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國史 · 注釋一
注1 Sirarpie der Nersessian,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 (1867-1953);Source: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9/10 (1956), pp. ii+1+3-21。Published by: Dumbarton Oaks, 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291090 Accessed: 09/06/2014.(JESTOR).
注2 關於瓦西列夫的生平和著作,參照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Vasiliev_(historian)(2018.1.4);和《頓巴登橡樹園研究文集》,Vol. 9/10 (1956), pp. ii+1+3-21,Dumbarton Oaks, 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
注3 瓦西列夫原書,第一卷,第236頁。
注4 這方面內容在原書第七章「拜占庭與十字軍」與第九章「拜占庭的滅亡」中都有極好的案例。
注5 Ph.萊比(Ph.Labbé):《為學界使用的拜占庭歷史手稿全集,倡議》(De Byzantinae histoire scriptoribus ad omnes per orbem eruditos,προτπεπτικόον),5—6。
注6 L.富熱爾(L.Feugère):《杜康之的生活和工作研究》(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u Cange)(以下簡稱《杜康之研究》。——譯者),9。
注7 V.G.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歷史著作概述》(A Survey of Works on Byzantine History),139。見H.奧蒙(H.Omomy)所寫的,關於出版者讓·阿米西翁(Jean Amisson)致杜康之的書信的文章:「杜康之的希臘語詞典。阿米西翁就該詞典的出版致杜康之的信(1682—1688年)」(「Le Glossaire grec du Du Cange.Lettres d』Amisson à du Cange relatifs à l』impression du Glossaire,1682—1688」),《希臘研究雜誌》(Revue desétudes grecque),v(1892),212—249。
注8 見富熱爾《杜康之研究》,67—71。一位與杜康之同時代的作者寫了關於杜康之患病到他去世時情況的特別重要的信,被收在波恩版的《復活節編年史》(Chronicon Paschale),II,67—71。但是,還沒有一部令人滿意的杜康之傳記。
注9 見J.U.伯格坎普(J.U.Bergkamp)《讓·馬比榮修士和聖毛勒的本篤會歷史學派》(Dom Jean Mabillon and the Benedictine Historical School of Saint-Maur);該書有豐富的參考書目,116—119。亦見S.薩拉維亞(S.Salaville)「紀念邁克爾·勒坤誕辰200周年(1733—1933)」(「Le second centenaire de Michel le Quien,1733—1933」),《東方之聲》(Echos d』Orient),XXXII(1933),257—266。詹姆斯·威斯特弗爾·湯普遜(James Westfall Thompson):「馬比榮和蒙弗孔的時代」(「The Age of Mabillon and Montfaucon」),《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XLVII(1942),225—244。
注10 《歷史的批判》(Le pyrrhonisme de l』histoire),chap.15。
注11 《羅馬盛衰原因論》(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J.巴克爾(J.Baker)譯本,chap.21,437。
注12 《歷史哲學講義》(Vord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III,part 3,「標題」(Kapitel)。見J.西布里(J.Sibree)譯《歷史哲學講義》(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353。
注13 1815年6月13日《國會通報》(Moniteur)。見H.霍賽伊(H.Houssaye)《1815年》(1815),I,622—623。
注14 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第2版,1889年),64。
注15 此人就是著名的加爾文教牧師巴維利奧。——譯者
注16 《愛德華·吉本自傳》(The Autobiographies of Edward Gibbon),J.穆萊(Murray)編,148、152。
注17 同上書,302。
注18 《愛德華·吉本自傳》,311。
注19 《愛德華·吉本自傳》,333—334。
注20 當時著名史家佛恪生在給吉本的信中說:「您已經為英國典籍增添了一筆巨大的財富,如同修昔底德對他的同胞所做的那樣。您為我們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寶籍。」——譯者
注21 弗里曼:《史學論文集》(Historical Essays)(第3版,1879年),234—235。
注22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J.B.柏里編,I,liii。
注23 威廉·張伯倫(William Chamberlain):「再讀吉本」(「On Rereading Gibbon」),《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CLXXIV(1944.10),65—70,它反映了當代學者對吉本著作的態度。
注24 在關於勒博的各種傳記中,可見「迪布伊對勒博的讚美」(「Eloge de Lebeau par Dupuy」),見《作品集》(Works),M.德聖馬丁(M.de Saint Martin)和M.布羅塞特(M.Brosset)編,I,xiii—xxvii。
注25 此處,作者用的是Bas-Empire來稱呼拜占庭。在法文中,Bas有雙重含義,「低下的」指位置,「晚的」,指時間。勒博此處用的是「時間」的意義。
注26 《晚期羅馬帝國史》(Histoire du Bas-Empire),I,xi;1847年,一部勒博著作的5卷本的縮略本,由F.德拉魯(Delarue)編輯出版,標題是《勒博晚期羅馬帝國史縮略本》(Abrégé de l』histoire de Bas-Empire de Lebeau)。其第1版的前22卷由J.A.席勒(Hiller)譯為德文。見E.格蘭(E.Gerland)《自人文主義時期至今的拜占庭歷史研究》(Das Studium der byzantinischen Geschicht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Jeztseit),9。據N.約爾加(N.Iorga)說,勒博的著作也被譯成了義大利文,見《東南歐歷史雜誌》(Revue historique du sud-est européen),IX(1932),428頁注3。
注27 以下簡稱為《奇聞逸事》。——譯者
注28 《奇聞逸事》(第2版,1814年),I,xiv—xv。
注29 同上書,6。
注30 魯瓦約:《晚期帝國史》,前言。
注31 同上書,見各版本所附的書目。本書使用的是第7版。
注32 見作者自傳,收於他的著作《希臘史》第一卷的前面,H.F.托澤(H.F.Tozer)編,I,xxxix—xlvi。
注33 見托澤編《希臘史》,I,xv—xvii。
注34 見托澤編《希臘史》,I,xvii—xix。
注35 弗里曼:《史學論文集》(第1版,1871年),III,241—243。
注36 關於芬利,見W.米勒(W.Mille)「芬利圖書館」 (「The Finlay Library」),《雅典不列顛學院年報》(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XXVI(1923—1925),46—66;W.米勒:「芬利的手稿,新聞記者喬治·芬利和芬利及雅維斯的筆記」(「The Finlay Papers,Gerge Finlay as a Journalist and The Journals of Finlay and Jarvis」),《英國歷史評論》(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XXXIX(1924),386—398、552—567;LXI(1926),514—525。托澤出版的芬利傳記記載的芬利去世的日期是錯誤的(1876年,正確的日期是1875年),見《英國國家人物傳》(English National Biography)。
注37 《希臘文明史》,194。
注38 法爾梅賴耶,德國的拜占庭學家(1790—1861年)。主要著作為《中世紀莫里亞半島史》兩卷(1830、1836年)。他根據6世紀教會歷史學家埃瓦格留斯的著作斷言,希臘人早已完全斯拉夫化。他認為,19世紀20年代的人們稱頌反土耳其統治的希臘人為古希臘英雄的優秀後代是對歷史的誤解。——譯者
注39 關於這個問題,將在下文176—179頁深入討論。
注40 《自查士丁尼時期到土耳其時期的中世紀雅典城史》(Geschichte der Stadt Athen im Mittelalter von der Zeit Justinian’s bis zur türkischen Eroberung)(簡稱《中世紀雅典城史》),I,xviii—xix。
注41 N.H.貝恩斯(N.H.Baynes)編:《柏里著作的參考書》(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J.B.Bury),5—6。這是一部極出色的作品。其中柏里引用的著作目錄出現於1—124;作者去世訃告,124;柏里著作的完整參考書目,125—175。
注42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前言,vii。
注43 原文如此。實際上,應該是公元前1世紀,即從屋大維稱帝(公元前27年)開始進入羅馬的帝國時代。——譯者
注44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見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G.Ostrogorskey)「拜占庭歷史的分期問題」(「Die Perioden der byzantinischen Geschichte」),《歷史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CLXIII(1941),235頁注1。
注45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v—vii;這一前言在第2版出版時被捨去,但它對我們進行歷史研究仍有借鑑作用。見F.多爾格(F.Dölger)「評論:柏里」(「Review:Bury」),《拜占庭雜誌》(Byzantinische Zeitchrifte),XXVI,1—2(1926),97。
注46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v—vii。
注47 M.羅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ff):《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628。
注48 見希臘文編寫的紀念蘭普羅斯文集《斯彼里登·蘭普羅斯(1851—1919年)》,A.N.斯基阿斯(Skias)主編,5—29;蘭普羅斯的著作參考文獻,35—85;一些在他去世後發表的手稿文件,86—138。亦見E.斯台法努(E.Stephanu):「斯彼里登·蘭普羅斯(1851—1919年);賽諾封·西德里台(1851—1929年)」(Xénophon Sidéridés,1851—1929),《東方之聲》(Échos d』Orient),XXIX(1930),73—79。關於蘭普羅斯在拜占庭研究領域的作品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注49 《拜占庭帝國史概要》,1067。
注50 以下簡稱《拜占庭》。——譯者
注51 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國史》(法文版),法譯者P.布羅丹(Brodin)和A.布爾吉納(Bourguina),由A.皮卡爾(Picard)主編,夏爾·迪爾撰寫了前言。該版本扉頁上說明該書譯自俄文是不準確的;它是自英文版譯出的。但是,翻譯者很可能也使用了俄文的唯一版本。見各種版本上的參考書目。
注52 見夏爾·迪爾對任西曼所寫《拜占庭文明》的評論,載《拜占庭雜誌》,XXXIV(1934),127—130。迪爾指出了一些錯誤,但是其結論部分仍然宣布此書是一部優秀作品。
注53 在E.施泰因(E.Stein)的一篇評論中指出:「各種嚴肅的評論都認為,夏爾·迪爾的《拜占庭史》被列于格羅齊的叢書中是十分遺憾的。」載《比利時歷史和文獻雜誌》(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l』histoire),XVII(1938),1024—1044。這一評價不僅不公正,而且不準確。見亨利·格雷古瓦(Henri Gregoire)的強有力的辯護詞,載《拜占庭》(Byzantion),VIII,2(1938),749—757,該文提到了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所寫的讚揚性的書評,該文被格雷古瓦譯為法語。亦見A.A.瓦西列夫發表於《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Byzantinisch-Neugriechiche Jahrbucher),XIII,1(1937),114—119的評論。
注54 夏爾·迪爾於1944年11月4日死於巴黎。關於迪爾的著作及其重要意義,見V.勞倫特(V.Laurent)「夏爾·迪爾,拜占庭歷史學家」(「Charles Diehl,historien de byzance」)及G.布拉提亞努(Bràtianu)「夏爾·迪爾和羅馬史」(「Charles Diehl et la Roumanie」),《東南歐歷史雜誌》,XXII(1945),5—36。
注55 奧斯特洛戈爾斯基的作品被收入《古代科學手冊第2卷〈拜占庭手冊〉》(Byzantinisches Handbuch im Rahmen des Handbuchs der Altertumwissenscahft)第1部分,該書由瓦爾特·奧托(Walter Otto)主編。但該手冊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卻從來沒有出現過。
注56 見H.格雷古瓦的一篇對於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所作的相當出色的評論,《拜占庭》,XVI,2(1944),545—555。亦見哲爾曼·茹亞爾(Gemaine Rouillard)對此書的重要評論:「近期關於拜占庭國家歷史研究的著作評論」(「A propos d』un ouvrage récent sur l』histoire de l』État byzantin」),《文獻學雜誌》(Revue de philologie ),III,14(1942),169—180。
注57 後來此書在F.哈里森的《我的著作集:百歲紀念、書評、回憶錄等》(My books:Centenaries,Reviews,Memoirs)一書中重印,180—231。
注58 此書的主要部分構成了迪爾在《劍橋中世紀史》第4卷第23、24章內容的主要基礎。在《拜占庭歷史重大問題》(Les grands problèmes de l』histoire byzantine)一書中,他的觀點闡述得更為嚴謹,見該書178頁。
注59 1937年出版的該書德文原版書名是《拜占庭。皇帝、天使和宦臣》(Byzanz.Von Kaisern,Engeln und Eunuchen),作者先是用「迦拉哈得爵士(Sir Galahad)」的化名出版此書的,其法文版亦於同年出版。
注60 見V.格魯梅爾(V.Grumel)所寫的十分推崇讚揚此書的書評,載於法文《拜占庭研究》(Études byzantines),II(1945),275。
注61 以下簡稱《拜占庭文獻史》。——譯者
注62 斯拉夫派學者羨慕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羅斯正教會和古羅斯的政治社會結構,他們認為,彼得大帝的改革將俄羅斯引入歧途。西方派學者們則相反,認為俄羅斯人應該生活在西歐的完全影響下,俄羅斯只是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後才成為一個文明國家。
注63 見「往事與沉思」(「The Past and Thought」),《鐘聲》(Venezia la bella),X,53—54。
注64 《著作與信札》(Works and Letters),赫申索恩(Herschensohn)編,II,118;法文版,I,85。另一封將此思想表現得更為強烈的論述,見於這封信的另一個版本中,II,13(赫申索恩編)。
注65 「一個希臘人為拜占庭辯護的呼聲」(「The Voice of a Greek in Defense of Byzantium」),《作品集》(第4版,1914年),III,366頁頁注。
注66 俄羅斯人稱君士坦丁堡為Tsargrad,即「皇帝之都」。
注67 「拉丁帝國:評梅多威克夫的著作」(「The Latin Empire :A Review of Medovikov’s Work」),載《T.N.格拉諾夫斯基著作全集》(Complete Works of T.N.Granovsky)(第4版,1900年),378。
注68 「拉丁帝國:評梅多威克夫的著作」,《T.N.格拉諾夫斯基著作全集》,379。
注69 1938年是紀念瓦西列夫斯基百歲誕辰的年份。見A.A.瓦西列夫所寫「我對V.G.瓦西列夫斯基的回憶」(「My Reminiscences of V.G.Vasilievsky」)和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所寫「V.G.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學者和現代俄羅斯拜占庭學的奠基者」(「V.G.Vasilievsky,as Byzantinologist and Creator of Modern Ruissain Byzantology」),兩篇文章都發在《康達可夫研究院年鑑》(Annales de l』Institut Kondakov),XI(1940),207—214、227—235。在蘇維埃俄國,N.S.列別德夫(N.S.Lebeder)也寫了一篇相當好的文章,評說瓦西列夫斯基和他的著作的重要性,見《歷史雜誌》(Istoriesky Journal),1944年。
注70 見康達可夫去世後出版的《中世紀藝術和文化史概覽及注釋》(Sketches and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Art and Culture),III,455。
注71 在1926年,英國歷史學者諾曼 H.貝恩斯寫道:「所有的關於土地占有制度和租稅制度的歷史文獻是經過高度科學地處理的,而且其中多數最好的著作是俄語著作。」見《拜占庭帝國》,248。
注72 《東羅馬或君士坦丁堡的帝國史》(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or Constantinopolitan Empire),前言。
注73 《拜占庭帝國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I,xii。
注74 同上書,46—47。
注75 同上書,xiv。
注76 《拜占庭帝國史》,47—48。
注77 同上書,16。
注78 同上書,39。
注79 同上書,39—40。
注80 同上書,40。
注81 他於1917年死於莫斯科。
注82 此書(即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國史》)所依據的英文版本出版年代是1964年,因此,作者所說的「目前」已經是半個世紀之前的事了。——譯者
注83 以下譯文作《拜占庭雜誌》(希臘版)。——譯者
注84 以下譯文作《拜占庭》(布魯塞爾)。——譯者
注85 此處的敖德薩是俄國黑海岸的城市,而不是美國的奧德薩。——譯者
注86 貝爾:「文明的衰落」(「The Decay of a Civilization」),《埃及考古雜誌》(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rology),X(1924)。
注87 西方學者一向把前基督教時期的古典文化稱為異教文化,中譯者只是遵照作者的語境翻譯,不含任何個人偏見。——譯者
注88 見H.樊尚(H.Vincent)和F.M.阿貝爾(F.M.Abel)在《耶路撒冷。地誌、考古和歷史研究》(Jérusalem.Recherches de topographie,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以下簡稱《耶路撒冷》),II,202—203。
注89 《異教的衰落》(Fall of Paganism),I,24—25。
注90 布克哈特生於瑞士巴塞爾,蘭克門生,此處原文有誤。——譯者
注91 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時代》(Die Zeit Constantine’s des Grossen)(第3版,1898年),326、369—370、387、407。
注92 該書由J.莫法特(J.Moffatt)譯為英文,1904年;德文第4版(增訂版),1925年。
注93 A.哈納克(A.Harnack):《基督教在1—3世紀的發展》(Die Mission und Ausberitung des Christentums in den ersten drei jahrhunderter)(第2版,1906年),II,276—285;莫法特譯本,452—466。
注94 《古代教會史講義》(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hurch),III,29。
注95 《羅馬人史》(History des Romains),VII,102;M.M.里普利(Ripley)譯本,VII,517。
注96 《羅馬人史》,VII,86、88、519—520。
注97 《羅馬人史》,VI,602。
注98 《君士坦丁大帝與基督教會》,2。
注99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時代」(「Konstantin der Grosse und seine Zeit」),見F.多爾格主編《論文集》,2。
注100 《君士坦丁與天主教會的和解》 (La Paix Constantinienne et le Catholicisme),256—259(見O.希克在此問題上的討論)。
注101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教文明的起源》(Constantin le Grand.L』Origine de la civilization chrétienne),30—36。
注102 G.布瓦西耶:《異教的末日,關於4世紀西方最後的宗教鬥爭的研究》(La Fin du paganisme;étude sur les dernières luttes religieuses en Occident au quatrième siécle),I,28;並見H.勒克萊爾(H.Leclercq):「君士坦丁」(「Constantin」),《基督教考古和禮儀辭典》(Dictionnaire d』archéologie chrétienne et de liturgie),III(2),col,2669。
注103 《古代世界的末日》(La Fin du monde antique),32—38。
注104 《晚期羅馬帝國史》(Geschichte des spätrümischen Reiches),I,146—147。關於洛特和施泰因的作品,見N.貝恩斯的重要評論,刊於《羅馬研究雜誌》(Journal of Roman Studies),XVIII(1928),220。
注105 「論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La 『convension』 de Constantin」),《布魯塞爾大學學報》(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selles),XXXVI(1930—1931),264。
注106 《君士坦丁大帝》(L』Empereur Constantin),75。
注107 《君士坦丁時代的古錢》(Numismatique constantinienne),II,viii、xii,xx—xlviii。
注108 格雷古瓦:「論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布魯塞爾大學學報》,XXXVI(1930—1931),231—232。漢斯·馮·舍內貝克(Hans von Schoenebeck):《論馬克森提烏斯及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Beitrage zur Religionspolitik des Maxentius und Constantin),1—5、14、22、27。
注109 E.特魯貝茨庫(E.Trubezkoy):《5世紀西方基督教的宗教和社會觀念》(Religious and Social Ideals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in the Fifth Century),I,2。
注110 見《基督徒迫害者之覆滅》,44。
注111 《基督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X.9.2。見《尼西亞和後尼西亞基督教會教父文選》(A Select Library of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以下簡稱《尼西亞和後尼西亞教父》),P.沙夫(Schaff)、H.韋斯(Wace)等編,2nd ser.,I,363。
注112 尤西比烏斯(Eusebius):《君士坦丁傳》(Vita Constantini),I,38—40。
注113 Labarum詞源之謎後來由H.格雷古瓦解決,見「Labarum的詞源」,《拜占庭》(布魯塞爾),IV(1929),477—482;這是取拉丁語Laureum中的軍旗(signum)或旗幟(vexillum)之義。也見《拜占庭》,XI(1937),XIII(1939),583。格雷古瓦對於「labarum」之詞源研究的先驅是17世紀的瓦勒西烏斯(Valesius,or H.Valois)。
注114 Labarum的形狀可見於君士坦丁時期的錢幣。見莫里斯《君士坦丁時期古錢研究》I,2及插圖IX。
注115 拉克坦提烏斯:《基督徒迫害者之覆滅》,34,4—5;尤西比烏斯:《基督教會史》,viii,17,9—10。
注116 此處用的是第一人稱的複數形式,相當於中國帝王的自稱「朕」,但由於此處是兩個皇帝的聯合聲明,也可譯為「我們」。——譯者
注117 拉克坦提烏斯:《基督徒迫害者之覆滅》,48、4—8;尤西比烏斯:《基督教會史》,X,5,6—9。(亦見企鵝古典叢書中尤西比烏斯著作的英譯本。該譯本中同段文字與瓦西列夫書中譯文出入甚大。——譯者)
注118 「所謂『米蘭敕令』」(「Das sogenannte Edikt von Mailand」),《基督教會史雜誌》(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VII(1891),381—386。亦見希克《古典世界衰亡史》(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第2版,1897年),495。
注119 我將介紹一些學者的論斷。J.尼普芬格(J.Knipfing):在「所謂313年的米蘭敕令之問世背景的最新探索」(「Das Angebliche 『Mailänder Edikt」)(《基督教會史雜誌》,XL[1922年].218)一文中說:「所謂的『米蘭敕令』之存在應該否定。」N.貝恩斯在《羅馬研究雜誌》。XVIII(1928年),228中寫道:「我們現在知道了,根本沒有什麼『米蘭敕令』。」E.卡斯帕爾(Caspar)在其《教皇制度史》(Geschchichte des Papsttum)I,105注3中寫道:「『米蘭敕令』的提法必須從歷史上取消。」格雷古瓦在「論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布魯塞爾大學學報》,XXXVI[1930—1931],263)一文中說:「君士坦丁於米蘭頒布的313年的(容忍敕令)並非敕令,而是致亞洲和東方各省督的敕答或信件。」
注120 A.列別德夫:《基督徒受迫害的時代》(The Epoch of Christian Persecutions)(第3版,1904年),300—301。
注121 N.格羅蘇(Grossu):「米蘭敕令」(「The Edict of Milan」),《基輔神學研究院公報》(Publications of the Spiritual Academy of Kiev)(1913),29—30。
注122 A.布里連托夫(A.Brilliantov):《君士坦丁大帝與米蘭敕令》(Emperor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Edict of Milan),157,參見M.A.胡特曼(Huttman):《基督教地位的確定和異教之被摒棄》(The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Proscription of Paganism),其中寫道:「雖然我們可以視君士坦丁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而且首先使基督教和異教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但他並不是第一個使基督教成為合法宗教的皇帝,因為迦列里烏斯早在311年已這樣做了。」(123)關於基督教與異教自由地共存之典型表現,亦可見諸於古錢,參見莫里斯《君士坦丁時代的古錢》,II,iv。
注123 例如,關於尼科米底的教堂,見J.索爾赫(J.Sölch)的「比提尼亞移民區歷史地理研究。尼科米底、尼撒、普魯薩」(「Historisch-ge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bithynische Siedlungen.Nikomedia,Nizäa,Prusa」),《拜占庭和當代希臘年鑑》(Byzantinisch-neugriechische Jahrbücher),I(1920),267—268;關於非洲教堂,見D.格塞爾(D.Gsell)《阿爾及利亞古代遺址》(Les Monuments antiques de l』Algérie),II,239。
注124 V.巴托爾德(V.Barthold)文章,見《東方學院通報》(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 College),I,463。
注125 德爾圖良(Tertullian,約155或160—220年)和奧列金(Origen,185?—254年)皆為早期基督教著作家。——譯者
注126 《基督教主教全盛時期的教理運動史》(The History of the Dogmatic Movem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137。
注127 《教會史手冊》(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第4版,1919年),II,187。
注128 尤西比烏斯:《君士坦丁傳》,II,72。I.馮·海克爾(I.von Heikel)編《尤西比烏斯著作集》(Eusebius Werke),71;《尼西亞與後尼西亞教父》(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1st ser.,I,518。
注129 與此不同的數目,見巴蒂福爾《君士坦丁的和平》(La Paix constantinienne)(第3版,1914年),321—322。參見E.霍尼格曼(E.Honigmann)「出席尼西亞會議教父名單原本」,《拜占庭》(布魯塞爾),XIV(1939),17—76。亦見霍尼格曼「尼西亞會議、強盜會議及卡爾西頓會議出席者原始名單」(「The Original Li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Nicaea,the Rober-Synod and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拜占庭》(布魯塞爾),XVI,1(1944),20—80。(強盜會議即449年的宗教會議,其詳細過程見本書第三章。——譯者)
注130 S.A.韋爾肯豪瑟(Wilkenhauser):「關於尼西亞宗教會議記錄保留問題」(「Zur Frage der Existenz von Nizänischen Synodalprotocolen」),載F.多爾格編《研究文集》,122—142。
注131 尼西亞信經的中文譯文全文可見中國基督教協會編《要道問答》(1983年7月)。——譯者
注132 H.格沃特金(H.Gwatkin):《阿利烏斯教派研究》(Studies on Arianism),(第2版,1900年),I,1—2。
注133 索克拉蒂斯(Soclatis):《基督教會史》(Histoira ecclesiastica),I,9。見《尼西亞和後尼西亞教父》,2nd. ser.,II,13。
注134 見N.貝恩斯的兩篇論文「亞大納西」,《埃及考古雜誌》(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XI(1925),58—69;「亞歷山大里亞與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會的權術研究」(「Alexandria and Constantinople: A Study in Ecclesiastical Diplomacy」),XII(1926),149。
注135 例如格沃特金試圖解君士坦丁對於阿利烏斯派的不同態度是考慮到保住亞洲的問題,見《阿利烏斯派研究》( Studies on Arianism)(第2版,1900年),57、96。
注136 《教義運動史》(Dogmatic Movements),258。
注137 麥加拉(Megara),古希臘城邦國家,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譯者
注138 此處原文為Megabazus,與通常所見的Megabyzus有異。——譯者
注139 Pythian Apollo庇西亞阿波羅,即希臘德爾斐的太陽神廟,相傳這裡是阿波羅的神示所,常回答人們的問題,預言將來的事件。——譯者
注140 波利比阿(Polybius):《歷史》(Historia),iv,38、44。
注141 羅馬神話中所傳特洛伊和羅馬的英雄,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中的主人公:他率領在特洛伊戰爭劫後餘生的眾人歷盡艱難,百折不回,終於到達台伯河口。——譯者
注142 索佐門(Sozomenis):《基督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I,3。
注143 見J.莫里斯《君士坦丁堡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Constantinople),289—292;L.布萊耶爾:「君士坦丁和君士坦丁堡的奠基」(「Constantin et la fondation de Constantinople」),《歷史雜誌》(Revue historique),CXIX(1915),248;D.拉圖(Lathoud):「君士坦丁堡的建都及啟用」(「La Consécration et la dédicace de Constantinople」),《東方之聲》,XXIII(1924),289—294。C.埃莫羅(Emereau):「關於君士坦丁堡之起源及奠基的記載」(「Notes sur les origines et la fondation de Constantinople」),《考古雜誌》(Revue archéologique),XXI(1925),1—25。E.格蘭德(Gerland):「拜占庭與君士坦丁堡城的建立」(「Byzantion und die Gründung der Stadt Konstantinopel」),《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X(1933),93—105。R.雅南(Janin):《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Byzantine)(巴黎,1950年),27—37。
注144 菲羅斯托爾吉(Philostorgii):《基督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I,9;J.比德(Bidez)編,20—21,並見其他資料。
注145 N.貝恩斯:《拜占庭帝國》,18。
注146 施泰因:《晚期羅馬帝國史》,I,196。洛特:《古代世界的末日》,81。A.安德列亞德傾向於承認該市人口達70萬—80萬,見「拜占庭諸帝時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De la population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empereues byzantins」),《計量》(Metron),I(1920),80;也見J.B.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第2版(1931年),I,88。
注147 古希臘宗教中心。——譯者
注148 《拜占庭帝國史》,I,60—62。
注149 我們有時注意到一種低估君士坦丁堡奠基的重要性的傾向。見希克《古典世界衰亡史》(第2版,1921年),III,426—428。施泰因追隨他的觀點,見《晚期羅馬帝國史》,I,2—3、193頁注6;也見《守護神》(Gnomon),IV(1928),411—412;還見E.施泰因「一個拜占庭國家的永久都城」(「Ein Kapital vom persischen und von byzantinischen staat」),《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I(1920),86。洛特宣稱,無論從哪方面看,君士坦丁堡的奠基都是一件十分重大的歷史事件,但他又稱之為「一個謎」,並補充道,該城市之誕生是由於一個君主因狂熱的宗教情緒,異想天開的結果。見《古代世界的末日》,39—40、43。
注150 也叫「第一公民」(The First Principe),是羅馬帝國早期皇帝的稱號,始於奧古斯都時期。——譯者
注151 《卡利古拉》(Caligula),22:nec multum afuit quin statim diadema sumeret.
