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金史 · 胥鼎傳
胥鼎，字和之，是尚書右丞胥持國的兒子。大定十八年(1188)中進士，當官以後被稱譽，認為他很有才幹，累遷至大理寺丞。承安二年(1197)，胥持國去世，他離職守喪。四年，尚書省起用他任著作郎。皇帝問：「胥鼎原是大家子弟，他的才能怎樣？」宰臣們奏道「：他為人很有才幹。」皇帝說：「著作郎職務清閒，但因現在沒有其他缺任職務，暫時先授給他。」不久，遷為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1206)，胥鼎提出了急速轉送公文的辦法，皇帝聽從了，當時人都覺得很方便。至寧初年(1213)，中都被敵圍困，他由戶部尚書而被拜任參知政事。
貞..元年(1213)十一月，出任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還沒有到任，又改任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胥鼎因為見在京的貧民許多人缺少食物，應當設法拯救，便奏道「：京師中官民如果有能力贍養窮人的，應當根據所贍養的數量升官授職，以示鼓勵嘉獎。」於是確定了臨時賣給官爵的各種條例和規格，例如晉升官職，允許正在服喪的人參預舉試和任職，官監戶可以成為良民之類。得到糧草各有一定數量，救活了許多人。四月，拜為尚書右丞，仍兼知大興府事。五月，宣宗準備南遷，把他留下任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為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代理宣撫使。
三年四月，他進言有關國家利害要事十三項，如積蓄軍用物資、防守黃河、選官審案、挑選將領訓練士卒、鈔法、版籍之類，皇帝頗有採納的。他又進言：「平陽一年間多次受兵，人口散亡，樓櫓修整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倉中沒有兩個月的存糧。夏田已被亂兵踐踏，又不下雨，難以秋種。雖然有一些想恢復舊業的殘餘民眾，也都是老幼之輩，沒有能力耕種，又怎能徵收足夠賦稅？近來聽說北方的劉伯林在野狐嶺聚集兵馬，準備入侵平陽、絳、解、河中各州府，直達河南。作戰日期已近，物資儲積未備，不加快籌備，實在關係到社稷生靈的大事。請求降給空名委任書一千、紫衣的法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充軍需。」皇帝說：「胥鼎所說的很對，有關方面立即如數送給他。」
七月，就任本路宣撫使，兼以前的職務。朝廷準備調用代州守軍五千人，胥鼎上奏說：「嶺外軍隊都已南遷，代州是邊境要塞，正應當增派軍隊防守，如今再減少兵力，一旦敵人到達，怎麼處理？平陽是以代州作為防線的，怎能撤走？」尚書省上奏說應當聽從奏請，皇帝下詔同意。胥鼎又說「：近來聽說朝廷下令讓我清野，我深思我所統領的是河東南路，太原是屬於北路，敵人大兵如來，必定先經北路，所以清野應當先北後南。況且北路莊稼早熟，田野既清，敵軍掠奪不到東西，其勢頭自然停止。不然，南路雖然清野，而糧草貯存在北邊，這是資助敵軍並招他往南來。我已送文書給北路宣撫司了，請再下詔書告諭。」後來，敵軍果然出境，皇帝下詔獎賞並對他說：「卿以文武之才，身負兵民重望，鎮守一方，鞏固邊防，釋朕之憂，誰如卿之用力？望益增忠勤之節，以收緩靜之功，切望用心，將有後寵。」不久因他能設方略以退敵軍，進官一階。
