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周書 · 蘇綽傳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是魏國侍中蘇則的九世孫。
歷代都擔任俸祿為二千石的官員。
父親蘇協，曾任武功郡守。
蘇綽少年時喜好學習，博覽群書，特別擅長算術。
堂兄蘇讓出任汾州刺史，太祖在東都門外為他餞行。
臨分手時，太祖問道：「你家子弟之中，誰可以任用？」蘇讓乘機推薦蘇綽。
太祖就徵召蘇綽擔任行台郎中。
在職一年多時間，太祖並沒有深入了解他。
可是各官署中有難決之事，都要向蘇綽請教才能決定。
官府之間的文書，也由蘇綽定下格式。
行台中的官員都稱讚蘇綽的才能。
後來，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討論事情，周惠達無法回答，請求暫時出外議論一下。
周惠達召來蘇綽，把事情告訴他，蘇綽立刻為他衡量裁定。
周惠達入內稟報，太祖很稱讚，問道：「誰為你出的主意？」周惠達說是蘇綽，並讚揚他有大臣之才。
太祖說：「我也聽說很久了。」隨即任命蘇綽為著作佐郎。
恰好太祖與公卿們前往昆明池觀看捕魚，走到城西漢代倉庫遺址，太祖回頭問左右的人，沒有一個人知道。
有人說：「蘇綽博識多知，請問問他。」太祖就召見蘇綽。
蘇綽詳細地作了回答。
太祖十分高興，又進一步詢問天地造化之由來，歷代興亡的遺蹟。
蘇綽能言善辯，對答如流。
太祖更加高興，就與蘇綽並馬緩行到昆明池，竟然連捕魚也沒有看就回來了。
又把蘇綽留下來直到深夜，問他治國之道，太祖躺著聽他講。
蘇綽陳述指明帝王之道，並進述申不害、韓非的精要。
太祖於是起身，整衣端坐，不知不覺移坐而前。
一直說到天明還不厭倦。
第二天，太祖對周惠達說：「蘇綽真是個才能出眾的人，我要委任他政事。」隨即任命蘇綽為大行台左丞，參預決定機密大事。
從此寵愛禮遇越來越優厚。
蘇綽創製文案程式，用紅黑兩色分別書寫出入公文，又制定計賬、戶籍之法。
大統三年(537)，齊神武兵分三路，侵入國境，諸將都打算分兵抵抗，只有蘇綽的意見與太祖一致。
於是合力抵禦竇泰，在潼關將其活捉。
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銜，封爵美陽縣公，食邑三百戶。
又加通直散騎常侍銜，晉封伯爵，食邑增加二百戶。
十年，任大行台度支尚書，領著作，兼任司農卿。
太祖準備改革政治，推行強國富民之道，所以蘇綽得以儘量施展他的智慧才幹，輔佐太祖完成改革。
裁減官員，設置二長，並開辦屯田以資助軍隊和國家。
又起草了六份詔書，上奏准予施行。
其一是端正思想，詔書說：如今的方伯守令，無不受命於朝廷而出守地方，論其地位，同古代的諸侯一樣。
所以前世帝王，每次談到與自己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賢能的地方官吏。
他們明明知道中央官員各有職守，但治理百姓的根本之責，反不如地方官吏重要。
治理百姓的所有措施，應當以端正思想為先。
思想是一身的主宰，也是所有行動的根本。
思想不清淨，就會產生妄想。
有了妄想，就會不明事理。
不明事理，就會顛倒是非。
是非一旦顛倒，就無法約束自己，又怎麼能去治理百姓！所以治理百姓的要務，在於自己思想清爽恬淡。