注152 見蘭普利迪烏斯(Lampridius)《安東尼·埃拉加巴盧斯的生平》(「Antonini Heliogabali Vita」),23,5:quo (diademate gemmato)et usus est domi。
注153 L.奧莫(L.Homo):《論奧勒良皇帝的統治》(Essai sur le règne de l』empereur Aurelien),191—193。
注154 今科索沃米特羅維察(Mitrovoca)。——譯者
注155 該《職銜錄》為426—437年的文獻。見J.B.柏里「論《職銜錄》」(「The Notitia Dignitatum」),《羅馬研究雜誌》,X(1920),153;柏里「維羅納的省名錄」(「The Provincial list of Veron」),《羅馬研究雜誌》,XIII(1923),127—151。
注156 Prae luriam pertect一職,在君士坦丁改革之前稱「近衛軍長官」,有軍權。——譯者
注157 關於4世紀末,即當伊利里亞省有時與義大利及非洲大區合併時期伊利里亞的複雜歷史,見E.施泰因「晚期羅馬帝國政治史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pötrömischen Verwaltungsgeschichte」),《萊茵語言學博物館》(Rheinischen Müseum fur Philologie),N.S.LXXIV(1925),347—354。也見施泰因《晚期羅馬帝國史》,I:「390年以前的羅馬帝國」(「Imperium Romanum anno 390 P.Ch.N.」)中的地圖(劃有三個大政區),以及J.R.帕朗克(Palanque)「論晚期帝國的大政區」(「Essai sur la préfecture du prétoire du Bas-Empire」);E.施泰因於《拜占庭》(布魯塞爾),9,(1934)327—353的長篇評論;帕朗克的答覆「論4世紀大政區名錄——答M.埃內斯特·施泰因」(「Sur la liste des préfets du prétoire du IVe siècle.Reponse à M.Ernest Stein」),《拜占庭》(布魯塞爾),IX(1934),703—713。
注158 見其《羅馬簡史》(Breviarium historiae Romanae),X,8。
注159 《基督教人物傳記辭典》(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Biography)中,「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 I)一條(644)說:「如果我們要把君士坦丁與任何近代偉人相比的話,更應該與俄羅斯的彼得大帝而不是與拿破崙相比較。」見迪律伊《羅馬史》,VII,88;里普利譯,VII,2,519。
注160 格雷古瓦:「論君士坦丁的『皈依』」,《布魯塞爾大學學報》,XXXVI(1930—1931),270:「以君士坦丁的軍事天才確切做一比較,他是4世紀偉大宗教革命時期的拿破崙。」
注161 《君士坦丁頌》(De laudibus Constantini),XVI,3—5;海克爾編,I,249;《尼西亞及後尼西亞的教父》,2nd ser.,I,606。
注162 奧羅修斯:《反異教史》,VII,36,1。
注163 silentiarri是皇帝宮廷的守門者,有引見來訪者之責。
注164 此提法出於古希臘與羅馬的神話傳統。在神話中,達達尼亞人是宙斯之子達爾芝諾斯的後裔,亦為特洛伊人的祖先。特洛伊戰後,埃涅阿斯西行建羅馬城,成為羅馬人的祖先。——譯者
注165 《狄奧多西法典》(Codex Theogosianus),XVI,10,2。
注166 《狄奧多西法典》,XVI,10,3—6。
注167 聖·哲羅姆(347—419/420年),拉丁文名尤西比烏斯·希羅尼姆斯(Eusebius Hieronymus)。早期西方教會四大拉丁教父之一。曾以拉丁文翻譯和注釋《聖經》。——譯者
注168 哲羅姆:《一個魯西法追隨者與正教奉行者的論辯》(Altercatio Luciferiani et Orthodoxi),19,J.P.米涅(Migne)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Patrologia Latina),XXVIII,181。
注169 古地名,為安納托利亞至敘利亞的必經之地。其西、北兩面臨陶魯斯山,南瀕地中海。公元前1世紀劃為羅馬行省。10世紀中期以後,其東部為阿拉伯人所占。——譯者
注170 P.阿拉德(P.Allard):《背教者朱利安》(Julian l』Apostat),I,269。
注171 朱利安:《作品全集》(Quae Supersunt omnia),F.C.赫特林(F.C.Hertlein)編,I,328、335;《皇帝朱利安的著作集》(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W.C.瑞特(W.C.Wright)編,II,217。
注172 源於古希臘神話的秘密宗教形式,以希臘埃琉西斯為中心,表現為對穀神德墨忒耳和她的女兒帕耳塞福涅進行秘密崇拜。——譯者
注173 《異教的末日》,I,98,見J.格夫肯(J.Geffecken)《皇帝朱利安》(Kaiser Julianus),21—22;作者認為朱利安皈依了多神教。見G.內格里(G.Negri)《背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杜凱斯·利塔-維斯孔蒂-阿雷塞(Duchess Litta-Visconti-Arese)英譯,I,47。
注174 阿拉德:《朱利安》,I,330。關於朱利安之早年生活,見N.H.貝恩斯「背教者朱利安的早年生活」(「The Early life of Julian the Apostate」),《希臘研究雜誌》,LXV(1925),251—254。
注175 朱利安:《作品集》(Opera),II,438;瑞特編,II,429。
注176 同上書,I,361;瑞特編,II,273。
注177 阿米亞努斯·馬爾切利努斯:《羅馬史》(Res Gestae),XII,5、1—2。
注178 加利利人是古羅馬異教時期對耶穌的蔑稱。——譯者
注179 索佐門:《基督教會史》,V,4;索克拉特斯(Socratis):《基督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II,2。
注180 《演說集》(Oratio),「致至尊的皇帝朱利安」(「Είς』ιουλιανὸν αὐτοκράτορά ὔπατον」),XII,82;F.弗爾斯特(F.Fürster)編,II,38。
注181 羅馬皇帝(161—180年在位)。——譯者
注182 阿米亞努斯·馬爾切利努斯:《羅馬史》,XXV.4,17。
注183 同上書,XXV,5,3—4。
注184 哲羅姆:《編年史,自奧林匹亞賽會》(Chronicon,ad olympiad),285;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XXVII,691—692。
注185 朱利安:《作品集》,II,544ff.,《書信集》,42;瑞特編,III,117—123。
注186 古希臘銀幣名。——譯者
注187 朱利安:《作品集》,II,544ff.,《書信集》,42;瑞特編,III,117—123。
注188 《羅馬史》,XXV,4,20。
注189 《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XVII,52。
注190 《羅馬帝國衰亡史》,J.B.柏里編,chap.13。亦見內格里《背教者朱利安》,譯本,II,411—414。
注191 《羅馬史》,XXII,10,7。
注192 公元前5世紀希臘豎琴歌手,其四卷本的勝利頌歌對西方世界有很大影響。——譯者
注193 朱利安:《作品集》,II.461;瑞特編,II,475。
注194 朱利安蓄有長鬍子,這在皇帝中來說是極少見的,人們時常為此嘲笑他。關於該書(Misopogon,或Beardhater——譯者),見內格里《背教者朱利安》譯本,II,430—470(該作品之大部在該書中譯出)。
注195 源自古羅馬時期傳說,羅馬帝國時期及拜占庭帝國早期的皇帝均取最高「大祭師」(suprem potiff)之稱謂。——譯者
注196 朱利安:《作品集》,II,467;瑞特編,II,487—489。
注197 狄奧多萊蒂(Theodoreti):《基督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II,7;L.帕芒蒂耶(L.Parmentier)編,204—205,及其他資料。
注198 《演說集》:「朱利安之死」(』Επιτάϕιος ἐπὶ 』Ι ουλιανῶ),XVIII,272;弗爾斯特(Förster)編,II,355;見N.貝恩斯「基督教傳說中所記背教者朱利安之死」(「The Death of Julian the Apostate in a Christian Lgend」),《羅馬研究雜誌》,XXVII(1937)22—29。
注199 在西方傳統中,「龍」是可怖可懼的動物,絕不是如中國傳統中的吉祥物。以上比喻皆出自《聖經》,為基督徒所深惡痛絕之人和物。——譯者
注200 古代近東盛行崇拜太陽神密特拉的宗教,羅馬時代這種影響還很強,基督教的早期也受到這種宗教傳統的影響。——譯者
注201 朱利安:《作品集》,I,168—169;《演說集》,IV,瑞特編,I,353—355。
注202 朱利安:《作品集》,II,520;《書信集》,21,瑞特編,III,17。
注203 《異教的衰落》,I,142。
注204 《朱利安皇帝》,126。
注205 內格里:《背叛者朱利安》,II,632。關於朱利安的理財政策,可見E.孔迪拉奇(E.Condurachi)的重要研究「朱利安皇帝的理財政策」(「La financière de l』Empereue Julien」),《羅馬科學院歷史通報》(Bulletin de la section historique de l』Académie roumaine),XXII,2(1941),1—59。
注206 《基督教會史》,VIII,5;比德編,106—107。
注207 《狄奧多西法典》,IX,16,9。
注208 奧布里,古希臘貨幣。——譯者
注209 「關於聖子及聖靈的辯論」(「Oratio de Deitate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XLVI,557。
注210 《狄奧多西法典》,XVI,1,2。
注211 N.切爾尼阿夫斯基(N.Tcherniavsky):《狄奧多西皇帝和他的宗教政策》(The Emperor Theodosius and His Religious Policy),188—189。
注212 為馬基頓尼所創,有時他說聖子或道與聖父的神性「本質同一」,有時又說他與聖父的神話「完全相似」。——譯者
注213 原文如此,在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之前,帝國基督教會五個資深教區主教比較有影響力,此即羅馬、君士坦丁堡、安條克、耶路撒冷和亞歷山大,其主教都稱為教父(希臘文παπάς,約等同於英文partriarch[族長、大教長])。此次宗教會議提出了各教區教長之間的位分差別,突出了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長的領袖地位,特別是強調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與號稱聖使徒彼得建立的羅馬教會平等的原則,此事引起了拜占庭基督教會各資深首腦之間的矛盾和後來無休止的鬥爭。(見下文有關部分)在查士丁尼時代,羅馬主教被皇帝尊為「羅馬之父」(pope),於是pope被羅馬主教專享,可譯為「教皇」「教宗」。後來,隨著東西方教會的分離,羅馬教宗在西歐世界取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基督教世界的領袖自居。而東方各教區的大教長(Partriarch)仍保持原來的稱呼,中文譯為牧首。見本書第3章,原書第149—150頁。——譯者
注214 《狄奧多西法典》,IX,16,18。
注215 《狄奧多西法典》,IX,45,1。
注216 希臘化時代埃及的最重要神祇之一,是埃及和希臘宗教觀念和宗教崇拜形象合流的結果,它綜合了埃及死而復生之神奧西里斯(農業神、地獄神)和希臘神話中諸神哈得斯(地獄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醫神)和阿波羅神的神性,成為後來的希臘-羅馬世界最重要的異教神之一。——譯者
注217 《狄奧多西法典》,XVI,10,12。
注218 G.勞琛(G.Rauschen):《狄奧多西大帝統治時期的基督教會年鑑》(Jahrbücher der christlichen Kirche unter dem Kaiser Theogosius dem Grossen),376。
注219 本章前文提出將勝利女神祭壇移出元老院的是君士坦丁的兒子康斯坦提烏斯。——譯者
注220 《拜占庭帝國史》,I,140。
注221 菲迪亞斯(Phidias),古希臘雕塑家。——譯者
注222 即克勞狄二世哥特庫斯(268—270年在位)。「哥特庫斯」即「打敗哥特人」之意。——譯者
注223 古羅馬行省,位於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北部,北界多瑙河,西臨德里納河,東瀕黑海,南抵黑馬斯山脈。——譯者
注224 約達尼斯:《哥特史》(Gestica),XXI,110;T.蒙森編,86。
注225 關於匈奴民族的起源問題有三種主要論點:蒙古人種、突厥人種和芬蘭人種。見K.伊諾斯特蘭采夫(K.Inostrantzev):《匈奴和匈奴人》(Hunnu and Huns,第2版,1926年),103—109。這是十分重要的研究。俄羅斯歷史學家伊洛瓦伊斯基(Ilovaisky,死於1920年)在其全部學術生涯中都在與難以理喻的匈奴人起源於斯拉夫人的頑固理論進行爭論。約一百年前的俄羅斯學者維爾特曼(Weltman),於1858年甚至稱阿提拉是「全俄羅斯的獨裁君主!」(Huns一詞在中國亦被譯為「匈人」,似受上列爭論影響,本書從中國多數學者早年譯法,仍作「匈奴人」。——譯者)
注226 《古代法國政治制度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第2版,1904年),408。
注227 《新歷史》(Historia nove),IV,25,4;L.門德爾松(L.Mendelssohn)編,181。
注228 Th.內爾德克(Th.Nöldeke):「評蒙森關於羅馬對東方統治政策的敘述」(「Ueber Mommesen’s Darstellung der römischen Herrschaft und römischen Politik im Orient」),《東方研究雜誌》(Zeitschrift der morgenländischen Cesellschaft),XXXIX(1885),334。
注229 K.G.布倫(K.G.Bruns)和E.薩考(E.Sachau):《5世紀以前的敘利亞羅馬法手冊》(Syrisch-Römisches Rechtbuch aus dem fünften Jahrhundert)。
注230 關於早期保加利亞人的起源問題,見V.茲拉塔爾斯基(V.Zlatarsky)《中世紀保加利亞國家史》(A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Bulgaria in the Middle Ages),I,23以下。L.尼德勒(L.Niederle):《古代斯拉夫人手冊》(Manuel de l』antiquité slave),I,100。J.莫拉弗斯齊克(J.Moravcsik):「關於匈牙利人的歷史」(「Zur Geschichte der Onoguren」),《匈牙利年鑑》(Ungarische Jahrbücher),X(1930),68—69。
注231 格雷戈羅維烏斯:《中世紀雅典城史》,I,35。
注232 普洛馬科斯,希臘語意為保衛者,此處強調雅典娜是雅典城的保護神。——譯者
注233 佐西姆斯:《新歷史》,V,6;門德爾松編,222—223。
注234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127。
注235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I,129;(1889),83。
注236 拉凱戴蒙人,即希臘的斯巴達城邦的居民,他們對美塞尼亞人的征服和奴役是其歷史上的重要事件。——譯者
注237 「論皇權」(「Περἱ Βασιλεἱας」),《演說集》,Par,14—15;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LXVII,1092—1097。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129—130。A.菲茨傑拉德(A.Fitzgerald):《昔蘭尼的希奈修斯書信集》(The Letters of Synesius of Cyrene),23—24。菲茨傑拉德:《昔蘭尼的希奈修斯之論文和聖歌集》(The Essays and Hymns of Synesius of Cyrene),含有致阿卡第皇帝的奏章和一些政治演說,已譯為英文(1930年),見該書I,134—139;關於「論皇權」的注釋,見該書206—209。
注238 1926年,N.貝恩斯寫道:「的確令人驚訝的是,竟沒有一部有價值的赫里索斯頓的傳記。」見「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外交史研究」(「Alexandria and Constantinople :A Study in Ecclesiastical Diplomacy」),《埃及研究雜誌》,XII(1926),150。現在我們已有了一部詳盡而引用文獻準確的兩卷本傳記,是由一位本篤派修士P.赫里索斯托穆斯·保爾(Chrysostomus Baur)撰寫,書名為《聖徒約翰·赫里索斯頓及其時代》(Der heilige Johannes Chrysostomus und seine Zeit)。筆者發現此書中提到了一部十分詳盡的赫里索斯頓的傳記,其中有著大量依據原始資料的注釋,該傳記見於《聖約翰·赫里索斯頓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saint Jean Chrysostome)中,由M.熱南(M.Jeannin)英譯。也見N.突爾基(N.Turchi)《拜占庭文明》(La Civilità byzantina),225—267,此文未見於保爾所著的傳記中。亦見L·梅耶(Myer)《聖約翰·赫里索斯頓,完善基督教的大師》(S.Jean Chrysostome,maître de perfection chrètienne)。A.科里羅·德·阿爾博諾茲(A Crillo de Albornoz):《約翰·赫里索斯頓及其對拜占庭社會的影響》(Juan Crisostomo y su influencia social en el imperio byzantino),187。S.阿特瓦特(S.Attwater):《聖約翰·赫里索斯頓》(St.John Chrysostome),113。見《基督教會史——自基督教之初至今》(Histoire de l』église depuis les origins jusqu』a nos jours),A.弗里希(A.Fliche)和V.馬丁(V.Martin)編,IV,129—148。
注239 對於這些布道詞中某些篇章的可信程度曾有過疑問。見希克《古典世界衰亡史》,V,365、583。保爾:《聖徒約翰·赫里索斯頓及其時代》,II,144—145、196、257;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155。
注240 耶洗別(公元前846—?),以色列王妃名,以殘忍放蕩聞名;希羅底(公元前14—公元40年),《聖經·新約》中的人物,大希律王之孫女,參與殺害施洗者約翰。——譯者
注241 約翰·赫里索斯頓:《書信集》(Epistola),234;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LII,739。
注242 有一部引人入勝的作品,描寫了赫里索斯頓與皇后(歐克多西婭)的關係及阿卡第時期的宮廷生活,即助祭馬可為他的同事和朋友加沙主教波菲利烏斯撰寫的《波菲利烏斯生平》(Vita Porphyrii),其可靠性有時被人們所懷疑。但毫無疑問,這一文獻有相當可信的歷史根據。見H.格雷古瓦和M.A.庫熱內(M.A.Kugener)「《加沙主教波菲利烏斯之生平》是否可靠?」(La vie de Porphyre,évêque de Gaza,est-elle authentique),《布魯塞爾大學學報》,XXXV(1929—1930),53—60。亦見對上述兩位學者編譯的波菲利烏斯生平的著作《助祭馬可著〈加沙主教波菲利烏斯之生平(IX—CIX)〉》(Marc le Diacre,Vie de Porphyre évêque de Gaza)所作的著名前言。柏里的《晚期羅馬帝國史》(I,142—148)亦大段引用上書的內容。保爾認為《生平》一書是十分可靠的資料(I,XVI,並見II,157—160)。此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注243 原文為Yezdegerd,與通用英譯法(Yazdegerd)不同。其在位年代為399—420年,其間與羅馬保持了友好關係。——譯者
注244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2頁注1。
注245 見J.拉布爾(J.Labourt)《薩珊波斯時期的基督教徒》(Le Christianisme dans l』Empire Perse sous la dynastie Sassanide)(第2版,1904年),93;W.A.威格朗(W.A.Wigram):《亞述教會史導言》(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89。
注246 Catholicos,與牧首(Partriach)同義,專指亞美尼亞教會、聶斯脫利派教會(亞述教會)和天主教加勒底教會的首腦。——譯者
注247 J.B.夏博(J.B.Chabot):《東方教務會議,或聶斯脫利派教務會議》(Synodicon Orientale,ou Recueil de Synodes Nestoriens),見《國家圖書館手稿筆記和摘編》(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 de la Biliothèque Nationale),XXXVII(1902),258。
注248 見L.布萊耶爾:「拜占庭諸帝的私生活」(「Les empereues byzantins dans leur vie privée」),《歷史雜誌》,CLXXXVIII(1940),203—204。
注249 關於普利斯庫斯之記載的英文大意,見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279—288;也見W.恩斯林(W.Ennslin)「馬克西敏和他的同行者,歷史學家普利斯庫斯」(「Maximinus und sein Begleiter,der Historiker Priskos」),《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V(1926),1—9。
注250 索克拉蒂斯:《基督教會史》,VII,29;見《尼西亞及後尼西亞的教父》,II,169。
注251 monophysitism,源於希臘語,μόνος即「唯一」ϕὑσις即「性」。——譯者
注252 原文為Higherschool,似乎不能使用中世紀「大學」(University)的概念,故譯為「高等學府」。——譯者
注253 即哲羅姆。——譯者
注254 《編年史》(Chronicon);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XXVII,689—690。見H.烏澤納(H.Usener)「四位拉丁語法學者」(「Vier Lateinisch Grammatiker」),《萊茵文學博物館》(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第23卷(1868),492。
注255 見F.福克斯(F.Fuchs):《中世紀君士坦丁堡的大學》(Die Höheren Schulen von Konstantinopel im Mittelalter),2。
注256 《狄奧多西法典》,XIV,9、3。
注257 O.希克:「《狄奧多西法典》的頒布」(「Die Quellen des Codex Tehodsianus」),《311—476年皇帝和教宗的統治》(Regesten der Kaiser und Papste fur die Jahre 311 bis 476n.Chr.),1—18。
注258 《古代法國政治制度史》(第2版,1904年),513。
注259 V.博吉希奇:《成文法在斯洛維尼亞南部。薩格勒布》(Pisani Zakoni na slovenskom jugu.U Zagrebu ),11—13;S.鮑布切夫:《古代保加利亞法制史》(History of the Ancient Bulgarian Law),117—120。
注260 有一部由克利德·法爾(Clyde Pharr)翻譯的該法典英譯本,同譯者有T.S.戴維森(T.S.Davidson)和M.B.法爾(M.B.Pharr),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51年。也見阿道夫·貝格爾(Adolph Berger)和A.阿瑟·席勒(A.Arthur Schiller):《英美對羅馬、希臘及希臘-埃及法典及有關學科研究目錄》(Bibliography of Anglo-American Studies in Roman,Greek And Greeo-Egyptian Law and Related Sciences),75—94;此乃非常有用的作品,其中有多處論及拜占庭時期的問題。
注261 見《復活節編年史》(Chronicon Pasehale),I,588。關於居魯士和君士坦丁的建築活動,見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70、72和72頁注2。並見A.范米林根(A.Van Millingen)《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城牆及相關歷史遺蹟》(Byzantine Constantinople,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Adjoining Historical Sites),48;B.梅耶-普拉特(B.Meyer-Plath)和A.M.施內德(A.M.Schneider):《拜占庭的陸上城牆》(Die Landmauer von Konstantinopel)。柏里沒有使用的關於居魯士傳記的一些新的材料,見於「聖丹尼爾-斯蒂利特之一生」(「Life of St.Daniel the Stylite」),刊於H.德萊哈耶(H.Delehaye)編《博蘭會文集》(Analecta Bollandiana),XXXII(1913),150。德萊哈耶:《斯蒂利特的聖徒們》(Les Saints Stylites),30—31。也見N.貝恩斯「聖丹尼爾的一生」(「The Vita S.Danielis」),《英國歷史評論》,XV(1925),397。(博蘭會是續編聖使徒傳的組織。——譯者)
注262 《拜占庭帝國》,27。
注263 《拜占庭帝國》,I,330。
注264 J.D.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1762年),VII,445。
注265 《拜占庭帝國》,I,276。
注266 此以皇帝的親人為「共治」帝之習俗,始自戴克里先時期「四頭政治」,在整個拜占庭時期均可見。——譯者
注267 Henoticon為希臘文ένωτικόν(即聯繫、聯合之意)的音譯。——譯者
注268 埃瓦格留斯(Evagrii):《基督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II,14;J.比德和L.帕芒蒂耶編,113。《敘利亞編年史》(The Syriac Chronicle),即《米蒂利尼的扎哈利編年史》(Chronicle of Zachariah of mitylene),III,8;F.J.哈米爾頓(F.J.Hamilton)和E.W.布魯克斯(E.W.Brooks)譯,123。
注269 此處的教派名稱皆出自希臘語。——譯者
注270 見S.薩拉維爾(S.Salaville)「《合一通諭》事件和5世紀拜占庭分裂的開端」(「L』Affaire de l』Hénotique ou le premier schisme byzantin au Ve siècle」),《東方之聲》(Échos d』Orient),XVIII(1916)225—265、389—397;XIX(1920)49—68、415—433。文中也包括有關於阿那斯塔修斯統治的討論。
注271 宮廷侍衛官,即皇帝上殿召集會議及料理朝政時守衛宮廷大門的衛士。
注272 《歷史》(Historiae),III,4、7;C.德博爾編,116。見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434—436。
注273 科米蒂斯·馬爾切利努斯:《編年史,至517年》(Chronicon,ad annum 517);T.蒙森編,II,100。
注274 《斯拉夫人之占據巴爾幹半島》(The Slavic Occupation of the Balkan Peninsula)。目前,在蘇維埃俄國(指20世紀50年代的蘇聯。——譯者),人們對於斯拉夫人入侵巴爾幹半島問題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在這一論題上發表了許多篇論文,德里諾夫的理論頗受歡迎。德里諾夫的著作已被收入他的一部新版著作集中,由V.茲拉塔爾斯基編輯,I,139—364。
注275 埃瓦格留斯:《基督教會史》,III,38;比德和帕芒蒂耶編,136。
注276 阿諾尼姆斯·瓦勒希亞努斯(Anonymous Valesianus),Par.57;V.格爾德豪森(V.Gardhausen)編,295;T.蒙森編:《編年史》(Chronica Minora),I,322。
注277 見J.桑德威爾(J.Sundwell)《論羅馬帝國的衰落》(Abhandl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ausgehaenden Römertums),190—229。
注278 都爾主教格雷高利(Gregorii Turonensis Episcopi):《法蘭克人史》(Historia Francorum),II,38(XXVIII);H.奧蒙(H.Omont)和G.科倫(G.Collon)編,72。(見《法蘭克人史》中文版[商務印書館],97—98。——譯者)
注279 《拜占庭帝國史》,I,352。
注280 拉丁文原意為「五年潔淨祭」或「五年潔淨祭金銀稅」。系古羅馬舉行「五年潔淨祭」時工商人員所納的捐稅。——譯者
注281 O.希克:「五年潔淨祭稅」(「Collatio lustralis」),《古典學實用百科全書》(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fer tumswissenschaft),A.F.保利(A.F.Pauly)和G.威索瓦(G.Wissowa)等編,IV,370—376。
注282 埃瓦格留斯:《基督教會史》,III,39;比德和帕芒蒂耶編,137。E.W.布魯克斯(E.W.Brooks):《劍橋中世紀史》(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I,484,稱「金銀稅」為「一種對所有牲畜、莊稼或行業所征的稅;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441,「所得稅」。
注283 《斯提利科的約書亞編年史》(The 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W.瑞特編,Chap.XXXI,22。
注284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422頁注。
注285 E.W.布魯克斯:「從阿卡第到阿那斯塔修斯的東方行省」(「The Eastern Provinces from Arcadius to Anastasius」),《劍橋中世紀史》,I,484;E.施泰因:《拜占庭帝國史研究》(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146。
注286 關於「epibole」,除了H.莫尼耶(H.Monnier)的「拜占庭法制史研究」(「Études du droit byzantin」),《新法制史雜誌》(Novel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XVI(1892),497—542、637—672;還可見F.多爾格《論拜占庭財政管理史(尤其在10—11世紀)》(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Finanzverwaltung besonders des 10 und 11Jahrhunderts),128—133;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論拜占庭稅制」(「A Byzantine Treatise on Taxation」),《紀念N.P.康達可夫學術論文集》(Recueil d』études dédiées à N.P.Kondakov),114—115;奧斯特洛戈爾斯基:「10世紀拜占庭帝國的農村公社土地」(「Die ländiliche Steuergemeind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im X.Jahrhudert」),《社會經濟大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XX(1927),25—27。這三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書目索引。
注287 即「隸農」。——譯者
注288 見W.羅思(W.Wroth)《不列顛博物館中的拜占庭帝國貨幣目錄》(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Byzantine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I,XIII—XIV,LXXVII;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440—447。R.P.布萊克(R.P.Blake)的最近的研究成果:「阿那斯塔修斯一世的貨幣改革及其經濟意義」(「The Monetary Reform of Anastasius I and Its Economic Implications」),《文化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84—97。布萊克寫道:「4世紀早期的物價暴漲現象消除了,實現了合理而穩定的價格標準;至於阿那斯塔修斯的改革事實上對這一事件起多大作用,則由於缺乏更詳盡的數據而難以確定。」(97)。
注289 《秘史》(Historia quae dicitur Arcana ),19,7—8;J.豪里(Haury)編,21。德萊哈耶(Delehaye):「斯蒂利特的聖丹尼爾之生平」(「Life of Daniel the Stylite」),《博蘭會文集》,XXXII(1913),206;法文版,86。亦見貝恩斯「聖丹尼爾生平」,《英國歷史評論》,XL(1925),402。
注290 本書作者一向強調羅馬帝國沒有分為兩個帝國,而只是由不同皇帝統治的兩個部分,因此,此處提到「帝國的東半部」實際上就是指我們通常所稱謂的「拜占庭帝國」的有效統治區域。——譯者
注291 《教理基礎》(Stromata),I,5;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VIII,717—720。
注292 《中世紀希臘文學。當代的文學,其發展和目標》(Die griechische Literature des Mittelalters.Die Kultur des Gegenwart;Ihre Entewicklung und ihre Ziele)(第3版,1912年),337。
注293 P.科林內(P.Collinet):《貝魯特法律學校的歷史》(Histoire de l』École de droit de Beyrouth),305。
注294 此處指羅馬皇帝提圖斯(79—81年)指揮下的對猶太人戰爭造成的破壞。——譯者
注295 指羅馬帝國統治下的東方亞洲行省。——譯者
注296 《中世紀希臘文學。當代的文學,其發展和目標》,330。
注297 E.菲亞隆(E.Fialon):《關於聖瓦西里的歷史和文學研究》(Étud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sur Saint Basile)(第2版,1869年),284。
注298 J.M.萬斯(J.M.Vance):《自約翰·赫里索斯頓開始的4世紀晚期拜占庭文學史》(Beitränge zur byzantinische Kulturgeschichte am Ausgange des IV.Jahrhunderts aus den Schriften des Johannes Chrysostomos)。
注299 《基督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XIII,2;見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XLVI,933。P.保爾以這段精彩的文字,作為他所著的赫里索斯頓傳記的開篇。見該傳記I,vii。
注300 尤西比烏斯:《基督教會史》(Historia Ecclesastica),前言,V;《尼西亞與後尼西亞的教父》,I,211。
注301 關於那些以尤西比烏斯的《基督教會史》為基礎史料所寫的作品,見R.拉克(R.Laqeur)《尤西比烏斯,他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Eusebius als Historiker seiner Zeit),作者指出了尤西比烏斯作品的後三卷,即8—10卷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注302 1938年格雷古瓦令人信服地證實(我確信如此),尤西比烏斯並不是以目前形式流傳下來的這部《君士坦丁傳》的作者,《拜占庭》(布魯塞爾),XIII(1938),568—583;XVI(1939),318—319。
注303 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希奈修斯的書信》(Letters of Synesius),11—69。菲茨傑拉德:《希奈修斯的文章和讚美詩》(Essays and Hymns of Synesius),1—102(一個內容豐富的前言);103—107(極好的參考書目)。也見C.H.科斯特(Coster):「希奈修斯,阿卡第皇帝時代的元老」(「Synesius,a Curialis of the Time of the Emperor Arcadius」),《拜占庭》(布魯塞爾),XV(1940—1941),10—38,很好的文獻綜述。
注304 《蘇伊達斯辭典》(Suidae Lexicon),伊帕蒂婭條。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著名小說《伊帕蒂婭,長著舊面孔的新敵手》(Hypatia,or New Foes with an Old Face)是十分有趣,頗有教益的作品。
注305 見A.A.瓦西列夫:「頌歌作者羅曼努斯的生活年代」(「The Lifetime of Romanus the Melode」),《拜占庭年鑑》,VIII(1901),435—478。P.馬斯(P.Maas):「頌歌作者羅曼努斯的生平年表」(「Die Chronologie der Hymnen des Romanos」),《拜占庭雜誌》(德文),XV(1906),1—44。更近期的研究文章有:M.卡爾朋特(M.Carpenter)「羅曼努斯吞下的那張紙」(「The Paper that Romanos Swallowed」),《史鑑》,VII(1932),3—22;「羅曼努斯和東方的神秘戲劇」(「Romanos and the Mystery Play of the East」),《密蘇里大學學報》(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udies),XI,3(1936);E.米奧尼(Mioni):《頌歌作者羅曼努斯評10首未出版的頌歌》(Romano il Melode-Saggio critico e dieci inni inediti),VI,230(從中可看出他並不了解瓦西列夫的研究);G.卡梅利(G.Cammelli)《頌歌作者羅曼努斯》(Romano il Melode)。
注306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663。
注307 H.格爾澤(H.Gelzer):《拜占庭主題創作的起源》(Die Genesis der byzantinischen Themenverfassung),76,格爾譯認為羅曼努斯生活於8世紀。參見E.施泰因:《守護神》(Gnomon),IV(1928),413。「在我看來,教會詩人羅曼努斯是無聊至極(langweilig)。」
注308 見G.卡梅利「頌歌作者羅曼努斯的聖誕讚美詩」(「L』inno per la natività de Romano il Melode」),《拜占庭研究》(1925年),45—48。卡梅利:《頌歌作者羅曼努斯》,88。
注309 P.馬斯已完成了對羅曼努斯作品的評論版,見《拜占庭雜誌》(德文),XXIV(1924),284。
注310 見M.尚茨(M.Schanz)《羅馬文學史》(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Litterature)(第3版,1922年),3,413—437;關於《基督教迫害者之覆滅》,462—467(第3版),427以下。關於拉克坦提烏斯其人的最好作品是R.皮孔(Pichon)的《拉克坦提烏斯·君士坦丁時期的哲學和宗教運動研究》(Lactance.Étude sue le movement philosophique et religieux sous le règne de Constantin)。關於拉克坦提斯烏斯的最近期的傳記收在K.羅勒(K.Roller)《在拉克坦提烏斯的〈基督教迫害者之覆滅〉一書中的帝國歷史》(Die Kaisergeschichte in Laktanz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41。W.弗萊徹爾(W.Fletcher)《反尼西亞派基督教文獻》(Ante-Nicene Christian Library)英譯本,XXI—XXII。
注311 安條克人蔑稱朱利安是「大鬍子」。
注312 例如尚茨:《羅馬文獻史》(第2版,1905年),III,83—90。A.格爾克(A.Gercke)與E.諾登(E.Norden):《古典學導言》(Einleitung in die Alter tumswissenschaft)(第2版,1914年),III,255—256。A.羅森伯格(A.Rosenberg):《羅馬史研究的入門及史料來源》(Einleitung und Quellenkunds zur römischen Geschichte),231—241。
注313 B.亨德森(B.Henderson):《哈德良皇帝的生平和他的元首生涯》(The Life and Principate of the Emperor Hadrian),275。
注314 《〈奧古斯都列傳〉:其寫作年代和目的》(The Historia Augusta: Its Date and Purpose),57—58;該書有一個極好的書目,7—16。作者在該書的卷首引用了亨德森的話。