十月，胥鼎上奏說：「我們統領的義軍，都是一向棄本趨末、勇猛兇狠、盜竊亡命之徒，如無訓練和統率官員加以管制，就會結朋聚黨，無所不至。請允許我根據情況能夠任命總領義軍使、副使加以管制，仍按每五千人設一位訓練官，這不單可以防止他們無事生非，使之有所忌憚，並且讓他們武藝精熟，人各為用。」皇帝表示同意。
四年正月，敵軍大兵入侵霍、吉、隰三州，後來又用步騎兵六萬人圍困平陽，強力攻城十多天，胥鼎派兵多次擊退敵人，並上奏說：「臣根據情況需要而設立了賞官制度，預先張貼文告，招回了被脅從的人員七千多人，後繼而來的又有六千多人，都讓他們恢複本業。我私下認為，凡是被俘未歸的，更應多方招降勸誘，已歸來的隨便他選擇居住的地方，給予優待和撫恤，不要讓他們流離失所。」皇帝同意。二月，拜為樞密副使，代理尚書左丞，在平陽設立行省。當時，胥鼎正上表請求退職，皇帝不允許，因而加拜，並派近臣對他說「：卿父子都是朕所深知的，以前你擔任執政時，因為有人進言，所以將河東的事務委任給你，果然能夠盡力以保無事。如今國家多難，不是你又有誰能依靠？你求退容易，但能夠不考慮國家大計嗎？如今特授此任，很快又要秋防，更應全心全意。」
當時規定河南的粟麥不讓販運過河，胥鼎上奏說：「河東多山險之地，平時人力已全用上，可是到夏秋糧食收成時，仍常靠陝西、河南交通販運。何況如今多次遇戰爭，農民越來越少，而且又少雨雪，缺糧嚴重。又解州駐兵很多，存糧只夠一月。我見陝州大陽渡、河東大慶渡口都在攔阻粟麥，不讓運過河來，臣擔心軍民不安，因而產生內亂，希望朝廷聽任他們販運，以解解州的危急。」朝廷聽從了。
他又上奏說：「河東兵亂之餘，疲民稍得恢復，但人丁和耕牛很少，難以耕種，又加乾旱和蝗蟲，而糧餉所需，徵收急迫，貧困無依者都已缺食，富戶有舊藏的也都被盜挖去，絕無倖免者，這種睏乏也已到極點了。有關方面應當請示朝廷降旨安撫，以求安定民心。而潞州帥府派遣官員到遼、沁各郡搜括余粟，並懸布告重賞告發的人，州縣官員害怕帥府，對民眾鞭打枷鎖，各地騷動不安，十分可憐。如今敵軍已退，應當精減多餘兵員，節省費用，招集流亡者，勸他們農耕。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讓渾身創傷的民眾更加遭受苦難，這是敵兵未到而自己先已無力了。請朝廷儘快制止。如果軍費確實缺乏，以恩例勸民交粟封官，不是強於硬搜民糧嗎？」又說：「霍州的回牛、鳳棲嶺各關隘，戍兵將近四千人。如今敵兵退去，農時方緊，我請求只留下少量偵察防守人員，其餘全部送回，有情況時再召回。這樣既休養民力，又省縣官，萬一敵軍來時，也足以抵禦。這是辦一事而獲兩利，臣膽敢申請。」朝廷詔令立即實行。
又進言說：「河東兩路農民越來越少，而士兵越來越多，所以每年軍糧總是苦於接濟不上。我見潞州元帥府雖然設立賣官爵的恩例，但條目很少，未能盡到勸誘的辦法，所以進獻的人沒有幾個。應當增設條目，如同在中都時一樣，仍允許各路宣撫司都能出賣，大約就能多得貯存的糧食，以應救不足。」於是，尚書省另定條例上奏後實行。
又說：「交鈔貴在流通，如今各路所造的不夠所出的，如果不想法收回，將會因缺少而誤事。應當讓行省行部估量民力進行徵收，以補軍用。河中宣撫司也因寶券支出已多，民眾不以為貴重，請查驗民眾貧富情況加以徵收。雖然這樣，陝西如果也同樣徵收，那麼他們那裡原有的就將越來越多流入河東，這樣和不徵收時又有什麼不同？況且河北的寶券不允許在河南流通，因此就愈加流通不暢，將會誤了軍糧需要並且引起事端。」當時，因為河北的寶券被商販們帶到河南使用，導致物價上漲，暫時限定在各路分別使用，由於胥鼎上奏，於是停止限制。
