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引言

記得1947年春節期間，一位朋友請吃「年酒」，我和顧頡剛先生同桌聯席。酒過三巡後，他鄭重地對我說：「我回顧幾十年國內報紙，總有一家最受知識界和廣大讀者歡迎，成為輿論重鎮。它的銷數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眾意見，開創一代風氣，成為權威。『辛亥』前後的《民立報》——包括《民呼》《民吁》，民國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時報》，『五四』前後的北京《晨報》，20年代中期以後的《大公報》，當前（指抗戰勝利以後——作者注）的《文匯報》，都起了這個作用。希望你們精益求精，繼續前進，不負眾望所歸。」他這番話，對我是極大的鼓勵。應該說，也是大體上符合歷史真實的。當然，他那時沒有看到過紅色區域的報紙。 這中間，《大公報》所占的權威時間最長——從1926年9月至1945年10月，在國內外的影響也最大——1940年曾被美國密蘇里大學授予獎章，認為是東方最優秀、最嚴肅的報紙。它的成功，誰都知道，主要是靠張季鸞先生那支筆，其次是胡政之的經營、吳鼎昌的資本以及全體同仁的努力。他的筆，包括文筆犀利、議論精闢的新聞評論，首創一格的新聞編輯和標題，以及由於他的特殊新聞敏感，指揮採訪、寫作的獨特新聞，在我國近代新聞史上，他無疑是一位傑出人物。 我是從《大公報》跨進新聞界大門的，從學「場面」到生、旦、淨、末、丑，直至最後「挑大樑」，都是在他和政之先生的細緻指導和嚴格要求下逐步學會的。而且，在他的晚年，肺病已發展到末期（當時還沒有肺病特效藥），他每次從重慶到香港療養，一住幾個月，只要能抽空，必約我到他的旅舍對坐長談。從他的經歷到心得、經驗，從文字鍛煉到推理方法，無所不談，真是循循善誘，希望我儘快成熟起來。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知道來日苦短，而事業要後繼有人，他顯然是希望王芸生兄和我能成為他的「傳人」——接班人的。 他是1941年9月在渝病逝的。記得他最後一次來港時，有一天和我長談後，曾氣喘吁吁地說：「我的身體實在不行了，希望能熬到勝利，我打算請半年假，徹底療養，到燕京大學去住住，拋開一切，精神好時，和學生們談談經驗和體會。」我說：「那麼，我也請半年假，當你的助教，把你講的詳細記錄下來。」他笑著說：「我暫離報館，你就更忙了，哪有工夫陪我去？」 他每次來港，還不時同我去吃小館子，多半是新開的河南館「厚德福」，有時也約金誠夫兄——當時港館的經理同去。他知道我不吃魚腥，自己總只點一味「瓦塊魚」，其餘的菜，都叫我選：「鑄成，你喜歡吃什麼，儘管點，不要怕貴；要吃得香，儘可能多吃，身體是最寶貴的本錢，要保養好。我自信腦子還十分管用，就是體力不行，力不從心了。」我們邊吃，也時常邊議論報紙。他對其他報紙不多談，只注意金仲華兄主編的《星島日報》，有時《星島日報》有一篇好社論，一個好標題，他會讚不絕口。對羊棗寫的時事評論，也十分注意。曾說：「這樣的分析，對海外人士的抗戰熱情，會發生極大的鼓舞作用。」 四川銀行界有名人物康心如、心之兄弟，是季鸞先生留日時的好友，他們的哥哥心孚，早年與張尤莫逆，曾多年在《民立報》、中國公學等處共事。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心孚已辭世。1938年武漢失守，漢口《大公報》遷渝出版後，張的肺病加重，經常在心之的汪山別墅養病。1940年下半年他最後一次來港返渝後，即在汪山纏綿不起。而那年6月，《大公報》桂林版創刊後，(1)他還連日奮力寫寄「本報重慶專電」，文采和特色依然。1941年9月6日，這一代報人就與世長辭了！ 噩耗傳來，我曾於第三天趕寫出一篇《張季鸞先生年表》，刊之報端。並在一星期內不飲酒，不參加應酬。國民黨在港的機關報《國民日報》總編輯王某曾撰文對張譏刺，我怒不可遏，立即寫文痛駁。這些，都可說明我對季鸞先生的崇敬和知遇之感。那時有人說，張的不拘小節以及舊文人懶散的作風，我也亦步亦趨，刻意模仿了。 不少人認為，他在「九一八」後的言論，往往「右」袒蔣及國民黨，此中主、客觀原因，我擬在後文就我所知及理解水平，試做分析。但據我所知，在他生前，《大公報》跟蔣和國民黨，從沒有發生過任何經濟關係。 1946年3月，我向《大公報》辭職，再度回《文匯報》主持筆政，這已是張逝世五周年後的事了。