」便不斷運往巴西。那些恐怖的貨船被稱為「靈柩」，因為船上的黑人們手腳被縛，有一半人都會在途中喪生。每一個月甚至每一個星期，都會有一批黑人被運往巴西，他們是活著的原材料。通過這種血腥的運輸方式，三個世紀裡巴西至少進口了三百萬黑人，占到了新大陸進口總數的十分之三。確切的數字我們無法知曉（也有人說一共進口了四百多萬黑奴），因為在1890年，魯伊·巴爾博薩(4)為了廢除這一惡行，下令燒毀了所有與奴隸制相關的檔案。
很長一段時間內，奴隸貿易在巴西儘管並不榮耀，但卻十分有利可圖。由倫敦與里斯本出資，船主與商人的收入都能得到保障，因為對奴隸的需求在不斷增長。在巴伊亞的集市上，一個黑人奴隸最早的價格在五十到三百米雷斯之間，而一個土著奴隸的價格則從四米雷斯到七十米雷斯不等。儘管黑奴的價格相對較高，裡面卻包含了運輸費用、奴隸中途死亡的損失、獵奴者、中間商販與船長的利潤以及葡萄牙從中抽取的稅收。在這項黑色貿易之中，每個人頭要交三到三個半米雷斯的稅，由海關直接繳給葡萄牙國王。而對於莊園主來說，黑奴就像鐮刀一樣不可或缺。一個健壯的黑人奴隸，只要時不時用鞭子抽打幾下，一天就能工作十二小時；除此之外，對黑奴的投資還有其他收益，因為即便在他們短暫休息的時候，還可以通過生兒育女來增加主人的財產。購買於十六世紀的一對黑奴夫婦，可以在這兩三個世紀中為主人的家族生養一大批奴隸。這些黑奴代表著巴西發展的動力。由於巴西地域廣袤，土地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黑人的數量便成了財富的坐標。就像封建時代的俄國一樣，莊園主的財產並不取決於他擁有的土地，而在於他擁有多少「靈魂」。一直到十九世紀後期，巴西經濟都依賴於不斷增加的黑人奴隸。葡萄牙人僅僅充當了商人、家僕與監工的角色，起著指導與監視的作用，而真正支撐著殖民地生產的，卻是一個個黑色的臂膀。
這種黑白主僕之間的嚴格劃分一直是殖民地的嚴重威脅，如果不是內陸地區的殖民成就，勢必會影響到巴西的完整與統一。歷史初期，這片廣袤的土地尚缺少一種穩定的平衡。在第一個世紀與第二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巴西的所有活力都集中在北部，那裡也吸引了大量人口。與現在的觀點不同，對於那時的世界而言，巴西熱帶才代表著真正的財富。殖民初期的一切經濟活動都集中在那裡，以便滿足歐洲對於殖民地產品的貪慾。巴伊亞、累西腓、奧林達都由單純的落腳點發展成為真正的城市；在內陸地區還只有棚屋與木製教堂的時候，那裡就建造起了豪華的教堂和宮殿。歐洲的船隻在那裡不停地裝卸，作為貨物的黑奴源源不斷地抵達；那裡建立起了最初的辦事處，十分之九的殖民地產品都由那裡出口；作坊與農場也集中在那裡，以便享受到最便捷的交通。無論在1600、1650還是1700年，如果有人在歐洲提起巴西，那麼他一定指的是巴西北部，是那裡的沿海城市，是那些因著蔗糖、可可、菸草、貿易而舉世聞名的地方。由於群山遮蔽，內陸地區對船員與商人來說仍是一個謎。那時的歐洲沒有一個人，甚至連葡萄牙國王也不知道，原來巴西腹地也在緩慢發展，雖然從商業角度看利潤不高，但卻比沿海更加穩定。這是耶穌會士的巨大功勳。土著居民在他們的指導之下，有條不紊地推動著巴西的殖民化進程。在那個時代的稅收官與中間商眼中，只有立竿見影的利潤才能轉化成財富。然而耶穌會士已經清楚地預見到，巴西的經濟不能完全依賴不穩定的商品壟斷，也不能依靠單純的奴隸勞作。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必須首先學會耕種土地，將它當作自己的一部分。而只要看看巴西初期的一無所有與如今的舉世矚目，就能知道這項事業究竟有多麼偉大。正是這最原始的農業與畜牧業，才能成為民族經濟的穩定基礎；也正是由於遊牧部落得到了教化、學會了勞作，才能夠形成真正的巴西民族。
這項事業完全是從零開始。當諾布萊加與安謝塔到達巴西的時候，看到的只有無人耕種的土地與不懂勞作的野人，卻缺少一種將兩者整合起來的力量。這裡一無所有，一切都要從舊世界引進，包括所有的牲畜、牛羊、工具、作物以及種子。只有在這之後，才能以無盡的耐心教育這些天真的人們，教授他們如何耕種收穫、如何飼養牲畜、如何建造棚舍。在傳授基督教義之前，先要教會他們如何勞動；在灌輸宗教理念之前，先要能使他們願意工作。耶穌會士原本懷著崇高的精神綱領，但到達巴西之後，卻變成了一項謙遜煩勞的任務。只有這些有著自律精神、願意畢生效忠於理想的人才能完成這番事業：通過耕種土地來教化世人。他們從歐洲帶來了書籍、藥品、工具、作物、牲畜，但促進巴西發展的最活躍的動力卻來自於他們本身。巴西的一切都發展迅速，這些最初的村莊與居民點也不例外；耶穌會士很快就可以在信中自豪地宣稱，他們已經建立起了人與土地的聯繫，實現了白人與土著人的融合，培養出了新一代的混血人種。神父們相信他們已經取得成功；聖保羅作為第一個城市和第一個省份，已經擁有不少居民；在遠離海岸的地方，有越來越多的村莊向內陸延伸。可是真正征服這塊土地的時候，卻並不如耶穌會士所料想的那般和平安定，而是採用了另外一種方式。
歷史，倘若要實現某種思想，通常不會按照人為設定的計劃，而是要遵循自己的道路。這一次也是一樣。耶穌會士在這裡培養了一代新人，希望由他們來耕耘這片國土。可是這批混血兒們卻貪婪地越過了教士定下的界限。在他們的血液中還蘊藏著印第安人對遊牧生活的愛好，還保留著殖民者們未曾馴服的野性。為什麼我們要親自耕作，而不是由別人來干？這些半土著人很快便成為土著人最大的威脅。耶穌會士曾經保護印第安人免受奴役之苦，可他們的兒子卻成為了最可怕的奴隸販子；耶穌會士曾希望將聖保羅變成純潔的精神聖地，可是聖保羅人卻變成了新一代的征服者，成為了耶穌會士與殖民活動的仇敵。他們組成了好戰的部隊，就像非洲的黑奴獵手一樣不斷行進，破壞沿途的村莊，搜尋可用的奴隸。他們不僅抓捕叢林裡的土著人，甚至連居民點中的也不放過。聖保羅人就用這種更加快速、野蠻、暴力的方式，完成了耶穌會士向周圍推進的目標。在每一次破壞性的行動之後，都會有一些聖保羅人留在道路交匯處，在那裡建立居民點甚至城市，用以接納強盜般的部隊以及成千上萬的奴隸。南方的肥沃土地上開始有了人類與家畜的蹤跡。這些比沿海居民更貪圖安逸的人漸漸成為了內陸的牧民，成為了腹地開發者，成為了真正擁有祖國的人。這是人們第一次大規模地遷往內陸地區，對巴西的平衡與統一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這次遷徙活動卻要部分歸功於聖保羅人的貪婪。善行與惡意在這番事業上並肩協力，雖然乍看之下十分矛盾，卻在事實上深化了巴西的融合。十七世紀時，內陸的種植與畜牧業已經足以同北部相抗衡。熱帶的產業興起得快，衰落得也快，永遠擺脫不了全球市場的影響。而巴西則越來越意識到，它不能單純地生產殖民地商品，而應全面發展國民經濟；它要按照自己的意願組織生產，而不是聽從宗主國的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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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初，巴西已經十分富庶。隨著葡萄牙帝國的衰落，由非洲開始，葡屬殖民地都漸漸落到了英國與荷蘭手中。巴西對於葡萄牙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正如編年史家所說的那樣，當印度貿易帶來的財富數不勝數，里斯本的黃金時代也漸漸遠去了。自十七世紀開始，巴西便為葡萄牙帶來了利潤。人們早已忘卻了在最初的歲月里，巴西總督要為每一個克魯薩多寫信懇請，諾布萊加則要乞求里斯本為新入教的信徒施捨一些舊的衣物。巴西人是優秀的供應者，他們為葡萄牙船隻裝滿價值連城的商品，用自己的酬勞供養葡萄牙宮廷的官員，收稅官也為葡萄牙國庫增添了大量財富。巴西人同樣也是優秀的消費者；一些「蔗糖大王」的財產與信譽甚至超過真正的國王，而對於葡萄牙生產的紅酒、布匹、書籍，在其所有的殖民地之中，也再找不到更好的銷售地。巴西就這樣平靜地成為廣袤富饒的殖民地，它幾乎不需要葡萄牙的流血犧牲，不會給宗主國造成任何困擾，也不需要太多的資本投入。無論在里約熱內盧、巴伊亞還是伯南布哥，都不需要強大的駐軍維持秩序。儘管巴西的人口不斷增加，但除去幾次小騷亂之外，從未有過正式的反叛。這裡與印度或非洲不同，無需建造昂貴的堡壘，也不用送來巨額的投資；它能夠用自己的力量捍衛自己。