所謂「清心」，不是指不貪財貨，而是指心氣清和，志向心意端莊寧靜。
心和志靜，則邪妄之念沒有條件產生。
無妄邪之念，則凡有思慮，無不是極公正的道理。
用最公正的道理來治理百姓，則百姓沒有不服從教化的。
所以說治理百姓的根本，首先在於端正思想。
其次，在於端正自己。
皇帝的言行，是百姓的表率，一國的典範。
標竿不正，無法正確測量日影以計時；箭靶不明，不應責備射不中的人。
如今君王不能端正自身，反而希望去治理好百姓，好比標竿彎曲而去求得筆直的日影；君王的言行不能自我修養，反而要求百姓修養，好比沒有靶子而責備射箭的人。
所以君王必須心如清水，形如白玉。
履行仁義，履行孝悌，履行忠信，履行禮讓，履行清廉公平，履行勤儉節約，然後孜孜不倦，再加上正確的觀察。
實行以上八條，憑此來訓化百姓。
所以人們就會對君王又害怕又愛戴，把君王當做學習的典範，可以不用等待家庭的教育而蔚然自成風氣了。
其二，敦厚政教風化。
天地的本性，惟有人最可寶貴。
人具有中正平和之心，仁義寬恕之行，異於木石，別於禽獸，所以最可貴。
可是本性無法一直保持，而是隨著教化變遷。
以敦厚樸實教化，則性亦質樸率直；以浮薄狡詐教化，則性亦浮薄。
浮薄是衰亡敗壞的風氣，質樸率直是淳厚平和的風俗。
衰亡敗壞則禍患動亂層出不窮，淳厚平和則天下自安。
國家或治平，或喪亂，或勃興，或敗亡，無不由教化所起。
然而世道衰頹，已有數百年之久。
天下大亂也已將近二十年。
百姓不見德行，只見戰亂；掌權者不施教化，只用刑罰。
如今國家剛剛開始復興，天下未定，既有戰爭，又有饑荒，所有體制都是匆匆創立，大多是權宜之計。
以致使禮讓之風不興，風俗未能改變。
近年收成稍豐，徭賦尚輕，百姓略得溫飽，則教化可以實行了。
凡各級地方官員，應當端正思想，對上承奉朝廷旨意，對下宣諭教化。
實行教化，貴在能培養淳樸之風，浸潤以沖和之元氣，廣布道德，顯示樸素。
使百姓勤勉不倦，心中向善，不知不覺中消去邪偽之心，嗜欲之性，而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才是「化」。
然後教育百姓孝悌，使他們有慈愛之心；教育百姓仁義和順，使他們和睦相處；教育百姓禮義，使他們互敬互讓。
有慈愛之心，就不會遺棄親人，就不會因物質利益而互相競爭。
三者俱備，就可以以仁義來治理天下了。
先王移風易俗，倡導淳厚樸素，輕易而治理天下達於太平盛世，其原因全在於此。
這是最重要的道理。
其三，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產能力。
人存在天地之間，衣食是性命的根本。
食物不足就會飢餓，衣服不足就會寒冷。
饑寒關係到自身，在這種情況下想使百姓廣行禮義謙讓，猶如在長坡上自下而上滾動彈丸，勢必無法實現。
所以古代的聖賢君王都了解這種情況，一定先要使百姓衣食豐足，然後才實行教化。
衣食豐足的原因在於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產能力。
而充分發揮土地生產能力的原因，又在於勉勵農耕有正確的方法。
主管此事的是各級地方官員。
百姓愚昧，智力不足，必須加以勉勵考核，才能出盡全力。
各州、郡、縣，每當年初，必須命令百姓，無論年紀大小，只要能操持農具的，都要下田，按時翻耕土地，不得延誤。