注315 N.貝恩斯:「《〈奧古斯都列傳〉:其寫作年代和目的》。對於批評的回答」,《古典學季刊》(The Classical Quarterly),XXII(1928),166。作者本人強調他的假說總的來說受到了「極壞的壓制」。
注316 E.孔迪拉奇(Condurachi):「佐西姆斯的共和思想」(「Les Idées politiques de Zozime」),《古典學評論》(Revista Clasică),XIII—XIV(1941—1942),125、127。
注317 《晚期羅馬帝國史》,I,331。
注318 《羅馬研究雜誌》,XXVIII,2(1928),224。
注319 《基督教會藝術的起源》(Ursprung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kunst),英文版,18;O.多爾頓(O.Dalton)和H.布勞恩赫茨(H.Braunholtz):《基督教會藝術的起源》(Origin of Christian Church Art),21;斯特拉齊格夫斯基作品的目錄,253—259。
注320 例如,C.迪爾(C.Diehl):《拜占庭藝術手冊》(第2版,1925—1926年),I,16—21;O.多爾頓:《東方基督教藝術》,10—23,特別是在366—376。
注321 O.多爾頓:《拜占庭藝術和考古》,10。
注322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26。
注323 C.R.莫里(C.R.Morey):《安條克的鑲嵌畫》(The Mosaics of Antioch)及三卷本的精美著作《奧倫特的安條克》(Antioch-on the-Orontes)。
注324 斯蒂利特(Stylite)即柱頭修士,因其始祖西門(5世紀)長期在柱頭苦修而得名。見《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第9卷,第538頁。——譯者
注325 見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的平面圖和照片,I,36—37、45—47。J.馬泰恩(J.Mattern):「上敘利亞的死城旅行」(「A travers le villes mortes de Haute-Syrie」),《聖約瑟夫大學文集》(Mélanges de l』Université Saint-Joseph),XVII,1(1933),175。關於聖西門的教堂,見87—104;內有許多插圖,該書的新版《敘利亞的死城》(Villes mortes de Haute-Syrie)(1944),115—138。
注326 關於年代鑑別上的不同說法,見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53;多爾頓:《東方基督教藝術》,108頁注1。
注327 《梅納斯遺址》,I。
注328 多爾頓:《東方基督教藝術》,249及以下。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352。
注329 多爾頓:《拜占庭藝術和考古》,10。
注330 Excubitors 是拉丁文,拜占庭早期的御林軍團。
注331 J.布賴斯:「關於塞奧菲魯斯所撰查士丁尼生平」(「Life of Justinian by Theophilus」),《羅馬皇家學會國家歷史檔案》(Archivio della Reale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X(1887),137—171;亦見《英國歷史評論》,II(1887),657—684。
注332 C.吉萊切克(C.Jireček):《塞爾維亞史》(Geschichte der Serben),I,36。J.B.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18頁注3。關於查士丁尼的出身,見A.A.瓦西列夫「查士丁尼的斯拉夫出身問題」(「The Problem of Justinian’s Slavic Origin」),《拜占庭年鑑》(俄文),I(1894),469—492。近期亦有許多關於查士丁尼出身問題的文章問世。
注333 該演說詞的文稿載於塞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的《歷史》(Historia)一書中(III,2);C.德博爾編,132—133。亦見埃瓦格留斯《基督教會史》,V,13;比德和L.帕芒蒂耶編,208—209。以弗所的約翰(John of Ephesus):《基督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III,5;R.帕涅-史密斯(Payne-Smith)譯本,172—176;E.W.布魯克斯(E.W.Brooks)譯本,93—94。俄國學者V.瓦爾登伯格(V.Valdenberg)在一篇論及此演說的重要文章中,認為上述三位作者引用的文字出自同一演說詞的三種不同抄本,見「查士丁二世致提庇留的演說」(「An Oration of Justin II to Tiberius」),《蘇聯科學院年鑑》(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nion des Republiques socialistes souietiques),II(1928),129。英譯本見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77—78。
注334 埃瓦格留斯:《基督教會史》,V,19。以弗所的約翰:《基督教會史》,V,21;帕涅-史密斯譯本,361。
注335 「助祭保羅」(「Pauli Diaconti」),《倫巴德人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III,15。
注336 E.施泰因:《關於拜占庭帝國歷史的研究——查士丁二世和提庇留·康斯坦提努斯統治時期》(Studies aus Geschic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vornehmlich unter den Kaisern Justinus II und Tiberius Constantinus),100頁及注2。
注337 埃瓦格留斯:《基督教會史》,V,19。
注338 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史》,II,419。
注339 《榛實集》(Collectio Avellana),no.196,《拉丁教父文獻全集》,XXXV(1895),655—656。
注340 所羅門王和示巴女王都是《聖經·舊約》中的人物。關於他們的傳說,見《列王記》(上),chap.10。——譯者
注341 A.A.瓦西列夫:「查士丁一世(512—527年)和阿比西尼亞」(「Justin I [518—527]and Abyssinia」),《拜占庭雜誌》(德文),XXXIII(1933),67—77。亦見瓦西列夫《查士丁一世》(Justin the First),299—302。
注342 夏爾·迪爾:《拜占庭人物傳》(Figures byzantines),I,56;H.貝爾(H.Bell)英譯本《拜占庭人物傳》(Byzantine Portraits),54。
注343 普羅柯比:《秘史》,9、25;J.豪里(J.Haury)編,60—61。
注344 維克托利斯·托能西斯(Victoris Tonnensis):《編年史》(Chronica),(年代不詳),549:「Theodora Augusta Chalcedonsis synodi inimica canceris plaga corpore toto perfusa vitam prodigiose finivit」(皇后狄奧多拉,卡爾西頓信經的反對者,因癌症擴散,結束了她奇蹟般的生命);見T.蒙森編《編年史》,2,202。
注345 大主教塞爾吉烏斯(Arch.Sergius):《東正教教儀全歷》(The Complete Liturgical Calendar[Menelogion]of the Orient)(第2版,1901年),II,1,354。
注346 普羅柯比:《哥特戰爭》(De bello Gothico),I,5—8;J.豪里編,II,26。
注347 查士丁尼《新律匯編》(Novellae Constitutiones)N0.30(44),II;K.E.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Zacharia von Lingenthal)編,I,276。
注348 此處是指查士丁尼以傳播基督教信仰為己任,與10—13世紀西歐封建主進攻東方穆斯林統治區的十字軍毫無聯繫。——譯者
注349 《查士丁尼與6世紀的拜占庭文明》,137。
注350 約達尼斯:《哥特史》,XXVIII;T.蒙森編,95。
注351 《汪達爾戰爭》(De bello vandalico),I,10;豪里編,I,355—360;H.B.杜因(Dewing)英譯本,II,90—101。
注352 關於這次戰爭,見夏爾·迪爾《拜占庭的非洲》(L』Afrique byzantine),3—33、333—381。迪爾:《查士丁尼》,173—180。W.霍姆斯(W.Holmes):《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時代》(The Age of Justinian and Theodora)(第2版,1912年),II,489—526。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124—148。
注353 《查士丁尼法典》,I,27,1,7。
注354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147。
注355 即直布羅陀海峽。——譯者
注356 關於此戰的最詳細記載,見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261—269、288—291。
注357 《約翰·馬拉拉斯編年史》(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486。狄奧凡尼:《編年史》(Chronographia),年代不詳,6044;C.德博爾編,228。亦見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268。
注358 迪爾:《查士丁尼》,204—206。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287。賽普勒斯的喬治(Georgii Cyprii):《羅馬帝國版圖描述》(Descriptio Orbis Romani);H.格爾澤編,xxxii—xxxv;F.格雷斯(Görres):「位於西班牙西哥特王國沿海的拜占庭領地(554—624年)」(「Die byzantinischen Besitzungen an den Kusten des spanischwestgothischen Reiches」),《拜占庭雜誌》(德文),XVI(1907),516。E.布奇爾(E.Bouchier):《羅馬帝國治下的西班牙》(Spain under the Roman Emperor),54—55。R.阿爾塔米拉(R.Altamira):《劍橋中世紀史》,II,163—164。P.古貝爾(P.Goubert):「拜占庭與西哥特的西班牙(554—711年)」(「Byzance et l』Espagne wisigothique,554—711」),《拜占庭研究》,II(1945),5—78。
注359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287。古貝爾:「拜占庭與西哥特的西班牙」,《拜占庭研究》,II(1945),76—77(至624年)。
注360 J.普伊吉·伊·卡達法爾(J.Puigi I Cadafalch):「拜占庭西班牙領土上的宗教建築」(「L』Archtecture religieruse dans le domaine byzantin en Espagne」),《拜占庭》(布魯塞爾),I(1924),530。
注361 雷蒂亞山及諾里克山分別為阿爾卑斯山脈的兩個支脈。——譯者
注362 E.施泰因對庫斯魯的評價甚高,而且認為他的父親喀瓦德是一個天才人物。他把喀瓦德與馬其頓的腓力浦和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相比,認為這些人的兒子以其自己的成就埋沒了他們的父親那不大光輝的、但可能是付出更艱難代價的成就,因為他們是在父輩基業上成功的人。見施泰因「波斯和拜占庭國家的一個重要時期」(「Ein Kapitel vom persichen und vom byzantinischen Staate」),《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I(1920),64。
注363 關於查士丁尼時期的波斯戰爭,見迪爾《查士丁尼》,208—217。霍姆斯:《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II,365—419、584—604。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79—123。J.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史》,II,188—208。
注364 見普羅柯比《波斯戰爭》,II,8,23;豪里編,I,188;杜因編,I,330—331。
注365 米南德:《文摘》(Excerpta);B.G.尼布爾(B.G.Niebuhr)編:《拜占庭歷史資料大全》(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波恩,1829年),346及以下。在本書的以下部分,涉及該文獻集的部分,將引用波恩版的《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皇帝的歷史摘錄》(C.德博爾編),I,175頁及以下。
注366 關於此協議的細節,可見K.居特博克(K.Güterbock)《查士丁尼時代的拜占庭-波斯外交》(Byzanz und Persien in ihren diplomatisch-vὃlkerectlichen Beziehungen im Zeitalter Justinians),57—105。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120—123;他認為該協議是在562年簽署的。施泰因:《查士丁二世和提庇留》,5—6;施泰因認為該協議簽於561年(2、28頁注3)
注367 格庇德人是一支斯拉夫人部落,1世紀在波羅的海南岸居住,後不斷南遷,在3世紀時進入中歐特蘭西瓦尼亞北部山區。6世紀前半期,常與倫巴德人發生衝突,567年以後,被納入阿瓦爾人管轄範圍。——譯者
注368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298—308。
注369 W.托馬切克(W.Tomaschek):《塔夫里斯的哥特人》(Die Goten im Taurica),15—16。A.A.瓦西列夫:《克里米亞的哥特人》(The Goths in the Crimea),70—73。查士丁尼城牆的遺址跡可在其原址見到。
注370 瓦西列夫:《克里米亞的哥特人》,75。J.庫拉科夫斯基:《塔夫里斯的過去》(The Past of the Tauris),(II,1914),60—62。塔夫里斯是克里米亞的古名稱,見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310—312。
注371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330。
注372 《希臘文碑銘大全》(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III,5072(P.486)。G.勒費弗爾(G.Lefebvre):《埃及的基督教希臘文碑銘全集》(Recueil des inscriptions grecques chrétiennes d』Egypte),628。
注373 此處是本書原作者瓦西列夫在20世紀40—50年代的基本估計。——譯者
注374 普羅柯比:《秘史》,19,7—8;豪里編,121。
注375 約翰:《基督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V,20;佩涅-史密斯(Payne-Smith)譯本,358;布魯克斯譯本,205。
注376 查士丁尼:《法學階梯》(Institutiones),前言;J.T.阿布迪(J.T.Abdy)和B.沃爾克(B.Walker)譯本,xxi。
注377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396。
注378 《大法典》(Constitutio Tanta),前言;P.克呂格爾編,13;C.H.蒙羅譯本,I,xxv。
注379 《查士丁尼法典(修訂本)》(Codex Justiniani,de emendatione Codicis),克呂格爾編,4。
注380 Pandectae是希臘文Πανδεκτες的拉丁文拼法,意同Digest。——譯者
注381 瓦西列夫:「查士丁尼的《法學彙纂》,紀念《法學彙纂》頒布1400周年(533—1933年)」(「Justinian’s Digest.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igest」),《拜占庭和當代希臘研究雜誌》,V(1939),711—734。
注382 《大法典》,II;克呂格爾編,18;蒙羅譯本,XXX。
注383 亦譯為《法理概要》。——譯者
注384 《大眾法典》(Constitutio Omnem),2;克呂格爾編,10;蒙羅譯本,XX。
注385 《法學階梯》,克呂格爾編,xix;阿布迪譯本,xxi。
注386 《新律》,7(15)a;K.E.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I,80。
注387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1892),5—7。亦見P.科林內(P.Collinet)「查士丁尼(565)以後至1453年的拜占庭立法」(「Byzantine Legislation from Justinian(565) to 1453」),《劍橋中世紀史》,IV,707。科林內:《貝魯特法學院史》( Histoire de l』ecole de droit de Beyrouth),186—188、303。
注388 《大眾法典》,6;克呂格爾編,II;蒙羅譯本,xxxiii。
注389 《大眾法典》,II;克呂格爾編,12;蒙羅譯本,xxiv。
注390 《皇帝敕令集》,7;克呂格爾編,xix;阿布迪(Abdy)譯本,xxiv。這是一則論及《法學階梯》的敕令。
注391 迪爾:《查士丁尼和晚期羅馬帝國》,248。
注392 波可洛夫:《羅馬法制史》(第2版,1915年),4。
注393 P.科林內:《查士丁尼的立法史研究》(Études historiques sur le droit de justinien),I,7—44。
注394 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沙皇費多爾·阿歷克賽耶維奇時代的一項宏偉計劃」(「Das Projekt einer Rangtabelle aus der Zeit des Caren Fedor Alekseevič」),《斯拉夫歷史和文化年鑑》(Jahrbuch für Kultur und Geschichte der Slaven,),IX(1933),133頁注131。參見L.羅埃萬森(Loewnson)《東歐歷史雜誌》(Zeitschrift für Osteuropäische Geschichte),N.S.II,part 2,234ff.。
注395 見A.克內希特:《查士丁尼皇帝的宗教政策》(Die Religions-Politik Kaiser Justinians),53、147。J.勒朋:《塞維魯的一性派思想》(La monophysisne sévérien),73—83,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233—262。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360—394。
注396 列別德夫:《第六、七、八次全基督教主教公會議》(第3版,1904年),16。
注397 關於拜占庭的皇帝-教權主義,見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拜占庭教會和國家關係」,《庫達柯夫研究院年鑑》,IV(1931),121—123。也見比翁多·比翁迪(Biondo Biondi),《查士丁尼在基督教公教會立法中的第一原則》(Giustiniano Prino Principe è Lequslatore Gattolico),11—13。
注398 雅努斯(Janus),羅馬神話中的獸性精靈,門神。除了以門為其象徵外,它有時以兩面人的形象出現,一面回顧過去,另一面朝向將來。——譯者
注399 A.迪亞科諾夫(A.Dyakonov):《以弗所的約翰和他的教會史著作》(John of Ephesus an His Ecclesiastical-Historical Works),52—53。
注400 克內希特:《查士丁尼皇帝的宗教政策》,62—63。
注401 《新律》,131,B;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II,267。
注402 克內希特:《查士丁尼皇帝的宗教政策》,62—65。
注403 猶太人一支。公元前8世紀,位於巴勒斯坦北部的以色列國被亞述帝國所滅,亞述王薩爾貢二世採取了移民政策,將一部分本地猶太人遷往外地,另外又從外地遷來不少異族居民,安置在原以色列首都撒馬利亞城,這些外族移民同猶太人融合的後代被稱為「撒馬利亞人」,他們因其「血統不純」而受到猶太人鄙視。——譯者
注404 《東方福音詮釋》(Commentarii de Beatis Orientalibus),W.J.范杜溫(W.J.Van Douwen)及J.P.N.蘭德(J.P.N.Land)編,114、247;E.W.布魯克斯編:《東方教父著作全集》,XVIII(1924),634(432)、677(475)、679(477)。亦見迪亞科諾夫:《以弗所的約翰和他的教會史著作》,63。
注405 J.D.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Sacr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VIII(1762),817。凱撒里·巴羅尼(Caesari Baronii):《基督教編年史》(Annales ecclesiastici),A.泰奈爾(A.Theiner)編,IX,32(532年?),419。
注406 以弗所的約翰:《筆記》(Commentarii),155;布魯克斯編,II,677(475)。見迪亞科諾夫《以弗所的約翰和他的教會史著作》,58。
注407 J.馬斯佩羅(J.Maspero):《亞歷山大教會主教史》(Histoire des patriarches d』Alexandrie),3、100、110。勒朋:《塞維魯的一性派思想》(Le Monophysisme sévérien),74—77。
注408 馬斯佩羅:《亞歷山大教會主教史》,110。
注409 見前章關於阿列烏斯派爭論的部分,原書第108頁。——譯者
注410 《教宗阿伽佩圖斯生平》(Vita Agapeti papae.),見L.D.杜切斯內(L.D.Duchesne)編《大主教傳》(Liber Pontificalis),I,287。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VIII,843。
注411 《關於「三章」的敕令》之所以如是稱呼,是由於其敕令中包括由上述三位作者寫的文章或段落,但是,此名稱原來的意義很快被人忘記了。「三章」後來專指狄奧多爾、狄奧多萊和依巴斯三個人(因在希臘文中,κεφάλαια與英文chapter同義,可解釋為「章、節」,也可解釋為「頭」,因此,國內也有譯為「三頭案」者。——譯者)。
注412 弗爾金蒂·費爾南迪(Fulgentii Ferrandi):《書信集》,VI,7;J.P.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LVII,926。
注413 《日耳曼人歷史文獻,書信集》(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Epistolarum),III,62頁注41。
注414 此處原文為Theodoret(與原書152頁Theodore,不符)。——譯者
注415 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IX,376。
注416 《大格列高利書信集》(Epistolae Grecorii Magni),II,36;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IX,1105。《教宗格列高利一世書信集》(Gregorii I papae Registrum epistolarum),L.M.哈特曼(L.M.Hartmann)編,II,49,載《日耳曼歷史文獻,書信集》,I,151。
注417 日耳曼人之一支,源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3世紀進入多瑙河流域,受羅馬帝國軍隊打擊而漸趨衰落。——譯者
注418 見馬斯佩羅《亞歷山大諸牧首》(Patriarches d』Alexandrie),65。他對查士丁尼時代的一性派問題做了很好的描述,見102—165。亦見迪亞科諾夫《以弗所的約翰和他的教會史著作》,51—87。
注419 Th.I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史》,I,506。
注420 見M.馬諾也羅維奇(M.Manojlović)的極其重要的文章,它最初於1904年以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文字發表,幾乎無人能引用。H.格雷古瓦把它譯為法文,標題是:「君士坦丁堡的民眾」(「Le people de Constantinople」),《拜占庭》(布魯塞爾),XI(1936),617—716。馬諾也羅維奇的論文尚未被廣泛接受。F.多爾格(F.Dölger)接受了這一觀點,《拜占庭雜誌》(德文),XXXVII(1937),542;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批駁了它(《拜占庭國家史》,41頁注1)。E.施泰因於1920年批駁了此觀點(他沒有親自讀馬諾也羅維奇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原文論述),但於1930年接受了這一觀點,《拜占庭雜誌》(德文),XXX(1930),378。本書作者相信,馬諾也羅維奇令人信服地論述了他的觀點。
注421 E.孔迪拉奇(Condirachi):「6世紀初羅馬的競技黨和競技場娛樂活動」,《東南歐歷史雜誌》(Revue historique du sud-est européen),XVII(1941),95—102,特別是96—98的部分。關於這一重要結論的資料是卡西奧多魯斯的同時代作品《雜錄》(Variae,該《雜錄》記錄了狄奧多里克及其繼承人的敕令和律令。——譯者)。亦見馬諾也羅維奇的未經任何資料驗證而得出的不甚慎重的斷語:「這種(階級的)具體化源出於早期羅馬的競技場。」《拜占庭》(布魯塞爾),II(1936),642、711—712。
注422 K.迪亞科諾夫:「5—7世紀拜占庭的吉莫和競技黨」(「The Byzantine Demes and Factions [τὰ μέμη]in the Fifth to the Seventh Centuries」),《拜占庭年鑑》(1945年),M.V.列夫臣柯編,144—227;前言,144—149。這是一篇相當優秀的作品,對於進一步研究上述問題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礎。關於吉莫和競技黨後來的情況,特別是競技黨的作用在7世紀逐漸衰弱的歷史,見G.布拉提亞努(G.Brătianu)「7世紀排猶主義的危機與拜占庭黨派政治的結束」(「La fin du regime des parties à Byzance et la crise antisemite du VIIe siècle」),《東南歐歷史雜誌》,XVII(1941),49—57;迪亞科諾夫:「5—7世紀拜占庭的吉莫和競技黨」,《拜占庭年鑑》(1945),226—227。格雷古瓦在這方面的評價可能不太準確,他說:「事實上,自641年以後,人們再也找不到競技場各黨派之政治作用的痕跡。」,見「碑銘學的注釋」(「Notules epigraphique」),《拜占庭》(布魯塞爾),XIII(1938),175。亦見F.德沃爾尼克(F.Dvornik)「拜占庭的競技黨」(「The Circus Parties in Byzantium」),《拜占庭、後拜占庭雜誌》(Byzantina Metabyzantine),I(1946),119—133。
注423 見狄奧凡尼《編年史》中所記皇帝查士丁尼通過一位傳令官(mandator)與綠黨的激烈對話,德博爾編,181—184;亦見《復活節編年史》(Chronicon Paschal),620—621。參見P.馬斯(P.Maas)「Metrische Akklamationen der Byzantiner」,《拜占庭雜誌》(德文),XXI(1912),31—33、46—51。柏里認為,這裡所指可能是查士丁尼統治的其他時期;見《晚期羅馬帝國史》,II,40頁及注3、72。柏里在第72—74頁轉引了該對話的英文譯文。
注424 見普羅柯比《波斯戰爭》,I,24、35—37;豪里編,I,130;杜因編,I,230—233。
注425 關於尼卡起義,見迪亞科諾夫「5—7世紀拜占庭的吉莫和競技黨」一文中的論述,《拜占庭年鑑》(1945),209—212。
注426 《新律》,30(44),5;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I,268。
注427 H.貝爾:「拜占庭時期埃及的奴隸制地產」(「The Byzantine Servile State in Egypt」),《埃及考古雜誌》(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IV(1917),101—102。貝爾:「埃及農業歷史的一個新時期」(「An Epoch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gypt」),《埃及學研究文集——紀念讓·弗朗索瓦·尚普利昂》(Études égyptologiques dédiées à Jean-François Champolion),263。M.格爾澤:《拜占庭統治下的埃及研究》(Studien zur byzantinischen Verwaltung Aegyptens),32、83—90。A.E.R.博克:「拜占庭在埃及的帝國主義統治」(「Byantine Imperialism in Egypt」),《美國歷史評論》,XXXIV(1928),6。
注428 《新律》,8(16),10;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I,104。
注429 《新律》,8(16),8;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I,102。
注430 《新律》,28(31),5;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I,197。
注431 《新律》,8(16),10;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I,106。
注432 《敕諭》(Edictum),13(96),前言;扎哈利亞編,I,529—530。
注433 格爾澤:《關於拜占庭治下之埃及的研究》,21—36。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342—343。G.茹亞爾:《拜占庭埃及的行政統治》(L』Administration civile de l』Egypte Byzantine) (第2版,1928年),30。
注434 《新律》,33(54),前言;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I,360。
注435 《約翰·馬拉拉斯編年史》,486。如果筆者沒有搞錯的話,柏里的著作中沒有提及此段文字。
注436 《查士丁尼頌》(De laudibus Justini),II,249—250。
注437 約安尼斯·利迪(Joannis Lydi):《論行政制度》(De Magistratibus),III,70;I.貝克編,波恩版,264。R.溫斯克(R.Wuesch)編:《特伊布納希臘羅馬文獻集成》(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 ),162。
注438 迪爾:《查士丁尼》,311。
注439 普羅柯比對這場瘟疫的記載是最完全、原則上是最權威的。在瘟疫流行期間,他正在君士坦丁堡。《波斯戰爭》,II,22—23。亦見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62—66;普羅柯比的描述,見63—64。H.津塞爾(H.Zinsser):《鼠、虱和歷史》(Rates,lice and History),144—149;其中譯自普羅柯比的記載部分,見145—147。
注440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希臘羅馬法制史》,III,3。
注441 Indicopleusters意為「航行至印度的」或「印度洋航海者」。此書由J.麥克林德爾(J.MacCrindle)譯為英文,書名是《一位埃及修士科斯馬的基督教地誌》(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an Egyptian Monk)。見C.比茲雷(C.Beazley)《近代地理學的黎明》(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I,190—196、273—303。對科斯馬著作最全面、最形象的概括介紹,見E.溫斯泰德(E.Winstedt)《印度洋航行者科斯馬的〈基督教地誌〉》(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vi。M.V.阿那斯托斯(M.V.Anastos);「印度洋航行者科斯馬的〈基督教地誌〉寫於亞歷山大城」(「The Alexandrian Origin of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頓巴登橡樹園文獻集》,III(1946),75—80。
注442 印度洋航海者科斯馬:《基督教地誌》,XI;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LXXXIII,445;溫斯泰德編,322;麥克林德爾編,365。
注443 見R.塞維爾(R.Sewell):「印度發現的羅馬貨幣」(「Roman Coins in India」),《皇家亞細亞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XXXVI(1904),620—621。M.克沃斯托夫(M.Khvostoc):《希臘-羅馬時期埃及對東方的商業活動史》(History of Oriental Commerce in Greco-Roman Egypt)230。E.沃明頓(E.Warmington):《羅馬帝國和印度間的商業貿易關係》(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140。
注444 拜占庭貨幣名。——譯者
注445 《基督教地誌》,II;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XXXVIII,116;溫斯泰德編,81;麥克林德爾編,73。
注446 《基督教地誌》,XXI;米涅編,448—449;麥克林德爾編,368—370。這個故事似乎是一個傳說,很像普林尼所記載的,在克勞狄皇帝統治時期來自錫蘭的使者的故事。普林尼(Pliny):《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VI,85。見J.E.騰南特(J.E.Tennent):《錫蘭》(第5版,1860年),I,566。
注447 《拜占庭藝術史,微型畫研究特輯》(Histoire de l』art byzantin considéré principalement dans les miniatures),I,138;俄文版(1876),88。
注448 E.雷汀(E.Redin):《由希臘文及俄文版編譯的印度洋航海者科斯馬的〈基督教地誌〉》(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from Greek and Russian Versions),D.V.阿伊那洛夫(D.V.Aïnalov)編。
注449 W.海德(W.Heyd):《中世紀利凡特貿易史》(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âge),I,10。迪爾:《查士丁尼》,390。R.P.F.M.阿貝爾(R.P.F.M.Abel):「尤塔巴島」(「L』Isle Jotabe」),《聖經雜誌》(Revue biblique),XLVII(1938),520—524。
注450 關於這一點,資料記載並不一致,普羅柯比(《哥特戰爭》,IV,17;豪里編,II,576)把這次冒險事件歸於幾個修士。在《狄奧凡尼歷史摘抄》(Excerpta e Theophanis Historia),波恩版,484。L.丁道爾夫[L.Dindorf]編:《希臘簡史》(Historici Graci minores),I,447中提到,此盜蠶者是一個波斯人。在F.李希霍芬(F.Rchithofen)的,《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後簡稱《中國》)(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一書,II,528—529、550中,對史實和人名的記載甚為混亂,普羅柯比提到的「塞林達」有時被認為是中國的和田。見李希霍芬《中國》,550—551。海德:《中世紀利凡特貿易史》,II,12。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332頁及注1。關於拜占庭絲綢工業歷史的一般狀況,見R.S.洛佩斯(R.S.Lopez)的極其重要的文章「拜占庭帝國的絲綢工業」(「On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史鑑》,XX(1945),1—431,還配有若干幅插圖。
注451 這裡的工坊,原文為factory。顯然,拜占庭時期不可能有現代意義上的工廠,但它顯然也不同於中世紀的手工業作坊,此處用「工坊」,只是遵從國內處理譯名問題的傳統理念。——譯者
注452 J.埃伯索爾特(J.Ebersolt):《拜占庭奢侈品藝術》( Les Arts somptuaries de Byzance),12—13。G:茹亞爾:《拜占庭埃及的行政統治》(第2版,1928年),83。
注453 《狄奧凡尼歷史摘抄》,波恩版,484;《希臘羅馬世界逸事》(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corum),IV,270。
注454 《論建築》,II,1,3;波恩版,209;豪里編,III,2,46。
注455 《論建築》,IX,4,1;波恩版,277;豪里編,III,2,116。
注456 瓦西列夫:《克里米亞的哥特人》,71。
注457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67。
注458 《基督教會史》,I,3;佩涅-史密斯(Payne-Smith)編,3;布魯克斯編,1—2。
注459 《希臘史》,H.F.托澤編,I,298。K.阿曼托斯認為,這種說法多少有些誇張,見《拜占庭國家史》(』Ιστοΐατῦ Βνζαντινοῦ κράτνς)),I,260。
注460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97。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359。施泰因:《查士丁二世和提庇留》,21。S.瓦耶(S.Vaihé):「6世紀突厥人與拜占庭的結盟計劃」(「Projet d』alliance turco-byzantine au VIe siécle」),《東方之聲》,XII(1909),206—214。
注461 對於這次戰爭的記載,見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95—101;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360—369;施泰因:《查士丁二世與提庇留》,38—55。
注462 《敘利亞米凱爾的編年史》(Chronique de Michel le Syrien),J.B.夏博(J.B.Chabot)譯本,II,312。
注463 關於這次戰爭,見施泰因《查士丁二世和提庇留》,58—86(此時提庇留還只是愷撒),87—102(此間,提庇留已經當了皇帝-奧古斯都)。
注464 關於提庇留時期和莫里斯時期的波斯戰爭,見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383—394、426—446;M.J.海金斯(M.J.Higins):《莫里斯皇帝時期的對波斯戰爭,I,年表,附有波斯日曆的簡史》(The Persian War of the Emperor Maurice.I,The Chronology,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ersian Calendar);海金斯:「6世紀末期的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Close of the Sixth Century」),《天主教會歷史評論》(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XXVII(1941),279—315。海金斯心目中的英雄是提庇留,「一個可以在帝國的長期歷史中聳立於諸偉人之中的高大形象」(315);V.米諾斯基(V.Minorsky):「羅馬和拜占庭在阿特羅帕特內的戰爭」(「Roman and Byzantine Canpaigns in Atropatene」),《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通報》(Bulletin of the Schol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XI(1944),244—248(591年的戰爭);P.古伯特(P.Goubert):《前伊斯蘭時期的拜占庭》(Byzance avant l』Islam),80—117。
注465 《尼基烏主教約翰編年史》(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u)(英譯本)。M.佐登伯格(M.Zotenberg)編:《國家圖書館手稿摘要及札記》(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àque Nationale),XXIV(1883),109,430;R.H.查爾斯英譯本,175—176。
注466 塔夫拉里:《薩洛尼卡於14世紀的起源》(Thessalonique des origins au XIVe siécle),101—108。