我們無法想像出一個比巴西更舒適的殖民地。這裡的經濟增長平穩安定，國內發展溫和內斂，在世界上絲毫不引人注目。巴西的一切如此平靜，產品又如此單調，在倉庫里只有大包大包的蔗糖與菸草，自然不能激發出歐洲人的好奇心與想像力。墨西哥的征服、印加的黃金、波托西的白銀、印度洋的珍珠、美洲農場主與印第安人的爭鬥以及加勒比海上的抗爭，這一切成為了浪漫的詩人與編年史家寫作的動力，吸引了年輕人不羈的思想，賜予了他們冒險的欲望。而巴西在兩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從未贏得世界的關注。但是這種低調的隔絕卻正是巴西的幸運。巴西之所以能夠平穩發展，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它的財富、它的黃金和鑽石，直到十八世紀初才發現。如果這些金子在十六、十七世紀便為人所知，那些大國一定會為此產生激烈的爭吵；征服者會從秘魯、委內瑞拉以及智利出發，偷偷潛入到巴西境內；這裡就會變成萬惡的戰場，就會被奴役、被撕裂。而直到1710年，巴西才突然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黃金儲備國。冒險家與征服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維列蓋格農、沃爾特·羅里、科爾特斯和皮薩羅們也都同那個野蠻的時代一樣，永遠不會回來。曾經少數幾個意志堅定的冒險者，僅靠四五艘船隻就能征服整個國家，如今永遠成為了歷史。1700年，巴西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統一體，擁有自己的城市、要塞、港口。而比這些更有決定意義的是，民族團體也已經漸漸形成。它就像一支看不見的軍隊，願為捍衛巴西流盡最後一滴血，為抵抗外國入侵犧牲最後一個人。即便是對於宗主國，他們也不願意繳納賦稅。如今，他們只需要兩樣東西——時間，以及更多的人。對於富有耐心的國家而言，時間會使它變得更加強大。
米納斯·吉拉斯金礦的發現並不單單是巴西與葡萄牙的國內事務；它更是一個世界性的事件，影響了整個時代的經濟形勢。根據維爾納·桑巴特(5)的觀點，在十八世紀末期，如果不是巴西金源對歐洲經濟命脈的強烈刺激與滲透，就不會有歐洲資本主義工業的迅猛發展。直到那時，巴西還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國家。可它驟然拋向市場的黃金的數量，在那個時代幾乎無法想像。按照羅伯托·西蒙森(6)的計算（這個結果十分可信），在1852年發現加利福尼亞的金礦之前，美洲其他地方所出產的黃金總和都抵不上米拉斯·吉拉斯山谷這半個世紀的開採數量。墨西哥與秘魯的黃金點燃了十六世紀的狂熱，使全球的貨幣總值增加了一到兩倍（偉大的孟德斯鳩在著作《西班牙的財富》中描繪了這一情景）。可是這些金子只占到巴西——這個一直受到歧視的殖民地——獻給宗主國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依靠這些金子，廢墟中的里斯本才得以重建；依靠這上繳給國王的「五一稅」，巨大的瑪芙拉修道院才能夠建立。英國工業的迅速崛起正是得益於這金色的肥料；歐洲的商業與轉型也正是由於這突然的暴富，才獲得了即刻的動力。只用了短短五十年，巴西便成為「舊世界」的寶庫，成為歐洲最富有也最值得嫉妒的殖民地。在那一瞬間，仿佛殖民者的所有夢想都得到滿足，仿佛他們終於找到了傳說中的「黃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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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的故事從開端、發展到結尾都如此富有戲劇性，所以最好使用戲劇的形式描繪它的每一場、每一幕以及每一段情景。
第一幕開始於1700年前不久，在米拉斯·吉拉斯的山谷中。那時的米拉斯·吉拉斯還沒有成為一個州府，只是一片無人居住的土地。一天，從聖保羅的一個小居民點陶巴特出發，幾個人騎著馬或驢子朝遠方的小山前進。維利亞斯河也流經那裡，在山谷中留下曲曲折折的印記。與無數其他的聖保羅人一樣，這些人的啟程十分隨意，既沒有固定的路線也沒有確切的目標。他們只是希望帶回一些有用的東西：或者奴隸，或者牲畜，又或者是貴金屬。接著便是出人意料的發現：他們中的一個人，不知道是已經得到密報還是僅僅出於偶然，竟在河沙中發現了幾粒黃金。他將這些金沙裝在瓶子裡，帶到了里約熱內盧。就像歷史上常常發生的那樣，這種神奇的金屬帶有令人嫉妒的色彩，只要看上一眼，就會引起狂熱的遷徙。從巴伊亞，從里約熱內盧，從聖保羅，成千上萬的人匆忙趕往那裡。他們或騎著馬和驢子，或徒步行走，或乘坐聖弗朗西斯科河上的船隻。這時，舞台監督需要在台上增添大量演員——水手拋棄了輪船，士兵逃離了營地，商人丟掉了買賣，牧者離開了神壇；而那些黑色的群體則是趕往郊野的奴隸。起初，這表面看來的幸運差點釀成史無前例的災禍。蔗糖作坊廢棄了，菸草生產也停止了，因為它們的負責人離開了這裡，帶走了奴隸。他們期待在米納斯·吉拉斯，只用一周甚至一天的時間，就能得到耐心勞作一年的財富。船隻不再裝卸貨物，往來歐洲的交通也中斷了。一切都陷入停滯之中，中央政府不得不下達法令，禁止勞動力向內陸轉移。就在沿海地區因為人口撤離而面臨災難的時候，內陸地區卻因為移民的突然到來而遭受到與米達斯王相同的厄運：儘管擁有金質的餐具，卻不得不忍受飢餓。這裡有充足的金沙與金塊，卻沒有麵包玉米，也沒有牛奶乾酪。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沒有水果、牲畜、糧食，無法養活這幾萬乃至十幾萬的移民。所幸的是，商人們也付出了十倍的努力，因為他們預計這裡的貨物能買到五倍甚至十倍價格，還可以用純金作為交換。通過水路與陸路，運往這片荒野的食品與工具越來越多。人們開闢出了公路，利用起了聖弗朗西斯科河。這條夾雜著泥沙的河流此前一直做著平靜的白日夢，幾個月中都不會有一條船經過，如今卻成為了最繁忙的河道。由奴隸推動的船隻在河中來來往往，牛拉著車子在地上不斷穿梭，而夢寐以求的金子則在小皮革袋中旅行。這項狂熱的活動突然侵襲了這個平靜的、幾乎在睡夢中的國家。