耕種結束後，要及時管理禾苗，麥收、養蠶之時，男女老幼都應全力以赴，如同救人、救水、抵禦盜賊一樣，然後才可以使農夫不荒廢田地，養蠶的婦女取得成效。
如果有遊手好閒、懈怠懶惰的人，早收工，晚出工，貪圖安逸，厭惡勞動，不勤於農耕，里正、戶長應當把他們的姓名上報郡縣，郡守、縣令可就事加以懲罰，以勸戒眾多百姓。
這是賢明的守令所實行的教化。
即使是百畝之田，也必須春天翻耕，夏天播種，秋天收穫，然後才有過冬的食物。
這三個時節是務農的關鍵之處。
倘若失去其中一個時節，就不可能吃到穀物。
所以先王告誡說：「一個農夫不耕田，天下必有因此而挨餓的；一個婦女不織布，天下必有因此而挨凍的。」如果在這三個時節不明事理，而使百姓荒廢農耕，這就是斷了百姓的性命，把他們趕向死地。
孤獨貧弱之戶，無牛之家，勉勵他們互通有無，互相幫助。
在三個農時的間歇時間和下雨的空閒時間，還應當教育百姓種植桑樹、果樹，栽培蔬菜，修整園圃，飼養雞豬，以備生活之需，養老之用。
治理政事不宜過於繁瑣，過於繁瑣就會煩難百姓；勉勵農耕也不應過於簡略，過於簡略就會使百姓懈怠。
善於治理政事的人，必定會掌握時節更替，政令繁簡適中。
所以《詩經》說：「非剛非柔，施政寬和，福祿齊至。」如果做不到這些，那就只有濫用刑罰了。
其四，提拔賢良之才。
天生眾民，無力自治，所以一定要奉立君王來治理他們。
君王無法獨自治理天下，所以必須設置君臣來輔佐君王。
上至帝王，下及郡縣和諸王封國，得到賢臣則可太平，失去賢臣則必動亂，這是根本的道理，歷代帝王無法更易。
如今刺史守令都有下僚吏員，這些都是輔佐治事的人。
刺史府衙的官員由朝廷任命，州吏以下的屬員則由牧守自選。
從古以來，州郡的大吏是只取門第，大多不選賢明能幹之人；小吏則是只試寫作能力，不問他們的志向行為。
門第本是先輩的封爵官位，並不能避免子孫的愚昧；寫作是身外的微末之技，也並不排斥本人性格行為的輕薄虛偽。
倘若從門第之中選得賢明能幹之人，好比是騎駿馬而日行千里；倘若從門第之中選得愚昧之人，則如同土牛木馬，外形相似而實無所用，無法使之行路。
倘若從寫作之中選得志向操守俱佳之人，猶如精雕金玉，內外皆美，實為人中之寶；假如從寫作之中選得輕薄虛偽之人，好比是裝飾著彩畫的一段朽木，只能一時好看，而無使用價值。
如今的選舉，應當不限於門第，只著眼於真正選拔出人才。
假若得到這樣的人才，自可出身卑賤而為卿相，如同伊尹、傅說那樣，更何況州郡的職位呢？假若不是這樣的人才，像丹朱、商均雖是帝王后裔，連百里封地都無法保住，更何況公卿的後代呢？觀察人的道理由此可知。
尋求有才能技藝的人，目的是讓他們輔佐治理百姓。
若是有才能技藝而且立身正直的，必定施展他們的才能使政治清明安定；假若有才能技藝而又為人奸詐虛偽的，將利用他們的官職而製造動亂，又怎麼求得清明安定呢？所以欲求才能技藝，必然先選擇志向操守。
凡志向操守俱佳者，就舉薦他；凡志向操守不好者，就摒棄他。
但是，如今選拔人才的官員大多說「國家沒有賢才，不知道該舉薦什麼人」。
這話沒有經過思考，不合道理。
為什麼呢？古人有言：聖明君主興起，不待上天降輔佐之臣；聖人受命，不待大地薦有才之士。
總是任用當世之人，治理當世政務。
所以殷朝、周朝不會空等稷、契這樣的大臣，魏朝、晉朝也不會假手蕭何、曹參的輔佐。
孔子說：「十家之村，必有像我一樣講究忠信的人。」難道萬家聚居的都市，竟然說沒有人才？不過是尋求不勤，選擇不精，或者是不得其用，即使有了委任也無法盡展才能，所以說沒有人才罷了。
