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 · 旁觀代傳[60]

卡爾維諾的父親是出生在聖雷莫的農學家，曾長年待在墨西哥及其他熱帶國家，與帕維亞大學一位植物學系助教結婚，她是撒丁島人，婚後隨夫婿四處旅行：第一個小孩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於父母整裝回意前夕在哈瓦那郊區出生的。 伊塔洛·卡爾維諾一生前二十五年可以說不曾離開過聖雷莫的梅莉狄亞娜山莊，當時他父親主持的園藝實驗中心亦設於此，至於聖喬凡尼·巴蒂斯塔那片祖傳農地則種有柚子及鱷梨。身為自由思想家的父母沒讓小孩上宗教課。卡爾維諾在聖雷莫接受了正規教育：聖喬治幼稚園，小學上的是瓦爾多教會小學，初、高中上「G.D.卡西尼」中學。拿到文科中學文憑後註冊都靈大學農學系（他父親在該系教授熱帶農業），不過考過頭幾科考試後，學業便告暫停。 在德軍占領的那二十個月中，卡爾維諾經歷過同年齡青年相同的波折遭遇後成為義大利社會共和國的逃兵，加入叛軍和游擊隊行列，曾入「加里波第」軍在戰事最慘烈的阿爾卑斯山沿海地區作戰數月。父母為德軍虜為人質數月。 光復後，卡爾維諾隨即積極投入共產黨在因佩里亞及都靈學生間組織的政治活動（他是在抗戰期間入黨的）。同時開始以戰時生活為背景嘗試文字創作，與米蘭（維多里尼的《綜合科技》雜誌）及都靈（埃伊納烏迪出版社）文化圈有了初步接觸。 他寫的第一個短篇經切薩雷·帕維塞過目後交給穆謝塔在羅馬主持的雜誌發表（《阿瑞社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接下來維多里尼在《綜合科技》上刊登了他另外一篇作品（卡爾維諾還曾為該雜誌撰文討論利古里亞省的社會問題）。強西洛·費拉塔（Giansiro Ferrata）也為米蘭的《統一報》向他邀稿。那個時候報紙只有一版，不過開始一周有兩次印行四版：卡爾維諾除了替熱那亞《統一報》第三版[61]撰稿（還贏了一個獎，與馬契洛·文圖理同獲首獎）外，還有都靈的《統一報》（編輯陣容中曾經有阿馮索·卡托［Alfonso Gatto］）。 此外，學生卡爾維諾轉系了，轉到都靈大學文學系，因為特別照顧老戰士——直接註冊三年級。在都靈他住在一間沒有暖氣的閣樓里：埋首搖筆，每寫完一個短篇就拿去給重建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編輯室的娜塔莉亞·金芝柏及帕維塞看。為了擺脫糾纏，帕維塞建議他寫個長篇，給他同樣建議的還有米蘭的強西洛·費拉塔，是蒙達多利出版社為戰後新作家未發表新作所舉辦的小說獎評審之一。卡爾維諾剛好趕在截止日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的小說《通向蜘蛛巢的小路》未獲費拉塔及維多里尼青睞，也未進入得獎名單（米雷娜·米拉尼、歐雷斯特·德·布翁諾、路易吉·桑圖奇）。卡爾維諾把小說拿給帕維塞，不置可否，帕維塞將該小說推薦給朱利歐·埃伊納烏迪，這位都靈出版社社長興致勃勃，甚至還教人張貼海報以配合該書上市。賣出了六千本：在那個年頭，算小有成就。 他的第一本書問世的同一時間，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獲文學學士學位，論文研究的是英國文學（康拉德）。不過可以說他的養成教育是在大學課堂外，義大利光復後到一九五零年之間百廢待興聲中，經由討論、發掘新的朋友與老師，接受臨時、短時工完成的。開始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的廣告和新聞部門工作，這個工作接下來幾年成為他的固定職業。 埃伊納烏迪在文人、作家中囊括了最優秀的史學家、哲學家，支持不同政治、意識派系的爭論未曾稍歇。這對青年卡爾維諾的塑形有著深遠的影響：他一點一點地吸取比他略長的那一代的經驗，這些人在文化及政治論戰圈子裡活動已有十或十五年時間，參加過行動黨或天主教左派陣營或共產黨的反法西斯行列。舉足輕重的還有一段友誼（雖然與卡爾維諾的無宗教信仰有所牴觸），深受共產黨人天主教哲學家菲利契·巴博（Felice Balbo）的生動口才及精神影響。 