注467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160—166。G.勒韋迪(G.Reverdy):「希爾德貝爾特二世與拜占庭的關係」(「Le Relations de Childbert II et de Byzance」),《歷史雜誌》(Revue historique),CXIV(1913),61—85。
注468 關於格列高利在君士坦丁堡的僑居生活,見F.杜登《偉大的格列高利:他在歷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Gregory the Great: His Place in History and Thought),I,135—157。格列高利可能於586年被召回羅馬(156—157)。
注469 此處的「他」即指君士坦丁堡牧首,「迅捷者」約翰。——譯者
注470 《書信集》(Epistolae),V,20;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LXXII,746—747欄;《日耳曼歷史文獻,書信集》,I,322(V,37);英譯本:《尼西亞及尼西亞後的教父們》,XII,170—171。
注471 原文作95:11,但此段經文確是在《詩篇》的96:11,全文為:「願天歡喜,願地快樂,願海和其中所有的都歡樂」,故做此修改。——譯者
注472 《書信集》XIII,31;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LXXVII,1281—1282;《日耳曼歷史文獻,書信集》,II,397(XIII,34);《尼西亞和後尼西亞的教父們》,XIII,99。
注473 《大主教傳》(Liber Pontificalis),L.杜切斯內編:I,316。
注474 關於拉文納總督區的形成,見夏爾·迪爾《拜占庭在拉文納總督區的行政統治(568—751年)》(Études sur l』administration Byzantine dans l』exarchat de Ravenne,568—751),3—31。
注475 迪爾:《拜占庭統治下的非洲》(L』Afrique byzantine),453—502。
注476 《拜占庭研究》(Études Byzantines),(軍區制的起源[L』Origine du régime des thèmes])。
注477 古保加利亞人。——譯者
注478 列奧尼達、埃帕米農達和菲洛皮門均為古希臘政治家。——譯者
注479 此處根據瓦西列夫的英文本譯出,在孫秉瑩與謝德風翻譯的湯普遜先生的《歷史著作史》中,對這段引文有不同的譯法。見《歷史著作史》(商務版)第四分冊,第709頁。——譯者
注480 《中世紀莫里亞半島歷史》(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ährend des Mittelaters)(德文版),I,iii—xiv。
注481 《基督教會史》,VI,10;比德和帕芒蒂埃編,228。
注482 《論軍區制》(De Thematibus),II,53。有時,我們可發現另一種譯法:「整個土地淪於奴隸之手,成為蠻族的土地」,因為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在這裡使用了一個不平常的動詞「ἐσθλαβώθῃ」,它可以被譯為「斯拉夫化」,也可譯為「淪為奴隸」。本書作者傾向於前者。
注483 《中世紀莫里亞半島史》,I,208—210。
注484 《自中世紀初至當代的希臘歷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vom Beginn des Mittelalters bis auf die neuere Zeit),I,103—109。
注485 A.A.瓦西列夫:「希臘的斯拉夫人」(「The Slavs in Greece」),《拜占庭年鑑》,V(1898),416—438。自1898年以後,出現了關於這一爭論問題的大量作品;至於這些出版物的詳細目錄,可見A.本(A.Bon)所寫《拜占庭時期的伯羅奔尼撒半島》(Le Péloponnèse Byzantin)(巴黎,1951年),30—31。
注486 關於《聖底米特里編年史》(Acta sancti Demetrii)的意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評述,見格爾澤《拜占庭軍區制的起源問題》(Die Genesis der byzantinischen Themenverfassung),42—64。亦見塔弗拉里《14世紀薩洛尼卡的興起》(Thessalonique des origines au XIVe siede),101。
注487 N.彼得洛夫斯基(Petrovsky):「論法爾梅賴耶理論的起源」(「On the Problem of the Genesis of Fallmerayer’s Theory」),《公眾教育部雜誌》(1913),143、149。
注488 N.彼得洛夫斯基:「論法爾梅賴耶理論的起源」,《公眾教育部雜誌》(1913),164。
注489 米南德(Menander):《著作摘編》(Excerpta),波恩編,43;《希臘歷史殘篇》(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IV,202。塞奧菲拉克塔斯·西莫加特(Theophylact Simocatta):《歷史》(Historia),VIII,13、16;德博爾編,311。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182。
注490 克倫巴赫(K.Krumbacher):《拜占庭文獻史》,249。
注491 Theophanes,舊譯狄奧方。——譯者
注492 關於呂底亞的約翰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性,可見於E.施泰因《關於戴克里先以來「大政區長」一銜的探討》(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Officium der Prätorianenprafektur seit Diokletian)。
注493 希羅克利斯的作品寫於535年之前,見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417;蒙特拉蒂奇(Montelatici):《拜占庭文獻史,354—1453年》,76。
注494 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63—64。
注495 約翰·馬拉拉斯的編年史很可能寫至查士丁尼統治初年,而在一個新的版本中則增加了由作者本人或其他人所寫的續篇。見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435。
注496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326。
注497 馬拉拉斯編年史的第8—18卷的斯拉夫語譯本被M.斯賓卡(M.Spinka)和G.道尼(G.Downey)合作譯成英文。A.T.奧姆斯蒂德(Olmstead)在其書評中寫道:「約翰·馬拉拉斯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差的編年史作者。歷史學家可以責罵他的愚蠢,但又必須使用他的作品,因為馬拉拉斯保存了大量最重要的史實記載,否則它們將會失傳。」《芝加哥神學院叢書》(The 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 Register),XXXI,4(1942),22。
注498 E.W.布魯克斯(E.W.Brookes):《東方教父著作集》(Patrologia Orientalis),XVII(1923),vi。
注499 迪亞科諾夫:《以弗所的約翰和他的教會史著作》,359。
注500 見F.洛夫斯(F.Loofs)《拜占庭的萊昂提烏斯》(Leontius von Byzanz),297—303。W.呂加默(W.Rügamer)《拜占庭的萊昂提烏斯》(Leontius von Byzanz),49—72。
注501 呂加默:《拜占庭的萊昂提烏斯》,72。
注502 此處借用了《聖經·創世記》(28:12)中雅各夢見天梯的典故。書名用的是希臘文的屬格ὁ τῆς κλἰμακος,後被拉丁化為 Climacus,於是,Johnnes Climacus 就成為西方對這位作者名字的傳統拼法。
注503 關於《天梯》一書中許多微型畫的再版,見於G.R.莫里(G.R.Morey)《佛里爾收藏本中的東方基督教繪畫》(East Christian paintings in the Freer Clection),1—30。也見O.M.多爾頓(O.M.Dalton)《東方基督教藝術》(East Christian Art),316。
注504 見埃德華·施瓦茨(Eduard Schwartz)《斯奇索城的西里爾》(Kyrillos von Skythopolis)。
注505 見此兩部書的新版,P.弗里德朗德(Friedländer):《加沙的約翰尼斯和宮廷侍衛長保羅》(Johannes von Gaza und Paulus Silentiarius),227—265;評述:267—305。
注506 《歷史》,V,9;波恩版,296—297;L.A.丁多夫(L.A.Dindorf)編:《希臘簡史》,II,362。
注507 「拜占庭的附屬國」(「Byzantine Servile State」),《埃及考古雜誌》,IV(1917),104—105;貝爾:「大英博物館內的希臘紙草文書」(「Greek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埃及考古雜誌》,V(1917),iii—iv。亦見W.舒巴特(W.Schubart)《草紙學導言》(Einführung in die Papyruskunde),145—147、495。
注508 「埃及的最後一位希臘詩人:狄奧斯庫魯,阿波羅之子」(「Un Dernier poète grec d』Egypte:Dioscore,fils d』Apolls」),《希臘研究雜誌》,XXIV(1911),426、456、469。
注509 F.福克斯(F.Fuchs):《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學府》(Die hüheren Schulen von Konstantinopel),7—8。
注510 關於聖索菲亞教堂的最新作品是E.H.斯維福特(Swift)《聖索菲亞》(Hiagia Sophia)。亦見托馬斯·懷特莫爾(Thomas Whittemore)所著的《關於伊斯坦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中鑲嵌畫的早期報導》(Preliminary Reports on the Mosaics of St.Sophia at Istanbul),始於1933年。
注511 見《君士坦丁堡原始手稿》(Scriptores originum Constantinopolitanarum),T.普萊格爾(T.Preger)編,I,105。
注512 在當代,聖索菲亞大教堂已經作為博物館正式開放,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內部一些拜占庭時期的繪畫也經過整修而重見天日了。——譯者
注513 此處用「Tsagrad」一詞(即帝都)稱呼君士坦丁堡,因此,該書亦可譯為《帝都遊記》。古羅斯人稱拜占庭皇帝為「沙」(Tsa),其發音來自於愷撒(Caesa),後來我國學者將此詞譯為「沙皇」,專指伊凡三世以後的俄羅斯專制統治者。——譯者
注514 「諾夫哥羅德的朝聖者史蒂芬」(「The Pilgrimage of Stephan of Novgorod」),《俄羅斯民間故事》(Tale of the Russian People),T.薩哈洛夫(T.Sakharov)編,II,52。M.N.斯佩蘭斯基(M.N.Speransky):《從14世紀的諾夫哥羅德古典文學中所見到的》(From the Ancient Novegorod Literatur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50—76;引文見53。
注515 《基督教堂的興建》(Ursprung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kunst),O.多爾頓和H.布勞恩赫茨譯,46;見多爾頓《東方基督教藝術》,93。
注516 見M.N.斯佩蘭斯基(M.N.Speransky)「南斯拉夫和俄羅斯文學中關於帝都聖索菲亞大教堂之建築的傳說」(「The South-Slavonic and Russian Texts of the Ta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urch of St.Sophia of Tzarigrad」),《紀念V.N.茲拉塔爾斯基文集》(Memorial Volume in Honor of V.N.Zlatarsky),13—422。V.D.斯米爾諾夫(V.D.Smirnov):《關於聖索菲亞的土耳其傳說》(Turkish Legends on Saint Sophia)。
注517 《君士坦丁堡的聖使徒教堂》(Die Apostelkirche in Konstantinopel),10頁及以下。
注518 多爾頓:《東方基督教藝術》,77—78。
注519 亦見夏爾·迪爾《拉文納》(Ravenne),VIII,132。
注520 見V.貝內塞維奇(V.Beneševič)「關於西奈山上的耶穌變容圖之年代考證」(「Sur la date de la mosaïque de la Transfiguration au Mont Sinaï」),《拜占庭》(布魯塞爾),I(1924),145—172。
注521 見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230—277。
注522 可摺疊的雙聯記事板,自古羅馬時期以來帝國用以表示皇室、權貴和教士的身份。——譯者
注523 《席哈克略皇帝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Emperor Heraclius),XXXII;1862年俄文版,129;F.馬克萊爾(F.Macler)法譯本,108。
注524 見A.佩尼斯(A.Pernier)《席哈克略皇帝》(L』Imperatore Elaclio),44。H.格雷古瓦:「執掌拜占庭皇權的亞美尼亞王朝」(「An Armenian Dynasty on the Byzantine Throne」),《美國季刊》(American Quarterly),I(1946),4—21。他稱582年至713年整個時期是拜占庭歷史上的第一個亞美尼亞時代(8)。
注525 見E.W.布魯克斯「誰是君士坦丁·波戈那圖斯?」(「Who was Constantine Pogonatus」),《拜占庭雜誌》(德文),XVII(1908),460—462。
注526 並沒有使他完全喪失說話能力。
注527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354。
注528 《對波斯戰爭》(De expeditione persica),vss.90—91;I.貝克編:《拜占庭歷史文獻大全》(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rinae),17,該全集在下文中將標明「波恩版」。
注529 《拜占庭國家史》,96。
注530 安提奧庫斯·斯特拉特古斯(Antiochus Strategus):《614年波斯人占領耶路撒冷》(The Capture of Jerusalem by the Persians in the Year 614),N.馬爾(N.Marr)英譯,15;F.C.康尼貝爾(F.C.Conybeare)英譯,《英國歷史評論》,XXV(1910),506。P.皮特斯(P.Peeters):「波斯人攻克耶路撒冷記」(「La Prise de Jerusalem par les Perses」),《聖約瑟夫大學學報》(Mélange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Joseph),IX(1923)。
注531 海倫,即聖海倫,君士坦丁之母,見本書第二章。——譯者
注532 傳說是當年耶穌赴難被釘死於上的十字架。630年(有的學者認為在629年9月4日)重新安置的「真十字架」直到今天還在黎巴嫩。——譯者
注533 見H.樊尚和F.M.阿貝爾《耶路撒冷》,II,Pt.4,926—928。
注534 提圖斯是古羅馬帝國的將軍和皇帝(40?—81年),79—81年在位,70年領兵鎮壓耶路撒冷的起義,攻陷該城後,進行徹底破壞。——譯者
注535 此處的隱修院即lauras,是修道者實行個人的禁慾生活的隱修處,該處的修士們不過集體生活。——譯者
注536 康達可夫:《穿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考古旅行》(An Archeological Journey through Syria and Palestine),173—174。
注537 聶斯脫利教,中國史籍稱「景教」,於635年(唐太宗貞觀九年)傳入中國。——譯者。
注538 這次阿瓦爾人的侵略可能發生在617年。見N.貝恩斯「阿瓦爾人突然襲擊的日期」(「The Date of the Avar Surprise」),《拜占庭雜誌》(德文),XXI(1912),110—128。
注539 伊西多爾的編年史並不準確。西班牙的伊西多爾(Isidori Hispalensis):《大編年史》(Chronica Majora);J.P.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LXXXIII,1056(統治的第5年);T.蒙森:《日耳曼歷史文獻,古典作家》,11;《大編年史》(Chromica Minora),II,479(統治的第16年)。
注540 F.格雷斯(F.Görres):「西班牙西哥特王國海岸的拜占庭領地(554—624年)」(「Die byzantinischen Besitzungen an den Kusten des spanisch-westgothischen Reiches」),《拜占庭雜誌》(德文),XV(1907),530—532。E.布奇爾(E.Bouchier):《羅馬帝國統治下的西班牙》(Spain Under the Roman Empire),59—60。P.古伯特(P.Goubert):「拜占庭與西哥特西班牙(554—711年)」(「Byzance et l』Espagne wisigothique,554—711」),《拜占庭研究》,II,(1945),48—49、76—77。
注541 《拜占庭帝國史》,I,684。
注542 佩尼斯:《席哈克略皇帝》,141—148。J.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史》,III,76—87。
注543 此聲明現保存在《復活節編年史》,724—734;義大利版佩尼斯《席哈克略皇帝》,167—171。
注544 佩尼斯:《席哈克略皇帝》,179。見V.米諾斯基(V.Minorsky):「羅馬人和拜占庭人在阿特羅帕特的戰爭」(「Roman and Byzantine Campaigns in Atropatene」),《東方和非洲研究學會公報》(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XI,2(1944),248—251(626—628年席哈克略的戰爭)。
注545 《席哈克略皇帝》(Emperor Heraclius),帕特卡諾夫(Patkanov)譯本,111;F.馬克萊爾譯本,91。兩位翻譯者在最後的一句中,將「恩賜」(benediction)譯成「禮物」(gifts)。見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I,118頁注1。
注546 《古蘭經》,XXX,I;這一章的題目是「希臘人」,G.塞爾(G.Sale)譯,330—331。(本書提到的《古蘭經》譯文與中文版的《古蘭經》譯文有較大差別。見馬堅《古蘭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309。——譯者)
注547 狄奧凡尼:《編年史》;C.德博爾編,335。
注548 《弗雷德加編年史及其續編》(Chronicarum quae dicunter Fredegarii Scholartici),IV,62。《日耳曼歷史資料集,墨洛溫王室手稿》,II,151。也可見《法蘭克王達格貝爾特一世編年》(Gesta Dagoberti I Regis Francorum),24;《日耳曼歷史資料集》,409。
注549 《編年簡史》(Chronica Minora),I;吉迪(I.Guidi)譯,《東方基督教手稿大全·敘利亞手稿》(Corpus scriptor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ium,Scriptores Syri),ser.III,iv。阿伽比烏斯·德蒙彼傑(Agapius[Mahboub] de Monbidg):《世界史》(Histoire unverselle),A.A.瓦西列夫編:《東方教父全集》,VIII(1912),Ⅱ(2),453(193)。《敘利亞邁克爾編年史》,J.B.夏博譯,II,420。見T.內爾德克(T.Nöldeke):《薩珊時期的波斯和阿拉伯歷史》(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zur Zeit der Sasaniden),391—392。內爾德克:《波斯歷史論文集》(Aufsätze zur persischen Geschichter),129。
注550 《晚期羅馬帝國的法律制度》(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20;J.B.柏里:《文章精選》(Selected Essays),H.坦普利(Temperley)編,109。該觀點受到E.施泰因的反對,見《拜占庭史》(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XXIX(1930),353。
注551 《羅馬帝國衰亡史》,J.B.柏里編,chap.46。
注552 舊譯內志。——譯者
注553 舊譯漢志。——譯者
注554 此處原文如此。本書作者一向認為,羅馬帝國並沒有分裂,拜占庭就是羅馬,只不過後來其語言和核心民族成分發生了變化。因此,歷史上沒有拜占庭這個帝國,這是後人的稱謂。——譯者
注555 從1世紀初起,羅馬帝國為了防禦日耳曼人,開始在多瑙河上設置防線。——譯者
注556 關於敘利亞防線,見R.杜索德(R.Dussaud)《前伊斯蘭時期敘利亞的阿拉伯人》(Les arabes en Syrie avant l’slam),24—56。
注557 《古代東方史》(History of the Ancient East)(第2版,1914年),II,313。
注558 《狄奧凡尼歷史摘編》(Excerptas e Theophanis Historia),波恩版,485;見內爾德克(Nöldeke)《波斯與阿拉伯歷史》(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249—250。C.孔蒂 ·羅希尼(C.Conti Rossini):《衣索比亞史》(Storia d』Ethiopia),199。
注559 本文以下部分對伊斯蘭教與穆罕默德的描述,完全忠實於原作者的觀念,譯者未增減任何個人觀點。——譯者
注560 I.戈德齊赫(I.Goldziher):「伊斯蘭的宗教」(「Die Religion des Islam」),收於《當代文化:東方宗教》(Die Kultur der Gegenwart:Die Religionen des Orient),P.辛內伯格(P.Hinneberg)編,III,1,part 2,102。
注561 同上。
注562 亦譯為雅特里布。——譯者
注563 《當代文化:東方宗教》,III,1,part 2,103。又見P.H.拉芒(P.H.Lammens)「希吉拉時期的麥加」(「La Mecque à la veille de l』hégire」),《聖約瑟夫大學學報》(Mélange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Joseph),IX(1924),439;拉芒:「前伊斯蘭時期阿拉伯半島西部的聖殿」,(「Les sanctuaries prislamiques dans l』Arabie Occidentale」),《聖約瑟夫大學學報》,XI(1926),173。
注564 將「hidjra」一詞翻譯成逃亡不太準確,因為阿拉伯詞根「hadjara」並不含有「逃亡」的意思。該含義是「脫離關係」「離棄自己的部落」「遷移」;見《伊斯蘭教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d l』lislam),II,320—321。
注565 見V.巴托爾德「第一批伊斯蘭清真寺的方位」(「The Orientation of the First Muslim Mosques」),《俄國藝術史研究所通訊》,I(1922),116。C.H.貝克爾:《伊斯蘭教世界的發展及其本質:伊斯蘭研究》(Vom Werden und Wesen der Islamischen Welt: Islamstudien),I,429。
注566 I.戈德齊赫:《伊斯蘭教研究》(Muhammedanische Studien),II,20。
注567 戈德齊赫:「論伊斯蘭教」(「Die Religion des Islam」),《當代文化:東方宗教》(Die Kultur der Gegenwart: Die Religionen des Orients),欣納伯格(Hinneberg)編,III,1,106。
注568 《穆罕默德》(Muhammed),I,123。夏爾 ·迪爾和G.馬爾賽:《395—1018年的東方世界》,176。
注569 《東方歷史研究》(Studi di Storia orientale),III,236、257。
注570 K.居特伯克(K.Güterbock):《拜占庭關於新生伊斯蘭教的論戰》(Der Islam im L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Polemik),6、7、11,67—68。
注571 德博爾編:《編年史》,333。W.艾克內(W.Eichner):「有關伊斯蘭教的拜占庭資料」(「Die Nachrighten über den Islam bei den Byzantinern」),《伊斯蘭教》(Der Islam),XXIII(1936),133—162、197—244。
注572 此處所引《古蘭經》譯文章節,與馬堅所譯中文版《古蘭經》完全不同,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1、175頁。——譯者
注573 凱塔尼:《東方歷史研究》,I,368。
注574 《年代紀》(Annales),L.切克霍編(L.Cheikho):《東方教會文獻全集,阿拉伯文獻》(Corpus Script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ium,Scriptorum Arabici),II,5、I.4。米涅拉丁文譯本:《希臘教父文獻全集》(Patrologia Graeca),CIX,1088。
注575 M.J.德戈傑編(M.J.De Goeje):《淪陷地區的文獻》(Liber expugnationum regionum),137;P.希提(P.Hitti)英譯本。《伊斯蘭國家的起源》(The Origines of the Islamic State),I,211。見巴托爾德文章《東方學院學報》,I(1925),468。
注576 M.J.德戈傑:《敘利亞征服記》(Mémoire sur la conquête de la Syrie)(第2版,1900年),I;C.貝克爾:「薩拉森人在東方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the Saracens—the East」),《劍橋中世紀史》,II,345。
注577 《拜占庭埃及的軍隊組織》(Organisation militarire de l』Egypte Byzantine),119—132。A.E.R.博克:「埃及的拜占庭帝國主義」(「Byzantine Imperialism in Egypt」),《美國歷史評論》,XXXIV(1928),8。.
注578 《對拜占庭統治下埃及的研究》(Studien zur byzantinischen Verwaltung),2。
注579 「阿拉伯對埃及的征服」(La Conquête de l』Égypte par les Arabes),《歷史雜誌》,CXIX(1915),282。G.茹亞爾(G.Rouillard):《拜占庭埃及的行政統治》(第2版,1928年),241—248。
注580 「作為拜占庭之附屬地的埃及」(「The Byzantine Servile State in Egypt」),《埃及考古》,IV(1917),106.
注581 凱塔尼:《東方歷史研究》,I,370—371。
注582 同上書,III,3。
注583 I.戈德齊赫:《伊斯蘭教研究》(Vorlesungen uber den Islam),25。.
注584 「vicar」,此處用詞不甚確切。哈里發的原意是「先知的繼承者」。——譯者
注585 凱塔尼:《伊斯蘭教年鑑》(Annali dell』Islam),I,731—734。於阿爾(Huart)認為穆罕默德的使節覲見「拜占庭皇帝」一事值得懷疑;參見於阿爾《阿拉伯歷史》(Histoire des Arabes),I,145—155。J.馬斯佩羅稱穆罕默德的要求「也許是一個含有歷史內涵的傳說」;《亞歷山大牧首區史》(Histoire des patriarches d』Alesandrie),23。迪爾和馬塞斯(Marçais):《東方世界》(Le Monde oriental),174。
注586 柏里:《羅馬帝國晚期的法律制度》(Constitution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II,261。巴特勒(Butler):《阿拉伯人對埃及的征服》(The Arab Conquest of Egypt),139及以下。
注587 P.K.希提:《阿拉伯史》,164—165。
注588 貝克爾:《劍橋中世紀史》,II,352。貝克爾:《伊斯蘭教研究》(Islamstudien),I,96。P.卡爾(P.Kahle):「中世紀亞歷山大歷史」(「Zur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lichen Alexandria」),《伊斯蘭教》(Der Islam),XII(1922),32—33、35。
注589 即屹立於羅得島港口的阿波羅太陽神巨像,該像建於公元前280年,是世界七大奇觀之一。——譯者
注590 《拜占庭帝國史概要》,951。
注591 「席哈克略時期拜占庭的變化」(「La transformation de l』empire Byzantine sous les Hélaclides」),《學術雜誌》( Journal des Savants),N.S.XV(1917),402。
注592 見A.P.魯達科夫(A.P.Rudakov)《拜占庭文化概要——根據希臘聖徒傳記的材料》(Outlines in Byzantine Culture,based on Data from Greek Hagiography),65。
注593 通常認為是一種用石油等混合而成的高度可燃物,在水面上能充分燃燒起來。——譯者
注594 原文此處為「siphonophore」,屬動物學名詞。指一種深海水母類動物,其源自希臘語「siphno」(管子),「phore」(攜帶),此處借用來說明拜占庭船隻投擲「希臘火」的特製船隻。——譯者
注595 現存一篇涉及「希臘火」之採用的論文,出自馬可·格雷庫斯的手筆,該文毫無疑問是遲自9世紀才用希臘文撰寫而成。它發表在為《馬可·格雷庫斯描述「希臘書」之書》(Liber ignium a Marco Graeco descriptus)的拉丁文譯本里。最好的版本是M.貝爾托洛(M.Berthelot)編的《中世紀化學》(La Chimie au moyen âge),I,100—135,內有一篇法文譯文,和關於此文的準確討論;參見最近出版的亨利·W.L.海姆的《大炮的起源》(The Origin of Artillery),45—63;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636—637,par.9。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柏里編,VI,10頁注22,539—540。由於他們不了解貝爾托洛版的書,遂引用了F.霍費爾(F.Höfer)的舊版《化學史》(Histoire de la chimie),I,491—497。又見馬克斯·雅恩斯(Max Jähns)《從遠古時期至文藝復興的戰爭藝術歷史手冊》(Handbuch einer Geschichte des Kriegswssens von der Urzeit bis zur Renaissance),512—514。C.歐曼(C.Oman):《中世紀戰爭藝術》(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第2版,1924年),II,206、209—210。C.曾格哈利斯(C.Zenghelis):「希臘火」(「Le feu grgeois」),《拜占庭》(布魯塞爾),VII(1932),265—286。尼古拉·D.凱洛尼斯(Nicholas D.Cheronis):「中世紀的化學戰爭,卡利尼庫斯特殊預製的火器」(「Chemical Warfare in the Middle Ages,Kalinikos Prepared Fire」),《化學教育》(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XIV,8(1937),360—365。卡利尼庫斯發現,將硝石加入可引起燃燒的化合物中能增加其易燃的作用,見該書第364頁。
注596 見M.卡納爾(Canard)「歷史和傳說中關於阿拉伯人對君士坦丁堡的進攻」(「Les Expeditiones des Arabs contre Constantinople dans l』histoire et dans la légende」),《亞細亞雜誌》(Journal Asiastique,CCVIII(1926),63—80。卡爾(Kahle):「中世紀亞歷山大的歷史」(「Zur 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 Alexandria」),《伊斯蘭教》(Der Islam),XII(1922),33。
注597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356。
注598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364。
注599 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I,255。
注600 《科爾多瓦的阿爾瓦羅演說。啟蒙的圖書》(Alvari Cordubensis opera.Indiculus luminosus),F.H弗洛里斯(Florez)編:《神聖的西班牙》(España Sagrada),I(1753),274。見J.克拉奇科夫斯基(Kratchkovsky)《西班牙的阿拉伯文化》(The Arab Culture in Spain),11—12。
注601 N.貝恩斯:《埃及考古》,XVIII(1932),90。他引用了L.勒福爾(L.Lefort)「阿拉伯人入侵前埃及文學的最後時代」「Le Littératuve égyptienne aux derniers siècles avont l』invasion arabe」,《埃及編年史》(Chronique d』Egypte),VI(1931),315—323。
注602 《舊約》中的聖山,位於西奈半島,據說是上帝頒布律法之地。——譯者
注603 J.韋爾豪森(J.Wellhausen):《阿拉伯帝國及其衰落》(Das Arabische Reich und sein Sturz),133。巴托爾德文章,《東方學院學報》,I(1925),468—469。
注604 《拜占庭統治下的非洲》,590。
注605 《拜占庭統治下的非洲》,592。E.默西埃(E.Mercier):《北非歷史》(Histoire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I,218。
注606 H.勒克萊爾(H.Leclercq):《基督教的非洲》(L』Afrique chrétinenne),II,321—323。R.巴塞特(R.Basset)說,柏柏爾人當中的本地基督徒12世紀已經被消滅了,見《伊斯蘭教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de l』Islam),I,721。
注607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347。
注608 《小亞細亞、非洲和西班牙的斯拉夫人》(The Slavs in Asia Minor,Africa and Spain),3。
注609 「7世紀比西提亞的斯拉夫人遺物」(「The Slavonic Monument in Bithynia of the Seventh Centure」),《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研究所通報》(Transactions of the Russian Archeological Institute in Constnatinople),VIII(1902),1—2、15。
注610 「保加利亞編年史」(「Bulgarian Chronology」),《科學院俄語和文學部通報》(Izvestia otdeleniya russkago—yazyka i slovesnosti Akademii Nauk),XVII,2(1912),40。茲拉塔爾斯基:《中世紀保加利亞國家史》,I,19—122、135—136。茲拉塔爾斯基認為伊斯佩里奇帶領保加利亞人在7世紀60年代(但是在688年康斯坦斯二世去世之前)定居於今多布羅加的北部(第138頁)。J.莫拉弗斯齊克(J.Moravcsik)關於「奧納格人的歷史」(「Zur Geschichte der Onoguren」),《匈牙利年鑑》(Ungarische Jahrbücher),X(1930),72—73、80、84、89。
注611 保加利亞建國後,其居民不再被稱為保加爾人,而稱為保加利亞人。因為,保加爾人從此改變了其遊牧生活的傳統,成為定居居民。——譯者
注612 L.尼德勒(L.Niederle):《古代斯拉夫人手冊》(Manuel de l』antiqué slave),I,100—101。
注613 見「阿伯巴-普利斯卡的保加利亞古蹟資料」(「Material of Bulgarian Antiquity Aboba-Pliska」),《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研究所通報》,X(1905)。
注614 《拜占庭帝國史》,I,777。
注615 《拜占庭帝國史》,I,729。
注616 喬治·塞得里努斯(George Cedrenus):《歷史概要》(Historiarum compendium)(波恩版),I,762。
注617 指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希臘舊城拜占庭建立新都一事——譯者
注618 也稱為「基督一志論派」。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第四卷,第160頁。1986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譯者
注619 「ἑνέργεια」在希臘語中與英語energy意義相通;「θέλημα」可理解為will,即意願。——譯者
注620 在《天主教神學辭典》(Le 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中,有一篇論述一意派教義的非常好的文章,瓦康(Vacant)和阿芒(Amann)編,X,2,cols.2307—2323。
注621 J.D.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X,1029—1032。K.J.馮·赫弗勒(K.J.von Hefele):《基督教宗教會議史》(A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V,95—96。
注622 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X,1157—1158;赫弗勒:《基督教宗教會議史》,112—113。
注623 馬蒂尼(Martini):《教皇書信集》(Papae Epistola),XVI;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LXXXVII,202。見H.K.曼恩(H.K.Mann)《中世紀早期教皇傳記》(The Lives of the Pop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第2版,1925年),I,pt.1,400。
注624 曼西:《基督教會議文獻補編》(Amplissima collectio concliorum),XI,629—640;赫弗勒,《基督教宗教會議史》,V,175。
注625 曼西:《基督教會議文獻補編》,XI,683—688。
注626 E.W.布魯克斯《英國歷史評論》,XXXIV(1919),117。
注627 希臘文意思是圓形或鐘形屋頂。
注628 Quinisext,意即「五六次基督教全會」。——譯者
注629 見F.格雷斯(F.Görres)「查士丁尼二世與羅馬教宗」(「Justinian II und das rümanische Papstum」),《拜占庭雜誌》(德文),XVII(1908),440—450。
注630 L.杜切斯內(L.Duchesne)編:《大主教傳》(Liber Pontificalis),I,391。
注631 赫弗勒:《基督教宗教會議史》,V,240。
注632 《論軍區》(De thematibus),12。
注633 曼西:《基督教會議文獻補編》,XI,737—738。也見H.格爾澤《拜占庭軍區制的起源》(Die Genesis der byzantinischen Thenenverfassung),10—17。
注634 E.施泰因:「關於波斯和拜占庭的歷史」(「Ein Kapitel vom persischen und vom byzantinischen State」),《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I(1920),76、84。E.達爾科(E.Darkó):「拜占庭帝國的軍事化」(「La militarizatione dell』 Impero Byzantino」),《拜占庭與當代希臘研究雜誌》,V(1939),88—99。
注635 見庫拉科夫斯基論這一問題的文章,《拜占庭》,III,287—431。見L.布萊耶爾文章,《學術雜誌》,N.S.XV(1917),412、505。
注636 《拜占庭帝國史》,I,685—686。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史》,III,395。
注637 施泰因所寫論文:《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I(1920),84—85。
注638 E.施泰因:《查士丁二世與提庇留研究》(Studien der Justinus und Tiberius),140。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論伊蘇里亞王朝的錯誤的改革政策」(「Über die vermeintliche Reformtätigkeit der Issaurier」),《拜占庭雜誌》(德文),XXX(1929—1930),397—400。