古人說：「從一千人中選拔出來的傑出人物稱為英才，從一萬人中選拔出來的英才稱為俊才。」以聰明才智授予官職的人，以高尚行為聞名全國的人，難道不是近於英俊之士嗎？只要能勤勉詳察，捨棄虛假，取其本質，各自都能得到州郡之中最優秀的人才，並使用他們，這樣，百姓無論人數多少，都足可以治理了。
誰說沒有賢才？美玉未經雕琢時，同磚瓦石頭相似；名馬沒有奔馳時，與劣馬相混雜。
一旦美玉經過雕琢顯出光澤，名馬稍試足力，就可看出它們與石頭、劣馬的不同了。
那些賢能之士沒有被任用的時候，也是混同於一般的人，與美玉、名馬沒有什麼區別。
必須把政事委任給他們，把任務交付給他們，才能使他們與平庸之輩顯出差別。
從前呂望屠牲釣魚，百里奚餵牛，寧生敲打牛角，管夷吾三次失敗，在那個時候，那些庸俗之人怎會說他們賢能？等到他們輔佐明主，完成霸業，積數十年之力大功告成，人們才認出他們是才能卓異之士，於是後世稱讚不絕。
像他們那樣的奇偉之才，絕代英傑，尚且不能在機會未到之時有別於一般的人，何況不如他們的人呢？如果一定要坐等呂望出現然後再用，那就永遠也不會發現呂望這種人才；如果一定要坐等管夷吾出現才加以委任，那就永遠也不會發現管夷吾這種人才。
為什麼會這樣呢？有才能的人必然是從微賤而到著名，其功勞必定是由小功積累而成大功，哪裡有尚未任用而已成大業，不加使用而先已成名的道理？如果懂得這個道理，則賢能可以求得，有才能之士也可以選到。
得到賢能而加以委任，得到有才能之士而加以使用，那麼天下的清平安寧是不愁實現了。
然而善於做官的人必須先使政務簡要。
政務簡要，則有道德的人容易充任，有道德的人易於當官，則事情沒有不能治理的；政務繁瑣，則屬員中一定會混入壞入，混入壞人後，則政事必出弊病。
所以有這樣的話：「政務簡要則事少，事少則百姓清靜；政務繁瑣則事多，事多則百姓混亂。」清靜和混亂的原因，在於政務之簡要或繁瑣。
查現在的吏員，人數不少。
從前民多事多，尚且能夠治理，而如今人口減少，依照原來的數目設置吏員，還認為人手不夠。
聽說下面的州郡還有兼職和代職，擾亂百姓，十分無理。
像這一類人，應當全部免職，不能讓他們習以為常。
不在州郡當職的官，也必須選擇有道德的人，以至里正、戶長之職，都應當謹慎選擇，使他們勝任其職，便於互相監督統領。
里正、戶長是治理百姓的根基。
根基不歪斜，上面必然安穩。
訪求賢能的方法不只一種。
可是為了謹慎周密起見，必須予以委任來試驗他的才能，加以考核和觀察。
從他在家的言行，以至鄰里族人，都要訪查清楚，觀察他過去的所作所為，這樣就會明白知人之道，區別賢能與奸邪。
按照這個方法來尋求人才，大概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和後悔了。
其五，慎用刑法。
人受陰陽之氣而生，有感情，有個性。
性情或者為善，性情或者為惡。
善惡一旦分明，隨之就是賞罰。
賞罰適度，則可制止惡行而勉勵善行；賞罰失度，則百姓不知所措。
百姓不知所措，就會生出怨恨反叛之心。
因此先王重視賞罰，特別警惕謹慎。
所謂警惕謹慎，就是要使治獄之官全心全意，推究案件的原委。
首先要察言觀色，傾聽訴訟，再用事實加以驗證，妙解疑難，盡破奸偽，使邪惡無處可藏，就一定能夠找到罪犯。
然後根據犯罪事實量刑，輕重適當，赦免那些犯有過錯的人，憐惜那些愚從的人，偵得實情不要喜形於色。
又要推究情理，考慮禮制和法律，無不合於人心的深隱之處，昌明聖教，使罪犯服罪。