然而，淘金熱一直都是惡性的高燒。它刺激著神經，燃燒著血液，使眼神變得貪婪，讓意識變得渾濁。短短一段時間，便出現了血腥的爭鬥。聖保羅的發現者抗擊著後來的外鄉人，一個人辛苦得來的財富會被另一個人用匕首奪走。然而在悲劇之中還混雜著荒誕可笑的因素。那些昨天還在乞討的人們，如今卻穿著奢侈可笑的服裝賣弄；掘金者剛剛獲得的財富，又在賭場上一輸而空。第一幕的結尾十分有戲劇性：在狂熱地挖掘了成千上萬個地方之後，居然發現了比黃金更為珍貴的東西——鑽石。
第二幕。一個新的主角登上舞台：這是代表葡萄牙權利的巴西總督。他視察了新發現的州府，以便保障國王能從中抽取五分之一的黃金。為了維護這裡的秩序，在他身後站著成隊的士兵和兇猛的騎士。他建立起了一個鑄幣廠，規定開採的黃金必須如數上繳鑄造金幣，以此保證嚴格的稅收。儘管這些烏合之眾不願交稅，但他們的反抗遭到了鎮壓。就這樣，冒險者的無序活動慢慢變成了王權下的穩定產業。在黃金產地漸漸發展起數個廣闊的城市：富鎮、皇鎮與阿爾布克爾克鎮。這些城市迅速建起了棚屋與泥房，為十多萬人提供了庇護；在當時，無論紐約或是北美的任何一個城市都無法與之匹敵。對於這些城市的生活狀況，我們已經無從得知，甚至那個時代的世界也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葡萄牙決定保護自己的財富，下令禁止任何外國人靠近金礦，甚至一個鐘點都不行。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地區都被鋼鐵包圍起來；在每個十字路口都設置了關卡，隨處都能見到日夜巡防的士兵。沒有一個旅行者能夠進入這片區域，淘金者在離開前也要接受嚴格的檢查，以防他們私帶金沙外逃。一切違反政府規定的行為都將受到嚴厲的懲罰。關於巴西金礦的消息，一個字也不能透露；寄往國外的信件，一封也不能發出。安東尼爾(7)所寫的那本關於巴西財富的書籍，也在審查中遭到禁止。只有葡萄牙了解巴西的價值。它使出了一切手段進行監視，避免引起其他國家的貪婪與妒忌。只有王室與金礦的官員知道哪裡能夠開採鑽石與黃金，也只有他們知道國王究竟從中獲取多大的利益。葡萄牙在那一個世紀中所得到的利潤，直到今天也很難估計。但是我們可以肯定這絕對是筆巨大的財富，因為五分之一的金子都流向了空蕩的國庫，而所有二十四克拉以上的鑽石也都直接歸政府所有，突然暴富的殖民地還從宗主國購買了大批商品，還有奴隸進口的高昂稅收——為了儘快開採出黃金和鑽石，奴隸的進口數量也成倍增長。葡萄牙這才發現，當它失去印度與非洲統治權的時候，恰恰是這塊土地——《葡國魂》從未為它歌唱，乞丐和流氓才是真正的殖民者——成為了它最寶貴的殖民地。
這齣黃金悲喜劇的第三幕持續了近七十年，並漸漸轉向了悲劇。第一個場景是既相同又不同的富鎮。說它相同，指的是自然風光，是荒蕪的深色山丘與流經峽谷的河流。說它不同，指的是這座城市，是那些高大的白色教堂與佇立在山巔的雕塑。在總統府邸周圍建起了奢侈的別苑，這裡的居民富有而受人尊敬，卻不再是樂天的揮霍者。這裡少了一樣能夠給街道、酒館、商業帶來活力的東西，少了一樣能夠點燃人們的眼睛、使氣氛活躍起來的東西，這樣東西就是黃金。河水仍在流動，依舊盪起泡沫，依舊將沙子沖積到河岸旁邊。可是這裡的沙子，無論經過怎樣的沖洗篩濾，都只是無用的沙子而不是閃光的黃金。曾經只要派遣幾十個奴隸在這裡淘金，就能夠一夜暴富。如今，這樣的日子已經過去；維利亞斯河中淤積的金子，也已經消耗殆盡。若要開採山下的金子，則需要更高的技術與繁重的工作，那是這個國家、這個時代都不具備的條件。於是，轉變出現了：富鎮變得日益貧窮。昔日的淘金者窮苦而又悲傷，他們帶著驢子、黑奴及少許家當離開了這裡；四散在山巒各處的奴隸窩棚，也都在風雨之下沖毀坍塌。騎兵們撤離了，因為這裡已經沒有值得守衛的東西；政府也沒有工作需要處理，甚至連牢獄都已經空置，因為富鎮已經沒有值得偷搶的居民。黃金的鬧劇已經散場。
第四幕有兩個場景同時上演：一個在葡萄牙，另一個在巴西。第一個場景開場於里斯本的王宮。宮廷議會正在召開。在國庫報告中，議院們聽到了可怕的消息：從巴西運來的黃金越來越少，國庫的虧空越來越大。由於無法得到資助，彭巴爾侯爵建立的工業聯盟已經瀕臨破產；開端宏大的里斯本重建工程也已經陷入停滯。既然無法從巴西獲得黃金，那麼錢從哪裡來？這其中的損失又如何才能彌補？葡萄牙驅逐了耶穌會士，沒收了他們不值一文的財產。在《葡國魂》的理想之國消失之後，「黃金國」的美夢也破滅了。世人總是為黃金迷惑，它許人幸福，卻一個字也不予兌現。葡萄牙又退回到原先的模樣，成為一個平靜的小國。而正是因為這平靜的美好，它才值得喜愛。
另一個場景發生在米納斯·吉拉斯，同第一個場景完全不同。淘金者們帶著騾馬、奴隸和全部家當從荒涼的山上下來，發現了一塊肥沃的土地。他們就此停留，建立起小的居民點與城市；船隻在聖弗朗西斯科河上來來往往；商品運輸繁忙。在這塊曾經無人耕作的土地上，建立起了新的州府，各種產業如火如荼。葡萄牙的災難成為了巴西的幸運：為了代替消失的黃金，他們找到了更加珍貴的東西——一塊能夠開花結果的嶄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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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口統計學的觀點來看，這場米納斯·吉拉斯的淘金熱是向內陸地區的第一次大遷徙，對巴西的經濟發展與民族形成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不是這種持續不斷的遷徙，在如此廣袤的國土上很難保持國民的同一性。在巴西，從南大河州到亞馬遜地區，各地的方言幾乎沒有差異；從大西洋沿岸到幾乎無人到達的戈亞斯，每個地方都保持著同樣的習俗；儘管氣候不同職業不同，這裡的人民卻擁有相同的特質。這裡的人與土地的關係不像歐洲，人民不用被束縛在自己的土地之上，而是像世界上所有的大國一樣可以自由遷移。尤其是在巴西，土地尚且沒有主人，每個人都可以隨意占領，每個人都是這裡的開拓者與流浪者。他們不像歐洲的農民，無需為傳統所禁錮；他們願意背井離鄉，樂於抓住每一個機遇。因此，巴西經濟史上的重大變遷，不只是從一個壟斷商品到另一個壟斷商品（也就是所謂的產品周期），也同樣反映了不同地域的變化。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不僅可以使用商品的名稱，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區域來命名每一個歷史階段。木材時代、蔗糖時代與棉花時代發展了北部，創造了巴伊亞、累西腓、奧林達、塞阿臘與馬蘭尼昂。米拉斯·吉拉斯則建立於黃金之上。里約熱內盧的興盛得益於國王的避難。「咖啡帝國」則推動了聖保羅的崛起。而曇花一現的橡膠產業促成了馬瑙斯與貝倫的迅速繁榮。在下一個時代，在鋼鐵冶煉的時代中，哪一個城市將迅速崛起，如今還是一個未知之謎。