注639 見R.洛佩斯(R.Lopez)「7世紀拜占庭法規和日耳曼人以及阿拉伯人對它的接受」(「Byzantine Law in the Seventh Century and its Reception by the Germans and the Arabs」),《拜占庭》(布魯塞爾),XVI,2(1941),445—461。席哈克略的新法典原文見K.E.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38—48。J.澤波斯(J.Zeposz)與P.澤波斯:《希臘羅馬法》(Jus graecoromanum),I,27—29。
注640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09。
注641 所謂「偽丟尼修」,活動時期約在公元500年前後。據說是一位修道士的假名。他寫了許多文章和書信,試圖將新柏拉圖主義的哲學同基督教神學與神秘主義經驗相結合。起到了為基督教會(尤其是西方基督教會)教義理論中的神秘主義體系奠基的作用。——譯者
注642 S.埃彼法諾維奇(S.Epifanovich):《神佑的懺悔者馬克西姆斯與拜占庭神學》(The Blessed Maximus Confessor and Byzantine Theology),137;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63、141。
注643 A.布里連托夫(A.Brilliantov):《從斯科特·埃琉吉那的約翰的著作中所見東方神學對西方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Eastern Theology upon Western as Evidenced by the Works of John the Scot Erigena),50—52。
注644 H.格爾澤:《尼亞波利斯的萊昂提烏斯所著〈亞歷山大里亞主教、慈善的約翰尼斯的崇高生活〉》(Leontios』 von Neapolis Leben des heiligen Johannes des Barmherzigen Erzbischofs von Alexandrien),xli。
注645 夏爾·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329—359。
注646 K.申克(K.Schenk):「皇帝利奧三世的內政」(「Kaiser Leons III Walten im Innern」),《拜占庭雜誌》(德文),V(1896),296及以下。
注647 N.約爾加:「破壞聖像運動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iconoclasme」),《羅馬科學院歷史部通報》(Bulletin de la section historique de l』Académie roumaine),XI(1924),147。
注648 J.A.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史》,III,319。
注649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391。
注650 狄奧凡尼:《三卷編年史》,德博爾編,251。
注651 J.P.米涅,《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1084。
注652 此處的羅曼語即希臘語。——譯者
注653 E.W.布魯克:「阿拉伯原始資料中關於716—718年戰爭的記載」(「The Campaign of 716—718 from Arabic Sources」),《希臘研究雜誌》,XIX(1899),21—22。
注654 Th.I.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史》,II(1),5。
注655 K.E.扎哈利亞·馮·林根諾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55。J.澤波斯和P.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45。
注656 當時阿拉伯國家蘇萊曼哈里發的兄弟(715—717年)。——譯者
注657 雅典將軍及政治家(約前540—489年)。——譯者
注658 J.B.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405;S.蘭普羅斯:《希臘史》(Ιετορἱα Ὲλλάδος),III,729。亦見M.卡納爾(Canard)「阿拉伯人對君士坦丁堡的進攻」(「Les expeditions des Arabes contre Constantinople」),《亞細亞雜誌》,CCVIII (1926),80—102。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羅傑尼圖斯也認為君士坦丁堡里的一座清真寺為馬什拉馬所建。見《帝國行政》(De Administrando imperio),J.J.賴斯克(J.J.Reiske)和J.貝克(J.Bekker)編《拜占庭歷史手稿大全》(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101—102;莫拉弗斯齊克·詹金斯(Moravcsik-Jenkins)編,1949,92。P.卡爾:「中世紀亞歷山大史」(「Zur 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 Alexandria」),《伊斯蘭教論叢》(Der Islam),XII(1922) 。34,X.A.諾米庫(X.A.Nomiku):「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所清真寺」(「τὸ πρῶτο τζαμὶ τῆς Κωνστανινοπόλεως」),見《拜占庭研究年鑑》(Ἐπετηρἱς 『Εταιρεἱας Βνζαντινῶν Σπονδῶν),I(1924),199—201。
注659 巴托爾德文章,《東方學院學報》,I(1925),467—470。
注660 H.拉芒:《倭馬亞朝哈里發穆阿威葉一世統治之研究》(Études sur le regne du califa Omaiyade Moawia I),444。
注661 指穆罕默德於622年從麥加出走到麥地那。該年為伊斯蘭教的紀元元年。——譯者
注662 巴托爾德文章,《東方學院學報》,I(1925),470—471;A.A.瓦西列夫:「東西方中世紀的世界末日思想」(「Medieval Idea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拜占庭》(布魯塞爾),XVI,2(1944),472—473。
注663 在我的《拜占庭帝國史》(1917年俄文版)和英文版第1版(1928年)中,對普瓦提埃戰役的重要意義頗有誇張。亦見A.多普斯克(A.Dopsch)《歐洲文化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entwicklung)(第2版),II,298。
注664 J.韋爾豪森(J.Wellhausen):《倭馬亞時期阿-拜戰爭》(Die Kämpfe der Araber mit den Romäern in der Zeit der Umaijiden),444—445;《伊斯蘭百科全書》中有專章記載巴圖的事跡(I,698)。也見巴托爾德《東方學院學報》,I(1925),470;D.B.麥克唐納德(D.B.Macdonald):「阿拉伯黑暗時期的早期歷史」(「The Earlier History of the Arabian Nights」),《皇家亞洲社會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4),281;卡納爾(Canard):「阿拉伯人對君士坦丁堡的進攻」(「Les expéditions des Arabes contre Constan-tinople」),《亞細亞雜誌》,CCVIII(1926),116—118;W.M.拉姆賽(W.M.Ramsay):「641—964年阿拉伯人征服小亞細亞的企圖及其失敗原因」(「The Attempts of the Arabs to Conquer Asia Minor,641—964 A.D.,and the Causes of Its Failure」),《羅馬科學院歷史部年鑑》,XI(1924),2。在涉及史詩《邊界武士迪吉尼斯》(Digenes Akrites)時,我們還會談及關於艾爾-巴圖的故事。
注665 A.倫巴德(A.Lombard):《拜占庭歷史研究: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五世》(Études d』histoire Byzantine:Constantine V,empereur des Romains),59。
注666 威利巴爾迪(Willibaldi):《傳記》(Vita);G.H.珀茨(G.H.Pertz)編:《日耳曼歷史文獻,手稿》(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Scriptorum),XV,93。
注667 A.A.瓦西列夫:「希臘的斯拉夫人」(「The Slaves in Greece」),《拜占庭年鑑》,V(1898),416—417。
注668 《論軍區》,53—54。
注669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456—457。
注670 K.E.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史》(第3版,1892年),16。P.科林內:「查士丁尼以後至1453年的拜占庭立法」,《劍橋中世紀史》,IV,708(740年3月說)。V.格魯梅爾(Grumel):「論利奧三世《法律選編》公布的日期」(「La Date de la promulgation de l』Ecloge de Leon III」),《東方之聲》,XXXIV(1935),331。
注671 「破壞聖像時期的法規」(「Legislation of the Iconoclasts」),《公眾教育部雜誌》,CXCIX(1878),279—280;亦見V.G.瓦西列夫斯基的著作,IV,163。
注672 C.N.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史綱要》,I.216—218。
注673 D.金尼斯(D.Ginnis):「關於伊蘇里亞朝《法律選編》頒布的日期」(「Das promulgationsjahr der Isaurischen Ecloge」),《拜占庭雜誌》(德文),XXIV(1924),356—357;《羅馬法手冊,伊蘇里亞的利奧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於726年在君士坦丁堡發布的〈法律選編〉》(A Manual of Roman Law,the Ecloga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 of Isauria at Constantinople A.D.726),E.H.弗萊什菲爾德(Freshfield)編,2;C.A.斯普爾伯(Spulber):《伊蘇里亞朝的〈法律選編〉》(L』Eclogue des Isauriens),83。在第81—86頁詳細論述了《法律選編》的頒布日期。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700—800年的狄奧凡尼年表」(「Die Chronologie des Theophanes im 7und 8 Jahrhundert」),《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VII(1930),6頁注。又見E.弗萊什菲爾德《羅馬帝國晚期的羅馬法。伊蘇里亞時期》(Roman Law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The Isaurian Period)。
注674 K.E.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未刊行的希臘-羅馬法典全集。利奧與君士坦丁的〈法律選編〉》(Collectio librorum juris graeco-romani ineditorum.Ecloga Leonis et Constantini)。澤波斯:《希臘-羅馬法》(Jus graeco-romanum),II,11。
注675 《法律選編》,par.11。澤波斯主編:《希臘-羅馬法》,II,13。
注676 即國庫。——譯者
注677 《法律選編》,par.11、13;俄文譯本,瓦西列夫斯基:「破壞聖像時期的法令」(「Legislation of the Iconoclasts」),《公眾教育部雜誌》,CXCIX(1878),283—285;《著作集》(Works),IV,168—169。斯普爾伯(Spulber):《法律選編》,5—9。弗萊什菲爾德(Freshfield):《羅馬法》(Roman Law),68—70,兩者都有英文譯本;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I,14、16、17。
注678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的法律制度》,II,414。
注679 這些法典的問世時期是有爭議的,但也許應確定在876年馬其頓王朝瓦西里一世就任之前的某個時候。見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V,4;E.H.弗萊什菲爾德:《一部羅馬法指南修訂本,〈私法補編〉》,2,斯普爾伯《法律選編》,94—95;還見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第3版,1892年),36(諾曼人統治下南部義大利的《私法補編》)。
注680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未刊行的希臘-羅馬法典全集》,62。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I,237。
注681 在10世紀,即俄國信奉基督教之後不久問世的這本書,規定了使徒教會的教規和全基督教宗教會議的規章,以及東正教拜占庭皇帝們的民法。
注682 《希臘文明史》,205、209。
注683 上述幾部法典於20世紀初在我國教育部重大課題資助下,由東北師範大學的學者譯成了中文。見「《羅得海洋法》譯註」(王小波;《古代文明》,2010年,第3期);「拜占庭《農業法》譯註」(王翹、李強;《古代文明》,2011年,第4期);「拜占庭《軍事法》譯註」(李強、徐家玲,《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譯者
注684 《希臘-羅馬法歷史手稿》(Histoirae Juris Graeco-Romani Delineatio),32。
注685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第3版,1892年),250。這一觀點被瓦西列夫斯基所接受。見「破壞聖像者的法規」(「Legislation of the Iconoclasts」),《公眾教育部雜誌》,CXCIX(1878),97;《著作集》,IV,199。
注686 《拜占庭帝國的農民產業。農業法和修道院文獻》(Peasant Propert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The Rural Code and Monastic Documents),86。
注687 同上書,30。
注688 G.維爾納茨基:「論拜占庭農業法的起源」(「Sur les origins de la Loi agraire byzantine」),《拜占庭》(布魯塞爾),II(1926),173。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拜占庭立法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Die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Entwicklungs-grundlagen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社會經濟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 Geschichte),XXII(1929),133。E.施泰因也傾向於接受這一日期,《拜占庭雜誌》(德文),XXIX(1930),355;F.多爾格反對這一理論,見《歷史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CXLI(1929),112—113。
注689 E.利普西茲:「拜占庭農民和南斯拉夫人的移居地(特別基於〈農業法〉的詳細數據)」(「The Byzantine Peasantry and Slavonic Colonization[Particularly upon the Data of the Roral Code]」),《拜占庭年鑑》(1945),104—105。
注690 《拜占庭帝國史》,I,28。也見A.沃格特(A.Vogt)《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一世(867—886年在位)及9世紀末的拜占庭文明》(Basil Ierempereur de Byzance,867—886 et La civilisation byzantine à la fin du IXe Siècle),378。
注691 任西曼斷言,伊蘇里亞諸皇帝明確地棄用廢除農奴制的政策,從而完成了這些改革。見任西曼《羅曼努斯·雷卡平皇帝和他的統治》(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and His Reign),25。
注692 《拜占庭帝國史》,69;G.B.艾夫斯(G.B.Ives)譯本,56。見迪爾關於8世紀《農業法》的重要性的簡短評論;夏爾·迪爾和G.馬塞斯:《395—1016年的東方世界》(Le Monde Oriental de 395 à 1018),256頁及注23。
注693 《農業法》,見《拜占庭與當代希臘研究雜誌》,XXX(1910),84;XXXII(1912),68—83。C.費里尼編的文本,見《拜占庭雜誌》(德文),VII(1898),558—571;重印於《康塔多·費里尼作品集》(Opera do Contardo Ferrini),I,375—395。
注694 V.N.茲拉塔爾斯基:《中世紀保加利亞國家史》,I,197—200。
注695 見兩部在歐洲和美國鮮有人知道的俄羅斯人著作中涉及上述問題的章節,C.N.烏斯賓斯基:「所謂『農業法』」(「The So-Called 『Rural Code』」),《拜占庭史綱》(Outlines in the History of Byzantium),162—182;A.P.魯達科夫的《拜占庭文化史綱要——根據希臘聖徒傳資料所編》(Outlines in the Byzantine Culture Based on Data of Greek Hagiography),176—198。又見G.維爾納茨基「關於拜占庭農村公社的筆記」(「Notes on the Peasant Community in Byzantium」),《布拉格俄羅斯學術作品集》(Ucheniya Zapiski ornovannyya Russkoy Uchebnoy Kollegiey v Prage),I,2(1924),81—97。但維爾納茨基對前面提到的兩部著作並不了解。還可見N.A.君士坦丁尼斯庫(N.A.Constantinescu)「社會改革還是財政改革?」(「Réforme Sociale ou réforme fiscale?」),《羅馬尼亞科學院歷史學院通報》(Bulletin de la section historique de l』Académie roumaine),XI(1924),95—96。
注696 維爾納茨基:「論拜占庭農業法的起源」(「Sur le origins de la Loi Agraire byzantion」),《拜占庭》(布魯塞爾),II(1926),178—179。
注697 「農業法」,《希臘研究雜誌》,XXXII(1924),71。
注698 W.阿什布爾內(W.Ashburner):《羅得海洋法》(The Rhodian Sea Law),lxxiii、lxxviii、cxiii。
注699 關於這一馬其頓王朝時代的法典,見原書第342—343頁。
注700 《羅得海洋法》,cxii,cxiii。
注701 同上書,cxiii、cxiv。
注702 見H.克雷勒(H.Kreller)論及《羅得法》的文章:「羅得法,關於羅馬海洋法之沿革的探討」(「Lex Rhdia.Untersuchungen zur Quellen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Seerechtes」),《貿易權與破產法雜誌》(Zeitschrift für das Gesamte Handelsrecht und Konkursrecht),XXV(1921),257—367。
注703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法制史》(第3版,1852年),16—17。亦見「6世紀—10世紀的軍事法和軍事科學」(「Wessenschaft und Recht für das Heer vom 6.bis zum Anfang des 10.Jahrhunderts」),《拜占庭雜誌》(德文),III(1894),448—449。
注704 迪爾和科林內持這樣的觀點,即這三部法規是伊蘇里亞王朝時期的作品,見《劍橋中世紀史》,IV,4—5、708—710。但是,柏里在導言中(xiii)談道:按他個人的看法,在阿什布爾內的研究之後,上述觀點是站不住腳的,至少前兩個法典並非屬於伊蘇里亞朝。
注705 《自614年至1057年的拜占庭帝國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DCXIV to MLVII)(第2版,1856年),13—14;H.F.托澤編,II,29。
注706 《拜占庭軍區制的起源》(Die Genesis der byzantinischen Themenverfassung),75。
注707 《拜占庭帝國史》,I,812;II,55—56。
注708 伊本·胡爾達巴的阿拉伯文原件已經被譯成法文。M.J.德戈傑(M.J.de Goeje):《阿拉伯地理學藏書》(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VI,77及以下。格爾澤:《拜占庭軍區的起源》,82及以下;E.M.布魯克斯:「拜占庭各軍區的阿拉伯文名錄」(「Arabie Lists of Byzantine Themes」),《希臘研究雜誌》,XXI(1901),67及以下。也可見10世紀末波斯地理書上的一張拜占庭軍區列表。哈杜德·阿爾-阿拉姆(Hudud al-Alam):《世界各地區。波斯地誌。伊斯蘭紀元372年,即公元982年》(The Regions of the World.A Perisian Geography 372 A.H.-982 A.D.),V.米諾斯基(V.Minorsky)譯,156—158、421—422。
注709 《論軍區》,28。
注710 狄奧凡尼的續寫者:《歷史》,波恩版,6。
注711 庫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I,391—392。E.施泰因:「關於波斯與拜占庭國家的一個問題」(「Ein Kapitel vom persischen und vom byzantinischen State」)《拜占庭與當代希臘研究》,I(1920),75—77。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有關對伊蘇里亞朝的改革作用的推測」(「Über die vermeintliche Reformtätigkeit der Isaurier」),《拜占庭雜誌》(德文),XXX(1929—1930),97。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拜占庭國家史》,105頁及注4。迪爾和馬爾賽:《395—1016年的東方世界》,256。
注712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410。F.多爾格:《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敕諭研究》(Regesten der Kaiserurkinden des oströmischen Reiches),I,no.300,36。E.施泰因:《拜占庭雜誌》(德文),XXIX(1930),355。
注713 A.范米林根:《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城牆及相關歷史遺蹟》,98—99,以及這兩頁中的圖解說明。
注714 Iconoclast,為希臘語詞,意為「聖像破壞者」;另一個名詞Iconodule意為「聖像崇拜者」。
注715 佩帕里哥普洛:《希臘文明史》,188—191。他早些時候在《從遠古到當代的希臘人民史》第3章中亦闡明了同樣的觀點。
注716 K.施瓦茨羅斯(K.Schwarzlose):《聖像之爭,希臘教會內的一場鬥爭,其特點及其政策》(Der Bilderstreit,ein Kampf der Griechischen Kirche um ihre Eigenart und ihre Freiheit),42、46、48、50。
注717 《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105、124、127、128。
注718 《破壞聖像之爭》(La Querelle des images),3—4。
注719 《拜占庭史綱要》,213、237。約爾加:「論破壞聖像的起源問題」,《羅馬科學院歷史部通報》(Bulletin de la section historique de l』Académie roumaine),XII(1924),147—148。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極力反對烏斯賓斯基的這一觀點,見《拜占庭雜誌》(德文),XXX(1929—1930),399頁及注2。
注720 關於破壞聖像運動的最近的論著,見H.勒克萊爾在《基督教考古辭典》(Dictionnaire d』archélogie chrétienne)中的「聖像」條目,VII,180—302;並見Th.I.烏斯賓斯基的《拜占庭帝國史》,II,23—53、89—109、157—174。亦見E.J.馬丁《破壞聖象鬥爭史》(History of the Iconoclastic Controversy);J.馬克斯(J.Marx):《拜占庭皇帝敕令研究》(Der Bilderstreit der byzantinischen Kaiser);G.B.拉德納(G.B.Ladner):「拜占庭破壞聖像鬥爭的起源及其意義」(「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Byzantine Iconoclastic Controversy」),《中世紀研究》(Medieval Studies),II(1940),127—149。L.布萊耶爾:「破壞聖像運動」(「Iconoclasme」),《基督教會史》(Histoire de l』Eglise),A.弗里奇(Fliche)和V.馬丁編,V,431—470(至754年)。該書十分重要,是一部難得的文獻目錄集。
注721 J.D.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II,11(原文Consilium Liberitatum,無解,經查閱曼西原著,此處應是作者筆誤,應是Consillium Eliberitanum,即《埃爾維拉會議文獻集》,XXXVI。——譯者)關於這段文字的另一個解釋,見勒克萊爾《基督教考古學辭典》,VII,215。但是這個文件的存在是很顯然的。關於埃爾維拉宗教會議之法令的可靠性,見A.哈納克(A.Harnack)《尤西比烏斯之前的古代基督教文獻史》(Geschichte der altchristlichen Litteratur bis Eusebis),II。《編年史》(Die Chronologie),II,450中說:「它的可靠性……尚需證實。」關於此會召集的時間,見A.皮加尼奧爾《君士坦丁大帝》,81—82。
注722 《基督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VII,18,4。
注723 此事件的希臘文原文,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對拜占庭破壞聖像歷史的研究》(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Bilderstreiter),74。上述文件的拉丁文本亦見於此書第74頁。另外,P.馬斯:「約翰 ·埃彼法尼烏斯信札中有關破壞聖像的論述」(「Die ikonoclastiche Episods in dem Brief des Epiphanios an Johannes」),《拜占庭雜誌》(德文),XXX(1929—1930),282;還可見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XLIII,390。D.塞拉依斯(D.Serruys)在其《銘文及書法報告集》(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er),I(1904),361—363,反對這一說法,認為此說不可信。同時可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拜占庭國家史》,83—88。但是,H.格雷古瓦在其《拜占庭》(IV(1909),769—770)。F.多爾格在《哥廷根科學通報》(Go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發的文章(1929年,357—358)中對奧斯特洛戈爾斯基的觀點進行了重要的評析。馬斯在《拜占庭雜誌》(德文)(30[1929—1930]),279、286,以及施泰因在《拜占庭雜誌》,29(1928),356亦提到這一點。
注724 《書信集》,IX,105;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LXXVII,105;L.M.哈特曼(L.M.Hartmann)編,《日耳曼修道院資料,書信集》(Mon.Germ.Hist.,Epistolarum),II,195;英譯本《尼西亞和後尼西亞教父》,P.沙夫等人編,2nd,ser.,XIII,23。
注725 《書信集》,XI,13;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LXXVII,1128;哈特曼編《書信集》,VI.,10;《尼西亞及後尼西亞教父文獻集》,XIII,54。
注726 《古蘭經》(馬堅譯)中譯本此段為:「拜像、求籤只是一種穢行,只是惡魔的行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89頁。——譯者
注727 見C.貝克爾《伊斯蘭教世界的發展及其本質:伊斯蘭教研究》,I,446(他斷定葉齊德發布了該項敕令)。
注728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405。約爾加認為這種稱呼是「一個惡意誹謗的綽號」,《羅馬科學院歷史部通報》,XI(1924),143頁注3。
注729 《6、7、8世紀的基督教全體主教公會議》(Ecumenical Council of the Sixth,Seventh,and Eighth Centuries)(第3版,1904年)。
注730 《聖母瑪利亞的肖像研究》(Iconography of the Holy Virgin),II,3。
注731 《哲曼努斯和塔拉修斯,君士坦丁堡牧首》(Germanus and Tarasiu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79。
注732 關於亞美尼亞歷史學家格翁德(Ghevond)所保存的哈里發歐麥爾二世與利奧三世在教義問題討論方面的通信集一事特別重要,但也可能是偽造的,見傑弗里的精闢研究:「格翁德所保存的歐麥爾二世與利奧三世通信集」(Ghevond’s Text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Unar II and Leo III ),《哈佛神學評論》(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XXXVII(1944),269—332。
注733 格列高利二世:《書信集》,XIII,「來自伊蘇里亞皇帝利奧的書信」(「ad Leonem Isaurum imperatorem」),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LXXXIX,521(原文為imperator sum et sacerdos)。格列高利給利奧三世的信件的真偽問題,見L.格拉德(L.Guérard):「格列高利二世致伊蘇里亞朝利奧的信」(「Les Lettres de Grégoire II a Léon L』Isuarien」),《考古和歷史文集》(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X(1890),44—60。亦見H.曼恩(Mann)《教宗傳》(The Lives of the Popes)(第2版,1925年),I,498—502。對我們目前這一議題並不是很重要。無論如何,對於這封信究竟是真跡還是偽造這一問題,各方都有足夠的根據加以說明。見J.B.柏里編輯的吉本著作第5卷,附錄14;赫弗勒-勒克萊爾:《宗教會議史》(Histoires des conciles),III(2),659—664;卡布羅爾(Cabrol):《基督教考古辭典》(Dictionnaire d』archélogie chrétienne),VII(1),248。E.卡斯帕爾(E.Caspar)新出版的格列高利二世的書信,見《基督教會史雜誌》(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LII(1933),29—89,特別是第76頁。最近的研究,更有助於證實該書信的真實性。
注734 孟他努斯派為2—9世紀活動於小亞細亞一帶的基督教異端派別,其創始人孟他努斯6世紀裡遭到查士丁尼鎮壓,其殘餘勢力活動到9世紀。——譯者
注735 《編年史》,德博爾編,404。
注736 有關的近期出版物,見夏爾·迪爾「利奧三世和伊蘇里亞王朝(717—802年)」(「Leo III and the Isaurian Dynasty,717—802」),《劍橋中世紀史》,IV,9。勒克萊爾:《基督教考古辭典》,VII(1),240—241;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史》,II,25及以下。
注737 勒克萊爾:「君士坦丁」,《基督教考古辭典》,III,248(他認為,第二個法令發布於729年)。
注738 安德烈夫:《哲曼努斯和塔拉修斯》,71。
注739 艾哈伯是《舊約》中的人物,約當公元前9世紀在位,曾下令除掉他祖上所造的一切偶像;希律則是《新約》中的老希律王,他在公元前37年到公元前4年在位,以殘虐而聞名。——譯者
注740 《拜占庭帝國歷史研究》(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140。
注741 對於這一日期的確定,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對拜占庭破壞聖像歷史的研究》。14頁注1。《基督教會史》(Histoire de l』Eglise),弗里奇和馬丁編,V,468。此前,人們一般認為會議是在753年召開的。
注742 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XIII,323、346、354、355;赫弗勒:《基督教宗教會議史》,V,313—315;關於對君士坦丁制定的反對聖像崇拜的754年宗教會議的影響的討論,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對拜占庭破壞聖像歷史的研究》,7—29。
注743 《哲曼努斯和塔拉修斯》,96。
注744 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對拜占庭破壞聖像歷史的研究》,29—40。
注745 米涅:《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1120。V.G.瓦西列夫斯基:「小史蒂芬傳」(「The Life of Stephen the Younger」),《著作集》,II,324。
注746 佩帕里哥普洛:《從遠古到當代的希臘人民史》,P.卡羅里茲編,III,703—707。該諷刺詩是11世紀上半期的詩人,米蒂利尼的克里斯多福(Christopher of Mytilene)所作。見《米蒂利尼的詩人克里斯多福》(Die Gedichte des Christo-phoros Mitylenaios),E.庫爾茨(E.Kurtz)編,76—80(no.114);俄文翻譯者D.謝斯塔科夫(D.Shestakov):「拜占庭文化復興的三位詩人」(「The Three Poets of the Byzantine Renaissance」),《喀山大學學報》(Transac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Kazan),LXXII,11—14。
注747 瓦西列夫斯基:「小史蒂芬傳」,《著作集》,II,322。
注748 C.N.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史綱要》,I,228。
注749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445、446。類似的資料亦見於《新殉道者聖羅曼努斯傳》(Life of S.Romanus the Néomartyr)。P.皮特斯:「一篇喬治亞資料所記載的新殉道者聖羅曼努斯(780年5月1日殉道)」(「S.Romain le Neomartyr[† 1 mai 780]d』aprés un document géorgien」),《博蘭會文集》,XXX(1911),413。聖羅曼努斯約730年生於加拉提亞,他離開自己的國家到達東方,被阿拉伯人俘虜,780年在幼發拉底河畔殉難。
注750 《新殉道者聖羅曼努斯傳》,419。
注751 安德烈夫:《哲曼努斯和塔拉修斯》,78。
注752 F.德沃爾尼克(F.Dvornik):《德卡波利特的聖格列高利之一生及9世紀馬其頓的斯拉夫人》(La vie de saint Grégoire de Décapolite et les Slaves Macédoniens au IX siécle),41、58。
注753 《對拜占庭破壞聖像歷史的研究》,38。
注754 《哲曼努斯和塔拉修斯》,98。
注755 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XIII,735—740。(這裡是把君士坦丁五世與他的母親伊琳娜同4世紀的君士坦丁皇帝和他的母親海倫相比。由於君士坦丁大帝在其母親的影響下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才有了後來的地中海「基督教世界」大一統局面。——譯者)
注756 布賴斯(Bryce):《神聖羅馬帝國》(The Holy Roman Empire),50。
注757 阿爾昆在此處指的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六世被他的母親海倫弄瞎了眼睛這件事。
注758 《德意志歷史資料集,書信集》,IV;《加洛林書信集》(Epistolare Carolini Aevi),II,288(no.173)。
注759 W.塞克爾(W.Sickel):「查理大帝加冕,一次法律史上的討論」(「Die Kaiserwahl Karls der Grosen.Eine rechts geschichtlich Erörterung」),《東方帝國史研究通訊》(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ü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 forschung),XX(1899),1—2、3。
注760 A.加斯奎特(A.Gasquet):《拜占庭帝國與法蘭克王權》(L』Empire byzantin et la monarchie franque),284—285。
注761 多爾格:《東羅馬帝國的敕諭研究》,I,41(no.339);對所用的資料文獻做了說明。
注762 「副主祭保羅的詩篇,XII」(「Versus Pauli Diaconi,XII」),《加洛林時期拉丁詩歌全集》(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I,50。
注763 1893年,J.B.柏里寫了一篇論及查理大帝和海倫的很重要的大膽的論文。他在文中試圖推測海倫對800年查理加冕事件的根本想法。見柏里「查理大帝和海倫」(「Charles the Great and Irene」),《赫耳墨雅典娜》(Hermathena),8(1893),17—37。許多學者至今未讀過這一文章。後來,柏里雖然沒有否定自己的看法,但在他所著的《東羅馬帝國史》(317—321)中,在探討查理大帝與拜占庭皇廷之間的談判時,亦略去了對此的論述。見N.貝恩斯《J.B.柏里著作書目提要》(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J.B.Bury),7—8、136。貝恩斯評論柏里的沉默時說:「這是憾事,誰都覺得那應該是一個正確的理論。」
注764 凱澤(Kaiser):《羅馬與重建》(Rom und Renovatio),I,12—13。
注765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475。迪爾拒絕承認這一談判的存在,見《劍橋中世紀史》,IV,24,他提到,在公元800年時,伊琳娜50歲;但柏里在發於《赫耳墨雅典娜》VIII(1893)上的文章「查理大帝和伊琳娜」一文中提到,在794年,海倫只有44歲。奧斯特洛戈爾斯基也懷疑這一談判是否發生,見《拜占庭國家史》,128頁注2。
注766 F.多爾格:「保加利亞汗國和拜占庭帝國」(「Bulgarisches Cartun und byzantinisches Kaisertum」),《第四屆國際拜占庭研究會議文獻》(Actes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études byzantines)(1934,9)。《保加利亞考古學研究所學報》(Bulletin de l』Institut archeologique Bulgare),9(1935),61。G.布拉提亞努(G.Brătianu):《拜占庭經濟和社會史研究》(Études Byzantin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193。
注767 《東羅馬帝國史》(Eastern Ro-man Empire),325。亦見L.哈爾芬《蠻族世界:自大規模入侵到11世紀突厥征服》,243—250。印有 「羅馬人皇帝」這一稱號的印鑑見於8世紀。對此,多爾格談道:「羅馬人的皇帝」這一正式稱號通常出現於812年的官方文獻中,而不會在此之前出現。當然,此前可能偶然使用過。多爾格:《拜占庭雜誌》(德文),XXXVII(1937),579。格雷古瓦:《拜占庭》(布魯塞爾),XI(1936),482。關於這一問題的一般性討論,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拜占庭國家史》,137頁注2。
