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明史 · 王鏊傳

王鏊，字濟之，吳地人。父親王琬曾任光化知縣。王鏊十六歲時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相傳誦他的文章。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感到驚奇，稱他為「天下士」。成化十年(1474)，參加鄉試，第二年參加會試都是第一名，廷試第三名。授編修職，閉門讀書，遠避權勢。 弘治初年，升為侍講學士，充任講官。顯貴的侍從宦官李廣引導孝宗游西苑，王鏊講文王不敢沉於遊獵，反覆懇切地規勸，孝宗為之感動。日講完後，孝宗對李廣說「：講官指的是你們。」壽寧侯張巒以前與王鏊有姻親關係，到張巒顯貴後，王鏊斷絕與他的來往。東宮太子前往封地，大臣請求選正直之人任太子官屬，王鏊以原官兼任諭德。不久轉任少詹事，提升為吏部右待郎。 曾經上奏章陳述安民之計，大致說：「昨天火篩入侵大同，陛下早晚不安，而沿邊諸將都環城固守，無一人敢當其鋒，這是臣所想不通的。臣認為當前對火篩、小王子不值得害怕。而內寵亂政，功罪賞罰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疆空虛，這才是令人十分恐懼的。每年邊將有了過失往往令其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前，也得以逃脫懲罰。由此人心所以日益鬆懈，士氣所以不振。希望陛下大振皇威。經常召見大臣，諮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行使主將之權。起用退休尚書秦..為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遙相聲援。厚恤沿邊死難者的家屬，招募邊疆的勇士，乘空隙帶領其部曲分兵襲擊，出奇制勝，寇必定不敢長驅深入。」朝廷接受此計謀。王鏊又說「：應該仿效前代以科舉取士的制度，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此廣羅奇才。六年選拔一次，特別優秀者授以樞要之職，有官職的增加俸祿。數年之後，讀書人加強了修養，一定以通經學古為高，除去滿足於小有名聲的毛病。」朝廷當時不採納，不久王鏊因為父親去世而返鄉。 正德元年(1506)四月，王鏊被起用為左侍郎，與韓文等大臣要求誅劉瑾等「八黨」。不久劉瑾進入司禮監，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離去，內閣只李東陽一人。劉瑾想引入焦芳，廷議只推薦王鏊。劉瑾迫於公論，命令王鏊以原官兼學士與焦芳一同進入內閣。過了一個月，王鏊升任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 景帝汪皇后去世，對按什麼規格舉行喪禮拿不定主意。王鏊說「：皇妃並不是因罪被廢，應該恢復原封號，按妃的規格安葬，按皇后的規格祭祀。」武宗於是下令停止上朝，按皇后的規格祭祀。憲宗廢后吳氏死了，劉瑾要焚屍以滅跡，就說「：不可以成喪服。」王鏊說「：喪服可以不成，葬禮不可以薄。」尚寶卿崔璇等三人被戴上刑具幾乎死去，王鏊對劉瑾說：「士可殺，不可辱。現在對崔璇侮辱並且又要殺之，我還有何臉面留在內閣。」李東陽也極力相救，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邊。劉瑾恨尚書韓文，一心要置韓文於死地，又想藉故中傷劉健、謝遷，王鏊前後都極力相救，使劉瑾陰謀未得逞。有人在劉瑾面前誹謗楊一清，稱築邊牆糜費。王鏊爭辯道：「一清為國修邊，豈能以功為罪？」劉瑾對劉大夏發怒，將劉逮至京城，要以激變罪名判其死刑。王鏊爭辯說：「岑猛不過是拖延不行罷了，未叛變怎能說為激變？」 當時朝內外大權全被劉瑾所掌握，王鏊起初開誠布公與劉瑾言說，劉瑾間或接納。而焦芳專於阿諛奉承，劉瑾更為專橫，士大夫深受其害。王鏊想救而不能救，就力求辭官返鄉。四年(1509)，三次上疏，才被批准。武宗賜他蓋皇帝大印封記的文書、馬車，有關部門按舊例供應糧食、奴僕。王鏊在家居十四年，廷臣多次推薦他都不赴任。 世宗即位，遣官員慰問王鏊，王鏊上疏致謝，並呈上「講學」、「親政」兩篇奏章，世宗以嘉許的口氣下詔說知道了。封他的一個兒子為中書舍人。嘉靖三年(1524)，世宗又下詔令有關部門慰問王鏊。沒多久王鏊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追贈太傅，諡號文恪。 王鏊博學善於識別人才，文章雅正，言談議論明晰流暢。晚年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看了說：「王公的文章達到精深的境界，世上的人也很難達到。」王鏊年輕時善於製作科舉時文，後來多次主管鄉試，為一代文章楷模。取士注重經學，文章險峻詭異者一概屏去。因此弘曆、正德年間的文體為之一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