我曾屢次自問，如果季鸞先生還健在，我能否下這個斷然的決心呢？ 1946年5月，我改組和重新主持的《文匯報》，由於受到宦鄉、陳虞孫、張錫昌諸兄的影響和通力合作，在政治態度上，是和當時的《大公報》大有不同的。狂妄一點說，即在版面安排上，編輯技巧上，或在內容的充實上，也頗有突破，頗有創造性的。季鸞先生在天津時曾說過：「我全神貫注，對第一張是有點自信了，而第二、三張，則精力不濟，自己看了也很不滿意。」1946年及以後的《文匯報》，也日出三大張，讀者對我們從社論到副刊，從頭到尾，一般都認為精神飽滿，版版充實，是滿意的。但儘管如此，我畢竟是「富連成」出身，即使改唱了「麒派」，在行「腔」韻味上，在編排藝術上，總還脫不了「譚派」的窠臼。所以，1949年百萬大軍渡江成功，我和芸生、楊剛、李純青等準備南下等待上海解放，周總理為我們在懷仁堂餞行，曾談到《大公報》培養了不少人才，還含笑對我說：「鑄成同志，你不也是《大公報》出來的麼？」 開創新記《大公報》的「三傑」中的政之（胡霖）、達詮（吳鼎昌）兩先生也於1949年、1950年先後謝世。曾參加初期編輯部工作的骨幹，如許萱伯、李子寬、金誠夫、曹谷冰、王芸生、何心冷、楊歷樵諸兄，也已先後成為古人。了解創業初期的歷程，與季鸞先生接觸較久，較全面地理解他的抱負、品質，親自受到他的教誨和薰陶，從而能較準確地評價他對近代新聞事業的貢獻的人，顯然是屈指可數了。 在60年代初期，曹谷冰、王芸生兩兄曾合寫《1926至1949的舊大公報》，我也寫過《舊大公報三巨頭雜記》，分別刊在全國政協和上海市政協的《文史資料選輯》上。一般熟悉舊時代的人，認為都近於偏頗，檢討多於事實，特別對張的功過，衡量失於平允。那是無足怪的。當時，歷史主義、實事求是等等原則，都被拋之腦後了。海外也已出版幾部評述季鸞先生的書，則似乎又近於另一片面，有的只是一鱗一爪，有的無限加冕，奉若神靈，若季鸞先生九泉有知，也會感到惶恐的。他是那麼謙虛，常常說報紙文章生命極短，所以他作文從不留底或剪存，生前也從未出過文集。 我也想以一「家」之言，就所知、所聞及長期的親身感受，為季鸞先生寫一篇小傳，定名為《報人張季鸞先生傳》，以懷念這位傑出的前輩、本師。為什麼不加「偉大」「卓越」這類的形容詞？我認為，報人這個稱謂，就含有極崇敬的意義。 我國近代新聞史上，出現了不少名記者，有名的新聞工作者，也有不少辦報有成就的新聞事業家，但未必都能稱為報人。歷史是昨天的新聞，新聞是明天的歷史。對人民負責，也應對歷史負責，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不顛倒是非，不譁眾取寵，這是我國史家傳統的特色。稱為報人，也該具有這樣的品德和特點吧。 季鸞先生1911年參加《民立報》，到1941年逝世，度過了整整三十年的記者生涯。初期是備歷坎坷的，1926年主持《大公報》筆政以後，十五年間，馳騁報壇，聲名遠播海外，其影響之大，在歐美報人中亦不多見。 事有湊巧，我從1927年當記者到1957年被迫擱筆，也恰是整整三十年，而歷程卻極不同。前十年，我在他的卵翼和指引下，成長相當順利；我1938年進入甫創刊的《文匯報》，自己「唱主角」以後，二十年間，卻備歷艱辛和折磨，報紙被停、被封，停了再易地出版，達五次之多。最後且被戴上了「鼎鼎大名」的「桂冠」，記者生命，幾乎也像季鸞先生一樣夭折了。 幸運的是，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我又重見天日，而且復活了我的寫作生活，新聞舊事——當然以舊聞為主，四年多中已寫了近二百萬字，而且在五所大學的新聞系兼任教授，還親自帶了四個研究生，季鸞先生生前嚮往而未能實現的事，我可以有條件實現了。當然，也像「梅派」弟子一樣，論藝術水平、功力和「底氣」，比梅蘭芳先生本人，要差得遠了。 試寫季鸞先生的傳，我不惴愚陋：主要想把這位報人的經歷、氣質、情操乃至聲音笑貌，再現在讀者面前。也想以他為主軸，大概描述一下「辛亥」以來舊中國報界的一般面貌，並反映當時的政壇逸聞。 個人的見聞有限，加上年近八旬，文思日見枯竭，記憶力也日就衰退，疏漏之處一定不少，分析尤限於水平，很難恰如其分。希望海內外朋友和讀者不吝指正。 ———————————————————— (1) 《大公報》桂林版創刊於1941年3月15日。據周雨《〈大公報〉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