注768 佩帕里哥普洛:《從遠古到當代的希臘人民史》,III,467。
注769 K.申克:「皇帝利奧三世的內政」,《拜占庭雜誌》(德文),V(1896),289、296。
注770 H.格爾澤:《拜占庭帝國史概要》,960。
注771 柏里:《晚期羅馬帝國史》,II,410。
注772 倫巴德:《拜占庭歷史研究: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五世》,II,410。
注773 《劍橋中世紀史》,IV,26。
注774 《拜占庭帝國史》,II,22。
注775 柏里:《東羅馬帝國史》,viii。
注776 泰白里(Tabari):《年代紀》(Annales),III(2),695;《敘利亞的邁克爾編年史》(Chronique de Michel le Syria),J.B.,夏博譯,III(1),15。E.W.布魯克斯:「阿巴斯朝統治早期的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Byzantine and Arabs in the Time of the Early Abbasids」),《英國歷史評論》(1900),743;以及布拉提亞努(Brâtianu):《拜占庭研究》(Études byzantines),187、191—195(涉及尼斯福魯斯的整體政策)。
注777 curopalates,希臘語κουροπαλάτης,來自拉丁語curapalatii,即宮廷總監之意。該頭銜始自查士丁尼一世時期,初僅封授於皇室成員或姻親。如駙馬。後來也用於封授外族屬國的君主,如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君主(630—1060年有16位領此稱號者)和亞美尼亞君主(635年之後有數位)。因此,在用於拜占庭內部時。可譯聖宮總監,用於外族領主時即用音譯「科羅帕拉蒂」。——譯者
注778 柏里:《東羅馬帝國史》,III,78。
注779 《敘利亞的邁克爾編年史》,夏博譯,III(1),72。
注780 見H.格雷古瓦「牧首福修斯新論」(「Du Nouveau sur le Patriarche Photius」),《比利時皇家學會分類文獻通報》(Bulletin de la classe des letter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XX(1934),38—39。在其他一些文章和研究報告中,格雷古瓦強調了同一觀點。
注781 A.A.瓦西列夫:《860—861年俄國人第一次進攻君士坦丁堡》(The First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 in 860—861)。
注782 這個故事被阿拉伯人編年史家泰白里保留在其《年代紀》中,德戈傑編,III,1451;俄文譯本。亦見A.A.瓦西列夫《拜占庭與阿拉伯人》,I,188;附錄,58。V.R.羅森(V.R.Rosen):《保加利亞人的屠殺者——皇帝瓦西里二世》(The Emperor Basil Bulagroctonus),147。A.A.瓦西列夫:《拜占庭與阿拉伯人》,法文譯本,I,321—322。迪爾和馬賽:《395—1081年的東方世界》,I,320頁注135。柏里:《東羅馬帝國史》,英文版,280—281。
注783 邁克爾皇帝給西方皇帝虔誠者路易的一封信,見巴羅尼(Baroni)《基督教會年代紀》(Annales ecclesias-tici),泰奈爾(Theiner)編,XVI,63;吉尼西烏斯(Genesius),波恩版,33。
注784 狄奧凡尼續作者:《歷史》,波恩版,53。
注785 同上。
注786 關於托馬斯起義的最詳細的批判性記載,可參看瓦西列夫的《拜占庭與阿拉伯人》,21—43;法文版,23—49。柏里:《東羅馬帝國史》,84—110。Th.I.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史》,II(1),279—292。筆者法文版《拜占庭帝國史》的編者曾提及,筆者認為托馬斯是亞美尼亞人血統(26)。這種說法不確實。事實上,筆者一直認為托馬斯是斯拉夫人。
注787 芬利:《希臘史》,托澤編,II,133;柏里:《東羅馬帝國史》,II,110。
注788 見瓦西列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82—92;法文版,103—104;柏里:《東羅馬帝國史》,254、472—477。關於凱旋式的描述,見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拜占庭禮儀制度》,503—507。
注789 雅庫比(Yaqubi):《歷史》(Historiae),M.Th霍茨馬(Houtsma)編,II,573;瓦西列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附錄9;法文版,274。
注790 瓦西列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113—117;法文版,37—43。柏里:《東羅馬帝國史》,260—262。關於凱旋式的記載,見《拜占庭禮儀制度》,507—508。
注791 泰白里:《年代紀》,III,1236;俄文版,見瓦西列夫《拜占庭與阿拉伯人》,附錄,30;法文版,249—295。關於阿莫里亞朝對阿拉伯人進攻的最詳細的記載,見泰白里的阿拉伯文版《年代紀》,III,1236—1256;俄文版,30—46;法文版,295—310。至於這次戰爭的總的情況,見瓦西列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俄文版,119—140;法文版,144—177。柏里:《東羅馬帝國史》,262—272。柏里:「838年穆塔希姆穿越安納托利亞的軍事遠征」(「Mutasim’s March Thorugh Cappadocia in A.D.838」),《希臘研究雜誌》,XXIX(1909),120—129。
注792 見《阿莫里亞的42名殉道者記事》(Acta 42 martyrum Amoriensium),V.G.瓦西列夫斯基和P.尼基汀編:《皇家科學院學報》(Transaction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VIII ser.,VII,2(1905),35。有希臘文和俄文的詳細評註。該「記事」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歷史資料。見柏里《東羅馬帝國史》,271—272。亦見《一篇關於阿莫里亞42名殉道者生平的希臘文記載》(A Greek Text of the life of 42 Martyrs of Amorion),根據巴黎國家圖書館手稿第1534號所編,編者A.A.瓦西列夫,《皇家科學院學報》,VIII ser.,III,3(1898),16。
注793 瓦西列夫:《拜占庭與阿拉伯人》,II,199—201;柏里:《東羅馬帝國史》,III,283—284。
注794 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拜占庭宮廷禮儀》(The Ceremonial Book of 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I,69;波恩版,332—333。見J.B.柏里「關於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描寫宮廷禮儀的著作」(「The Ceremonial Book of 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英國歷史評論》,XXII(1907),434。
注795 《布魯塞爾秘密檔案》,《拜占庭編年史手稿11376號》(Anecdota Bruxellensia,I.Chronoiques Byzantines du Manusceit 11376),F.庫蒙特(F.Cumont)編,33。
注796 見《世界教會年曆》(Kalendaria Ecclesiae Universae),I,240—243;IV,9。
注797 《俄羅斯教會史》(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hurch),I(1),21—22(第2版,1901年),II(1),40。
注798 《關於羅斯人入侵的布道詞》(In Roussorum incursionem Homilae),I—II,《維也納古典辭書》,A.納烏克(A.Nauck)主編,202、209、221。
注799 很難說清楚,克里特島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時間是在823年還是825年,參見瓦西列夫《拜占庭與阿拉伯人》,45—53;關於這一時期,亦見該書49頁注1;法文版,49—61。柏里:《東羅馬帝國史》,287—291。布魯克斯的一篇文章在以批判眼光研究史料方面特別有意義,該文認為這一征服是在828年。E.布魯克斯:「阿拉伯人占領克里特」(「The Arab Occupation of Crete」),《英國歷史評論》,XXVIII(1913),432。
注800 關於歐菲米烏斯的起義,見F.伽伯托(F.Gaboto)《歐菲米烏斯使義大利脫離拜占庭的分離運動》(Eufemio il movimento separatista nella Italia byzantina)。亦見瓦西列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56—75;法文版,61—88。柏里:《東羅馬帝國史》,294—302、478—480。當然,阿瑪利(Amari)的基礎性的著作是不可缺少的資料。
注801 伽伯托:《歐菲米烏斯使義大利脫離拜占庭的分離運動》,6—7。瓦西列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73—74。法文版,85。亦見M.阿瑪利《西西里穆斯林的歷史》(Storia der Musulmani di Sicilia),I,282;(第2版,1933年),412。
注802 J.蓋伊(J.Gay):《南部義大利與拜占庭帝國》(L』Italie Méridionale et l』Empire Byzantin),5—6。
注803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486。
注804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491。塞德來尼(Cedreni):《簡史》(Historiarum compendium),波恩版,II,42。
注805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503。
注806 柏里:《東羅馬帝國史》,339—354。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史》,II(1),259—263。S.任西曼:《第一保加利亞帝國史》(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51—70。
注807 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史》,II(1),263。
注808 見J.B.柏里「814年的保加利亞和約與色雷斯地區的大界牆」(「The Bulgarian Treaty of A.D.814 and the Great Fence of Thrace」),《英國歷史評論》,XXV(1910),276—287。
注809 「保加利亞古典資料阿博巴-普利斯卡」(「Materials for Bulgarian Antiquities,Aboba-Plisca」),《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學院學報》,V(1905),197。亦見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史》,II(1),453。
注810 關於保加利亞皈依基督教的最新論述,見F.德沃爾尼克(F.Dvornik)《9世紀的斯拉夫人、拜占庭及羅馬》(Les Slaves,Byzance et Rome au IXe siècle),184—195;V.茲拉塔爾斯基:《中世紀保加利亞國家史》,I(2),31—152。S.任西曼:《第一保加利亞帝國》,104(在涉及865年9月的事件時,提到了茲拉塔爾斯基的著作)。A.瓦伊蘭特(Vaillant)和M.拉斯卡利斯(Lascaris):「關於保加利亞人接受基督教的日期的討論」(「La Date de la conversion des Bulgares」),《斯拉夫研究雜誌》(Revue des études slaves),8(1933),13(864年)。Th.I.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史》,II,451—479,該書強調,保加利亞人皈依基督教是在865年。
注811 《萊昂·巴爾達斯之子的匿名作者手稿》(「Scriptor incertus de Leone Bardae filio」),波恩版,349。
注812 關於這次會議,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對拜占庭破壞聖像歷史的研究》,46—60。
注813 指西派羅馬教會。——譯者
注814 M.D.塞呂斯(M.D.Serruys):「815年的破壞聖像會議決議」(「Les actes du Concile Iconoclaste de l』an 815」),《考古學及歷史學文集》(Mélagnes d』archéologire et d』histoire),XXIII(1903),348—349。奧斯特洛戈爾斯基的較近期的更好的著作:《對拜占庭破壞聖像歷史的研究》,48—51。
注815 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對拜占庭破壞聖像歷史的研究》,56。
注816 吉尼西烏斯(Genesius):《權力》(Regna),波恩版,17—18;亦見狄奧凡尼續作者《歷史》,波恩版,30。
注817 見A.多布羅克龍斯基(A.Dobroklonsky)《神佑的斯圖迪恩修道院院長,懺悔者狄奧多爾》(Blessed Theodore the Confessor and Abbot of Studion),I,850。
注818 格爾澤:《拜占庭帝國史概要》,967;施瓦爾茨羅斯(Schwarzlose):《溫和的鬥士》(Der Bilderstreit),72;特爾諾夫斯基(Ternovsku):《希臘東方教會》(The Graeco-Eastern Church),487。
注819 N.格羅蘇(N.Grossu):《神佑的斯圖迪恩的狄奧多勒》(The Blessed Theodore of Studion),151。
注820 多布羅克龍斯基:《神佑的斯圖迪恩修道院院長,懺悔者狄奧多勒》,I,849。
注821 多布羅克龍斯基:《神佑的斯圖迪恩修道院院長,懺悔者狄奧多勒》,850。
注822 柏里:《東羅馬帝國史》,III,140—141。
注823 大齋日,即復活節前40天的禮拜日,這一天人們舉行宗教儀式和狂歡活動,隨後即進入齋期。——譯者
注824 見C.德博爾:「羅斯人對拜占庭的進攻」(「Der Angriff der Rhosauf Byzanz」),《拜占庭雜誌》(德文),IV(1895),449—453。瓦西列夫:《拜占庭與阿拉伯人》,附錄,142—146;法文版,418—421(關於恢復正統信仰的時間問題)。根據一些較可靠的資料,C.魯帕勒夫(Loparev)強調,正統信仰的恢復並不是在843年3月11日,而是在這一年的4月11日:「可視為拜占庭歷史資料的8、9世紀的聖徒傳記」(「Hagiography of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拜占庭雜誌》,II(1916),172頁注1。
注825 布萊耶爾:《關於聖像崇拜之爭》(La Querelle des images),40。
注826 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史》,II(1),358。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拜占庭國家史》,53、59。
注827 《對聖母瑪利亞肖像的研究》(Iconography of the holy Virgin),II,5。
注828 見夏爾·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340;(第2版,1925年),I,366。
注829 柏里:《東羅馬帝國史》,III,430。
注830 見W.羅思(W.Wroth):《不列顛博物館所藏拜占庭貨幣目錄》,I,xciii;O.M.多爾頓:《東方基督教的藝術》(East Christian Art),224。
注831 這是基督教天主教會與東正教會分歧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東正教信仰者中,人們嚴格按照尼西亞信經和卡爾西頓信經的原則,強調聖三位一體中的聖靈「來自聖父」,而在天主教中,後來因強調基督耶穌的首生地位,而將此句改為「來自聖父和聖子」。雖然,後來東正教會對這一原則表示了妥協,但它卻構成基督教會於1054年正式分裂時的一個重要的教義方面的原因。——譯者
注832 辛塞魯斯(Sycellus)是拜占庭帝國內授予極有名望的修士的尊號,其原意為「與靜室為伴者」。
注833 關於辛塞魯斯,見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的「狄奧凡尼」一文,見《古代科學文化知識百科全書》(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A.F.保利,(A.F.Pauly)、G.威索瓦(G.Wissowa)編,II(1934),2127—2132。
注834 見米涅《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205以下。
注835 R.布賴克(R.Blake):「論君士坦丁堡牧首尼斯福魯斯一世的文學生涯」(「Note sur l』actovite litteraire de Nicephore Ier,patriarche de Constantinople」),《拜占庭》(布魯塞爾),XIV(1939),1—15。
注836 阿伊那洛夫:「喬治·哈馬托魯斯的編年史」(「La Chronique de George Hamartolus」),《第二屆國際拜占庭研究會文集》(Compte-rendu du deux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études byzantines)(1927),127—133。
注837 關於這方面的一部重要的同時代著作,見H.格雷古瓦「新發現的亞美尼亞的利奧時期一位匿名作者的手稿」(「Un nouveau fragment du Scriptor incertus de leone Armenio」)一文,《拜占庭》( 布魯塞爾),XI(1936),417—428。格雷古瓦認為,「拜占庭編年史的新發現手稿的作者;『亞美尼亞的利奧時期的匿名作者』是馬拉拉斯著作的最後一個續作者」,見《比利時皇家學會分類文獻通報》,XXII(1936),420—436。
注838 修道士喬治:《編年史》,C.德博爾編。
注839 V.M.伊斯特林(V.M.Istrin):《喬治·哈馬托魯斯編年史的古斯拉夫-羅斯文版本》(The Chronicle of George Hamartolus in Its Old Sloueno-Russian Version)。
注840 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對拜占庭破壞聖像歷史的研究》,7—14。
注841 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XIII,430。
注842 M.朱吉(M.Jugie):「大馬士革的聖約翰的生活」(「La vie de S.Jean Damascène」),《東方之聲》,XXIII(1924),137—161。O.巴登維爾(Bardenhewer):《古代教會文獻史》(Geschichte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atur),V,51—65。
注843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886—890。
注844 J.B.奧克內爾(J.B.O』Conner):「大馬士革的約翰」,《大公教會百科全書》,VIII,459—461。
注845 大馬士革的聖約翰:《巴爾拉姆和約瑟法特》,C.R.伍德沃德(C.R.Woodward)和H.馬丁利(H.Mattingly)英譯本,7。
注846 即詩行中的頭一個詞或最後一個詞能重新組合成一首詩的文體。——譯者
注847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16;亦見柏里:《東羅馬帝國史》,81—83。
注848 參見F.福克斯《中世紀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學府》,18;福克斯認為巴爾達斯建立的學府是一種新型的學園。關於利奧三世燒毀了君士坦丁堡大學及大學圖書館和大學裡的教授們的傳說,僅僅是後人的杜撰。見布萊耶爾「君士坦丁堡的高等教育歷史探索」(「Notes sur l』histoire de l』enseignenment supérieur à Constantinople」),《拜占庭》(布魯塞爾),IV(1929),13—28;III(1927),74—75。福克斯:《中世紀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學府》,9—11(參考書目)。
注849 西梅恩·馬吉斯特(廷臣西梅恩):《邁克爾與狄奧多拉》(De Mihaele et Theldora),chap.31,670。
注850 柏里:《東羅馬帝國史》,III,445。
注851 此處的希臘文原意是「千卷書集」。——譯者
注852 柏里:《東羅馬帝國史》,III,446。
注853 《書信集》,II;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III,37;亦見柏里《東羅馬帝國史》,III,439。
注854 狄奧凡尼的續作者:《歷史》,波恩版,190;柏里:《東羅馬帝國史》,436—438。
注855 狄奧凡尼的續作者:《歷史》,波恩版,438;也可見F.福克斯《中世紀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學府》,18。
注856 在蠻族大遷徙時期,由於汪達爾人對羅馬城的進攻和對文化的破壞,導致西方語言中一個成語的出現,即稱破壞人類文化成果的行為是「汪達爾主義」,這裡為了敘述的順暢,筆者改為「汪達爾人行為」。——譯者
注857 O.M.多爾頓:《拜占庭藝術與考古》,14。
注858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第2版,1925年),379—381;多爾頓:《東方基督教會藝術》,309;
注859 《拜占庭藝術手冊》(第2版,1925年),I,385—386;多爾頓:《拜占庭藝術和建築》,16;亦見柏里《東羅馬帝國史》,429—434。
注860 見A.瓦西列夫「馬其頓的皇帝瓦西里之出身淵源考」(「The Origin of Empiror Basil the Macefonian」),《拜占庭年鑑》(俄文),XII(1906),148—165。
注861 A.沃格特:《瓦西里一世與9世紀晚期的拜占庭文明》(Basile I,et la civilization Byzantine a la fin du IXesiècle)(以下簡稱《瓦西里一世》),21頁注3。見N.阿東茲(N.Adonz)「皇帝瓦西里(867—886年在位)的出身及其年齡」(「L』âge et l』origine de l』empereur Baeile I」),《拜占庭》(布魯塞爾),IX(1934),223—260(認為他是亞美尼亞人)。西拉爾皮·德內爾塞西亞(Sirarpir der Nersessian):《亞美尼亞與拜占庭帝國》(Armenia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20。目前,關於瓦西里是亞美尼亞血統的觀點已經被普遍接受。
注862 A.帕帕多布魯斯-凱拉梅烏斯(A.Papadpoulos-Kerameus):《特拉布松帝國歷史起源》(Fonts historiae Imperii Trapezuntini),79。見N.A.比斯(Bees)「關於馬其頓王朝皇帝瓦西里一世之出身民族的重要問題」(「Eine unbeachtete Quelle über die Abstammung des Kaisers Basilios I,des Mazedoniers」),《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IV(1923),76。
注863 A.沃格特:「智者利奧六世的青年時代」(「La jeunesse de Leon VI le Sage」),《歷史雜誌》(Revue Historique),CLXXIV(1934),389—428。
注864 St.任西曼:《皇帝羅曼努斯·雷卡平及其統治》(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and His Reign),對雷卡平的人品和他的作為給予了極高的評價,238—245。
注865 按照拜占庭人和後世多數拜占庭學者的觀點,拜占庭帝國始終沒有脫去其羅馬帝國的軀殼,其統治者一直以「羅馬人」自稱。這是地中海一統世界的「幽靈」頑強存在於歐洲的一個具體事例。——譯者
注866 法蘭克帝國於843年分裂後,領皇帝銜的羅退耳繼承了義大利,他死後,其領土在三個兒子之間瓜分,其長子路易二世承皇帝位,稱路易二世。——譯者
注867 《修士狄奧多西關於敘拉古之失陷致司祭利奧的書信》(Θε οδοσίου Μοναχοῦ καὶ γραμματικοῦ ἐπιστολὴ πρὸς Αέοντα Διάκονον Περὶ πῆς ἁλὠσεως Σνρακ ούσης),哈斯(Hase)編,180—181;C.祖來提(C.Zuretti)編,167。見A.A.瓦西列夫:《拜占庭與阿拉伯人》,II,59—68。
注868 沃格特:《瓦西里一世》,337。參見《劍橋中世紀史》,IV,54。
注869 「薩洛尼卡淪陷紀實」(「De excidio Thessalonicensi narratio」),貝克編:《拜占庭歷史資料大全》,487—600。見瓦西列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2,143—153。A.斯特拉克(A.Struck):「記904年薩拉森人攻陷薩洛尼卡之戰」(「Die Eroberung Thessalonikes durch die Sarszenen im Jahre 904」),《拜占庭雜誌》(德文),XIV(1905年),535—562。O.塔弗拉里:《14世紀薩洛尼卡的興起》,143—156。
注870 《拜占庭宮廷禮儀》,II,44;波恩版,651。
注871 《書信集》,I;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I,28。見J.赫爾根洛特爾(J.Hergenröther)《佛提烏,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Photius,Patriarch von Constantinopel)(以下簡稱《佛提烏》),2,600;瓦西列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附錄,197。
注872 瓦西列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附錄,219。
注873 狄奧凡尼的續作者:《歷史》,波恩版,427—428。
注874 任西曼:《皇帝羅曼努斯·雷卡平及其統治》,69、135、241—249。
注875 10—11世紀出現於西亞地區,以摩蘇爾和阿勒頗為中心的阿拉伯人一支哈姆丹人建立的地方王朝。——譯者
注876 基督教傳說中,在耶穌赴難途中,幾位婦女用手帕給耶穌擦臉,卻留下了他的頭部肖像,此後,這張帕子被稱為「聖面」,在基督教會內部受到保護和崇拜。——譯者
注877 任西曼:《皇帝羅曼努斯·雷卡平及其統治》,145。在M.卡納爾所寫的《賽伊夫-阿迪-道拉》一書中有著豐富的阿拉伯史料收藏提及賽伊夫-阿迪-道拉的事跡。
注878 任西曼:《皇帝羅曼努斯·雷卡平及其統治》,146。
注879 同上書,146—150。
注880 關於這次遠征,見瓦西利夫《拜占庭與阿拉伯人》,II,279—286
注881 《10世紀的希臘帝國。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L』Empire grec au dixième siècle.Constantin Prophyrogénète),436。
注882 A.M.謝潑德(A.M.Shepard):《拜占庭收復克里特島(960年)》(The Byzantine Reconquest of Crete(960AD)),1121—1130。
注883 《地理學詞典》(Geographisches Wörterbuch),韋斯藤菲爾德(Wöstenfeld)編,III,527。見V.巴托爾德文章,《東方學院學報》,I(1925),476。
注884 G.施倫伯格:《10世紀的拜占庭皇帝,尼斯福魯斯·福卡斯》(Un empereur byzantin au dixième siècle.Necèphore Phocas),723。
注885 該協議內容保存在13世紀阿拉伯歷史學家卡馬爾-阿迪-丁(Kamal-ad-Din)的著作中。見G.弗里塔格(G.Freytag)《薩阿德-阿爾達拉在阿勒頗城的統治》(Regnum Saahs-Aldaulae in oppido Halebo),9—14。拉丁譯本,波恩版,助祭利奧(Leo the Deacon):《歷史》,391—394。
注886 《安條克的雅希亞-伊本-賽義德的年代紀》(Histoire de Yahya-ibn-Said d』Antioche),J.克拉奇克夫斯基(J.Kratchkovsky)和A.A.瓦西列夫編輯和翻譯《東方教父文獻全集》,XVIII(1924),825—826(127—128);L.切克霍(L.Cheikho)編,135。
注887 助祭利奧:《歷史》,V,4;波恩版,81。
注888 E.都拉里耶(E.Dularier):「埃德薩馬休的編年史」(「Chronique de Matthieu d』Edesse」),《亞美尼亞歷史文獻》(Bibliotheque historique armetnienne),16—24。Chr.庫楚克-約內索夫(Kuchuk-Ioannesov):「皇帝約翰·齊米西斯致亞美尼亞王阿舍特三世的信」(「The Letter of Emperor John Tzimisces to the Armenian Kong Ashot III」),《拜占庭年鑑》,X(1903),93—101。
注889 都拉里耶:「埃德薩馬休的編年史」,20;庫楚克-約內索夫:「皇帝約翰·齊米西斯致亞美尼亞王阿舍特三世的信」,上引《拜占庭年鑑》,98。
注890 都拉里耶:「埃德薩馬休的編年史」,22;庫楚克-約內索夫,「皇帝約翰·齊米西斯致亞美尼亞王阿舍特三世的信」,上引《拜占庭年鑑》,100。
注891 見巴托爾德文章,《東方學院學報》,I(1925),466—467。他說,該書信中關於入侵巴勒斯坦的記載純系胡言亂語,完全不可信。
注892 喬治·哈馬托魯斯:《續作者》,E.穆拉爾特(E.Muralt)主編,865。
注893 各各他,即《新約》中所記載的耶穌受難地,亦稱骷髏地。——譯者
注894 V.羅森(V.Rosen):《保加利亞人屠夫瓦西里皇帝》(The Emperor Basil Bulgaroctonus),46;俄文版,48。《安條克的雅希亞-伊本-賽義德的年代紀》,切克霍編,196。
注895 見巴托爾德文章,《東方學院學報》,I(1925),477。這裡最好的資料是來自雅希亞的記載。
注896 見前面涉及埃德薩第一聖跡「聖面」的記載。
注897 雅希亞:《歷史》,切克霍編,270—271;《伊本-阿爾-阿希爾》,托恩伯格編,IX,313。見巴托爾德文章,《東方學院學報》,I(1925),477—478。
注898 本處原文是Nasiri-Khuseau,但隨後的注釋中為Nasir-i-Khusrau;因在文中做此糾正。——譯者
注899 拿西爾-伊-庫斯勞:《敘利亞和巴勒斯坦遊記》(A Diary of a Journey Throuth Syria and Palestine),居伊·勒斯特朗吉(Guy le Strange)譯,55—56。
注900 N.阿東茲(N.Adonz):《查士丁尼時代的亞美尼亞》(Armenia in the Epoch of Justinian),3—4。
注901 「高加索文化區和亞美尼亞」(「The Caucasian Cultural World and Armenia」),《公眾教育部雜誌》,LVII(1915),313—314;見巴托爾德文章,《東方學院學報》,I(1925),467。
注902 讓·加特力克斯(Jean Catholicos):《亞美尼亞歷史》(Histoire d』Arménie),A.J.聖馬丁(A.J.Saint-Martin)譯,126。
注903 瓦西列夫:《拜占庭與阿拉伯人》,83—84;J.勞倫特:《自阿拉伯征服到886年處於拜占庭和穆斯林之間的亞美尼亞》(L』Arménie entre Byzance et l』Islam depuis la conquête arabe jusqu』en 886),282—283。格魯塞(Grusset):《亞美尼亞史》(Histoire de l』Amenie)(巴黎,1947年),394—397。
注904 關於這一時期的情況,見任西曼《皇帝羅曼努斯·雷卡平及其統治》,125—133、151—174。
注905 J.勞倫特(J.Laurent):《1081年以前西亞地區的拜占庭與塞爾柱突厥人》(Byzance et les Turcs Seljoucides dans l』Asie occidental jusu』en 1081),16—18。關於這次瓦西里征伐亞美尼亞的詳細情況及瓦西里與阿拔斯人及伊庇利亞人之間的關係,見G.施倫伯格(G.Schlumberger)《10世紀末期拜占庭的輝煌業績》(L』Épopée Byzantine a la fin du dixième siècle),II,498—536。格魯塞:《亞美尼亞史》,547—580。
注906 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Nicholas Mystici):《書信集》(Epistola),XX;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XI,133。
注907 關於馬扎爾人的起源問題十分複雜,很難確定他們究竟起源於芬-烏格爾人還是突厥人。見J.B.柏里《東羅馬帝國史》,III,492;《劍橋中世紀史》,IV,194—195。J.莫拉弗斯齊克(J.Moravicsik):「匈牙利人的起源問題研究」(「Zur Geschichte der Onoguren」),《匈牙利年鑑》(Ungarische Jahrbücher),X(1930),86、89。C.A.馬卡特尼(C.A.Macartney):《9世紀的馬扎爾人》(The Magyars in the Ninth Century),176—188。我還沒有讀過J.齊涅(Szinnyei)所著的《匈牙利人的起源問題,其語言和文化》(Die Heikunft der Ungarn,ihre Sprach und Urkultur)。
注908 《自9世紀到10世紀初的摩拉維亞和馬扎爾人》(Moravia and Magyars from the Ninth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Tenth Centuries),291。
注909 Th.I.烏斯賓斯基:「財政官西梅恩時期拜占庭與保加利亞邊界上的界碑」(「The Boundaey Stone between Byzantium and Bulgaria under Simeon」),《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學院學報》,III(1898),184—194。
注910 「在修辭學家和廷臣財政官西梅恩編年史中對於保加利亞人的記載」(「Accounts of the Bulgarians in the Chronicle of Simeon Metaphrastes and Logothere」),《民間傳說、科學教學匯編》(Sbornik za narodni umotvoreniya,nauka I knizhnina),XXIV(1908),160。亦見茲拉塔爾斯基《中世紀保加利亞國家史》,I(2),339—342。
注911 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書信集》,V;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XI,45。
注912 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書信集》,XXIII,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XI,149—152。
注913 《歷史》,VII,2;波恩版,124。
注914 關於10世紀前半期的拜占庭和塞爾維亞,見C.吉萊切克(C.Jirečeck)《塞爾維亞史》(Geschichte der Serben),I,199—202。F.西齊克(F.Šišik):《克羅埃西亞史》(Geschichte der Kroaten),I,127—129、140—143。S.斯坦耶維奇(S.Stanojevć):《塞爾維亞人民史》(History of the Serbian People)(第3版,1926年),52—53。
注915 茲拉塔爾斯基:《中世紀保加利亞國家史》,I(2),412(920年)。任西曼:《皇帝羅曼努斯·雷卡平及其統治》,87(919年)。亦見任西曼《第一保加利亞帝國史》,163(其中沒有提到達達尼爾海峽)。
注916 狄奧凡尼的續作者:《歷史》,波恩版,408—409。《廷臣西梅恩》,波恩版,737—738。見茲拉塔爾斯基《中世紀保加利亞國家史》,I,(2),464—469,特別是467頁注1,提到了有關資料。任西曼:《皇帝羅曼努斯·雷卡平及其統治》,90—93、246—248(924年)。
注917 任西曼:《皇帝羅曼努斯·雷卡平及其統治》,100。
注918 J.馬爾卡特(J.Marquart):《東歐與東亞的鬥爭》(Osteuropäische und ostasiatische Streifzüge),60—74(談到934年的入侵)。任西曼:《皇帝羅曼努斯·雷卡平及其統治》,103—108。
注919 《拉弗連季編年史》(Laurentian Chronicle),在971年條目下。
注920 見茲拉塔爾斯基對薩穆爾行動的熱情讚揚《中世紀保加利亞國家史》,I(2),742—743。關於薩穆爾,亦見任西曼《第一保加利亞帝國》,241—243。東、西保加利亞的情況在當時是有爭議的,而且提出了十分複雜的問題。有一種猜測,認為約翰·齊米西斯征服了整個保加利亞帝國,包括其西部和東部,而且只是在他死後,拜占庭的內部矛盾,薩穆爾在西保加利亞起義,成功地建立了他的斯拉夫-馬其頓帝國。見D.阿納斯塔西耶維奇(D.Anastasijeveić)「關於西保加利亞情況的假說」(「A Hipothesis of Western Bulagaria」),《斯科普里社會科學學報》(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Scientifique de Skoplje),III(1927),1—12;法文著作見梅朗·烏斯賓斯基的作品。亦見J.伊凡諾夫(J.Ivanov)「薩穆爾皇帝的家系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of the Tsar Samuel」),《紀念V.N.茲拉塔爾斯基》(Volume in Honor of V.N.Zlatarsky),55。
注921 K.R.馮霍費勒爾(K.R.von Hüfler):《關於斯拉夫歷史領域的論題》(Abhandlungen aus dem Gebiete der slavischen Geschichte),I,229。
注922 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奧列格大公對君士坦丁堡的征伐」(「L』espédition du prince Oleg contre Constantinople」),《康達可夫研究院年鑑》,XI(1940),47—62。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全面地再次證實了奧列格的遠征是一件歷史真實。我特彆強調我的觀點,是因為,在目前,關於羅斯早期歷史的研究再次進入了一個重要時期。在西歐一些著名的學者中,有一股刻意求實之風。他們判斷奧列格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對君士坦丁堡的入侵也是「傳說中的」。他們假定羅斯的信史只是在941年,羅斯大公伊戈爾進攻君士坦丁堡時才開始;此前的所有資料都被視為帶有某種寓言故事性質的傳說。見H.格雷古瓦「關於奧列格的傳說及伊戈爾遠征」(「La légende d』Oleg et l』expédition d』Igor」),《比利時皇家學院古典文獻學通報》(Bulletin de la classe des letter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XXIII(1937),80—94。由於篇幅所限,此處不能一一列舉持此類觀點的作者的名字。瓦西列夫:「羅斯人第二次攻擊君士坦丁堡」(「The Second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頓巴登橡樹園研究文集》,VI(1951),161—225。
注923 《歷史》,VI,10;波恩版,106。見蘭姆波德(Lambaud)《10世紀的希臘帝國》(L』Empire grec au dixième siècle),374。A.庫尼克(A.Kunik):《關於托帕庫斯·哥提庫斯的報告》(On the Report of the Toparchus Gothicus),87;M.蘇祖莫夫(M.Suzumov):「關於助祭利奧和斯齊利特斯的資料」(「On the Sources of Leo the Deacon and Scylitzes」),《拜占庭評論》(Vizantiyskoe Obozrenie),II,1(1916年),165。
注924 瓦西列夫:《拜占庭與阿拉伯人》,II,166—167。
注925 S.舍赫特:「一份未知的卡扎爾人文獻」(「An Unknown Khazae Document」),《猶太季評》(Jewish Quarterly Review),N.S.III(1912—1913),181—219;提到Helgu一名是在217—218。見P.C.科科弗佐夫(Kokovtzov)「關於10世紀卡扎爾人和卡扎爾-羅斯-拜占庭關係的猶太新文獻」(「A New Jewish Document on the Khazard and the Khazaro-Russo-Byzantine Relations in the Tenth Centure」),《公眾教育部雜誌》,XLVIII(1913),150—172。科科弗佐夫:「對於劍橋和牛津所存猶太-卡扎爾手稿的注釋」(「A Note on the Judeo-Khazar Manuscripts at Cambridge and Oxford」),《蘇聯社會科學院論壇》(Comptes-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nion des Républiques Soviétiques Sociallistes)(1926),121—124。對於此文獻的新的解釋,見V.A.莫施因(V.A.Moshin)「再論新發現的卡扎爾文獻」(「Again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Khazar Document」),《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王國的俄羅斯考古學會報告》(Publications of the Rus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in the Kingdom of Serbs,Croats,and Slovenes),I(1927),41—60;作者在此處否認提到的名字是奧列格,並將該文獻揭示的資料歸於晚些時候,即943—945年發生的歷史事件。關於此文獻的新的俄文譯本是科科弗佐夫所譯的《10世紀的希伯來-卡扎爾文獻》(A Hebrew-Khazar Correspondence of the Tenth Centure),XXVI—XXXVI,113—123。