為都靈《統一報》擔任文化版編輯一年後（一九四八至四九年），卡爾維諾認清自己不適合做記者，也無法專職政治。繼續不定期為《統一報》寫稿數年，文學作品外主要是工會報道文學，關於工、農罷工和占領工廠的故事。寄情於政治及工會的實際組織問題（還有與他同輩的同志們間的情誼）而非意識形態及文化論戰，幫助他度過了曾經知心，視為朋友的黨及文藝團體（一九四七年的維多里尼與《綜合科技》雜誌：一九五零年的菲利契·巴博與《文化與現實》雜誌）對他交相指責並疏遠的危機。 最讓他不確定的是文學這條路：第一本小說出版後，卡爾維諾幾年來試著延續之前寫實-社會-頑童歷險路線寫出其他小說，但不是被他的老師及顧問毫不留情地大加撻伐，就是丟到垃圾桶里。厭倦於耕耘後的挫敗感，純憑一股說故事的衝動，揮筆寫出《分成兩半的子爵》。既然只是一篇「娛樂文章」，無須小題大作，本想在雜誌上發表不打算出書，但維多里尼堅持要收入他的「籌碼」叢書中出版，並出乎意料獲得一致好評，艾密利歐·契科亦撰文讚許，這意味著卡爾維諾登堂入殿（登榜新科）進入義大利「官方」文壇。意共則爆發了一場對這類「現實主義」的小小論戰，亦不乏權威人士的正面評價居中持平。 由那次的肯定，卡爾維諾「寓言家」（這個頭銜在他的第一本小說書評中已經出現）以司湯達嘲諷筆法重現當代經驗的系列作品大放異彩。維多里尼為解釋這次的交替，率先喊出「寓言色彩的現實主義」和「風格寫實的寓言」是為幸運程式。卡爾維諾也試著就理論角度結合他的知識與創作元素：一九五五年佛羅倫薩一次會議中提出的正是他研究中組織最嚴謹的部分（《獅心》，《比擬》雜誌，VI，66）。 卡爾維諾於五十年代奠定了他在義大利文壇的地位，當時的氣氛與他在理念上始終難以割捨的四十年代末相去甚遠。五十年代的文學中心在羅馬，即便公開宣稱自己是「都靈人」的卡爾維諾，大多時間也都待在羅馬，享受那座無憂城，以及平易近人的卡爾洛·萊維為首，數不清的朋友與食友。 那幾年，朱利歐·埃伊納烏迪委託他的寓言作家由民間傳說整理出一套《義大利童話》，卡爾維諾負責從收集到的已發表及未發表的十九世紀民間故事中篩選，並自方言翻譯為義大利文。同時也是一份學術工作（請參閱其研究、前言及注釋），一度喚醒了卡爾維諾已然淡去的研究興趣。 另一方面，政治大論戰的時機成熟，使共產世界堅實一體的表象受到打擊。一九五四年到五五年，意共知識分子派系鬥爭似乎暫告一段落，卡爾維諾與沙林納利、特隆巴朵利在羅馬合辦的《當代》周刊開始密切合作。同一時間與米蘭黑格爾-馬克思流派的切薩雷·卡瑟斯（Cesare Cases），尤其是與雷納多·索密（Renato Solmi）的對話別具意義，而在這兩人背後是法朗克·佛提尼（Franco Fortini），不論之前或未來都是卡爾維諾最難應付的對手。一九五六年卡爾維諾投入黨內鬥爭（並為羅馬《不設防城市》雜誌寫稿），一九五七年退黨。曾經（一九五八至五九年）加入新左派社會黨的論戰，為安東尼奧·焦利蒂（Antonio Giolitti）的《過去與現在》雜誌及《明日義大利》寫稿。 一九五九年維多里尼創辦一份以當時文學主流相關論文及文評為主的專刊《樣書》（Il Menabò），邀卡爾維諾與他同列主編。在《樣書》上卡爾維諾發表了幾篇關於世界文學概況的雜文：《客觀性之無限》（《樣書》，2，一九五九年）、《挑戰迷宮》（《樣書》，5，一九六二年），還有一篇試圖勾勒意識形態整體輪廊的文章《勞工反證》（《樣書》，7，一九六四年）。朋友們對最後那一篇的意見促使他決定徹底放棄理論研究。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間，卡爾維諾在美國待了六個月。接下來十年他待在國外的次數日增。一九六四年結婚，妻子是阿根廷人，原籍蘇俄，從事英文翻譯，住在巴黎。一九六五年得一女。 最近幾年可以為卡爾維諾作傳的資料愈來愈少：他對公共事務的介入漸少，較少露面，不為報紙寫稿，不因贊成或反對惹人討厭。關於他所做的旅行所知不多，因為他是少數幾位既不寫遊記也不寫傳真報道的義大利作家之一。他遠離文壇，於一九六八年拒領三百萬里拉獎金得到印證。 《樹上的男爵》一書作者似乎下定決心要與外界保持距離。他已達到事不關己、漠不關心的境界？認識他的，知道他其實是因為深刻認識到世界的複雜，以至於在滾滾涌至的期盼及焦慮中張口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