又進言「：近日朝廷命令挑選義軍分為三等，臣即下文書通知各方，而潞州統帥必蘭阿魯帶說『：自從去年初次設置帥府時已經挑選查驗了本軍，除去多餘無用者，現已確定分部，上下相親，所以能夠所向成功。現有的都是經歷血戰的剩餘部分，屢試可用者。況且他們又是父子兄弟，能自相救援，各顧本家，同心協力，不可分離。今如必定要分開，將會因相互交換而互不相識。國家糧草常常擔心接濟不上，怎麼能容易假冒，但本府軍隊不至於如此。何況潞州北面便是異國，經常備戰，事務繁雜，而將他們分別開來，那些居於中下等的都將會挫傷銳氣放鬆戒備而難以使用，我還擔心敵人因而可以測知我軍虛實。況且義軍大都是農民，現已分散各回本地，搶跟農時，奮力耕作。如果召集起來，動則至少十天，農事荒廢而歲收就會失去了。請聽從本府所定，不要輕易變動。』臣十分贊同他的意見。」這時，阿魯帶的奏章也已送到，朝廷便下詔應許了。
又說「：近日偵察得知北國軍隊駐守在同州、耀州，我私下擔心會隔斷我軍東西往來的通道，便委派河中經略使陀滿胡土門帶領軍隊救援，如今北軍即將叩關而入了，臣前些時候曾奏聞朝廷，北兵不僅要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我雖已移送公文給陝州行院和陝西鄰地，都讓他們安排防備，但恐怕未能立即遵從實行，請詔令河南行院統軍司，商定防備之策。」皇帝將奏文送給尚書省，宰臣上奏說：「敵軍已越過關城，只能嚴格督責所派遣的元帥大臣們前往迎擊，並命令胥鼎增派軍隊渡河以牽制敵軍左右。」皇帝同意。不久，胥鼎聽知大兵已越過關塞，便急上奏章說：「臣蒙受國家大恩，位居樞府，凡有戰事，都應自任。今兵入河南，將至畿甸之地，我豈能安守一方，坐視朝廷急難，而不思奮力以稍微減輕陛下之憂。去年頒布聖旨，以前次都城受圍困而四方沒有前往救援為恨事，明令將帥，如京都有警報，立即各領兵救援，如有不來的自有正常處罰辦法。臣已奉詔，先派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渡河前往潼關、陝州，臣將親自率領平陽精兵直達京都，和王師會合。」又奏說「：京師距離平陽有一千五百多里，如果等朝廷命令再計劃入救，必須三十天才能到達，能不失去戰機嗎？臣今已身先士卒，以雙倍的速度日夜兼行了。」皇帝讚賞他的忠誠之心，詔令樞密院督責軍隊接應。
起初，胥鼎因為準備率兵救援京都，上奏請求委任知平陽府事王質代理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代理元帥右監軍，以鎮守河東，皇帝同意了。這時，胥鼎被任命為尚書左丞，兼樞密院副使。當時，敵軍大部隊已越過陝州，從函谷關以西都排列營寨，連綿幾十里。胥鼎擔心敵軍在近期內進逼京城，便將河東南路的懷、孟州的軍隊共一萬五千人，由河中入京救援，又派遙授河中府判官的仆散掃吾出帶領軍隊直進陝西，合力抵禦。他還擔心北兵扼守黃河，傳送檄文到絳、解、吉、隰、孟州經略司，讓他們相互會合軍隊成為夾擊敵軍的態勢，後來，北兵果然從三門峽、集津渡河北去。