這種尋找經濟支點的過程如今仍在進行，因為巴西人天性熱愛遷移，而外來人口的融入又使得這種傾向愈發強烈。先是非洲移民，繼而是歐洲移民，他們不斷促進著巴西的擴展，縮小著社會等級間的隔離程度，並將民族精神置於地域差異之上。無論在哪裡都常常聽說某人來自巴伊亞或南大河，可是如果仔細調查，就會發現他們的父母其實出生於另一個州府。得益於這種混合與遷移，巴西統一的奇蹟才能持續到今天。如今，隨著通訊技術的日益發達，廣播報紙作用的日益增加，維持國家的統一也更加容易。儘管西屬南美領土面積不及巴西，人口也沒有巴西多，卻由於各州府的區別統治，分裂成阿根廷、智利、秘魯與委內瑞拉，它們分別講著不同的方言，奉行著不同的習俗，擁有著不同的人口構成。而巴西中央政府則從一開始便奠定了統一的基礎，因為無論民族還是經濟層面，「統一」一旦贏得人心，便能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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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列出宗主國與殖民地、葡萄牙與巴西之間的收支平衡表，就會看到十九世紀初期之前，收支關係一直在不斷移動。從1500年到1600年，是巴西在接受葡萄牙的給予；宗主國需要派遣船隊、官員、士兵、商品、商人及殖民者，並且那裡的白人數量也是殖民地的十倍。1700年左右，收支開始向巴西偏移。到了1800年，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九萬一千平方公里的葡萄牙同八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巴西相比，是那樣的微不足道。在巴西，僅僅黑奴的數量就比葡萄牙總人口還多；而在經濟層面上，日漸衰落的宗主國更無法同新大陸相比。憑藉著國內的黃金鑽石，憑藉著棉花、菸草與蔗糖，憑藉著牲畜、礦石以及豐富的勞動力，巴西的經濟不斷增長，已經不需要任何援助。母親已經不再養育兒子，而是由兒子供養母親。在里斯本地震期間，巴西至少向葡萄牙提供了三百萬克魯薩多用於重建；而葡萄牙的所有富裕人家，若不是在巴西擁有產業，就是同那裡的城市港口有貿易往來。對於這小小的盧濟塔尼亞故鄉而言，巴西就是一個世界。
然而巴西越是強健有力，葡萄牙就越害怕它會變得過於強大而脫離宗主國的保護。巴西已經有了自己的思想，可是葡萄牙卻還將它當作小孩，企圖控制它的行為，阻止它的獨立。那時的美國早已實現了區域自治，巴西卻不能生產織物，只能從葡萄牙進口；也不能建造船隻，以保證葡萄牙商人的利潤。對於學者、技師與實業家來說，在巴西根本沒有用武之地。這裡不能印刷書籍，不能出版報紙；隨著耶穌會士被驅逐出境，最後一個傳播教化的人也離開了。葡萄牙必須遏制巴西的經濟獨立，切斷它同世界市場的聯繫，使它繼續扮演奴隸與殖民地的角色。因此，如果巴西越不獨立、不開化、不團結，對葡萄牙而言就越好。所有爭取獨立的運動都遭到殘酷的鎮壓。葡萄牙駐巴西的軍隊早已無需抗擊外國入侵，因為本土軍隊會完成這個任務；而葡萄牙軍隊的真正使命是與殖民地對抗，捍衛國王的經濟領地。
然而歷史又上演了同樣的劇目：謹慎與理智數年不得的目標，依靠暴力便可以一蹴而就。恰恰是歐洲的獨裁者拿破崙解放了這個南美國家。憑藉著迅捷的法國部隊，他迫使葡萄牙國王匆忙離開里斯本，也迫使他第一次來到巴西——這個為他建造了王宮別苑，為他的家族、他的帝國效忠了幾百年的地方。對於這個殖民地來說，這還是第一次——到達這裡的不是收稅官或者警察，而是布拉干薩家族的後代，是國王若昂六世，以及所有的貴族、僧侶與王室成員。
然而，人們一旦嘗到自由的滋味就會愛上它，在得到完全無限的自由之前就不會罷手。即便是同海外「舊世界」的鬆弛聯繫，也讓巴西感到無比煎熬。直到1822年成為帝國，巴西才開始了真正的獨立。或者更確切地說，直到那時，巴西才開始具備了獨立的條件，因為它的獨立僅限於政治層面；而在經濟層面，巴西對英國和其他工業國的依賴程度比對葡萄牙更甚。里斯本的禁令一度阻礙了巴西經濟的發展，使它未能投入到十八世紀末改造世界的工業革命中去。在巴西獨立之前，其殖民地商品出口一直處於優勢地位，因為這裡擁有奴隸，勞動力價格低廉。在經濟層面，巴西依然是美洲的龍頭老大。直到宣布獨立之後，巴西的出口總額依舊在美國之上，有幾年中甚至與英國不相上下。可是在十九世紀，世界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經濟要素——機器。在利物浦與曼徹斯特，只需一台蒸汽機與十幾個工人，就能抵得過上百甚至上千個奴隸創造的價值。從那之後，手工生產便再也不能同機器工業相抗衡，就像赤裸的土著人無法用弓箭戰勝大炮一樣。在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這種落後是致命的，而另一個不利條件則加劇了這種情況。儘管巴西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礦藏品種，卻恰恰缺少十九世紀最具決定性的能源——煤炭。
在這個關鍵時刻，幾乎所有的機械與交通工具都要依靠煤炭驅動；可在巴西廣袤的國土之上，居然連一個煤礦都找不到。每公斤煤炭都要從遠方進口，用巨額的蔗糖作交換，而蔗糖的價格卻在不斷下跌。因此所有的交通方式都變得十分昂貴。不僅如此，由於群山遮擋，鐵路建造也十分落後，而且進程緩慢。在歐洲與北美，工業生產與運輸速度逐年加快，已經提高了百倍千倍；可是巴西的土地卻不肯出產煤礦，連綿的山脈製造了巨大的困難，蜿蜒的河流也仿佛在同新世紀作對。結果很快顯露出來：每過五年巴西就會落後一大步。尤其是在北部地區，由於交通不夠發達，已經陷入到不可避免的衰退之中。在這個時期的美國，從東向西、由南向北都建起了密集的鐵路網絡；可在幾乎同等大小的巴西，十分之九的地區都不得不依靠步行。在密西西比河、哈得孫河與聖洛倫索河上，蒸汽機船川流不息；但在亞馬遜河與聖弗朗西斯科河上，卻連一根煙囪也很難見到。在那個時代的歐洲與美國，煤炭、工廠、商業中心、鋼鐵工業、城鎮、港口齊心協力，抓緊每分每秒工作生產，全國產能也在逐年提高；而巴西在進入十九世紀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依然像在十八世紀、十七世紀甚至十六世紀那樣停滯不前，只能生產單一的原材料，在世界市場中沒有任何發言權。
就這樣，經濟貿易衰退了，巴西也從美洲國家的龍頭老大掉到了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十九世紀初期巴西的經濟狀況有些自相矛盾。儘管巴西是世界上鐵礦石最多的國家，可它的所有機械工具卻必須依賴進口。儘管這裡棉產量十分豐富，可棉織品卻必須從英國購買。儘管這裡有著無盡的森林資源，可它卻連一張紙都生產不出。所有無法通過原始手工生產方式獲得的產品，都必須從國外進口。巴西同之前一樣，必須有充足的資本才能組織起工業生產，才能拯救這個國家。可自從金礦枯竭之後，巴西資金缺乏，所有的鐵路、工廠以及大型企業都必須由英國、法國或比利時建立，仿佛巴西仍是一個殖民地，不得不受到全世界的盤剝。在那個時代，以豐富能源為支撐的生產活力是國民經濟的決定性因素；而巴西卻仍然保留著古老的生產方式與貿易手段，幾乎完全陷入衰退之中。巴西經濟又一次跌入谷底。