注926 波良人、克里維齊人和提沃爾齊人是東斯拉夫人的東方支系的部族,他們生活在第聶伯河及其支流沿岸和德聶斯特河沿岸。
注927 見《拉弗連季編年史》,945年的條目下(接近該協議簽訂的時期)。A.沙赫馬托夫(A.Shakhmatov):《往年紀事》(The Story of the Current Times),I,60;英文版,S.H.克羅斯(S.H.Cross):《俄羅斯早年編年史》(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160—163;關於拜占庭和羅斯之間的協議存在著許多文獻,特別是以俄文記錄的文獻。見瓦西列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II,164—167、246—249、255—256。J.庫里斯切爾(J.Kulischer):《俄羅斯經濟史》(Russ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I,20—30;K.帕爾托娃(K.Bártová):「941年伊戈爾對帝都的遠征」(「Igor’s Expedition on Tsargrad in 941」),《拜占庭斯拉夫雜誌》(Byzantinoslavica),VIII(1939—1946),87—108。
注928 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拜占庭宮廷禮儀》,II,15;波恩版,594—598。亦見克羅斯《俄羅斯早年編年史》,168—169。
注929 喬治·塞得里努斯(Georgii Cedreni):《歷史概要》(Historiarum compendium),波恩版,II,551。
注930 我們的主要資料來自邁克爾·塞勒斯的《編年史》(Chronographia),C.薩塔斯編,《未編輯出版過的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Documents inedits velatifs à L』histoire de Grèce au moyen áge)(以下簡稱《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V,143—147;E.雷諾德(Renauld)編,II,8—13。喬治·塞德里努斯:《歷史概要》,波恩版,II,551—555。見V.G.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I,303—308。施倫伯格:《拜占庭的業績》(L』Épopée byzantine),III,462—476。
注931 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論帝國行政》,67—74;莫拉弗齊克-詹金斯(Moravesik-Jenkins)編,48—56。
注932 《致皇帝阿列克修斯·科穆寧的演說》(Oratio in Imperatorem Alexium Comnenum);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XXVI,292—293。
注933 「拜占庭和帕齊納克人」(「Byzantium and the Patzinaks」),《著作集》,I,7—8。
注934 喬治·塞得里努斯:《歷史概要》,波恩版,585。
注935 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和帕齊納克人」,《著作集》,I,24。
注936 見M.阿瑪利(M.Amari)《西西里穆斯林的歷史》(Storia dei Musulmani di Sicilia)(第2版,1933年),I,381,I,522—523。A.克萊恩克勞茨(A.Kleiclausz):《加洛林帝國:它的起源和演變》(L』Empire Carolingien: ses origins et ses transformations),443以下。
注937 J.蓋伊(J.Gay):《南部義大利與拜占庭帝國》,84、87、88;L.M.哈特曼:(L.M.Hartmann):《中世紀義大利歷史》(Geschichte Italiens im Mittelalter),III(1),306—307。F.德沃爾尼克(F.Dvornik):《斯拉夫人,9世紀拜占庭與羅馬的關係》(Les Slaves,Byzance et Rome au IXe siècle),220—221。
注938 A.加斯奎特(A.Gasquet):《拜占庭與法蘭克君主》(L』Empire byzantin et la monarchie franque),459—460。
注939 《君士坦丁堡出使記》(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opslitana ),chap.17。
注940 《神聖羅馬帝國》,148。
注941 關於在喬治·馬尼阿切斯軍中服役的哈德拉德的情況,見V.G.瓦西列夫斯基「瓦拉幾亞-羅斯人兵團和瓦拉幾亞-英國人兵團(druzina)在君士坦丁堡」(「The Varangian-English Company〈druzina〉 in Constantinople」),《著作集》,I,289—290。R.M.道金斯(R.M.Dawkins):「希臘人和諾曼人」(「Greeks and Northmen」),《習慣是君主:致R.R.馬列特博士的論文》(Custom Is King:Essays Predented to Dr.R.R.Marett),45—46。
注942 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XI,47、49。見A.列別多夫《9、10和11世紀教會分裂史》(A History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urches in the Ninth,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第12版,1905年),117、120。德沃爾尼克:《佛提烏分裂,歷史與傳說》,136及以下。
注943 赫爾根洛特爾(Hergenröther):《佛提烏》(Photius),II,462。
注944 同上書,II,524。見德沃爾尼克《佛提烏分裂,歷史與傳說》,187。
注945 見H.格雷古瓦所做的關於此問題的非常清晰的簡述:「關於牧首佛提烏事件的新觀點」(「Du nouceau sur le Patiarche Photius」),《比利時皇家學院古典文獻學通報》,XX(1934),36—53。德沃爾尼克:《佛提烏分裂,歷史與傳說》,202—236。
注946 狄奧凡尼的續作者:《歷史》,波恩版,342—343。
注947 赫爾根洛特爾:《佛提烏》,III,655。
注948 見夏爾·迪爾關於智者利奧第四次婚姻的重要記載,《拜占庭人物傳》(Figures byzantines)(第4版,1909年),I,181—215;英譯本,H.貝爾:《拜占庭人物傳》(Byzantine Portraits),172—205。
注949 《書信集》,XXXII;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XI,197。
注950 亞歷山大牧首尤提克斯(Eutychii Alexandrini partiarchae):《年代紀》(Annales);L.切克霍(L.Cheikho)、B.卡拉·德沃(B.Carra de Vaux)、H.扎亞特(H.Zayyat)編,II,74;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XI,1145。
注951 N.波波夫(N.Popov):《智者利奧六世》(The Emperor Leo VI the Wise),160。
注952 涉及利奧的第四次婚姻和這一時期的整個歷史的非常重要的資料,見《優西米烏斯傳記:智者利奧統治時期(886—912年)的秘史》(Vita Ethymii:Ein Anecdoton zur Geschichte Leo’s des Weisen A.D.886—912),C.德博爾編;作為對希臘史料的補充,德博爾對於這一傳記從歷史角度做了非常有價值的研究。
注953 波波夫:《智者利奧六世》,184。亦見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XXVIII,337—338。
注954 《10世紀的南斯拉夫人與拜占庭》(The Southern Slaves and Byzantium in the Tenth Century),21;重印於《M.S.德里諾夫著作集》(Works of M.S.Drinov)中,V.N.茲拉塔爾斯基編,I,365—520。
注955 《教會的分裂》(Separation of the Churches)(第2版,1905年),325。
注956 任西曼:《皇帝羅曼努斯·雷卡平及其統治》,70、243。
注957 《阿索斯山的聖亞大納西傳記》(Vie de Saint Athanase l』Athonite),L.波迪編《博蘭會文集》(Analecta Bollandiana),XXV(1906),21。
注958 《歷史》,V,8;波恩版,89。
注959 施倫伯格:《10世紀的拜占庭皇帝,尼斯福魯斯·福卡斯》,366。
注960 梅利特尼大主教約翰論尼斯福魯斯的碑銘志。出版于波恩版的助祭利奧《歷史》453,亦見塞德里努斯《歷史概要》,II,378。見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368。
注961 K.E.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法制史》,III,292—296。V.G.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內政史資料;有利於農民土地所有者的措施」(「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Byzantium」),《公眾教育部雜誌》,CCII(1879),224及以下。J.澤波斯與P.澤波斯(J.and P.Zepos):《希臘-羅馬法》,I,249—252。
注962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303。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內政史資料;有利於農民土地所有者的措施」,《公眾教育部雜誌》,CCII,(1879),220;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259。
注963 《阿索斯山歷史》(History of Athos),III(1),154。
注964 《阿索斯山歷史》,III(1),93、170—171。P.梅耶(P.Meyer):《關於聖山阿索斯歷史的主要文獻》(Die Haupturkunden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Athosklosters),153。
注965 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CXLIII,1004。
注966 列別多夫:《教會的分裂》,347。
注967 當時東方地區除了君士坦堡大教區外,還有安條克教區、耶路撒冷教區和埃及教區。這些教區的牧首依基督教最早的傳統,應該與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羅馬主教處於同等地位。但是,由於阿拉伯人的占領,這三個教區在帝國政治生活中幾乎不占什麼作用,只在宗教上保持著與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聯繫,在名義上服從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領導。——譯者
注968 見L.布萊耶爾《11世紀東方的分裂》(Le Schisme oriental du XIe siècle),232—241。
注969 「希臘教會」,《劍橋中世紀史》,IV,273。亦見J.蓋伊《11世紀的教宗與教會》,166—167。M.朱吉(Jugie):「邁克爾·塞魯拉利烏斯時期的分裂」(「Le Schisme de Michel Cérulaire」),《東方之聲》,XXXVI(1937),440—473。
注970 關於這一問題,在B.萊布(B.Leib)的書《11世紀末期的羅馬、基輔和拜占庭》(Rome,Kiev,et Byzance a la fin du XIe siècle)中有許多重要的記載,18—19、51、70。
注971 《皇帝瓦西里、君士坦丁和利奧的〈法學手冊〉》(Imperatorem Basilii Constantini et Leonis Prochiron),K.E.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par.3,10;E.弗萊什菲爾德(E.Freshfield):《東羅馬帝國的〈法學手冊〉》(A Manual of Eastern Roman Law),51。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I,117。
注972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皇帝瓦西里、君士坦丁和利奧的〈法學手冊〉》,par.4。
注973 扎哈利亞:上引書,par.9;E.弗萊什菲爾德:《東羅馬帝國的〈法學手冊〉》,51;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I,116。
注974 在12世紀出現了名為《〈法律選編〉與〈法學手冊〉合訂本》(Ecloga ad Prochiron mutata)的法典,用於諾曼王統治下的西西里島。見K.E.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第3版,1892年),36;E.弗萊什菲爾德:《晚期羅馬法手冊——〈法律選編〉和〈法學手冊〉合訂本》(A Manuel of Later Roman Law—the Ecloga ad Prochiron mutata),I。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V,53;該法典的作者生活於10和12世紀之間。
注975 沃格特:《瓦西里一世》,134;《劍橋中世紀史》,IV,712。
注976 《未刊行的希臘-羅馬法全集》,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62。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I,237。
注977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22。
注978 V.索克爾斯基(V.Sokolsky):「關於《法學導論》的性質和意義」(「Concerning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the Epanagoge」),《拜占庭年鑑》,I,(1894),26—27;亦見G.維爾納茨基(G.Vernadskey)「智者利奧的《戰略學》和《法學導論》」(「The Tactics of Leo the Wise and the Epanagoge」),《拜占庭》(比利時),VI,(1931),333—335。
注979 見G.維爾納茨基「《法學導論》中關於教會政策的論述及其對17世紀俄羅斯生活的影響」(「Die kirchlichpolitische Lehre der Epanagoge und ihr Einfluss auf das russische Leben im XVII Jahrhundert」),《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VI(1928),121—125。
注980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未刊行的希臘-羅馬法全集》,LXII。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I,237。
注981 G..維爾納茨基:「《法學導論》中關於教會政策的論述及其對17世紀俄羅斯生活的影響」(「Die Kirchlich-politische Lehre der Epanagoge」),《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VI,(1928),127—142。他談到了《法學導論》中的思想在俄羅斯大主教費拉爾特(1619—1631年)和尼康(1652—1658年)時期的影響。
注982 見《帝國法典》開始部分的編者序(proemium),收於《60卷本帝國法典文獻》(Basilicorum Libri LX),G.海姆巴赫(Heimbach)編,I,xxi—xxii;I.D.澤波斯編,I(1896),3。對《帝國法典》的這一部分還沒有能確定其日期(是在886—892年間還是在888、889或890年)。見G.海姆巴赫「關於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時期《帝國法典》的最新版本」(「Ueber die angebliche neueste Redaction der Basiliken durch Constantinus Porphyrogeneta」),《法學史雜誌》(Zeitschhrift für Rechtsgeschichte),VIII(1869),417。海姆巴赫:《60卷本帝國法典文獻》,chap.6;《帝國法典的導言和簡明教程》(Prolegomena et Manuale Basilicorum continens),III。P.科林內:「自查士丁尼死後(565年)至1453年間的拜占庭立法」(「Byzantine Legislation From the Death of Justinian〈565〉 to 1453」),《劍橋中世紀史》,IV,713。
注983 該標題來自希臘語詞:τἰ ποῦ κεἰται,拉丁語詞為:quid ubi invenitur?(此兩種語言都用的是疑問句,意為「發生了什麼?[曾經是什麼?]」,譯者據其含義譯為「法典拾遺」。——譯者)
注984 關於《法典拾遺》的作者,見「『法典拾遺』或60卷本帝國法典摘要的前言」(「τιπούκειτος sive Librorum LX Basilicorum Summarium praefatio」)一文,刊於《學習與探索》(Studi e testi),XXV。G.費拉里(G.Ferrari):《拜占庭雜誌》(德文),XXVII(1927),165—166;P.科利內說,《法典拾遺》一書出自一位匿名學者(《劍橋中世紀史》,IV,722)。亦見P.諾埃耶(P.Noailles)《法典拾遺》,刊於《紀念喬治·科尼爾羅馬法研究文集》(Melangés de Droit Romain dédiés à George Cornil),II,175—196。A.貝格爾(Berger):「〈法典拾遺〉書名的起源」(Tipoukeitos:The Origin of a Name),《傳統》(Traditio),III(1945),394—402。貝格爾寫道:「如果我們能回想起近代的參考書 『Who’s Who』,我們就能夠將帕齊斯的作品之名稱譯為『那裡是什麼?』」(第400頁)這一研究結論非常有價值。
注985 第1—12卷的簡介,由C.費里尼(C.Ferini)和J.梅爾卡第(J.Mercati)編;第13—23卷的簡介,收於《60卷本帝國法典文獻摘要》;XIII—XXIII,由F.多爾格編,刊於《學習與探索》,51。一些由費里尼寫的關於《帝國法典》的手稿和重組的文章見於《康塔多·弗里尼作品集》(Opere di Contardo Ferrini),I,349—363。
注986 見勞森(Lawson)在其研究《帝國法典》時所寫的文章之開頭:《帝國法典》是研究拜占庭法律的核心,而且迄今為止卻只有少數專家才知道它的內容。F.H.勞森:「帝國法典」(「The Basilica」),《法學季評》(The Law Quarterly Review),XLVI(1930),486。A.A.瓦西列夫:「查士丁尼的《法學彙纂》」(「Justinian Digest」),《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鑑》,v,(1939),734。在A.阿爾伯托尼(A.Albertoni)所著的《拜占庭法律概貌》(Per una esposizione del diritto byzantino)一書中可以發現有關《帝國法典》的十分有用的信息,見該書43、55—57。
注987 Th.烏斯賓斯基:「君士坦丁堡的市政官手冊」(「The Eparch of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研究所通報》,IV,2(1890),90。
注988 《市政官手冊,即智者利奧六世對君士坦丁堡行會的敕令》(Le Livre du préfet ou l』édit de l』empereur Léon le Sage sur les corporations de Constantinople),J.尼克爾(J.Nicole)編。欲尋其他版本,請看參考書目。
注989 Eparch(希臘文),Prefect(拉丁文)都是君士坦丁堡市政官的頭銜。——譯者
注990 1935年,希臘歷史學者A.P.赫里斯托菲洛布魯(A.P.Christophilopoulos)顯然確定了其成書的具體年代是911年9月1日到912年5月11日之間。《智者利奧六世時期的市政官手冊及拜占庭行會》(Τὸ ὲπαρχικὸυ βιβλἰον Λέοντος Τοῦ Σοφοῦ καἰ αἱ συντεχνἰαι ἑυ Βνξαντἰω),13。G.米克威茨(G.Mikwitz)在他論及此書的書評時說明,希臘學者們已經解決了爭端,《拜占庭與當代希臘研究年鑑》,XII(1936),369。亦見米克威茨《行會的壟斷性》(Die Kartelljunktionen der Zünfte),205。但是,赫里斯托菲洛布魯將他的結論奠基於帕帕多布魯斯-凱拉梅烏斯(Papadopppoulos-Kerameus)對於君士坦丁堡保存的一部希臘文手稿的錯誤描述之上。按照帕帕多布魯斯-凱拉梅烏斯的說法,這部手稿中含有《市政官手冊》的內容,但我們現在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它實際上是巴勒斯坦的藝術家朱利安·阿斯卡洛尼特(Julian Ascalonites)寫的一些法規。因此,赫里斯托菲洛布魯的「發現」應該被摒棄。見D.吉尼斯「市政官手冊與朱利安·阿斯卡洛尼特的法規(Τὸ ἐπαρχικὸυ βιβλἰον καἰ αἱ νόμοι』Ιουλιανο ῦ Τοῦ 』Ασκαλωνἱτου)」,《拜占庭研究會年刊》,(Επετηρἱς 『Εταιρεἱας Βνξαντιν ῶ ν Σπονδῶν),XIII(1937),183—191;尤其應注意第183—185頁的內容。相關的希臘文手稿文獻,見187—191。
注991 《市政官手冊》中有大量的文字記載;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在其《拜占庭國家史》一書中指明了這一點,見該書177頁注3。A.斯托克勒(A.Stöckle)對此手冊進行了最好的研究,見《晚期羅馬與拜占庭的行會》(Spätromische und byzantinische Zünfte) ,147—148(關於時間的確定)。在俄羅斯,P.V.貝佐布拉佐夫的文章,見《拜占庭年鑑》。XVIII(1911),33—36;亦見此作者的對於G.F.赫茲伯格的《拜占庭人》(Geschichte der Byzantiner)一書的俄文譯本。
注992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65—226;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54—191。見H.莫尼耶(H.Monnier)《智者利奧六世的新律》(Les nouvelles de Léon Le Sage)。C.A.斯普爾伯(C.A.Spulber):「智者利奧六世的新律」(「Les nouvelles de Léon le Sage」)。亦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在《拜占庭國家史》中的評述,第172頁。
注993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247。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210。
注994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252。V.G.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內政史資料」(「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Byzantium」),《公眾教育部雜誌》,CCII(1879),188;《著作集》,IV,281。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214。
注995 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206;《著作集》,IV,302。
注996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297。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253—254。
注997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310;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內政史資料」,《公眾教育部雜誌》,CCII(1879),217;《著作集》,IV,314—315。澤波斯:《希臘-羅馬法》,265。
注998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308;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內政史資料」,《公眾教育部雜誌》,215—216;《著作集》,IV,312—313。澤波斯:《希臘-羅馬法》,I,263。
注999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315。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內政史資料」,《公眾教育部雜誌》,220;《著作集》,IV,317。澤波斯,《希臘-羅馬法》269。
注1000 狄奧凡尼:《編年史》,德博爾編,486。柏里:《東羅馬帝國史》,III,214。
注1001 即本書第二章。——譯者
注1002 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中世紀拜占庭的農業狀況」(「Agrarian Condition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Middle Ages」),《劍橋經濟史》(Camgridge Economic History),I,202—203。關於聯保地稅和聯保責任制的問題仍然是值得爭論的。見F.多爾格《關於10—11世紀拜占庭的財政管理問題》(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Finanzverwaltun besonders der 10 und 11.Jahrhunderts),129—130。亦見G.布拉提亞努(G.Brătianu)《拜占庭經濟社會史研究》(Études Byzantin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197—201。
注1003 此是希臘文原文κλεισούρα的拉丁拼法,原意為山口、關隘,此處用意譯,見下文。——譯者
注1004 Ducatus,官名襲自晚期羅馬時期,其詞形同中世紀的公爵,但此處沿用中國古官職的名稱「都督」,以有別於中世紀西方的封建公爵。該官職是集軍政權力為一身的地方官,其地位和職責與軍區首長相似但不完全相同。——譯者
注1005 該詞源於希臘語詞αρχηνταινϛ,意為有貴族身份的人,此處應指貴族地產。——譯者
注1006 J.B.柏里:《9世紀的帝國統治體系,附克列托羅洛吉昂·菲羅塞奧斯文獻的修訂版》(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th Century,with a revised text of the Kletorologion of Philotheos),146—147。
注1007 V.貝內塞維奇:「克列托羅洛吉昂·菲羅塞奧斯之前的拜占庭行政官階表」(「Die byzantinischen Ranglisten nach dem 『Kletorologion Philothei』」),《拜占庭與當代希臘研究年鑑》,V,118—122;關於其年代,見164—165。
注1008 N.斯卡巴拉諾維奇(N.Skabalanovich):《11世紀的拜占庭國家與教會》(The Byzantine State and Church in the Eleventh Century),193—230。
注1009 格爾澤:《拜占庭帝國概要》,1006。
注1010 K.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V,58。
注1011 綽號帕拉皮納克斯的起因是由於在這位邁克爾統治時期,農業歉收,拜占庭金幣諾米斯馬貶值,一個諾米斯馬的金幣以往能買一摩底(medimnus,古羅馬量度單位)麵包,而此時則只能買一個摩底的1/4,即一個pinakion(皮納基翁)的麵包。
注1012 斯卡巴拉諾維奇(Skabalanovich):《11世紀的拜占庭國家與教會》(The Byzantine State and Church in the Eleventh Century),115。
注1013 君士坦丁·波菲羅傑尼圖斯:《拜占庭宮廷禮儀》,波恩版,661;哈倫-伊本-雅希亞(9世紀)的作品,收於M.德戈傑(M.de Goeje)《阿拉伯地理學文獻目錄》(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VII,121、124;哈倫-伊本-雅希亞對君士坦丁堡的描述亦被收於伊本-魯斯塔(Ibn-Rustah,10世紀人)的阿拉伯地理學著作中。A.A.瓦西列夫:「哈倫-伊本-雅希亞和他對君士坦丁堡的描述」(「Harun-ibn-Yahya and his Description of Constantiople」),《康達可夫研究院年鑑》,V(1932),156、158。馬爾卡特(Marguart):《東歐與東亞的鬥爭》(Osteuropäische und ostasiatische Streifzüge),216、219、227。
注1014 P.威特克(P.Wittek):「關於拜占庭與突厥人的地名」(「Von der byzantinischen zur türkischen Toponymie」),《拜占庭》(布魯塞爾),I(1935),12—53。威特克:「關於羅姆突厥人國家的兩個問題」(「Deux chapitres de l』histoire des Turcs de Roum」),《拜占庭》(布魯塞爾),XI(1936),285—302。
注1015 C.紐曼(C.Neuman):《十字軍時期的拜占庭世界》(Die Weltstellung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vor en Kreuzzügen),107;法文版,104。
注1016 邁克爾·阿塔利奧塔(Michaelis Attaliotae):《歷史》(Historia),94;約翰尼斯·斯奇利查(Joanis Scylitzae),《歷史》,661。
注1017 《匿名編年史》(Ἁνωνύμον Σύνοψις Χ ρονική);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VII,169。關於11世紀突厥人在1071年以前的侵掠活動,亦見敘利亞的邁克爾的編年史,夏博譯,III,158—165。
注1018 G.威爾(G.Weil):《卡里芬的歷史》(Geschichte der Chalifen),III,115—116。J.勞倫特:「拜占庭與小亞細亞的塞爾柱突厥人,阿列克修斯·科穆寧之前的和約」(「Byzance et les Turcs Seldjoucides en Asie Mineure,leurs traités anterieurs à Alexis Comnène」),《拜占庭》(布魯塞爾),II(1911—1912)、106—126。見C.卡亨(C.Cahen)的一篇絕妙文章「從穆斯林資料中所見之曼茲克特戰役」(「La campagne de Mantzikert d』apres les sources musulmanes」),《拜占庭》(布魯塞爾),IX(1934),613—642。
注1019 J.勞倫特在《1081年以前西亞的拜占庭與塞爾柱突厥人》(Byzance et les Turcs Seldjoucides dans l』asie occidentale jusqu』en 1081)第95頁提到,這一協議「也許提出了割讓土地的要求」;但是,我們並不知道這一協議的詳細內容(第95頁注1)。亦見卡亨:「從穆斯林資料中所見之曼茲克特戰役」,《拜占庭》(布魯塞爾),IX(1934),637—638。
注1020 A.格夫羅爾(A.Gfrörer):《拜占庭歷史》(Byzatinische Geschichten),III,791。
注1021 格爾澤:《拜占庭帝國史概要》,1010。
注1022 約翰尼斯·斯奇利查:《歷史》,波恩版,708。
注1023 勞倫特:《1081年以前西亞的拜占庭與塞爾柱突厥人》,13—26、97(特別是注3)、110—111。
注1024 Rum(羅姆)一詞只是穆斯林作者常用來稱呼中世紀拜占庭希臘人及其產業的名詞,意即「羅馬的」;Rum一詞也用於特指小亞細亞。
注1025 在該蘇丹國的早期階段,伊科尼姆在東方資料中被視為首都;但希臘文資料中稱尼西亞的蘇萊曼行宮為其首都。勞倫特:《1081年以前西亞的拜占庭與塞爾柱突厥人》,8頁及注1,11頁及注1。勞倫特:「拜占庭與羅姆蘇丹國的起源」(「Byzance et l』origine du sultanat de Roum」),《夏爾·迪爾文集》(Mélanges Charles Diel),I,177—182。
注1026 米涅:《拉丁教父文獻全集》,CXLVIII,329。
注1027 約翰尼斯·斯奇利查:《歷史》,波恩版,645。
注1028 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與帕齊納克人」(「Byzantium and the Patzinaks」),《著作集》,I,26。
注1029 邁克爾·阿塔利奧塔:《歷史》,84。
注1030 紐曼:《十字軍時期的拜占庭世界》,103;法文版,100。
注1031 紐曼:《十字軍時期的拜占庭世界》,102;法文版,99。
注1032 關於這方面的資料,見蓋伊《南部義大利與拜占庭帝國》,536頁注3。
注1033 西方拜占庭學者們一般認為查理大帝建立的帝國與拜占庭之間的關係,承襲了戴克里先以後實行的多頭共治體系,因此,他們泛指查理大帝建立的法蘭克帝國為西方帝國,而稱拜占庭為「東羅馬」。見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有關論述。——譯者
注1034 N.波波夫:《智者利奧六世》,232。
注1035 同上。
注1036 柏里:「關於《論帝國行政》一書」(「The Treatise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拜占庭》(德文),XV(1906),517—577;扎格來布的G.馬諾也羅維奇(G.Manojlović of Zagreb)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出版了四部重要的關於這篇文章的論文集,刊於《扎格來布學術院院刊》(Publications of the Academy of Zagreb),CLXXXII—CLXXXVII(1910—1911)。作者在1927年于貝爾格勒舉行的國際拜占庭研究大會上,將這四篇論文的摘要譯成法文;見《國際拜占庭大會報告文集》(Compte-rendu du Congrès)(1929),45—47。
注1037 目前我們有一部新的關於《論帝國行政》的評註版,由莫拉弗斯齊克(Moravicsik)編輯,其英文翻譯版由R.詹金斯(R.Jenkins)主編(1949年)。
注1038 此即天主教傳統中,耶穌基督在被釘十字架之前,扛著十字架赴刑場的「苦路」上顯示的一次奇蹟:一位婦女用手帕給基督擦汗,卻把他的面容像相片一樣印在手帕上。後人遂將這塊手帕供奉起來,稱其為「聖容」。——譯者
注1039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27。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120—125。
注1040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568。其近期研究見書後參考文獻目錄。
注1041 關於阿萊薩斯和他的生活環境的一些重要數據,見M.A.桑奎因(M.A.Shanguin)「10政治世紀前半期的拜占庭政治人物」(「Byzantine Political Personalities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Tent Century」),《拜占庭年鑑》(1945),228—236。
注1042 喀山的S.P.謝斯塔可夫(S.P.Shestakov)相信狄奧凡尼的續作者是狄奧多爾·達弗諾帕特斯(Theodore Daphnopates)。見他的「關於狄奧凡尼的續作者問題」(「The Question of the Author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ophanes」),《第六屆國際拜占庭研究大會報告文集》(Compte-rendu du deux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études byzantines),(1929),35—45。見H.G.尼克斯(Nickles)「狄奧凡尼續作者」(「The Continuatio Theophanis」),《美國文學協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LXVII(1937),221—227。
注1043 關於編輯這本著作的問題是由瓦西列夫斯基於1895年提出來的,在近期也進行了詳盡研究並由奧斯特洛戈爾斯基進行了細緻的討論。見瓦西列夫斯基的文章「財政官西梅恩的斯拉夫文和希臘文的編年史」(「The Chronicle of Logothe in Slavonic and Greek」),《拜占庭年鑑》,II(1895),78—151。奧斯特洛戈爾斯基:「財政官西梅恩之編年史的一部斯拉夫文版本」(「A Slavonic Version of the Chronicle of Symeon Logothete」),《康達可夫研究院年鑑》,V(1932),17—36。亦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用法文所寫的一部簡明的,但非常清楚的關於這一問題的概述:「關於907年奧列格大公對君士坦丁堡的進攻」(「L』Expédition du Prince Oleg contre Constantinople en 907」),《康達可夫研究院年鑑》,XI(1939),50。
注1044 米涅:《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VI,956—959;俄文版,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II,121—122。
注1045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34。已故波蘭文學家J.塞達克(J.Saidak)專門整理約翰·吉爾梅特斯作品,特別是他歌頌聖母的詩作品。見其文章「如何認識約翰·吉爾梅特斯作品的重要意義」(「Que signifie Κυριὠτης Γεωμέτρης?」),《拜占庭》(布魯塞爾),VI(1931),343—353。見塞達克在其《拜占庭文獻史》(Literatura Byzantyńska)中寫的短文。
注1046 S.雷納克(S.Reinach):「拜占庭的基督教與愛國者」(「Le Christianisme à Byzance et la question du philopatris」),收入他的《崇拜、神秘主義和宗教》(Cultes,mythes et religions)(第2版,1922年),I,368、391。
注1047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37—738。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128—130。E.庫爾茨(E.Kurtz)編:《米蒂利尼的克里斯多福·米蒂利尼的詩集》(Die Gedichte des Christophoros Mytilenaios)。
注1048 安娜·科穆寧娜:《阿列克修斯傳》,V,8;A.雷弗爾謝德(A.Reifferscheid)編,I,177—178;E.A.S.達沃斯(E.A.S.Dawes)譯本,132。G.布克勒爾(G.Buckler):《安娜·科穆寧娜研究》(Anna Comnena,A Study),262。亦見邁克爾·塞勒斯(Michael Psellus)《編年史》(Chronography);薩塔斯編:《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V,19;E.雷諾德(E.Renauld)編,I,19。
注1049 福克斯(Fuchs):《中世紀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學府》(Die höhen Schulen von Konstantinoplel im Mittelalter),24—25。
注1050 F.福克斯:《中世紀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學府》,詳細地描述了這兩所高等院校的情況。
注1051 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V,508。
注1052 雷諾德:《編年史家邁克爾·塞勒斯與拜占庭的百年歷史(976—1077年)》(Michel psellos:Chronographie ou Histoire d』un siècle de Byzance,976—1077),I,ix.