胥鼎又上奏說：「自從戰爭以來，河北軍隊潰散，人口逃亡，還有山西、河東的老幼，都遷徙到河南，在各處僑居，失去本業，容易民心動搖。我擔心有關方面亂分彼此，或者強迫遷移，以致不得安居。如今敵軍兵勢日盛，將至京都的畿甸之地，如果敵人引誘這些失去本業的民眾作為嚮導，或者強迫他們攻城，豈不是增強敵方實力。請朝廷派出官員前往安撫慰問，並命令各地方嚴加防範，也許不至於發生事端。」皇帝聽從他的計議，委派監察御史陳規等人充當安撫捕盜的官員，巡察各郡。敵軍回至平陽，胥鼎派兵對戰，敵軍失利而去。
興定元年(1217)正月，皇帝命令胥鼎選派三萬五千名兵士，交給陀滿胡土門統率西征。這時，胥鼎馳奏朝廷，認為不合適，大意說：「自從北兵經過之後，民眾食物不足，兵力不全。如再出兵，不僅運輸辛勞，民眾又將流亡，更加流離失所。如果宋人乘機而動，又將如何對抗？這是關係到國家社稷的大計。如今的勢態，只能防禦南方，西征還不能考慮。」因而停止這次行動。當月，進拜為平章政事，封為莘國公。他又上奏說：「臣近日派遣太原、汾、嵐的官軍準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將情況告訴我，極力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計謀。臣愚昧無知，認為德升所說的是可取的，大膽詳細奏聞朝廷。」皇帝詔令交尚書省商議，言論載於《德升傳》中。三月，胥鼎因為祖父名章，請求不擔任平章政事職務，詔令不從。
朝廷又下詔命令胥鼎領兵攻打宋國，並且讓他不再進言阻止既定的方略。胥鼎已經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然後上書說「：我私懷愚念，不敢緘默，特分條陳述利害奏聞。以前在泰和年間，曾經南征，當時太平日久，百姓富裕，馬蕃軍隊十分精銳，因而是萬全之舉，然而仍很快就言和，以息兵為要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入侵，天下連年騷亂不安，而軍馬的氣勢只有過去的十分之一。至於各種器械之類也多有損壞，民間差役繁重，越來越加疲乏，而天天出動軍隊，遠近動盪，這是未捉獲一個敵人而自己受害者眾多了，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今年西、北兩處軍隊沒有入侵的警報，這並非他們害怕不敢動，想是因為去年剛北歸，暫且休養生息，否則的話就是其他部落相攻，無暇顧及我方。如果聽說王師南征，乘機並至，我方雖有潼關、大河之險，實不足依靠，這樣三面受敵，首尾難以相救，能不留為後悔的原因嗎？這是二不可。凡兵稱雄於天下的，必定兵馬精銳強壯，器械犀利，況且要出其不備然後才能取勝。宋朝自從泰和年間重修舊好以來，練兵積糧，修建營壘，至今十年了。又車駕遷到汴京更加靠近宋國邊境，他們必定朝夕憂慮恐懼，盡力設防。況且聽說王師已從唐、鄧出兵，必定遷移民眾渡江，在各處清野，只留下空城，使我軍一無所得，徒自辛苦耗費，究竟有何益處？這是三不可。宋朝是我國的世仇，近年並非沒有恢復舊疆域、洗刷以前的恥辱的志向，只是畏懼我方威力，不能探知虛實，所以不敢輕舉妄動。如今我軍都是山西、河北無所依靠的流民，或者招回的逃兵，脅從回國，大抵是烏合之眾，一向未經訓練，而立即讓他們作戰，怎能保證必勝？雖然占領宋域，內無儲蓄，又怎樣防守？以未經訓練的烏合之眾，深入敵人境內，進得不到食物，退又無處擄掠，他們必將又逃跑嘯聚山林，成為心腹之患，這是四不可。發兵征討，需靠敵方糧食，這事不能必得。隨軍轉運糧草，又非民力所及，沿邊民眾雖有產業，而賦稅差役十分繁重，已不勝困苦疲乏。