可是這個國家卻有著無盡的潛力，能夠通過迅速轉型化解掉每一場危機。這也是巴西發展中的特點，一旦主要出口產品陷入困難，馬上會有另一種商品取而代之，並且更加有利可圖。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巴西屢次創造經濟奇蹟：十七世紀時蔗糖產業迅速崛起，十八世紀發現了鑽石與黃金，而十九世紀的救世主則是咖啡。在繼「白色黃金」與「金色黃金」之後，它開啟了「棕色黃金」的時代，之後又短暫地被「紅色黃金」橡膠所取代。巴西憑藉咖啡取得了舉世無雙的勝利，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前半期，一直處於壟斷地位：最古老的因素再一次登上歷史舞台——土地的肥沃、種植的簡便與生產過程的原始，正是這些特點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咖啡不能用機器種植，只有在這一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奴隸的價值才會高於機器的飛輪。就像蔗糖、可可、菸草一樣，咖啡也能給人帶來極致的享受；它其實正是蔗糖與菸草的補充品，因為在宴飲之後，這三樣東西是最理想的搭配。
每次都是土地、肥沃的土地將巴西從危機中解救出來。老牌國家原有的美食，在這片土地上會變得越發美味；在巴西以外的任何一個地方，咖啡都不會如此茂盛香醇。早在幾個世紀之前，這種產品及功效已經為人所知。咖啡於1730年移栽至亞馬遜區域，又於1762年引進到里約熱內盧；可在那時它被看作奢侈品，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大。在十九世紀初的統計表格中，咖啡的產量遠在棉花、皮革、可可、蔗糖以及菸草之下。其實正如它的兩個哥哥菸草與蔗糖一樣，是歐美人對這種商品的習慣創造了不斷增長的需求，刺激了咖啡的種植與生產。十九世紀下半葉，咖啡的生產與銷售大大增加，巴西也成為了全世界的供應商。它需要不斷加大生產力度才能滿足需求；成千上萬乃至上百萬勞動者因此湧向聖保羅；桑托斯建造起了最大的港口與倉庫，在繁忙時節，一天就會有三十條蒸汽機船前來運載咖啡。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咖啡出口為巴西經濟帶來穩定；我們可以來看一組巨大的數字。從1821年到1900年的八十年間，巴西出口的咖啡總價值為170835000英鎊；而到今天為止的出口總額，則達到了二十億。僅此一項就彌補了巴西大部分的進口與開銷。但在另一方面，這也使得巴西經濟越來越依賴於咖啡價格，甚至巴西的貨幣價值都要視咖啡的市場行情而定。一旦咖啡價格下跌，巴西幣也隨之貶值。
然而咖啡價格下跌最終變得無法避免。巨大的需求量促使種植園主不斷擴大種植面積，而市場又缺少有效的經濟計劃來制止這種過度生產，危機便接二連三地發生。為了避免引發更大的災禍，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一會兒收購部分產品，一會兒對新建農場課以重稅，一會兒又將購得的咖啡倒入海中，以阻止其價格下跌。然而危機卻一直潛藏著。1925年一袋咖啡的價格是五英鎊，1936年便降到了一個半英鎊；與此同時，巴西幣的貶值則更加嚴重。可對於國內經濟平衡與財政穩定而言，咖啡時代的終結卻是一件好事，因為巴西的盛衰終於不用維繫在咖啡起伏不定的價格上面。經濟危機又一次成為巴西的優勢，它讓巴西及時認識到孤注一擲的危險，使它的經濟發展愈發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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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時間，似乎在巴西經濟之王咖啡的身旁，還有一個覬覦王位的強勁對手，那就是橡膠。它確實有理由為自己的篡位辯護，因為它並非咖啡那樣初來乍到的移民，而是這個國家的土著。出產橡膠的喬木Hevea brasiliensis(8)原產於巴西亞馬遜地區。早在歐洲人發現它珍貴的汁液之前，那裡就有三千萬棵橡膠樹。土著人有時將橡膠液作為防水材料，塗在船帆或器皿之上。1736年，這一消息首次由康達米尼記錄下來，當時他正在亞馬遜區域旅行。可是這種黏性物質並不能用於工業，因為溫度稍高或稍低都會破壞它的性能。十九世紀初期，只有少量用原始工藝製成的橡膠產品出口到美國。直到1839年，查爾斯·古德耶爾發現橡膠在經過硫磺處理之後，便可以對溫度不那麼敏感。這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橡膠搖身變成了「五巨頭」之一，成為了現代社會最不可或缺的資源，其重要性堪比煤炭、石油、木材以及鋼鐵。人們需要它來製作管道、鞋底以及其他成千上萬種產品；而在發明了自行車與汽車之後，橡膠的重要性更是與日俱增。
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巴西始終壟斷著橡膠原料的生產。三葉橡膠樹只在亞馬遜叢林才有，這是巴西得天獨厚的優勢，它也因此享有定價權。為了捍衛自己的壟斷地位，巴西連一棵橡膠樹也不許出口。它一定記得，在從法屬圭亞那引進了幾株咖啡之後，它便一舉挫敗了這個最危險的敵人。像米納斯·吉拉斯發現黃金時一樣，亞馬遜原始森林立即掀起一股「熱潮」，而在此之前，這裡還僅僅是蚊子與昆蟲的樂園。隨著「紅色黃金」時代的來臨，大批移民再次湧入到一個無人居住的地區。由於突然遭到洪水侵襲，塞阿臘有七萬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受聘於——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將自己賣給幾間公司，從貝倫登船沿河而上，開赴到荒涼的叢林之中。這些區域遭到了瘋狂的開發，甚至改變了當地的法令與監管，米拉斯·吉拉斯的故事又再度上演。儘管割膠工人並非奴隸，卻在實際上遭受著奴役。因為他們簽訂了勞動合同，不得不束縛在原始森林這「綠色的墳塋」中；而企業家又貪心不足，除了橡膠本身的利潤之外，他們還以四五倍高的價格向工人出售生活必需品。如果有人想要了解這段時期的恐怖細節，可以去讀費雷拉·德·卡斯特羅的現實主義傑作(9)，裡面詳細描繪了這可恥的時代。割膠工人的工作極其悲慘：他們居住在簡陋的棚屋裡，同一切人類文明相隔絕；他們要先用鐮刀開闢道路才能找到橡膠樹，然後割開樹體為樹木「放血」；每一天，他們都要頂著烈日往返數次，將得到的乳液煮沸。儘管在幾個月的勞作之後，他們已經精疲力竭，被疾病折磨得虛弱不堪，可是在罪惡的計算之下，他們依然虧欠著老闆，因為後者將把他們帶到此地的費用也包含在內，並對他們的食品花費大加盤剝。如果這些不幸的人們想要逃離這個美其名曰「勞工合同」的牢籠，就會被全副武裝的安保人員像奴隸一樣抓捕回來。從此以後，這些人只能戴著鐐銬工作。
然而，正是由於這種可恥的勞動剝削，正是得益於巴西的壟斷地位與全球對橡膠日益增長的需求，利潤也高到驚人的程度。十八世紀時富鎮與皇鎮的身影似乎又回來了，迅速積累的財富又一次在蠻荒之地建起了奢侈的城鎮。不僅貝倫富裕起來，千里之外還出現了一座新興的城市——馬瑙斯，它的奢侈與浮華足以將里約、聖保羅和巴伊亞通通踩在腳下。這裡建起了柏油馬路、銀行以及擁有電燈的宮殿，這裡有宏偉的商業機構與私人別墅，這裡還有巴西最大最奢華的劇院，它建造在原始叢林之中，其費用高達千萬美元。每個人都在金錢的海洋中遨遊。一康托巴西幣相當於二百美元，可他們花起來卻仿佛那只是一先令；巨大的蒸汽機船載著巴黎倫敦最精緻的貨物，越來越頻繁地光顧著亞馬遜河上游區域。每個人都從事著與橡膠有關的買賣，每個人都因此獲利。可是橡膠樹卻在為此流血，成百上千的割膠工人則暴斃在這森林深處的「綠色墳塋」中。靠著「液態黃金」，整整一代人都富裕起來，就像他們在米拉斯·吉拉斯峽谷中的祖先一樣。國家無疑也從中獲利，橡膠出口的迅速飛躍，已經慢慢逼近咖啡。而汽車時代的到來，更是提供了無限可能。短短十年之後，馬瑙斯已經成為了巴西乃至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
