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宋史 · 李侗傳
李侗，字願中，南劍州劍浦縣人。二十四歲那年，聽說本郡人羅從彥學得了河、洛之學，於是以書信拜謁他，其中大致說：
「李侗聽說，天下有三個根本，父親生養兒子，老師教授學生，君主治理國家，缺其中之一則根本就不能樹立。古代的聖賢沒有誰沒有老師，他們學習的勤奮與懶惰，涉及道學的淺顯與深邃，求取得益的先與後，是存還是亡，其詳細情況不可能去考查。惟有洙水、泗水之間，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中的賢徒，議論問答，全部記錄在簡冊上，有足夠的根據可以稽查，是因為憑藉孔夫子而愈益明了。孟子以後，儒道失掉了傳承，分成了各個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再沒有見聞於世。其聚徒講學成群的人，他們所相傳教授的，只是做些句讀、解釋文字而已，謂之熄滅、失傳是可以了。
「惟有先生衷心信服龜山先生的講席已有一年多了，況且曾經從學於伊川先生之門，得到沒有傳承的孔孟之道於一千五百年之後，性情明而修，行為完而潔，擴其道以廣大，體驗其道以仁恕，精深微妙，各終其極致，漢朝、唐代的各位儒生沒有與之相近似的。至於不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以謙感人，和別人一起就能感化別人，如春風吹髮萬物，大概也沒有誰知道其所以然。凡是讀聖賢之書的人、粗有見識的，誰不希望能夠得到你傳授的經典，以詢問疑難，至於有不同意見的人，本應當放置一旁而不議論他。
「李侗愚笨、鄙陋，僅僅是學習科考舉子之業，不能夠從學於您的門下，而今天誠懇地想來求教，是因為所尋求的東西大於利祿。李侗還聽說，道可以治心，就像吃了食物使人肚腹飽滿，就像穿衣服而可以抵禦寒流。人有迫於飢餓、寒冷的憂慮，因此，忙碌地謀取衣食，造次顛沛，始終沒有忘記。至於心之不治，如面臨末世的危險而不知道去憂慮，豈不是愛心不如愛口與身體嗎？我為此百思而不得其解。
「李侗沒有考慮自己的天資淺陋，僅是以祖父的儒學起家，不忍心於墜入箕裘之業，忙忙碌碌地追求利祿之學，雖知道真儒有所作為，聞風而起，本不如先生親自動手所得於動靜語默之間，親眼看見而意思周全。現在我已有二十四歲，茫然間而又沒有停止學習，顯明的道理沒有弄清而是非無以辨別，宅心不廣而喜怒情緒容易變化，行為不完美而悔吝很多，精神不充實而智巧襲用，選擇了而不乾淨，遵守了而不足夠，從早到晚恐懼憂慮，就像忍飢挨餓受凍的人尋求充飢禦寒的器具。不然的話，哪裡敢以不肖的身份來成為先生的拖累負擔呢。」
李侗跟隨羅從彥多年，被教授《春秋》、《中庸》、《論語》、《孟子》的學說。從彥喜歡靜坐，李侗退入宮中也靜坐。羅從彥告訴他從靜中看喜怒哀樂的情感未發生之前的氣象，而從中尋求所謂「中」，好久以後，而於天下之理洞貫通達，依次融會釋然，各有條序，羅從彥對此特別讚許。
李侗而後退居山田鄉里，謝絕世俗之故達四十年，飲食有時不能充飢，仍怡然自得其樂。事奉親人，恭敬孝悌，兄長個性剛烈多忤，李侗待他很好，得其歡心。閨門內外愉悅肅穆，若沒有人的聲音，而眾事自有秩序。親戚中有貧窮的而不能結婚嫁娶的，就為他們幫忙而賑濟之。與鄉人相處，吃喝言笑，每天快樂，自然和睦。