又凡是失去家業寓居於河南的，大多數都衣食難以自給。受到貧困的逼迫，盜賊就會產生。如果宋人暗中招募，以厚利引誘，讓他們充當嚮導，待我不備突然入侵，則內有叛民，外有勁敵，就不容易戰勝了，這是五不可。今春耕將近，如進兵不回，必誤農時，因而也耽誤秋天防禦所用物資，這是社稷大計，豈止是疆場上利害而已，這是六不可。愚臣認為只應當挑選一批有才能敢於作戰的將士，分別布署在靠近邊境的州郡，敵人來時就追擊，敵人退卻就努力耕田，以增加儲備。如能做到，士氣越增強，民心越穩固，國家富饒，自然能夠恢復先朝基業，完成中興功績，一個區區宋國何足擔心不能平定。」詔令交付尚書省。宰臣們認為各路軍馬既已前進，無可複議，停止討論。
後來元帥承裔等攻取宋朝的大散關。皇帝對胥鼎說：「所得的大散關，能保就保住，不然就燒毀後回兵。」於是胥鼎上奏說：「臣近日派官員詢問各帥臣，都說從散關到驀關諸關隘，距離很遠，中間堡壘相望，如要分別屯守，沒有萬人不行。而又有恆州、虢縣所屬幾處關隘，宋兵均固守如舊，危急時又必然要分散關的兵力，留下人數少了必定難以支持，而鳳翔、恆、隴也無法接應增援，恐怕會造成兩失。況且近年以來，民力困於不停調動，如今正是春耕農事急迫之時，恐怕妨礙耕種，不如燒毀此關，只屯守邊境上的關隘以張聲勢，如對方來入侵，相互接應增援易於做到。」皇帝同意。
二年四月，胥鼎請求退休，皇帝派近侍之臣對他說「：卿年紀已大，朕非不知，但天下事剛理出頭緒，卿為舊臣，姑且勉力以終其事。」胥鼎因宣宗大多親理一些瑣細的事務，不是帝王的風度，便上奏說「：天下之廣大，萬機之眾多，錢穀之冗重，不是帝王所能兼管的，就應當交給有關部門，天子只操心國家大政，督責成功而已。況且如今多事，怎麼能夠親理小事呢？唯望陛下委派大臣，坐享成功，則恢復舊境為期不遠了。」皇帝看過他的奏章以後心裡不高興，便對宰臣們說：「我唯恐自己怠惰，而胥鼎怎麼會這樣說呢？」術虎高琪奏道「：聖君以宗廟社稷放在心上，效法上天行健的本義，憂慮辛勞政務，日夜不息，這是導致太平必由之路啊，胥鼎說得不對。」皇帝聽了很高興。
三年正月，胥鼎上奏說：「在沿邊的州府官員，原就規定有減少資歷所需的時間，而那些掌管軍隊及防守邊隘的將士，征伐出行，暴露於野外，歷經艱險，應當一律減免，以示鼓勵。」皇帝聽從。二月，又上奏說：「近來規定，凡在軍前立功而後犯罪的人，行省、行院、帥府不能自行殺掉或賞賜。賞賜是由朝廷所出，則恩德有所歸屬，這固然合理。至於部下犯罪，主將不能施行責罰，則下屬將無所畏懼，而命令就難以實行了。」宰臣覺得這事不好辦。皇帝將這事詢問樞密院官，回答說應當聽從胥鼎的意見。於是下詔，從今以後，四品以下官員下面有權自行處置。
當時元帥承裔、移剌粘何討伐宋國，所攻下的城邑大多燒毀搶掠，因此胥鼎上奏說「：承裔等人奉詔宣揚國威，這是所說的『弔民伐罪』啊！如今大軍已攻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是漢中、西蜀的咽喉要地，請傳諭帥臣們，所攻取的城邑暫且不要燒毀搶掠，一定加以安撫。如果能夠讓一郡安然，秋毫無犯，那麼其餘的三十軍，將會不用攻打而城邑自下。如有抵抗王師的，仍應殺戮。」皇帝很贊同他的話，便下詔告訴承裔。胥鼎因年老多次上表請求退休，皇帝對宰臣們說：「胥鼎以年老為由請求退休，我觀察他精力未衰，已經派人前去安慰和勸說。胥鼎曾經舉薦把胡魯，認為強於自己很多，想讓他代替自己。把胡魯固然不錯，但在駕馭人才，處置機要大事，比胥鼎差多了。」不久因為討伐宋國有功，又遷官一品階。