然而，這個氣球的爆炸卻比它的上升還快。只要一個不懷好意的人就能將它刺破。這是一個英國青年，他巧妙地運用行賄的手段，避開了對攜帶橡膠樹種離境的禁令，足足帶了七萬克種子回英國。它們起先種在邱園(10)中，後來最早的植株便移植到了錫蘭、新加坡、蘇門答臘和爪哇島。至此巴西便失去了壟斷地位，國內橡膠生產也不斷下滑。馬來半島的橡膠種植整齊有序，上千棵樹木像士兵一般排成一線，割膠工人的工作也比原始森林中更快更便捷，因為無需事先開闢稠密的樹林。原始即興的生產又一次成為了現代化高級組織的受害者。
橡膠生產的衰落十分迅速，就像一場雪崩。在1900年，巴西尚且生產了26750噸橡膠，而亞洲只生產了區區四噸。到了1910年，巴西仍以42000噸的優勢占據首位，此時亞洲的產量為8200噸。可是到了1941年，巴西37000噸的產量已經無法與亞洲的71000噸相抗爭。從此之後，衰退日益嚴重。1938年，巴西的橡膠產量僅為16400噸，而馬來半島則生產了36500噸，荷蘭殖民地300000噸，印度尼西亞58000噸，錫蘭52000噸。而即使這可憐的16000噸橡膠，價格也只有最初的幾分之一。馬瑙斯的劇院再不能像從前那樣接待歐洲的頂級劇團，財富消失了，「紅色黃金」的美夢也結束了。這是又一個時代的終結，但它已完成了自己的秘密使命：它喚醒了一個沉睡的州府，賦予它生機與活力，並在商業與交流中建立起了它與整個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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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期，巴西發展的內部規律又一次體現出來，那就是：它很容易受到主產品利潤的誘惑，永遠都需要一場危機才能完成轉型，而其發展過程中這些循環往復的危機總是能夠變成優勢。巴西最後一次大轉型並非遵循世界市場的意願，而是來自於它自己的意志，因為在1888年的法令中，巴西徹底廢除了奴隸制。
這條法令剛剛頒布便對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衝擊，其影響之大不亞於帝國制度的覆滅。大批黑人沉醉在自由之中，離開鄉村向大城市涌去。那些只有靠著免費勞工才能盈利的行業，如今都歇業了；失去了奴隸的農場主，也都喪失了一大半財產；不僅如此，咖啡原先的耕作與種植就不足以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相抗衡，如今更是陷入危機。最初的呼喊再一次迴響：巴西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勞動力、居民，不惜一切代價！政府不能像以前那樣被動冷漠、放任自流，而要設法吸引歐亞移民，系統地推進移民進程。在咖啡時代之前，巴西的移民僅限於耕種土地。1817年，若昂六世通過歐洲中介調來2000名瑞士殖民者，他們隨後建起了一塊名為新弗里堡的殖民區；到了1825年，南大河州來了幾個德國人，慢慢地在巴西南方聚集了120000名德國移民，並在聖卡塔琳娜和巴拉那地區發展起了德國殖民中心。但是所有這些移民活動都由移民者主動發起，或者由私人機構負責。直到出現了這種規模巨大且有利可圖的新產品，而又缺少奴隸進行耕作，巴西——尤其是聖保羅——才決定以更大的規模推動移民，為缺少資金的移民者提供路費，為所有有志於耕種的人提供土地。在那段時間，每年的資助費用就高達一萬康托。可是只要巴西打開國門，便有大批移民湧入。1890年，巴西移民人數從66000人上升到107000人，1891年，移民人數打破歷史最高紀錄，達到了216760人。從此之後，儘管移民人數有所波動，但卻一直居高不下。直到最近由於移民條件限制，移民人數才開始每年下降約20000人。
在最近的五十年中，歐洲移民總數達到了四五百萬。他們為巴西帶來了極大的活力，並在文明及種族層面上提供了巨大優勢。在近三百年中，由於不斷引進黑人奴隸，巴西人種面臨著膚色不斷加深，不斷非洲化、野蠻化的威脅。而在不識字的奴隸影響之外引入歐洲因素，則能夠在總體上提升巴西的文明程度。義大利人、德國人、斯拉夫人和日本人不僅從他們的祖國帶來了工作的活力與熱情，同時也帶來了文明社會的標準與期望。他們能讀會寫，擁有科學技能。巴西人已經習慣了有奴隸的日子，炎熱的氣候也消耗了他們的力量；而移民們則擁有更快的工作節奏。他們本能地尋找同祖國氣候最相近的地區，以便保持自己原先的生活方式，因此南方的南大河州、聖卡塔琳娜州和巴拉那州成為了這一時期——也即「活黃金」時代——最活躍的地區。對於聖保羅州、南大河州、聖卡塔琳娜州和巴拉那州的各個城市來說，移民就是米拉斯·吉拉斯的黃金，就是聖保羅的咖啡。他們代表著決定性的動力，也是一如既往的活躍力量，他們創造了新的居民點和就業機會，他們創造了工業也促進了文明。正是由於他們來自於世界各地——義大利、德國、斯拉夫、日本、亞美尼亞——巴西才能如此完美地保留它最古老的方法：相互融合、互惠互利。正是得益於這種同化的力量，新的元素才能如此之快地融入其中。新一代人已經能夠自然而然地相互合作，彼此享有同樣的權利，以便實現巴西最古老的理想：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擁有統一的語言及統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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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十年里移民所帶來的進步，正是對廢除奴隸制這一善行的獎賞。二十世紀初期，共有四五百萬歐洲移民。他們帶給巴西的幸運，不僅是最大的，而且是雙重的。因為不僅有如此之多強健的勞動力，就連他們到達的時刻也恰到好處。如果這些移民到得再早一些，如果這些義大利人與德國人再早到一個世紀，那時巴西的葡萄牙文明還十分脆弱，外國的語言與風俗就會侵占掉這些地區，巴西的一大片國土就會徹底地義大利化或者德國化。而這些移民到達巴西時，世界主義依舊盛行；倘若推遲到我們這個時代，他們就會受到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拒絕學習新的語言或接受新的風俗。他們會偏執地將自己束縛在故國的意識形態之上，從而對巴西的語言思想不屑一顧。正如巴西黃金髮現得不早不晚，才能推動經濟發展而無損於民族統一；又像薩爾瓦多的咖啡時代，恰恰開始於巴西經濟衰退的災難之中；歐洲的大量移民只有在那個時刻到來，才能為巴西發展發揮最大的作用。