這是最好的情況。
可是地方官員人數眾多，不可能每個人都有通達的見識，推究事理情由，也或許難以一一問個水落石出。
只是應當懷大公無私之心，去偏袒枉法之想，務必求得是非曲直，儘量做到公平恰當。
聽訟察獄之理，在於儘量查證，然後依法拷問審訊，不苛刻，不暴躁，有疑點則從輕發落，未經審訊不妄加處罰，根據案情判決，案件就不會積壓。
這是次一等的情況。
如果不存寬厚仁慈之念而肆意殘暴，把百姓看得如同木石一樣，任意拷打。
狡猾者即使罪情暴露也有可能免受懲罰，辭辯不強者即便無罪倒反而被罰。
像這樣的情況屬於下等，不敢把共同治理的職位託付給他們。
如今的地方官員，應當努力達到中等水平，向最高水平看齊。
如果屬於下等，則應依法懲治，不得赦免。
所考慮的事情應當更遠更大，心中不忘道德教化。
先王的命令說：「與其殺死無罪之人，不如赦免有罪之人；與其妨害善行，不如使它更為放縱。」明知必然無法治罪，就寧可多放掉一些有罪之人，而決不妄害一個好人。
如今的官員卻不是這樣。
援引法律條文，苛細周納，巧言審訊，寧可羅致好人的罪名，也不肯依據刑法而免罪。
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不是他們都喜歡殺人，只是說為吏寧可嚴酷，可以免留後患。
這就是只圖自己方便，不考慮什麼是公正，如此執行法律的，都是奸詐小人。
人是天地間的寶貴物品，一旦死去則不可復生。
然而在嚴刑拷打之下，有人由於難以忍受痛苦而被迫認罪，無法申冤，從而受到刑罰乃至處死，將來恐怕還會不斷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自古以來，就規定了審案的五種方法和對犯罪者可以從寬處理的三種情況，制定出對各種獄訟謹慎從事的法典，這都是十分關懷百姓的措施。
凡是伐木割草，打獵不順手，尚且違背時令，而有虧於帝王之道，更何況刑罰不當，濫害好人，難道不傷害上天之心、有違於諧和之氣嗎？天心受害，和氣被損，而想使陰陽調諧，時令順遂，萬物繁茂，百姓快樂，那是不可能達到的。
所以人們說：「一個人嘆息不滿，先王所行的正道就有可能傾覆。」說的正是這種情況。
所有的地方官員，可以不謹慎從事嗎？假若有大奸大惡之人，傷風敗俗，違逆人倫，不忠不孝，故意違背正道，則殺一人而警戒百人，以澄清君王的德化，這時可用刑。
了解了這兩種方法，則刑罰與政令就可以盡知了。
其六，平均賦稅徭役。
帝王最寶貴的是帝位。
用仁義來鞏固帝位，用錢財來聚集人才。
要明白先王必定用錢財招攬人才，用仁義守住帝位。
國家不富足，帝位不能鞏固。
所以從三皇五帝以來都規定有徵稅的法律。
雖然輕重各有差別，但用途則一樣。
如果反賊未平，軍費浩繁，即使還來不及減少，以體念百姓的疾苦，但是可以平均賦稅，使百姓不再匱乏。
所謂「平均」，就是不放過豪強而只征貧弱，不縱容奸猾、困窘愚拙，這就是平均。
所以聖人有言：「平均則無貧困。」可是，財貨的產生很不容易。
紡紗織布，都要一點一點做起，旬日之間難以見功。
必須勉勵考查，參與經營管理。
產絹之鄉先要紡絲，產麻之地應及早織麻。
在徵收之前就有準備，到徵收之時即可交納，所以帝王的賦稅能保證供給，百姓也不感到困窘。
如果不事先勉勵告誡，到了徵收之時急迫無措，又擔心拖延時日會遭到拷打，只好臨時操辦。
大商人們因此而牟取暴利，百姓有錢者只得高價買進，百姓無錢者被迫向他們大舉借債並償還利息。