八月，上奏道：「臣奉詔兼任河東節度使，近日晉安帥府下令，百里之內只保留桑棗等果樹，其餘全部砍伐。如今正在秋收，卻下這道命令而影響了農事，既不能防禦敵人而又有害民眾，不是好辦法。況且一旦警報告急，這些砍下來的樹木怎麼能全部運走，能夠不送給敵軍嗎？其他樹木砍掉，而桑棗和房屋上，不都是木頭嗎？這個辦法徒勞而無功。我已下令帥府制止這件事，而左都監完顏閭山卻說是奉旨進行清野，我不知這種做法有什麼好處。」皇帝下詔由胥鼎根據方便加以規劃。當時，大元軍隊大舉入侵陝西，胥鼎多次提出對敵的計策，朝臣們有的加以阻止。皇帝對樞密院的官員們說「：胥鼎的計謀必無失誤，從今以後你們不要再指揮他。」接著他又派人對胥鼎說「：卿專管上方，凡事可以根據方便規劃計謀，又何必一一報朝廷同意，只能耽誤時間。」
四年，進封為溫國公，退休。皇帝下詔對他說：「卿屢次請求退職，朕當初沒有答應，是準備等候局勢安定以後，仍能為朕所用。如今聽從您的請求，仍可來居住到京城，如果有大事可以就近向您詢問處置辦法。」五年三月，皇帝派近臣對胥鼎和左丞賈益謙說「：從去年冬天到現在，雨雪特別少，民心不安，軍用可能有所欠缺，為害嚴重。卿等都是名臣故老，如今應當如何處置？想召到尚書省商議，又怕和現任宰相們意見不同，不便當面駁回，所以就讓人到府第中詢問，請將全部想法加以陳述，不要有所隱瞞。」元光元年(1222)五月，皇帝對宰相說：「前平章政事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都是退休的老臣，熟悉國家大事，應當邀請他們到尚書省一起商議大事。」並分別派遣侍從官員向四人傳達皇帝的旨意。
六月，晉陽公郭文振上奏說：「河朔連年受到兵燹，過去都是秋來春去，如今已到盛暑天氣還沒有回兵，況且這次不一味殘殺民眾，還任憑民眾耕種，其意圖難以猜測。樞密院常常大下文書讓我會合府兵進戰，可是公府雖號稱分封於一方，力量實際很單薄，況且不能相互統率，各地正無暇自保，朝廷如果不立即派兵救援，我擔心人心會認為準備拋棄河北，這實在很不應該。我見前平章政事胥鼎，兼有將相之才，威望極高，過去在河東行省，人人樂為所用。如今雖已退休，精力未衰，請交給重兵，讓他總管公府，同力作戰，這樣人人都會響應，容易收復失地，望陛下考慮。」
第二年，宣宗去世，哀宗即位。正大二年(1225)，重新起用胥鼎，拜為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在衛州設立尚書行省。胥鼎以體衰有病為由辭職，皇帝對他說：「您以前在河東，為朝廷所倚重。如今河朔各州府多歸附敵人，需要您前去謀劃。您是先朝大臣，一定會辦好這件事，大河以北，都由您節制。」胥鼎便帶病前往，前來歸降的人很多。胥鼎病重得難以自制，又向朝廷提出原來的請求，朝廷下優詔不允許。三年，又上奏章告老，並且舉薦朝中賢臣熟悉軍政大事的人代替。皇帝下詔回答說：「卿前往河東時，河東殘破孤危，已近不保，而您一到便安定了。當卿移去鎮守，敵軍就不再入侵，何必過於謙虛？況且君臣本為一體，朕對待臣下豈有不同？說見外的話也就過分了。況且其餘人的才力怎能和卿相比。卿年歲已高，長期在外辛勞，朕豈會不知，但國家百年來積累的基業，河朔億萬民眾的生命，卿應當勉力規劃宏圖，同成大事。」胥鼎奉詔，心中惶惶不安，不敢再告退。當年七月去世。
胥鼎精於吏事，為人有度量，為政貴於安定，所在之處，無論賢者或是不肖之徒，都感到高興。南渡以來，以書生而獨鎮一方的，只有胥鼎一人而已。