他們非但沒有使巴西外國化，反倒加強了巴西原有的民族因素，使它變得更加特別也更加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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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巴西的內部規律仍然適用：它依舊需要通過危機來實現轉型。幸運的是，這一次危機並不在巴西內部，而是在大洋彼岸：歐洲的兩次戰爭為巴西經濟重組提供了動力。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巴西意識到，將所有產能都投入到一種出口產品中，卻不發展自身的工業，是件多麼危險的事情。咖啡出口停止了，也就中斷了巴西經濟的命脈，整個國家都不知道該將商品銷往何處。與此同時，由於航海風險上升加之戰時物價飛漲，許多生活必需品也都無法進口。巴西的貿易平衡完全依賴於大量穩定的咖啡輸出，卻絲毫未曾注意到國內貿易。如今咖啡貿易遭受重大擺動，迫使巴西著手調整，恢復發展部分工業。這次發展一經推動便展現出充足的活力。在最近的幾年裡，不幸的歐洲一直生活在對戰爭的恐懼之中，其一切生產也都在為軍事服務。原先需要從歐洲進口的一大批工業或手工產品，如今都可以在巴西生產，並且獲得了一定的自治權。如果一個人離開幾年之後再回到巴西，一定會倍感驚奇。因為曾經的外國商品都已被國產商品所替代，並且在短短几年之內，巴西便擺脫了對外國技術人員及領導者的依賴。正是由於這些變化，在二戰中巴西才沒有遭受到像一戰時那樣的衝擊。這一次，咖啡及其他農產品的價格下跌依舊無法避免，但是它對聖保羅的影響遠遠不及金礦枯竭對米拉斯·吉拉斯或者橡膠危機對亞馬遜的影響。巴西工業已經習得英國古諺的智慧，明白不能將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如今的工業基礎比原先更穩固，因為它不再依靠一個單一的壟斷商品或者中心商品，也不用再束縛於世界市場的波動之中。貿易平衡得到保證，因為一個部門的損失能夠從飛速的工業增長里得到彌補。曾經需要從德國或者其他封鎖國家進口的產品，也越來越多地使用當地原料在巴西國內生產。拿破崙戰爭直接決定了巴西的獨立，希特勒戰爭則推動了巴西工業發展。正是因為它知道如何保證政治獨立，才能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捍衛經濟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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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現在展望未來總是件危險的事情。如今，巴西擁有廣袤的國土、五千萬人口和人類最偉大的殖民成就，可它的發展卻剛剛開始。在其發展過程中會遭遇種種困難，如今還沒有完全克服；即便它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有些問題依舊十分棘手。若想公正地評價這項成就，就必須考慮到它曾經遇到並仍將遇到的諸多困難。若要評價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意志力，最好的標準就是看他在物質與精神層面究竟越過了多少障礙。
巴西要想發揮出自己的全部潛力，必須克服兩個主要困難，其中一個比較明顯，另一個卻很難看得出來。隱蔽的危險一直潛藏於國民的健康之中，對此巴西政府並沒有忽略或輕視。在巴西這個和平的國家也存在著一些血腥的敵人，它們每年奪去的生命數量不亞於戰亂國家的一場戰役。他們必須不斷地同成千上萬的小東西作戰，同根本看不見的微生物作戰，同蚊子以及其他傳播疾病的媒介作戰。
其中最主要的敵人依舊是肺結核，每年都有二十萬人因此喪生。巴西人由於體格較弱，極易受到這種「白色瘟疫」的感染。肺結核在北部尤為嚴重，因為那裡的居民依舊處於營養不良或者說營養缺陷的狀態，而這種情況卻發生在一個糧食充足的國家。巴西政府已經著手與這一病症及其傳染源對抗，並且會逐年加大抗擊力度。然而，如果藥品與現代科技不能治癒這種困擾了人類數十年的病症，巴西就無法打敗這個危險的敵人。正如梅毒之所以漸漸失勢，並且可能很快滅絕，也是由於埃爾利希療法的作用。
巴西的第二個敵人是瘧疾，它幾乎天生便適應北部氣候。由於甘比亞瘧蚊的意外入侵，這個敵人的勢力愈發鞏固。1930年，來自達喀爾的幾隻甘比亞瘧蚊悄悄進入巴西，就像所有的水果、作物、動物以及人類一樣，很快便適應這裡並開始大量繁殖。
第三個敵人是麻風病，在人們還沒有找到迅速根治他的方法之前，只能用隔離的方法對其加以控制。所有類型的疾病，即使並不致命，也會對生產力造成巨大損害。尤其在北方地區，由於氣候原因，其生產力已經比歐洲和北美相差許多。儘管從數據上來說，巴西擁有四五千萬人口，可是其生產活動遠遠比不上同等數量的美國人、日本人或者歐洲人，因為那些地方擁有更為健康的人口和更加適宜的氣候。有相當數量的巴西人並未參與經濟活動，也不生產任何東西；根據統計數據，巴西無業以及無固定職業的人口大約有兩千五百萬（西蒙森(11)：《國民經濟及生活水平》），而他們的生活水平極其低下，尤其是在赤道附近地區，有時的飲食條件甚至比奴隸時期還差。無論是在經濟層面還是健康角度，如何將亞馬遜叢林以及內陸邊遠地區的居民融入到國民生活中，仍然是政府所面臨的重要問題。若想徹底解決這個問題，至少需要幾十年的時間。
在巴西，作為生產推動力的人口並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土地以及地下資源也很少得到開發。在這種情況下，巴西的困難是顯性的，並不像疾病那樣留在暗處。而這種困難的根源在於人口與交通發展的不平衡。我們不能被聖保羅和里約的有序文明所迷惑。那裡有無數的摩天大樓與數以萬計的汽車；可是只要從海灘向內陸行進兩個小時，現代化的柏油馬路就會為糟糕的路況所取代。一場暴雨之後，幾天都無法通車。內陸地區由此開始，裡面幾乎沒有任何文明。一旦遠離了主幹道，無論向左還是向右都將是一場冒險。鐵路連領土的肌膚都未曾刺入；再加上巴西有三種軌距標準，軌道之間很難相互連通。不僅如此，巴西的火車既慢又不實用，如果從里約向愉港、巴伊亞或者貝倫出發，乘船的速度會比火車還快。巴西境內大河（如聖弗朗西斯科河或甘河）稀缺，不能滿足航行需求。再加上航空資源缺乏，巴西的大部分領土只能依靠個人遠徵才能到達。這個巨人依舊承受著血液循環系統的折磨：血液無法運送到整個機體，許多重要部分完全處於萎縮狀態。因此大量珍貴的資源依舊沉寂在地下，等待著開發與利用。如今已經知道這些資源的確切位置，可是如果沒有可能的運輸方式，即便開採出來也毫無用處。有鐵的地方卻沒有鐵路或輪船，不能將煤炭運送過去；那些適宜牲畜成長繁殖的地方，也沒有辦法得到牲畜。這是真正的惡性循環。生產無法快速發展是因為沒有公路；公路也不能在一朝一夕建成，因為其建造養護都耗資巨大，而崎嶇荒蕪的地區車輛稀少，根本無法得到足夠的回報。若想發展汽車這種新的交通方式，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因為二十世紀的巴西缺乏燃料，土壤之中沒有石油，就像它在十九世紀缺少煤炭一樣。除了酒精之外的汽車燃料，全部都要依賴進口。為了快速解決交通難題，必須有大量資本投入，而巴西並不具有這個條件。