於是交稅的百姓就困苦了。
交納田賦稅款時，雖然定有規格，但考慮貧富差別、等級次序，都由里正、戶長規定，並與郡守、縣令有關。
如果考慮得當，那就政治清和而百姓喜悅；如果檢驗管理沒有法度，那就會導致吏員作奸而百姓怨恨。
在徵發勞役時，大多又不注意。
以致使那些貧弱之人派往遠方防守，而且干很重的活兒，而把那些年輕力壯之人派往近處防守，干較輕的活兒。
郡守、縣令如此用心，不存體貼百姓之意，都是帝王政令的罪人。
太祖十分重視這些意見，常常把它們放在座位右邊。
又下令所有官員認真學習。
凡是牧、守、令、長，如果不通曉以上六條及計算賬目的，一律不得當官。
從晉末以來，文章競相浮靡華艷，蔚然成風。
太祖想改革這一弊病，就趁著魏帝祭祀太廟、群臣都在的機會，命令蘇綽寫了一篇誥文，上奏實行。
這篇誥文文詞古樸、風格典雅。
從此以後，文章都遵依這種風格。
蘇綽勤儉樸素，不經營產業，家裡沒有多餘的財產。
由於天下尚未平定，常把國家大事當作自己份內的職責。
廣泛訪求賢能英傑之士，共同弘揚治國之道，凡是他所推薦提拔的，後來都當了大官。
太祖也對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彼此之間沒有猜忌。
有時太祖外出巡遊，便把預先簽字的空白紙張交給蘇綽，如果有急需處理的政事，蘇綽可根據情況決斷，太祖回來時，也只是打開看一下。
蘇綽曾說過，治國之道，應當像慈父那樣愛惜百姓，像嚴師那樣教育百姓。
每次與公卿討論政事，總是從白天直到深夜，無論大事小事，他都十分清楚。
蘇綽思勞過度，氣行阻滯。
大統十二年(546)，在職位上去世，當年四十九歲。
太祖極為惋惜，哀哭之聲感動了左右隨從。
等到將要下葬的時候，太祖對公卿們說：「蘇尚書平生謙和禮讓，提倡儉省節約。
我想滿足他素來的意願，又擔心那些庸俗之人散布流言蜚語；如果對他厚加贈封，又違背了當初傾心相交的道理。
實在是進退兩難，不易決斷。」尚書令史麻瑤上前說道：「從前晏子是齊國的賢明大夫，一件狐皮袍子穿了三十年。
他死的時候，只留下一輛車子。
齊侯沒有改變他的意願。
蘇綽既然操行清白，謙退自守，臣下以為葬禮宜於從儉，以表彰他的美德。」太祖稱讚麻瑤講得有理，推薦他入朝。
蘇綽歸葬武功時，只用一輛白色布質的車子載他。
太祖與公卿們都步行送到同州城門外。
太祖親自在靈車後以酒澆地，說道：「蘇尚書平生做事，他的妻子、孩子、兄弟們有不知道的，我都知道。
只有你懂得我的心，我了解你的心。
正準備共同平定天下，不幸竟舍我而去，有什麼辦法！」說到這裡，太祖放聲痛哭，酒杯也從手裡掉下去。
到安葬那天，太祖又派使者以牛、羊、豬三牲祭奠，太祖親自寫了悼文。
蘇綽還著有《佛性論》、《七經論》，都在世上流傳。
明帝二年(558)，以蘇綽配祭太祖廟庭。
兒子蘇威承襲封爵。
隋朝開皇初年，由於蘇綽在前朝著名，下詔道：「從前漢高祖欽佩無忌的義氣，魏武帝援引子乾的遺風，前代有名望的賢人，皆被其後的帝王所推重。
魏國已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其施政辦事，藝文禮樂皆備，遺風可贊可頌。
施展才力，輔佐前王，名垂青史。
應當賜予封地，以表彰賢能之人。」於是追封蘇綽為邳國公，食邑二千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