注1053 雷諾德:《編年史家邁克爾·塞勒斯與拜占庭的百年歷史(976—1077年)》,139;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V,123—124。
注1054 E.雷諾德:《邁克爾的語言風格研究》(Études de la langue et du style de Michel Psellos),432—433;雷諾德:《編年史家邁克爾·塞勒斯與拜占庭的百年歷史》,I,xiv—xv。
注1055 J.赫西:「邁克爾·塞勒斯」(「Michael Psellus」),《史鑑》(Speculum),X(1935),81—90。赫西:《拜占庭帝國的教會和學術活動(867—1185年)》(Church and Learning in the Byzantine Empire,867—1185),73—88。M.賈吉(M.Jugie):「邁克爾·塞勒斯」(「Michael Psellus」),《天主教神學辭典》(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XIII(1936),1149—1158。V.瓦爾登堡(V.Valdenberg):「邁克爾·塞勒斯的哲學思想」(「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Michael Psellus」),《拜占庭年鑑》(1945),249—255。
注1056 A.N.維切洛夫斯基(A.N.Veselovsky):「狄吉尼斯史詩」(「The Poem of Diogenes」),見《歐洲通報》(Vestnik Europy)(1875),753。
注1057 《拜占庭歷史研究》,73。
注1058 加齊(Ghazi)是穆斯林對聖戰勇士的通稱,不是人名。——譯者
注1059 《希臘民間文學》(Bibliotheque grecque vulgaire),E.萊格蘭德(E.Legrand)編,I,83(V,180),96(V,546)。亦見《普洛德羅姆希臘語通俗詩選》(Poèmes Prodromiques en grec vulgaire),D.C.赫瑟林和H.佩爾諾(H.Pernot)編,55(V,164)。E.讓塞姆(E.Jeanselme)和L.厄科諾摩(L.Oeconomos):「針對修道院院長的諷喻詩」(「La Satire contre les Higoumènes」),《拜占庭》(布魯塞爾),I(1924),328。
注1060 J.B.柏里:《希臘土地的騎士傳奇》(Romance of Chvalry on Greek Soil)(以下簡稱《騎士傳奇》),18—19。
注1061 一些關於阿克里特斯的詩是由S.基里亞基迪斯(S.Kyriakides)出版的《狄吉尼斯·阿克里特》(『Ο Διγένης 』Ακρἱ)(1926),119—150。
注1062 見D.C.赫瑟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史詩的最早手稿版本》(La plus ancienne redaction du poème épique sur Digenis Akritas),1—22。
注1063 1942年,H.格雷古瓦出版了一部特別出色的以現代希臘文寫的關於《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史詩》研究的文集,題目是《拜占庭史詩中的歷史和詩歌》(The Byzantine Epic in History ans Poetry)。由於這部獨立的著作是以當代希臘語寫的,因此讀者數量比較有限,出版其英語或法語的譯本是特別需要的。在格雷古瓦對於該史詩的大量研究文章中,我希望指出兩種,它們可以成為特別有用的介紹性作品:「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墳墓及其年代」(「Le tombeau de Digenis Akritas」),以及「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其人」(「Authoour de Digenis Akritas」),它們都分別刊發在《拜占庭》(布魯塞爾),VI(1931),481—508;VII(1932),287—320。
注1064 見M.斯佩蘭斯基(M.Speransky)的非常重要的一篇論文:「狄吉尼斯的業跡」(「Digenis Deeds」),《俄羅斯語言和文學學部文集》(Yazika I Slovesnost),XCIX,7(1922);法文,見P.帕斯卡爾(P.Pascal)「狄吉尼斯,『奴隸』還是『德沃傑尼耶的事跡』」(「Le 『Digenis』,slave ou la 『Geste de Devgenij』」),《拜占庭》(布魯塞爾),X(1935),301—304。
注1065 O.M.多爾頓:《東方基督教藝術》,17—18。
注1066 J.斯特拉齊格夫斯基:《亞美尼亞與歐洲的建築》(Die Baukunts der Armenier und Europa)。見夏爾·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476—478。多爾頓:《東方基督教藝術》,34—35。
注1067 西拉爾皮·德內爾塞西亞(Sirapie der Nersessian):「論宗教月曆和年代和為瓦西里二世寫作的詩篇」(「Remarkes on the Date of the Menologium and the Psalter Written for Basil II」),《拜占庭》(布魯塞爾),XV(1940—1941),104—125。
注1068 多爾頓:《東方基督教藝術》,250。
注1069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567—579。見G.德熱法尼翁(G.de Jerphanion)《拜占庭藝術的一個新的行省,卡帕多細亞岩洞教堂研究》(Une nouvelle province de l』art byzantin.Leéglises rupestres de Cappadoces),I,part 1,附有精美的插圖。迪爾的研究(《拜占庭藝術手冊》,[第2版,1925—1926年],II,908—909)中所談,在這本書中還沒有使用。
注1070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585。
注1071 多爾頓:《東方基督教藝術》,18—19。
注1072 F.夏朗東(F.Chalandon):《論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統治》(Essai sur le règne d』Alesix Ier Comnène),21。最近有一種假說,認為科穆寧家族起源於瓦拉幾亞人。G.穆爾努(G.Murnu):「科穆寧家族的起源」(「L』origine des Comnènes」),《羅馬尼亞科學院歷史簡報》,XI(1924),212—216。
注107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Nicetas Choniates):《歷史》(Historia),I。貝克(Bekker)編:《拜占庭歷史文獻大全》(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64—65;以下引文作「波恩版」。
注1074 E.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J.B.柏里編,V,229。
注1075 夏爾·迪爾:《拜占庭人物傳》(1909年第4次修訂版),II,112。
注1076 V.G.瓦西列夫斯基:「兩個帝國的聯盟」,《斯拉夫雜誌》(Slauyansky Sbornik),II(1877),255—257;《V.G.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Works of V.G.Vasilievsky)(以下簡稱為《著作集》),IV,68—70;迪爾:《拜占庭人物傳》,II,90、93。R.馮斯卡拉:「亞歷山大大帝之後的希臘人」,H.F.赫爾墨特(H.F.Helmolt):《世界史》(Weltgeschichte),V,95。
注1077 《拜占庭人物傳》,II,93。L.布萊耶爾:「安德羅尼卡(科穆寧)」(「Andronic〈Comnène〉」),《宗教歷史與地理辭典》(Dictionnaire d』histoire et de geographie ecclésiastiques)(以下簡稱《地理辭典》),II,1782。
注107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317、319。
注1079 《伊帕切夫編年史》(Ipatyevskya Lietopis)第359頁的6673年=《沃斯切夫編年史》(Voskresenskaya lieropis)中的同一年,《羅斯編年史大全》(Complete Collection of Russian Chronicles),VII,78。
注1080 雅尼斯·辛那姆斯(Ioannis Cinnami):《歷史》(Historia),波恩版,232。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172。
注1081 《伊帕切夫編年史》與《沃斯切夫編年史》都有記載。
注1082 尤斯塔修斯(Eustathii):《被拉丁人占領的薩洛尼卡》(De Thessakinic a Latinis capta),波恩版,388。
注1083 「皇帝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羅尼卡·科穆寧」(「Emperors Alexius II and Andronicus Comneni」),《公眾教育部雜誌》,CCXIV(1881),73。Th.烏斯賓斯基:「最後的科穆寧皇帝。對抗的開端」(「The Last Comneni.Beginnings of Reaction」),《拜占庭年鑑》,XXV(1927—1928),14。
注108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458。關於安德羅尼卡之死的幾個資料,參見N.拉多伊契奇(N.Radojčić)《科穆寧朝末代兩帝》(Dva posljednja Komnena na corigradskom prijestola),94頁注1。
注1085 安娜·科穆寧娜:《阿列克修斯》,III,9;A.賴弗謝德(A.Reifferscheid)編,I,117。
注1086 C.霍普夫:《從中世紀初到當代的希臘史》,I,141。
注1087 H.格雷古瓦和R.德凱澤:「羅蘭之歌和拜占庭或希臘語用法對羅曼語系語言學的影響」(「La Chanson de Roland et Byzance ou de l』utilité du grec pour les romanistes」),《拜占庭》(布魯塞爾),XIV(1939),274。
注1088 見R.B.尤塔爾(R.B.Yewdale):《安條克公爵博希蒙德一世》(Bohemond I,Prince of Antioch),18—22。
注1089 夏朗東:《論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統治》,64—92。F.夏朗東:「早期科穆寧王朝」,《劍橋中世紀史》,IV,329—330。吉斯卡爾德死亡的地方尚未確定。夏朗東:《論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統治》,93頁注9。尤塔爾在其《博希蒙德一世》一書的第23頁說,吉斯卡爾德死於科孚島的卡西奧普。
注1090 夏朗東:《論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統治》,94。
注1091 G.L.F.塔菲爾(G.L.F.Tafel)和G.M.托馬斯(G.M.Thomas):《威尼斯共和國古代貿易和國家歷史文獻》(Urkunden zur ältern Handels-und Staatsgeschichte der Reppublik Venedig),I,51—54。參見F.多爾格《中世紀和近代希臘文獻匯編》,I(1),27—28;此書列有豐富的參考書目。
注1092 《阿列克修斯》,VI,11;賴弗謝德編,I,214—215。
注1093 參見前文,原書第256頁。
注1094 《阿列克修斯》,VIII,3;賴弗謝德編,II,6—7。
注1095 V.G.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和帕齊納克人」,《著作集》,I,76。有一部關於查哈斯的突厥文專著是由阿克茲·尼梅·庫拉特(Akdes Nimet Kurat)著,恰卡(aka)出版。
注1096 V.G.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和帕齊納克人」,《著作集》,I,77。
注1097 《十字軍史》,8。
注1098 安娜·科穆寧娜:《阿列克修斯》,VIII,4;賴弗謝德編,II,9:ὁ Τογορτάκ,ὁ Μανιάκ.參見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和帕齊納克人」,《著作集》,I,98頁注2。
注1099 《阿列克修斯》,VIII,5;賴弗謝德編,II,15。戰鬥發生於1091年4月29日,即5月的前一天。《阿列克修斯》的編者伊麗莎白·道斯(Elizabeth Dawes)如此翻譯這首歌:「斯基泰人只差一天未能看到5月。」《阿列克修斯》,道斯譯,205。
注1100 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和帕齊納克人」,《著作集》,I,107。
注1101 《阿列克修斯》,VIII,3;賴弗謝德編,II,12。
注1102 《阿列克修斯》,VIII,5;賴弗謝德編,II,12。
注1103 P.E.萊昂(P.E.Riant):《阿列克修斯·科穆寧致佛蘭德伯爵羅伯特的偽書信》(Alexii I Comneni ad Roertum I Flandiae comitem epistola spuria),10—20,H.哈根邁爾(H.Hagenmeyer):《1088—1100年的十字軍書信》(Die Kreuzzugsbriefe aus den Jahren 1088—1100),130—136。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39—40 (no.1152)。
注1104 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和帕齊納克人」,《著作集》,I,90。
注1105 夏朗東:《論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統治》,附錄,325—326;尤其注意331、334、336。書中也敘述了阿列克修斯致佛蘭德伯爵的信這一問題產生的來龍去脈。
注1106 「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至佛蘭德伯爵羅伯特一世的信」(「Der Brief des Kaises Alxios I Komnenos an den Grafen Robert I von Flandern」),《拜占庭研究雜誌》(德文),VI(1897),26。哈根邁爾:《1088—1100年的十字軍書信》,38—40。亦參見H.皮朗:《阿列克修斯·科穆寧致佛蘭德人羅伯特——佛蘭德伯爵之信的目的》,《公眾教育部雜誌》,L(1907),217—227。G.卡洛(G.Caro):「第一次十字軍報告」(「Die Berichterstattung auf dem ersten Kreuaauge」),《新古典學年鑑》,XXIX(1912),50—62。
注1107 羅姆(Rome):《11世紀末的羅馬、基輔和拜占庭》(Rome,Kiev et Byzance à la fin du XIe siécle),122;原信法文本摘要,188—189。
注1108 L.布萊耶爾:《中世紀教會與東方;十字軍》(L』eglise et L』Orient du moyen âge;Croisade)(以下簡稱《十字軍》)(1928年第5次修訂版),58。N.約爾加:《人類歷史綜論》(Essai de synthèse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II,276—277。約爾加否認這封信有任何意義。G.布克勒爾(G.Buckler):《安娜·科穆寧娜研究》(Anna Comnena.A Study),457頁注1)聲稱至少這封信的大部分是杜撰的。亦參見C.埃德曼(C.Erdmann):《十字軍運動的興起》(Die Entstehung des Kreuzzugsgedankens),365;但是,原信中的某段天才文字是否成為那封偽造信件的基礎這一事實並不重要。
注1109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史》(Geschichte des erstern Kreuaauges)(1881年第3版),7—9。
注1110 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39(no.1152)在1088年條目下提到此信。
注1111 F.西齊克(F.Šišic):《克羅埃西亞史》(Geschichte der Kroaten),I,315—316。
注1112 B.庫格勒(B.Kugler):「皇帝阿列克修斯和亞琛的阿爾貝特」(「Kaiser Alexus und Albert von Aachen」),《德國歷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derutschen Geschichte),XXIII(1883),486。
注1113 《論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統治》,161;夏朗東:「早期科穆寧王朝」,《劍橋中世紀史》,IV,334。
注1114 F.夏朗東:《第一次十字軍史》(Histoire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序言,I。A.格魯恩(A.Gruhn)的德語論著《十字軍時代的拜占庭政治》(Die Byzntinische Politik zur Zeit der Kreuzzüge)毫無意義,因為它沒有史料的佐證。
注1115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Mahomet et Charlemagne」),《比利時語言學和歷史學雜誌》(Revue belge de philology et d』histoire),I(1922),85。「沒有伊斯蘭教,法蘭克帝國可能永遠不會存在;沒有穆罕默德,也不會出現查理曼。」(86)。皮朗:《中世紀的城市》(Medieval Cities),24、26;法語版,25、28。見R.S.洛佩斯(R.S.Lopez)「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修訂本」(「Mohammed and Charlemagne:A Revision」),《史鑑》,XVIII(1943),14—38。
注1116 L.哈爾芬(L.Halphen):「11世紀和12世紀歐洲人對地中海的征服」(「La Conquête de la Mediterranée par les Europeens au XIe et au XIIe siècles」),《紀念H.皮朗史學文集》(Melanges d』histoire offerts à H.Pirrenne),I,175。J.埃伯索爾特(J.Ebersolt):《東方和西方》(Orient et Occident),I,56—57。N.約爾加刊於《東南歐歷史雜誌》,VI(1929)的文章,77。
注1117 見A.A.瓦西列夫:「查理大帝和哈倫·阿爾-賴世德」(「Charlemagne and Harun ar-Rashid」),《拜占庭年鑑》,XX(1913),63—116。布萊耶爾:《十字軍》第5版,1928年,22—34。布萊耶爾:「查理大帝和巴勒斯坦」,《歷史雜誌》(Revue historique),CLVII(1928),277—291。對這個問題,布萊耶爾提供了完整的參考書目。
注1118 E.喬蘭森(E.Joranson):「所謂的巴勒斯坦法蘭克保護區」(「The Alleged Frankish Protectorate in Palestine」),《美國歷史評論》,XXXII(1927),260。亦見V.巴托爾德「查理大帝和哈倫·阿爾-賴世德」(「Charlemagne and Harun ar-Rashid」),《基督教東方》Christionsky Vostok,I(1912),69—94。
注1119 A.克萊恩克勞茲(A.Kleinclausz):「關於查理大帝在聖地設保護區的傳說」(「La Legende du peotectorat de Charlemagen sur la Terre Sainte」),《敘利亞》(Syria),VII(1926),211—233。St.任西曼:「查理大帝和巴勒斯坦」(「Charlemagne and Palestine」),《英國歷史評論》,L(1935),606—619;巴勒斯坦查理大帝保護權的理論應視為一個傳說(619)。
注1120 見原書第308—310頁。
注1121 布萊耶爾:「查理大帝和巴勒斯坦」,《歷史雜誌》,CLVII(1928),38—39。
注1122 G.施倫伯格(G.Schlunberger):《10世紀末的拜占庭史詩》(L』Épopée Byzantine à la fin du dixième siècle),II,442。
注1123 M.卡納爾(M.Cnard):「歷史上和傳說中阿拉伯人對君士坦丁堡的遠征」(「Les Expéditions des arabes contre Constantinople dans l』histoire et dans la légende」),《亞細亞雜誌》(Journal Asiatique),CCVIII(1926),94。
注1124 V.羅森(V.Rosen):《保加利亞人的屠殺者瓦西里皇帝》(The Emperor Basil Bulgaroctonus),47;俄文版,40。安條克人雅希亞 ·伊本·賽義德(Yahis Ibn Saïd Antiochenisis):《編年史》(Annales),L.切克霍(L.Chcikho)編,201。
注1125 《保加利亞人的屠殺者瓦西里皇帝》,356。
注1126 布萊耶爾從施倫伯格的《10世紀末的拜占庭史詩》,II,448中找到雅希亞的斷言。施倫伯格通過羅森的著作使用了雅希亞的論斷,提出了與羅森的假設相關的正確記述。
注1127 見E.弗里曼(E.Freeman)《諾曼人征服英國史》(The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I,473;II,187。埃伯索爾特:《東方和西方》,79。布萊耶爾:「查理大帝和巴勒斯坦」,《歷史雜誌》,CLVII(1928),45。
注1128 V.G.瓦西列夫斯基:「11、12世紀君士坦丁堡的瓦蘭幾亞-羅斯人和瓦蘭幾亞-英國人兵團」(「The Varangian-Russian and Varangian-English Company in Constantinople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著作集》,I,265—266。K.傑爾斯特(K.Gjerset):《諾威人民史》(History of the Norwegian People),I,278。
注1129 《聖伍爾弗拉米尼神跡奇事》(Miracula S.Wulframni),D.T.馬比雍編,381—382。埃貝索爾特:《東方和西方》,74。
注1130 「羅斯修道院院長丹尼爾的生活和朝聖」,《東正教巴勒斯坦文集》(Pravoslavny Palestinsky Sbornik),III(1887),15—16;B.德基特洛沃(de Khitrowo)編,I,12以下。H.樊尚和N.阿貝爾:《耶路撒冷》,II,258。
注1131 「羅斯修道院長丹尼爾的生活和朝聖」,德基特洛沃編,I,12以下。《薩烏福朝拜耶路撒冷和聖地》(Pilgrimage of Saewulf to Jerusalem and the Holy Land),8。
注1132 《弗里吉亞的城市和主教管區》(The Cities and Bishoprices of Phrygia),I,16、27。J.W.湯普遜也認可這一觀點,他在其《中世紀經濟社會史》第391頁錯誤地將此論斷歸於W.拉姆賽(W.Lamsay)的文章:「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爭奪小亞細亞之戰」(「The War of Moslem and Christian for the Possession of Asia Minor」),《當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XC(1906),1—15。關於11世紀末巴勒斯坦的突厥人,參見P.E.萊昂(P.E.Riant)「十字軍歷史評論目錄」(「Inventaire critique des letters historiques de croisades」),《東方拉丁文獻檔案》(Archives de l』orient latin),I(1881),65。
注1133 L.哈爾芬:《野蠻人:11世紀突厥人征服時期的大規模侵略行動》(Les Barbares:des grandes invasions aux conquêtes turques du XIe siècle),387。亦見埃德曼《十字軍運動的興起》,特別見363—377。
注1134 T.哈維(T.Havet):《吉爾伯特書信集(983—997年)》(Letters de Gerbert,983—997),22頁及注3。N.巴布諾夫(N.Bubnov):《作為史料的吉爾伯特書信集》(The Collection of Gerbert Letters as a Historical Source),II,230頁注137。亦見居貝爾:《第一次十字軍運動史》(1881年第2次修訂版),458—459。
注1135 J.P.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XLVIII,326。
注1136 同上書,329。
注1137 J.P.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XLVIII,386。
注1138 J.P.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XLVIII,290。見C.科勒(C.Kohler)發表於《歷史雜誌》上的文章,LXXXIII(1903),156—157。埃德曼:《十字軍運動的興起》,149。
注1139 居貝爾:《第一次十字軍運動史》(1881年第2次修訂版)。
注1140 見E.喬蘭森(E.Joranson)「1064—1065年的德意志人大朝聖」(「The Great German Pilgrimage」),《十字軍和其他史學論文,致丹那·C.穆恩羅》(The Crusade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Dana C.Muro),39。
注1141 見E.喬蘭森「1064—1065年的德意志人大朝聖」,《十字軍和其他史學論文,致丹那·C.穆恩羅》,40。
注1142 O.多比亞齊-羅傑斯特文斯基(O.Dobiache-Rojdestvensky):《十字軍時代;十字軍運動中的西方》(The Epoch of the Crusades;the West in the Crusading Movement),16。
注1143 見布萊耶爾《十字軍》,42—50對朝聖者的描述。亦見喬蘭森「1064—1065年的德意志人大朝聖」,《十字軍和其他論文,致丹娜·C.穆恩羅》,4,n.to p.3;40頁注141。在C.克拉姆普(C.Crump)和E.雅各布(E.Jacob)編《中世紀遺產》(In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63頁,有以下誤導性斷言:「朝聖時代深化了人們對實際利益的追求,十字軍才隨之而來。」
注1144 喬蘭森:「1064—1065年的德意志人大朝聖」,《十字軍和其他論文,致丹娜·C.穆恩羅》,42。
注1145 H.洛伊(H.Loewe):「塞爾柱人」,《劍橋中世紀史》,IV,316。
注1146 例如,見K.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420。樊尚和阿貝爾:《耶路撒冷》,II,xxxvii。
注1147 夏爾·迪爾:《一個貴族共和國:威尼斯》(Une république patricienne:Venise),33。
注1148 F.切羅內(F.Cerone):「阿拉貢的阿方索的東方政策」(「La politica orientale di Alfonso d』Aragona」),《那不勒斯省歷史檔案》(Achivio storicoper le provincie Napolitane),XXVII(1902),425。
注1149 烏爾班二世訓令,1089年7月1日發於羅馬,見J.D.曼西《新編聖公會議文集》,XX,701。米涅:《拉丁教父文獻全集》,CLI,302—303。P.雅非(P.Jaffé):《羅馬教廷登記冊》(Regesta Potificum Romanorum),I,663(no.5401)。見萊昂「十字軍歷史文書評註」(「Inventaire critique」),《東方拉丁文檔案》,I(1881),68—69;對於這封教宗詔書的真實性,萊昂持懷疑態度,但又說不出站得住腳的理由。見埃德曼《十字軍運動的興起》,295頁及注38。
注1150 V.O.克魯切夫斯基(V.O.Kluchevsky):《俄羅斯史》(A History of Russia),C.J.赫加斯(C.J.Hogarth)譯,I,192;1906年俄語第2版,I,344—345。見萊布《11世紀末期的羅馬、基輔和拜占庭》,276頁注1,277。雖然羅斯編年史對十字軍不置一語,但11世紀的羅斯人應該知道十字軍。N.約爾加:《東方和羅曼尼亞事件選》(Choses d』Orient et de Roumanie*),39—40,其中否認羅斯與十字軍的關係。D.A.拉索夫斯基(D.A.Rasovsky):「波洛伏齊人,波洛伏齊軍事史」(「Polovotzi,Military History of Polovotzi」),《康達可夫研究院年鑑》。XI,(1940),98。
* 此處的Roumanie,指拜占庭首都周邊地區,不是羅馬尼亞。——譯者
注1151 《11世紀末期的羅馬、基輔和拜占庭》,276頁注1。
注1152 傑爾斯特(Gjerset):《挪威人》(Norwegian People),I,313—314。見P.E.萊昂《斯堪的那維亞人對聖地的遠征和朝拜》(Expéditions et pèlerinages des scondinaves en Terre Sainte),127—171。
注1153 M.布羅塞特(M.Brosset):《喬治亞史》(History de la Géorgie),I,352—353。亦見A.第爾(A.Dirr)「喬治亞」,《伊斯蘭教百科全書》,II,139—140。W.E.D.艾倫(W.E.D.Allen):《喬治亞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People),95—97。
注1154 見D.C.穆恩羅(D.C.Munro)「1095年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曾經在皮亞琴察會議上求援嗎?」(「Did the Emperor Alexius I Ask for Aid at the Council of Piacenza,1095?」),《美國歷史評論》,XXVII(1922),731—733。J.蓋伊:《11世紀的教宗和基督教》,366。萊布:《11世紀末期的羅馬、基輔和拜占庭》,180。布萊耶爾:《查理大帝和巴勒斯坦》,《歷史雜誌》,CLVII(1928),61—62。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43(no.1176),有很好的參考書目。夏朗東在《第一次十字軍史》(I,156)中認為皇帝使者到皮亞琴察是為了重新開始教會合一的談判;亦見17—18。R.格魯塞(R.Grusset):《十字軍和耶路撒冷的法蘭克王國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 et du royaume franc de Jerusalem),I,5。19世紀中葉,F.帕爾格雷夫(F.Palgrave)提出一個異想天開的理論:皮亞琴察的希臘使者實際是塔蘭特的博希蒙德派來的間諜,見《諾曼底和英格蘭史》(The History of Normandy and of England),IV,509—510。見尤塔爾(Yewdale)《博希蒙德一世》(Bohemond I),I,34頁注1。
注1155 《第一次十字軍運動史》,182。
注1156 安娜·科穆寧娜:《阿列克修斯》,VI,12;賴弗謝德編,I,220;道斯編,163。
注1157 F.鄧卡夫(F.Duncalf):「教宗的第一次十字軍計劃」(「The Pope’s Plan for the First Crusade」),《十字軍及其他論文》,48—49。
注1158 D.C.穆恩羅:「1095年教宗烏爾班二世在克萊蒙的演講」(「Speech of Pope Urban II at Clermont」),《美國歷史評論》,XI(1906),231—242。
注1159 P.馬斯:「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詩」(「Die Musen des Kaisers Alexios I」),《拜占庭雜誌》(德文),22(1913),357—358,328—329。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這段文字尚未在涉及第一次十字軍歷史的研究中使用過。
注1160 安娜·科穆寧娜:《阿列克修斯》,V,5;賴弗謝德編,II,76;道斯編,250。該段最後一句,道斯譯為:「把這看成必然結果。」
注1161 見M.卡納爾(M.Canard)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世界的聖戰」(「La Guerre sainte dans le monde islamique et dans le mond crétien )」一文中做的重要研究,《非洲雜誌》(Revue africaine),LXXIX(1936),605—623。卡納爾還強調,11世紀的拜占庭並不存在聖戰的觀念。
注1162 關於佛蘭德的羅伯特二世,可參見M.M.克納彭(M.M.Knappen)「第一次十字軍時期的佛蘭德的羅伯特二世」(「Robert II of Flanders in the First Crusade」),《十字軍和其他論文》,79—100。
注1163 見尤塔爾《博希蒙德一世》,I,44。在途經巴爾幹半島到拜占庭途中,博希蒙德儘量順從阿列克修斯和他的使者的意願(第40頁)。但尤塔爾指出:「在利慾薰心的計劃背後,博希蒙德抱著什麼目的參加十字軍,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第44頁)
注1164 同上書,38。
注1165 《書信集》,IX,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CXXVI,324—325。
注1166 《羅馬帝國衰亡史》,布瑞編,chap.59。
注1167 D.比凱拉斯(D.Bikélas):《拜占庭時期和近代的希臘》(La Grèce Byzantine et moderne),29。比凱拉斯:《關於基督教希臘問題的七篇論文》(Seven Essays on Christian Greece),布特侯爵約翰譯,35—36。
注1168 《第一次十字軍史》,159—160。
注1169 《大馬士革十字軍編年史》(The Damascus Chronicle of Crusaders),H.A.R.吉布(H.A.R.Gibb)譯,41。
注1170 參見尤塔爾《博希蒙德一世》,44。G.德熱法尼翁:「卡帕多細亞碑銘文和尼西亞的希臘帝國史」(「Les Inscriptions cappadociennes et l』histoire de l』Empire Grec de Nicée」),《東方基督教雜誌》,I(1935),244—245。
注1171 詳情參見尤塔爾《博希蒙德一世》,52—84。夏朗東:《第一次十字軍史》,177—249。
注1172 安娜·科穆寧娜:《阿列克修斯》,XI,22;賴弗謝德編,II,140—141。見夏朗東《第一次十字軍史》,II,236頁注6。尤塔爾:《博希蒙德一世》,102頁注99。此傳說流行於西方。在中世紀,裝死和假葬的記述有據可考。見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I,234—235。
注1173 「聖戰歷史」(「Historia belli sacri[〈圖德伯特歷史的模仿與續篇〉Tudebodus imitatus et continuatus]」),D.布凱(D.Bouquet):《十字軍運動史匯編》(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III,228。尤塔爾:《博希蒙德一世》,106。
注1174 尤塔爾:《博希蒙德一世》,108、115。此觀點得到A.C.克雷(A.C.Krey)的支持:「《帝王傳記》中一個被忽略的片斷及其與第一次十字軍文學的聯繫」(「A Neglected Passage in the Gest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First Crusade」),《十字軍和其他論文》,76—77。
注1175 博希蒙德的原稿可在安娜·科穆寧娜的著作中找到,《阿列克修斯》,XIII,12;賴弗謝德編,II,209—221;道斯編,348—357。參見尤塔爾《博希蒙德一世》,127—129;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51—52(no.1243);很好的參考書目。
注1176 《書信集》,XVI;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XVI,529。
注1177 《第一次十字軍史》,I,321—322。
注1178 F.夏朗東:《科穆寧王朝。11、12世紀拜占庭帝國研究》(Les Comnène.Etudes sur l』Empire byzantin au XIe siècle)(以下簡稱《科穆寧王朝》),II,10。
注1179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23。
注1180 選自《12世紀的烏戈爾(匈牙利)人和斯拉夫歷史》(History of Ugria〈Hngary〉 and the Slaves in the Twelfth Century),26—27。
注1181 《拜占庭史料集》(Fontes rerum byzantinarum),W.萊格爾(W.Regel)編,II,334。至今為止,無人使用過這個資料。讚頌者將帕齊納克人和其他侵犯拜占庭的北方部落稱為斯基泰人和遊牧人。
注1182 提爾的威廉(William of Tyre):《海外領地政治編年史》(Historia rerum in partibus transmarinis gestarum),XV,3;載《十字軍歷史匯編》,I,658—659;E.A.C.克雷英譯本,II,97。
注1183 萊格爾:《拜占庭史料集》,II,358—359。
注1184 雅尼斯·辛那姆斯:《歷史》,波恩版,25。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56。提爾的威廉:《海外領地政治編年史》,XV,21,《十字軍歷史匯編》,I,691;克雷英譯文,II,126。
注1185 萊格爾:《拜占庭史料集》,II,338 、339。
注1186 萊格爾:《拜占庭史料集》,336、346、353。作者認為詩中所言凱爾特橡樹即指安條克的法蘭克人公國。
注1187 弗萊興的奧托(Otto of Freising):《皇帝腓特烈一世業績》(Gesta Friderici I imperatoris),I,24(25);G.維茨編,33。
注1188 E.卡斯珀爾(E.Caspar):《羅傑二世(1101—1154年)和諾曼-西西里王國的建立》(Roger II〈1101—1154〉 und die Gründung der normannisch-sicilischen Monarchie)(以下簡稱《羅傑二世》),365。
注1189 J.夏博:「十字軍歷史片斷(Un Épisode de l』histoire des croides)」,《M.古斯塔夫·施倫伯格紀念文集》(Mélanges offerts a M.Gustave Schumberger),I,179。
注1190 《第二次十字軍歷史研究》(Studies zur Geschichte des zweiten Kreuzzuges),96。
注1191 《十字軍史》,55、57。
注1192 「兩個帝國的聯盟」,《斯拉夫研究文集》(Slavyansky Sbornik),II(1877),214;《著作集》,IV,22—23。
注1193 H.居貝爾:《關於第二次十字軍》(Ueber den zweiten Kreuzzug),441。Th.烏斯賓斯基:《十字軍史》,61。烏斯賓斯基:「曼紐爾·科穆寧的東方政策」(「The Eastern Policy of Manuel Comnenus」),《俄國巴勒斯坦學會報告》(Accounts of the Russian Palestine Society),XXIX(1926),114。參見庫格勒《第二次十字軍歷史研究》,166頁注60。
注1194 夏朗東:《科穆寧王朝》,287。
注1195 E.柯蒂斯(E.Curtis):《西西里的羅傑和1016—1154年南義大利的諾曼人》(Roger of Sicily and the Normans in Lower Italy,1016—1154),227。
注1196 參見F.夏朗東《諾曼人在義大利和西西里的統治》,II,135—137。亦見卡斯珀爾《羅傑二世》,376—384。
注1197 只有西方史料提及雅典的陷落和劫難。見卡斯珀爾《羅傑二世》,382頁注5。
注1198 條約內容參見塔菲爾和托馬斯《古代商業和國家歷史條約集》,I,109—113。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525—529。
注1199 參照《出埃及記》,17:8—14。
注1200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443。薩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Eustathii Thessalonicensis):《悼曼紐爾·科穆寧》(Manuelis Comneni Laudatio funebris),par.17;米涅:《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XXXV,984。
注1201 尊者彼得:《書信集》,VI,16;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CLXXXIV,424。
注1202 「兩個帝國的聯盟」,《斯拉夫研究文集》,II(1877),244;《著作集》,IV,55—56。
注1203 胡戈·法爾坎篤(Hugo Falcandus):《西西里史》(Historia sicula)載L.A.穆拉多里(L.A.Muradtori):《義大利歷史資料手稿》(Scriptores rerum italicarum),VII,269。
注1204 弗萊興的奧托:《皇帝腓特烈一世業績》,2,49。
注1205 V.G.瓦西列夫斯基:「南義大利戰爭(1156—1157年)」(「The South Italian War,1156—1157」),《斯拉夫研究文集》,III(1876),400;《著作集》,IV,138。
注1206 夏朗東:《科穆寧王朝》,II,557。
注1207 G.施倫伯格:《夏蒂榮的雷金納德》(Renaud de Chatillon),107。
注1208 《海外領地政治編年史》,XVIII,23;《十字軍歷史匯編》,I,860—861;M.鮑林(M.Paulin)編,II,232。該書的拉丁文本說:「他交出他的劍,接著撲倒在皇帝腳下,五體投地。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到噁心。拉丁人的面子被他丟盡了。」提爾的威廉:《海外領地政治編年史》,E.A.巴布科克和A.C.克雷譯,II,277。關於此事,參見普洛德羅姆斯的一首詩,見《十字軍歷史匯編》,II,305—310。
注1209 約翰尼斯·辛那姆斯:《歷史》,IV,18;波恩版,183。
注1210 施倫伯格:《夏蒂榮的雷金納德》,110、111。提爾的威廉:《海外領地政治編年史》,XVIII,23;《十字軍歷史匯編》,I,861:拉丁人的面子被丟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