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老課文 · 我與文學

我與文學 蹇先艾 這幾年來，和自己的本行「經濟學」背道而馳，一天比一天遠了，與「文學」的關係卻倍加親密起來，像忘形的朋友似的。嚴格而論，我並沒有超人一等的天賦，偏要不避艱險地走上這條路去，而且覺得醰然有味，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是不是緣法？拉雜讀書，興到為文，幾乎成了生活的習慣了。但是一旦遇到天才作家，正牌文士，終不免面紅耳赤，顯著十分忸怩。因為我是左道旁門，未可以語於大方之家。 先學寫詩，繼寫小說，前後有七八年，這便是我的簡單的履歷。詩，統計起來，寫過不下數十首，大多數發表於《晨報副刊》和《詩刊》，有一小部分則登在《小說月報》。曾經幾次有野心想編訂一本詩集，最後還是放棄了原來的計劃；緣故是初期的試作，如今新詩成熟時代，印行出來，怕不會笑破了讀者的肚子。最難忘是徐志摩先生，如果缺少他的鼓勵和敦促，也許連這點微薄的成績都沒有。我的寫詩是他寄寓松坡圖書館舊址的時候開始的。庭院裡的那棵參天拿雲的古槐永遠在我的記憶之中。志摩在《石虎胡同七號》中描寫過它，我還特別用它做題材作了一首《老槐吟》，登在前期的《詩刊》上。這首詩當時很受他的讚美。還記得有一首名《百年後》的短詩，我曾依照志摩的推敲，修改過三次才發表，足證他對我做詩的熱心。那時我因讀了幾本莫泊桑和柴霍甫的英譯選集，也學寫一些短篇小說，得陳西瀅、王統照兩先生的指正不少。但在現在看來，都是些不成形的東西。一九三○年以後因為生活的轉變，家庭的重擔挑到肩頭上，過著非常單調機械的日子，煙士披里純早已逃走無蹤；寫詩不成，只好以全力來學寫小說了。 因為自己的創作力十分薄弱，不能大量地生產；一方面又鑒於賣文為生的危險，於是不得不找一點職業的工作。這職業便是教書，也就等於「拉散車」一樣，把時間零碎賤價地賣給了別人；每到日落黃昏，才氣喘吁吁地回到家裡，全身已經筋疲力竭了，哪裡還有提筆的勇氣！何況理智的粉筆生活與熱情的創作生活又是絕對衝突的。但因為朋友們的催逼，卻也不能完全停止寫作。這兩年來寥如晨星似的在各雜誌中出現的幾篇便是在這種窘迫和狼狽的情形之下產生的。意識的不正確，技巧的不完美，事實上也就無法避免了。 常常研究自己的作品產量稀少的原因：一半固然應歸咎於生活的忙碌；一半也由於我的想像力太貧薄和生活的體驗還不夠透徹。今後的努力，我是完全辨清路徑的方向了。從根本上說，還得多讀名家的傑作。 說到寫小說，個人有一種偏嗜，總愛著眼小處，盡力在字句上修飾，因此便忽略了全篇的結構，遂不免往往有雷同的布局。還有，我因為感覺著以都市的生活來做材料的創作是太普遍了（雖然其中不乏佳作），便妄想換一個新的方面來寫，——這新的方面即是一些邊遠省份鄉鎮中的人物和風景。並且自己又最愛讀ＢｒｅｔＨａｎｅ的富有地方色彩的小說。所以我的短篇，有好些便喜選取故鄉（貴州）的題材。就我以往的創作說，其中比較愜意的幾篇，如《在貴州道上》、《到鎮溪去》、《鹽巴客》、《瀠渡》，也正是屬於這一類。不過這種小說，ｌｏｃａｌｃｏｌｏｕｒ太濃，恐怕是不易得到一般人的了解的。何況我離鄉太久，有些地方已經描寫得不很真切。如果機會允許，還想回家一行，細細地考察一下故鄉農村和城市的情形以後再寫，也許可以產生幾篇較好的作品，那隻好俟之將來了。 （原載上海開明書店１９３６年４月初版的《城下集》） 【點評】 蹇先艾（１９０６—１９９４），現代作家。１９０６年生於貴州遵義。學生時期即開始寫作，１９２６年參加文學研究會，與李健吾等組織曦社，出版《爝火》雜誌。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７年任北京松坡圖書館編纂主任。此時著有短篇集《朝霧》、《一位英雄》、《鄉間的悲劇》等。抗戰時期，在貴州與謝逸等組織每周文藝社，出版《每周文藝》，還主編貴州日報副刊《新壘》。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先後任遵義師範學校校長，貴州大學等校教授。這時作品集有《鹽的故事》、《幸福》等。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５年相繼擔任貴州省文聯主席、貴州省文化局局長等職。此間作品有短篇集《山城》、《倔強的女人》和散文集《新芽》等。 《我與文學》：作者走出了偏遠的貴州，外面的世界闖進了他的視野。他跋涉在文學的道路上，得到了徐志摩、陳西瀅、王統照等先生的鼓勵和支持。他熱愛文學，但是愛好與現實生活的矛盾卻是難以調和的，那麼作者只能夠選擇妥協與調和的道路。在進行文學創作的過程中，大量的閱讀經典著作，借鑑別人有益的經驗和技巧是非常必要的。在談到自己的作品時，作者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往往忽視了全篇的整體布局，創作的題材也多是對自己生活的西南偏遠地區的描寫。其實這也正是作者與眾不同的地方吧，也是一種揚長避短的解決問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