李侗所接受的後學諸生，答問不倦，雖按照學生的深淺施教，而一定從反省自己開始。所以按他的話說「：學問之道不在多講，而只是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如果是這樣，雖然有一毫私慾之發生，也能退而恭聽了。」又說：「學者的毛病，在於沒有使人豁然領悟地方。如孔子門下的各位學生，群居終日，互相切磋討論，又能夠依靠孔夫子為指導，故日用平常之間通過觀感而開化的人很多。恐怕融會貫通的領悟，不是講解所能夠達到的。」又說「：讀書的人知其所說的沒有成為我自己的東西，即自己努力去尋求它，則凡聖賢所至而我所不能達到的，都可受勉勵而努力求索。假如直接求之於文字，以作為誦說之資，不成為玩物喪志的人就很少了。」又說「：講學之要在於深沉縝密，然後氣味深長，途徑不差。假如概以理一，而不能辨察其本質之區別，這就是學者之所以流於疑惑模糊的真偽之說而自己還不能知曉的原因。」曾經以黃庭堅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其開闊的胸襟、坦白的心地，如雨過天晴時風清月明的景象。」作為善於形容有道的氣象，曾經常誦讀，同時反覆要求學者存此於胸中，希望遇事灑脫、明了，這樣義理就會不斷有長進。
他在講《中庸》時說「：聖賢的門下所傳的是書，其所以開啟覺悟後學不是沒有更多的對策。然而其中所謂『喜怒哀樂未發的稱之中』的，又是其中一篇的主要的意思。假如僅僅只是記誦而已，那麼，為何要這樣呢？一定要親自體驗，才能實在地明白這個道理，假如像顏子之嘆，顯然是若有所見，而沒有違背於心想目見的道理，然後擴充過去的知識，力求無所不通，那麼就差不多可以說《中庸》了。」他在講《春秋》時說「：《春秋》中一事各是說明白一個例證，如觀賞山水，隨步移位觀察而形勢不同，不可以拘泥於一種方法。然而所以難說明的，大概是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的心事，沒有到聖人的那種灑脫的境界，豈能沒有失誤呢？」
李侗閒居以後，好似無意於當世之事，然而傷感時空，憂慮國家，議論事情感激之情動人，溢於言表。曾經說：「現在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可任用，這就使上下之氣隔離有隙，而致中國日益衰微。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治政用事開始，陷溺人心，至今人們還沒有自我覺察到。人趨利而不知義，那麼皇上的勢力就會日益孤立，君主當於這方面留意，不然的話，就是所謂『雖有粟米，我能吃得到嗎？』」
這個時候，吏部員外郎朱松與李桐同為門生故友，很看重李侗，遣送自己的兒子朱熹跟隨他學習，朱熹最終得到了他的全部傳承。沙縣鄧迪曾經對朱松說「：李願中如冰壺秋月，瑩亮清澈，光潔無瑕，不是我們所能達到的。」朱松以為這是知情的言論。而朱熹也稱讚李侗：「姿態脫俗，稟賦超凡，氣節豪邁，修養完美，沒有牴觸之處，精純之氣表現於面目之間，看起來和藹可親，語言嚴厲，神氣堅定，心平氣和，言語默然，動靜言行，端詳閒適，處之泰然，自然之中含有成法準則。平常時日誠實恭敬，對於事情似乎無甚可否，到其應酬事物，判斷變化，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冒犯的樣子。」又稱，自從跟隨李侗學習，歸去復來，則所聽說的更為超凡絕倫。他所達到的境界，還不僅僅是人們對他所稱讚的那樣。
李侗的兒子李友直、李信甫都參加科舉考為進士，在靠近家鄉的州縣擔任官吏，更替請求迎養他們的父親。歸道武夷，正逢福建將帥汪應辰用書來迎接他，李侗前往見他，到的那一天疾病發作，於是死了，卒年七十一歲。
李信甫任官至監察御史，出任衢州知州，擢升為廣東、江東憲司，因為格調超群，有不容於朝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