巴西資金一貫緊缺，即便公共部門的貸款利率都達到了8％，私人借貸的利率更高得多。米雷斯的貶值屢次發生。對南美金融市場的不信任慢慢演化成一種本能，使得北美與歐洲大資本家的投資過於謹慎；而在另一個方面，最近幾年裡政府也十分保守，不願將關係到經濟命脈的行業全部交到外國資本家手中。所有這些因素都放緩了巴西的工業化進程，使其無法同歐洲和北美相提並論。歐洲的資本活動如此頻繁草率，而巴西卻落後了幾十年。若想加快這個國家、這個世界的發展速度，必須擁有兩個條件：一是雄厚的資本積累，二是持續的人口流動。然而由於最近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問題，人口流動遇到了巨大困難，規模也受到很大影響。美國銀行滯留了大量資本，卻無法獲得利息；歐洲有限的土地上則聚集了過多人口，使他們的精神狀態過於擁堵，不斷產生突如其來的政治瘋癲；而巴西則患上了貧血症，缺少足夠的人口建設如此廣闊的土地。舊世界的良藥也能緩解新世界的病痛，那就是在兩者之間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輸血，將歐美的人口與資本耐心謹慎地輸往巴西。
從新大陸發現的第一天開始，巴西一直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然而這塊應許之地上的可能性永遠比困難大得多。正是因為這裡的潛能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它才能成為巴西乃至全人類的巨大貯備。除了制約其經濟發展的一系列因素之外，巴西身旁還有一位真正的魔術師，那就是現代科技。我們了解現代科技的力量，卻無法預計它今後的成就。
幾年之後的今天，如果有人回到巴西，就能驚喜地看到科技的成就，看它如何將這裡變得更加團結、自主、有序。這裡的祖祖輩輩都曾受梅毒侵擾，人們談起它就像說到感冒一樣自然，可是得益於埃爾利希的發明，梅毒如今幾乎滅絕。可以確信在不久之後，衛生學也能減少其他疾病的傳播。以里約熱內盧為例，幾十年前還是黃熱病最可怕的高發地區，如今已經成為衛生層面上最安全的城市。我們期待著科技有朝一日也能夠解放北部，那裡的瘴氣與自然災害仍在危害人類的健康，那裡人們的勞動能力依舊受到高燒與營養不良的威脅，真希望他們也能過上積極高效的生活。五年前，從里約到貝洛奧里藏特(12)尚且要花費十六個小時，如今乘坐飛機只要一個半小時；如果要從里約前往亞馬遜叢林的心臟馬瑙斯，現在只需要兩天時間，之前卻需要二十天；半天到達阿根廷，兩天半到美國，兩天到歐洲，所有這些數字只在今天才可能實現；而在明天，航空技術又會將這些數字壓縮一半。巴西地域廣大，各處相距甚遠，這個造成經濟困境的主要問題在理論層面已經解決，實際上也在逐步改善。誰又知道在短時間之內是否又會發明出新的飛行器械或者其他根本想像不到的產品，從而將所有的交通難題一併解決。即便是另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熱帶氣候會降低個人的工作能力，影響居民的健康與活力——也在科技的幫助下慢慢消解。儘管如今只有少數奢侈的地方才擁有空調設備，但在不遠的將來，它們一定像寒帶國家的暖氣一樣普遍。無論誰看到巴西已經取得的成就以及仍在作出的努力，都會相信對它而言，戰勝一切困難不過是時間問題。甚至時間也不再是一成不變的標準，而會在機器與人類智慧的推動下加速前進。熱圖利奧·瓦加斯執政期間一年將會比佩德羅二世時期十年的產量還多，甚至能抵得上若昂六世時期整整一個世紀的產量。只消看一眼這裡城市的發展之快，各種組織的迅速成長以及潛能的高效轉化，就會感到這裡的一小時要比歐洲長，而之前的感受卻恰恰相反。無論從哪個窗口探望出去，都能看到建設中的房屋；無論在遠方還是近處，都能看到嶄新的住宅；而比這些更重要的是這裡日益增長的創業精神與歡樂氣氛。巴西那些不為人知的潛在活力都匯合成為一股新的力量：對自我價值的認知。很長時間以來，無論是文明還是進步，無論是生產還是工作，巴西都習慣於落在歐洲之後。它是如此謙遜，在它的目光中還帶有殖民地的怯懦，仿佛大洋彼岸的舊世界比它更有經驗、更有智慧也更加美好。然而歐洲卻被愚蠢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蒙住了雙眼，又一次偏離了正常的軌道，也使巴西的新一代人愈發獨立。戈比諾嘲弄地寫道「巴西人做夢都想住在巴黎」的那個時代已經遠去。如今，沒有一個巴西人，甚至沒有一個來到巴西的移民願意再回到舊世界去。而他們想要完全依靠自身發展的野心，也反映了他們的樂觀主義態度與全新的冒險精神。巴西已經學會了從未來的角度思考問題。如果他們想要籌建某個部委，比如現在的勞動部及戰爭部，就會建得比巴黎、倫敦、柏林的任何一個部委都大。如果他們計劃建造一座城市，就會按照現在的五倍或者十倍人口來規劃。對於新的意志而言，任何事情都能夠實現。在長時間的猶疑與謙遜之後，巴西已經學會考慮自身的廣袤，學會計算無盡的可能，仿佛馬上就能成為現實。巴西明白疆域就是力量，並且能產生更大的力量；真正構建一國財富的並非黃金或資本，而是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勞作。何況巴西的國土面積與整箇舊世界一樣大，哪個國家能比它擁有更多未曾利用的土地呢？疆域並非只是物質，還是精神力量；它能擴展人們的視野與靈魂，賦予這裡勇氣與信心，使他們敢於開拓進取；疆域廣大的地方不僅擁有時間，而且擁有未來。凡是居住在巴西的人，都能聽到未來翅膀的強勁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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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詹姆斯·布萊斯（1838—1922），英國學者、法學家、歷史學家、自由政治家。著有《南美：觀察與印象》一書。
(2) 葡萄牙語中，巴西（Brasil）與木炭（brasa）形似，巴西木原意是「木炭般的木頭」，也即「紅木」。
(3) 中世紀的一種金幣。
(4) 魯伊·巴爾博薩（1849—1923），巴西作家、法學家、政治家。
(5) 維爾納·桑巴特（1863—1941），德國社會學家、思想家和經濟學家。
(6) 羅伯托·西蒙森（1889—1948），巴西工程師、實業家、政治家和歷史學家。
(7) 即安德烈奧尼（1649—1716），義大利耶穌會士。安東尼爾是他的筆名。
(8) 即三葉橡膠樹，亦稱巴西橡膠樹。
(9) 全名若澤·瑪麗亞·費雷拉·德·卡斯特羅（1898—1974），葡萄牙作家，十二歲時移民巴西。這裡指的是他於1930年發表的小說《荒野》，主人公阿爾佩托是一個二十六歲的葡萄牙法律系學生，由於政見不同被迫移民至巴西貝倫。在同他的舅舅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到亞馬遜叢林成為了一名割膠工人。
(10) 即英國皇家植物園。
(11) 即羅伯托·西蒙森。
(12) 即Belo Horizonte，葡萄牙文意為「美麗地平線」，為米拉斯·吉拉斯州府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